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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研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阐述，浅谈了教学改革思路和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改革应在哪些方面进行课程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法，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课程体系；改革；成绩考核。
1教学研究的意义
有利于提高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水平与质量
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由于学时有限，不能将所有的专业类实验都在实验课教学中体现，特别是在专业基础课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在课程实验、实践教学中，如何选择教学内容，剩余的还较重要的实验内容如何安排？以及实验类型如何确定，这关系到学生知识面的拓展及学生毕业后能快速适应社会的问题；学生能力的发挥问题等。建立应用型本科实验、实践教学体系，有利于改善目前应用型本科实验、实践教学状态，以提高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水平与质量。
有利于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应用型、创新型高级人才的能力培养，是在理论教学与实验、实践教学交叉渗透中，在课堂、实验室、实践实习基地、工厂等一个广义的“教室”中，在专业老师、实验和实践指导老师、师傅、经理、职员、官员、市民、工人等一批广义的“教师”共同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实验、实践教学的功能就是培养学生的“五种能力”。混乱无序的实验、实践教学是根本无法实现对学生“五种能力”的培养。应用型本科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将规范实验、实践教学，使实验、实践教学在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助于彰显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是基于其对应用型高级人才的培养。办学定位决定了其办学的基本特色。实验、实践教学就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实现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功能的主要组成部分。构建实验、实践教学体系，使应用型本科实验、实践教学规范化，使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有了机制保障，从而培养出更多的、合格的应用型、创新型高级人才，进而极大地彰显了学校的应用型特色。
2研究的主要思路
构建应用型本科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研究的指导思想
A、以构建实验、实践教学整体体系为纲领，以实践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为主题,以实践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为切入点,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B、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以学生的目的需要、能力拓展、知识结构为中心开展实验、实践教学，构建符合实际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C、坚持高起点、有突破,体现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实现学科专业特色、地域特色和应用型特色。
构建应用型本科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研究的基本原则
A.目标性原则。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要紧紧围绕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进行。应用型高校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这是构建科学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的出发点，也是评价实践教学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依据。B.系统化原则。遵循教育规律和认识规律，结合专业特点，按照组成实践教学活动的各环节的地位、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互相衔接，彼此连续的实践体系。C.一体化原则。不仅要做到实验、实践教学活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还要从人才的全面素质和能力发展的要求出发，注意教学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强化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注意实验、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相互支撑和互相渗透，与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相适应，使实践教学体系既相对独立，同时与理论教学相得益彰。构建试验、实践教学体系还需在培养方案中规范实验、实践教学的内容、形式，制定出相应的考核标准和要求，目标体系要落实到每个课程和教师，落实到专业培养计划、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师的岗位职责之中。
3解决的主要问题
解决“四个突出”问题
一是解决在实验、实践教学中如何突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问题，使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二是解决在实验、实践教学中如何突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问题，为学生构建创新环境、提供创新条件、引导创新思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三是在实验、实践教学中如何突出交流能力培养问题；四是解决在实验、实践教学中如何突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问题。
解决四个教学模块问题
本科四年的实验、实践教学分别由多个教学单元或教学模块组成。解决好各个模块，特别是重点模块的问题，是实现实验、实践教学任务、目标的关键———通过应用型本科实验、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建立起基本实验教学模块、开放实验教学模块、校内实践教学模块、校外工程教学模块新的教学体系，为每个模块设定科学的任务、目标和要素。
搭建“平台”
学生各种技能的培养，必须依赖一定物质条件和设施基础。实验、实践教学应具备什么样的教学条件是与教学目标、任务密切相关的，是应该经过科学论证、考量的———通过应用型本科实验、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解决好技能培训基地的建立，重点搭建起低年级的基本技能训练平台。
解决好实验、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交叉渗透问题
理论教学是实验、实践教学的基础，实验、实践教学是理论教学的深化。实验、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不能割裂、脱节，应有机结合与交叉渗透———通过应用型本科实验、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解决好实验、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有机结合与交叉渗透的基本要素问题。
解决好“五化”问题
一是解决好实验、实践教学内容的深层化、特色化问题，改变目前教学内容走过程和一般化现象；二是解决好施教的个性化问题，改变目前的脱离对象和千篇一律现象；三是解决好实验、实践教学管理体系的规范化问题，改变目前管理无序和混乱现象；四是解决好实验、实践教学设施、装备的现代化问题，改变目前设施、装备老化和落后现象；五是解决好实验、实践教学手段的信息化问题，改变目前教学手段单一现象。
解决好“大实践”教学观问题
应用型本科高校如何看待和实施实验、实践教学呢？对此认识和共识度并不高，需要建立“大实践”教学观。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科学的实验、实践教学质量观，建立“以人为本”和学生个性化发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合于应用型、创新型、技能型高级人才培养的实验、实践教学观念。把四年的实验、实践教学，校内、校外的实验、实践教学，实验、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当作一个整体；把各个实验、实践教学模块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把对实验、实践教学的投入看作对教学的重点投入一样重视；把实验、实践教学当作课程教学体系的重要部分来实施。总之，从社会的需求认识出发，通过调研，构建实验实践体系，并贯穿于整个四年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各课程的实验、实践内容的安排及有机配合，在学时有限的情况下，各门课程开展开放性实验题目，规范实验室操作规程和管理；结合各类实习，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消化理论知识，并将实验、实践教学有机相结合；将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与社会、市场相结合，达到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的目的，使学生能迅速上岗，独立工作，特别是在毕业设计工作中,选题起点结合实际，内容要求涉及专业主线，设计类与论文类分配合理，满足本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科学思维方法论论文如下：
一、调整教材的编排体系 突出知识专题的讲练。
教学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是由教材、教师、学生三元素组成的。其中，教材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蓝本，它限定了知识的范围，控制了教学的标高，是教学大纲的具体体现。
实践证明，脱离教材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但教师完全照本宣科，即使学生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也无法适应培育人才的需要。因此，教师的重要作用是吃透教材的知识结构，合理地组编知识专题进行教学。
1、按知识的有序性调整章节顺序。
2、按知识的网络性组编知识专题。
二、根据学生的认识规律 加强思维能力的培养。
思维是人们获得理性知识的主要心理过程，是化学能力结构的核心。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化学材料，使学生在感性认识中形成感觉、知觉和观念，进而通过理性认识形成概念、定律和学说，这些都离不开科学思维的培养和锻炼。如何结合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识规律，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呢？
1、克服思维定势，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2、通过一题多变，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
三、挖掘知识的内在规律 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
