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论文近年来，由于中国产品有巨大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在竞争中往往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中国产品已遭受众多国家反倾销的调查。自1979年到2000年底，已有29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416起。从1990年到2000年，全球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约450多起，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反倾销调查国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到墨西哥、阿根延、巴西、南非、韩国、印度、土耳其、印尼、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乌克兰、特立尼达、多巴哥等发展中国家。美国、欧盟、印度和澳大利亚是对华提起案件较多的国家或地区[1]。这些调查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在裁定倾销成立案中，中国占总案件的近20%，位于全球之首，成为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遭受国外反倾销的出口商品，涉及到钢铁金属制品、机电产品、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煤矿化工、原料性产品、半成品等等。这些产品相对而言附加价值低，技术含量低。由于反倾销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且反倾销措施可以延续5年之久，又可以在5年到期后经过复审继续维持，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进口产品被征税后，可以维持10-20年之久，等于被永久地排除在进口国之外，这也是其他贸易保护措施无法相比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其它成员国对中国原有的单边设限，例如欧盟对华纺织品配额将逐步取消。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再使用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来继续限制中国产品输入其本国市场，为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国家必然会不断通过反倾销案件打击中国产品。2001年12月，浙江省温州市某企业就接到通知，欧盟将就其出口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目前，该企业出口到欧洲市场的打火机价格在2欧元以下，而其它同类出口产品如日本产品的价格在10欧元以上。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反倾销已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一、中国企业屡受反倾销之害的主要原因1. “非市场经济”问题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的第2款第7条是专门适用于“那些对贸易实行全面的或大范围垄断且国内价格有政府制定的国家”，即非市场经济国家。该条款承认，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的价格比较，是存在特殊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世贸成员国可以将相同产品的价格，或以产自另一个国家（第三国际）的相似产品为基础确定的产品价值，作为从这个国家进口的正常价值。只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案例中确定正常价值所使用的方法是适当的而不是不合理的，这种确定就是有效的。这些条款事实上造成了在实行反倾销措施时，允许使用不同的标准。理论上应找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第三国作为替代国，但美国、欧盟国家、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尼、丹麦、智利、土耳其、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都曾被选作中国的替代国[2]。尽管是相同产品，但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原料选用问题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构成、资源开发方式和经济水平差异问题使我国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美国在对中国产品调查时，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规定，双方同意美国在中国入世后15年内可以沿用现行的反倾销规则，即仍可以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而中美协议的规定将自动适用于所有世贸成员国。因此，中国企业并不能立即获得完全平等的市场经济地位。在1998年4月，欧盟外长理事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和俄罗斯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撤销，但是并不立即加入“市场经济国家”名单，而是新设立了一个“特殊市场经济国家”名单并将两国加入其中。对于在判定中国产品是否倾销时采取个案处理、分别对待的办法，即在个案中出口商可以证明是依据市场价格来确定出口价格的，就承认该价格的合理性。国有、国家控股或是生产材料由国企提供都会成为拒绝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2.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纵容反倾销反倾销是世贸组织赋予的一项合法权利，反倾销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法律问题。面对国际反倾销调查，我国企业应从法律的角度去寻找原因与对策，而不是逃跑或过分关注法律以外的其他动机与因素。我国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如无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用、不懂反倾销的运行机制和法规、不重视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市场或希望坐享其成，借助其他企业的应诉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场等原因拒绝应诉或应诉不力的后果，不仅引发高比例倾销案成立的裁定，还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进口国企业不断运用反倾销手段对我国施压。3.价格竞争诱发反倾销中国企业长期以来，出口受国家宏观调控，一度出现亏本出口以求换汇的目的。虽然现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情况已发生改变，但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似乎还没有从市场经济中学会调整目标，重新定位自己的企业和产品，一味用从前的经营策略出口产品，主要表现在出口产品时，采取价格策略，即以低价作为进入市场的方法，将开拓国际市场的希望寄托在低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价格优势上。在具体产品出口时，部份企业又会恶性竞争，不断压低价格报价，甚至不惜成本地同国内企业或其他国家企业竞争，这种做法不仅造成国外对我国产品质量的质疑，而且使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指控。由于生产力的问题，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国内的产品质量和国际上同类产品质量相比，还差一个台阶。但中国经过20年的努力，有不少产品质量已有相当程度的提高，完全可以避免采用价格竞争的方法进入国际市场。二、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由于企业是反倾销的主体，在应对反倾销的问题上，关键要看企业的表现。企业应对反倾销，应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1.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品牌意识，改变产品形象如何反倾销，企业是关键环节。如果的确存在倾销，那么任何努力都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历来形象不佳，长期以“低质低价”取悦国际市场。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国内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产品质量、包装、售后服务等越来越为消费者所重视。价格已不再是唯一的、重要的竞争手段。中国企业应考虑抓住机会，结合企业资源大幅度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后期服务，建立企业自己的品牌，这样既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从而改变原有的产品形象。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出口产品在生产时，应使用国际质量标准，而不是国内质量标准。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的提高，不仅仅可以通过成本的提高来提高产品的出口价格，还可以通过建立的品牌形象加大产品的附加值。其他国家同质同类出口产品的价格为什么能大幅度的超越我国产品，原因不仅在于成本的差异，还在于产品的附加值不同。由于反倾销主要是针对产品的低价而言，中国企业应努力走出低质低价，通过压低价格增强竞争力的低谷。企业还应自觉抵制低价出口行为，减少国外反倾销的诱因，防止授人以柄。2.加强合作，做到“以销定产”不管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外市场，众多中国企业都忽略了一个规律：即先有需求，后有供给。预防反倾销的发生，必先要研究国际市场的情况，这可以通过与国内企业驻国外办事处、国外有关代理商、市场调研机构、甚至个人合作收集当地消费变化的有关资料，加强对产品的设计，做到先有市场后有产品，以迎合国外市场的需求。企业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发市场即避免了盲目生产，靠价格赢得竞争，又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减少国外反倾销的投诉。有资源的企业可以利用到当地市场投资建厂按需生产，绕过这个障碍。中国海尔集团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的。3.运用国际标准，健全管理制度，健全商务档案一旦遭受国外反倾销诉讼，是否存在倾销行为的证明主要掌握在应诉方手里。应诉反倾销案件的关键是证明产品出口价格未低于“正常价值”。这需要企业多方收集数据和证据，而我国企业在这方面往往遇到困难。一些企业连自己的交易档案都难收齐，如：会计帐簿不全、财务状况不明，其中发票不全或不精确问题最为突出。发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发票，就只能按照对方提供的价格资料来确定你的产品价格。而倾销调查部门注重的就是材料，材料越丰富，在众多材料总结后得出的结果就有可能是正确的，资料的缺乏就可能直接导致败诉。因此，出口企业应该按照国际标准健全管理制度，健全商务档案，包括公司的各种协议合同、商务信函、收支票据等。这样一旦发生诉讼，就可在较短时间内备齐资料。4.了解国外反倾销由于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是成员国之间反倾销起诉的主要依据，因此，企业必须尽快了解世贸组织的反倾销机制。一旦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至少应当了解如下内容：(1)被反倾销国家的有关立法规定和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2)世界上一般通用的反倾销程序和被反倾销国家的反倾销程序；(3)我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反倾销的基本特点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欧盟反倾销有关法规规定，自开始反倾销调查的通知发布之日15天内，应诉方必须向欧盟委员会报名并提交相关材料；美国也有类似的规定，并且正式起诉后21天左右就要召开第一次听证会，应诉方必须提前报名。中国企业应积极应诉，否则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依据原告之词给予裁决，难以想象中方会胜诉。值得欣喜的是由国家经贸委产业损害调查局和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合办的中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网上图书馆已经开通()，该网站提供WTO及各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相关法律规范，为企业义务提供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相关法律咨询。通过该网站企业可以查询到最新的国外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应诉信息和动态，还可以查询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的最新进展情况，从中吸取经验。5.配合反倾销调查，积极应诉及时抗辩据统计，全球反倾销案的成立率大约是53%，而在美国，一般只有27%的反倾销案被裁定倾销成立，35%的案件被裁定倾销不成立，其余38%的案件由控告方中途放弃。这表明，反倾销问题可以通过进口国法律得到公平或适当解决。当反倾销调查开始时，中国出口企业应对调查给予配合。采用降低价格保持在当地市场的份额，或改变其产品的某些配件的来源来改变原产地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反倾销案件发生以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认识反倾销及其后果，积极应诉，尽量避免国外反倾销措施的滥用。反倾销立案以后，有关的中国企业要积极配合反倾销调查，争取最大限度地抗辩机会。配合调查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认真准确地填写调查问卷：配合反倾销案件的听证会及实地核查。应重视反倾销调查的时限性，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参加应诉积极答辩，这样才视为有效的配合调查。另外过去一直强调的由行业商会统一协调反倾销应诉这一方法有待商讨。因为商会统一应诉，会给对方造成一种印象：中国企业相互通气，价格和成本也是互通的，所以只能征收单一的反倾销税。而其他受调查的国家的企业都分别聘请各自的律师，不会也不可能互通声息。6.按照标准调整企业经营和管理，尽可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待遇极其重要。虽然迄今为止，中国企业申请欧盟和美国市场经济待遇的成功率很低，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国际贸易惯例和有关规则了解不透彻，举证不充分。根据目前欧盟的法律规定，要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仍必须符合下列标准：(1)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作出决定，不必遭受国家的干预；(2)企业帐目必须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进行独立审计；(3)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没有被前国营经济体制、易货贸易或债务补偿等扭曲；(4)公司遵守破产法；(5)外汇兑换率随行就市。根据过去的应诉资料反映，那些被拒绝授予市场经济出口商待遇的公司，其主要原因是：(1)在国内市场销售受到保护。说明某些行业和产品受政府保护，这不符合企业自主经营的原则。(2)在决策过程中国家大量干预，包括国家强加的投资义务，强迫使用某些原材料供应商。这表明政府对企业直接干预。(3)政府规定强迫外商投资企业支付相当于国营企业同等职工的120%的工资，这违反工资双方商定原则。(4)帐目得不到适当审计。许多公司上交的帐目不完整，很多帐目要么根本未经审计，要么未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审计。许多公司的会计政策前后不一致，随意调整有关费用，财务报表不准确。(5)存在易货贸易。7.寻找、选择有利的替代国如果申请市场经济待遇失败，那么替代国的选择也就成了确定倾销是否存在的重要因素。所以尽量根据替代国选择的方法，提供给调查机关合适的“替代国”选择意向，并对不合适的替代国选择作出及时抗辩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思路 中国虽然已加入了wto，从理论上说，不应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外国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反倾销不会就此停手。在中国出口反倾销问题上，我们还任重道远。为了尽量减轻国外反倾销对我国外贸乃至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我国必须采取以下相应的对策思路： 1、出口企业要控制好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其标准是要使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与同类竞争的其他国家的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保持相近，尤其是要贴近出口国竞争产品的价格水平。一些集中供货的产品，国内厂家不多，如大型成套设备或类似产品，应当由行业协会或商会出面，实行价格协调，不应再打内战，要一致对外，不仅要保护本企业的利益，而且要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 2、建立反倾销调查的预警机制。利用现有驻外经商处的力量跟踪当地市场行情，尤其要密切监视我国大宗出口产品的市场及价格状况，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定期向国内提供研究报告，将外国反倾销政策的动向及时反馈给国内，使国内企业和商会尽早得到哪种商品可能被反倾销立案的信息，形成一套较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今后这一工作应加速推广，使尽可能多的企业受惠。 3、要控制好出口产品数量的增长速度，切忌某项产品在短期内大量或成倍增长，不顾进口国市场容量以及进口国相关产业生产经营状况如何。纵观过去发生在国外的反倾销案件，很多案件的发生都与中国产品出口过低，出口量过大有关。因此，出口企业加强自律，发展公平、有序的出口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国外的反倾销案件。 4、提高反倾销应诉率。以往对华反倾销案件中，中国企业应诉率低的原因很复杂，但怕打“洋官司”或希望别人应诉，自己搭便车的想法是最主要的因素。入世后，国内企业应改变旧的心态。具体应诉中，企业除了要聘请精通wto规则、国际法和国际贸易知识的律师抗辩外，关键是做好举证工作，就被诉企业情况、国内市场、起诉国销售情况、生产成本等内容，在律师指导下填写问卷调查。这也有赖于国内反倾销律师和专业队伍的建设，有赖于国内反倾销基金的尽早设立。 5、积极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的独特作用。商会及行业协会在沟通政府与出口企业的关系上有着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反倾销调查中具有政府及企业不可替代的规范和协调作用：通过规范本行业企业行为，尽可能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通过组织本行业涉案企业应诉，尽可能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为了使指导、帮助和协调更为有力，可以赋予政府有关部门、商会和行业协会一定的权利。 6、修改现行反倾销法律。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需要不断完善，与国际反倾销法律接轨。首先，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例》已经增加了累计评估等新内容，但是对于什么是规避行业，哪些行为属于规避行为，对于进口倾销产品形式的变化如何辨认还要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提高其可操作性，阻止国外一些企业利用我国反倾销措施的不完善在我境内进行倾销。其次，反倾销调查期限应该缩短。我国规定自立案调查决定公告之日起至最终裁定公告之日止为12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18个月，这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有差距。欧洲委员会立案的调查期一期在6-8个月内结束，最长不得超过1年。调查时间相对短一些，可以裁定倾销存在的可能性就大些，可以控制倾销者规避法律的行为。再次，我国反倾销的主管机构复杂，涉及到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及海关总署，外经贸部同海关总署进行倾销和倾销幅度的调查，国家经贸委员会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损害的调查，这种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增加了协调难度，降低了效益。最好由一家机构全面负责倾销和损害的调查，管理的简单使反倾销诉讼程序快捷，也使企业利用反倾销程序保护自己的利益具有更大的有效性。 7、增强国际营销观念，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现有竞争战略及策略，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功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争以质量、价格的双重优势占领市场。 8、通过海外投资转移原产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可以转移到内地生产或国外生产。如果这种产品市场主要在国外，就应当优先考虑转移到国外生产。通过改变原产地，规避进口国的反倾销视线，或者转移到进口国生产，就地销售，绕过贸易壁垒。这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经常采取的措施。 9、企业要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规范会计资料。在反倾销调查中企业必须提供完整、规范的会计资料，由此来认定正常价值，否则由进口国政府选定的第三国同类商品的出口价作为替代价确定正常价值，而进口国所选的替代价肯定对应诉方不利。所以，企业应加强财会工作，使企业会计资料符合国际规则，在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中能够提供完善且符合规范的有关会计资料。我国的一些应诉企业在反倾销诉中败诉，部分原因就是不能提供有关商品生产的会计资料。 10、利用wto规则解决国外对华反倾销中不公正待遇。（1）利用wto反倾销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对其他成员实施反倾销法提出自己的意见。（2）作为第三方，在参与另两个成员间的争端解决程序时，向wto工作组提交自己的法律意见及陈述。（3）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争取wto成员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时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保护。 我国加入wto最大的好处之一，是利用wto成员应有的权利保护我国产品的出口。因此，我国产业界应和政府密切配合，对外国的反倾销措施做出正确评估，以确保中国根据wto反倾销协议所应享有的权利得到真正的保护。PS：直接一点说会有贸易壁垒，比如配额等来进行进口数量限制，对中国贸易不利，一般不要让他们感觉有倾销的行为，就是价格不要太低，数量不要太大。明白了吧。
WTO反倾销协议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内容摘要：反倾销历来都是GATT和WTO谈判的主要内容。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妥协，缔约各国终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的1994年达成了“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Agreement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该协议的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曾经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却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应该在法律规定等方面与WTO的原则和规定保持一致。本文从WTO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规定谈起，分析中国《反倾销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在中国应建立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并提出笔者的总体构想和微观设计。关键词：WTO反倾销协议 司法审查倾销（Dumping）是出现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经济行为。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对“倾销”的定义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反倾销（Anti-du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一般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以对进口国及其企业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的行为。[i]司法审查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宪法学与行政学的概念，而且司法审查有着很广泛的含义。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司法审查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又称之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对公民的侵害。“司法审查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运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提供权益救济；二是对行政权力的主体实行监督。”[ii]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指的是后者，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反倾销属于行政行为，为了切实保护反倾销过程中利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从正当公平的角度应该允许对反倾销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一、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iii]从上述的条文规定来看，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三个：司法、仲裁和行政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都拥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那是不是说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有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倾销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下，法院不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拥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只要在这些国家内，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只要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可观和公正的审查，即使它不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也是允许的。这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或许是仲裁机构或许是行政机构。二是为了尊重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行政救济用尽”的原则。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能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两种体制下的两种机构：欧洲大路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欧洲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拥有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权，但行政法院在原则上是完全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行政裁判所虽然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决定的作出要经过正式的听证程序，这时的行政裁判所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经过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决定在当事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即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而行政裁判所虽然在表面上是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但是从实质的法律关系上还是独立和客观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决定还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界人士对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而是分层次的关系。涉及到反倾销的当事人可以先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即“行政救济用尽”；在当事人表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主要的区别在于行政法庭负责进行审查实体法律关系，而普通法院只负责审查法律的适用。[iv]二、中国法律法规有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中国目前对于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但是目前在《反倾销条例》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司法审查的规定。目前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反倾销法应该与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能够相一致，讨论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的问题，增加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改的项目。此外，因为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属于宪法学与行政学的范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认为是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v]《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排除了几种行政行为免受司法审查。从《行政诉讼法》本身的法律条文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反倾销过程中的司法审查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性规定也没有涉及到反倾销问题，分析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反倾销问题的行政决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关于反倾销问题上的司法审查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法律和法规中是缺乏法律规定的，是缺失的。[vi]三、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和相关问题以及WTO的反倾销协议来看，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承诺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总体上将反倾销司法审查纳入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二是在我国的反倾销法中明确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一） 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在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实际上并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内涵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反倾销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畴。[vii]第一、反倾销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反倾销一般是由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然后由外经贸部对书面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调查之后，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由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倾销和损害成立的，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分别作出最终裁定，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反倾销的调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和裁定等；反倾销措施的裁定部门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显然，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部门。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提出司法审查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的。[viii]第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享有行政诉讼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在各国的反倾销行为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一般有三个，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进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三是进口国负责作出反倾销裁定的主管当局。前两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原告，第三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论述中已经阐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当外经贸部作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时，申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即申诉人成为司法审查的原告。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如果外经贸部作出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国内的申诉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产业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都有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允许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涉外行政诉讼一章和其他相关规定。（二） 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在确定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后，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微观上设计并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第一、 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实质上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反倾销裁定如何审查以及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给予什么样的法律关注的问题。[ix]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模式是：以法律审查为主，以事实审查为辅；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从行政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有些条文规定超过了合法性审查，延伸至合理性审查，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等，但在实践中，合理性的审查几乎是没有的。反倾销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很强的技术性问题。