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我不想谈这个主题，象是坐在教室是做语文题目似的，很是别扭。见有人进来，自已也跟着进来，是为凑个热闹。只可惜我没有规范坐的习惯，干脆选一张背对讲台的桌子，任意作点文罢。题目是“宽容与放纵”，为了好论一点，文中多加个词：“不宽容”。既然行为不规范，“宽容”与“放纵”及“不宽容”之间的关系也不会规范到哪里去，就象小孩子玩橡皮泥，让它们在手里变变形，即使是说正常的，也多少让它不要太正常。顺便也让简单的变得复杂点，复杂的变得简单些。一论、宽容比不宽容好。这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也是很简单的词意运用，可偏偏大人物也做不到，甚至一个国家也做不到。一例：秦始皇是个大人物，百姓家里有铁器都不能宽容，偏偏这些没铁器的就把他的江山夺了。二例：日本有个“脑库”，初见介绍时以为是什么大科研机构或首脑机构，了解后才发现，是些民间小研究组织，全国到处都有，日政府是不仅宽容它们存在，并大力支持。你也别小瞧了它们，这种组织日本全国到处都有，研究什么的也都有，比方说研究打中国的，就不知有多少处，要真与中国打起来的话，它就会发挥大作用了。日本简直是在搞一场人民战争，想必是侵华时从中国学去的，而中国去却忘记不会用了。二论、宽容等于放纵。《左传》：得胜将军救败军落水者反而被俘；中国宽容送归日本高级战犯实是放虎归山，再次让其举起侵华宣传的大旗；现在对于偷盗者，多用罚款释放，反而偷抢猖獗。忆想织金旧县长王佐，凡有偷抢行为者，不论罪之大小，皆重罚，每时县城平安，夜晚可开门而睡。四例说明，凡偷抢者，凡侵略者，对其宽容即是放纵。三论、放纵比宽容好。评论一个社会的好坏，不是看其名称，而是看对人的解放程度。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对人的解放过程，即从奴役到半奴役，从半奴役再到自由的过程。所以，社会发展的学问，就是人类解放而走向自由的学问。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是人，人被捆绑了如何发展社会？而封建社会对于奴隶社会来说就是对人的放纵，资本主义对于封建社会来说也是对人的放纵。社会对人的关系就是：宽容比不宽容好，放纵比宽容好。中国最发达的两个朝代汉唐，就是对百姓最为宽容甚至于接近放纵的时代。仅举以上。表面看不宽容、宽容与放纵都很简单，但又有几人能做到？就以第三论来说，社会发展到今天，就经历了几千年。可见能运用好这三个词，就是很大的学问。读了张福贵《宽容的道德哲学——兼答贺仲明先生》（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一文，很高兴看到我和他之间对《潘先生在难中》文本意义上的理解已基本达成共识，也就是说，这场讨论应该可以结束了。然而，正如张先生所意识到的，我与他在作品理解分歧背后寓含的是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深刻对立，这种对立不单是个人之间的，而是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我觉得还有必要对张先生所谈的知识分子道德问题谈些自己不同的看法。张先生的文章主要围绕着宽容来谈（虽然他在篇首曾声称“并不主张知识分子整体放弃作为社会良心和正义的责任”，但他的落脚点无疑是在知识分子应该“以无害于他人和社会为底线”，要求整个社会对“平凡甚或平庸”进行宽容。或者说，整个文章的观点与张先生曾对知识分子所做的界定形成了事实上的尖锐对立），因此，本文也集中于这方面。张先生在篇首对宽容的阐述无疑是有道理的，宽容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也是一种现代精神，我们的社会文化需要培植宽容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氛围。但我认为，讲宽容，需要强调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看宽容的对象，二是宽容有限度。从对象而论，宽容应该首先是针对别人，而不是对自己，如果一味要求别人对自己宽容，而对别人苛刻，那样的宽容就成了自私和放纵的托词；其次，从限度而论，宽容不是纵容，不能失去必要的原则，例如一个人犯点小过失可以被宽容，但如果触犯了法律，就不应该以宽容来原宥了。所以，宽容固然是美德，但需要一定的警醒，它如果被滥用，就有可能会成为怂恿，或者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宽容的限度问题张先生在文中已经提到，只是我认为还需要进行一点补正，即宽容并不排斥批评。就《潘先生在难中》而言，潘先生当然不是不可原谅的坏人，他的缺点也可以得到人们的宽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行为不能被批评，不管怎样，一个人或一种行为之所以需要被宽容，本身就意味着他（或它）是不合适的，只是其程度还在可原谅的范围之内而已。批评他（它）所存在的缺点，促使其更完善，更美好，不但不悖于人的美德，而且也应属于美德范畴——这也是我写文章与张先生商榷，以及众多对潘先生持批评立场的文章存在的理由。当然，更重要的问题，也是张先生与我分歧关键之所在，是潘先生的行为究竟能不能够成为一种可以推广的知识分子道德要求。这在深层次上关涉到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概念以及当下社会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知识分子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就当前而论，一般都认为知识分子至少应该有两种层面的含义，一种是职业知识分子，另一种是公共知识分子 。