化学知识的特点是“多、乱、杂”。难学、难记，学生视为“第二门外语”。为了消除学生的这一心理障碍，我们应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帮助学生整理归纳，力求使抽象知识具体化；微观知识宏观化；零乱知识条理化。使之循序渐进，强化掌握。
科学思维方法论论文内容解释：
科学方法论是“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简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体现，又对各门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的概括和总结。它所涉及到的观察、实验、测定、数据处理、分类、提出假说、验证假说、得出结论等步骤，正体现了化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
所以，科学方法论正确认识化学知识的重要理论依据，又培养解决化学问题能力的基本途径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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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写成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同年发表短篇小说《人·兽·鬼》。抗战及解放以后，先后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主要进行翻译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版了《宋诗选注》《旧闻四篇》《七缀集》以及《管锥编》等学术著作。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编辑本段【主题象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锺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锺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锺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但钱锺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锺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编辑本段【内容提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2006年 ISBN：702002475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袴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民，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后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节选自郭志刚《谈钱钟书的〈围城〉》，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编辑本段【文化批判】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锺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锺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第324页）。 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深省的画面：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第353页） 还有全书结尾处那只著名的祖传老钟，方鸿渐的爸爸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宝贝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的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第359页） 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锺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编辑本段【人物形象】 在写《人·兽·鬼》的时候，钱锺书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着迷于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廖廖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方鸿渐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无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钱锺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编辑本段【犀利讽刺】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锺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锺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锺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锺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围城》的心理描写艺术 钱钟书的作品具有机智隽永的特点，尤其是长篇讽刺性小说《围城》妙语连珠，妙趣横生，人物刻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处处显示出学者的渊博和才情，颇具辛辣痛快和睿智幽默的风格，后被译成多种外文。 《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它是一部以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空虚、虚伪、灰暗的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书名《围城》取自法国的一句古语："Fortresse assiegee"。其含义是：爱情、婚姻或某一种人生，好像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在作品中，作者借人物之口点出了这部小说的含义： 他引了一句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围城”实际是象征性地指出，在巨大历史变革中，某些人们徘徊在人生之路，彷徨、茫然不能自主的苦闷处境，使人感到“人生万事，都有‘围城’之感，”书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就深深陷入这“被围困的城堡”之中。 人生处处有“围城” 《围城》的主要成就，在于描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生动群像，深刻剖析了他们空虚、卑琐的灵魂。这些，首先见之于对主人公方鸿渐生活遭际与人性的弱点的描述。方鸿渐出身于败落的绅士家庭，长期的封建家庭影响，形成了他气量狭小、软弱屈从的性格，家庭为他包办订了婚，但未婚妻夭折，他出于对岳父的怜悯、写信慰问，得到岳父的欢心，岳父便出巨资送他到欧洲留学。他在大学本是学中文的，却偏要出洋“深造”，此事未免滑稽，可在殖民化的旧中国却不失为时髦之举。在欧洲，他在四年间换过三个大学，兴趣虽广，却学无专长。他原本瞧不起留洋镀金的博士招牌。但迫于父亲和岳父的压力，不得不在回国前买了一张博士的假文凭，寄回去搪塞，不料，身为上海某银行经理的岳父立即将他的“博士照”登报，大肆吹嘘。这些文字看来是写主人公的经历和个性弱点，落笔却都巧妙地针砭了崇洋媚外、好尚虚荣的社会风习。当时，国内正是全民奋起抗日之时，然而，方鸿渐却陷入黑暗的“围城”，成为“情场”和“名利场”上的角逐者。 在“情场”和“名利场”的角逐中，方鸿渐屡次失败。若把结婚恋爱比作“围城”，那么方鸿渐就是陷入这座“围城”里最久的困兵。作品中写到他先后和四个女人发生过恋爱、婚姻关系，他曾冲进了“围城”，但终又逃了出来。一是和妖冶同流的鲍小姐鬼混过，最后才明白上当了；二是和谙于情场斗法的文学博士苏小姐的恋爱，结果被她害得身败名裂；三是遭到情场“后起之秀”唐小姐的拒绝；四是和三闾大学英语助教孙柔嘉的结婚，但孙柔嘉并非他真正的意中人，这位外表腼腆、稚弱的女子，内心却有主见，并且秉承了中国旧家庭中妇女传统的多疑善妒的品性。因此，伴随着这桩婚事而来的便是无穷无尽的争吵，使他陷入痛苦的“围城”。在“情场”、“名利场”的追逐中，他始终不能从“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中解脱出来，因而，在人生道路上，他只是个人茫然地冲撞。 方鸿渐固然不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但比起那些思想极端**、灵魂无比卑鄙的“两足动物”来，他还不失为一个正直、有爱国进取心的青年。他还有点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他鄙薄过“西方文明”；还拒绝过官僚小姐苏文纨的庸俗爱情；出于爱国心，他宁可失业，愤然离开被敌伪收买了的“新闻社”；他耻于去做“资本家走狗的走狗”，但他却到处碰壁，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在家庭中难以存身。真所谓人生处处有“围城”，归国轮船的舱房是“围城”，上海孤岛是“围城”，内地大学是“围城”，婚姻家庭也是“围城”，因而，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受倾轧后如此说：“我还记得那一些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当他在小家庭中受气之后，又如此想：“正像他去年懊悔到内地，他现在懊悔听了柔嘉的话回上海。在小乡镇，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城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围城”一词，包含着作家浓郁的人生忧患意识，它象征着一个难以解开的阿芬克斯之谜，一个充满期待与懊悔、寻找与失落的悲喜人生连环结。方鸿渐的悲剧不仅在于隐入了爱情的伴侣情敌关系、家庭的夫妇亲友关系、学校的派系关系的“围城”中不能自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勾心斗角的倾轧角逐中，无益地耗尽了可贵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 卑劣的灵魂 《围城》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表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生领域，这个领域还从来没有被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们深入开掘过。作者借这个领域里人物命运的描写，淋漓尽至地揭露了造成这类人物命运的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作者在《序》中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 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可以说是全书内容和创作基调的提要，同时也表示着作者的严正的创作态度。还是看看作者是怎样以卓越的艺术才能为那些“无 毛两足动物”画像的吧！打开书，我们很快进入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分子世界，通过作者对那些极富有个性特征的心理和形体的刻画，确实会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儒林外史》中的人物。