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行政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而法院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都决定了法院不能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在尊重后者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着重对其事实判断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践当中，法官对事实进行审查的程度要较成文法规定的要高，这一方面以损失司法效率为前提，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当然，法官也不应当全面放弃事实审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时候事实和法律问题是很难区分的，二是有些法律问题的审查要依赖于事实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就只是走过场而已。总而言之，在我国将来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x]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有关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法律审查方面，对事实的审查只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法律审查。二使法官应慎用和不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否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一般的行政诉讼法中适用的比较多，但是若将这一依据用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则会因标准适用严格而使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反倾销有其极其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WTO反倾销协议中第20条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径自依现有资料作出裁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的裁定，实属不妥。三是法院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与进口国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进口国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来决定是否给予被控倾销的外国相关产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即使外国相关产业的倾销行为给国内的产业造成很大的损害。第二、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在前面已经有很多的论述，现在就着重谈一谈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呢？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主管反倾销的行政机关从反倾销案件是否立案开始就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这将有损于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高效率，同时也会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有限制性的选择一系列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活动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在我国，反倾销行为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和最终裁定。因而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这三种情况应该是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xi]第三、 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诉讼主体实际上是诉讼过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因为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此简要谈谈前面没有谈到的问题。首先说原告的问题。进口国内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产业或其代表以及外国被控倾销的产业或其代表都可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其次说被告的问题。前面提到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提到作出相关立案调查、终止调查以及相关裁定的行政机关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因而这两个行政机关最有可能成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问题在于我国《反倾销条例》中多次提到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有关决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将外经贸部单独作为被告呢？还是应该将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共同被告呢？就我个人认为，应该将此两部委作为共同被告比较合理，因为毕竟二者共同参与了这个决定的成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第四、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对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管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它们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因而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第一审管辖法院都应该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不排除因为反倾销案件的重大和复杂性，而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第一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部分，也应该实行两审终审制度。综上，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二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理。[i] 参见甘文：《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7日。[ii] 孙宁华主编：《权力与制约——行政法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页。[iii] 参见王福明主编：《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iv] 参见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v]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法律规定。[vi] 参见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vii] 参见张晓东、余盛兴：《论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viii] 参见张晓东：《中国反倾销立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ix] 参见房东：《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x] 参见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现代科学》1999年第5期。[xi] 参见并比较张晓东：《加入WTO与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其他参考资料1、 彭文革、徐文芳著：《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2、 张慧龙编著：《欧美反倾销法对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万里书店，1993年3月第1版。3、 王传丽：《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4、 程大为：《WTO反倾销措施和中国反倾销应诉》，《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11期。5、 薛荣、李居迁：《反倾销法的理念及其局限分析》，《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6、 石青凯：《国外反倾销法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国际商报》2000年8月10日。7、 姜爱丽：《加入WTO的反倾销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8、 王伟：《美国反倾销法损害标准的演变及评价》，《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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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反倾销立案总体呈波浪上升趋势，中国“受灾”最重。对中国企业来说，反倾销随时可能降临到他们头上，我国企业的优势－价格优势有可能成为外国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的理由，另外加上我国在加入WTO时承诺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是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受反倾销诉讼的打击。当然也反过来说明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正在增强，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防患于未然，做好充分准备，积极灵活应对，国内企业遭到反倾销后是能够获得胜利的。我下面介绍我国橡胶行业近年来在积极应对中也获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下面通过对个别案例的简述，希望能在对外反倾销方面给业内企业有益的启示。 一、入世以来各国对我国橡胶行业提起的反倾销 入世以来，我国被外国提起反倾销的例子越来越多，世界贸易组织（WTO）今年4月2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03年下半年，共有14个世贸组织成员对30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展开了115项反倾销调查，其中发达成员采取的调查占46项，报告显示：中国出口产品遭反倾销最多。 这一数目与前年同期相比明显减少。2002年下半年，共有18个成员发起了161项反倾销调查。 报告指出，2003年下半年，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成员是印度（33项），其后是美国（21项）、中国（11项）、加拿大（9项）、墨西哥（8项）和澳大利亚（7项）等；而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是中国（30项），其后是美国（12项）、日本（8项）、欧盟（8项）、印度（7项）、韩国（7项）和中国台北（6项）等。若按被调查产品的种类划分，化学制品的数量居首位（31项），紧随其后的是贱金属（29项）和塑料制品（16项）。 报告还列出了各成员采取反倾销最终措施的数字。2003年下半年，16个成员对31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实施了107项反倾销最终措施，比前年同期的113项略有减少，其中发达成员占23项。 实施反倾销措施较多的成员依次为：印度（32项）、中国（21项）、美国（9项）、澳大利亚（8项）和土耳其（7项）。出口产品被施加反倾销措施较多的成员有中国（22项）、韩国（15项）、日本（8项）和印度尼西亚（7项）等。 在秘鲁，今年5月，秘鲁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日前公布一项裁决，以中国轮胎存在倾销行为为由，规定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在入关时必须多交反倾销惩罚性关税，以便其销售价格与国际市场水平大致持平。 利马考乔轮胎公司于2001年2月15日首先向秘鲁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的反补贴及倾销委员会提交报告，指控三家中国公司向秘鲁倾销轮胎。同年4月，在秘鲁设有分公司的固特异轮胎公司也向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提交类似指控。秘鲁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随后开始对来自中国的轿车、小型卡车及大货车轮胎进行反倾销调查。 不久前，秘鲁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反补贴及倾销委员会下达初级判决，声称经过与其他国家同类型产品的比较，发现中国轮胎价格相当低廉，该组织因此下令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轮胎征收反倾销惩罚性关税，以韩国出口到秘鲁的轮胎价格为标准，提高中国轮胎的入关价格。 在土耳其，由于生产商Pe吨las和TurkPirelli公司向土外贸署提出指控，要求对产自中国的橡胶外胎的进口采取措施，今年8月21日，土耳其外贸署进口司在《政府公报》上刊登公告，决定对橡胶外胎开展反倾销调查。 在印度，今年5月印度轮胎业生产商协会近日表示，将在1个月内向政府对原产于中国的汽车轮胎提交反倾销诉讼申请。印度轮胎行业生产商协会是代表印度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的组织。目前，该协会的会员包括MRF、Apollo、Tyres、JK Tyre、Cea吨和Birla公司等印度的轮胎大生产商。 该协会董事D．Ravindran表示，印度汽车轮胎生产商协会已经事先向海关作出通报，并提供了目前轮胎的市场价格。印度汽车轮胎生产商协会正与印度的一家私人调查代理处合作共同收集中国有关公司的倾销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以及从印度外贸局得到的有关信息一并提交给印度外贸局。该私人调查代理处已经确认了进口这些轮胎的印度进口商，目前唯一要做的是证实涉及倾销的中国企业及其轮胎品种。 D．Ravindran表示，印度汽车轮胎生产商协会此举是因为进入印度的一些中国轮胎存在“低报进口”现象，并向印度出口翻新轮胎。中国出口的汽车轮胎价格为70－75美元／条，但在印度，其价格为35美元／条。中国公司通过“低报进口”使得每条轮胎的到岸成本较低。 二、对于印度对我橡胶助剂的反倾销的应对之策及思考 今年7月，印度有关当局宣布对进口的中国国产橡胶助剂进行反倾销调查。这是连续两个月来对我国橡胶助剂进行反倾销调查，在我国橡胶助剂及其中间体界引起强烈反响真正意识到所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给未来生产与发展带来的影响。 据分析，印度对我国频繁进行反倾销的主要原因：一是贸易竞争性强。我国和印度同属发展中国家，都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贸易伙伴，且以制成品出口为主，造成出口产品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二是国内企业应诉不积极。目前我国对印度出口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且较分散，而且涉案金额不高，造成我国企业对印度的反倾销应诉率比较低，而这又给印度造成对华反倾销易于成功的错觉。三是印度国内蓄意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随着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印度，印度国内对我国产品的抵触情绪正在加深。 从印度对我国橡胶助剂的反倾销，也可以看到我国橡胶助剂行业近几年取得较大进步。 1、我国橡胶助剂现状 我国橡胶助剂工业近年来取得较大进步，其中重要因素是上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上游原料及中间体有苯胺、硝基苯、对硝基氯苯、环已胺、吗啉、对氨基二苯胺、叔丁胺、间苯二酚、甲基异丁基酮等。 苯胺是橡胶助剂的主要原料，目前我国荣胺年生产能力约为40万吨，约占全球总生产能力的13％，随着相关产品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苯胺掀起建设热潮，预计2005年我国苯胺国内年生产能力将突破60万吨，价格平稳供应充足。硝基苯90％以上产量用于生产苯胺，因此其市场趋势与苯胺相近。对硝基氯苯是橡胶防老剂主要原料，目前我国对硝基氯苯年生产能力约28万吨，占全球总生产能力的56％，价廉优质，成为全球主要生产国和供应国。在未来相当时间内，我国对硝基氯化苯将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甚至有所下降。 环已胺是促进剂CZ的主要原料，2003国内年生产能力约为1．6万吨，约占全球生产能力20％，近年来随着促进剂CBS的快速发展，2004年国内多家企业扩建生产装置，预计2004年底全面生产能力将达到2．4万吨，未来价格平稳，供应充足。 吗啉是促进剂NOBS的主要原料，我国建有亚洲最大的吗啉生产装置，年生产能力超过1万吨，约占全球总生产能力的50％，已经出现严重供过于求局面，价格逐步下滑。 对氨基二苯胺是橡胶防老剂最主要中间体，近年来国内对氨基二苯胺合成技术进展较快，国内成功开发出硝基苯法清洁工艺，生产成本较以前每吨降低3000元，目前国外也仅有富来克斯公司能够采取该工艺进行生产，国内年生产能力3．5万吨，约占全球总生产能力25％左右，质量好价格优，每年大量出口到国外。 间苯二酚是橡胶粘合剂的主要原料，国内年生产能力3000吨，约占全球生产能力的6％左右，近年来全球间苯二酚严重过剩，大量国外产品进入中国，价格大幅度下降，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全球间苯二酚的供应不成问题。 叔丁胺是橡胶促进剂TBBS的生产原料，国内仅有小规模生产装置，由于合成技术不过关，生产成本高，导致我国促进剂TBBS的发展缓慢，近年来进口价格有所下降，国内也在加快叔丁胺合成技术的研究。 甲基异丁基酮，是防老剂4020的主要原料，以前国内主要依赖进口，2004年初吉林石化将建设年产1．5万吨的生产装置，即便该装置建设后国内仍不能满足需求，据悉国内镇江引进技术建设年产3万吨的生产装置。 橡胶助剂的原料多为苯系有机中间体，而印度有机中间体业中苯系相比比较薄弱，萘系比较发达，印度的苯胺的生产能力约为5万吨／a、对硝基氯化苯产能为6万吨／a、环已胺、吗啉、叔丁胺、对氨基二苯胺均为年产数千吨，没有间苯二酚和甲基异丁基酮的装置，与我国生产能力及技术水平相比有一定差距，每年从我国大量进口对硝基氯化苯、吗啉等，也进口一定数量的我国环已胺、苯胺、对氨基二苯胺等。因此此次印度提出反倾销调查的几个品种也主要是以苯胺、对硝基氯化苯、环已胺等为原料生产的橡胶助剂，而TBBS原料叔丁胺生产不理想，在此次反倾销调查中就没有提及该产品。 总的来看我国橡胶助剂的原料除少数品种外，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产品质量和价格均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 2、什么是WTO机制下的反倾销 现行的WTO反倾销规则作为一套详细的法律规则，是在GATT第6条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GATT第6条是在各国反倾销立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了解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WTO反倾销规则。按照世贸组织各成员关于实施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所达成的协议：“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如果被指控产品存在倾销，并给进口国国内造成损害，且该损害确由倾销所造成，则进口国可对该出口国指控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一般来说，确定反倾销程序大体包括起诉及立案、调查问卷、证据核查、初步裁决、最终裁决、听证或上诉等6个环节。 在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以前，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主要受制于外国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配额、许可证等直接数量限制，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后，反倾销这种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会成为一些国家实施歧视性贸易壁垒的重要形式。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反倾销活动近年来甚嚣尘上，作为重要对象的亚洲国家，先是韩国、日本，继之印度、泰国、印尼、越南、菲律宾、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均成为西方国家反倾销的受害者而蒙受巨大损失。我国则是后发并超越韩、日的最大受害国（1）。迄今为止，我国出口产品已受到近40个国家和地区共426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产品4500多种，居全球首位，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 可以说研究反倾销与中国企业的应对措施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印度对我国化工产品实施反倾销，橡胶助剂并不是首例，如印度曾提出对自韩国、中国、欧盟和中国台湾的碳酸钾产品提出反倾销调查，经过国内大量努力，于2004年1月16日印度调查局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裁决，因此国内可以借鉴以前成功经验积极应对。 3 对于这次印度对我橡胶助剂的反倾销我们的应对之策 通过国内多次反倾销和应对国外反倾销案例来看，我们的应对之策是：首先国内生产企业要在企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出口商会的支持和协调下进行应诉，鉴于目前国内被提出反倾销的促进剂M、促进剂CBS、防老剂RD、防焦剂PVI等生产企业规模小，因此大部分企业对反倾销知识和经验，应对所需要费用较高等都存在较大问题，并且橡胶助产品出口受阻对上游中间体影响较大，因此主要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也应积极帮助这些企业应对反倾销，采取积极协作配合，在数据的共享与保密处理、费用均匀分摊及相互协作方面都要以开放胸襟和以大局为重去维护我国民族工业健康稳定发展。 全国了解申诉企业及应诉企业的实际状况，做到知己知彼，认真研究印度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标准和程序；以《WTO反倾销规则》和印度反倾销规则为基础，既配合印度反倾销调查机关的调查又要据理力争，维护应有的权益；政府相关部门、协会、商会和应诉企业及代理律师共同努力，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有所突破，为中国企业应诉印度反倾销案排除一个主要障碍，因为我国出口到印度产品尤其是化工中间体很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后对我国将来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这次反倾销应诉，无论是胜诉或败诉都要积极总结经验，因为通过应诉可以充分了解和认识印度国内橡胶助剂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获得宝贵的一手资料，如了解到申诉期间其他国家在此期间在印度倾销幅度；通过现场应诉可以了解其他各国企业的实力和在印度市场上竞争的态度，以确定我国橡胶助剂在未来国际市场上的主要对手等。 三、对于反倾销，我国的应对措施 1、加快企业非国有化改革，尽快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地位的被动局面 我国政府有必要按照市场经济国的条件，尽快在竞争领域完成国有企业民营私有的转制改革，等到劳工工资、生产资料控制及资源配置、产品价格、产量限制等一系列障碍均不复存在，市场经济的价格运行机制真正建立起来，我们完全可以要求美国确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地位；倘若还不能取得市场经济国地位，则可诉请WTO争端解决机制对美国的歧视政策和行为予以裁决。 另外，有效的产权安排能够减少企业在出口中的倾销行为，并激励企业在遭遇反倾销诉讼时为了自身的利益积极应诉，从而减小反倾销造成的损失。 2、增强国际营销观念，提高产品综合竞争能力 面对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反倾销威胁的双重夹击，出口企业应做好对国内外市场调研工作，优化市场结构，尽快转换竞争方式，变“以价取胜”为“以质取胜”，积极利用商标、原产地标志、包装、款式、公关、广告等种非价格竞争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功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同时在制度安排上可以考虑“优质高价出口原则”。这一原则是为了制约企业的外销竞争行为和防止出口活动中可能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而建立的准则。这一准则首先强调的是“高价”，一种国内产品在向同一海外市场外销的活动中，外销价格高的企业将赢得市场。外销价格的比较在经过技术处理后可统一在离岸价上进行，由海关设置“价格门槛”，出口产品的外销价格只有高出这一“价格门槛”才能溢出海关输往目标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说，“优质高价出口原则”亦可称为“最低出口价格准则”。这一准则的确立和有效进行有助于彻底解决我国出口低价竞争的老大难问题，并把出口竞争引向高价竞争，从而也就能够防止低价竞争表象背后可能隐藏着的国有资产流失或市场行为执行人中饱私囊的不法行为，并将有效地刺激出口产品质量和档次的提高。 3、政府努力创造条件，企业积极应诉 政府应努力为我国企业应诉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建立应诉与收益相对称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应诉。而企业在受到反倾销指控时，要积极应诉，敢于打“洋官司”。我国企业大量的反倾销应诉案件实践证明，打洋官司并不可怕，只要企业准备充分、据理抗辩，取得胜诉的机率是很高的。 4、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 应当说，我们对WTO规则的陌生与无知，缺少精通WTO规则的专业人才，是我国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损害最大的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我国的《反倾销条例》生效至今也只有4年多的时间，因而不论是企业、政府还是进出口商会、各律师事务所等，都奇缺反倾销专业人才。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支了解国际市场的反倾销人才和律师队伍，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加强培训反倾销律师，同时注意充分利用国外市场中这方面的人才，跨国公司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5、建立反倾销的预警机制 该机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出口市场份额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可以使国内企业采取正确的出口策略，防止被国外采取反倾销措施，即使被拆，由于预警机制的充分准备，也可以容面对，扩大胜诉概率。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首先要熟悉进口国的反倾销法律和程序，因为出口产品被诉风险概率取决于进口国相关产业是否强烈认为某一进口产品已经符合进口国反倾销法律的立案标准；其次要对进口市场进行了解，因为进口产品在法定调查期内数量激增，进口价格一路下滑，对此口国相关产业产生威胁，是立案的主要引发点，因此要对进口国市场内各国同类产品的进口熟练和进口价格以及进口国市场内同类产品的进口价格与各国（含中国）国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进行监测；另外要熟悉进口国相关产业，因为进口国相关产业的运营国期和同类产品的生产指数，原材料价格浮动等因素，也对进口国的反倾销策略产生直接影响；最后可以根据以上所了解情况综合分析，采取对策。如可以根据在某一时期内为进口国设定的进口数量和价格警戒线，适当整国内企业的出口数量、价格和出口时机 6、由于反倾销机制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机制，我国应利用好反倾销机制的规则，加强国内对外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力度 目前来看，我国相关部门对外国产品反倾销的调查力度在增强。今年9月8日，我国产业损害调查局召开了三元乙丙橡胶反倾销案产业损害调查启动会。立案后，受理应诉，组成了调查组，发放了调查问卷，产业损害调查全面展开。按照产业损害调查程序，调查组已于8月30日下发了各类调查问卷，目前正在抓紧进行初裁前的各项调查工作。 12月1日，商务部发布2004年第81号公告，公布了对原产于欧盟、韩国、美国、印度的进口三氯甲烷（英文名称：Chloroform，以下称“被调查产品”）反倾销调查的终裁决定。根据终裁公告，自2004年11月30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该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税则号中列为：29031300）应按终裁确定的税率（32％－96％不等）缴纳反倾销税，期限为5年。另外，商务部与德国LII欧洲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签署了价格承诺协议，这5家企业不适用反倾销税措施。
`国外对华反倾销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增长，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的地位日益上升。但同时国际上一些国家也将我国的出口商品作为反倾销的主要目标。因此，了解和掌握有关国际贸易的反倾销理论和法规，研究分析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及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于消除对外贸易障碍、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贸易中反倾销法的性质和作用 倾销是一种人为地将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在它国进行销售，并且给它国带来和将要带来实质性危害的行为。在国际贸易中倾销的动机是多样的，但不管什么样的动机，在本质上却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措施。因此，在实践中不但会遭到进口国政府及企业的反对，而且也是国际社会所不允许的，国际社会和各国对倾销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通过公约和国内立法进行限制。国际反倾销法产生于1948年1月临时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六条。该条款明确公布倾销行为应受到谴责，各缔约方均享有对倾销的抵制权，从而使反倾销成为GATT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自由竞争条件下的竞争规定，以规范企业参与竞争行为，保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 几十年来，国际反倾销法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在《1967年反倾销守则》基础上形成的《1979年反倾销守则》，进一步赋予进口国在反倾销程序上以一定的灵活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倾销应是构成损害的“主要原因”规定，即只要倾销是构成损害的一个原因即可，进一步放宽了实施反倾销的条件；二是制定了“价格承诺”条款。在20世纪80年代的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1994年反倾销守则》是在原《守则》的基础上引进了新规则，赋予进口国在其经济免受滥用自由贸易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方面以强有力的保护功能，以规范贸易行为，减少贸易纠纷。 实践清楚地表明，国际反倾销法具有贸易保护的性质和作用。无论是历史上的关贸总协定（GATT），还是现今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并不排斥贸易保护，而是在消除多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注重对进口国的适当保护。目前，反倾销已成为被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认可的用以保护国内工业不受损害的工具。 越来越多的国家根据国际反倾销法的规定修改或制定自己的反倾销法律。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国际反倾销的性质、作用和规则，是我们正确制定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策略，有效减少或避免遭受反倾销指控的重要前提。 二、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的双方贸易有了迅猛发展。1999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3607亿美元，其中进口1658亿美元，出口1949亿美元，贸易顺差达291亿美元。不少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基本处于顺差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外有关竞争者利用反倾销法，频频指控我国出口商品倾销。 从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盐类和闹钟发起第一宗反倾销调查，至2000年9月初，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总数已达378起，涉及我国出口商品二十多个大类中的绝大部分类别，总金额至少有100多亿美元。据有关资料，近年来国际反倾销案件中，针对我国出口商品的，约占全部反倾销总数的习小。看来，我国已成了国际反倾销的主要目标，我国的出口贸易正面临着严重的反倾销的威胁。 当前，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提起反倾销诉讼的次数频繁。自1979年我国产品首次在西方遭到反倾销诉讼至今，我国产品屡屡遭到反倾销诉讼，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我国产品提起的指控有增长之势，如欧盟仅在1996～1997年上半年就发动了10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在1998年7月又将中国的棉坯布作靶子提起反倾销调查，要我国企业作出价格承诺，否则就征收反倾销税。1999年新春伊始，欧盟又宣布对从中国、匈牙利、印度、墨西哥、波兰、南非和乌克兰进口的钢丝绳和钢缆绳征收惩罚性反倾销税。近来，中国产品在国际上接连遭遇反倾销厄运，9家企业刚应诉欧盟反倾销，欧盟又对中国节能灯进行反倾销调查；美国6月开始对中国浓缩苹果汁征收反倾销税，8月中旬又指控中国钢材对美倾销。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99年上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国外对华反倾销起诉达53起，还有10起在立案之中，涉及中国出口商品金额约达15亿美元。 2．被诉倾销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反倾销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只要他们认为危害到或将要危害到本国竞争力差的产业的产品，都可以列为倾销产品的范围。涉及鞋类、电工刀、打火机、油漆刷、自行车、铅笔、抽屉滑轨、箱包、树脂餐具、不锈钢餐具、刹车盘、刹车鼓、电缆绳、彩电以及化工原料和农产品等4000多种商品。尤其是美国的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相继把保护的范围由一般商品扩展到劳务、投资、知识产权等，其可诉的范围还会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3．对中国产品倾销的确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一般说，构成倾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产品以低于国内的价格或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向进口国进行销售；二是销售的数量猛增；三是销售的产品对进口国造成实质性的危害，且这种危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但是西方一些国家所确定的倾销并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甚至有时根本不具备任何倾销的条件。在确定哪些是倾销产品方面带有主观性。作为倾销产品的对象，大多数是我国竞争力较强的产业，特别是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的产品。如中国生产和出口到欧洲的棉坯布价格从1992～1996年一直在上升，但占欧洲的市场份额1995年、1996年、1997年基本持平。在这种情况下还确定为倾销，其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发达国家的纺织业在中低档产品上已经失去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所以他们为了保护这些不景气的企业，减少失业人数，一旦提起反倾销诉讼，则一定会确定倾销存在。在确定反倾销税的征收上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实践中，常常不用统一标准对待所有出口同一产品的国家。如1998年欧盟对中国、印度、埃及、印尼和巴基斯坦五国的棉坯布的反倾销中，征收的平均税率是12％，但是对中国则是征收6个月％的临时反倾销税。而实际上，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棉坯布价格比中国低40％。再如1999年2月宣布对中国、印度、墨西哥、波兰、南非和乌克兰的钢丝绳和钢缆征收6个月的惩罚性反倾销税，其中南非是33％，而中国则是％。其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的这些产品挤出欧洲市场。 4．