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 1、上古时已有吴姓。一是舜的后代有封在虞的，因"虞"与"吴"音相近，故舜后有吴姓。一是颛顼帝时有吴权，其后亦有吴氏。一是少康帝时有神箭手吴贺，其后有吴姓。 2、出自姬姓，以国为氏，是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商时，黄帝的12世孙古公亶父（周太王）建立了周部落。太王有三子，其中小儿子季历颇有才干，生子姬昌，姬昌出世时，有圣瑞出现，所以太王就属意姬昌接位。太王的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仲雍知道了父王的意思是先传位给季历，再传位给姬昌，就决定自动让贤，便一起南下荆蛮（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太伯和仲雍给当时比较落后的江南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被当地土著推举为君长，号称句吴。太伯死后，由仲雍继位。周武王（姬昌为文王，其子姬发为武王）灭商后，仲雍的3世孙周章为诸侯，国号改称吴，并追封太伯为吴伯。至仲雍的第19世孙寿梦称王，建都今江苏吴县。寿梦的第四子季扎本该继承王位，但他避而不受，逃到延陵以耕田为生。此后吴王寿梦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政治上发展，出现了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等著名国君；另一支则是季扎及其后裔独立发展，人丁繁衍众多，构成了当今吴姓的绝大部分。吴国被越国所灭后，其子孙便以国为氏，称吴氏。 二吴姓是当今中国大陆第九大姓，在百家姓中排行第六。根据户籍管理部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NCIIS），吴姓也是第十大姓。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吴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
吴姓来源：出自虞氏有虞氏。
有关资料记载，仲雍后代周文王时被封于虞国（今山西平陆北），公共前658年被晋所灭，其后子孙有以国为氏，姓虞。另相传远古时有部落，名有虞氏，舜乃其领袖，桃姓，居于蒲阪（金山西省永济县西蒲州镇）。文中虞、吴字相通，其后亦有姓昊的，为山西吴氏。
“吴”姓的历史名人：吴道子，又称吴道元字道子，唐代著名画家，画史尊称画圣。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擅佛道、神鬼、人物、山水、鸟兽、楼阁等，尤精于佛道、人物，长于壁画创作，更是一个闻名中外的大艺术家。
吴姓研究介绍
上古时期已有吴姓。一是舜的后代有封在虞的，一是颛顼帝时有吴权，其后亦有吴氏。一是少康帝时有神箭手吴贺，其后有吴姓。历史上，“吴”姓名人辈出。有俨峻拒之瑾怒的吴俨、侍孝宗东宫，秩满进石谕德的吴宽、宣德五年的吴宁、成化十七年进士的吴一贯。
吴姓也是第十大姓。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栎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吴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排行第六。而这个姓氏在如今的时代里也不多见了，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的姓氏也有不少消散掉了。
一、历史1、上古时已有吴姓。一是舜的后代有封在虞的，因"虞"与"吴"音相近，故舜后有吴姓。一是颛顼帝时有吴权，其后亦有吴氏。一是少康帝时有神箭手吴贺，其后有吴姓。2、出自姬姓，以国为氏，是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商时，黄帝的12世孙古公亶父（周太王）建立了周部落。太王有三子，其中小儿子季历颇有才干，生子姬昌，姬昌出世时，有圣瑞出现，所以太王就属意姬昌接位。太王的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仲雍知道了父王的意思是先传位给季历，再传位给姬昌，就决定自动让贤，便一起南下荆蛮（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太伯和仲雍给当时比较落后的江南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被当地土著推举为君长，号称句吴。太伯死后，由仲雍继位。周武王（姬昌为文王，其子姬发为武王）灭商后，仲雍的3世孙周章为诸侯，国号改称吴，并追封太伯为吴伯。至仲雍的第19世孙寿梦称王，建都今江苏吴县。寿梦的第四子季扎本该继承王位，但他避而不受，逃到延陵以耕田为生。此后吴王寿梦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政治上发展，出现了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等著名国君；另一支则是季扎及其后裔独立发展，人丁繁衍众多，构成了当今吴姓的绝大部分。吴国被越国所灭后，其子孙便以国为氏，称吴氏。二吴姓是当今中国大陆第九大姓，在百家姓中排行第六。根据户籍管理部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NCIIS），吴姓也是第十大姓。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吴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
三千多年前，陕西岐山一带，有一周族部落，首领被称为周太王。周太王生有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昌，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泰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封泰伯第三世孙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春秋时期，吴国被越国所灭，其王族支庶子孙不忘亡国之恨，便以国名“吴”为姓，泰伯也就成为了吴姓的得姓始祖。 源出处 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我国乐曲的发明者。 那个因为勇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 吴氏族 吴权属于远古的吴氏族，《路史》已说得明确，其实，吴权不但是人名，它还极可能又是氏族名。正因为这样，有的书又说吴权是颛顼时的人，传说各异，无须深究。陈明远《中国姓氏人全》说：吴权的后裔以吴为氏，成为吴姓的一支。 中华民族以黄帝作为共同的始祖之神，《路史·国名纪》的记载：黄帝的母亲，是古代吴人的一位女姓成员，名叫吴枢。 到颛顼帝时，又有个叫吴回的，他和其兄重黎先后担任火官——祝融。吴回成为南方祝融部落的首领后，吴氏族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分离成八个氏族，昆吾氏就是其中之一。 夏代少康时有个人叫吴贺，他以善射著称，曾和当时的神箭手后羿比射，《帝王世系》载有其事。《中国姓氏大全》说：“传说中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有吴氏”。吴贺见于《帝王世纪》，他曾与羿比射。其实，吴贺就是古代吴人中的一员。吴人所建立的氏族政权即吴，它在夏商时代一直存在。《路史·国名纪》就说：“(商)纣时亦有吴伯。” 远古初祖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吴姓历史上记述的远古初祖，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相传黄帝娶了四位贤淑的妻子，生了25个儿子，其中得姓者14子，其后分14支部族。 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室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颤-页）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周原可谓周人居住的祖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多种庄稼生长，古公亶父一改周人沾染上的戎狄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建立城市和村庄，让族众过定居的生活，并在周人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官职，建立了近似国家职能的行政管理制度。周人、周族的称呼就是因为古公宣父及其部落定居周原而来。 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首领，他发扬光大了周人数代奋斗的事业，为周人取代商建立周王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世周文王称其为太王，《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则把其作为一位仁君加以颂扬。在吴姓的一些家谱中，尊古公室父为上古最近先祖。周人自古公室父始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我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太任生昌时曾出现吉祥的征兆，昌自小天资过人、品德高尚，深受祖父的喜爱。古公亶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按照周人的社会传统，古公宣父去世后，应有长子太伯继承王位，如太伯早死，接位者应是仲雍，季历排行第三，不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昌作为季历之子更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古公亶父生病了，太伯和仲雍借口外出为父亲采药，离开了周原。史书记述，兄弟俩从陕西岐山一带出发，来到荆蛮吴越地区(今天的江浙一带)，吴越地区居住着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和中原风俗迥异。兄弟俩入乡随俗，纹身断发，在周人看来这哥俩已成为蛮人、残人，再无资格继承王位。 太伯、仲雍奔吴后，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后传位给文王昌。周文王昌不负祖父古公亶父的厚望，为灭商振兴周族苦心经营，他生前虽未能灭商，但三分天下，周据其二。其子武王发继位后，向商王朝大举进攻，四年后，一举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最终完成了复兴周族的大任。周初，太伯、仲雍受到周王朝表彰，其后裔受封于吴，建立起强大的吴国，后世吴姓子孙则多把太伯、仲雍尊为得姓始祖。 按照古史的记述，太伯、仲雍所到达的荆蛮地区，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一带。太伯、仲雍一支就是古书记载的痰阳诸姬 (古代居住在汉水北岸的周人的分支)的一支，他们与楚国为邻，楚国是为五帝之一的颛糠帝后裔所建。楚国强大起来以后，汉阳诸姬受到来自楚人的威胁，被迫迁徙，其中太伯、仲雍一支，东迁到江苏吴地，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二，吴，在蛮夷。”武王克商后，分封太伯、仲雍后裔，其中的一支又分封到太伯、仲雍始迁之地虞，即山西虞地，另一支留封于当时尚未开发的东南之地吴。不管后世对其迁徙过程有多少种解释，但姬姓周人太伯、仲雍一支最后到达了江苏古吴地是没有争议的。吴氏族脉出自虞氏或有虞氏 据有关资料记载，相传仲雍的后代，周文工时曾被封于虞国(今山西平陆县北)，公元前658年被晋所灭，其后子孙有以国为氏，姓虞。另相传远古时有部落，名有虞氏，舜乃其领袖，姚姓，居于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金文中虞、吴字相通，其后亦有姓吴的，为山西吴氏。 舜的三位夫人，嫡妃娥皇无子，二妻女英生了一位公子叫商均，三夫人登比氏生了两女八子，但子女都为不肖子孙。只有商均能继承父业。舜去世后，中原形势发生巨大变故，夏禹夺取了有虞氏的部落首领职位，建立起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夏王朝。禹分封舜的嫡长子商均到有虞氏地区，继续当有虞氏的首领。有虞氏成为夏代的一个小方国，当时已从陕西东迁到今河南省虞城县北，国号“虞”。在夏初虞国有虞思，曾帮助亡国的少康，并将两个美丽贤淑的女儿嫁给少康为妻，终于帮少康复兴了夏朝。商代以后，虞国衰落中绝。大约自商均开始，舜的嫡传子孙以虞、吴为氏。《元和姓纂》说：“舜有天下号曰虞，子商均因以为氏。”上古虞字写作“吴”，只是到战国时期，虞、吴开始区别。 少数民族吴氏 元、明、清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的政权，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深。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化而采用汉姓。 苗族吴姓 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吴姓，以苗族最多，最突出。苗族吴姓主要分布在湖南和贵州苗族地区，他们大部分是由苗民改用、借用汉字姓，而成为吴姓的，也有一部分是汉族姬姓吴氏融合、同化于苗族中而形成的苗民吴氏。 苗族吴氏，至迟在元代即已存在，如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一1368年)湖南靖州苗民起义首领，就是吴姓族人，名叫吴天保。明代苗族吴姓中还孕育出了著名的理学大师、王阳明的得意门生吴鹤。 苗族原本无姓氏，受汉文化的影响许多苗民借用汉族姓“吴”氏。清前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又有大批苗民借用汉字姓“吴”氏来作为自身姓氏，进行苗籍户口登记。在今日湘西苗族中，有“吴、龙、廖、石、麻”五大姓，而吴姓最多，排在首位。 湖南的苗族吴姓，广泛地分布在今湖南西部，西南部的湘西自治州、怀化地区和邵阳城步县等苗族分布区。据民国时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记载，乾城(今吉首市)的苗族吴姓，主要集中在坪垅、犁口嘴、三岔坪、地岭波等地。凤凰县的苗族吴姓，则以阿拉营、鸭堡寨、（木暴）木营、沙坪一带最多。永绥(今湖南花垣)的苗族吴姓，自吴姓祖公禄祖率其子孙居住于吉峒乡瓦水、窝必、铅藏乡的铅藏一带，子孙再逐渐迁徙到各地。因此，永绥以吴、龙、石、麻四姓为多，而又以吴姓人数最多。在吉首的新坪乡，1200多户人家中，吴姓近1000家，方圆数十里内都是一姓，且为同一吴姓血缘家族。与新坪乡毗连的新民乡和凤凰第九乡，也以吴姓人数最多，几乎占70、80%。所以湘西大姓，以吴姓冠首。 