这是在20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壤上孳生起来的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力小人；也有苏文纨、范懿那样虽然混迹学界，却以情场上施展手段，争强斗狠为己任的大家闺秀……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作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最漂亮的旗帜，将其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为了生存竞争，必须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无怪乎作者要把这些人称为“无 毛两足动物”了。自然，他们之中也有没有耗尽人间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点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者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者像赵辛楣，终究有一技之长，或者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个乌烟瘴气的社会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围城》的确是一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新的“儒林外史”。它对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作者艺术地概括了20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一代欧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 杰出的讽刺艺术 面对畸形的世态和人事，作者不能隐忍他的鄙夷和憎恶，小说通篇充满着忧世的讽刺和深沉的感伤之情。但他的讽刺基于对社会洞幽烛微的精细观察和渊博的学识根柢，故显得从容自如而又充满睿智，可称之为机智幽默型的讽刺。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类而言，作者的幽默讽刺犹如一柄藏而不露的利刃，常会在笑语盈盈中脱颖而出；面对灰色平庸的灵魂，又犹如犀利灵活的手术刀，精于切开痈疽、剔析肌理；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作者也往往在行文中随笔勾连，顺手一击——或在描绘人物经历、个性时插入现实生活中的片断画面，展示旧中国畸形世态，或在写人状物时借题发挥，类似杂文式的笔法针砭时弊，或通过人物间的“扯淡”议论时政，引出对现实政-治的讽刺嘲弄。比如作者写褚慎明这一崇洋症患者和不学无术的时，就运用了辛辣的讽刺手法。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后，嫌“家宝”这名不合哲学家身份，以“慎思明辨”之意改为慎明，他本不学无术，却又自恃高明，他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毕业，是靠“翻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然后给他们写信，在信中，把哲学杂志书评栏里赞美他们的话，改头换面为自己的意见，吹捧他们，以取回信。有的哲学家，还寄书给他。这样，褚慎明居然靠着三四十封这类回信，“吓倒了无数人”。有位阔官僚甚至要“花一万金送他出洋”。“他最恨女人、眼睛近视得厉害而从来不肯配眼镜，因为怕看清楚了女人的脸”，他出洋时，为方便起见，不得不戴眼镜，对女人的态度逐渐改变。褚慎明心里装满女人，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aposteriori（注，拉丁语，从后果推测前因）那个名词会联想到posterior（注，英国，臀部），看见×记号会联想到kiss（英国，接吻）。作者用冷嘲热讽的笔法，剥下了这个哲学家堂皇华衮下的可鄙、可恨又可悲的灵魂和气质；写出了他在故作高贵中的浅陋，貌似风雅中的粗鄙愚蠢、道貌岸然和贪婪无耻、虚伪下流，一本正经的庸俗无聊和深入骨髓的卑鄙自私。另外，通过对话、细节等描写，尤其是写褚慎明在对话中，大量地将西方文字在汉语中的强行编码，生动地体现了殖民文化心理的奴性特征。 微妙细腻的心理描写 唐说：“我以为《围城》最大的成功是他的心理描写，钱钟书的主要风格也建立在这上面。”作者紧紧抓住对旧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劣根性进行剖析，从人物之间的关系中，从他们对待事情的态度上，从他们的语言、行动中，去捕捉他们的心绪、心态所构成的心理冲突，进行微妙的心理描写。但作者在描写人物心理时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心理描写手法。比如，其一是心态描写。这是一种直接对准人物心理进行剖析的描写方法。其中最大的一个“窍门”，就是作者钻进笔下人物心灵的深处，借助于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斗争。比如“唐小姐跟苏小姐的来往比从前减少了。可是方鸿渐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还不得不常向苏家走动。苏小姐只等他正式求爱，心里怪他太浮太慢。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并不爱，他恨自己的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苏文纨这个洋博士，一心追求方鸿渐，但方鸿渐此时已暗暗地恋上了唐小姐，但是他碍于面子，性格犹豫，欲说还休，不愿先捅破这层窗户纸，表明自己的态度。而苏小姐呢，正热昏了头，情意缱绻，深陷其中，乐以忘忧，做着美梦，想入非非呢！所以，两个人各有所思，各有所想，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因此，这里的心态描写，就见出了方鸿渐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和充满了矛盾的心理活动，也见出了苏小姐矜持自负，洋洋自得的心理。 其二言传心声。“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清·李渔《闲情偶寄》）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说什么样的话。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很多地方是借助对人物的语言描写来实现的。比如，苏小姐在方鸿渐面前说赵辛楣“三天两天写信给我，信上的话我也不必说，可是每封信都说他失眠，看了讨厌！谁叫他失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医生！”试想，在情人面前说另一个男人给自己写信，并假装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不是装乖卖傻，这是什么。我们透过苏小姐这似嗔实喜的语言表白，可以想见到她此时情场得意、沾沾自喜的心态。 其三是借形写神。人物的心理变化，随时表现在人物的外形上、表情上，正如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所说：“一个人有时生气，有时专心，有时好奇，有时爱，有时恨，有时蔑视，有时高傲，有时叹赏；他心灵的每个活动都表现在他的脸上，既清楚又明显。”（《画论》）因此，钱钟书在很多地方都是抓住人物瞬息万变的心理活动，借助对人物肖像的描写来达到其写心的目的。比如，“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弹’，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大眼珠险的突破眼眶”，就刻画了一个一向“最恨女人”，对雌雄最有研究的褚大哲学家此时见到楚楚动人的苏文纨时的卑鄙肮脏龌龊的心理，剥下了这个大哲学家的伪装，露出了丑恶的原形。由此看来，钱钟书探索人物心灵奥秘的手段并非独创，但他特别讲究一个“妙”字，正是这个“妙”字，才形成了这部小说在心理描写方面的独特风格。 谈边城的心理描写艺术谈起沈从文，必谈他的《边城》。 《边城》描述的是在三省交界的边城有两个兄弟同时爱上了一个摆渡船的孤孙女翠翠，但翠翠心中只爱二老傩送，父母却为大老天保先提了亲，兄弟俩决定以为翠翠唱歌来决定胜负，大老自知会输给弟弟，便出走了，在途中失事去世了。弟弟进退两难，也离家出走，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惆怅与期待中守着渡口。作品展现了淳朴的民风，表达了对人性美的呼唤。《边城》这部作品中，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个突出的特点——多用心理描写。作品中心理描写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人物的内心独白、自言自语、梦境等形式，也有景物烘托、话外音等形式，深入人物内心深处，使读者如同立于人物的内心之中，亲身接触人物周身环境之感，读来内心不觉随书中人物的心绪而跌宕起伏，神奇而美妙，亲切而自然。 沈从文曾经说：“我是天生就有一种理解女子的心。”我不禁感慨，沈从文是个男的，怎么能够把女孩子的心理刻画得如此细腻真切？小说中，作者在翠翠身上花的笔墨是最多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采用心理描写的形式，为读者展示一个天真乖巧、纯洁美丽的少女形象。这位少女的最大特点是自然、淳朴、天真、活泼。边城一个饱含自然气息的青春少女形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如“……（翠翠）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多么自然，多么活泼可爱的一位乡村少女！这一心理描写，立刻使我们勾勒出一位健康而又水灵灵的女孩子形象来。翠翠时不时地唱起歌来“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你大仙，你大神，眼睛看看我们这里人！……”还时不时自己冒出个问题来，如“‘白鸡关真出老虎吗？’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白鸡关”等等，有许多关于翠翠日常中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天真活泼的东西。这正是一位处于发育成长中的少女的心态。成天生活在绿树环绕的清幽的小山边，吃的是野菜，采的是野花，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非常淳朴，清新，稚嫩的心灵一尘不染。见到人家团总女儿戴着闪闪发光的银手镯“心中有点儿歆羡……望着这一行人中那个女孩身后发痴”。爱幻想，爱联想。思想容易随着事儿飞，静静发呆而不知所措。小说紧扣十五岁的山村女孩的心理特点，逼真地描绘出她特有的心态。 《边城》中还有许多出都写到了翠翠在初涉爱情是的矜持、害羞而又怦然心动的细微心理。在去看龙舟竞渡时，一听到说起“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翠翠的脸开始发烧，在想到“谁是激动二老的黄花姑娘”时，翠翠心中不免有点儿乱，而这种“乱”在面对二老的问话时让她腼腆不安，她的脸还发着烧不便做声，心中却还想着碾坊陪嫁的事，于是不自觉地有了点烦恼、忧愁，又似乎有了点快乐，同时却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这种爱情心理是十分含蓄而矛盾的。然而后来第一个来他家提亲的确实老大天保：“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翠翠的惊愕和极度失望、掩饰的心理过程，在看似随意的动作中暴露无遗。之后，“翠翠不做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可是见了祖父眼中的一汪泪，她又惊又怕，“心中乱乱的，想赶去却不赶去”。翠翠的心意，祖父自然无法理解，连翠翠自己也觉得不明白。但正是这乱乱的心绪，反应了翠翠内心对于祖父的愧疚感、无人解怀的顾忌感以及梦中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感，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一个青春少女躁动不安的心理。 在表现爷爷这个形象时，也多采用心理描写的方法。“那青年（大老）走后，祖父温习着那些出与一个男子口中的真话，实在又愁又喜。翠翠若应交把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当真交把了他，翠翠是不是愿意？” 爷孙俩相依为命度过了十多个年头，年老的对孤独的孙女的疼爱至深至诚。憨厚老实的爷爷不贪图在翠翠的未来中得到一点什么享受，只希望孙女有个好着落，自己方可安心离去。这是多么淳朴的人性之美！ 《边城》为读者展现的是翠翠的形体美、灵魂美、人情美，爷爷淳朴的人性美，天保、傩送兄弟俩在爱情纠葛中的心灵美，宛如一幅人性的风俗画，充满了爱。