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大。西方一些国家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是很大的，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百乃至上千。如1993年12月墨西哥对我国鞋类出口征收165％、232％、313％至1105％的关税；再如1997年7月美国商务部对我国几家企业出口小龙虾征收的反倾销税率平均为％，最低的是％，最高的是％。面对如此高的税率，无论哪家企业都无法承受，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相关企业将不得不退出已经占有的市场份额。 三、我国出口商品屡遭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原因分析 我国出口商品屡遭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还有法律因素的制约。综合起来，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国际经贸形势所迫。一方面，近年来西方国家（除了美国）经济普遍不景气，他们（包括美国）为保护本国产品的国内市场，于是频繁运用反倾销措施来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另一方面，由于乌拉圭回合协议的生效，要求各国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取消进口数量限制，各国为抵消这一谈判结果对本国工业的冲击，纷纷采用反倾销这一便利而有效的措施。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出口产品种类多、数量大，保持对较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贸易的顺差，自然成了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 2．制度差异引起歧视。国际上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有偏见，对我国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专横地以替代国价格作为计算基础，而在第三国参考价格选取上又别有用心或不负责任。并对我国外贸企业以“国有”为由，普遍实行单一的反倾销税率，甚至把对个别企业的反倾销当成对整个国家来裁决，即一家企业遭受反倾销起诉，全国同类出口产品同为被告，这显然有失公正合理。即使欧盟于1998年4月改变对华反倾销政策后，但还称我国为“前非市场经济国家”，对我国仍实施歧视性的反倾销措施，采用“参照图”等不合理做法。 3．价格竞争过烈。我国产品本身就具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价格比较便宜。再加上出口秩序混乱，出口企业削价竞销，导致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对进口国企业构成一定的威胁。 4.出口结构失衡。从产品结构看我国出口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产品的附加值相对偏低，易给进口国造成低价倾销的印象。从市场结构看，我国直接出口和经香港转口的出口中有65％是以欧美为目标市场的，出口过于集中。如我国金属镁产品向欧盟出口，1993年不足100吨，1996年竟达11000吨，如此巨幅的出口量增长，怎能不为欧盟对华反倾销提供口实。 5．国际营销谋略不足。我国出口企业大多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总体把握，单纯依赖低价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的居多，对外价格竞争手段重视不够。一方面，一些出口企业由于急于成交，在本企业对进口国市场行情和价格水平真正掌握时，报价较低，易使进口方造成“价廉质劣”的印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进口国消费者风俗习惯的调查研究，不重视口味、款式、包装等方面的改进和创新，往往使一些“好货”卖不出“好价钱”；再一方面，一些企业未能把握国际市场和进口国行情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致使某些商品大量涌入进口国，增大了对华反倾销的概率。 6．法律应诉不力。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反倾销应诉机制，存在着应诉经费不足、专业人才匮乏、企业应诉意识淡薄等问题。国外对华反倾销案调查后，许多企业因多种顾虑往往不愿应诉。我国反倾销诉讼的被动与消极做法，易给人造成国外对华反倾销易于成功的错觉，结果往往不仅丧失了多年开辟的市场，而且助长了有些国家肆意对华反倾销的气焰。 四、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思考与建议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政府部门和出口企业应加强联手，积极应对，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 1．强化法律意识，提高企业应诉的主动性。众所周知，WTO限制配额、许可证等关税措施的使用，使反倾销的作用更加突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出口将进一步增长，因而国外对华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案可能还会增加。企业作为市场经营运行的主体，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必须更多地学习和掌握国际贸易的法律，强化自我保护、自我发展意识。尤其是近年来，许多国家改变了过去对中国所有企业裁定统一反倾销税率的做法，诸如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中，大部分都以中方应诉企业实际的"生产要素"为基础计算各个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欧盟自1998年7月份修改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倾销规则后，也规定在满足一定份额条件后，可以给予应诉企业以“分别的税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诉企业有可能取得一个比较低的税率，而不应诉企业得到的"统一税率"往往大大高于应诉企业的税率（如美国对华金属锰反倾销案中，参加应诉的几家企业分别得到3％、5％和20％的反倾销税率，而未应诉的企业则被一律裁定超过100％的高额反倾销税）。因此，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指控和调查时，所有的相关企业都应积极参与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的激烈竞争中不断发展与壮大。 2．规范出口竞争秩序，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一要注重对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的调研工作，了解并掌握其同行对手生产能力、市场销量和价格水平，防止一哄而上过量出口。二要加速建立市场经济的价格运行机制，尽快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切实做到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从而使西方国家在反倾销中对我国实行价格歧视和借口失去依据。三要加强对企业的宏观调控和协调管理，严禁出口企业低价竞销，以避免出口企业自相残杀而导致肥水外流。四要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通过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江苏黄海汽配公司从1991～1996年积极应诉与美方打了4场“洋官司”，结果均以美方败诉而告终，关税从156％逐步降至1．23％。这一结果，不仅巩固和扩大了螺母产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份额，而且还带动了其他产品进入美国、南非等国外市场。追溯连续几次胜诉各因素，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严格科学的成本管理。该企业定额管理扎实，原始记录、台账健全完整，经济活动分析资料详细，靠了这些扎实的基础管理，外方调查成千上万个管理数据，从怀疑到相信，从相信到折服，最后起诉方居然成了该公司在美国某地区的总经销商。 3．增强国际营销观念，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现有的竞争战略及策略，“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功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同时，注重全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在巩固现有欧美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尤其要加强对东欧、拉美、非洲等市场的开拓，以降低市场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并达到避免反倾销调查之效。 4．加大政府交涉力度，力促取消对华不平等待遇。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在国际上宣传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事实，通过政府之间的谈判，要求欧美等西方国家取消参照国做法，按我国国内价格确定产品的正常价格，并对涉诉企业采取实事求是、个别对待的做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争取尽快加入WTO，使我国早日成为国际反倾销公约的签约国，以提高我国在反倾销谈判和诉讼中的地位，有效抵制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歧视，维护中华民族的合法权益。 5．建立健全反倾销应诉机制，全力做好反倾销应诉工作。为有效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防止和减少国外反倾销造成的损失，我国政府及其出口商品管理部门和司法机构应认真总结经验，深化体制改革，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尽快建立起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协调网络。充分发挥我国驻外商务机构的作用，全面调研驻在国的反倾销法律、法规，随时跟踪我国出口商品被进口国反倾销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况，并及时地将有关信后、传递回国，以利于国内反倾销应诉协调机构和行业商会及时组织相关企业积极应诉。二要设立反倾销应诉基金，由于反倾销应诉需要费用开支，为防止某些出口企业无力承担应诉费用、应诉不力或拒绝应诉等情况的发生，可参照国外的做法，依据各企业出口量的大小确定一定比例的费用份额，并指定专门机构或海关收取，建立起专项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反倾销应诉和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三要强化应诉立法，加大奖惩力度。要把反倾销应诉与出口管理手段结合起来，坚决落实“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有关部门应抓紧制定具体的作细则，对积极应诉和胜诉的企业通过采用出口许可证、海关审价以及其他手段给予补贴和奖励，对不应诉或在应诉中表现消极的企业给予处罚，直至取消其生产经营许可证、外贸经营权，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四要加紧培养一批从事反倾销应诉的专门人才。目前，我国在反倾销应诉时，均聘请外国律师办案，这不仅要付出高昂的费用，而且在应诉和抗诉过程中往往无法充分反映我方意图，不利于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为此，迫切需要从战略高度出发，从现有的外经贸管理干部以及律师、会计师、经济师队伍中选择一批经贸、法律和外语等方面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优秀人才，进行集中强化培训，以加速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反倾销应诉的专家队伍，为构筑科学、高效的反倾销应诉机制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基础。
WTO反倾销协议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内容摘要：反倾销历来都是GATT和WTO谈判的主要内容。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妥协，缔约各国终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的1994年达成了“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Agreement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该协议的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曾经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却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应该在法律规定等方面与WTO的原则和规定保持一致。本文从WTO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规定谈起，分析中国《反倾销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在中国应建立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并提出笔者的总体构想和微观设计。关键词：WTO反倾销协议 司法审查倾销（Dumping）是出现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经济行为。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对“倾销”的定义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反倾销（Anti-du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一般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以对进口国及其企业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的行为。[i]司法审查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宪法学与行政学的概念，而且司法审查有着很广泛的含义。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司法审查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又称之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对公民的侵害。“司法审查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运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提供权益救济；二是对行政权力的主体实行监督。”[ii]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指的是后者，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反倾销属于行政行为，为了切实保护反倾销过程中利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从正当公平的角度应该允许对反倾销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一、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iii]从上述的条文规定来看，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三个：司法、仲裁和行政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都拥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那是不是说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有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倾销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下，法院不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拥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只要在这些国家内，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只要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可观和公正的审查，即使它不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也是允许的。这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或许是仲裁机构或许是行政机构。二是为了尊重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行政救济用尽”的原则。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能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两种体制下的两种机构：欧洲大路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欧洲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拥有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权，但行政法院在原则上是完全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行政裁判所虽然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决定的作出要经过正式的听证程序，这时的行政裁判所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经过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决定在当事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即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而行政裁判所虽然在表面上是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但是从实质的法律关系上还是独立和客观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决定还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界人士对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而是分层次的关系。涉及到反倾销的当事人可以先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即“行政救济用尽”；在当事人表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主要的区别在于行政法庭负责进行审查实体法律关系，而普通法院只负责审查法律的适用。[iv]二、中国法律法规有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中国目前对于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但是目前在《反倾销条例》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司法审查的规定。目前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反倾销法应该与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能够相一致，讨论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的问题，增加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改的项目。此外，因为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属于宪法学与行政学的范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认为是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v]《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排除了几种行政行为免受司法审查。从《行政诉讼法》本身的法律条文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反倾销过程中的司法审查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性规定也没有涉及到反倾销问题，分析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反倾销问题的行政决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关于反倾销问题上的司法审查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法律和法规中是缺乏法律规定的，是缺失的。[vi]三、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和相关问题以及WTO的反倾销协议来看，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承诺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总体上将反倾销司法审查纳入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二是在我国的反倾销法中明确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一） 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在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实际上并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内涵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反倾销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畴。[vii]第一、反倾销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反倾销一般是由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然后由外经贸部对书面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调查之后，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由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倾销和损害成立的，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分别作出最终裁定，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反倾销的调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和裁定等；反倾销措施的裁定部门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显然，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部门。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提出司法审查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的。[viii]第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享有行政诉讼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在各国的反倾销行为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一般有三个，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进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三是进口国负责作出反倾销裁定的主管当局。前两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原告，第三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论述中已经阐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当外经贸部作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时，申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即申诉人成为司法审查的原告。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如果外经贸部作出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国内的申诉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产业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都有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允许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涉外行政诉讼一章和其他相关规定。（二） 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在确定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后，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微观上设计并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第一、 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实质上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反倾销裁定如何审查以及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给予什么样的法律关注的问题。[ix]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模式是：以法律审查为主，以事实审查为辅；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从行政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有些条文规定超过了合法性审查，延伸至合理性审查，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等，但在实践中，合理性的审查几乎是没有的。反倾销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很强的技术性问题。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行政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而法院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都决定了法院不能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在尊重后者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着重对其事实判断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践当中，法官对事实进行审查的程度要较成文法规定的要高，这一方面以损失司法效率为前提，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当然，法官也不应当全面放弃事实审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时候事实和法律问题是很难区分的，二是有些法律问题的审查要依赖于事实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就只是走过场而已。总而言之，在我国将来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x]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有关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法律审查方面，对事实的审查只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法律审查。二使法官应慎用和不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否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一般的行政诉讼法中适用的比较多，但是若将这一依据用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则会因标准适用严格而使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反倾销有其极其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WTO反倾销协议中第20条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径自依现有资料作出裁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的裁定，实属不妥。三是法院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与进口国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进口国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来决定是否给予被控倾销的外国相关产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即使外国相关产业的倾销行为给国内的产业造成很大的损害。第二、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在前面已经有很多的论述，现在就着重谈一谈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呢？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主管反倾销的行政机关从反倾销案件是否立案开始就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这将有损于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高效率，同时也会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有限制性的选择一系列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活动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在我国，反倾销行为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和最终裁定。因而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这三种情况应该是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xi]第三、 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诉讼主体实际上是诉讼过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因为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此简要谈谈前面没有谈到的问题。首先说原告的问题。进口国内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产业或其代表以及外国被控倾销的产业或其代表都可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其次说被告的问题。前面提到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提到作出相关立案调查、终止调查以及相关裁定的行政机关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因而这两个行政机关最有可能成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问题在于我国《反倾销条例》中多次提到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有关决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将外经贸部单独作为被告呢？还是应该将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共同被告呢？就我个人认为，应该将此两部委作为共同被告比较合理，因为毕竟二者共同参与了这个决定的成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第四、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对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管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它们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因而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第一审管辖法院都应该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不排除因为反倾销案件的重大和复杂性，而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第一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部分，也应该实行两审终审制度。综上，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二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理。[i] 参见甘文：《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7日。[ii] 孙宁华主编：《权力与制约——行政法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页。[iii] 参见王福明主编：《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iv] 参见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v]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法律规定。[vi] 参见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vii] 参见张晓东、余盛兴：《论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viii] 参见张晓东：《中国反倾销立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ix] 参见房东：《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x] 参见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现代科学》1999年第5期。[xi] 参见并比较张晓东：《加入WTO与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其他参考资料1、 彭文革、徐文芳著：《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2、 张慧龙编著：《欧美反倾销法对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万里书店，1993年3月第1版。3、 王传丽：《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4、 程大为：《WTO反倾销措施和中国反倾销应诉》，《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11期。5、 薛荣、李居迁：《反倾销法的理念及其局限分析》，《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6、 石青凯：《国外反倾销法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国际商报》2000年8月10日。7、 姜爱丽：《加入WTO的反倾销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8、 王伟：《美国反倾销法损害标准的演变及评价》，《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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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对欧盟对华反倾销【摘要】1979年欧盟首次对华发动反倾销，这也是中国在世界上遭受的第一起反倾销指控。此后，欧盟又频频对中国提起反倾销指控，而且数量不断增多，反倾销的产品范围也不断扩大，反倾销税率也是一直增高。对此，本文主要分析了欧盟对华反倾销现状，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1978年,中国与欧盟签订了第一个中欧贸易协定,至今已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中国已成为欧盟十五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但也成了首当其冲的反倾销对象。“从1979年至2002年12月,欧盟对中国商品反倾销调查共立案94例,所涉金额55亿美元”。因此，有必要进行欧盟对华反倾销的相关分析。????一、欧盟对华反倾销现状????从历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来看，其对华反倾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欧盟是最早对中国提起反倾销的地区????1979年欧盟就对中国的机械闹钟和糖精钠提出了反倾销指控。这既是欧盟对中国的第一次反倾销，也是中国在全世界遭受的首次反倾销。可以说是欧盟率先对中国发动了反倾销，打开了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大门。????（二）我国已成为欧盟反倾销的首要目标????