前者或者也叫技术知识分子，它不强求思想内涵，更多作为一种职业来理解，后者则具有比较传统的含义，更多强调其作为“社会的良心”含义。二者内涵不同，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大众对他们的期待也不同。张先生所谈的主要是职业知识分子层面的意思，他对潘先生的辩解和宽容要求也都是建立在这一层面之上的，以此而论，张先生的观点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张先生这一观点的存在前提问题，即：潘先生和我们所生活的具体社会现实究竟有没有达到张先生所声称的“充分职业化”要求？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应该存在疑问的：无论是潘先生所生活的20世纪20年代，还是张先生和我们共同生活的现在，都还远远不是“一个充分职业化社会”。失去了这一前提，张先生将职业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体期待的愿望也就失去了基础，他所对潘先生以及当前知识分子的“宽容”道德要求也就失去了合理性。我们侧重谈当前的中国现实。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剧烈的转型中，强烈的贫富分化和不公正，腐败的泛滥，以及道德的诚信度的严重下降等，都迫切需要有人来承担批评的责任（尽管这一责任的承担还受到种种阻力，但绝对不应该成为逃避的理由和借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知识分子超越职业限制，进行公共领域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应该是顺应时世的要求，而绝对不是凌空蹈虚的清高之谈。最直观地说，知识分子较之普通老百姓接受了更多的文化教育，生活更稳定，也有更多可以进行发言的场所，它没有理由逃避当前社会的批评和建设任务。从更高的角度上讲，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群体，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承担起知识传递和文化引领的双重职责，如果不能承担，那就是它的失职，其后果必然是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毋庸讳言，近年来，中国大众对知识分子不再抱有以往那么高的期待，其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正丧失掉它的独立和正直形象，失去了自己敢于抗击黑暗、为弱者代言的优秀传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前社会文化的许多弊端，与作为社会文化主体成分的知识分子的道德素质和行为自律下降有直接关系。比如我和张先生都身处其中的高等教育界，以往应该是属于比较廉洁自律的地方，人们对它也保持着比较好的期待，但近年来，高校的腐败已经震动社会，高校知识分子形象也随之堕落。这一点，与张先生文章刊发于同一期杂志上的杨春时先生的文章就有所论及：“启蒙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消失了，变成了有知识的小市民——岗位知识分子，人类的良心失落，批判的声音消失。”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实公共知识分子匮乏的格局并不意味着我们社会不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相反，它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它既要求知识分子承担社会启蒙和批判的责任，更要求知识分子在启蒙他人和批判他人之前进行必要的自我启蒙和道德自律。张先生文章也谈到了“自律”，只是他的“自律”内涵不是对知识分子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是以之作为排斥对知识分子进行必要道德要求的借口，他的“自律”与他的“宽容”是互为表里的——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张先生突然将宽容的内涵从个人道德行为置换为社会道德规范，提出“在宽容的社会环境中构成的道德自律才是至真的道德境界。相反，在不宽容的社会中依靠他律而建立的道德人格则不仅具有强迫性，而且包含有虚假的成分”，事实上就是将对他人的宽容要求转向了对当前知识分子的自我要求，“自律”，已经转化成了自我宽容。张先生这一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自己的前提，即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承担“平庸”之外的责任，为此，他别出心裁地提出“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作为两个层面的概念，将知识分子的责任降低到“无害的平庸”层面。从张先生论证的反复和巧妙可以见出他用心的良苦，然而，张先生的推论却有着太多的漏洞。首先，张先生对“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的区分就颇为荒唐，无论是按照字面还是专业上的意义，这两个概念都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区别，更不存在遵守义务而不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我当然相信这不是由于张先生的无知，而是因为他太急于为他的“宽容”说法了，也就是说，他太急于为他的“知识分子”摆脱责任了，才会忽略了“义务”其实就是无法逃避的“责任”。