湘西苗族的吴姓，历史上又分出一支改从伍姓。在湘西苗族中，吴、伍虽不同姓但却同宗，所以两姓不能通婚。 据《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民族志》(91年征求意见稿)和部分族谱记载，今靖州的苗族吴姓都是从江西吉安府太和县直接或经贵州等地转迁来的。如靖州三锹乡冈冲村苗族吴氏家族，是从江西太和县魏司巷，中经贵州天柱远口，再于明朝中叶迁入靖州的，至今已传30代，繁衍成600人的一个家族，大堡子乡同乐村苗族吴氏家族，明朝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从贵州天柱县远口迁来，至今已传23代，发展至510人；藕团乡新寨村苗族吴氏家族，也来自远口，至今已传20代，发展至400人；新厂乡燕团村苗族吴氏，明代自远口迁来，至今已传20代，有480人；平茶乡地祥村苗族吴氏，清代自贵州锦屏新化乡印寨再经江边迁来，至今已传10代，发展至371人。 湖南苗族吴氏分为禾孝(ghaob xot)与禾弄(ghao nhlongb)两系。 在贵州苗族地区，吴姓也是七大姓之一。黔西北苗族汉字姓吴氏，是由苗族“孟恩路”家族中的一部分借用汉字姓而形成。只如贵州台江县方召“各务收”(即务收公)家族，在清朝末年领导苗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强迫户口登记，将“务收”家族的“务”译成“吴”，其后裔于是变成了苗族吴氏。这些苗族吴氏，与汉族姬姓吴氏无任何血缘联系，就是苗族中不同地方的吴，有的也同姓不同宗，互相之间无内在的血缘关系。 苗族吴姓，在历史上产生了大批优秀子孙，为中国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因此，我们的吴姓史自然不能忽略这特殊的一支。各民族中，异彩纷呈的吴姓宗族。 蒙古族 在纯粹的蒙古族七大姓中，吴姓居其一。相传远古时代蒙古有七大部落，其中一个部落的酋长名叫吴兰苏和，他的后裔就以他的汉译名“吴兰苏和”中的第一个字为姓，这就形成了今日蒙古族中的“吴姓”，它与姬姓吴氏无关。蒙古人又有改为汉姓吴氏的。《续通志·氏族略》记载：明王朝政府曾赐给许多蒙古人吴姓，如赐“巴图特穆尔曰吴允诚，子额特特穆尔曰吴克思，玛噜曰吴成谔，勒哲特穆尔日吴良布，敦日吴守义，济兰曰吴克诚，多罗曰吴存敬，玛噜曰吴管”。 满族 今日满族的前身女真族也有改姓汉字吴姓的。《滕县志·人物》中《吴升传》记载：“吴升，其先本女真吾古论氏，世居临洮，乃以吾作吴，因姓吴。曾太父吴珍，仕金为滕阳军判，遂为滕人。”则女真人改姓汉字姓吴氏，最迟在宋代已经开始了。 鄂伦春族 鄂伦春族中有吴姓，他们是由鄂伦春族中的“吴查尔坎”氏的汉译简化而成，与汉族吴氏没有丝毫关系。 赫哲族 赫哲族人中也有吴姓，他们也是由赫哲族姓氏的读音转译而成。赫哲族吴姓到现代产生了杰出的作家吴白丰，他就是优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编著。 回族吴氏 据《信阳民族志》记载：河南信阳回族中有一支吴氏宗族。回族吴氏应为姬姓吴氏被同化形成。又如回族人吴钟，清初武术家，河北沧州孟村县人。 哈尼族吴氏 据《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一书记载，哈尼族中有吴氏，自明初洪武年间(14世纪下半期)吴蚌颇而宗族始盛。吴蚌颇居云南临安府左能山下，因率哈尼族众开辟左能山有功，明太祖朱元璋授予他左能寨长官司土副长官之职，世领其所垦土地，准其世袭。从此，哈尼族吴氏蚌颇一支，就世袭为左能寨土司副长官。吴蚌颇传猎豆，猎豆传龙胜，龙胜传安，安传上登，数世皆杰骜不听道府铃束，后除职。清朝初年平定云南，吴蚌颇的第11代孙吴应科率本宗族投诚，清王朝因授给他土舍之官。吴应科传顺，顺传世臣，世臣传弟世标，世标传子吴义，义传廷辅，廷辅之子吴俟，嘉庆三年袭职。至民国时，左能土司仍为哈尼族吴蚌颇家族后人吴忠臣世袭。 此外，其他少数民族如侗族、壮族、白族等，都有吴姓。又据《皇朝通志·氏族略》记载，在满州旗分内的高丽人中有吴姓。民国《奉天通志》也记载有吴那海，是高丽吴氏，归旗，居海州地方。朝鲜族吴姓许多是汉族姬姓吴氏融合到高丽族后形成的。 满族和锡伯族 有吴姓，是由他们各自民族中的“吴扎拉”姓改从吴姓的。 除苗族外，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有吴姓，他们大多属于少数民族改用、借用汉姓“吴”而成，与姬姓吴氏没有丝毫血缘联系。但也有少数例外，如越(粤)族中的吴姓，就是吴国灭亡后，吴姓子孙南下逃难到越人中，久之便融合，同化为越人，汉武帝时有越人吴阳，封外石侯。迁徙分布秦汉以前的迁徙 古代的吴国，位置是在现今江苏省无锡县一带，此地也是吴姓发源地。周初，是泰伯的封地。至十九世孙寿梦的时候开始称王，国势也日益强大，国境一直延伸到今浙江省的嘉湖一带。与此同时，吴姓首先向北临近的齐、鲁之间迅速迁徙繁衍。这一带的吴姓，多为寿梦第四子季札之后。其后迁入河南、安徽等省境。 吴姓子孙在亡国之前，有过一些零星的外迁活动。如与邻国争霸时，有少数吴姓子孙在战争中被俘，被迫流亡他国，远离家园。公元前537年，吴楚交战，厥由(吴王寿梦的第5子，季札之弟)受命前往敌营犒劳楚师，侦察敌情。一至楚营，便被抓住。楚人本拟杀他祭鼓，厥由大义凛然，严辞斥敌，使楚人折服，结果不辱使命。楚国撤兵，但厥由也被带回楚国。此后，他流亡楚国，娶妻生子。后代以名为姓，形成吴姓的分支——厥由氏。又如夫差的儿子吴姑蔑，在与越人作战中被俘；吴亡前数年，夫差的太子吴友和王孙弥庸也一同被俘，流落到越国。 秦汉时期迁徙 吴芮属吴征生这一支，父亲自楚迁居庐山。秦朝时，吴芮以才能出众，当上了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县令。他为政深得民心，百姓尊为“番君”。秦末农民起义。吴芮纵观天下大势，知秦必亡，遂率领当地越人起兵响应。后转战西北，与项羽等入关破秦，立下汗马功劳，项羽封他做衡山王。汉朝一统天下，分封功臣，吴芮被封为长沙王，建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食邑3千户。自此，吴姓宗族中吴芮一支又自江西迁到湖南。可惜命不长，吴芮做长沙王还不到一年，就于当年6月过早地去世，葬在临湘，谥号为“文王”(传见班固《后汉书》卷三十四)。 。《广东通志》说，吴霸后裔兴旺，五岭以南，特别是广东一带的吴氏大部分是吴霸的后代。 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至隋唐的七百余年间，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入侵中原，致使北方战争频繁，南方则相对安定。因而北方士民大量南迁，吴氏宗族也在南迁之列。据唐林宝撰写的《元和姓纂》记载，这期间的吴氏大族主要分布在吴郡、武昌、濮阳、渤海、陈留等地，并呈南兴北衰之势。 自吴允承回迁吴郡奉祀先祖吴太伯三代之后，历史进入了三国时期，吴氏家族成为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治的国戚，孙策、孙权兄弟的母亲吴国太便出自吴郡吴氏。 吴元三次子吴彪一支也迁回江苏无锡——古吴国旧地，主持吴姓始祖吴太伯庙祀，成为无锡吴氏主宗。无锡吴氏后来又分衍出六合、高邮、晋陵、邗里、新塘等众多的吴姓分支。 隋唐时期 吴姓在我国南北方都得到巨大的发展，并逐渐在许多地方形成当地一大郡望。其中南阳吴氏，为汉初长沙王后裔吴复兴所开基，其后子孙繁衍各地，形成许多吴氏望族分支。但就其繁衍的势力和分布的密集程度而言，在魏晋以后，吴氏北上繁衍明显的缓和了许多，基本上是以我国南方一带为其繁衍的地区，这是与北方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吴氏子孙在江南分支开基的地方主要有今浙江的杭州、杭井、奉化、温州、临海、平阳、临安；江西的兴国、石杭；福建的莆田、福州、漳州、泉州、汀州；广东的潮州、嘉应州、南雄；广西的梧州、南思等地。其开基大都在秦汉以后，其中浙江、江西等地在隋唐之前；福建、广东等地在唐以后。 另据史料记载，入闽始祖祭公字孝先，为泰伯六十二世孙，原居河南光州固始，唐时随王审知入闽平黄巢起义，堂族六人分居福州、泉州之间，称吴氏六祖，支分漳州及泉州。入粤始祖吉甫公，为宣公与世孙，宣公原居四川后迁江西南丰，后因战乱迁至福建汀州宁化县 总之，吴氏虽遍及全国，但繁衍发展中心为江南一带。 据《海盐吴氏宗谱》(光绪22年版)记载，廷尉吴公晚年定居石门语溪洲钱(今浙江桐乡县西石门)，故居至清末尚存。谱称语溪洲钱吴氏，家族非常兴荣。大约在宋代中期，吴氏子孙，恃贵犯法，给语溪洲钱吴氏带来厄运。谱称因为这次犯事，至使语溪吴氏家族“家被籍，丁口窜毙殆尽”，仅有一胤，侥幸逃过于这场劫难。 大难后幸存的一胤生了三个儿子，后来分居三处：长子吴德昭，留居石门洲钱祖居；次子吴德彰，赘居德清(今浙江省德清县)勾垒；三子吴德辉，赘居海宁县治前。留居语溪氏，后又分出三派：一派为吴绳翁后裔，分居马头村；一派分居海盐；一派分居石硅村，为吴申孙的后裔。 海盐吴氏一派，以吴馨为一世始祖。据《海盐吴氏宗谱》记载：海盐吴氏一世祖吴馨，字世芳，明末处士，世代居住在石门语溪洲钱。吴馨生子吴贤济，字北皋，排行第四。吴贤济是石门县的岁贡生，即秀才，当明朝末年，为避兵灾战乱，他将家室迁居海盐冈图画桥，成为海盐吴氏的始迁祖。 吴贤济迁居海盐画桥后，娶妻李氏，生育两子：长子吴相，次子吴宰。这两个儿子，以后又分为海盐吴氏的两个支派：吴相一支为海盐吴氏东支，吴宰一支为西支。海盐吴氏东西两支，后裔人丁兴旺，以书香传家。 陈留吴氏，属季札一支的后裔。传到吴恢这一代，家族始兴。吴恢官任南海郡(今广东广州市)太守，是二千石的大官。吴佑是吴恢的小儿子，自幼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稍大便颇有主见卓识。12岁时，吴佑随父亲到广州。当时，吴恢准备制作大批竹简用来写经书，吴佑劝阻说：“此书写成，势必动用车辆搬运回中原。别人不知内情，还会以为你在广州搜刮了大批珍奇异物。大凡易引起嫌疑的事，君子都极为慎重。”吴恢听后，感慨地说：“吴姓宗族，真是世代不乏优秀的‘季子’呀!” 父亲去世后，吴佑回到长垣县牧养读书，自得其乐。后举孝廉，又以品性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升任胶东侯相(胶东侯国在今山东平度县)。任职 9年，为政宽仁，深得人心。 后又改任齐侯国相(今山东淄博市)，因刚直不阿，得罪大将军梁冀，被降为河间侯相(河间侯国在今河北河间、献县一带)。不久，辞官回乡，以教授经书为业，成为当时著名学者。活到98岁时，寿终正寝，葬在长垣。 吴佑生了两子：长子吴凤，少子吴恺。吴凤，字君雅，官任汉乐浪郡(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太守。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到达今朝鲜国的吴姓成员。吴凤生的一个儿子吴冯，字子高，官任鲷阳侯国(今安徽临泉县鲷城)相。吴凤的弟弟吴恺，任新息(今河南息县)令。 陈留吴氏吴恢祖孙4代为官，知名于当时。吴佑后代繁衍发达，因而陈留一地，成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吴姓的一大郡望。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吴姓已遍布全国。上代的一些吴姓大宗仍保持兴盛局面，季扎次子吴征生一支在两宋产生了科举官宦世家吴相家族，濮阳吴氏的一支经辗转迁徙后形成根深叶茂的汝南——太原吴氏，渤海吴氏成员南迁江南后落地生根，在两宋时期形成江南第一望族吴宣家族。沉寂上千年之久的吴姓正宗季扎四子吴子玉一支延陵吴氏开始复兴。隐姓达千余年的季扎长房后裔洞庭濮氏于南宋初年复姓归宗。这一时期，由于民族关系问题的存在，宋金长期对峙，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吴氏军事世家甘肃水洛吴玠、吴磷家族。以上吴姓望族都很重视世系传承，其历史渊源十分清晰。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吴姓的分布更为广泛，自上古保持世系传承不乱，代有显贵的世家大族几乎绝迹。这时期吴姓望族大都由唐宋时期的单家发展而来，并从地区分布上呈同姓异宗交叉分布，吴姓的迁徙多是由于战乱、灾荒、析居、任官、政府组织移民等诸多原因引起的。例如，明清时期的江西南昌吴氏虽号称诸樊、夫差后裔，但其先祖却是来自安徽歙县的流民，定居南昌后，繁衍成当地大族。江西德兴建节的吴氏则是唐末为避黄巢兵乱而迁来的。江西戈阳吴氏在五代战乱时，从金陵(今南京)迁来的。湖南益吴氏主要有三支，九都冲吴氏其先祖吴世春、吴永鉴叔侄二人自江西清江来湖南益阳经商，从而定居益阳，后裔繁衍成益阳九都冲吴氏。泉峰吴氏，其先祖在元初游学湖南，而定居益阳，后世繁衍成益阳泉峰吴氏。夹流溪吴氏则是明初从江苏、江阴县迁居湖南益阳夹流溪，据其家谱记载，到清乾隆时，这支吴氏已传了13代。 近现代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最显赫的吴姓人物当属吴佩孚。吴佩孚属登州吴氏。据说吴佩孚曾考证他是延陵吴季扎的裔孙，吴姓开氏始祖吴太伯的第12l代嫡孙。 据《吴氏家谱》记载，登州吴氏来源于泰州吴氏，而泰州吴氏又源于浙江吴田吴氏。吴田吴氏是明代浙江山阴吴氏吴溶、吴渊、吴溥的后裔。据《山阴州山吴氏族谱》记载，这支吴氏的家谱因上世家中失火被烧掉，因而吴田吴氏可确认的始祖为吴回。在历史上，吴田吴氏迁居泰州(今江苏泰州有两支，一支是吴田吴氏第十四世裔孙吴潮先迁泰州而成泰州吴氏始祖，另一支是吴田吴氏五世裔孙吴承护下传12代裔孙吴万四，也自吴田迁至泰州东的安丰。随着泰州吴氏人丁的增多，又有吴潮裔孙吴僧儿吴佩十七世祖自泰州北迁山东蓬莱(古属登州)，其后裔形成登州吴氏。登州吴氏虽然家族不甚显贵，但人丁倒还兴旺。登州吴氏自吴僧儿下传十六世孙吴可诚时，这支吴氏已没落无闻。 迁居台湾 吴姓的发源地江苏南部距离台湾较近，因此吴姓人迁居台湾的历史较早。早在吴国灭亡之时，吴姓子孙有一部分逃亡海上，其中一些人有可能迁到了台湾，然而见于历史记载的却是在元代。 明清以来自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吴氏迁居台湾的逐渐增多。在台湾的历次统计中，吴姓长期稳坐第七把交椅，这与南明永历年间郑成功渡海收复台湾，从潮州沿海，尤其是饶平、南澳、澄海各县收了不少昊姓士兵有关。在台湾历史人物中，吴姓人占有相当比重，如被称为“阿里山之神”的吴凤，宜兰的开拓者吴沙，抗倭名将吴彭年和吴汤兴，抗日民族英雄吴海水，著名作家吴浊流等都是近现代史上来台的著名吴氏子孙。
有关柳宗元的学术论文（2011-2012）
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结果来看，光2011年至2012年10月这一段时间里，以柳宗元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就有400来篇。这些论文内容广泛，涉及了柳宗元的生平交游、著作系年、思想影响、版本考订、诗歌艺术、地方文化、教学教改及文学推广等诸多方面。下文从接受与嬗变、思想与政治、考释与比勘、教育与传播四个方面略述其要。
一、接受与嬗变
尚永亮、洪迎华：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
尚永亮、洪迎华在《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明清诗学对韦应物、柳宗元的接受。