欧盟对华反倾销占欧盟反倾销案件总数的比例，从1998年开始，除了1998年和2001年，其余平均在12%以上，2003年最高达到了。从1995—2003年上半年，欧盟对中国的产品共采取了27个反倾销措施（包括中国香港，不包括中国台湾），印度15个，泰国14个，韩国和俄罗斯11个，中国位居首位。可见，中国已成为欧盟反倾销的主要目标。????（三）对华反倾销数量迅速增加????欧盟对华反倾销调查，从第一案起到2003年底，整个趋势是上升的。特别是90年代，案件数量上升很快，其中，“1991年4个，1993年4个，1995年5个，1997年5个，1999年竟然达到了12个”。不难看出，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四）对华反倾销的产品范围逐步扩大????起初,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主要集中在五矿、化工类初级产品,后来扩大至轻纺、机电、钢铁产品,近几年其目标已扩展至我国传统大宗出口产品，主要有自行车、彩电、鞋类和微波炉等,这种大范围、大规模的反倾销严重限制了中国对欧盟的出口贸易，同时，使中国工业发展受到了严重损害，对我国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五）对华反倾销税率高????欧盟反倾销税率的征收有时高达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已经不是以维持正常的贸易秩序、抵消和防止倾销为目的,而是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来使中国产品丧失在欧盟的竞争力,最终退出欧盟市场。例如，中国彩电在欧盟遭受反倾销起诉，从1991年起，欧盟商务委员会对中国彩电的惩罚性关税提到，1995年提到，1998年提到，致使2000年中国彩电在欧盟的总出口量下降到3万台左右。????（六）对华反倾销存在明显的不公正性????这种不公正性体现在诸多方面，如，1、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是实行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待遇，在确定正常价值时给中国寻找替代国。2、对中国实行一国一税政策。此外，还有许多不公平的做法，如欧盟对华采取替代国措施的同时，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允许中国查看有关替代国的相关资料等。????????二、欧盟对华反倾销原因分析????欧盟对我国反倾销之所以如此活跃,其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具体包括:????（一）相关企业不熟悉反倾销的“游戏规则”????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间不长，我国企业对于国际上有关反倾销的国际条例和国际惯例都不是很熟悉，更不用说是欧盟的有关反倾销立法，因此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缺乏信心和经验技巧。欧盟反倾销及其相关法规是经过多年的沉积而形成的，专业性和强，处在不断的更新之中。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跨入世贸组织大门不久的“新手”，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完全掌握的。????（二）中欧贸易发展的不平衡????自1978年以来，中欧贸易已增长三十多倍。对欧洲的进出口情况从1987年的逆差267902万美元变为2002年的顺差579942万美元。而且，自1999年1月1日发行欧元以来，欧元汇率一直走强，人民币兑欧元相对贬值，增强了中国出口欧盟产品的竞争力。中国加入WTO后，由于欧元汇率的增长，完全抵消了汇率的下调，所以虽然关税税率有所下调，但对在中国市场的欧盟产品没有多大影响。中国向欧盟出口就具有相对优势，自然成了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三）全球反倾销热潮的影响????从全球来看，反倾销炙手可热。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大环境会影响小环境，没有国际上的反倾销大比拼，中国产品也就不会屡屡遭到欧盟的反倾销。根据WTO的资料，全球反倾销立案数目1980—1984年5年间是703起，1985—1989年间是699起，1990—1994年间是1244起，1995—1999年间是1219起，2000—2004年间达到1448起。????（四）我国相关反倾销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我国在1997年之前没有自己的反倾销体系，对外国对华反倾销缺少对抗策略，使欧盟对我实施反倾销时往往有恃无恐。但是，现在，我国反倾销法规抽象、含糊，缺乏可操作性，对反规避、司法审查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有些规定尚未与国际规则完全衔接。比如，1、我国反倾销调查期限比较长，规定自立案调查公告之日起到最终裁定公告之日止为12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到18个月，比发达国家的相应期限要长2—3倍；2、我国关于倾销的认定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比较具体如何进行，适用何种价格，《反倾销条例》没有规定，而在损害的确定中，何谓“国内相同或类似产品”并不明确；3、在程序方面，机构设置不合理，对政府部门间的职责、执行程序、行为界定、奖惩措施等含义模糊等。这使被起诉的企业心存疑虑，使欧盟无所顾忌。（五）欧盟对中国实行歧视性政策????这主要表现在“替代国”和“一国一税”制度上。其根源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外国尤其是欧盟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的歧视，使用替代国制度，使其有恃无恐。此外，欧盟还对中国实行一国一税制度。这都是不合理的。尽管1998年欧盟承认中国是并非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欧盟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歧视性的待遇。????????三、应对欧盟对华反倾销策略研究????欧盟既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大伙伴，同时又对中国频繁发起反倾销指控。在这样的现况下,我国应怎样去应对欧盟对华反倾销指控呢？????（一）企业要积极应诉欧盟的反倾销诉讼。????首先，积极抗辩不仅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法律义务。欧盟反倾销法第十八条规定了对“不合作公司”的处理办法：如果涉诉方拒绝接受调查，不能按时提供必要的材料，或明显地阻碍调查，反倾销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可获得的信息”进行裁决。另外，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部于1994年4月4日公布了《关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发生的反倾销案件的应诉规定》，对应诉人的范畴、权利和义务，以及应诉工作的鼓励措施和不执行此规定的处罚办法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其次，积极应诉是减少损失的最好的办法，也是利害关系人进行申辩的主要形式。如“在2003年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案中，应诉企业中，厦华的倾销幅度为,康佳为为,长虹为,其他应诉企业的加权平均税率为,而未应诉企业的全国统一税率为的高额反倾销税率”。????（二）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我国政府应注重与国外政府、尤其是与其反倾销保障措施调查的行政执法部门建立合作机制。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90年达成的双边协议，就规定两国间的产自本地的货物的贸易不再适用反倾销措施，而改用竞争法来约束贸易行为。此外，还要加强产品出口管理。中国政府应切实执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竟销规定》，严惩低价倾销企业。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出口管理，加强对出口产品数量的宏观调控，调整企业的出口优惠及鼓励政策，严格控制出口退税。可以赋予海关特别权利，负责监管可能出现的彩电低价倾销情况。总之，政府应发挥其应有之作用。????（三）利用WTO，争取更多的平等待遇????首先，积极参与WTO反倾销法的修改与完善，促使其健康发展和公平实施，遏制外国对我国反倾销的猛烈势头。第二，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评判外国对我国歧视性的反倾销案。因为在争端解决机制下，我国也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第三，利用WTO国际讲坛揭露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性及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做法，督促外国放弃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而且，“2001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为69%，超过国际上60%的临界水平，我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不是一些国家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这说明我国不应再受国外“非市场经济”的歧视。现在我国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应该利用成员身份和WTO的评审机制来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四）在应对反倾销中积极利用“公共利益”原则????在欧盟的反倾销应诉实践中，如果能证明采取反倾销措施不符合欧盟利益，也能组织采取反倾销措施。为在欧盟内征收反倾销税，仅仅指出存在倾销（出口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格）和倾销造成损害是不够的，还应表明采取反倾销措施“符合欧盟利益”。如1992年,欧盟接受葡萄牙厂商申请对自中国进口的松香进行反倾销调查。初裁认定,中国松香倾销幅度为，对欧盟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但1994年2月,欧盟委员会以反倾销不符合共同体利益为由,宣布终止对中国松香反倾销调查。????（五）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反倾销专项资金????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应对国外反倾销的主管机构，国家主要是让七大商会组织应诉，但是这并不够，因为它没有政府的组织力量，也没有足够的硬件、软件设备。因此，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主管机构——国家反倾销委员会，以政府的力量来组织、协助企业应诉。再者，应对反倾销需要很大的经费，这也是很多企业不愿应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对此，我们可以设立反倾销专项基金，一是资助被起诉的企业应诉，二是对积极应诉的企业予以奖励。????（六）重视行政复审????各种复审产品一旦被征税,企业还可通过各种复审来推翻欧委会的原判,重新恢复对欧盟的出口。复审共分三种:新出口商复审、临时复审和日落复审。被征最终反倾销税后,出口企业如果能证明在调查期内,未向欧盟出口任何同类产品以及与原案中被征税企业无任何关联,并且已签署了一份不可撤销的数量较大的出口合同,则该出口企业就可要求进行新出口商复审,争取免征反倾销税。最终反倾销税征收1年后,出口商如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已没有必要征收反倾销税,或停止征税后损害不会继续或重新发生,可要求对最终反倾销税进行临时复审。如果欧盟生产商没有提出日落复审,最终反倾销税5年到期后即自动停止。出口商不必主动提出日落复审,但欧盟生产商提出复审后企业必须积极应诉,争取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四、结语????欧盟是我国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处理贸易纠纷时，“以牙还牙”的做法极易引起贸易战，尽管在对华反倾销问题上欧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措施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对其反倾销要予以坚决的回击。?????【注释】 吴金希?于永达.?国外频繁对华反倾销的深层原因与对策选择[J].《改革》,2004(3) 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递交的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年度报告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关于2003年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的相关信息 商务部《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 ?【参考文献】 [1]邓德雄.“比较应公平———欧共体反倾销‘零’做法及引起的争议”[J].《国际贸易》,2001(5) [2]李圣敬著.《反倾销法律与诉讼代理》[M].法律出版社，2000年 [3]王允贵.“市场限制力紧箍咒———‘入世’后中国出口贸易面临的制障”[J].《国际贸易》,2001(1) [4]杨仕辉.“外国对华出口商品反倾销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2000(1) [5]蒋小红.?欧共体反倾销法与中欧贸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电大论文摘要：入世以来,我国不断加弓虽反倾销方面的立法以更好地保护国内产业和维护国家对外贸易健康发展.本文通过新、日反倾销条例的比较对之进行剖析,并指出了我田反倾销立法仍需完善和改进之处. 电大论文要害词：反倾销；反倾销立法；反倾销条例；WTO 随着我国加入世xx贸易组织,在我国的媒体上,“反倾销”壹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符合WTO规则的反倾销措施将成*为维护公平竞争、合法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壹个重要手段.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我们对国际反倾销游戏规则十分陌生,而国内反倾销立法又不完善,因此外国反倾销的达摩克利斯剑频频高悬在我国企业头上,给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此,在我国成*为WTO壹员之后,要想在纷繁复杂、处处陷阱的世xx大市场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实现加入WTO的初衷,就必须深人研究WTO反倾销规则,熟悉和掌握这壹游戏规则,在借鉴和吸收国外反倾销制度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壹步完善和加弓虽我国反倾销立法. 壹、从新旧反倾销条例之比较 看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加弓虽我国199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第30条为我国最早的反倾销法律条款.1997年3月25日,我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97条例),从而在我国真正建立起反倾销法律制度.2001年底,为了适应加人WTO的新形势,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出台,2002年11月又颁布了《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等,这无不表明我国在加入WTO后对反倾销立法正在壹步步加弓虽和完善. 与97条例相比,新条例具有明显的完善姓.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壹)新条例对倾销的认定更为具体和完备(1)新条例对倾销定义重新下了定义：“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入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在对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的规定中也弓虽调了“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这样就避免了97条例因缺乏此规定而使得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对诸如“正常贸易情况”的运用时于法无据的窘境. (2)97条例中规定了确定正常价值的叁种方法,即出口国市场上的可比价格；无前述可比价格的,则按第叁国可比价格；相关产品的结构价格.其中对第叁种方法没有说明应按哪国的生产成*本来计算,从而使确定正常价格难以进行；新条例则明确了“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计算正常价值,因而具有可操作姓. (3)新条例中增加了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及其比较原则.97条例中只是含糊地提到“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这样就在赋予反倾销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亦潜藏着随意姓及暗箱操作的嫌疑和可能姓.而新条例则将其具体化,规定“应当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或者将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等,这样既增弓虽了条例在倾销认定方面的可操作姓,又使条例更符合WTO反倾销协议的精神. (贰)新条例对反倾销各个程序和阶段的主管部门的规定更明确、精简 按照97条例,在我国反倾销程序中,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决定立案与否；外经贸部会同海关总署对倾销进行调查；经贸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损害进行调查,并分别作出初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建议作出征收临时或固定反倾销税的决定,并由海关执行.处理壹个反倾销案件有这么多的部门不同程度地参与,而且壹个程序至少有两个部门共同完成*,难免会造成*人员浪费,工作效率低下及拖延时间等问题,实在有悖于反倾销立法初衷.另外,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这里的“有关部门”指向不清.新条例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壹定改进.比如,新条例明确了由外经贸部负责对倾销的调查和确定；对损害的调查和确定则由国家经贸委负责,其中涉及农产品的反倾销国内产业损害调查由经贸委会同农业部进行；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就倾销、损害作出初裁或终裁决定,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这样就使两机构能各司其职.进步办案的公正姓和工作效率,增弓虽透明度,因而更符合WTO规则. (叁)新条例进壹步明确和规范了反倾销案件在处理过程中的时间和期限 (1)新条例明确规定了反倾销案件立案时间,即反倾销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及有关证据之日起60天内,对申请是否由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申请书内容及所附具的证据等进行审查,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决定立案调查或者不立案调查”.对这项内容,WTO反倾销协议未作规定,但各国的反倾销法都规定了各自的立案时间.如欧共体现行反倾销规则中规定,“经商议后,假如明显地有充分证据证明应当开始调查程序,委员会应在提交申诉的45天内进行调查”；《美国商务部反倾销条例》规定提交起诉书后20天内,部长裁决起诉理由充分,就应当发动壹项调查….立案时间的确立不仅防止了反倾销机构对案件的任意拖沓,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及时有效地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2)新条例还明确了临时反倾销措施的期限为4个月,最多不超过9个月；临时措施应从开始调查之日起60天采取等. (4.)新条例着重在反倾销程序的规定上进壹步明确和细化．使调童程序更具透明度.增弓虽了可操作姓 (1)在申请人资格的问题上,97条例只是规定相同或相似产品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可以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显然,这壹条款将其他的生产者或有关组织以及自然人排除在外,而且还会引起壹定的不利后果：由于缺乏究竟应有多大比例支持提起调查,才具有该行业、该产品的*代*表姓的规定,因而可能会导致反倾销调查发起的随意姓；另外,假如在条例中规定的申请人不愿意申请或者被人收买利用而放弃申请的情况下,就只能任倾销行为对我国经济产生严重副作用后再采取补救措施,而不能事先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以至于得不偿失.新条例则充分考虑到了这壹点,既将申请人资格的范围扩大为“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又明确了*代*表国内产业申请人资格*代*表姓的比例,指出表示支持申请的生产者产量只有达到总量的25％,才能发起反倾销调查.这样规定,也是与WTO反倾销协议保持壹致的. (2)97条例规定,在“倾销幅度或倾销产品的入口量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但何为“忽略不计”,则未作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极不好把握.若对其严格要求,则有滥用反倾销之嫌；若对其宽松规定,则不利于保护国内产业.新条例将其具体量化,规定入口倾销幅度和入口数量可忽略不计的比率分别为2％和3％. (3)97条例对调查过程中的基本程序规定含糊、不完全,新条例中则列举了问卷、抽样、听证会、现场核查及必要时赴有关国家(地区)进行调查等方式. (4)被认为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最大缺陷——缺乏司法审查制度在新条例中得到了确认,这是应该特别指出的.我们说,反倾销机构对入口产品发起发倾销调查并作出裁决,实质上是壹种行政程序活动,有关利害人如对论文摘要] 在放寒假期间我参加了xx乡xx村的几项调查活动,在调查期间让我真切感受到耕耘的艰辛,收获的喜悦, 在实践期间我主要做了以下的工作. 我们调查了xx村受教育状况 村民中有30%受过初等教育、1%受到过高等教育.现在… 在放寒假期间我参加了xx乡xx村的几项调查活动,在调查期间让我真切感受到耕耘的艰辛,收获的喜悦, 在实践期间我主要做了以下的工作. 我们调查了xx村受教育状况 村民中有30%受过初等教育、1%受到过高等教育.现在村里只有13个高中生.如今儿童的上学年龄限制到6岁,但有50%的孩子八岁才开始上学. 我们还调查了农民的生活状况,据调查村民的粮食、蔬菜,肉制品都自给,只买壹些油盐、因此大部分家庭每月生活费在100元以下. 经过这壹段时间与乡亲们的接触,我深深地感到：农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起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越是贫穷地区的人们对教育的渴望越弓虽烈.教育滞后的根源不在于观念的落后而在于经济的落后. 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有80%的家庭的叁分之贰家庭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绝大部分的家长非常希望孩子能上到大学.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乡亲们朴实的话语,搞调查时,当问及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时,他们总说:我的孩子能像你们壹样就好了.其实我们这么辛苦,啥也不图,就希望他们多学点东西,找壹条好的出路.还记得有个老汉对我们说:俺孩子能上到哪,我供到哪,就算砸锅卖铁也得上. 由此,我们转过头来想壹想,壹个地区是否重视教育能单凭入学率或人口文化水平来衡量吗？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农村来说,判断人们重视教育程度的标准应是他们用于教育的开支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虽然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但也正因为落后,他们比城里人更渴望受到教育、更渴望个个都能考上大学！当你看到周家村的乡亲省吃俭用供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当你听到老汉说砸锅卖铁也得上的时候,你还会说他们不重视教育、还在扳着指头数有几个失学儿童吗？！那么,盲目地给老少边穷地区扣上不重视教育、教育意识薄之类的帽子是不是过于武断、是否含有某些歧视成*份呢？不是因为我是壹个农村的学生我才说这样的话,而这是我们调查的真实情况,而且在这壹方面我以过亲身的体验. 从开始调查到调查结束,我的心情经历过壹次次的万千感慨、壹遍遍的心潮澎湃.在与乡亲们从接触到磨合再到打成*壹片,乡亲们对我们关怀备至,待我们如亲生儿女,我们体会到乡亲们淳朴的情怀,也感受到了农村对知识的渴求,对富裕的渴望.面对这份深重的情谊,我们都想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xx村的父老乡亲们做出贡献.但是对于有壹些想法我只是想得到却无能为力帮助他们,然而现今我们只能在宣传xx村成*功的经验的同时,提壹些不够成*熟的建议. 以前该村是连乡村公路都没有通,目前,村民们的收入主要是靠养猪和种土豆,公路以到了村公所,这样就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比如,他们可以种很多的土豆,还可以养猪,养牛销售出去. 当然,这取得的壹切成*绩离不开村领导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广大村民的辛勤劳动. 通过几天的实践,我们发现该地农民的经商意识非常薄弱,或许是受传统观念副作用太深,其时,逐步使他们转变观念对经济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我们调查完了以上的项目后我还又参加了xx村的雪灾调查,自2010年1月中旬以来,持续肆虐的弓虽降雪使我们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冰雪灾害,在我和村委会的参观过程中他们主要是调查了,雪灾对越冬作物的副作用,我村小麦已陆续停止生长,进入越冬期.今年大雪暴雪天气过程对我村的小麦的降雪量和低温程度基本正常.到目前为止,降雪过程对我村冬小麦生产利大于弊.有利因素为,首先,处于越冬期的冬小麦且有积雪覆盖,减轻了冻害发生；其次,气温降低减缓小麦旺长的势头,有利于改善群体结构,低温过程冻死壹些晚弱苗,群体结构更趋合理；第叁,低温大雪降低越冬的虫口密度,抑制病害蔓延,对减轻来年病虫害有利.竹子：目前,这次大雪、暴雪天气主要对我竹子造成*了不利副作用,在我村偏高壹点的社所有的竹子都压段了,还有在我村威林寨的壹片松树林全被压段,主要危害首先是降雪持续时间长,雪量过大,竹子和松树较高和叶子很多而且脆弱的植株体经不起重压造成*茎杆折断等机械损伤；贰,由于气温较低,树木上的冰挂易造成*其枝条压裂、压断和压倒.在个别的社家禽大棚也有倒塌现象.还有壹些是连住房都被雪给压塌了. 对养殖业的副作用：寒冷天气使牲畜大量失热,增重速度下降,幼畜、病弱畜、家禽往往经不起寒流降温而造成*死亡.羊场场房、圈舍倒塌.在贰月壹日的壹天我和xx乡的几个领导及xx村委会到xx村西洋平社去参观那里的受灾情况,那里的村民说他们家的母猪生下了十4.只小猪由于天气的寒冷被冻死了十贰只,只活了两只,按今年的物价他们家就损失了7000元左右.还有的是刚生下的小羊羔以被冻
WTO反倾销协议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内容摘要：反倾销历来都是GATT和WTO谈判的主要内容。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妥协，缔约各国终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的1994年达成了“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Agreement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该协议的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曾经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却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应该在法律规定等方面与WTO的原则和规定保持一致。本文从WTO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规定谈起，分析中国《反倾销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在中国应建立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并提出笔者的总体构想和微观设计。关键词：WTO反倾销协议 司法审查倾销（Dumping）是出现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经济行为。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对“倾销”的定义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反倾销（Anti-du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一般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以对进口国及其企业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的行为。[i]司法审查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宪法学与行政学的概念，而且司法审查有着很广泛的含义。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司法审查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又称之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对公民的侵害。“司法审查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运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提供权益救济；二是对行政权力的主体实行监督。”[ii]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指的是后者，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反倾销属于行政行为，为了切实保护反倾销过程中利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从正当公平的角度应该允许对反倾销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一、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iii]从上述的条文规定来看，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三个：司法、仲裁和行政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都拥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那是不是说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有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倾销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下，法院不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拥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只要在这些国家内，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只要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可观和公正的审查，即使它不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也是允许的。这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或许是仲裁机构或许是行政机构。二是为了尊重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行政救济用尽”的原则。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能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两种体制下的两种机构：欧洲大路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欧洲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拥有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权，但行政法院在原则上是完全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行政裁判所虽然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决定的作出要经过正式的听证程序，这时的行政裁判所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经过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决定在当事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即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而行政裁判所虽然在表面上是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但是从实质的法律关系上还是独立和客观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决定还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界人士对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而是分层次的关系。涉及到反倾销的当事人可以先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即“行政救济用尽”；在当事人表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主要的区别在于行政法庭负责进行审查实体法律关系，而普通法院只负责审查法律的适用。[iv]二、中国法律法规有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中国目前对于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但是目前在《反倾销条例》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司法审查的规定。目前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反倾销法应该与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能够相一致，讨论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的问题，增加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改的项目。此外，因为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属于宪法学与行政学的范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认为是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v]《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排除了几种行政行为免受司法审查。从《行政诉讼法》本身的法律条文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反倾销过程中的司法审查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性规定也没有涉及到反倾销问题，分析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反倾销问题的行政决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关于反倾销问题上的司法审查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法律和法规中是缺乏法律规定的，是缺失的。[vi]三、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和相关问题以及WTO的反倾销协议来看，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承诺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总体上将反倾销司法审查纳入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二是在我国的反倾销法中明确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一） 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在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实际上并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内涵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反倾销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畴。[vii]第一、反倾销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反倾销一般是由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然后由外经贸部对书面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调查之后，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由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倾销和损害成立的，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分别作出最终裁定，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反倾销的调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和裁定等；反倾销措施的裁定部门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显然，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部门。