其实，知识分子倒并非没有底线，但那应该是做人的底线，即不做违反人性的事情。至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底线，它的“义务”就是它应尽的“责任”，无可逃避也无可选择。其次，从“自律”和“他律”而论，张先生的区分也颇有问题。二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任何自律能够失去他律的前提，也没有任何他律不需要自律为基础。除非人人皆为圣贤，否则，失去了“他律”规范的“自律”，就会成为道德泛滥的代名词。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社会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知识分子正普遍失去“道德自律”，迫切需要社会文化重建道德规范，将“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如果真的照张先生所说的做，失去了外在的规范，失去了道德标准和约束力，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知识分子道德将获得绝对自由，但也同时会陷入到难以想像的堕落困境。可以说，在张先生所对宽容和自律进行的推理和结论中，我看到我最初的担心已经成为了现实：“宽容”和“自律”，事实上变成了自我放纵和逃避责任的代名词。我和张先生的分歧如此之大，反映当前知识分子文化的混乱和多元，我当然不可能勉强张先生赞成我的观点，正如我们不可能要求当前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我自己也并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但我愿意以此为理想，而绝对不满足在“被宽容”的平庸当中，不愿意做一个当代的“潘先生”。而且，我也相信，这一想法肯定会得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毕竟，至少就目前为止，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都不曾将知识分子道德定位在“平凡甚或平庸”的标准上，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和时代的知识分子会自甘于平庸。
从酒文化的误区"三品"酒文化从酒文化的误区"三品"酒文化----访百年制酒有限公司经理潘好龙近年来，随着白酒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和中国加入WTO步伐的逐步推进，作为中国传统行业代表白酒如何直面挑战，参与竟争。文化行销已成为竞争的重要手段，所以有关酒文化的话题逐渐多了起来，各种酒类促销活动常冠以“文化酒”的名称出现在消费者面前，专家学者和普通公众也对酒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酒文化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似有被发扬光大之势。但究竟什么是酒文化，酒文化又有哪些特征，尤其是在新世纪的今天，如何把酒文化赋予新的内容各方面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日前走访了以出产文化名酒“百年孤独”和“百年喜庆"酒闻名的百年制酒有限公司经理潘好龙先生。得知记者来意后，潘先生开门见山，侃侃而谈：“目前，酒类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种促销活动花样繁多，其中以酒文化切入的活动不在少数，这本是件好事，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由于对酒文化狭义的理解或指鹿为马者有之，张冠李戴者有之，牵强附会者更有之，使酒文化失去了本来的含意，陷入商业炒作的误区，也使公众对酒文化的认知出现很大偏差。今年年初爆发的传统白酒与新型白酒之争，表面上看是酒的生产工艺之争，背后反映的却是对酒文化理解的不同。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心。”潘先生强调，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乃至每个企业都有独具特色的酒文化。但酒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其基本含义应该是特定和统一的。酒文化因酒而生，酒是酒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产生土壤，没有酒谈不上酒文化，仅有酒也不成其为酒文化，既有酒又具文化属性才能称之为酒文化。但酒文化并不是酒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酒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在生产、销售、消费酒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酒文化的主体是人，是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正是由于人的不断创造，酒文化才得以丰富和发展。没有人，酒文化既没有产生的可能，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说，酒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和人的创造性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酒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存在的，体现着对人的文化关怀。