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读者接受视野中得以凸显。因诗学主张及价值观的不同，此期诗家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的“正”与“变”及历史地位存在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视角不一的批评和接受，一方面深入阐释了“韦柳体”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韦应物、柳宗元在五言古诗及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明清时期，虽然各位诗家在思想倾向上有复和求变的差异，理论建树上有主格调、重性情尚神韵等不同，诗歌批评上也有唐、宋诗的轩和争议，但在接受古诗时，基本都认同汉魏及陶诗的高格和雅正。对于唐代得古诗正音的诗人，各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于古诗独尚陶之清澹和技艺，以至在唐代惟推韦、柳二人。进一步看，韦、柳在这一五言正脉的传续上又有特殊的地位。元好问有“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的说法，承接元氏观点，明清诗家在古诗流变中赞许唐代五古作者，也通常将韦、柳视作殿后的两位，由此形成此一时期较为一致的接受态度。究其缘由，恐怕在于韦应物、柳宗元所处的贞元、元和之际正当诗史新变和转关的特殊时段。
杨再喜论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
杨再喜在《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3期）中认为：由于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时迎来了接受史的第一个春天，其中的“韩柳”并称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对于“韩柳”并称论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两大群体。“文章之士”们常常坚持“韩柳”并称并且使之广为盛行；“道学之儒”们在北宋时往往“扬韩抑柳”，甚至反对“韩柳”并称，到南宋时，由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韩柳”并称论也得到了理学家的认同。“韩柳”并称论的境遇在于：韩、柳两人文学地位虽然相当而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却不一样。
杨再喜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杨再喜在《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中认为：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具体到柳宗元，韩、柳二人对于“道”的含义的理解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即坚守儒家的圣人之道。对于儒家之道的强调，是韩、柳二人在文学史上得以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思想也发展为王安石的“通融儒释”观。
肖扬碚论柳宗元在明代的接受与批评
洪迎华论刘禹锡柳宗元在明清时期的接受境遇
洪迎华在《政治家刘柳在明清时期的接受境遇》（《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中认为：因为永贞革新及王叔文等的关系，历史上对政治家刘禹锡、柳宗元的接受表现出诸多争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文学家身份的刘柳。唐宋时期，刘柳的政治作为及人格处于被贬斥的地位，降及明清，其接受境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接受者对永贞革新的认识走向公正和深刻，王世贞、王夫之、王鸣盛等人皆在对事件背景、过程的客观探讨中，重新审视和大力肯定了革新的历史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革新人物的不实罪名翻了案。另一方面，明清读者对革新中的人物角色表现出了较为复杂的接受心理。诸多史家大力肯定二王的革新作为，但在道德品行上却加以贬低，并对其用事作风示以不满。而对刘柳，则出现了由否定其人而否定其文，和尽管对刘柳与王叔文结交并在行事中的激切、浮躁不无微辞，但对其人其文均予以肯定的两种不同接受态度。
李栋辉论宋代柳诗的接受
李栋辉在《宋代柳宗元诗歌接受新论》（原载《柳州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柳诗在宋代的接受与宋代的诗学思想有着紧密关联，诗学思想与人格境界之“平淡”追求，深深的影响了柳宗元诗歌在宋代的传播过程。宋代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主要从“陶柳”诗风异同论、“韩柳”诗风不同论、柳诗深得“骚学”论等三条路径展开的。
景遐东、曾羽霞论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影响
景遐东、曾羽霞在《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体特征》（《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创造性的吸收了前人成果，开拓了新题材，扩大了山水的关注范围，在对山水的描写时凸显山水的特色，写“意”中的山水，“人化”的山水；通过独特意象的选择，注重情景交融、物我冥合意境的开拓和语言的诗意化，形成了山水游记文体的诗化状态。无论是其娴熟的诗化手法、独特的题材选择、高洁幽远的创作风格与精美隽永语言，对唐以后历代散文家都有深刻影响。晚唐的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的散文，随处可见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痕迹。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明代的袁宏道、徐宏祖，清代的姚鼐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山水游记的影响。
吕海龙论刘知几对韩柳的影响
何哲群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
何哲群在《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原载《云梦学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屈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中国人文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相似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使柳宗元对屈原有千年一遇之感。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就极力追慕屈原，他的政治追求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的文学创作师法屈原，是对屈骚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柳宗元继承了屈原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而且更有发展，批判力度更强，方法也更多样。其次，柳宗元继承了屈原《离骚》“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传统。再次，柳宗元还继承了屈原骚学的抒情模式。
殷学国论《江雪》的影响
殷学国在《唐诗经典影响史的三个层次——柳宗元﹤江雪﹥影响研究》（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认为：《江雪》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与后人对其诗典和意象之借鉴和接受属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均表现于语典引用、意境重绘和意蕴转换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代表了唐诗经典影响史研究的三个层次，具有方法启示的意义。《江雪》语典的使用频度和语典形式的变化见其在后世的接受程度。对《江雪》意境的重写和再绘则能见出接受过程中一些丰富而细致的变化。寒江独钓意蕴在后世诗作中的接受变化，既丰富了意象内涵，又为探求《江雪》意旨提供了路径和线索。
杨榕论《封建论》的接受与再接受
杨榕在《经典论断的评析与认同——柳宗元﹤封建论﹥的接受与再接受》（原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中认为：《封建论》是唐代著名的古文家柳宗元的经典名篇，文章立论有据，驳斥有力，凸显了严谨的文法及见识。《封建论》被宋代古文家苏轼接受及被选文学家高步瀛再接受的过程中，体现了高步瀛对苏轼评析柳文经典论断的认同。
于清惠论宋诗对柳宗元的接受
于清惠在《从﹤石林诗话﹥中看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原载《船山学刊》2011年第1期）认为：从诗话角度，以《石林诗话》为例，浅析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的表现。柳宗元诗歌对宋诗有影响，而作为宋代诗话中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又是对宋诗研究的重要著作，《石林诗话》中对宋诗人的评价，符合柳宗元诗歌的一些特点，体现出柳诗对宋诗的影响。
陈如毅论杜牧对柳宗元的接受
陈如毅在《以共鸣理论看杜牧对柳宗元的接受》（原载《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杜牧在晚唐柳宗元的接受处于低谷的时候，唱出了“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的诗句。共鸣理论认为，当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的审美契合度越高时，共鸣效应越大，文学接受越易发生。由于杜牧在自身气质、政治热情、文学创作及情感经历上与柳宗元存在高度的契合，所以也对柳宗元诗文的共鸣要多于他人。这是杜牧欣赏接受柳宗元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莫军苗论柳文在金元时期的接受
邓怡舟论老子思想对柳宗元寓言的影响
邓怡舟在《论老子思想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原载《沧桑》2012年第1期）中认为：柳宗元在寓言方面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主要是他发奋钻研、师承广泛、博采众长，而又大胆创新的结果。本文阐述老子的思想对柳宗元寓言创作内在精神等方面的影响，以此论证柳宗元寓言与老子思想的师承关系。
田恩铭论《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
田恩铭在《论﹤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原载《西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唐宋思想的转型，落实在史传书写上，则从史家的实录写法转向本时代理念的参与，这样所形成的传记文本必然存在着对当下思想意义的张扬，即以他人之观念表达自我之思想。《新唐书》一改《旧唐书》的格局，通过全面采摭柳文入传展现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侧面。柳文被广泛采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议论”和“史才”的价值上。而采摭柳文引起的化学反应则是实质性的，从文学、思想层面到政治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柳宗元形象因之形成了重构的效果。宋祁采摭柳文入本传分别展示了柳宗元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形象;而采摭柳文入其他传记则更使韩、柳合流，完成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寻求资源的阶段。通过采摭柳文入传，既建立了本时代的思想资源，也无形中有意地让柳宗元与韩愈走到一起。
曾明论胡宿的活法诗学不乏柳宗元的影响
林阳华论柳宗元、元结对沈辽的影响
沈辽对柳宗元深为理解，当他来到愚溪时，作有《愚溪》，诗云：“夫子幽栖十二年，至今使人长叹息。” 柳宗元往日歌咏的永州山水，一方面是他哀叹柳宗元不遇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他寻幽探险的去处，以此同他产生共鸣。
二、思想与政治
翟满桂论柳宗元的重民思想
翟满桂在《论柳宗元“吏为民役”的重民思想及利民活动》（原载《文史博览》2011年第12期）中详论了柳宗元的重民思想。柳宗元主要活动在唐永贞、元和年间，谪居湖南十年。他提出了“吏为民役”的主张，强调保护人民的利益。本文在阐述柳宗元重民思想内涵的同时，展示其“利民”和“民自利”活动实践。重民主张有：均税薄赋、抑制豪强、厚德简刑。利民举措有：一是采取措施，解放奴婢。二是身体力行，重视生产的发展。他亲自组织游民，在柳江南岸的大云寺开荒种地、种菜、种竹、种稻、种树。三是致力于以文化民。他于元和十年六月到达柳州，十月修复孔庙。四是尊重少数民族。柳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柳宗元很注意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较少一般人的华夷偏见。他是最早描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活和当时风俗的一位重要作者。
王洪臣论《非国语》的明道意识
王洪臣在《论柳宗元﹤非国语﹥的明道意识》（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对《国语》所记载的不合于“道”的某些内容，从“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几个方面进行了批驳，充分表现出了他的“明道”意识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郑建钟论柳宗元的大中之道
郑建钟在《论柳宗元天人观的政治逻辑——以“大中之道”为线索》（原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中论述了柳宗元的大中之道。柳宗元的天人观突出了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天人之际”转化为现实政治努力的总概括“大中之道”，并将这一理论范畴贯穿于现世的政治原则与政治目标，这种观点在宋明理学后备受诟病。然而，历史最终证明，对天人观的神秘性的解蔽，是现实政治走向现代的一条必由之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证明不源于“上帝”，也不源于神秘的“天志”，而源于人自身。