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它是一部以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空虚、虚伪、灰暗的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书名《围城》取自法国的一句古语："Fortresse assiegee"。其含义是：爱情、婚姻或某一种人生，好像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在作品中，作者借人物之口点出了这部小说的含义： 他引了一句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围城”实际是象征性地指出，在巨大历史变革中，某些人们徘徊在人生之路，彷徨、茫然不能自主的苦闷处境，使人感到“人生万事，都有‘围城’之感，”书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就深深陷入这“被围困的城堡”之中。 《边城》为读者展现的是翠翠的形体美、灵魂美、人情美，爷爷淳朴的人性美，天保、傩送兄弟俩在爱情纠葛中的心灵美，宛如一幅人性的风俗画，充满了爱。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出现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论城市规划
摘要：在当今世界，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城市的发展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并在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合作协作的催化作用下，各种经济迅速发展，从而带动了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可以看出，做好城市的规划对发展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城市规划园林景观生态环境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the city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region. The city is like a giant magnet, attracting a variety of factors 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landscap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起源的原因和时间及其作用，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城市的出现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飞跃。
一、城市规划的任务
我国城市规划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针、经济技术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计划、区域规划，以及城市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和建设条件，布置城市体系;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布局;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城市土地;综合部署城市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各项建设，保证城市有秩序地、协调地发展，使城市的发展建设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各国城市规划的共同和基本任务：通过空间发展的合理组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有序地配置城市空间资源;通过空间资源配置，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保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各种引导机制和控制规则，确保各项建设活动与城市发展目标相一致;通过信息提供，促进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有序和健康的运作。
二、城市规划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是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演变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居住环境进行规划安排的过程。在中国陕西省临潼县城北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姜寨遗址，我们的先人就在村寨选址、土地利用、建筑布局和朝向安排、公共空间的开辟以及防御设施的营建等方面运用原始的技术条件，巧妙经营，建成了适合于当时社会结构的居住环境。可以认为，这是居住环境规划的萌芽。要实行规划区范围内全覆盖规划，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重点突出中心城区职能、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合理确定和强化各组团产业依托，切实改善城镇生产、生活环境，推进村屯用地结构性调整。规划期内，逐步实现退宅还耕、退宅还林，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心村、城镇集中;逐步缩小城镇与中心城区的差距，促进小城镇由数量型向质量性转变;逐步发展壮大组团，与中心城区形成联系紧密、资源互补的城市空间。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共生的城市发展格局。突出社会公益设施建设，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健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立合理的级配体系;发挥公共投资导向性作用，促进规划区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省会服务职能，加强现有城市中心的商业、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职能;努力促进以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南部新中心的形成;结合市级文化、会展、体育等专项服务中心的设置，带动分区级中心形成与发展;以建设文化名城为目标，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繁荣兴旺，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全面提高社会文化生活质量。
三、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城市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盲目争建国际化大都市;盲目争建中心商务区;盲目追求高层建筑;盲目建设大量城市雕塑等，以上盲目的做法其实是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成熟的表现。明确城区发展方向，促进分区发展，为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城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发展，在开展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城区、开发区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进一步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使用清洁能源的比重，发展集中供热，加强对汽车尾气的治理，综合整治大气污染。加快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大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要保护好已有植被和各组团之间生态防护绿化带，进一步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要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四、城市景观规划的具体做法
城市景观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所以，城市景观规划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和计划。要有选择，有目地，有侧重点的进行建设。具体的做法有以下几点：
1、确定景观的活跃元素
在分析了景观的基础上，寻找此景观的特色，最具历史意义的景观风貌，作为此景观的主角。这也是创造文明城市的根本所在。
2、划分特色景观区
要根据城市景观的特色和地理位置的功能进行建设，并渐渐的强化它的特色，从而继承和发扬城市的历史文化。
3、组织轴线景观
这要通过城市的主要干道来决定。
4、控制景观视廓
景观视廓就是为了使各个景观处于通透的状态，在各个方向都能欣赏到，而建立起来的景观走廊。
5、勾勒城市天际线
城市天际线是指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物等形成的轮廓线。天际线轮廓应和景观视廓相配合，相协调。
五、城市景观要素
城市景观要素包括人工景观要素和自然景观要素。其中人工景观要素包括广场、建筑物、集贸市场、园林绿化、艺术小品、文化遗址。那么，自然景观有，大小山丘，石头、湖泊、海洋、古木名树。这些景观为文明城市做了重要的贡献，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陶冶了人们的情操。
六、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关系
要处理好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的辩证关系。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和市容环境卫生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影响城市发展为代价，避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使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人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保持人与自然相互协调，既是当代人类的共同责任，也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
七、结语
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城市规划成了社会的追求。城市研究任务艰巨而纷繁，这也说明它丰富的活力。城市永远在发展，城市问题也总是相伴而生，但人类必将更为自觉地运用广泛的知识与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发展城市环境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规划工作从最初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起，最终要落实到物质建设上，形成供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形体环境。
城市规划是建筑和园林建设的前提，并为所需的空间准备条件，城市规划研究的进展也为建筑学和园林学的开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规划师与建筑师、园林设计师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三学科的有机结合和协同创造，势必将形体环境的建设推向更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