据此，并考虑到人们在生产、销售和消费等阶段对于酒的文化需要之不同（生产阶段强调品质，销售阶段强调品牌，消费阶段强调品位），我们不妨用“品质、品牌、品位”作为酒文化的内在“指标”。其中品质是核心，品牌是灵魂，品位是层次。只有符合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并实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才称得上是完整意义上的酒文化（即品质+品牌+品位=酒文化）。一、“品质”误区首先是“品质”误区。酒的“品质”是指酒的色、香、味、质地等，所有这些虽与酒产地和酒的生产历史有关，但主要与技术和工艺的先进程度有关，与生产过程中蕴涵的科技和知识含量有关。但有的人过分强调所谓“好山好水出好酒”，把酒产地的某些物质条件如水质、空气等因素绝对化。也有人把酒厂或酒窖的历史拿来作为酒质的证据，甚至为此不惜从故纸堆里、从民间故事里“寻根求源”，或请一些“文物专家”和“权威部门”来“考古”、“挖掘”和“鉴定”，以与死去百年、千年的古人攀上亲戚，拉上关系，并名之曰酒文化源源流长。酒的发展早已经过“作坊酒”和“工业酒”阶段，进入“科技酒”阶段，一些物质条件完全可以依靠科技手段创造出来，大可不必一切靠天。神化“好山好水出好酒”，与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一样不理智和缺少现实依据，除表明其思想意识仍停留在农业经济时代外，还可能对酒行业的发展产生方向性误导。如果说“地理决定论”还有一定道理，“历史决定论"显然没有依据。美国的历史短，但现在很发达，中国的历史长，目前却明显落后，就足以说明问题。当然，这里丝毫没有否定历史之于酒文化的重要性，而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抱着历史不放，甚至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只有不断采用新工艺和新技术，才能真正提高酒的内在品质。新型酒是如此，传统酒也是如此。不把精力用到提高酒的科技含量上，而是埋头于寻找所谓“风水宝地”和“吃历史”，最终结果是不难想象的。二、“品牌”误区其次是“品牌”误区。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对于企业来说，品牌就是形象，品牌就是旗帜，品牌就是利润。但如何经营品牌文化，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严格说来，品牌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结合，两者不可偏废。过去，企业多以提高质量为主要发展手段，信守所谓“好酒不怕巷子深”，忽视了广告宣传的功效。现在许多企业不惜斥巨资进行广告宣传，而对酒的内在品质注意不够。还有人将名字、包装等当作品牌本身，刻意求新、求奇甚至求感官刺激，什么披金戴银、妖怪出洞、神仙下凡之类的品牌满天飞，包装和外观也越来越花哨和离谱。所有这些都是对品牌的片面理解。就实质而言，品牌是个产品市场定位问题。只有找准市场，正确定位，才能确定品牌的文化取向，赋予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也才能树立起真正的品牌形象。一个品牌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加强市场调研，充分研究消费者心理和消费习惯，准确细分市场，正确定价的基础上。否则品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一些企业不是在市场调研上下功夫，而是热衷于一夜成名，做一些表面文章，结果适得其反。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值得认真汲取。无可否认，品牌也有个外在形式问题，比如名字、包装等。但形式要有内容来决定，必须以对产品准确定位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赋予名字、包装等更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总之，经营品牌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切不可顾此失彼，更不能投放失当。三、“品位”误区最后是“品位”误区。“品位”不同于“品味”，前者是指某事达到的人文高度和水准，主要侧重其社会价值，如“某节目的艺术品位很高”，而后者是指“尝试滋味”，主要强调个体感受，如“经专家品味，认为酒质优良”。酒作为情感交流、精神表达和文化张扬的介质，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取向。饮酒时，每个人的品味可以也应该有所不同，但品位却有高有低。“借酒消愁”和“借酒撒疯”不在一个档次上，“把酒抒怀”与“划拳行令”也不在一个水平上，“以酒会友”与“以酒行贿”更不可同日而语！可见，生活中许多人错把“品位”当“品味”了，结果造成酒文化整体品位不高。应当指出是，企业对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些企业则在引导消费方面存在明显的市场化色彩。如过分宣扬酒的社会功利性，所谓送礼佳品云云，或强调高档、至尊，把一种帝王之气、等级观念强加给消费者，好像喝XO就高贵，喝二锅头就贫贱，对人们的消费心理产生误导。我们认为，在当前人们对酒文化还知之不多、不深的情况下，企业应当承担起宣传酒文化，进一步提升公众酒文化品位的责任，为发展和繁荣酒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潘先生最后指出，上述误区之所以出现，一方面与人们对酒文化的认识水平不高有关，另一方面也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关。中国的酒文化要获得发展，必须正视并努力克服这些误区，把增加酒的科技含量，明确酒的市场定位，提升公众的文化品位作为主要任务来抓。只有这样，中国酒才有希望，才能从容应对即将到来的洋酒冲击和挑战。