朱璐论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
朱璐在《论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借言天道以明人事，是历代儒家所取法的言说方式。秦汉诸儒论“天”带有很强的道德主体性，且偏于伦理而疏于哲理。柳宗元提出元气本原论、反天人感应论及新“天爵”论，从本原、天人关系、以及本体论角度，完善了先秦至中唐儒家天论思想的不足，思辨化的“元气自动”论也为宋明时期的气本论哲学体系开启了端绪。
高会霞论柳宗元统合儒佛思想
高会霞在《柳宗元的“统合儒佛”思想及其复性路向》（原载于《天津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中唐时期，面对佛教压力，为了复兴儒学，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统合儒释的思路。柳宗元认为儒佛相合于“性”，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就必须吸取佛教心性论思想精髓，从“复性”入手，而复性思路的提出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陈洪、赵纪彬论柳宗元的诗歌佛学渊源
陈洪、赵纪彬在《柳宗元的诗歌佛学渊源探析》（原载《北方论丛》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从小由于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对佛教进行长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挤时，其更加关注和研习佛理以此能从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对其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必然带上佛教的烙印，其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众多方面呈现佛学的特征。
宋来惠论《永州八记》中的佛心禅意
宋来惠在《从﹤永州八记﹥看柳宗元的佛心禅意》（原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永州八记》字里行间都明显流露着作者的佛心禅意，留下了作者佛学思想的深刻印迹。清幽凄美、寂寥空澄的静境画面，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佛化人格。永州山水在他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清幽凄美、寂寥空澄的优美的静境画面，字里行间展示出柳宗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佛化人格，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僻静的山水中发掘清寂幽邃的意趣之用心，这种佛心禅意地对美丽山水的独特解读和深刻感悟，对他来说是对凡世尘嚣名利挣扎的一种超然，是对身处逆境诸多痛苦的一种解脱；也是一种佛化自然寻求寄托的精神安慰，更是一种宁静心灵与世无争的自我满足。
张爱梅论《江雪》中的文学意蕴
张爱梅在《柳宗元﹤江雪﹥文化意蕴探析》（原载《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论述了柳宗元永州时期孤独、忧伤与绝望的心情。《江雪》为柳宗元谪居永州所作，短短二十言，写景状物，空灵虚荡，绝非一般的感兴排遣，极尽孤寒与悲怆，是他政治上压抑悲愤、生活上孤独悲凉而至绝望的心情的凝结与沉淀。
闵祥鹏论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
闵祥鹏在《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原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柳宗元在继承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观点的基础上，对天人感应的灾害天谴说、阴阳失调说、时令失序说、鬼神为祟说等灾害思想提出了质疑批判、重新阐释或者辩证分析，并由此提出了中唐灾害的新思维：一是灾害的发生并非天谴，也不能预示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二以灾害为主的环境压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推动力之一；三灾害发生有其自然因素，人类社会与自然灾害之间不能相互感应，消弭灾害不能通过人类社会调和阴阳、顺应时令、敬奉鬼神的方式实现。
赵建军论柳宗元的贬谪心态
赵建军在《从种植诗看柳宗元的贬谪心态——兼与白居易的种植诗相比较》（原载《阴山学刊》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的贬谪心态。种植诗创自杜甫，是传统的咏物诗与诗歌题材日常化相结合的产物。在柳宗元的种植诗中，反映了他被贬之后的复杂心态，即忧生与救治，自负与自怜，绝望与理想。而白居易的种植诗主要反映了他的闲适心态。
李建华论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李建华在《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原载《北方论丛》2012年第2期）中认为：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谢水顺论柳宗元的民法学思想
谢水顺在《柳宗元民法学思想探微》（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中认为：中国古代刑法体系非常发达完善，自古就形成了“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柳宗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其刑法学思想相当丰富，而民法学思想相对分散，难成一家之言，但其精微细致处也比较精彩。
曹章庆探析柳宗元谪居永州前期的精神
三、考释与比勘
卢燕新考论柳宗直《西汉文类》
卢燕新在《柳宗直﹤西汉文类﹥考论》（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哲社版）中认为：柳宗直《西汉文类》是今可考唐代为数不多的由唐人编纂且未选唐人诗文的总集，虽然该集已佚，但编纂者柳宗直兄柳宗元所为序文尚存，其他典籍亦保留有是集的相关资料，据此可以考知该集的编纂动因、选录内容及标准、编纂体例及批评特点。尤其重要的是，《西汉文类》纂于唐古文运动盛兴之际，该集所体现的文学观、选学观等与唐古文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吴在庆考补柳文系年
吴在庆在《柳宗元文系年补考》（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庙碑》等文章的系年，诸家有所不同。其中或有均误系者，今据有关典籍资料重加考订，如《道州文宣王庙碑》乃改系于元和十一年。亦有考其准确作年者，如认为《大鉴禅师碑》应作于元和十年十一月至元和十一年正月之间。又有考定何者为是者，如以为《陆文通墓表》之作年，最早应是元和元年初。
寻根问柳 柳哲 和圣柳下惠遗像 柳下惠：百世之师、圣之和者 夏日周末，我们一家人兴致勃勃地来到京西凤凰岭龙泉寺郊游，无意中“邂逅”了两棵饱经风霜的老柳树——我的祖宗树，让我激动不已，感慨万千！沿着山路爬行，路边两棵老柳树，赫然入目，仿佛是在夹道欢迎久违的亲人，来此 “寻根问柳”。 合抱的老柳树，满目疮痍。其中一棵，已从主干上，被活生生地劈了下来，几乎被劈断，仅留一点点树皮。意想不到的是，劈下来的枝干，竟然长出新叶。倒下去枝干的另一头，扎进泥土，生出新根，生命力的强大， 令我叹为观止。也许它遭遇过天火雷劈、剥皮抽筋、虫蛀风蚀、水涝旱灾……但他彷佛是一位饱经风霜、劫后余生的“老人”，虽然伤痕累累，依然生机勃勃！ 老柳树的根部，衍生出来的新枝，枝繁叶茂，英姿风发，估计也有上百年的树龄。俨然是一位高大威猛的武士，仿佛在保护路边的行人，不畏严寒酷署，坚守职责，无怨无悔，令人肃然起敬！ 老柳树下，彷佛听到了列祖列宗的谆谆教诲，也彷佛看到了柳氏家族的千年变迁！ 柳氏鼻祖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鲁国人，出生于2735多年前。他道德高尚，坐怀不乱，兴教育才，诚实守信，秉公执法，主张和平，孔孟推崇，尊为“和圣”，食邑柳下，以柳为姓。 河南濮阳和圣陵园 中华和圣柳下惠历史文化研讨会在北大举行 秦末，裔孙柳安，迁居河东，繁衍生息。河东柳氏，光耀古今。柳氏家族，名贤迭出。既有社稷之臣柳庄、大将军柳世隆、大文豪柳宗元、大书法家柳公权、大词人柳永、大学者柳贯等。当代则有政界精英柳斌、柳斌杰；企业精英柳传志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 2003年11月28日柳哲（右一）与柳斌（左二）、柳斌杰（右二）等宗亲在教育部会议室留影纪念 柳氏家族，忠孝传家，诗书立世。身居高位，廉洁奉公；人处逆境，坚韧不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重彩浓墨的光辉篇章！作为柳氏后裔的我，犹如老树新枝，吐绿绽放。北大旁听20余年，虽然历尽艰辛，但我秉承家训，发奋图强，学有小成，不辱祖先！ 我爱老柳树——我的祖宗树！在这里，我仿佛见到了千年老祖先，也仿佛找到了生命的根！
近日收到陕西青年作家柳育龙先生的《家谱与寻根》一书的征询稿，这是作者根据现存柳姓家谱资料和相关历史文献编纂的一部近50万字的巨著，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该书共分为三部分，一是绪论，主要从研究综述、研究作用和意义、柳姓播迁及分布等方面进行阐述柳氏家谱；二是上篇，主要从新旧家谱的对比系统梳理家谱的体例，同时，详细介绍了家谱的内容、编纂流程、真伪和现存问题，这对当前宗族成员及修谱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三是下篇，主要以散文的形式探寻宗族寻根的各种情感历程，感情充沛，思想丰满，情系家谱，心满寻根，作者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寻根方式和寻根基地，这对当前宗族寻根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柳育龙先生于2009年萌生编纂该书的念头，从2013年开始正式撰写，遍访陕西各地柳氏后裔，下江南，上山西，历时三年，终于完成这一巨著。编纂家谱这项工作，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尤其是靠一己之力更是如此。编纂者多在由权威人士组成的谱局主持下进行编纂工作，并且要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此外，对于编纂者而言，至少还需要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有谱可依且谙熟宗族历史；二是古文功底深厚，方可编纂出好的家谱；三是时间充沛，编纂家谱是耗时耗力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年代，能够像柳育龙先生这样沉下心来做事情的人越来越少。2006年，我开始系统接触家谱，先后到过孟津县、洛宁县、伊川县、宜阳县、嵩县等地方搜集家谱，在搜集的过程中，访问过诸多编纂家谱的老者，大多半途而废。要么资金不够，要么缺乏追根溯源的勇气，修谱工作大多开始激情高涨，最终却不了了之，甚是可惜。时至今日，我一直比较关注家谱研究的发展动向，做过几个这方面的课题，现在在研的家谱项目是201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家谱叙事中话语与权力表达研究》。柳育龙先生的这部《家谱与寻根》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下面我就从这个方面肤浅的谈谈。 时至今日，家谱到底有多少种呢，武新立先生认为：“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中国家谱的收藏情况是：内地约有28500余种，台湾有10613种，香港有700种，日本有1750种，美国有1430种，共计42993种。假如我们估计其中有五分之一的重复部分，那么尚有三万四千多种。” 王鹤鸣先生在《<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指出：“汇总到上图的家谱著录表共达76781份，其中约40%为复本，扣除复本，则家谱种数达47000余种。”并且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家谱散藏于民间，粗略估计，当前家谱种数5万余种应该不为过。如此浩繁的家谱，其定义也是多种多样，柳育龙先生通过梳理家谱的定义，最终坚持了王鹤鸣先生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当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观点，所以，从学理的角度分析，该著作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此外，当前，王鹤鸣先生、冯尔康先生、常建华先生、钱杭先生、杜靖先生、王华北先生在家谱研究方面建树颇丰。 该著作以柳姓为例，在绪论中，系统梳理当前柳氏家谱的现存状况，柳育龙先生认为:就目前柳氏家谱来说，一是数量少，二是体例与内容不健全，就研究来说，虽然论文较多，牵涉的面也较广，但未形成系统性的、全面性的、整体性的研究。这或许也是柳先生编纂这部《家谱与寻根》的一个初衷，这部著作对柳姓的开基祖、源流、播迁、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同时对通谱的编纂也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就家谱谱系存在的错误原因及《中华柳氏通谱》需要解决的遗留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上篇，系统梳理了新旧家谱的体例与内容，柳育龙先生为柳下惠后裔，重点考察了《胶东郡望——福山高瞳柳氏家谱》，此外，在浙江青田一支考证中，该支为正宗柳宗元后裔。值得一提的是柳育龙先生在第四编现代家谱编撰流程中，系统整理了当前编纂家谱一般过程，这对家谱的编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下篇，通过散文的形式寻根谒祖，收集了柳姓关于寻根谒祖的一些散文，主要有柳广辉先生的《古稀老人理清家族脉络传承世代遗风》、柳哲先生的《搜集家谱、历尽艰辛》、柳春垓先生的《寻找祖墓几十年》、柳梅先生的《家谱，一缕写不完的乡愁》、柳锦承先生的《修谱！修谱！何其难矣？》、柳忠秧先生的《楚歌》、柳小民先生的《我希望我们能完成祖辈的心愿》、柳育龙先生的《起名的烦恼——字辈实行的困难性》、《二十年后无村志》、《对方言文化的忧虑》、《我为何钟情于文史写作》、《故乡，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等，其中柳小民先生为柳育龙先生的父亲，叙述了本家柳姓近代的发展轨迹，同时表达了修谱寻根的心愿。柳育龙先生在《起名的烦恼——字辈实行的困难性》一文中，编纂了本族字辈，一是实录祖上字辈；二是以明世系，并且以亲身体验为个案说明字辈推行实施的困难；在《对方言文化的忧虑》中，柳育龙先生表达了对关中方言渐渐消失的忧虑；在《故乡，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一文中，详细说明了该书中为何刻意描述柳公权的墓地位置，又进一步阐明了柳家村与柳庄的关系。下篇中还详细介绍了寻根指南、寻根基地以及家谱中的常识性问题，这对寻根谒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家谱与寻根》是柳姓修谱和寻根谒祖的指南，对于柳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姓氏而言，也极具参考价值。 一部家谱，一个姓氏，细细品味，那一抹浓浓族史，走远，又归来。 从懵懂起，至暮年归，不禁想轻轻的问一句，归属地是否安好。 家和则族兴，族兴则国昌；盛世修谱，文化传承；时光不老，寻根谒祖；略述浅薄，以抛砖引玉。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王忠田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黎族一般实行土葬，葬俗因地区、方言不同而存在差异。黎族人民文化丰富多彩。黎族妇女的纺织绣早已闻名于世，尤对于木棉的纺织更是独具匠心。