陈易《自然之韵――生态居住社区设计》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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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摘要：我国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发展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是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加强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个性鲜明的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关键词：内陆边疆；城市化；边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但由于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较大，加之改革开放后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超常发展。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了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发展格局，并出现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态。相比之下，内陆边疆省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无论在城市规模和功能上，还是在城市效应及布局上，都还需要极大地提升和加强。一、内陆边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现状及成因分析所谓内陆边疆是指既有法定国界，又有直接国土相邻的国家，且位居国界线内侧并包括一定内腹地的经济社会区域。我国的内陆边疆地区是特指我国沿边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这9省区在地缘上同俄、哈、吉、塔、蒙、朝、越、老、缅、印、不、锡、尼、巴、阿15个国家国土直接相邻。辽宁和广西因兼有陆地边境和海岸线，又属于东部地区，故不在此文研究范围内。1.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现状从经济状况来看，根据1999年统计数据，7个边疆省区的固定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外资投资额占全国外资总额的。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2003年开始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行动，但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总量与结构来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状况是经济总量较小，国有企业比重偏大，非国有企业比重偏小，合资及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三次产业的比重除西藏以外，基本上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并以传统工业为主体，同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较，这些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第二产业中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较低。从城市发展状况看，该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有吉林、黑龙江和内蒙。这其中主要是农垦、林区、矿区人口比重大等原因及“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导致城镇人口增加。从城市数量和规模看，见下表：从表中可见，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2个，城市稀缺，大中城市过少。与沿海地区相比，小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过小。这种大、中城市过少，城镇布局松散、规模过小的状况，使得城市的聚集效益低，对经济的拉动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得不到有效的积聚和合理流动。2.影响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近代工业大多产生在东部地区。解放以后，由于历史、国际国内政治态势的种种原因，人们总是把边疆等同“边境”、“边防”、“国防线”，其着眼点仅仅是它的政治方面，强调“屯垦戍边”、“巩固边防”、“保卫边疆”等政治的和军事的地位，而把经济价值放在极其次要的位置。加之地处边缘、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缓滞等客观因素，就使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陷于落后境地。从政策上看，解放后，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布局的考虑，力图改变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更由于战备的需要，加强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形成了一批内陆工业基地，如“一五”期间的156项工程和694个项目中，在甘肃就有16个。在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东北有50个。然而，由于这种倾斜投资大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项目，缺乏辐射力以致未能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其吸收就业和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功能较弱，以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的功能差距一直没有消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依靠特殊政策和率先改革的优越条件加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相对落后了。从所有制结构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经济，而东部地区历史上本来就是具有较好的乡镇企业基础，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又为这一地区引进外资和港澳台资金，以及建立三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边疆省区的经济主要是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较低，没有出现东部地区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增长局面，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对这两个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把握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规律。长江三角洲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10，特大城市有上海、南京和广州，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25个。从整体而言，该地区城市密度大，大中小城镇分布比较合理，彼此形成了密切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联系，呈现城市带的雏形，空间布局上已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城镇主群。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实现了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转化。另一方面，就是大城市的拉动作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正在构造上海国际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大部分都市面貌，而把传统产业、传统产品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形成物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交流的互补、互利、互动的统一市场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成为城市工业的配套与补缺，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并为中小城镇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身的力量筹集资金，与大中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辐射相结合，促进城市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城市在人口素质、技术开发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强，其城市化运行机制属于内发式。另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5个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和沪、浙、苏三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已初步形成，从而该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入快车道。改革开放前，珠江三角洲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城市化水平很低，发展速度也很慢。1978年，珠三角只有5个城市和32个建制镇，城镇密度很低，每万平方公里只有9个城镇。目前，该地区城镇体系包括特大城市广州、大城市深圳、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18个，以及建制镇401个。城镇星罗棋布，密度达到100个/万平方公里，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公里，有些城镇的建成区已连成一片。该区面积占珠三角的总面积不到1/3，但却集中了珠三角一半以上的总人口和3/4的城市人口，以及超过3/4的GDP。与长江三角洲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不是来自区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扩散，而是由大量外资快速推动。这些流入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者由于成本因素区位选择倾向于小城镇，不仅有效推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而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联度大大提高，市镇之间通过地理毗邻、产业关联等一系列因素而形成都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5%左右迅速下降到30%左右，不仅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全部吸收，而且还吸纳了2 000万外地劳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外资主导型区域非农化过程中，珠江三角洲这种自下而上的、以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港澳台及外资推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三、边疆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可行道路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而言就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要素在一定的空间聚集以形成规模效应，而城市就是这一重要的载体。