《潘先生在难中》是叶圣陶的一篇短篇小说，也是他颇具风格的“教育小说”代表作之一。叶圣陶写过一系列以教育为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被称为他的教育小说。潘先生是一个教员，军伐混战使他在逃窜中疲于奔命，潘先生是作者批判的一个对像，他是一个带着浓厚小市民气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软弱，动摇，自私，表里不一，不想着为国家尽一份力，而是想着怎样保全自己。但小说更为批判的是在潘先生背后的，局长代表着的北洋军伐，这是叶圣陶教育小说的特色，即：同过教育界中的小事和人物来反映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小说并没有用主观的语言来批判，而是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以冷静观察和客观描写的方式，把批判寓于描写中，让读者自己去感悟，这也是叶圣陶的一个写作风格。
叶圣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创作短篇小说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前辈作家。他在1914年就开始用文言文写小说，“五四时期”他开始用白话创作小说。他的小说大都描写了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问题。 叶圣陶描写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生活的短篇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揭露新、旧军阀统治下教育界的腐朽与黑暗，抨击反动教育当局的种种罪行。第二类是批判教育界知识分子中灰色无聊的人生态度。第三类则是在揭露黑暗之间同时着重歌颂教育战线上敢于斗争的正面力量。 《潘先生在难中》就是介于一、二类之间的一个作品。它以20年代军阀混战下的江浙地区为时代和生活背景，通过教书先生潘先生携全家逃难上海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揭露了封建军阀的罪恶，同时也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卑琐庸俗的思想。 小说描写的主要焦点就是“四条生命”。文章开头就提到一位从让里来的潘先生，他在火车还没有驶进月台之前就早已安排得十分周妥：用他那特殊周到的挤车法，组成“首尾一贯”的蛇在火车上荡来荡去，钻来钻去。“四条性命”成为潘先生时时考虑，不能离的生命线，他的喜、怒、哀、乐全部系于此。当生命线在拥挤的车站丢失时，潘先生就张惶失措，伤心落泪；当这“四条生命”安全地居住在客店之时，他则“乐哉乐哉，陶陶然酌一杯”陶醉于这紧张后又开心的心境之中。当他决定返回家去打听局长是否有照常开学之意时，潘先生首先想到的是这“四条生命”的安全问题；在办完事之后潘先生又开始想私事“既然要开学，上海是去不成了，他们母子三个住在旅馆里怎么挨得下去”于是就忍不住要给夫人写信；当得知铁路不通的消息之后，又想到妻儿的性命，前去红十字会讨要徽章；在听到正安失守后，潘先生连夜逃走在“红房子”中想起自己的妻儿；潘先生甚至为了保全这“生命线”即使违心地为军阀歌颂功德也在所不辞。 以上情节都通过“四条生命”来表现出来，贯穿全文，叙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现状。潘先生竭力保全妻儿性命值得称赞是男人应有的担当，但为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不惜要出卖灵魂，这实在是比较残忍的事。作者通过描写这一条主线，写出了动乱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无奈。在那样的背景下，保全性命与坚定自己的信仰大多不会兼顾吧，实在是值得令人深思。 叶圣陶对潘先生的刻画主要体现在他那贯穿全文的性格特征－奴性。潘先生身上的奴性性格表现在对帝国主义态度上，表现在对强硬势力的妥协上，表现在对奴才中的奴才如教育局长的态度上。 在他乘坐黄包车去“老上海”之时，小的孩子看到一个背枪的印度巡捕在来回地巡逻，不由得躲避起来连忙喊叫“我怕，我害怕。”此时我们的潘先生却十分可笑，好像领悟了什么一样，连忙解释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红包头。我们因为本地没有他，所以要逃到这里来，他背着枪保护我们” 被帝国主义雇来统治中国租界的武装力量，被当时上海人民愤怒的成为“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却被这位教书先生解释为是来保护我们的，这不免有点可笑吗？通过这一情节的设定更能让读者们看到潘先生骨子里透着的那份奴性，他完全不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反而把他们当成维系身家性命的护身符，实在是荒唐至极 。 另一情节的设计也可谓是精妙绝伦。当潘先生只身回到让里碰到战事吃紧时。