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提出司法审查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的。[viii]第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享有行政诉讼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在各国的反倾销行为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一般有三个，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进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三是进口国负责作出反倾销裁定的主管当局。前两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原告，第三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论述中已经阐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当外经贸部作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时，申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即申诉人成为司法审查的原告。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如果外经贸部作出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国内的申诉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产业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都有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允许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涉外行政诉讼一章和其他相关规定。（二） 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在确定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后，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微观上设计并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第一、 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实质上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反倾销裁定如何审查以及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给予什么样的法律关注的问题。[ix]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模式是：以法律审查为主，以事实审查为辅；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从行政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有些条文规定超过了合法性审查，延伸至合理性审查，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等，但在实践中，合理性的审查几乎是没有的。反倾销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很强的技术性问题。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行政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而法院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都决定了法院不能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在尊重后者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着重对其事实判断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践当中，法官对事实进行审查的程度要较成文法规定的要高，这一方面以损失司法效率为前提，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当然，法官也不应当全面放弃事实审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时候事实和法律问题是很难区分的，二是有些法律问题的审查要依赖于事实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就只是走过场而已。总而言之，在我国将来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x]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有关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法律审查方面，对事实的审查只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法律审查。二使法官应慎用和不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否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一般的行政诉讼法中适用的比较多，但是若将这一依据用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则会因标准适用严格而使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反倾销有其极其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WTO反倾销协议中第20条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径自依现有资料作出裁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的裁定，实属不妥。三是法院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与进口国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进口国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来决定是否给予被控倾销的外国相关产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即使外国相关产业的倾销行为给国内的产业造成很大的损害。第二、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在前面已经有很多的论述，现在就着重谈一谈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呢？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主管反倾销的行政机关从反倾销案件是否立案开始就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这将有损于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高效率，同时也会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有限制性的选择一系列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活动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在我国，反倾销行为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和最终裁定。因而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这三种情况应该是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xi]第三、 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诉讼主体实际上是诉讼过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因为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此简要谈谈前面没有谈到的问题。首先说原告的问题。进口国内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产业或其代表以及外国被控倾销的产业或其代表都可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其次说被告的问题。前面提到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提到作出相关立案调查、终止调查以及相关裁定的行政机关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因而这两个行政机关最有可能成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问题在于我国《反倾销条例》中多次提到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有关决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将外经贸部单独作为被告呢？还是应该将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共同被告呢？就我个人认为，应该将此两部委作为共同被告比较合理，因为毕竟二者共同参与了这个决定的成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第四、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对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管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它们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因而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第一审管辖法院都应该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不排除因为反倾销案件的重大和复杂性，而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第一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部分，也应该实行两审终审制度。综上，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二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理。[i] 参见甘文：《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7日。[ii] 孙宁华主编：《权力与制约——行政法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页。[iii] 参见王福明主编：《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iv] 参见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v]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法律规定。[vi] 参见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vii] 参见张晓东、余盛兴：《论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viii] 参见张晓东：《中国反倾销立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ix] 参见房东：《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x] 参见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现代科学》1999年第5期。[xi] 参见并比较张晓东：《加入WTO与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其他参考资料1、 彭文革、徐文芳著：《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2、 张慧龙编著：《欧美反倾销法对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万里书店，1993年3月第1版。3、 王传丽：《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4、 程大为：《WTO反倾销措施和中国反倾销应诉》，《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11期。5、 薛荣、李居迁：《反倾销法的理念及其局限分析》，《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6、 石青凯：《国外反倾销法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国际商报》2000年8月10日。7、 姜爱丽：《加入WTO的反倾销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8、 王伟：《美国反倾销法损害标准的演变及评价》，《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9、 赵敏燕、董立、李易：《欧共体反倾销程序及中国企业之对策》，《法学论坛》2000年第4期。10、蒋小红：《欧共体非市场经济反倾销规则研究》，《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4期。11、休·斯多克、杨国华、孟庆欣：《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法律与实践——一个欧洲律师的观点》，《法学评论》1999年第5期。12、古少勇：《欧盟反倾销理事会适用不同价值标准法官判决拥有自由决定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8日。13、沈洋：《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反倾销领域主要程序问题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0年第6期。14、程宗璋：《台湾反倾销法述评》，《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15、都亳：《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建议》，《当代法学》2000年第4期。16、房东：《完善我国反倾销实体法的思考——兼评中国首例反倾销调查案》，《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17、王峰：《西方国家对我国反倾销和倾销的特点及我们的对策》，《经济评论》1999年第6期。18、郭华：《中国的反倾销现状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2期。19、刘家瑞：《中国与欧盟最新反倾销立法的比较研究》，《国际商务》1998年第5期。
目前，我们多是把应对反倾销起诉的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的直接参与，让政府出面，通过政府间谈判来解决；二是政府的间接参与，让政府组织行业协会进行信息的收集与整理以及组织被起诉行业的企业去应诉；三是强调企业加强反倾诉的信息与人员组织，提高国企（拥有进出口权的企业也大都是国企）的应诉积极性。 以上措施无疑是积极的、正确的，但这并没有从战略层次上解决问题。从根本上看，我们可以通过产权制度调整来积极应对反倾销。一是通过产权制度调整，可培育产权多元化的企业组织基础，使企业具备应对反倾销起诉的基础。二是产权制度调整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不让企业仅仅为了完成出口任务竞相杀价，造成别国的反倾销起诉；同时也可免除这样一种情况：在一个地方被反倾销以后，不应诉或应诉失败，再转到另一个地方自相残杀，再次引起反倾销。产权调整还可减少政府的直接补贴，减少别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起诉。三是可以利用市场化产权约束机制强化对企业的约束，并激励企业应诉的积极性。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企业产权制度调整，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使股份制企业中大股东对公司过分控制的状况得以改变，形成股权控制以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市场化，以此推进企业良性发展，促进技术、产品、管理创新，丰富出口产品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加强产品差别、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竞争，提高我国产品竞争力，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我国出口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只能着眼于价格竞争并易引起反倾销的状况。（来源：《经济日报》1月21日/张岑遥）
看你是小公司还是大公司了，是大公司的话程序就很多，毕竟越大的公司越正规。规避反倾销最终还要国外客户商量同意。要是是小公司，在百度上找个靠谱的转口贸易货代就好了，国外客户的外汇你有离岸都可以收的 ，这两年升宝国际转口在国内挺有名气的，你这边就直接把货交过去就可以，整柜散货都可以操作，如果货量大走海运要便宜一些，正常的出口报关，基本不用自己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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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brother Spring is a pure yemer, real man with ironblood. He's people's good brother and father's best 's steel industry was the largest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industry. Minmetals Import and Export Chamber of Commerce statistics, last year, China's steel anti-dumping involving a total of 15 cases, involving billion yuan,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nd color, clothing, footwear, like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one of the key industries. Prior to this, our country there is a lot of steel products export tax rebates, some countries believe that China steel produ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hina's large market share of steel products, export prices low and the dumping of steel products in China suspected heard. The first half of 2008, involving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 new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all-time high, which has a new investigation of 9 cases with final decisions have been made to 7, the anti-dumping cases last year than the total number of more ,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Mexico, Indonesia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s iron and steel products for the anti-dumping cases. Taking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products, and more anti-dumping cases, the existence of the following three salient features, the following key to the Canadian oil and gas to China seamless pipe brief analysis of anti-dumping as an example: 1. The existence of anti-dumping cases that the problem of non-uniform standards. Standard anti-dumping cases that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s the fact of dumping and dumping margin found, for dumping the fact that the WTO is by comparing the export price and normal price found that the export price is lower than the normal price dumping, "normal price" is The fact that the existence of dumping of the decisive factors, but the "normal price" of that calib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statistics, the results are very different. WTO rules, the normal price i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conditions in the general trade export of similar products in domestic comparable sales prices, such as the product of the domestic prices under control, often to third-country export prices of similar products to confirm the normal price. As part of the US-led Western countries not to recognize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the fact that the dumping and the dumping margin found on third-party countries often need to export prices, while the third-party countries to the fact that the dumping, how to determine the normal price There are also the standard problem of non-uniform. Such as: Canada Border Trade Department (CBSA) on February 7, 2008 China's exports to Canada of seamless oil casing anti-dumping, countervailing case the final decision to determine China's Tianjin Pipe Group Co., Ltd. and other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the case of six dumping margin of 37% ~ 45%; subsidy of 2% to 7%, other non-respondent enterprises dumping margin was 91%; subsidies for 38 percent; China's steel association that the CBSA in the absence of data to support a third country, to use in February 2008 magazine published a K55, N80 price of normal price, project L80, P110 casing of high-grade steel prices, as a basis for unilateral presumed the existence of dumping and dumping margin calculation is not right. 2.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cases together,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double taxation. Statistics show that took place in 2008 involving the 9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5 the issue of anti-subsidy cases involving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cases have been closely together. 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of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to accept the challenge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January 8, the Leagu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group released a report that a large number of government energy subsidies in China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steel. Reported that in 2007, the Chinese steel industry is about billion . dollars of subsidies since 2000, an increase of 3800%. In addition, the CBSA in the casing of our seamless final anti-dumping identified Tianjin Pipe Group Co., Ltd. China, such as the existence of six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the case of 2% ~ 7% subsidy acts. I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the widespread dumping of international double taxation and subsidies. In today's world trade, anti-dumping anti-subsidy has become the main means of trade, therefore, for most countries to protect their own industry in violation of WTO provisions, the standard of double taxation. Such as: in the above-mentioned case, in Canada on a double standard there is the issue of double taxation, CBSA to determine China's Tianjin Pipe Group Co., Ltd. and other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the case of six-dumping rate of 37% ~ 45%; subsidy of 2% ~ 7 %, and other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the case of non-dumping margin was 91%; 38 percent subsidy. This should cause ou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relevant enterpris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imely re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ams, organizations related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appeal and, when necessary, can be brought to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arbitration. 3. Anti-dumping cases is a complicated one, both sides involved in the cas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lasted for a long time, huge amounts of money involved,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individual enterprises is difficult to take countermeasures, the need for government services, trade associations, guidance, steel enterprises to take measures jointly.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WTO, only governments, anti-dumping measures can be taken. Therefore, a country's trade or industry to pass the Government to initiate anti-dumping procedures. Usually a country's products if it finds that the existence of dumping practices, would be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start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If the export product under investigation to investigate a member of a member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actions taken to bring the matter before the WTO can be resolved at this time, exporters must pas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ould be able to take such action. In additi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usually last for one year to 15 months, lasted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anti-dumping often involves a number of industry enterprises, the amount of up to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Since 2008, China's steel industry experienced a number of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of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Canada, represent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on China's steel exports a wide range of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launched to reduce the domestic steel exports to China has caused great economic losses. While in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he issue of anti-dumping made it clear that countries in their own way but still the anti-dumping as a trade war with one of the main instru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m as the rise in the world, iron and steel anti-dumping cases have become worse.钢铁行业是我国被反倾销调查最多的行业。五矿进出口商会统计，去年，我国涉及钢材的反倾销案件共15起，涉案金额亿元，钢铁行业与彩电、服装、鞋业一样是反倾销调查的重点行业之一。此前，我国很多钢材产品存在着出口退税，部分国家认为中国钢材产品存在政府补贴，在国际市场上，我国钢材产品市场占有率高，出口价格低，对中国钢铁产品低价倾销的怀疑不绝于耳。2008年上半年，涉及我国钢铁业的反倾销调查再创新历史新高，其中已经新立案调查的有9起，加上已经做出终裁决定的7起，反倾销案件比去年一年的总数量还多，欧盟、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印尼等多个国家都发生了针对中国钢铁产品的反倾销事件。纵观钢铁业产品的多起反倾销案件，存在以下三个突出特点，下面重点以加拿大对中国无缝油气管反倾销为例简要剖析：1.反倾销案件存在认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反倾销案件认定标准问题的关键是倾销事实和倾销幅度的认定，对于倾销事实的认定世贸组织规定是通过对比出口价格与正常价格来认定，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就是倾销，“正常价格”是认定倾销事实是否存在的起决定性因素，但“正常价格”的认定因为统计口径不同，结果有很大差异。世贸组织规定，正常价格通常是指在一般贸易条件下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可比销售价格，如该产品的国内价格受到控制，往往以第三国同类产品出口价格来确认正常价格。由于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倾销事实和倾销幅度的认定上，常需要第三方国出口价格，而以那个第三方国家来认定倾销事实，如何确定正常价格上也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如：加拿大边境贸易服务署（CBSA）于2008年2月7日对中国出口到加拿大的无缝石油套管反倾销、反补贴案最终裁决，判定中国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应诉企业倾销幅度为37%~45%；补贴为2%~7%，其他非应诉企业倾销幅度为91%；补贴为38%；中国钢管协会认为CBSA在没有第三国数据支持，引用2008年2月某一杂志刊载的K55、N80的价格计算正常价格，推算L80、P110等高钢级套管的价格，单方面以此为依据推定存在倾销和计算倾销幅度是不妥当的。2.反倾销案件与反补贴案件结合在一起，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统计显示，在2008年发生的9起涉及钢铁行业反倾销调查中，有5起涉及反补贴问题，反倾销案件已经和反补贴密切结合在一起。国际钢铁业存在对中国钢铁接受政府补贴的质疑。1月8日，美国制造联盟调查研究小组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大量的政府能源补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材生产和出口国。报告称，2007年，中国钢铁业补贴约为157亿美元，自2000年以来增长了3800%。此外，在CBSA在对我国无缝石油套管反倾销终裁中认定中国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应诉企业的存在2％~7％补贴行为。在反倾销措施具体实施过程中，国际上广泛存在倾销和补贴双重计算征税。当今世界贸易中，反倾销反补贴已经成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为保护本国产业多数国家违反WTO的规定，采取双重计算标准征税。如：在上述案件中，加拿大就存在着双重计算标准双重征税的问题，CBSA判定中国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应诉企业倾销幅度为37%~45%；补贴为2%~7%，其他非应诉企业倾销幅度为91%；补贴为38%。此举应引起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企业的高度重视，及时制定应对方案，组织相关企业积极上诉，必要时，可以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仲裁解决。3.反倾销案件程序复杂，涉案双方信息不对称，且持续时间长，涉案金额巨大、涉及面广，单个企业很难采取对策，需要政府服务、行业协会指导、钢企联合采取措施。现行世贸组织框架中，只有政府，才能采取反倾销措施。因此，一国的贸易商或产业界必须通过政府来启动反倾销程序。通常一国要是认定它国产品存在倾销行为，会通过政府启动反倾销调查。若出口产品受到调查的成员不满展开调查的成员所采取的行动，可以将问题提交世贸组织解决，此时，出口商必须通过本国政府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此外，美国、欧盟的反倾销调查程序通常持续一年至15个月，持续时间长，且反倾销常涉及行业内多个企业，金额高达数亿元。2008年以来，我国钢铁业遭遇了多起反倾销调查，其中，美国、欧盟、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口的多种钢材展开了反倾销调查，缩减了国内钢材的出口，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虽然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对反倾销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各国各行其是，仍把反倾销做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抬头，钢铁反倾销案有愈演愈烈之势。