城市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财富生产效应。众所周知，21世纪的经济集中表现为城市经济，经济竞争集中表现为城市竞争。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等方面的发展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说，边疆地区的落后就是城市经济的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就成为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首先，以培育优势产业带动区域中心城市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区域内总有一二个增长极的超常规发展，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如深圳、珠海的迅速发展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带动效应；上海浦东的崛起对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带动效应；厦门对闽南三角洲的带动效应。我国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交通不便，城镇化水平低，缺乏具有辐射能力的产业和中心城市。根据区域经济理论，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发展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也就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动的关系。因此，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沿着中心地与外围地的发展逻辑，以现有的中心城市为发展极，培育支柱产业，重点投入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如何吸引这些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呢?一是借助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机会，采取跟进策略，向发达地区让出来的产业扩展。边疆地区有资源、人力、市场、工资成本低等优势，而东部沿海一带有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目前正在寻找出路，让出原来的主导产业，向更高的主导产业转移。要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合作，发挥资源、技术、工业基础等综合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使边疆地区在东南沿海地区目前的水平上起步。二是利用边疆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发展与邻国的互补经济。边疆地区不可能“克隆”东部地区已走过的发展之路，如广东的外向型加工业；苏南的与城市大工业协作配套的产业；温州模式等城市发展道路。边疆地区只能因地制宜地对外开放，而与邻国发展互补贸易是当前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北部边疆地区包括黑、吉、内蒙，面对的是俄罗斯远东、蒙古共和国及朝鲜，因其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重点应建设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及加工工业基地。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发经贸往来；西南边疆地区包括西藏、云南，面对的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特别是云南省要抓住湄公河开发的机会，与东南亚各国开发多种经济形式的往来；西北边疆地区包括新疆、甘肃两个省区，面对的是独联体的中亚和西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应利用新欧亚大陆桥的陆路通道带动经济发展。三是借助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在实现外开内联双推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党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两大战略机遇。随着西部重点工程的全部实施和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激活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存量向西部流动，从而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又带动包括云南、甘肃等省在内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借助国家政策及资金倾斜，抓住机遇，大力调整工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功能的转换，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以边贸带动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珠江三角洲是利用外资的海外销售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利用其成本和质量优势，打开海外市场。那么，边疆地区必须发展边贸经济，以口岸城市为切入点，建立贸易网络及产业带，大力发展外向经济。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边境贸易，至少拥有地缘上的、资源上的和口岸上的得天独厚的三大优势。如黑龙江省边境开放城市以边贸为突破口，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资源，建立起黑河、绥芬河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规模的外贸出口体系和生产基地。最后，以地域经济带动特色中小城市。一个城市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从城市本性来看，只能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强势产业。今日的城市经济竞争，其实是城市优势产业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品牌的竞争。“大而全，小而全”就会缺乏鲜活个性与特色。城市的经济建设必须走特色化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形成“名城效应”，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边疆地区经济不仅具有边贸性，而且还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而，应该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包括旅游业、民族手工制品、民族土特产品等，这些产业应成为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支柱产业。边疆地区的城市化还应该走上发展个性化城市或者特色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纵观世界上知名城市，无论大小无一不是产业特色显耀、城市个性鲜明的功能城市。可见，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特色和强项。总之，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特色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形成相互关联的产业带及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乃至全国的流动机制。避免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的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化，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正如一些城市问题专家所指出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在于做精，重点是城市的特色化和专业化，也就是在特色化的产业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的规模效应及综合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产业链上的整合。参考文献：[1] 蔡昉，等.制度、趋同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 宋栋.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 牛德林，等.全方位对外开放与边疆经济的超常发展[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4] 陈振光，宋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与协调[J].国外城市规划，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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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提高到2001年的％，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其实这个很好找的,上百度查一下就有相关的了,修改下就可以了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你可以去看看（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自己去找下这类的资料
小学英语教学研究论文
英语教学不仅是一门课程教学,还是一种新语言能力的教学、新思维方式的培养。下面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小学英语教学研究论文，欢迎大家浏览。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我国与世界不断融合，英语作为一门交际语言日益引起重视，小学英语作为学生学习英语的基础阶段，会对学生未来的英语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当前小学英语在教学过程中却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主要阐述了小学英语教育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优化小学英语教学给予了合理化建议，希望能对相关人士产生裨益。
【关键词】
小学英语 教育困境 对策
目前小学英语在教学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比如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英语环境不好，教学方法陈旧落后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小学英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走出教学困境，成为摆在教师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做具体的研究和探讨。
一、小学英语教学面临的困境
(一)没有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