更深的忧虑正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抽完一支烟卷以后，应走的路途决定了，便赶到红十字会的办事处。他愿意缴纳会费做会员，又宣称自己的学校房屋还宽敞，愿意作为妇女收容所。他借口“学校还有个侧门”而多讨得两面红十字旗子，又借口“徽章不大，容易丢失”而多要了几个“备用”。多的红旗“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门上去了”三个备用的红十字徽章则留给两子一妻，他认为虽然他们远处在那渺茫难接的上海，但是仿佛给他们加保了一重险，他们也就各各增加一种新的勇气。 旧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帝国主义控制下伪装慈善的工具。而潘先生却要缴纳会费做会员，多要几个旗子挂与大门之上，多要几个徽章企图用他们来护佑妻儿平安，期望通过帝国主义的庇护来躲避灾难。作者通过这个情节把潘先生奴性心理刻画的惟妙惟肖。此外，通过潘先生这一形象折射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却又企图通过帝国主义的庇佑来驱逐灾难，可见其奴性之深，麻木思想之可怕，让人读来不觉的心酸。 潘先生对奴才的奴才的奴性的妥协也是一大亮点。为躲避战争，他逃难到上海。当第二天看到教育局长在报上登录有“照常开学”的意愿，他就抛下妻儿急忙赶回让里，他觉得此刻回去终于是“天经地义”。回到让里，潘先生访问那通信员的教育职员，问他局长究竟有没有照常开学的意思，还起草了那份局长看了会作出“先得我心”评价的通知。在他听到正安失守逃难“红房子”在厢房看到教育局长时。他顿时踌躇起来，已跨进去的一只脚想要缩出来，又似乎不太好。在局长客气两句话之后，他就觉得今晚局长特别可亲，全不像平日那副庄严的神态，便忘形地直跨进去“大胆的交谈起来”。 教育局长是当时军阀杜统帅的一条走狗，潘先生却对其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因为自家的“四条生命”全在这位教育局长的手中。潘先生为了饭碗，不顾妻儿感受为讨好局长返回让里重新办学，并且还拿“欧洲战事吃紧学生依然坚强求学”与我们“遇难仓惶而走”作对比，而且还提到“地方与国家的荣誉”的高度。其实真正之意是为投局长之所好，这充分体现他那十足的奴性，他那软骨头的可悲。 另外小说中潘先生的自私、虚伪、苟且偷生也被刻画的入木三分。小说结尾处写战火刚熄，杜统帅凯旋，教育局里都在筹备欢迎事宜。正要写四个彩牌坊上的对联时，潘先生到来。在众人的吹捧下，潘先生觉得这当很有意味，接了笔便在墨盆里蘸墨汁，提起笔来在蜡笺上一并排写“功高岳牧”四个大字。当他写“德隆恩薄”，写到“薄”字时，仿佛看见许多影片、拉夫、奸淫妇人、菜色男女在眼前一闪。这一情节的描写说明潘先生知道军阀所犯下的罪行，但却因为要“保全性命”要提写那违心的话，可见潘先生的苟且偷生，虚伪，揭露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心酸与无奈。 潘先生面对强硬势力表现出其先明的奴性。但当他初到上海面对黄包车夫时，当他回到让里对待女仆王妈的态度，确是如此的高傲与不屑。他对王妈的安危置之不顾，甚至他们的去向也不交底，也不告诉王妈有战争要来，可见其自私，欺软怕硬的性格。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人大都是如此的。遇到自己比不上的人，甘愿俯首称臣，遇到比自己弱小的人，不是涌起那似曾相识的同情心，而是拿起傲慢的态度去加以欺凌。叶圣陶通过这两个情节，把这种小市民的性格特点描写的淋漓尽致。 《潘先生在难中》是作者的一篇代表作。作者通过描写潘先生的心理活动，通过生活中大家常见的一些生活状态，描写了一位自私、虚伪、苟且偷生、懦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故事情节并不是跌宕起伏，人物冲突也不剧烈，但读起来却给人一种真实之感，让人时刻体会到军阀时期平民人物的心酸，让人理解战争生活的不易。最后一段用一句画代替“看他对上一句什么”另读者回味无穷。
传统绘画往往强调墨分五色,氤氲华滋,但潘天寿恰恰以浓墨为主且贫墨少水。
潘天寿的绘画在题材上与传统文人画有何不同？
1995年书法入展《全国第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展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电视大赛》优秀奖。篆刻入选、入展《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西泠印社第三届篆刻评展》。1996年获首届“江兆申书画奖”。书法入选提名《全国第二届楹联展》。1998年篆刻入选、入展《第四届全国篆刻艺术展》、《西泠印社首届国际书法篆刻作品大展》。获《书法报》第二届“黄鹤奖”铜奖。2002年篆刻入展《全国中青年篆刻家作品展》（天津）。论文“浅析潘天寿先生书法的创新与现实意义”入编《潘天寿与二十世纪中国书法》（潘天寿纪念馆、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主办）论文集，并应邀在杭州参加学术研讨会,“形式与内涵——潘天寿与江兆申书法比较”入编《二十一世纪书法·天津论坛优秀论文集》（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主办）。2003年篆书入选天津“盛世国风2003年书画年展”，编入《盛世国风2003年书画年展作品集·书法卷》。“新见黄士陵残谱考”入选“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并编入《“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将“翰墨清远”文房四宝盒作为国礼送法国总统希拉克，篆刻希拉克姓名印章两枚。黄山市电视台拍摄专题片《印人董建》。