黎族是“南方海中洲”和“古越之地”上最古老的民族,据考察属于“百越”遗民的后代,海南岛上的先住民.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地区中南部的琼中、白沙、昌江、东方、乐东、陵水、保亭、通什、三亚市等七县二市之内,地势多以山地为主；散居主要在万宁、屯昌、琼海、澄迈、儋县,定安等地区,以平原地形为主.居住的地理环境特殊,黎族人内部根据各自的语言、服饰、文身等生活习俗的不同,分为哈、杞、润、赛、美孚五种方言,各个方言支系根据他们对黎族文化的认知,衍生出具有其方言支系特色的黎锦图案纹样.常见的题材分为自然类纹样、人物类纹样、动物类纹样、爬行昆虫类纹样、植物类纹样和日常用具纹样.黎锦是黎族人心理和个性的写照,不但能反映黎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风格的差异,也能反映黎族各支系之间存在内部差异的文化特征.一、黎锦最早的史籍和技艺传承有关黎锦的史籍记载最早要追随到西汉时期.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武帝来,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将黎锦作为贡品献给当时的权贵,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往后,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也说到：海南黎族制作的“黎单”是“青红问道”,“木棉布也”.而关于黎锦工艺方面要见于南宋人方勺《泊宅编》：“海南蛮人织为巾,上作细字,杂花卉,尤工巧.”黎族同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只存在语言,而没有书写的文字,因此在工艺传承方面没有文字记载,技术的传承由年长者讲述给年幼者,母女间心口相传.黎锦纹样的形成,主要是对现实生活中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提炼,形成单纯简练而又变化有序的纹样造型,黎族妇女作为工艺技巧和织绣纹案主要传承者,在对动植物进行采集的过程,也形成了对采集活动中遇到的各类植物产生了认知和理解,并通过织绣方式抽象地在黎锦上表达这些植物.二、猜想划分的理由有关黎锦图案纹样划分方法,笔者根据图案纹样个体属性的不同,总结为两大类划分方式：一类由所居住区域地理划分,另外一类是由各大方言支系进行划分：1.区域地理划分图案纹样.由现存的海南黎锦中得出的结论,海南岛中南部地势多以山地地形为主,对比同时期平原地形黎族妇女聚居地在黎锦中的织绣纹案呈现截然不同,图案纹样的形成多由生活环境、地理条件等自然景象加工变形制作而成.山地地形的妇女多喜欢以林中的水鹿（海南鹿）、鸟和其他野兽,以及花丛间的彩蝶、蜜蜂,地下的小爬虫,田边的木棉花、泥嫩花、龙骨花等作为图案蓝本；平原地形的妇女则喜欢以河中的游鱼、溪边的虾、池畔中的青蛙和田间的鹭鸶等动物作为织绣图案的素材.所居住的地域不同,产生的黎族织绣图案风格也发生了变异,呈现出一种混杂的艺术风格.同时也是对一个民族生产力的还原,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生产力水平不同极大影响其艺术文化的积淀,故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和黎锦图案纹样就成了差异性.2.各大方言支系划分图案纹样.黎族的语言由哈方言、润方言、赛方言、杞方言、美孚方言、各方言（除开五大方言所存在的方言）,笔者在观察同一类纹样在各个方言区中,在黎锦图案纹样表现形式大不相同
黎锦图案的纹样与色彩研究-建筑论文黎锦图案的纹样与色彩研究 裴靖(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海南海口571158)【摘要】在对黎锦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黎锦图案精美,色彩古朴艳丽,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形态,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群体的宇宙观、美学观、审美喜好、内心情感和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试图通过对黎族历史的梳理,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黎族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变,深入研究黎锦图案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并与其他民族图案进行系统比较,凸显其学术特色。据此,从美学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对黎锦图案的形式美和色彩美展开探讨和挖掘,体现美学的意义和现实价值。关键词 黎锦图案;纹样;色彩海南黎族织锦在我国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黎锦造型形象、夸张,图案色彩精美纷呈,极富装饰感与想象力,但是由于海岛地理位置和经济原因,人们对传统海南黎锦艺术了解甚少,使得这一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面临灭绝的危险。时至今日,以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为契机,黎锦这一濒临失传的民族民间艺术将迎来自己盼望已久的历史机遇与希望。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加入了拯救黎锦的保护工作,成立了相关的保护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弘扬黎锦这一优秀的民族的文化艺术,同时也更加激发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热情,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一探究竟,虽然有相关黎锦方面的理论研究、专著、学术论文陆续相继问世,但其中所涉及和针对有关研究海南黎锦图案与色彩方面的专题学术论文和主题研究却可谓是凤毛麟角,少之甚少,这不符合艺术史全面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应该从海南本土出发,从美学这一独特的学术角度来研究和探寻海南黎锦的图案美学价值,使它的美学价值大放光彩。海南黎族织锦艺术,是我国文化艺术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东巴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群体的宇宙观、美学观、审美喜好、内心情感和民族精神,通过对黎锦图案的研究和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黎族的文化艺术发展史,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黎族织锦从图案上来分析大体又可分为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以及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生产用具、自然界现象和汉字符号等纹样。其中人形纹、动物纹和植物纹是最常用的织锦图案。通过对这些纹样和色彩的分析与研究发现,图案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传统哲学价值观,另外,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海南黎锦图案,在图案的构成中,点、线、面是最基本的元素,通过它们各自的大小、长短、形态等的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位置、方向、构成创作丰富的造型,在黎族织锦中点的应用较少,线的应用较为广泛,相互交织穿插成大小不同的面,形成了不同的图案,使得黎族织锦充满调和之美。从造型的功能上分析,线条是最有活力的,表达了人们丰富的思想感情具有韵律之美。具体有归纳法、夸张法、重复法、近似法、对比法等。黎族织锦的色彩配置朴质夸张、浪漫艳丽,它与人的思想感情密切相关,有内在和外在之美,有统一于对立之美,生理与心理之美,色彩的形式之美对黎族织锦的构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自古就有“黎锦光辉艳如云”的美誉。黎族织锦艺术是我们今日在众多领域中应当传承与借鉴的宝贵财富和文化艺术资源,我们应该知其所长,发扬光大,挖掘和探索出其中最深层的精妙内涵,从而为我们在日后的研究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渐加快的同时，中国各地的传统服饰却处于逐渐消亡的状态。所以，保护继承和发扬中国的服饰文化是一件十分迫切而且意义重大的事情，中国服饰文化是极为珍贵的、最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精粹，新形势下国内服装服饰博物馆要加快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充分发挥服装服饰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播的作用，承担起中国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重任。 服装服饰博物馆 博物馆学 服饰文化遗产 保护 传承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渐加快的同时，中国各地的传统服饰却处于逐渐消亡的状态。受现代西方流行文化的影响，传统服饰在人们心目中的关注度越来越低。2005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周秦汉唐文明展”，组织者穿着的汉服几乎没有什么人认识，更有人误认为是日本或韩国的衣服。由于中国衣随人葬的丧俗，一些现存的传统服饰也将随老人的离去而消失。尤为严重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居然也被外国人占了先——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旗袍等民国服饰博物馆居然是在加拿大(阿尔伯特博物馆)。而韩国人正在研究中国的丧服并在中国的民间服装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论文。所以，保护继承和发扬中国的服饰文化是一件十分迫切而且意义重大的事情。 服饰博物馆是服饰文化的标志，它展示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成就。尽管古代中国没有博物馆之说，但是保存和研究文化遗产的史实却是古已有之。周代“天府”与“玉府”、汉代“天禄”与“兰台”的职能即相当于今天的文物保管部门。宋代崇尚古风更盛，且注重鉴定与编撰文物目录，这实际上已经承担了现代博物馆的一部分工作。中国正式提出博物馆概念是在1905年创办于江苏南通的“南通博物苑”中，其考证、鉴定与著录工作早已正常开展。1989年海牙《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有关博物馆的定义为：“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从中可以提炼出三个特点：实物性、开放性和研究性。当今世界的博物馆建设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增加了教育功能，实际上就是“传习”的功能：如2001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在香港举办了《银装盛彩——中国民族服饰展览》，服装服饰博物馆在尊重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保护、展示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中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二是增强了专业性或行业性的小型博物馆。所以越来越多的服装企业开始创办自己的服饰博物馆，甚至有些已经建成并不断的更新，他们立足于复兴中华民族服饰品牌走向国际的重要责任，肩负着把古代文化与现代服饰文化结合的重任。 新形势下的服装服饰博物馆将面临新的发展，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博物馆，无论它收藏的是何种类的物品，都应该清楚全球化对它们的管理方式产生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的服装服饰博物馆应该是世界一流水平的。从软件、硬件、藏品保护 服务以及对外全方位开放等方面来看，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日本国立博物馆、中国上海博物馆都堪称世界一流。我们若要建设一流的博物馆，必须在每个环节都努力缩短与世界先进博物馆的距离，使全球化下的博物馆同国际接轨，以先进文化的姿态走向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先进行列。 