WTO反倾销协议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内容摘要：反倾销历来都是GATT和WTO谈判的主要内容。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妥协，缔约各国终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的1994年达成了“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Agreement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该协议的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曾经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却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应该在法律规定等方面与WTO的原则和规定保持一致。本文从WTO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规定谈起，分析中国《反倾销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在中国应建立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并提出笔者的总体构想和微观设计。关键词：WTO反倾销协议 司法审查倾销（Dumping）是出现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经济行为。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对“倾销”的定义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反倾销（Anti-du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一般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以对进口国及其企业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的行为。[i]司法审查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宪法学与行政学的概念，而且司法审查有着很广泛的含义。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司法审查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又称之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对公民的侵害。“司法审查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运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提供权益救济；二是对行政权力的主体实行监督。”[ii]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指的是后者，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反倾销属于行政行为，为了切实保护反倾销过程中利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从正当公平的角度应该允许对反倾销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一、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iii]从上述的条文规定来看，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三个：司法、仲裁和行政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都拥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那是不是说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有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倾销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下，法院不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拥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只要在这些国家内，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只要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可观和公正的审查，即使它不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也是允许的。这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或许是仲裁机构或许是行政机构。二是为了尊重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行政救济用尽”的原则。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能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两种体制下的两种机构：欧洲大路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欧洲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拥有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权，但行政法院在原则上是完全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行政裁判所虽然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决定的作出要经过正式的听证程序，这时的行政裁判所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经过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决定在当事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即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而行政裁判所虽然在表面上是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但是从实质的法律关系上还是独立和客观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决定还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界人士对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而是分层次的关系。涉及到反倾销的当事人可以先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即“行政救济用尽”；在当事人表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主要的区别在于行政法庭负责进行审查实体法律关系，而普通法院只负责审查法律的适用。[iv]二、中国法律法规有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中国目前对于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但是目前在《反倾销条例》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司法审查的规定。目前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反倾销法应该与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能够相一致，讨论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的问题，增加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改的项目。此外，因为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属于宪法学与行政学的范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认为是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v]《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排除了几种行政行为免受司法审查。从《行政诉讼法》本身的法律条文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反倾销过程中的司法审查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性规定也没有涉及到反倾销问题，分析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反倾销问题的行政决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关于反倾销问题上的司法审查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法律和法规中是缺乏法律规定的，是缺失的。[vi]三、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和相关问题以及WTO的反倾销协议来看，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承诺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总体上将反倾销司法审查纳入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二是在我国的反倾销法中明确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一） 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在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实际上并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内涵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反倾销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畴。[vii]第一、反倾销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反倾销一般是由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然后由外经贸部对书面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调查之后，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由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倾销和损害成立的，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分别作出最终裁定，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反倾销的调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和裁定等；反倾销措施的裁定部门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显然，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部门。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提出司法审查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的。[viii]第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享有行政诉讼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在各国的反倾销行为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一般有三个，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进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三是进口国负责作出反倾销裁定的主管当局。前两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原告，第三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论述中已经阐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当外经贸部作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时，申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即申诉人成为司法审查的原告。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如果外经贸部作出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国内的申诉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产业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都有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允许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涉外行政诉讼一章和其他相关规定。（二） 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在确定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后，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微观上设计并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第一、 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实质上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反倾销裁定如何审查以及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给予什么样的法律关注的问题。[ix]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模式是：以法律审查为主，以事实审查为辅；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从行政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有些条文规定超过了合法性审查，延伸至合理性审查，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等，但在实践中，合理性的审查几乎是没有的。反倾销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很强的技术性问题。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行政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而法院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都决定了法院不能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在尊重后者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着重对其事实判断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践当中，法官对事实进行审查的程度要较成文法规定的要高，这一方面以损失司法效率为前提，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当然，法官也不应当全面放弃事实审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时候事实和法律问题是很难区分的，二是有些法律问题的审查要依赖于事实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就只是走过场而已。总而言之，在我国将来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x]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有关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法律审查方面，对事实的审查只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法律审查。二使法官应慎用和不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否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一般的行政诉讼法中适用的比较多，但是若将这一依据用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则会因标准适用严格而使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反倾销有其极其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WTO反倾销协议中第20条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径自依现有资料作出裁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的裁定，实属不妥。三是法院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与进口国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进口国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来决定是否给予被控倾销的外国相关产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即使外国相关产业的倾销行为给国内的产业造成很大的损害。第二、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在前面已经有很多的论述，现在就着重谈一谈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呢？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主管反倾销的行政机关从反倾销案件是否立案开始就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这将有损于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高效率，同时也会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有限制性的选择一系列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活动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在我国，反倾销行为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和最终裁定。因而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这三种情况应该是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xi]第三、 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诉讼主体实际上是诉讼过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因为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此简要谈谈前面没有谈到的问题。首先说原告的问题。进口国内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产业或其代表以及外国被控倾销的产业或其代表都可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其次说被告的问题。前面提到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提到作出相关立案调查、终止调查以及相关裁定的行政机关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因而这两个行政机关最有可能成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问题在于我国《反倾销条例》中多次提到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有关决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将外经贸部单独作为被告呢？还是应该将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共同被告呢？就我个人认为，应该将此两部委作为共同被告比较合理，因为毕竟二者共同参与了这个决定的成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第四、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对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管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它们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因而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第一审管辖法院都应该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不排除因为反倾销案件的重大和复杂性，而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第一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部分，也应该实行两审终审制度。综上，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二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理。[i] 参见甘文：《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7日。[ii] 孙宁华主编：《权力与制约——行政法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页。[iii] 参见王福明主编：《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iv] 参见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v]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法律规定。[vi] 参见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vii] 参见张晓东、余盛兴：《论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viii] 参见张晓东：《中国反倾销立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ix] 参见房东：《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x] 参见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现代科学》1999年第5期。[xi] 参见并比较张晓东：《加入WTO与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其他参考资料1、 彭文革、徐文芳著：《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2、 张慧龙编著：《欧美反倾销法对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万里书店，1993年3月第1版。3、 王传丽：《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4、 程大为：《WTO反倾销措施和中国反倾销应诉》，《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11期。5、 薛荣、李居迁：《反倾销法的理念及其局限分析》，《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6、 石青凯：《国外反倾销法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国际商报》2000年8月10日。7、 姜爱丽：《加入WTO的反倾销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8、 王伟：《美国反倾销法损害标准的演变及评价》，《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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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为啥一定要是外国作者呢。。。浅析我国频遭国外歧视性反倾销的原因及应对之策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1-05 16:07:00 ] 作者：未知 编辑：studa20三、我国频遭国外岐视性反倾销的原因1.国外带有及其严重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导致反倾销案件的增加长期以来，国外对我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均采用“替代国”方法计算倾销幅度，这种方法往往导致我国没有倾销的产品被裁定存在高幅度倾销。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实质性成就的今天，大多数国家仍然无视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或继续将我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或通过立法将我国视为“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同时规定严格标准，在某一具体案件中，只有我国企业符合这些标准后，才可以取消“替代国”方法的运用，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这些标准过于苛刻，也不具有科学性，我国企业也无法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结果依据“替代国”方法被课征高额反倾销税。这种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和做法不但使大量产品因为征税而退出当地市场，更严重的影响在于它客观上鼓励了进口国当地产业不断通过反倾销手段压制我国产品，从而导致案件数量高居不下。在我国曾向美国出口蘑菇罐头倾销案中，美国商业部以印度尼西亚作为中国的替代国，理由之一是印尼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近。这一理由从一般意义上讲，似乎有一定道理（其实，据世行统计，当年印尼的人均国民产值高出中国一倍多），但两个国家的生产情况却不同。中国产蘑菇地区地处北温带，蘑菇可自然生长，生产成本较低，而印尼地处热带，蘑菇栽培需大量使用空调设备，成本必然高得多。以此为前提，将印尼的蘑菇罐头价格与中国的出口价格相比，很容易得出中国蘑菇罐头出口构成倾销的结论。所以西方国家在选择替代国时，尽管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性的原则，但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与替代国的同类产品价格还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比较优势，产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计算出来的替代国价格往往严重脱离了“非市场经济国家”价格构成的实际情况。因此从本质上来看，以不确定的替代国价格计算正常价值的依据，这本身就带有歧视性。反倾销是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简单包装，以使其看起来像个不同的东西。而且反倾销并非是为了公平竞争，它的目的是让竞争不公平，带有严重的歧视性。遏制非关税措施的使用使反倾销的作用更加突出世贸组织成立后，传统的贸易保护做法，如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已经受到严格约束。这种情况下，作为世贸组织允许的用于保护国内产业的反倾销手段的使用频率势必大大提高。反倾销已经成为WTO成员用以保护本国产业，抵制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最主要手段。过去只有少数西方国家立有国内反倾销法，但现在反倾销立法已经普遍化、全球化。因此近年来各国纷纷以反倾销为法律武器抵制不公平贸易，维护国内产业市场。更有甚者，有时达到滥用的程度，使反倾销变成贸易保护的工具。3.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出口竞争力的增强，使招致反倾销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外贸出口也成倍增长。我国产品不断打入世界市场的结果必然与进口国的相似产业产生激烈的竞争。由于我国产品具有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优势，在竞争中往往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于是经营情况日益恶化的当地产业纷纷提起反倾销申请，希望借助这种手段将我国产品挤出本国市场。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会与国外产生竞争冲突，这将客观上导致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较高的数量。4.我国产业和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尚不合理，行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注重眼前利益。数量众多的企业分散经营，加之行业管理和协调力度不够，出口管理不够规范，最终导致反倾销案件的发生。例如苹果汁在早几年出口效益较好，各地纷纷设厂，结果由于大量出口使国外市场迅速饱和，最后在美国发生反倾销案件。另外我国对外出口市场对于集中，对某一地区出口量大且急剧增加势必也对当地市场产生冲击，而成为反倾销的对象。如我国金属镁产品向欧盟出口，1993年不足100吨，1996年竟达11000吨，如此巨幅的出口量增长，也就难怪欧盟对其实施反倾销[6]。5.企业不应诉或应诉不力往往使对方轻易获胜在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中，约有50%的案件无企业应诉，结果使对方不战而胜。不应诉的后果则意味着默认外国的指控。除因“统一税率”使企业应诉积极性降低之外，企业缺乏应诉意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国外对我们一些产品实行反倾销，我们本来可以积极应诉并有可能胜诉，但一些企业不愿意打这样的官司，那就只能听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时间长了，人家就觉得中国企业好“欺”，动不动就向我们的出口产品提起反倾销指控。另外，国内企业应诉经费不足，反倾销专业人员严重匮乏等问题也是导致企业应诉不利，结果仍是失败的原因。四、对歧视性反倾销应对之建议与策略反倾销已越来越成为一些发达国家首选的贸易措施，也是国际贸易中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因此我们出口产品时，应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和“走出去”战略，改善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形象，这是有效避免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前提条件。本着“以质取胜”的方针，引导出口企业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大力发展国际市场容易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进而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树立良好的产品形象；实施“走出去”战略，也可以使中国企业有效规避反倾销。到国外去投资建立生产基地，以品牌为核心，改变产品原产地，利用国外的原产地产品法，获得生产国的国民待遇。比如我国到墨西哥建立生产厂，产品的“户口”就在墨西哥。根据原产地规则，“中国造”产品与墨西哥产品一视同仁，而且还能自由出口到与墨西哥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34个国家和地区。[7]2.政府应建立健全反倾销应诉机制，加大政府交涉力度，为企业应诉提供有利的支持和帮助。这需要做好以下工作：(1)建立反倾销协调机制，密切配合一致对外；聘请有经验、有影响的中外律师出庭抗辩；(2)建立反倾销应对基金，以缓解企业在应诉中财力不足的困难；外经贸部还可将中央反倾销专项基金的使用主动权适当下放给有关商会，让其有权主动掌握合理应诉基金，在一接到反倾销调查时，立即选聘律师，通知所有相关企业，准备材料，及时进行答辩，改变要求企业先出资后答辩的做法，促使其踊跃应诉；(3)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培养一批精通国际反倾销应诉的专业法律人才，为反倾销应诉取得胜利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3.建立、完善行业协会组织。反倾销的应诉人是企业而不是一国政府，但遭反倾销的却是一国的所有企业，因而反倾销不是个别企业的事。由于反倾销案件很复杂，仅凭企业自身的力量难以取胜，所以在应对外国的反倾销时，一个行业内的主要企业的联合与某一两个企业单打独斗相比，是更有效率的，所以我们应重视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建设。根据国家经贸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授予有关行业协会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有关职能及委托有关工作的通知》，反倾销行业协会具备了相应的职能，主要职能有：动员涉案企业参加应诉；组织召开应诉会议；负责本行业产品出口价格的协调，维护出口秩序；参与本行业产业损害调查等。在对外应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以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4.加大对外宣传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力度，坚决反对国外对我国歧视性的反倾销是政府和企业的共同责任。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已有多年，并且是载入宪法和外贸法的，但仍有国家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且实施歧视性的反倾销，使我国的经济蒙受损失。尽管在我国入世谈判中，准许WTO成员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15年内仍可使用“替代国”的办法，但前提条件是我国企业不能清楚证明自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8]如果能证明，则对方应使用我国企业自己的生产成本或国内的销售价格。我国自2002年1月1日起实行的《反倾销条例》，足以表明我国的鲜明态度：决不允许国外产品在中国倾销，更不允许我国的产品到国外去倾销。为此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必须不断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让世界更真实地了解中国。另外我国仍需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步伐，依实际全方位的提高市场化程度，逐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方可早日成为世界公认的市场经济国，而免遭国外的贸易歧视。5.建立灵活善变的经营策略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防遭反倾销的有效途径。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及生产要素市场的逐步规范化，靠低价竞销已不可行。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开放的进程不会也不能停滞，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在市场准入与市场开放成为现实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首先要控制好出口产品价格水平，尤其要贴近进口国竞争产品的价格水平。还要控制好产品的数量的增长速度，切忌某项产品在短期内大量或成倍增长，不顾进口国市场容量以及进口国相关产业生产经营状况如何。所以出口企业应加强自律，发展公平、有序的出口贸易，在价格策略上企业只有变单一的价格竞争策略为综合灵活的非价格竞争策略，才可能真正获得高效益和持久的竞争力。政府要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以保障出口外贸秩序的正常化。6.不应诉或企业应诉不力是企业自断出路的做法，企业敢于应诉是处理反倾销问题有关键。在收到反倾销立案调查通知后，企业如不应诉，对方国就有权使用“最佳可获得信息”，这往往是对被起诉方很不利的数据。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扭转消极应诉的局面。外经贸部要将1999年制定的体现“谁应诉谁受益”原则的具体规定落实到位，并加大奖惩力度。对积极应诉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和海关审价等方面给与补贴和重奖，调动企业应诉积极性。对应诉不力、大愿付出代价的甚至还利用别人艰苦努力赢得的反倾销“无损害”胜诉成果继续搞低价竞销的进行严厉处罚，甚至取消其生产经营权，外贸经营权等。我国近十年反倾销应诉的绝对胜诉率达，即无税和无损害结案。因此，我国企业面对反倾销诉讼必须快速应诉，同时还要做到应诉得力。反倾销案一旦开始，企业就应当努力获取充足的信息，充分准备好应诉材料，争取胜诉。因此政府应鼓励应诉，奖惩并举，对于应诉的企业要给予奖励，增加其出口配额，鼓励企业要勇于应诉，据理力争，不畏强权，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将因遭受反倾销而带来的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利益，而且反倾销应速消极局面定会大为改观。