论文“尽精微、致广大——试论徐悲鸿先生对中国人物画的贡献和现实意义”载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世纪丰碑—新世纪首届徐悲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篆刻编入《百乐雅集——韩天衡师生书画印作品集》（上海画报出版社）。篆刻入展“西泠印社第五届艺术评展”并编入《西泠印社第五届篆刻艺术评展作品集》，篆刻入展“新世纪首届安徽书法大展”，《编入新世纪首届安徽书法大展作品集》。2005年出版《自然与艺术的灵光辉映——西溪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篆刻入展“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西泠印社首届中国印大展”，编入西泠印社出版社《中国印大展作品集》。2006年出版《近现代书画名家款识印鉴丛书——黄宾虹常用印款》西泠印社出版社7月出版。“黄山市博物馆藏黄士陵书画评述”载《黄士陵书画集》（西泠印社出版社）。“安徽省黄山市博物馆藏黄士陵书法评述”刊《书法丛刊》第3期。“明《曾稔墓志铭》与程南云、夏昶书法考”刊《荣宝斋》第6期。2007年出版《近现代书画名家款识印鉴丛书——陆俨少常用印款》，西泠印社出版社4月出版。“诸葛祚诸葛恭铜印及相关问题”刊《收藏家》第1期，“《程氏墨苑》、《方氏墨谱》及绘者诸问题”刊《徽州学研究》（第二卷），“由一方黄士陵印章的误释兼及谢上松其人”刊《书法》第1期。2008年“依附与超脱——徽商和徽州印人之间关系泛谈”入选西泠印社“明清徽州篆刻学术研讨会”，并刊《明清徽州篆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关于黄牧甫父黄德华《竹瑞堂诗钞》的研究”入选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并获三等奖，编入《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清代印人姜炜小考”刊《书法》第10期。“由徽州元代‘至正十二年买地券’谈买地券及其它”刊《徽州文化研究》第3期。2009年获黄山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颁发“十佳文艺之星”。篆刻参加“西泠印社60’后社员作品选拔展”，论文“由周‘邾公牼钟’全形拓谈全形拓产生时代、人物诸相关问题”入选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6月23至27日参加世博会安徽周活动。篆刻编入《西泠印社60’后社员作品选拔展作品集》（西泠印社出版社3月第1版）论文“黄牧甫早年家事与身世初探——由其父黄德华《竹瑞堂诗钞》切入”入编《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印学卷》（荣宝斋6月第1版），论文“青田石——开启流派印章新时代的重要‘介质’”入选西泠印社青田学术研讨会。“由周‘邾公牼钟’全形拓谈全形拓产生时代、人物诸相关问题”编入《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 印社出版社8月）论文“清末、民国时期徽州印坛概述”入选全国《近现代江淮书风研究》研讨会并编入《近现代江淮书风研究》（安徽美术出版社），“社之长者——叶为铭”刊《西泠印社》第4期（总二十八辑），“买褚得薛——査士标书法浅议”刊《新安画派论坛》“书法篇”。2011年出版《黟山派摇篮黄村》，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何震三题”入选第3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并获3等奖，编入《第3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清《何云庵画册》考略”刊《安徽文博》总第7辑。篆书刊《盛世双璧·当代书法家书唐诗五百首》（九州出版社），“小记歙县博物馆藏黄宾虹‘设色山水小品’”刊《收藏界》第1期。“戴本孝为冒襄刻异形六面印及其他”《新安画派论坛》第2期，“黄宾虹居北平期间所用‘竹北栘’印章管见”《新安画派论坛》第3期。2012年论文《由新见“许西岑竹杖刻字拓本”谈潘西凤生卒年及籍贯问题》参加“竹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清代歙县书法篆刻家曹应钟与封泥早期研究》入选 ”,书法、篆刻作品刊《书画世界》第7期，“当代中青年篆刻家批评——董建”《书法报》11月21日，“邓石如隶书‘谦卦’清拓本六屏考”刊《安徽文博》总第8期。2013年篆书轴入展《全国第二届篆书作品展》“ ”，“一块明代‘特务’的牙牌”刊《收藏》第2期。论文《歙县汪灼<渔村文集>之<邓石如印谱序>钩沉》入选“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在题目后面，摘要和关键词前