良好的语言环境是学生提高英语水平的有效举措之一，但当前很多小学并没有营造出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主要是缺乏“说”英语的环境，英语是一门语言，是语言就要在实际当中运用，但是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根本就没有“说”英语的环境，除了教师在课堂上讲英语之外，学生们在课下根本就不用英语对话，更别提所谓的英语角了，致使学生学到的都是“哑巴英语”，口语能力极其低下。
(二)英语教师专业水平低下
英语教师自身专业水平不高，很多小学英语教师并非科班出身，只是受到几个月的培训就上岗了，由于未接受正规的英语专业教育，致使很多教师英语发音不准确，对语法知识了解不透彻，而小学生正处于语言学习的重要时期，语言模仿能力也最强，英语教师发音不准确势必会对孩子们造成误导，造成他们语音语调不正确，进而影响他们未来英语的顺利学习。
(三)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低下
造成孩子们学习英语兴趣低下的原因有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学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很多小学没有把英语置于和语文、数学同等的位置，致使英语课时被语文和数学老师无情地瓜分了，学生学习英语的机会较少，自然不会产生太大的兴趣;二是很多小学生在刚接触英语时，会感觉新奇、刺激，学习起来也会比较认真，比较有热情，但是随着英语神秘感的消失及学习难度的增大，很多学生开始对英语学习产生排斥、畏惧心理，激不起学习英语的兴趣。
(四)教师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模式陈旧落后
首先很多小学英语教学在授课过程中仍然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直接灌输给学生音标、词汇等英语基础知识，极少与学生沟通和交流，忽视学生感受和想法，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不但缺乏新意，还难以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教师仍然把自身置于课堂的绝对主导地位，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能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致使英语课堂常常出现这样的现状，教师在讲台上讲得兴趣盎然，学生在下面听得昏昏欲睡。
二、优化英语教学质量应该采取的举措
(一)教师要注意营造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
要营造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教师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教师要注意给学生提供一个互动化的课堂语言环境，鼓励学生张开口说英语，引导学生与自己、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英语对话，尽力创设一个民主、和谐、轻松的交际气氛，让学生主动投入到英语语言学习中去;二是教师可创设专门的英语角，让学生们在课下有用英语交流的氛围和环境，鼓励学生们合理恰当运用英语角进行英语学习。
(二)教师要采取多种措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对英语学习充满兴趣，才能促使他们自觉进行探索和学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勇敢面对，因此教师必须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具体可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教师可以积极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满足小学生喜爱发挥创造及表现的心理需要，比如可经常组织英语演讲比赛、英语口语比赛、英语作文比赛等，给予学生充足的表现机会，相信学生们的积极性一定会被充分调动起来，踊跃参加这些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不但提高了学生的英语水平，还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二是小学生正处于好奇心最强而注意力容易分散的阶段，鉴于这种情况，教师可采用直观教学的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比如利用实物、模型、语言的形象来帮助学生对单词的理解，使学生对学习的单词、句子及其所指事物形成深刻清晰的表象或情感体验，进而达到正确理解的效果。
(三)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陈旧的教学模式及单一的教学方法给英语教学带来诸多弊病，因此对其进行改善势在必行，首先教师要真正把学生当做教学的中心和主体，关注学生的兴趣、个性及不足之处，尊重学生的感受和想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形成师生良好互动的氛围;其次要采用多种方式不断丰富课堂内容，比如开展形式多样的英语课外活动，鼓励学生用英语朗诵、唱歌、讲故事等，这样既满足了小学生娱乐的需求，又激发了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四)加强英语师资队伍建设
强有力的师资队伍是提高英语教学水平的基础和保障，没有充足的师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就是纸上谈兵，因此学校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学校要采用优厚的福利待遇，面向社会广泛招聘英语科班出现的高素质人才，吸引英才投入到英语教学中来，此外还要加强对本校已有教师的业务培训，鼓励教师及时进修和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进而在教学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
结语
从以上内容的论述中我们可知，要解决小学英语困境，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作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在实践中注意总结和探索，争取找出更有效的方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效果。
（参考范文）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逻辑性。对于幼儿来说，如果只重视数学知识的学习，很容易导致枯燥和乏味。常言道：兴趣是第一位教师，并在幼儿的学习活动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根据《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精神，数学活动应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为主，为幼儿日后学习数学创造有利条件，为幼儿终生学习数学奠定良好的基础。我认为，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和方法，愿与大家共享。一、以游戏形式激发兴趣。纲要中指出：“寓教育于游戏之中。”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幼儿数学教育的有利手段。利用游戏形式进行抽象的数学知识的学习，能够有效地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提高幼儿思维的积极性，使幼儿在愉快的情绪中轻轻松松、饶有趣味地学习数学。例如：在“天线宝宝买汉堡包”这一活动中，我请孩子们扮演麦当劳的售货员，根据天线宝宝送来的订货单，准备汉堡包，或是两个两个一盒的要50个，或是五个五个一盒的要100个……孩子们非常投入。与此同时，孩子们在游戏中不知不觉地掌握了两个两个数，五个五个数等群数的方法。在利用游戏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时，所选用的游戏应该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小班应该以直观的、带有情节的、幼儿能扮演角色的游戏为主。如情景游戏“小兔拔萝卜”、“游戏宫”、“送小动物回家”等。而中、大班幼儿应该运用挑战性的、有更多发挥余地的游戏为主，如竞赛性游戏、操作性益智游戏等。二、利用操作材料激发兴趣。皮亚杰认为幼儿是在操作中认知的，提供给幼儿暗含教育价值的操作材料，能够让幼儿在操作中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在与材料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获取知识。在设计和准备操作材料时，既要考虑美观性、趣味性，更要考虑材料的层次性，即材料是否能满足不同发展水平幼儿的需要，促使每个幼儿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例如，在小班数学区的“按数取物”的活动中，可根据幼儿发展水平，准备不同层次的材料：1、按卡片上物体取相应数量的实物；2、按卡片上的圆点，取相应数量的实物；3、按卡片上的数字取相应数量的实物。这样，能够激发不同能力、水平的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更能促使能力弱的幼儿增强自信心。三、运用语言引起悬念，从而激发兴趣。幼儿正处于积极探索周围事物的阶段，对新鲜的、未知的、或者略知的事物会产生极大探究的兴趣，教师如果能巧妙地运用语言，设计悬念，激发幼儿好奇心和求知欲，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拼图”活动前，我告知孩子，只要根据各部分上面算式的得数在底板上找到相应的位置拼合，就能够在图上找到一件神秘的礼物。孩子们出于好奇，饶有兴致地进行计算和操作，当他们将图拼完整，出现一幅美丽的画面时，就欢呼雀跃着，表达自己成功的喜悦心情。四、利用“禁果”心理激发兴趣。所谓“禁果”心理就是指那种满足好奇心理而不惜冒险探奇的心理。例如：我在指导幼儿操作活动“分一分”时，发现幼儿邓光宇用了九种方法分解6，而其中有三种方法是把6分成三个部分数的。这种方法第一次出现，于是我运用禁果心理在公开场合与她对话，讨论把6分成三个数的事情，告诉她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这样一来，引起了其他孩子的极大好奇，努力尝试各种途径、方法，探究原因，终于探究出了其中的“秘密”。不到一周时间，几乎全班孩子都会用这种方法分解一个数了。由此可见，恰当运用“禁果”心理对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有很大效用。五、用成功效应激发兴趣。成功感是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需要，它可以成为推动人行为的内动力。因此，使幼儿产生成功感，能够激发幼儿对数学活动的持久兴趣。成功感的产生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幼儿内部的，如完成一套材料的操作，发现新的结果等，出于其内部要求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外部评价引起的成功感。经过观察，我发现有很多幼儿把教师的评价作为成功的标准，以此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向。于是我对那些自信心不足的、性格内向、对数学学习感到困难的幼儿，经常性地给予肯定和鼓励，促使他们产生成功感。我班的陈特小朋友，对数学活动缺乏兴趣，在一次区域活动中，我请他和我一起玩“看谁先摆完”的棋类游戏，他先摆满了棋盘，成了获胜者，我立刻在其他小朋友面前表扬了他，激发了他学习数学的内在动力，增强了自信心。自此，他逐渐对数学活动产生了兴趣。六、以群体效应，激发兴趣。幼儿生活在群体当中，同伴的行为对每个幼儿都有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幼儿交往中表现最为突出，教师用群体交往中的互动作用能有效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例如，在指导幼儿操作“小火箭”这一学具时，我只教会两名幼儿操作，结果引来了不少小朋友，两名孩子高兴极了，兴致勃勃地向同伴们介绍，而其他的孩子也做出回应及至后来讨论怎样才算得快，有何规律可循，兴趣颇高。由此可见，群体效应对激发兴趣的促进作用。七、以竞争效应激发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竞争意识不断增强。对带有竞争性的活动有较大的兴趣，而且乐此不疲。因此，我们设计一些带有竞争性的活动或材料，能够满足幼儿竞争心理的发展，从而间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例如，“挂钩”这一材料，我把运算卡片分成两等份，然后两个孩子比赛，计算卡片的算式，看谁先把自己的颜色卡片挂满相应的小钩上为胜，孩子玩得特别高兴，计算速度也有很大提高。总之，兴趣是幼儿求知的动力和基础，数学知识的无穷性和数学推理对思维的挑战性及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都对幼儿有巨大的吸引力。作为幼儿教师要调动幼儿参与数学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让幼儿学在其中，玩在其中，乐在其中！