以宁波服装博物馆为例，该馆是中国第一家服装专业博物馆，是一个以展示中国服装服饰文化和历史为主题内容的大型服装博物馆。为中国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在现代化的科学展示手段和利用多媒体进行现代化教学方面，在对外宣传、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作用等方面，也应该争取走在前列，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全球化大形势下博物馆的发展需要。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我们要避免国内服装服饰博物馆“养在深闺无人知”的局面，建立网上博物馆。建设一个全面介绍服装博物馆、系统的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国服饰文化以及多媒体展示、网上教学功能和民族文化研究交流的综合性网络平台。其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使博物馆面向世界，也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服饰文化。 用现代化展示手段，将陈列展示与文化传播结合起来，为观众提供更多的文字图像资料，做到资源共享。例如建立多媒体触摸屏演示系统等。这种对于提高展示效率，传播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香港文化博物馆、日本国立博物馆等世界一流博物馆都设置有多媒体触摸屏演示系统，它的建立有利于缩短国内服装博物馆与世界先进服饰博物馆的距离，同时浏览者在展厅里可以查阅更多文字图像资料，获取更多知识。 中国服饰文化是极为珍贵的、最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精粹。新形势下国内服装服饰博物馆要加快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充分发挥服装服饰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播的作用，承担起中国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重任。
附：主要论著目录著作：1．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户籍赋税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2. 《经营文化：中国社会单元的管理与运作》(与陈春声合作主编)，香港教育出版公司，19993. 张声和家族文书，香港华南研究出版社，1999。4. 《18－19世纪羊城风物——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外销画》，（与刘明倩合作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5. 《清代全史》第五卷（合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6.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下卷）》（合作），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7. 《梁方仲文集》（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论文：1. 关于明代徭役制度的两点商榷,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 1982年第四期。2. 广东摊丁入地新论,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9年第一期。3. 简论明清时期广东沙田的所有权,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1982年第一期。4. 明代均徭中的银差与力差,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1982年第二期。5. 明代市舶司迁移电白、澳门说质疑, 《广东史志》, 1986年第一期。6. 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广东地区赋役制度考述,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广州。7. 明末潮州地方动乱与“民”“盗”界限之模糊, 《潮学研究》, 第7辑，1998年。(与陈春声合作)8. 明清时期广东仕宦开海思想的历史发展, 《学术研究》, 1986年第三期。(与戴和合作)9. 明清时期广州城市经济的特色, 《广州研究》, 1986年第一期。10. 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 《中山大学学报》, 1988年第三期。11. 清代后期广东丝织工场的个案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年第三期12. 清代经济运行的两个特点——关于市场经济的论纲,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0年第三期。13. 清代广东地区图甲制中的“总户”与“子户”,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年第二期。14. 明清珠江三角洲传统市场的发展, 《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回顾与前瞻》，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与陈春声合作)15. 清代前期广东地区的里甲差役及其改革, 《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高教出版社, 1992年16. 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 《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年。17. 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 《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18. 明代广东地区的“盗乱”与里甲制, 《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三辑),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9. 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沙湾《辛亥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介绍, 《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 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 1999。20. 隆记茶行史事补, 广州博物馆编：《镇海楼论稿》，广州美术出版社, 1999。21. 试论清代广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年第二期。22. 系谱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2年第四期。23. 宗族研究与社会科学中国化, 王宾和阿让?热?比松编：《狮在华夏——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中山大学出版社 , 1993。24. Lineage on the Sands: The Case of Shawan, in Helen Siu & David Faure ed. Down to Ear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 大族阴影下的民间神祭祀：沙湾的北帝崇拜, 《寺庙与民间文化》，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出版, 1995年。26. 移情与史学研究之境界----读《柳如是别传》，《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与陈春声合作)27. 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 《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28. 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 《清史研究》, 1999年第2期。29.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 《历史研究》, 2000年第三期。（《历史研 究》五十年文选（社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30. 宗族与沙田开发——番禺沙湾何族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史》, 1992年第四期。31. 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 《中华谱牒研究》,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32. “虚席以待”背后：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事续论, 《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2000年。33. 祖先的世系与文化认同——关于明清时期广东地区家谱的几个问题, 纪宝坤等（编）：《族谱与海外华人移民研究》，新加坡华裔馆, 2002。34. 海外商业活动与乡族纽带——以沙滘楚旺房陈氏族谱为例, 纪宝坤等（编）：《族谱与海外华人移民研究》，新加坡华裔馆, 2002。35. Beyond the Imperial Metaphor: A Local History of the Beidi (Northern Emperor) Cul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Fall 2001), . 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的传说，《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7. 满天神佛：华南的神祗与俗世社会,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岭南历史与社会》，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3。ISBN962-937-086-7, 2003。38. 边缘的中心——“沙田－民田”格局下的沙湾社区, 《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ISBN7-100-03720-4, 2003。39. 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 《历史研究》2003年第一期。40. 大洲岛的神庙与社区关系，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41. 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三期。（与萧凤霞合作）42. 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四期。43. 十八十九世纪广州洋人家庭的中国佣人，《史林》2004年第四期。（与程美宝合作）44. 从域外寻找Canton，《广州艺术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一期。45. Lineage, Market, Pirate, and Dan: Ethnicity in the Pearl River Aelta of South China,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Donald S. Sutton (Ed),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与萧凤霞合作)46. 历史叙述与社会事实——珠江三角洲族谱的历史解读,《东吴历史学报》，第14期（2005年）。47. 丛乡豪的历史到士人的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书评、笔谈、随笔：1. “移民”----户籍制下的神话，《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5期，2001年10月。2.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评介, 《中国史研究》, 1990年第一期。(与叶显恩合作)3. 《最早来华的摄影家》一文补正, 《历史大观园》, 1994年第6期。4. 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纪要, 《清史研究通讯》, 1988年第二期。5. Academics between communism and commerce, （美国）Academe , No 4, .(与程美宝合作)6. 陈寅恪与“牛津”缘一面的真相----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档案, 《明报月刊》, 1999年四月号(与程 美宝合作)7. 从梁方仲教授的学术贡献看史学的功能, 《学术研究》, 1994年第5期。8. 地方史研究的人文主义取向, 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学林出版社, 1999。9. 读《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5年第二期。(，与汤明 合作)10. 对清代区域经济特点的探索, 《南方日报》, 1988年3月28日。11. 纪念汤明燧教授学术报告会综述, 《广东学术通讯》, . 嘉靖《增城县志》评介, 《广东史志》, 1986年第四期。13. 揭示传统中国政治斗争的经济和文化内涵----读《明代政争探源》, 《广东社会科学》, 1992年第二 期。(与陈春声合作)14. 经济史研究的科学化追求与人文关怀－－读《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历 史研究》, 1994年第5期。(与郑振满合作)15. 