毕业论文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即按照以下要求以及顺序来写： 论文首页，包括论文标题、单位姓名等中文摘要及其关键词英文摘要及其关键词目录正文（含引言或序言），要注意论文中图表、注释格式参考文献附录（可选）1、论文题目 论文题目以简明的词语恰当、准确地反映论文最重要的内容（一般不超过20字）。论文题目通常由名词性短语构成，应尽量避免使用不常用缩略词、首字母缩写字、字符、代码和公式等。 如论文题目内容层次很多，难以简化时，可采用题名和副题名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副题名起补充、阐明题名的作用。题名和副题名在整篇论文的不同地方出现时，应保持一致。 2、摘要 摘要是论文内容的简要陈述，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一般以第三人称语气写成，不加评论和补充的解释。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一般应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等，重点是结果和结论。 中文摘要一般字数为300~600字，英文摘要要实词在300个左右，如遇特殊需要字数可以略多。摘要中应尽量避免采用图、表、化学结构式、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 3、关键词 关键词（包括中文和英文关键词）是表述论文主题内容信息的单词或术语，应体现论文特色，具有语义性，在论文中有明确的出处。 关键词数量一般为3~8个，每一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最后一个关键词后不用标点符号，中英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中文关键词前应冠以“关键词：”，英文关键词前冠以“Key words:”作为标志。 4、目录 目录即论文各章节的顺序列表。论文应写出目录，标明页码，便于阅读和掌握论文的主要内容，目录层次要求不多于3级。 5、正文 正文包括：绪论（或前言、序言）、本论、结论。 （1） 绪论：是论文的开头部分，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① 说明论文写作的目的、意义，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 ② 提出问题。 （2） 本论：是论文的主体，是论文中最重要的部分，整个论证过程在此展开。本论一般包括： ① 根据中心论点的需要，确定分论点并安排好文章层次、段落； ② 提出分论点，并展开论述。 （3） 结论：是论文的结尾，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 ① 提出或强调得出的结论； ② 对论题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 ③ 有关问题的简要说明。 （理工科专业、经管文法类专业一般要求10000~15000字）。 6、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文中引用的有具体文字来源的文献集合，是论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作者对他人知识成果的承认和尊重。论文的参考文献要求10篇以上，其中至少有2篇以上的外文参考文献。 7、附录 根据论文的内容要求，确定是否需要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分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的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等。那么，怎样写好论文？首先是选择课题。选题是论文撰写成败的关键。因为，选题是论文撰写的第一步，它实际上就是确定“写什么”的问题，亦即确定科学研究的方向。如果“写什么”不明确，“怎么写”就无从谈起。具体地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首先，要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和理论上，还要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要从寻找科学研究的空白处和边缘领域中选题，科学研究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缺陷和空白，这些都需要填补。作者应有独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去思索，去发现，去研究。最后，要从寻找前人研究的不足处和错误处选题，在前人已提出来的研究课题中，许多虽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待于丰富、完整和发展，这种补充性或纠正性的研究课题，也是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
看你学校的规定
首先是论文标题，写在最上面正中，然后是摘要，关键词，正文。正文最后是参考文献。
《山海经》是一部数千年来无人能破译的天书，这里面的话题实是很丰富很神秘。选择此话题是你的明智决策。
给你本书可参考。
可以用百度文档搜索找点素材
先秦中可写的东西很多呀，不过做论文的话最好找哪种没有定论的东西来做。 像神话，就可以写写“神话的分类问题”因为这个虽然像创世神话，英雄神话都是公认的，但是具体的分成几类，是纯在很哒争议的，你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还有关于孔子的“仁”的含义，庄子散文的特征，以及庄子散文对后世的影响啊，史传散文像《正传》里面对人物描写的特色手段，以及对战争的描写，都可以作为写作的对象
本人看过。总的感觉同意鲁迅先生的评价。鲁迅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并不为过。当然，里面也有山川、河流、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记载。但光怪绿离的故事太多了，让人对其它史料也产生怀疑。大致情况如此。建议先看看鲁迅先生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