新课改背景下教师教学思路的转变的论文论文
论文关键词：教学思路；新课改；关系；教学理念
论文摘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学校教学理念、教学思想的集中实施者和体现者，是学校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在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教师必须要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了解并尽快适应新课改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在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促进教学思路的转变，使自己更好地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贯彻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和谐地发展。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在当前新课改背景下，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学校和教师教育理念的改变，以及基于这种观念转变而带来的学校或教师教育行为上的改变。就教学的整体过程来看，教师的教学思路反映在教师怎样理解教材、怎样引导学生学习教材，怎样处理与学生的教学关系上，因此，怎样才能把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变革成一种更加优质的关系，进而找到教材，教师，学生在教学中的最佳配置，存教学过程中贯彻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原则，使教师真正将成为学生的组织者、激励者、引导者，我们的新课改才能谈的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改革成功。
一、正确认识教学思路与教材的关系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自觉不自觉的扮演着书本知识“讲授者”与“传授者”。因此，教师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权威性心理，无形之中把自己处于教学的中心位置，学生只能在教学中围着教师转，完全被教师的个人意志所左右。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讲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因此，教师对于学生来说，教师的作用不仅要传道，授业，更在于解惑。当前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再以教师所教授的教材为唯一的渠道，因此，教师只有正确认识教材、正确认识教学思路与教材的关系，才能提高授课和学生学习的效率。
要想处理好教学思路与现有教材的关系，教师首先必须做到对教材的深入掌握，才能谈得上对教材的灵活应用。教学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教师并不是教材和参考书的“留声机”，教师与教材的关l系是加工者和原材料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教师是“用教卡于”，而不是“教教材”。因此，在旧有的教学模式下教学过程中教师越是对教材“忠诚”，其教学就越缺乏个性风格和生动性。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就只能是充当书本知识的填充器，而没有真止调动教师教学的潜力和和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因此，教师存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现有知识、技能、思维水平、学习心理等实际情况灵活、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变传统的“教教材”为“用教材教”。这对教师如何处理好教师、学生、教材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教师要充分理解教材所提出的知识目标，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开发与教材相关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资源，从而实现学生能力素质等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教师应确立“教即学，学即教”的观念，也就是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就是学习过程，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也是反馈教学效果的过程，只有这样教师才能真正成为教学活动中设计者、导学者、评价者和学习者。因此，教师只有真正理解了教师教学思路和教材的关系，才能实现教师教学创造性的发挥，促进教学行为的根本转变。
二、正确引导学生学习教材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依据，它能提供给学生很多的`信息，并指引着学生学习的方向目标。因此，从学生与教材的关系来看，学生与教材的关系是双向的。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正确的使用教材，根据学生的特点适当扩大教材的内涵和外延。新课改的精神告诉我们，教材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但它不足唯一资源。学生掌握新知识往往是以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为基础进行的。因此，在教学过程巾，教师应注重从几个方面进行尝试引导学生正确地使用教材：1，充分利用教材资源，鼓励学生质疑，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从教材的内容出发，灵活教学，培养学生的主动思维的能力。
3，在教学中，教师的作用不仅仅引导学生在教材中找到问题的答案，而是注重于学生发现结果的过程，尽草让学生在生活中寻找问题解决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的思维无论是在课内还是在课外，都处于一种被激活的状态。教师在凭借教材，依托教材的基础上，鼓励学生的标新立异，容纳学生的异想天开的想法。使学生不仅能从教材中获得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积极思维的习惯；利用教材资源进行研究和探索，从而达到学生主动学习的目的。
三、正确认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过程就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的获取知识的过程。大教育家叶圣陶老先生告诉我们，“教是为了不教”。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处于组织，引导的地位，其作用必须通过创设合理的教学情境、灵活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等手段来实现。而作为学生方面，教师必须要认识到学生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有自己的习惯和个性，所以在新课改倡导教师通过恰当的引导使学生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课程内容掌握，达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目的。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将自己作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要善于与学生分享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建立宽松的教学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我们不应该把课堂只看作是教师的讲台，课堂更重要的功能在于是学生学习的场所。由于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遵循一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教师注重的是如何把知识点准确地给学生讲清楚，要求所有的学生倾听、记忆，再现，使教师成为了课堂的主人和“独奏者”，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思维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鲜明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应该放下自己师道尊严的架子，深入到学生中间去倾听学生们的声音，多和他们交流。不但如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应该允许学生犯错，允许学生争论，允许学生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允许学生指出自己在教学中的不足之处，使自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真正成为学习者、发现者、欣赏者、开发者和参与者。因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积极的旁观。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察、实验或讨论时，教师要积极地看，积极地听，并将自己设身处地地感受学生的所作所为和想法，以便考虑下一步如何指导学生学习；其次，教师应注意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以心理上的支持，去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采用各种适当的方式，给学生以心理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舞，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思维更活跃，探索热情更高涨；最后，教师在鼓励学生的过程中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注意教育学生遵守纪律、与他人友好相处，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教师教学思路与教材、学生的关系成为教学改革的重点。教帅只有注意在教学中把握新课改对于教师教学思路的要求，注重课堂学习群体的构建，进而去创设良好的教育沟通环境，才能改变教师在教学思路上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从而去改变学生旧有的学习方式和接受方式，在教学中切以学生为本，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保护和发展学生的主体作用。只有在教学实践中把真正把学生看成学习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的获取知识，才能真正做到落实学生的主人翁地位，使学生真正成为自身学习和成长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