开放的历史及其现代启示——读《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 《农村经济与社会 》, 1988年第五期。16. 理解传统中国“经济”应重视典章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二期。(与陈春声合作)17. 历史学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中国历史学年鉴1997，三联书店，1998年。(与陈春声合作)18. 牛津与中国研究, 东方文化, 1996年第2期。19. 评沈清松《创造性的对比与第三条路的探索》, 载周英雄、陈其南编《文化中国：理念与实践》，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1994年出版。20. 评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东方文化》，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93第二期 。21. 尚余孤瘦雪霜姿－－汤明遂传略, 汤明燧文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与陈春声、戴和合作)22. 社会主义与对外开放（笔谈）, 开放时代, 1988年第一期。23. 数字化时代的历史学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 期。24. 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培养现代学术意识, 《改革与实践》，中山大学教务处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与陈春声合作)25. 寻找香港文化的根源(从历史中寻找“香港文化”), 明报月刊, 1997年1月号。与程美宝合作)26. 应重视传统农业发展的社会空间,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4年第1期。9与陈春声合作)27. 一份神诞活动的通告，《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四期，. 对《珠江三角洲田野考察介绍》的几点补充，《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七期，1997。附：答陈泽泓先生，《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十期，1998。29. 简介《许舒博士所藏张声和家族文书》，《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八期，1997。30. 征求解读一张地契，《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十期，1998。31. 文化建设必须以学术与教育为本，《岭南学术论坛》2004年第四期。32. 《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7年第五期。
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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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姓有诸多历史可考，其历史至少有4000多年。董姓的起源，从惠连氏族往上可以追溯到黄帝之裔高阳帝。“董”初指能制绳索的草，惠连氏族是一支擅长制草绳的部落，他们以草为图腾。据传，惠连的孙子董父擅长驯养龙(即鳄鱼)。某年，有人向舜帝敬献了几条蛟龙，需要专人饲养训练，朝廷就指派董父驯养。董父精心驯养这些蛟龙，教它们学会各种舞蹈。舜帝很高兴，便根据这一职业赐他们氏族称豢龙氏，并赐董姓。从此，董父的子孙后代便以董为姓。董的古址在今山西境内，是夏商时代的侯国，后为晋所并。 另据汉代的考证，董姓另一支的起源是以官职为姓，是春秋时期晋国董督晋典的后代。 一、董姓迁变 董姓来源与其他姓氏不一样，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不断与其他民族交流。据说早在先秦时期，董姓族人就进入甘川滇黔等广大地区，与当地土著混居，融入土著之中。此外，也有西南、北方等外族融入董姓。 董姓一登上历史舞台，便声名卓著。当时活跃于晋国的有董狐和董安子，而董狐被后世誉为“良史”，为后世史官树立了榜样。当时，董姓主要活跃于山西、陕西、甘肃南部、河南地区。到秦汉时期，董姓已扩展至河北、山东，进入了浙江、广东，还有西部的四川。那时，董姓名人有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被王允、吕布所杀死的董卓、东汉洛阳令董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甘肃、四川的董姓已繁衍成大姓，同时向贵州和云南迁移。这时，有人称蜀国“四相”之一的三国名臣董允，医学家董奉，南北朝外交家董琬。进入唐宋时期，董姓的重心在滇、黔地区形成，并大批移民东南。这时候，董姓艺人大量涌现出来，有琴师董庭兰、五代南唐的画家董源、金戏曲作家董解元，当然，也有唐朝宰相董晋。明清以后，东北的董姓得到发展。这时候，董姓族人出现了明朝抗倭名将董邦政，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清代文学家董说，画家董邦达。当然，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战斗英雄董存瑞，甲骨学家董作宾。 二、董姓名人 一代名儒董仲舒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武帝时期，武帝颁布诏书，下令各地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董仲舒三次上书，三献论述天和人的关系的《天人三策》，博得汉武帝的赞赏，委以江都相之职。这种“天人感应”的学说把封建统治尤其是皇帝的权力予以神化，谁反对政治统治，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天，就是大逆不道。这种学说适应了统治者愚化民众的统治心理，被汉武帝采纳了。为了实现这种学说，董仲舒进一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求以思想文化上的统一促进政治上的统一，实现大一统。 到汉宣帝时，当时儒生对奉为经典的五经有不同理解，所以宣帝决定进行一次大讨论，这次讨论由萧望之主持。讨论中，儒生们把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作为同党，互相纠合起来反驳攻击观点不一样的人，被班固称为“党同伐异”。 董仲舒专治《春秋公羊传》，一心钻研孔子学说，曾作数十篇文章论说《春秋》，后来合编为《春秋繁露》。他在书中杂并阴阳五行学说，强调天意，君权神授，从唯心主义角度论证了汉王朝存在的必然性。书中还提出了封建的“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以及人性分上、中、下三等的荒谬论点。 据说董仲舒在帐幕中讲读经籍，然后由其门弟子依次传授后来者，因此竟有弟子未曾见过先生面的。董仲舒日常生活严格遵照礼仪，一丝不苟，专心致志讲学，三年时间竟然没有空观赏室外园林，为弟子们所敬重。成语“目不窥园”就是出自这个典故。 董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九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一。 ▲寻根溯源 1、出自己姓。据《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资料所载，颛顼后裔董父精于饲龙，很得帝舜的赏识，故赐董父以董为姓，其后代亦以赐姓董为氏。 2、出自官名。据《姓氏急就篇注》所载，周朝有大夫辛有，其二子在晋国任职太史，董督晋国典籍史册，子孙世袭官职，并以官为姓氏，称为董氏。 3、其他源流。据《董氏世谱》所载，帝颛顼的后代陆终有一子叫参胡，姓董，参胡的子孙便有以董为姓者。另外，朝鲜族等也有董姓。 ▲得姓始祖 董父。颛顼帝的己姓之后，廖叔安有一子叫董父，他对龙的习性很有研究。于是帝舜就任命董父为豢龙氏，专门养龙。在董父的精心驯养下，许多龙学会了表演舞蹈。帝舜非常高兴，就封董父为川（今山东定陶北）侯，还赐他以董为姓，其后代就以董姓自居，董父也被尊称为董姓始祖。 ▲繁衍播迁 董姓出于同一宗源，均为高阳氏颛顼帝之后裔。据史料所载董姓的发源地在山东定陶北部、山西西南部、山东平原县一带三个地方。秦汉时，董姓在今山西、甘肃、河北、河南较为集中。另外，陕西，山东定陶、高青，广东广州，四川资阳、德阳，浙江余姚、湖北襄阳、枝江，福建福州，河南禹州、伊川、南阳、开封、杞县、信阳、灵宝等地也散居有董姓族人。后在不断的繁衍过程中，甘肃、山东两地董姓发展成当地望族。这一时期，据史书所载的董姓族人繁衍迁徙情况有：出自晋国太史一支的辛有后裔董狐裔孙董翳被封为翟王，都高奴（今陕西延安市城东延河东岸），后其子孙又迁居陇西（今甘肃临洮）；西汉董仲舒为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其曾孙由广川迁至陇西，后人又迁往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百姓四处流散，大举迁往南方，安徽、江西、江苏、湖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均有董姓迁徙而来者。隋唐时期，是董姓一大繁衍时期，福建、广东又有董姓迁居者。又唐代固始（今属河南）人陈元光父子开漳入闽及王潮、王审知入闽时都有董姓加入。宋元时期，金兵入主中原及蒙古军队的南下再度迫使董姓南迁，浙江余杭一带此时出现董姓族人。明清之际，台湾、南洋群岛及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均分布有董姓居住者，董姓这一时期可谓遍布海内外了。今日董姓以河北、山东、山西、云南、辽宁、浙江等省最为集中。 ▲郡望堂号 董姓郡望主要有陇西郡、济阴郡等，其中以陇西郡最望。 1、陇西郡，战国时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三国时治所在襄武（今甘肃陇西南）； 2、济阴郡，治所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堂号有： “陇西”、“直笔”、“良史”、“豢龙”、“正谊”、“三策”等。 ▲宗族特征 1、纵观董姓名人，可以看出董姓是一个多武夫将帅和画家的姓氏，忠臣良将辈出，在历史舞台上争相竞妍，各展风姿。 2、董姓字行辈份层次分明，特征显著，如董贻玖所修《董氏族谱》中载有湖南一支字行为：“名初怡世业，继序振家声，祖泽由来远，诗书裕后昆。”又董德庵所修《董氏宗谱》中载有河北一支为：“维士生亨，初伯叔仲，汝文继夭，圣国祯祥。” ▲名人精粹 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孔子赞其为秉笔直书的“良史”。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人，西汉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地位。 董安国：西汉内史，曾著农书十八篇。 董忠：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西汉时被封高昌侯。 董宣：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时以秉公执法，廉洁奉公著称于世，有“卧虎令”和“强项令”之称。 董昭：定陶（今属山东）人，东汉时曹操谋士。 董王己：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人，东汉屯田都尉，著名女诗人蔡文姬之夫。 董正：东汉时番禺（广州）人，以雅性高洁，累辟不仕为世人敬仰。 董昌：东汉浙江余姚人，官至蜀郡太守。 董遇：弘农（今河南灵宝南）人，三国时任曹魏大司农。 董厥：义阳（今河南桐柏县东）人，蜀汉时任职尚书令，被称为“良士”。 董和：湖北枝江人，蜀汉时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 董奉：侯官（福建福州）人，三国时神医。 董景道：弘农（今河南灵宝南）人，西晋经学大师。 董征：南北朝时顿丘（今河南清丰南）人，曾官至平东将军。 董僧慧：姑熟（今安徽当涂）人，南朝萧齐之义士。 董展：隋代汝南人，长于作画，与展子虔齐名，又雅号：“智囊”。董纯：隋代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人，以功进位上开府、拜柱国、爵郡公。 董庭兰：陇西（今属甘肃）人，唐代宰相、琴家，以善弹《胡茄》而扬名。 董源：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五代南唐画家，擅画秋风远景，作品有《夏景山口待渡》、《潇湘》、《夏山》、《溪岸》等。董枢：河北元氏(今河北石家庄附近)人，北宋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 董槐：今安徽定远人，南宋时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被封许国公。 董俊：藁城（今属河北）人，元朝大将。 董其昌：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书画家、书画理论家、鉴赏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传世作品有《烟江叠嶂图》、《潇湘白云图》、《夏木垂阴图》等，著有《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 董邦达：浙江富阳人，清代著名画家，被誉为清代画中十哲之一。 董必武：黄安（湖北红安）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董振堂：河北新河人，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原在国民党任职，后起义投奔共产党，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等职
一、董姓始祖
董父、参胡、董督、董承宣、董印宣。
二、董姓起源
1、源于董姓，出自帝舜赐予颛顼后裔飂之子的姓氏，属于帝王赐姓为氏。
2、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周朝大夫辛有的儿子，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3、源于己姓，出自颛顼帝之孙子吴回的后裔，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4、源于地名，出自汉朝时期董泽，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5、源于蒙古族，出自汉朝时期南匈奴族屠各部奥矣·毛都氏部落，属于文化上汉化改汉字姓为氏。
6、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氏。
扩展资料