我国橡胶助剂反倾销分析及对策随着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制造”已成为全球的流行词。当“中国制造”昂首走向世界的同时，也遭遇了严重的反倾销障碍。目前全球反倾销立案总体呈波浪上升趋势，中国“受灾”最重。对中国企业来说，反倾销随时可能降临到他们头上，我国的橡胶行业也同样面对这样的挑战，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残酷，为了企业的持续发展，我国橡胶企业正在或将要走向世界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企业的优势－价格优势有可能成为外国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的理由，另外加上我国在加入WTO时承诺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是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受反倾销诉讼的打击。当然也反过来说明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正在增强，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防患于未然，做好充分准备，积极灵活应对，国内企业遭到反倾销后是能够获得胜利的。我国橡胶行业近年来在积极应对中也获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下面通过对个别案例的简述，希望能在对外反倾销方面给业内企业有益的启示。 一、入世以来各国对我国橡胶行业提起的反倾销 入世以来，我国被外国提起反倾销的例子越来越多，世界贸易组织（WTO）今年4月2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03年下半年，共有14个世贸组织成员对30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展开了115项反倾销调查，其中发达成员采取的调查占46项，报告显示：中国出口产品遭反倾销最多。 这一数目与前年同期相比明显减少。2002年下半年，共有18个成员发起了161项反倾销调查。 报告指出，2003年下半年，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成员是印度（33项），其后是美国（21项）、中国（11项）、加拿大（9项）、墨西哥（8项）和澳大利亚（7项）等；而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是中国（30项），其后是美国（12项）、日本（8项）、欧盟（8项）、印度（7项）、韩国（7项）和中国台北（6项）等。若按被调查产品的种类划分，化学制品的数量居首位（31项），紧随其后的是贱金属（29项）和塑料制品（16项）。 报告还列出了各成员采取反倾销最终措施的数字。2003年下半年，16个成员对31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实施了107项反倾销最终措施，比前年同期的113项略有减少，其中发达成员占23项。 实施反倾销措施较多的成员依次为：印度（32项）、中国（21项）、美国（9项）、澳大利亚（8项）和土耳其（7项）。出口产品被施加反倾销措施较多的成员有中国（22项）、韩国（15项）、日本（8项）和印度尼西亚（7项）等。 在秘鲁，今年5月，秘鲁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日前公布一项裁决，以中国轮胎存在倾销行为为由，规定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在入关时必须多交反倾销惩罚性关税，以便其销售价格与国际市场水平大致持平。 利马考乔轮胎公司于2001年2月15日首先向秘鲁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的反补贴及倾销委员会提交报告，指控三家中国公司向秘鲁倾销轮胎。同年4月，在秘鲁设有分公司的固特异轮胎公司也向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提交类似指控。秘鲁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随后开始对来自中国的轿车、小型卡车及大货车轮胎进行反倾销调查。 不久前，秘鲁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反补贴及倾销委员会下达初级判决，声称经过与其他国家同类型产品的比较，发现中国轮胎价格相当低廉，该组织因此下令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轮胎征收反倾销惩罚性关税，以韩国出口到秘鲁的轮胎价格为标准，提高中国轮胎的入关价格。 在土耳其，由于生产商Pe吨las和TurkPirelli公司向土外贸署提出指控，要求对产自中国的橡胶外胎的进口采取措施，今年8月21日，土耳其外贸署进口司在《政府公报》上刊登公告，决定对橡胶外胎开展反倾销调查。 在印度，今年5月印度轮胎业生产商协会近日表示，将在1个月内向政府对原产于中国的汽车轮胎提交反倾销诉讼申请。印度轮胎行业生产商协会是代表印度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的组织。目前，该协会的会员包括MRF、Apollo、Tyres、JK Tyre、Cea吨和Birla公司等印度的轮胎大生产商。 该协会董事D．Ravindran表示，印度汽车轮胎生产商协会已经事先向海关作出通报，并提供了目前轮胎的市场价格。印度汽车轮胎生产商协会正与印度的一家私人调查代理处合作共同收集中国有关公司的倾销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以及从印度外贸局得到的有关信息一并提交给印度外贸局。该私人调查代理处已经确认了进口这些轮胎的印度进口商，目前唯一要做的是证实涉及倾销的中国企业及其轮胎品种。 D．Ravindran表示，印度汽车轮胎生产商协会此举是因为进入印度的一些中国轮胎存在“低报进口”现象，并向印度出口翻新轮胎。中国出口的汽车轮胎价格为70－75美元／条，但在印度，其价格为35美元／条。中国公司通过“低报进口”使得每条轮胎的到岸成本较低。 二、对于印度对我橡胶助剂的反倾销的应对之策及思考 今年7月，印度有关当局宣布对进口的中国国产橡胶助剂进行反倾销调查。这是连续两个月来对我国橡胶助剂进行反倾销调查，在我国橡胶助剂及其中间体界引起强烈反响真正意识到所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给未来生产与发展带来的影响。 据分析，印度对我国频繁进行反倾销的主要原因：一是贸易竞争性强。我国和印度同属发展中国家，都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贸易伙伴，且以制成品出口为主，造成出口产品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二是国内企业应诉不积极。目前我国对印度出口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且较分散，而且涉案金额不高，造成我国企业对印度的反倾销应诉率比较低，而这又给印度造成对华反倾销易于成功的错觉。三是印度国内蓄意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随着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印度，印度国内对我国产品的抵触情绪正在加深。 从印度对我国橡胶助剂的反倾销，也可以看到我国橡胶助剂行业近几年取得较大进步。 1、我国橡胶助剂现状 我国橡胶助剂工业近年来取得较大进步，其中重要因素是上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上游原料及中间体有苯胺、硝基苯、对硝基氯苯、环已胺、吗啉、对氨基二苯胺、叔丁胺、间苯二酚、甲基异丁基酮等。 苯胺是橡胶助剂的主要原料，目前我国荣胺年生产能力约为40万吨，约占全球总生产能力的13％，随着相关产品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苯胺掀起建设热潮，预计2005年我国苯胺国内年生产能力将突破60万吨，价格平稳供应充足。硝基苯90％以上产量用于生产苯胺，因此其市场趋势与苯胺相近。对硝基氯苯是橡胶防老剂主要原料，目前我国对硝基氯苯年生产能力约28万吨，占全球总生产能力的56％，价廉优质，成为全球主要生产国和供应国。在未来相当时间内，我国对硝基氯化苯将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甚至有所下降。 环已胺是促进剂CZ的主要原料，2003国内年生产能力约为1．6万吨，约占全球生产能力20％，近年来随着促进剂CBS的快速发展，2004年国内多家企业扩建生产装置，预计2004年底全面生产能力将达到2．4万吨，未来价格平稳，供应充足。 吗啉是促进剂NOBS的主要原料，我国建有亚洲最大的吗啉生产装置，年生产能力超过1万吨，约占全球总生产能力的50％，已经出现严重供过于求局面，价格逐步下滑。 对氨基二苯胺是橡胶防老剂最主要中间体，近年来国内对氨基二苯胺合成技术进展较快，国内成功开发出硝基苯法清洁工艺，生产成本较以前每吨降低3000元，目前国外也仅有富来克斯公司能够采取该工艺进行生产，国内年生产能力3．5万吨，约占全球总生产能力25％左右，质量好价格优，每年大量出口到国外。 间苯二酚是橡胶粘合剂的主要原料，国内年生产能力3000吨，约占全球生产能力的6％左右，近年来全球间苯二酚严重过剩，大量国外产品进入中国，价格大幅度下降，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全球间苯二酚的供应不成问题。 叔丁胺是橡胶促进剂TBBS的生产原料，国内仅有小规模生产装置，由于合成技术不过关，生产成本高，导致我国促进剂TBBS的发展缓慢，近年来进口价格有所下降，国内也在加快叔丁胺合成技术的研究。 甲基异丁基酮，是防老剂4020的主要原料，以前国内主要依赖进口，2004年初吉林石化将建设年产1．5万吨的生产装置，即便该装置建设后国内仍不能满足需求，据悉国内镇江引进技术建设年产3万吨的生产装置。 橡胶助剂的原料多为苯系有机中间体，而印度有机中间体业中苯系相比比较薄弱，萘系比较发达，印度的苯胺的生产能力约为5万吨／a、对硝基氯化苯产能为6万吨／a、环已胺、吗啉、叔丁胺、对氨基二苯胺均为年产数千吨，没有间苯二酚和甲基异丁基酮的装置，与我国生产能力及技术水平相比有一定差距，每年从我国大量进口对硝基氯化苯、吗啉等，也进口一定数量的我国环已胺、苯胺、对氨基二苯胺等。因此此次印度提出反倾销调查的几个品种也主要是以苯胺、对硝基氯化苯、环已胺等为原料生产的橡胶助剂，而TBBS原料叔丁胺生产不理想，在此次反倾销调查中就没有提及该产品。 总的来看我国橡胶助剂的原料除少数品种外，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产品质量和价格均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 2、什么是WTO机制下的反倾销 现行的WTO反倾销规则作为一套详细的法律规则，是在GATT第6条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GATT第6条是在各国反倾销立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了解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WTO反倾销规则。按照世贸组织各成员关于实施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所达成的协议：“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如果被指控产品存在倾销，并给进口国国内造成损害，且该损害确由倾销所造成，则进口国可对该出口国指控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一般来说，确定反倾销程序大体包括起诉及立案、调查问卷、证据核查、初步裁决、最终裁决、听证或上诉等6个环节。 在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以前，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主要受制于外国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配额、许可证等直接数量限制，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后，反倾销这种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会成为一些国家实施歧视性贸易壁垒的重要形式。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反倾销活动近年来甚嚣尘上，作为重要对象的亚洲国家，先是韩国、日本，继之印度、泰国、印尼、越南、菲律宾、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均成为西方国家反倾销的受害者而蒙受巨大损失。我国则是后发并超越韩、日的最大受害国（1）。迄今为止，我国出口产品已受到近40个国家和地区共426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产品4500多种，居全球首位，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 可以说研究反倾销与中国企业的应对措施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印度对我国化工产品实施反倾销，橡胶助剂并不是首例，如印度曾提出对自韩国、中国、欧盟和中国台湾的碳酸钾产品提出反倾销调查，经过国内大量努力，于2004年1月16日印度调查局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裁决，因此国内可以借鉴以前成功经验积极应对。 3 对于这次印度对我橡胶助剂的反倾销我们的应对之策 通过国内多次反倾销和应对国外反倾销案例来看，我们的应对之策是：首先国内生产企业要在企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出口商会的支持和协调下进行应诉，鉴于目前国内被提出反倾销的促进剂M、促进剂CBS、防老剂RD、防焦剂PVI等生产企业规模小，因此大部分企业对反倾销知识和经验，应对所需要费用较高等都存在较大问题，并且橡胶助产品出口受阻对上游中间体影响较大，因此主要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也应积极帮助这些企业应对反倾销，采取积极协作配合，在数据的共享与保密处理、费用均匀分摊及相互协作方面都要以开放胸襟和以大局为重去维护我国民族工业健康稳定发展。 全国了解申诉企业及应诉企业的实际状况，做到知己知彼，认真研究印度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标准和程序；以《WTO反倾销规则》和印度反倾销规则为基础，既配合印度反倾销调查机关的调查又要据理力争，维护应有的权益；政府相关部门、协会、商会和应诉企业及代理律师共同努力，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有所突破，为中国企业应诉印度反倾销案排除一个主要障碍，因为我国出口到印度产品尤其是化工中间体很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后对我国将来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这次反倾销应诉，无论是胜诉或败诉都要积极总结经验，因为通过应诉可以充分了解和认识印度国内橡胶助剂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获得宝贵的一手资料，如了解到申诉期间其他国家在此期间在印度倾销幅度；通过现场应诉可以了解其他各国企业的实力和在印度市场上竞争的态度，以确定我国橡胶助剂在未来国际市场上的主要对手等。 三、对于反倾销，我国的应对措施 1、加快企业非国有化改革，尽快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地位的被动局面 我国政府有必要按照市场经济国的条件，尽快在竞争领域完成国有企业民营私有的转制改革，等到劳工工资、生产资料控制及资源配置、产品价格、产量限制等一系列障碍均不复存在，市场经济的价格运行机制真正建立起来，我们完全可以要求美国确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地位；倘若还不能取得市场经济国地位，则可诉请WTO争端解决机制对美国的歧视政策和行为予以裁决。 另外，有效的产权安排能够减少企业在出口中的倾销行为，并激励企业在遭遇反倾销诉讼时为了自身的利益积极应诉，从而减小反倾销造成的损失。 2、增强国际营销观念，提高产品综合竞争能力 面对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反倾销威胁的双重夹击，出口企业应做好对国内外市场调研工作，优化市场结构，尽快转换竞争方式，变“以价取胜”为“以质取胜”，积极利用商标、原产地标志、包装、款式、公关、广告等种非价格竞争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功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同时在制度安排上可以考虑“优质高价出口原则”。这一原则是为了制约企业的外销竞争行为和防止出口活动中可能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而建立的准则。这一准则首先强调的是“高价”，一种国内产品在向同一海外市场外销的活动中，外销价格高的企业将赢得市场。外销价格的比较在经过技术处理后可统一在离岸价上进行，由海关设置“价格门槛”，出口产品的外销价格只有高出这一“价格门槛”才能溢出海关输往目标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说，“优质高价出口原则”亦可称为“最低出口价格准则”。这一准则的确立和有效进行有助于彻底解决我国出口低价竞争的老大难问题，并把出口竞争引向高价竞争，从而也就能够防止低价竞争表象背后可能隐藏着的国有资产流失或市场行为执行人中饱私囊的不法行为，并将有效地刺激出口产品质量和档次的提高。 3、政府努力创造条件，企业积极应诉 政府应努力为我国企业应诉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建立应诉与收益相对称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应诉。而企业在受到反倾销指控时，要积极应诉，敢于打“洋官司”。我国企业大量的反倾销应诉案件实践证明，打洋官司并不可怕，只要企业准备充分、据理抗辩，取得胜诉的机率是很高的。 4、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 应当说，我们对WTO规则的陌生与无知，缺少精通WTO规则的专业人才，是我国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损害最大的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我国的《反倾销条例》生效至今也只有4年多的时间，因而不论是企业、政府还是进出口商会、各律师事务所等，都奇缺反倾销专业人才。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支了解国际市场的反倾销人才和律师队伍，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加强培训反倾销律师，同时注意充分利用国外市场中这方面的人才，跨国公司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5、建立反倾销的预警机制 该机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出口市场份额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可以使国内企业采取正确的出口策略，防止被国外采取反倾销措施，即使被拆，由于预警机制的充分准备，也可以容面对，扩大胜诉概率。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首先要熟悉进口国的反倾销法律和程序，因为出口产品被诉风险概率取决于进口国相关产业是否强烈认为某一进口产品已经符合进口国反倾销法律的立案标准；其次要对进口市场进行了解，因为进口产品在法定调查期内数量激增，进口价格一路下滑，对此口国相关产业产生威胁，是立案的主要引发点，因此要对进口国市场内各国同类产品的进口熟练和进口价格以及进口国市场内同类产品的进口价格与各国（含中国）国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进行监测；另外要熟悉进口国相关产业，因为进口国相关产业的运营国期和同类产品的生产指数，原材料价格浮动等因素，也对进口国的反倾销策略产生直接影响；最后可以根据以上所了解情况综合分析，采取对策。如可以根据在某一时期内为进口国设定的进口数量和价格警戒线，适当整国内企业的出口数量、价格和出口时机 6、由于反倾销机制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机制，我国应利用好反倾销机制的规则，加强国内对外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力度 目前来看，我国相关部门对外国产品反倾销的调查力度在增强。今年9月8日，我国产业损害调查局召开了三元乙丙橡胶反倾销案产业损害调查启动会。立案后，受理应诉，组成了调查组，发放了调查问卷，产业损害调查全面展开。按照产业损害调查程序，调查组已于8月30日下发了各类调查问卷，目前正在抓紧进行初裁前的各项调查工作。 12月1日，商务部发布2004年第81号公告，公布了对原产于欧盟、韩国、美国、印度的进口三氯甲烷（英文名称：Chloroform，以下称“被调查产品”）反倾销调查的终裁决定。根据终裁公告，自2004年11月30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该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税则号中列为：29031300）应按终裁确定的税率（32％－96％不等）缴纳反倾销税，期限为5年。另外，商务部与德国LII欧洲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签署了价格承诺协议，这5家企业不适用反倾销税措施。 （找不到倾销，只有反倾销）
WTO《反倾销守则》第条涵义初探 On the Meaning of WTO Antidumping Agreement Article 张亮【学科分类】国际经济法【摘要】WTO《反倾销守则》第18条第1款规定，“除依照本协定解释的GATT1994的条款外，不得针对来自另一成员的倾销出口采取特定行动”。本文通过对CDOSA案件的分析研究，指出一项措施只有与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确定之间有着清楚的、直接的、不可避免的关系，而且必须对倾销实践具有不利影响时，才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除了最终反倾销税、临时措施以及价格承诺外，成员方采取的其他的“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都是被WTO所禁止的。(AD Article provides that, “No specific action against dumping of exports from another Member can be taken excep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GATT 1994, as interpreted by this Agreement”. By analysing the CDSOA cas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measure will only constitute【关键词】倾销；针对；CDSOA(Dumping; Against; CDSOA)【写作年份】2003年【正文】 WTO《反倾销守则》（以下简称《守则》）第18条第1款规定，“除依照本协定解释的GATT1994的条款外，不得针对来自另一成员的倾销出口采取特定行动” 。这也就是说，除了《守则》以及GATT1994第六条所允许的以外，成员方采取的其他的“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specific action against dumping)都是受禁止的。那么究竟什么是“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呢？是不是进口成员方采取的与倾销有关的行动都是“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呢？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些标准又应如何理解呢？以上这些问题在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许多案件中都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特别是在最近的“美国2000年持续倾销及补贴补偿法”(United States-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of 2000，以下简称为CDSOA)案件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不揣浅陋，拟以CDSOA案件为研究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CDSOA内容简介 CDSOA，即《美国2000年持续倾销及补贴补偿法》，又称《伯德修正案》，是由美国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 在2001年农业拨款议案中提出的一个修正案 ，并于2000年10月28日生效。CDSOA对美国《1930关税法》第五部分进行了修改，使其新增了名为“持续倾销及补贴补偿”的第754节。CDSOA的作用在于将美国海关所征收的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给受影响的国内生产者(affected domestic producers)，以补偿他们的合格开支（qualifying expenditures）. 根据CDSOA，美国国内生产者如若想获得相应的补偿金额，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该生产者是受影响的国内生产者。这也就是说，该生产者是导致征收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诉讼的申诉方或申诉的支持者，而且仍在从事涉诉产品的生产，没有被与反对发起调查的公司相关联的公司收购。（2）该生产者的开支是合格开支。所谓合格开支是指，在反补贴税裁决或反倾销税裁决颁布后产生的，并在CDSOA规定范围 之内的开支。该生产者所获得补偿金额，将根据其合格开支与所有受影响的国内生产者合格开支总额的比例确定。 二、“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构成标准 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 （United States-Anti-Dumping Act of 1916）案件]中，上诉机构裁决，只有最终反倾销税、临时措施以及价格承诺才是WTO所允许的针对倾销的措施。这个裁决得到了CDSOA案件专家组的认可和引用。因此，如果CDSOA被认定为“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它就将违反《守则》第18条第1款的规定。显然，在CDSOA案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一项措施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 申诉方认为上诉机构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中对“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所做的解释，应该成为判定CDSOA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标准。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中，上诉机构认为，“就我们看来，《守则》第18条第1款意义内的‘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这个短语的通常含义是指：为了对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作出反应而采取的行动。‘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至少应包括那些只当存在倾销构成要素时才可能采取的行动”。 美国认为上诉机构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一案中无需对“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作出解释，因而不应认为上诉机构已经裁决《守则》第18条第1款适用于所有“为了对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作出反应而采取的行动”。根据美国的看法，《守则》第18条第1款应局限于“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某些行动可能是对倾销作出的反应，但却不是“针对”倾销的。要成为《守则》第18条第1款意义内的行动，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适用于进口产品或进口商；（2）是难于负担的（burdensome）。 专家组认为，“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上诉机构之所以参考《守则》第18条第1款，是为了用其作为上下文来解释GATT1994第六条。上诉机构本质上并不是在解释《守则》第18条第1款。在当时的情形下，双方对争议的措施（对参与倾销的进口商强加刑事和民事责任）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行动并无分歧，上诉机构也无需考虑《守则》第18条第1款中“针对”这个词的含义。专家组指出，对倾销作出反应并不必然意味着针对倾销。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行动的范围比针对倾销的行动的范围要广。针对倾销的行动必须对倾销具有某些不利影响（some adverse bearing）。 因此，专家组得出结论，上诉机构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中对“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所做的解释，并不是确定一项措施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标准。一项措施只有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才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1）它是为了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特定行动。即只有当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下，才可能采取的行动；（2）它是针对倾销的行动。即必须对倾销有不利影响。 三、对构成标准具体含义的理解 在专家组确立了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标准后，双方对标准具体含义的理解上又发生了重大分歧。 1、CDSOA是否是为了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特定行动 申诉方认为，只有当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下, CDSOA补偿金才可能作出，是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特定行动，主要理由如下：（1）CDSOA补偿金只对发起或支持反倾销调查的美国生产者作出。（2）CDSOA补偿金只对遭受倾销影响的美国生产者作出。（3）CDSOA补偿的是受影响的国内生产者在反倾销税裁决颁布后所产生的合格开支。（4）合格开支必须和涉诉产品的生产相联系。 美国否认CDSOA补偿金只有当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下才可能作出。美国认为CDSOA没有要求美国海关，为了对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作出反应而采取行动，因此补偿金并不直接建立在倾销构成因素的基础之上。相反，CDSOA要求美国海关应根据受影响的国内生产者的合格开支的证明书采取行动。因此，反倾销裁决是CDSOA补偿金必要前提条件的事实，并不足以说明CDSOA是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特定行动。 专家组认为，虽然CDSOA并未提及倾销构成要素，也没有将倾销构成要素清晰地包含在获得CDSOA补偿金的必要资格条件之内，但是CDSOA补偿金只有在倾销构成因素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作出。具体而言，CDSOA补偿金在反倾销税征收后自动进行，而反倾销税的征收紧跟反倾销裁决，反倾销裁决只有在确定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后才可能作出。因此CDSOA补偿金与倾销的确定之间有着清楚的、直接的、不可避免的关系。对于受影响的国内生产者而言，CDSOA补偿金同反倾销税的征收一样，将从存在倾销构成要素时起，自动地顺利进行。 2、CDSOA是否为针对倾销的行动 （1）申诉方与美国的主张及依据 美国认为，要成为针对倾销的行动，一项措施必须适用于进口产品或进口商，而且是难于负担的。另外，就美国看来，该措施还必须直接针对进口产品。由于在实际情况中，进口产品分别由外国生产者、出口商、和进口商生产、出口和进口，因此特定行动的对象可以扩展到对倾销产品负有责任的有关的实体，即外国生产者、出口商、和进口商。 申诉方指出美国对“针对倾销”这个短语的处理过于限制。申诉方援引GATT1994第六条第2款和第3款作为其主张的根据。按照GATT1994第六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就是为了阻止或抵消倾销和补贴。由此可断定，针对倾销的行动至少应包括，像征收反倾销税一样，任何为了抵消倾销的行动。申诉方注意到倾销即可以被直接抵消，也可以通过给予国内生产者好处，以消除进口产品因倾销带来的价格优势，从而被间接抵消。 申诉方认为CDSOA所表明的目的确认了CDSOA补偿金构成了针对倾销或补贴的行动。CDSOA第1002节第1段阐述倾销和补贴“必须被有效抵消”，第3段指出持续倾销和补贴阻止市场价格回复正常水平，致使美国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的救济目的未能实现，第5段作出了美国贸易法应加强以使这些立法的救济目的得以实现的结论。就申诉方看来，CDSOA补偿金的目的就是有效抵消倾销和补贴，以确保市场价格回复正常水平。 美国认为申诉方未能证明CDSOA是针对倾销的行动，相反，申诉方只是假定CDSOA将对进口产品具有消极影响。如果这样的话，申诉方实际上将使专家组把《守则》第18条第1款改写成“…对进口产品或外国生产者具有假定消极影响的特定行动…”。美国还认为申诉方对针对倾销的行动的解释过于宽泛，这样任何改善国内产业地位的立法都将被假定对进口产品具有消极影响。美国也不同意，因为假定CDSOA对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竞争关系有影响，而认定CDSOA是针对倾销的行动。照美国看来，一项措施，只有直接对进口产品或相关的实体，即外国生产者、出口商、和进口商，强加限制或负担时，才是针对倾销的行动。 就美国看来，CDSOA的目的或意图与其是否为针对倾销的行动在法律上是毫不相关的。美国指出争端的解决并不取决于CDSOA意图做什么，而应是CDSOA实际上在做什么。美国援引专家组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中所做的下列陈述来否决一项措施的意图或目的与决定它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有关，“…我们不同意第六条的适用取决于相关成员方所追求的目的。第六条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前提之上的。如果一个成员方的立法符合第六条第1款（倾销）的定义，第六条就适用。立法上所表明的目的并不能影响这种结论”。就美国看来，尽管美国辩解其1916年反倾销法的目的是救济掠夺性定价的反垄断问题，但是专家组仍然裁决立法的目的或意图不能将其排除出第六条的范围。该裁决后来得到了上诉机构的确认。因此，美国认为，由此可推断出，一项措施所表明的目的也不能将该措施纳入第六条或《守则》等的范围之内，如果该措施的实际要素（actual elements）并不属于这些条款的范围。 申诉方认为，“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专家组并没有说一项措施的目的在法律上是不相关的，而是说一项客观上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措施，不能仅仅因为其所表明的不同目的而规避谴责。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中，专家组关心的是，如果一项措施的法律性质依靠其所表明的目的来决定，成员方就很容易通过在争议立法中表明一些虚假的目的以规避《守则》第18条第1款的禁止。就申诉方看来，这种关心在当前案件中并未出现。申诉方指出，就算CDSOA纯粹是一个“支付方案”，进行支付不是它本身的目的，而只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但就申诉方看来，美国并没有主张CDSOA第1002节所表明的目的是错误的，也没有主张CDSOA不适宜实现反映在决定中的目的。申诉方认为，由于CDSOA的目的就是如同CDSOA中所表明的那样，因此无道理让专家组忽略CDSOA的目的。 （2）专家组的分析及结论 在衡量CDSOA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时，专家组注意到《守则》第18条第1款仅指针对倾销实践(practice of dumping)的措施，并没有明确要求一项措施必须针对进口倾销产品或有关的实体（如进口商、出口商、国外生产者）。专家组也不认为一项措施只有直接针对倾销，才能被认定是针对倾销。一项措施只有对倾销实践具有不利影响时，才是针对倾销的行动。就专家组看来，“针对”这个词在第18条第1款中并无任何限制，它的通常含义包括任何形式的不利影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此，第18条第1款即适用于直接，也适用于间接针对倾销实践的行动。专家组指出，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理解上诉机构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作出的“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的结论。 专家组认为，CDSOA对倾销产品与国内产品的竞争关系具有不利影响。特别是，CDSOA的结构（将补偿金与反倾销税的征收相结合）将使国内生产者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虽然美国认为在第18条第1款中纳入竞争条件测试（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 test）是无任何依据的，但是专家组注意到，美国主张根据争议措施是否对进口产品或有关实体难以负担，来确定该措施是否属于第18条第1款的范围。就专家组看来，一项措施是否难以负担，就是看该措施是否对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有不利影响。因此，专家组认为美国要求的“难以负担”实际上是要求，而不是不允许竞争条件测试。 专家组指出，合格开支是与涉诉同类产品生产有关的资本或运营开支，而且必须在裁决作出后终止前产生。这就是说，合格开支是国内生产者与涉诉倾销产品竞争产生的费用。补偿金的数额由征收的税额决定，从而与倾销幅度相关。美国声称持续倾销是竞争优势的证据，反倾销税的征收“平整了竞争场地”（levels the playing field），并未使倾销产品处于不利地位。虽然专家组同意持续倾销可能是竞争优势的证据，但是专家组认为将反倾销税与补偿金相结合，不仅仅是“平整了竞争场地”，而且还将竞争优势转移给了国内生产者。由于倾销产品的竞争优势转移给了国内生产者，倾销产品及有关实体因此遭受了竞争劣势。这里的竞争劣势就是针对（虽然是间接的）倾销的。 专家组认为CDSOA给予了国内生产者对所有相关产品的竞争优势，而不仅仅局限于对涉诉倾销产品。但是，专家组不认为一项措施只有排他性地针对倾销时，才能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守则》第18条第1款指的并不是“排他性地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特定”这个词，只是用来规定行动类型的，而不是用来限制“针对”这个词的。这也就是说，如果一项措施在性质上，而不是在作用上是特定的，它也可以属于18条第1款的适用范围。 专家组指出以上结论似乎与美国立法机关通过CDSOA的意图相一致，即CDSOA主要是针对倾销或补贴的，同时在更大范围内反对进口竞争。专家组特别提及CDSOA第1002节。就专家组所见，国会意图借助CDSOA阻止由持续倾销或补贴引起的美国贸易法救济目的的落空。专家组由此推断国会意图借助CDSOA来针对持续倾销或补贴，以捍卫美国贸易法的救济目的。 专家组注意到美国辩解“一项措施所表明的目的不能将其纳入第六条或《守则》等的范围之内，如果该措施的实际要素并不属于这些条款的范围”。但是专家组认为，其在本案中的结论并不是基于CDSOA所表明的目的作出的，而是基于其他可靠的根据。CDSOA所表明的目的确认了专家组基于其他根据作出的结论，因此专家组认为CDOSA所表明的目的不应该被忽略。 