1、董狐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太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2、董仲舒
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以"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提出"天人感应"说和"三纲五常"说。
3、董和
（？-220）字幼宰、枝江董市人蜀汉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事多年，许多建议被诸葛亮采纳，为官二十余年，外牧殊域，内干机衡，清正廉明，深受人民信任和爱戴，与少数民族交往，‘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诸葛亮对董和的高风亮节称赞不移：“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董姓
姓氏渊源： 中国人的姓，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127位.在当今以人口多少排名的中国百家大姓中，董姓位居第29位。 -------------------------------------------------------------------------------- 一、姓氏源流 有三大支： 一支出自已姓:据《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资料所载，相传颛顼（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的己姓（颛顼之孙叫吴回，吴回之子陆终，陆终的大儿子名樊，赐己姓，封在昆吾国。）之后裔飂（音刘）有个儿子叫董父，相传对龙的习性很有研究，帝舜就任命董父为豢龙氏，让他专门养龙，在董父的精心驯养下，许多龙学会了表演各种舞蹈，帝舜很是喜欢，就封董父为鬷川（今山东定陶北县）侯，还赐他以董为姓氏，其后代亦以赐姓董为氏，董父也被尊称为董姓始祖。 一支出自姬姓，以官为氏。据《姓氏急就篇注》、西汉史游《急就篇》及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所载，春秋时，周朝有大夫辛有，辛有有两个儿子在晋国任太史，即太史,董督（考察并收藏之意）晋国的典籍史册，其职责是“董督晋史”，他的子孙世袭晋国史官，以官为氏，称董氏,这一时期晋国的都城在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故此支董氏出自今山西翼城。 一支出自少数民族及其他，匈奴及南蛮均有董姓。另外，据《董氏世谱》所载，帝颛顼的后代陆终有一子叫参胡，姓董，参胡的子孙便有以董为姓者。 -------------------------------------------------------------------------------- 二、繁衍播迁 据史料所载董姓的发源地在山东定陶北部、山西西南部、山东平原县一带三个地方。 秦汉时，董姓在今山西、甘肃、河北、河南较为集中。 另外，陕西，山东定陶、高青，广东广州，四川资阳、德阳，浙江余姚、湖北襄阳、枝江，福建福州，河南禹州、伊川、南阳、开封、杞县、信阳、灵宝等地也散居有董姓族人。 后在不断的繁衍过程中，甘肃、山东两地董姓发展成当地望族。 这一时期，据史书所载的董姓族人繁衍迁徙情况有：出自晋国太史一支的辛有后裔董狐裔孙董翳被封为翟王，都高奴（今陕西延安市城东延河东岸），后其子孙又迁居陇西（今甘肃临洮）；西汉董仲舒为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其曾孙由广川迁至陇西，后人又迁往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百姓四处流散，大举迁往南方，安徽、江西、江苏、湖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均有董姓迁徙而来者。 隋唐时期，是董姓一大繁衍时期，唐代的《元和姓纂》记载董氏有四个郡望：即陇西、弘农（今河南灵宝）、河东、范阳（今河北涿州）。此外还有济阴（今山东曹县）。唐末，固始（今属河南）董氏又有随王潮、王审知入闽者。福建、广东又有董姓迁居者。 又唐代固始（今属河南）人陈元光父子开漳入闽及王潮、王审知入闽时都有董姓加入。宋元时期，金兵入主中原及蒙古军队的南下再度迫使董姓南迁，浙江余杭一带此时出现董姓族人。从清康熙年间开始，董氏有族人陆续移居台湾，此后，有的又徙居南洋群岛及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董姓这一时期可谓遍布海内外了。今日董姓以河北、山东、山西、云南、辽宁、浙江等省最为集中。 郡望堂号 董姓郡望主要有陇西郡、济阴郡等，其中以陇西郡最旺。 1、陇西郡，战国时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三国时治所在襄武（今甘肃陇西南）； 2、济阴郡，治所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堂号有：“陇西”、“直笔”、“良史”、“豢龙”、“正谊”、“三策”等。� 宗族特征 1、纵观董姓名人，可以看出董姓是一个多武夫将帅和画家的姓氏，忠臣良将辈出，在历史舞台上争相竞妍，各展风姿。 2、董姓字行辈份层次分明，特征显著，如董贻玖所修《董氏族谱》中载有湖南一支字行为：“名初怡世业，继序振家声，祖泽由来远，诗书裕后昆。”又董德庵所修《董氏宗谱》中载有河北一支为：“维士生亨，初伯叔仲，汝文继夭，圣国祯祥。 -------------------------------------------------------------------------------- 三、历史名人 董 狐：春秋时晋国史官，被当时的孔子誉为"良史"的史官，是最早出现于史籍的董姓名人。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以"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地位。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提出"天人感应"说和"三纲五常"说。 董安国：西汉内史，曾著农书十八篇。董忠：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西汉时被封高昌侯。 董宣：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时以秉公执法，廉洁奉公著称于世，有“卧虎令”和“强项令”之称。 董 贤：云阳（今陕西淳化）人,西汉大司马。他22岁时就被哀帝宠幸，官至大司马，操纵朝政，其家族在当朝显赫一时。 董小宛：著名才女，为秦淮河"八大名妓"之一。容貌俏丽，善书画，通诗史，后来嫁给清代著名文学家冒襄为妾。 董邦达：著名画家，人称清代画中十哲之一。 董 源：五代南唐画家。用披麻皴法画山水，平淡天真，后又巨然承其风格，并称"董巨"，为五代，北宋间南方山水画主要流派，对后世影响很大。 董解元：金朝时戏曲家。他根据唐人元稹的《莺莺传》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为后来元曲作家王实甫创作《西厢记》准备了条件。 董卓：东汉末陇西临洮（今甘肃氓县）人,字仲颖。189年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 董昭：定陶（今属山东）人，东汉时曹操谋士。 董王己：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人，东汉屯田都尉，著名女诗人蔡文姬之夫。 董正：东汉时番禺（广州）人，以雅性高洁，累辟不仕为世人敬仰。 董昌：东汉浙江余姚人，官至蜀郡太守。 董遇：弘农（今河南灵宝南）人，三国时任曹魏大司农。 董厥：义阳（今河南桐柏县东）人，蜀汉时任职尚书令，被称为“良士”。 董和：三国时南郡枝江（今属湖北枝江），蜀汉时与诸葛亮协力辅佐蜀后主，居官20余年，死时家无檐石之财；其子董允，蜀后主时任黄门侍郎，颇得诸葛亮信任，常谏诤后主过失. 董奉：侯官（今福建福州市）人，三国时神医，为人治病不取钱，治愈者使裁杏树，数年达万株。后人用“杏林”颂赞医者，即出于此。 董景道：弘农（今河南灵宝南）人，西晋经学大师。 董征：南北朝时顿丘（今河南清丰南）人，曾官至平东将军。 董僧慧：姑熟（今安徽当涂）人，南朝萧齐之义士。 董展：隋代汝南人，长于作画，与展子虔齐名，又雅号：“智囊”。 董纯：隋代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人，以功进位上开府、拜柱国、爵郡公。董庭兰：陇西（今属甘肃）人，唐代宰相、琴家，以善弹《胡茄》而扬名。 董源：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五代南唐画家，擅画秋风远景，作品有《夏景山口待渡》、《潇湘》、《夏山》、《溪岸》等。董枢：河北元氏(今河北石家庄附近)人，北宋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 董槐：今安徽定远人，南宋时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被封许国公。 董俊：藁城（今属河北）人，元朝大将。 董其昌：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书画家、书画理论家、鉴赏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传世作品有《烟江叠嶂图》、《潇湘白云图》、《夏木垂阴图》等，著有《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 董邦达：浙江富阳人，清代著名画家，被誉为清代画中十哲之一。 董海川：河北省文安县人，生于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2年）逝于光绪九年（公元1882年），曾在清朝肃王府作拳师，传说其在江南游历时得到道家修炼的启示，创立了八卦掌。 董必武：黄安（湖北红安）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董振堂：河北新河人，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原在国民党任职，后起义投奔共产党，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等职。 -------------------------------------------------------------------------------- 四、董姓家谱 10290【河北丰润】董氏家谱二十四卷 （民国）董嘏忱 董庭敬等修 民国十五年（1926）天津华西书庄排印本 人民大学 南开大学 注：创修於清康熙五十二年，此为四修。 10291【河北青龙】董氏家谱四卷 （清）董塽纂 清道光十六年（1836）董镇钞本 河北青龙县官场乡文子村 10292【江苏】钢山董氏分谱二卷 （民国）董士恩纂修 民国十九年（1930）北平刻本 二册 北图 10293【江苏赣榆】董氏宗谱八卷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木刻本 江苏赣榆县档 10294【江苏赣榆】董氏宗谱八卷 （清）董杏重修 民国十七年（1928）木刻本 江苏赣榆县档 10295【江苏武进】毗陵董氏家乘二卷 民国间钞本 二册 吉林大学 10296【江苏无锡】董氏家乘十卷 （清）董春亭 董元吉纂修 清同治九年（1870）苍梧草堂刻本 十四册 历史所 10297【江苏无锡】董氏家乘十卷 （清）董耀庭等修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苍梧堂刻本 二十册 吉林大学 10298【江苏无锡】董氏家乘十二卷 （清）董庭序修 清光绪间苍梧草堂刻本 二十二册 中央民院 10299【江苏】宜兴胥井武进前街董氏合修家乘二十 卷首一卷末一卷 （民国）董秉清 董康等修 民国十六年（1927）木活字本 二十册 美国 10300【浙江馀杭】董氏家谱不分卷 清咸丰十一年（1861）写本 一册 美国 10301【浙江馀杭】尚义董氏家乘四卷 （民国）董凯等修 民国八年（1919）木活字本 四册 日本 美国 注：封面作《禹航尚义董氏宗谱》。 10302【浙江】馀杭董氏宗谱 民国木活字本 八册 杭州大学 10303【浙江富阳】富春董氏宗谱十五卷 民国二十五年（1936）木刻本 浙江富阳县春江乡友谊村 10304【浙江】馀姚云楼董氏宗谱五卷首一卷 （民国）董正锐等修 民国十七年（1928）正谊堂活字本 四册 北图 10305【浙江鄞县】四明儒林董氏宗谱二十卷末一卷 （清）董秉纯纂修 清钞本 七册 北图（存卷5-17、20、卷末，又一部存卷3、 8、10、12-17） 10306【浙江鄞县】鄞城儒林董氏元二房支谱□□卷 清崇本堂木活字本 天一阁（存卷11） 10307【浙江鄞县】四明儒林董氏宗谱二十卷首二卷 末二卷 （民国）柴永祺纂修 民国七年（1918）崇本堂木活字本 十册 天一阁 10308【浙江鄞县】董氏宗谱二卷 民国十一年（1922）木刻本 浙江鄞县古林乡文化站 10309【浙江鄞县】鄞西湖泊董氏宗谱八卷首一卷 （民国）董承脯 董敦修纂修 民国十五年（1926）木活字本 天一阔（存卷首、卷1、2、5-8） 10310【浙江鄞县】鄞高塘董氏家谱十四卷 （民国）张琴总纂 民国二十四年（1935）重德堂刊本 十二册 南开大学 浙江图 天一阁 注：谱始修於明天顺间，此为十修。 10311【浙江鄞县】四明五都董氏宗谱不分卷 （民国）董纯芳纂修 民国三十六年（1947）孝友堂钞本 二册 天一阁 10312【浙江】慈溪董氏宗谱三十四卷 （清）董懋文纂修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木刻本 二十八册 河北大学 10313【浙江】慈溪董氏宗谱三十四卷首一卷 （民国）袁汉卿 董兰如等重修 民国十七年（1928）刊本 南开大学 天一阁（存三卷） 10314【浙江奉化】雪溪董氏宗谱十六卷 （清）舒帷修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木活字本 浙江奉化县文管 10315【浙江奉化】董氏宗谱四卷 （民国）樊东华纂修 民国三十五年（1946）木活字本 浙江奉化县文管 注：徐伴始修於清乾隆三十五年。 10316【浙江奉化】中心奥董氏宗谱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民国）董乃武 董梦昌同修 民国三十七年（1948）木活字本 浙江奉化县文管（存卷首、卷1）
董姓是一个古老的姓，董姓的由来，有两种说法：其中一支持起源很早，相传黄帝的已姓子孙中有个叫叔安的，被封于飂（又作蓼，在今河南唐河县），称为飂叔安。飂叔安的儿子董父，为帝舜驯养龙，被舜赐姓为董，任为豢龙氏，封之于鬷川（今山东定陶县），他的后代便以董为姓。董氏的另一支是在周朝时出现的，据西汉史游《急就篇》及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董姓书辩证》记载，春秋时，周大夫辛有的两个儿子到晋国，与籍氏一起主管晋之典籍，因其职责是“董督晋史”，所以也称为董氏。这一时期晋国的都城在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故此支董氏出自今山西翼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