四、结论 虽然从理论上讲，专家组的裁决只对争端案件本身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具有英美法上的先例约束效力。但事实上，其在解释WTO规则方面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此就无需赘述了。通过以CDSOA案件为研究视角，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1、除了最终反倾销税、临时措施以及价格承诺外，其他任何形式的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都是被《守则》第18条第1款禁止的。因此，WTO成员方只能通过反倾销税、临时措施以及价格承诺这三种方式来救济倾销导致的国内产业损害。 2、一项措施只有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才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 （1）它是为了对存在倾销构成要素的情况作出反应而采取的特定行动。只要一项措施与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确定之间有着清楚的、直接的、不可避免的关系，该措施就构成了为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特定行动，无论其本身是否提及倾销的构成要素。 （2）它是针对倾销的行动。 并不是所有为了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措施都必然针对倾销，对倾销作出反应的行动的范围比针对倾销的行动的范围要广。一项对倾销作出反应的措施如果对倾销有利，或在效果上是中性的，此时就不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一项措施只有即是对倾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又针对倾销时，才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 “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针对的是倾销实践，《守则》第18条第1款并未限制它必须针对倾销产品或对倾销产品负有责任的有关实体（如进口商、出口商、国外生产者）。这就是说，以国内同类产品或其生产者为对象的行动也可以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此外，“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无须排他性地针对倾销实践时，它也可以同时针对与倾销实践无关的其他产品或实体，如未受反倾销税制裁的进口产品等。 专家组并没有明确界定“针对”的含义，只是抽象地指出，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措施必须对倾销实践具有不利影响。“针对”这个词在《守则》第18条第1款中并无任何限制，它的通常含义包括任何形式的不利影响，即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这就是说，针对倾销的行动不仅包括对倾销产品或有关实体强加责任（如征收反倾销税）的行动，而且也包括对国内同类产品或其生产者提供好处，以使他们处于比倾销产品更有利竞争地位的行动。 一项措施所表明的目的不是判断其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这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客观上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措施，不能因为其所表明的不同目的而规避《守则》的禁止。另一方面，也不能仅仅根据措施所表明的目的，而认定其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一项措施所表明的目的，都将成为专家组判断该措施是否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重要参考依据。 3、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专家组的看法，构成“针对倾销的特定行动”的这两个标准及其相关解释也同样适用于《补贴和反补贴协议》第32条第1款意义内的“针对补贴的特定行动”。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员方采取的措施与补贴（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确定之间有着清楚的、直接的、不可避免的关系，而且对补贴实践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该措施将构成“针对补贴的特定行动”。除了最终反倾销税、临时措施以及承诺外，其他任何形式的针对补贴的特定行动都是被《补贴和反补贴协议》第32条第1款禁止的。【注释】1参见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导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2United States-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of 2000, WT/DS217/R, WT/DS234/R, WT/DS217/AB/R, WT/DS234/AB/R.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中所引专家组的观点后来均得到了上诉机构的支持。3Public Law 106-387, 114 Stat. 1549, 28 October 2000, sections Act of 1930, 19 § Act of 1930, 19 § 1675c(a).6Tariff Act of 1930, 19 § 1675c(b)(1) and (4).7在制造工具、设备、研发、人员培训、获得技术、保健和养老金等方面的开支。详见Tariff Act of 1930, 19 § 1675c(b)(4)(A)-(J).8United States-Anti-Dumping Act of 1916, WT/DS136/ 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1.浙江温岭制鞋企业首次反倾销应诉获胜中广网杭州8月18日消息（记者陈瑜艳 通讯员王文婷）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调查，欧盟日前正式裁定我国劳保鞋出口反倾销案绝对胜诉，位于浙江温岭泽国镇的浙江喜来登鞋业作为应诉方之一取得了满意的结果。浙江温岭制鞋企业首次应诉反倾销调查圆满收场。去年6月间，欧委会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发布立案公告，决定对从我国进口的两个税则号下的劳保鞋正式开始反倾销调查，浙江喜来登鞋业也涉及此案，如果调查确认有反倾销行为，那么该企业五年内的损失将超过5000万元。对欧盟反倾销应诉工作，浙江温岭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当月，温岭市外贸局、温岭市工业经济局和温岭市鞋革业商会就邀请了北京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来温岭为出口企业作反倾销培训和现场指导，并组织22家鞋企赴温州参加由商务部主办的“应对欧盟劳保鞋反倾销协调培训会”，及时了解掌握应对反倾销的各种程序规定和技巧。喜来登鞋业正是期间在律师指导下开始了应诉工作。浙江温岭市外贸局领导在总结这一案例时认为，喜来登鞋业反倾销胜诉的事例再次启示温岭企业家们，企业是应诉的主体，政府是胜诉的保障，协会（商会）是应诉的桥梁，而专业的律师是胜诉的关键。正是这四方面的成功联动实现了这起中国反倾销史上难得的以“无损害”结果胜诉的成功案例2.浙江13家罐头企业应对反倾销浙江是橘子罐头生产大省，占全国产量的80%，全世界产量的70%，对欧盟的出口量也在全国各省份中居于首位。近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自中国的橘子罐头进行反倾销调查。目前，浙江省已有13家企业正在积极和律师沟通，准备应诉。西班牙又发难浙江市场导报记者从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了解到，此次反倾销调查是由橘子罐头大国西班牙提请欧盟实施的。今年9月中旬，西班牙加工水果蔬菜国际联合会代表欧共体百分之百柑橘类水果生产量的生产商，向欧委会提出申诉，指控从中国进口的制作或保藏的柑橘属水果对欧共体倾销，并给共同体产业造成实质损害。10月20日，欧委会对从中国进口的制作或保藏的柑橘属水果发起反倾销程序立案。其实，自2004年4月至今，同样是应西班牙企业的申请，欧盟一直对进口橘子罐头实施保障措施（关税配额）。在此期间，出口超过限定配额要缴纳每吨301欧元的从量税。为什么每次发难的都是西班牙，这难道只是偶然的巧合？数据显示，欧盟市场的柑橘罐头年销量近10万吨，过去这个市场基本被西班牙垄断。但是近年来，凭借丰富的优质原料和极具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橘子罐头在欧盟市场异军突起，西班牙的垄断地位已经风光不再。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对欧出口橘子罐头去年为4401．4227万美元，今年1—8月为3989．2093万美元。浙江、湖南、福建、湖北是我国柑橘罐头生产和出口大省。浙企积极应诉“我们应诉，除了争取2000多吨的欧盟市场份额，还为了给全国同行争口气。”黄岩第一罐头食品厂厂长吴永进说。橘子罐头是名副其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00吨产品，涉及三四千名工人的生计。不过，作为全国罐头行业的老大，2000多吨橘子罐头只占黄岩第一罐头食品厂全年橘子罐头出口量的十分之一。少了这十分之一的市场，黄岩第一罐头食品厂仍然可以活得很好，不过，正如吴永进厂长所说，在WTO框架下，有道理就要尽力争取，不能不明不白就退出欧盟市场。与此同时，受浙江巨大实业有限公司聘请的北京国纲律师事务所4名律师也来到衢州，开始为“巨大”应诉欧盟橘子罐头反倾销做准备。浙江巨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巨林告诉记者，“在WTO框架下，应对国际反倾销诉讼责无旁贷，这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把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契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应对反倾销调查，有两方面的对策，一是行业组织提出抗辩意见，二是企业积极应诉。目前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已经接受委托，打算提起抗辩。不过，“行业抗辩成功的案例有是有的，但不太多。企业应诉后，有可能胜诉，也有可能败诉。但如果要保住欧盟市场，惟一的出路就是应诉。应诉一旦成功，关税就可大大降低；而不应诉的话，到时候最大的关税率（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几百）肯定将落到你的头上。”3.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10月13日，温州上市企业——华峰氨纶的股价突然扭转颓势，止跌回升，收盘价报元，比前日大涨。就在这一天，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基础得知，商务部对原产于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口氨纶作出反倾销终裁，即日起将对之征收0%至61%不等的反倾销税，为期5年。这场由浙江华峰氨纶、绍兴龙山氨纶和山东烟台氨纶牵头提起、历时两年半的反倾销诉讼终于以我方的胜利而划上圆满的句号，我国大陆地区的氨纶企业争取到了宝贵的5年“保护期”。在赚钱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反倾销氨纶，一种合成弹性纤维，主要用于高级休闲服、游泳衣、运动装、针织衫、内衣裤、袜子、医用绑带等领域。作为一种高档纺织基础原料，氨纶价格曾一度“高高在上”：1吨普通氨纶的价格曾高达20多万元。我国的氨纶工业起步较晚，很多产品产业化不到10年。而国外这一产业早已趋于饱和状态，急于向外扩张。2001年以后，随着国内氨纶市场需求急增，进口开始急剧增加。资料显示，进口氨纶2001年不足万吨，2004年增至近万吨；产品价格也从2001年的6427美元/吨，降至2004年的5513美元/吨。然而在2003年，大多数行业内企业还没有意识到危机。当时生产一吨氨纶利润能达到万元，许多企业都在加大投资，新上项目。2003年下半年的一次行业会议上，一位企业代表提出了氨纶反倾销的问题。这位代表就是绍兴龙山氨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斌。“我曾经参与过涤纶和聚酯切片反倾销的工作，知道反倾销诉讼从提出到受理，需要一年的调查期，而从受理到作出初裁又需要一年，再过半年才可作出终裁。”李斌回忆说，“虽然这个行业当时还是黄金时期，但是利润快速下滑的趋势已经可见，必须打提前量才能赢得主动。”李斌的想法与中国化纤工业协会不谋而合。由于协会之前一直对重点行业进出口情况进行跟踪，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不久，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相关材料，氨纶反倾销正式提上日程。不出李斌所料，就在2004年，由于受到进口氨纶的巨大冲击，氨纶价格和利润都一跌再跌，几乎无利可图，而2005年氨纶行业整体步入低谷。2005年4月13日，商务部正式予以立案调查。“为什么等到日子过不下去了才想到反倾销？只要受到了损害，我们就可以利用规则，让痛苦的时间缩短一点，”这是李斌总结出来的经验。如何保护产业安全，中间有许多学问据了解，我国的氨纶产业投资规模已经达到了200多亿元。这场及时的胜利，保护了我国还处于“幼稚期”的氨纶行业的产业安全，同时，对于其他行业也具有示范效应。“温州的企业经常遭到国外的反倾销，这是我们第一次对外反倾销取得胜利。”潘基础颇为自豪地说，“反倾销，是国际贸易中经常被利用的一个手段，我们也应当利用好它，维护企业、行业的正当权利。”“在这起案子中，中国化纤工业协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代理该起反倾销案的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贺律师介绍，“在反倾销的案件中，国内的企业往往是竞争对手，如果由企业自己组织，很可能因为费用的问题、谁主导的问题，最后不欢而散。还有一些企业觉得事情多、程序烦，不愿意担责任，别人赢了，就搭便车。而化纤协会不但在企业中做好组织和协调，而且作为集体向商务部反映情况，无疑更有分量。”“博恒”的贺律师表示，韩国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在中国之前就遭受过欧美的反倾销“轰炸”，他们在应诉方面已经非常有经验，因此，这次韩国应诉企业最后被征收的反倾销税就比较低。这也提醒我们的企业，无论是提起反倾销还是应对反倾销，都要精通国际规则，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4.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06年3月3日代表国内电解电容器纸产业向商务部提交了反倾销调查申请，请求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决定自2006年4月18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详见2006年4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公告）。2006年10月19日，商务部发布2006年第80号公告，公布了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案的初裁决定，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存在倾销，并由此对中国的相关产业造成了损害（详见2006年10月2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公告）。根据初裁决定，自2006年10月20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日本的电解电容器纸时，应依据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倾销幅度（15％—％）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2007年4月17日，商务部发布2007年第30号公告，对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反倾销调查作出最终裁定，裁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存在倾销，对我国电解电容器纸产业造成实质损害。电解电容器纸是公司的主导产品，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2004年和2005年电解电容器纸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和，受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倾销的影响，电解电容器纸的盈利能力逐年下降，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严重影响，2006年，电解电容器纸实现销售收入17，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商务部的终裁决定，将有利于公司主导产品电解电容器纸的市场开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现将有关商务部最终裁定相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最终裁定经过调查，商务部最终裁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存在倾销，中国电解电容器纸产业遭受了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征收反倾销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07年4月18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征收反倾销税。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为电解电容器纸（未经浸渍或涂布电解质），也称电解电容器原纸；英文名称为:paper for electrolytic capacitor。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48059110。电解电容器纸是每平方米重量在150克及以下的一种特种纸，一般用于电解电容器中吸附电解液的基础材料，并与电解液一起构成电解电容器的阴极。对各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如下：1、日本高度纸工业株式会社（NIPPON KODOSHI CORPORATION） 22%2、大福制纸株式会社（Daifuku Seishi Co.，Ltd.）15%3、其他日本公司（All Others）三、征收反倾销税的方法自2007年4月18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日本的电解电容器纸时，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缴纳相应的反倾销税。反倾销税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作为计税价格从价计征，计算公式为：反倾销税额=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反倾销税税率。进口环节增值税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加上关税和反倾销税作为计税价格从价计征。四、反倾销税的追溯征收对自2006年10月20日起至本决定公告之日止，有关进口经营者依初裁决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所提供的保证金，按终裁所确定的征收反倾销税的商品范围和反倾销税税率计征并转为反倾销税，并按相应的增值税税率计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对在此期间有关进口经营者所提供的保证金超出反倾销税和与之相应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的部分，海关予以退还，不足部分则不再补征。对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决定公告之日前，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不再追溯征收反倾销税。五、征收反倾销税的期限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自2007年4月18日起5年。六、新出口商复审对于上述国家在调查期内未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被调查产品的新出口经营者，符合条件的，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商务部书面申请新出口商复审。七、期中复审在征收反倾销税期间，有关利害关系方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向商务部书面申请期中复审。八、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对本案终裁决定及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不服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特此公告。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07年4月18日5.浙江阳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欧盟于2000年6月对本公司展开反倾销调查，并于2000年8月8 日通知本公司，认为本公司存在国家项目补助等原因， 不给予本公司市场经济地位 该事项已于 2000年8月12日《上海证券报》上公告 。公司经过半年多的积极应诉，现欧盟初步裁定，对本公司生产的一体化电子节能灯产品的欧盟进口商加征 的惩罚性关税，这将使本产品出口欧盟造成极大困难。2000年度本公司生产的一体化电子节能灯出口欧盟市场的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总额的10%左右， 该项裁定可能对本公司2001年度利润产生影响。目前，公司正积极组织力量进行抗辩，欧盟的正式裁定结果将于2001年8月份公布。----2001年2月27日6.杭州宝晶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公司杭州宝晶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0年，出口从2003年开始起步，酒石酸的销售量和出口量均占国内该产品的三分之一。面对欧盟于2004年10月正式提出针对我国酒石酸的反倾销调查，宝晶公司全力投入到应诉中。2006年1月，欧盟宣布了对华酒石酸的反倾销案的最终裁决，宝晶公司获得了国内唯一的零税率待遇。回顾这次反倾销的过程，宝晶公司采取了以下六个方面的积极行动，这些行动对于我国其他企业应对反倾销也具有借鉴意义。一是面对反倾销起诉，涉及企业要作出坚决的应诉决定；二是企业经营要有规范的财务管理；三是应诉一定要聘请有经验的资深律师代理；四是企业要依靠国家、地方政府和行业中介组织三种力量，开始要政府联络，应诉则必须由企业直接面对；五是对外贸易要科学管理，避免出口产品底价竞争造成倾销；六是要动员进口商主动“游说”进口国的有关反倾销仲裁的组织和政府，加强沟通。
内容摘要： 反倾销作为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认定和许可的贸易保护措施，是国际通行的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也是用来对付不公平竞争的必要工具。它具有形式合法、容易实施、能够有效保护国内产业且不容易招致报复的特点。近年来，我国产品在国际山场上屡造反倾销投诉，认清国外对我国产品反倾销指控的原因，并采取相应对策，已成为我国企业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的当务之急，也成为理论界的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将通过分析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和特点，明确其原因，然后 一、国外对华反倾销投诉的现状和特点 近2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和出口贸易获得了飞速的增长。但是，随着我国商品出口贸易量的增加和在世界出口榜上排名的上升，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也逐步出现了扩大之势，“例如，从80年代的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逐步扩大到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印度、埃及、南非、秘鲁和土耳其等国也频频对我国提起反倾销调查。” 另外，由于近年来我国已经被欧美等一些国家列为反倾销的头号目标，所以针对我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接连不断，“综合WTO统计资料和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的统计资料，从1979年8月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纳发起第一起反倾销案件以来至2001年12月初，已经有欧美等29个国家对我国提起共计477起反倾销案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案件最多的国家。2000年各国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总数为251起，其中我国遭到反倾销起诉的案件有33起，对中国的反倾销占世界总数的13％以上，但是当年中国的出口外贸额占世界总额的比重却只有9％。2001年1月—11月中旬，我国遭受的外国反倾销投诉案件已经达到34起，已经超过了2000年遭反倾销投诉的案件” 。 显然，中国已经是世界反倾销浪潮的最大受害者。各国对我出口产品的频频反倾销已经构成了对我国经贸发展的实质性障碍。 从目前外国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特点： （1）以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是对华反倾销指控的“主力军”。在对我国产品提出反倾销指控的国家和地区中，欧盟一直是“领头羊”。我国遭遇的第一起反倾销指控就源自欧盟。近年来，欧盟对外国和地区产品的反倾销指控与日俱增。据欧盟委员会发表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仅1999年，欧盟对其它国家和地区产品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案例高达89件，较上年增加61件，其中涉及中国内地产品案例为12件（1998年1件）。今年第一季度，欧盟又对涉及22种进口产品征收了临时反倾销税，对9种进口产品征收了永久性反倾销税措施” 。 （2）反倾销对象多集中在我出口“拳头产品”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出口增长的稳定性与成长性。“如欧盟对我国彩电、自行车、箱包、鞋类产品、热轧平板钢材与可锻铸铁管配件实施反倾销措施，特别是对我出口彩电征收高达％的反倾销税，几乎使我国彩电退出欧盟市场，而这一市场每年进口量为1000～1500万台。出口市场日益萎缩，也是我国国内彩电企业大演价格战的一个外因。此外，如我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阿根廷对中国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等也征收了高额反倾销税”。 （3）反倾销发起国家和地区由最初的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延伸。近年来，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提起反倾销指控日甚一日的同时，俄罗斯、印尼、阿根廷、台湾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加入到对我反倾销指控的队伍中来，如阿根廷对我国大到机电、化工等附加值高的产品和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大宗产品，小到餐具、烟花、挂锁、纸牌等低附加值的产品，宽范围地实施了反倾销措施，使双边贸易受到严重影响。 （4）反倾销诉讼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应对中国产品冲击的一个重要法码。从比较优势理论来说，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因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前者以其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后者比较优势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市场交换，双方各取所长。由于贸易条件、市场依存度和非价格竞争因素等条件的限制，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由于资本沉淀和劳动力转移等退出障碍的存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愿退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或者尽可能地延长退出时间。这样，在产业结构完成升级之前，需要政府提供某种程度上的贸易保护。中国出口产品价低、量大、厂商分散的特点，就很容易成为国外反倾销诉讼的目标。 二、中国屡遭外国反倾销投诉的原因及其分析 对华产品反倾销确实已经成为中国出口的“拦路虎”，而且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逐年扩大，这一问题将长期严峻地突显在中国外贸主管部门和业者面前。知己知彼，认真分析中国屡遭外国反倾销的原因有利于中国出口的顺利进行。 （1）低价倾销的客观存在成为反倾销诉讼的导火线。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也并非空穴来风。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市场尚不规范，盲目跟风现象广泛存在，从而导致了大量的缺乏目标性的重复建设与盲目发展的市场行为。市场上因而出现了大量过剩产品，企业为了生存在其国内和出口的销售策略上竟相采取低价倾销策略。“在出口价格上，香港某刊物对我国160种出口产品的调查中发现，有120种商品价格比应有的价格低20%。由此可见以低于正常价格向外国销售我国产品的现象的确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数据显示我国部分出口商的低价销售给进口国的国内同类产品工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 我国企业产品的倾销现象有着综合的深层原因。首先，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两国之间之所以存在贸易，是由于商品价格有差异。与我国的国情相关，我国产品生产市场上原料与人力资源的价格相对低廉，因此各企业有条件依赖于低价策略来开拓国际市场，增强自己产品的竞争力，扩大出口。其次，我国大量中小型企业不注意引进与学习先进的管理与销售观念，导致销售观念落后。在市场营销中仍广泛采用相对单一的价格策略，而不注重自己产品在性能、服务等硬件方面的改良，这也必然表现在他们的出口销售策略上。再次，出口结构失衡。从产品结构看，我国出口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产品的附加值相对偏低，易给进口国造成低价倾销的印象。从市场结构看，我国有65％是以欧美为目标市场的，出口过于集中，竞争激烈。此外，与政府与一些部门盲目鼓励出口缺乏指导性也有一定的联系。 （2）我国经济体制和企业运行模式中国家控制对市场运作模式的影响问题。我国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我们要实行的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间是有一定差异的。近20年来，虽然我国在迈向市场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如通过汇率并轨实施了单一的汇率制度，允许并鼓励外资进入许多国内的生产领域，通过建立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市场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无论是从经济体制上还是从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出发，并不能就此将我国划归 为市场经济国家。而由于欧、美各国的法律或者一般都有对市场经济体制和非市场经济体制 的区别标准，“其主要的一些标准包括：一国货币的自由兑换程度；劳资自由谈判工资的程度；国家对生产资料、资源配置和所有制的控制程度等等”。 鉴于我国现行经济运行机制中的经济运行主体全部属于国有 或由国家控股的情况较多地存在，由此而反映出来的国家通过其所有权来直接管理或者于预企业经营的状况亦较为普遍，此外资本项目项下的外汇仍处于管制状态，一些垄断性行业的限制进入等等，上述状况一方面反映了现行经济运行模式和一般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各国对我国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的客观评价。 （3）贸易保护主义者滥用WTO协议关于反倾销的规定。反倾销是WTO允许的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根据WTO《反倾销协议》，各国政府要对某个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 税，不仅要证明某进口产品存在着“倾销”，以及倾销对进口国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造成了损害，还要证明该进口产品的倾销和产业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进口国同类产业的损害是该进口产品的倾销造成的”。 不过，该协议并没有具体对“倾销”是否属于不公平竞争作出具体判断，而是为各成员国在能否采取反倾销措施方面制定了规则。鉴于WTO协议已经明确限制各国使用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产业，所以，反倾销措施这一WTO允许的保护本国产业的合法手段，就被各国作为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频频用来反对其他国家的不公平竞争。一些国家近年来不断强化其反倾销立法，降低倾销的构成要件，扩大反倾销调查的范围。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滥用反倾销措施具体反映在全球反倾销案件的大量增加上。 三、我国应付外国反倾销投诉的对策 （1）抓住入世的机会，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价格体系，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真正主体，独立承担风险，使产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直接挂钩，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特别重要的是要尽量减少由国家定价的商品种类，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系的早日建立。这样，即使我企业出口商品遇到进口国厂商等的反倾销投诉的情况，由于我企业出口商品的价格主要是市场因素决定的，并且是不受国家定价控制的，就有可能根据欧美反倾销法的相关规定，争取获得涉案企业的单独税率甚至整个行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使欧美等国反倾销法规定中所谓替代国标准不再对我涉案企业适用，同时，我国应积极顺应市场要求，改革产品结构，屏弃重复建设，实施产品差别化战略，提升产品附加值，避免企业在低附加值的产品中进行过度竞争。要求商务部、行业协会和出口商会及时出口商品的销售状况和渠道，了解自己出口商品对进口国同类产品的影响，积极帮助企业作好应诉工作。 （2）尽快理顺企业产权制度，尽量减少和取消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控制。“欧美反倾销法认为，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通常在资源分配和价格决定中起的作用极小。而私企受利润驱动，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米制定其商业决策，不受政府的干预。因此私有企业的产品和生产成本，较能合理地反映经济现实。” 对于我出口企业来说，如能使外国行政当局对其市场经济地位认可，就意味着我出口产品的成本和价格有了被直接认可的可能，否则，涉案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就不会被认可，而要以一个所谓市场经济性质的第三国的类似产品的成本作为替代价格。而由于这种替代价格选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会对我出口企业造成实质的不公平和歧视。面对上述状况，我出口企业一方面要通过自身的体制改革来促进企业理顺其产权制度，并以此作为建立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另外，对现有的国有企业也要加快其股份制改革，并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效地从机制上割断企业和国家在产权上的连接关系，从而为进一步减少和取消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创立良好客观条件。 （3）利用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反击各国对我的歧视待遇。尽管入世后并不会立即改变中国屡遭外国反倾销投诉的现状，但入世后，我国一方面可以利用在多边贸易体系中 的发言权来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挑战这些歧视做法，我国应加大对欧美等国在反倾销投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对我国的歧视政策放在WTO规则中加以评判的力度，以便尽早通过WTO这一多边贸易体制来维护我国应得的正常待遇。 （4）遭到反倾销投诉的企业要积极应诉。针对我出口产品的国际反倾销案一直居高不下的现状，出口企业一方面在国际反倾销案案发前就应当未雨绸缪，尽早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为此要及时和充分了解本企业的出口产品或者其他类似出口产品在进口国的销售价格和走势，以及该出口产品对进口国同类产业所造成的各种影响。同时，为了保证国内企业积极应诉国外反倾销诉讼，行业协会或进出口商会可以考虑建立应诉基金，入会企业依出口额多少按比例上缴年度应诉基金，一旦同类出口产品遇到国外反倾销指控时，由应诉基金支付相关应诉费用，包括律师费和企业联合应诉的组织成本当国际反倾销案，涉案企业应该积极应诉，只有积极应诉，才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应诉结果，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出口企业要尽早了解反倾销答卷的要求，做好应诉材料的准备工作。反倾销案一旦发生，外国反倾销主管当局都会要求涉案企业在规定的时间里及时回答各类调查问卷，出口企业应根据客观情况认真填写；②出口企业一定要在国家反倾销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和进出口商会的共同协调和支持下迅速组织，积极应诉；” ③聘请有经验且对我友好的当地律师进行申辩和负责处理案件。聘请当地律师进行反倾销诉讼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不仅因为当地律师同有关当局有众多的人事关系和业务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谙熟当地法律和复杂的诉讼程序与手续，而且一般而言，只有当地律师才有权经宣誓调阅与本案有关的档案和资料，尤其是保密性的材料，这样就能做到知己知彼，使申辩能更有效地进行，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