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楚辞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对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1、《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
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2、《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
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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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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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学方面
对立原则和XX方言的音位
互补原则和XX方言的音位
说汉语的音节
说同音词
说同义词
说汉语的词类划分
汉语的联合式构词法(或偏正式、述补式等)
递归性和汉语的句法结构
虚字和汉语的语法形式
汉语的借词
二、现代汉语方面
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研究
普通话语音研究
XX作家(或作品)语言研究
网络汉语研究
句式(或句型)研究(选择某些有特点的句式)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选择某些虚词)
现代汉语词义研究(选择某类词)
词典释义研究
方言研究(某一方言某一方面的问题)
语文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
汉字和汉文化
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内容
限制和减少汉字字数
部件研究
坚持汉字简化的方向
如何整理异体字
如何整理异形词
规范汉字的研究
汉字的前途
“修辞与语境”浅谈
“修辞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之我见
我对“修辞主体的修养”的认识
我对“在社会的大课堂里学习修辞”的体会
谈词语运用要做到“准确朴实”
谈词语的“巧妙配合”
谈“成语的活用”
谈“叠用句”
谈“四音节语音段落”
谈“比喻”
三、古代汉语方面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四、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论曹禺《雷雨》的戏剧艺术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论穆旦的诗
论钱钟书《围城》
论贾平凹的散文
论王蒙小说语言艺术
论余秋雨的散文
论余华的小说
论20世纪80-90年代对赵树理的再评价
评“样板戏”对李玉和、杨子荣、阿庆嫂三个人物的塑造
舒婷诗作简析
王曾祺小说对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作的意义
评王安忆的《长恨歌》
评铁凝《玫瑰门》
从女性写作角度评陈染的创作
论王朔的《动物凶猛》
论韩东的诗歌写作
鲁迅小说中的“黑色家族”简论
茅盾笔下的上海都市图景——读《子夜》
《无常》、《女吊》(鲁迅)，《水里的东西》(周作人)，《放猖》(废名)比较论
《日出》中的次要人物(黄升东、福生)在戏剧结构中的作用。或《茶馆》人物论
《我与地坛》文本细读
艾青笔下的土地与太阳
分析王安忆(或莫言、余华、铁凝的一篇新创作的小说)
我读海子的诗
重读寻根小说
老舍与北京城(或张爱玲与上海、王安忆与上海、王曾祺笔下的昆明、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赵树理与山西等)
五、中国古代文学方面
论《诗经》的赋、比、兴艺术
论《诗经》的音乐性及其美学意义
论《诗经》的婚恋诗
论《诗经》的妇女形象
论《诗经》中的战争诗
论《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论《诗经》的讽刺艺术
孔子与《诗经》
《诗经》作品研究(具体作品可任选)
《诗经》与楚辞比较论
楚文化与楚辞
屈原的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
论屈原的人格美
论《离骚》的艺术构思
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比较
略论《九歌》的艺术成就
屈原作品研究(具体篇章可任选)
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侧重内容，也可侧重艺术特色)
王孟山水田园诗(可分别写王、孟，也可分写出山水、田园)
中唐山水田园诗(可任选某一、二个作家，也可以比较研究)
李白山水诗研究
送别诗中意象研究(可集中写某一种，如美酒等)
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
刘禹锡咏史怀古诗
唐人咏物诗研究(可选择某一种，或某二、三种对比研究)
宋人咏物词研究(可选不同词家咏同一物对比研究，如咏梅等)
唐人送别诗研究(可选几家，或若干首对比研究)
《琵琶行》
关汉卿的杂剧创作
关汉卿、马致远之比较
汪道昆之短剧
徐渭的《四声猿》
汤显祖
孟称舜
沈自徵之剧作
论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
试谈《三言》、《二拍》的时代特色
谈《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地塑造
论《水浒》的人物描写(亦可选择某一个人物，如论武松，论宋江，论李逵等)
试谈《西游记》的艺术特色(或论孙悟空形象)
论西门庆形象的典型意义
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论《聊斋志异》中花妖狐魅形象的艺术特色
论王熙凤形象
论《红楼梦》的细节描写
论《红楼梦》整体反映生活的特色
六、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方面
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
《尤利西斯》中的“内心独白”技巧
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神话模式
论存在主义作品中的荒谬感
论罗格——格里耶小说中的“物化”
《百年孤独》中对“魔幻”技巧的运用
论《百年孤独》的叙事艺术
论黑色幽默的杂糅手法
博尔赫斯小说的玄学色彩
论《日瓦戈医生》中俄罗斯精神
七、中国古代文论方面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
先秦儒家文论研究
先秦道家文艺观研究
“发愤著书”说综论
“文学自觉”说新探
六朝人物品藻与文论之关系
《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谈
意境理论的确立和发展
李渔戏曲理论研究
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
八、西方文论方面
柏拉图“艺术模仿自然”解密
柏拉图美学思想的特征
论亚里斯多德的“净化”说
贺拉斯《拾遗》与亚里斯多德《诗学》比较
布瓦洛《诗的艺术》再评价
狄德罗“美在关系”说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说比较
对莱辛《拉奥孔》的现代阐释
康德美学思想与现代艺术
议黑格尔的艺术发展观
论黑格尔的自然美与艺术美
论泰纳的文艺思想
别林斯基与形象思维论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特征
从叔本华到尼采
现代主义与自我表现
精神分析学和文艺学
评卢卡契与布莱希特的论战
詹姆逊论后现代主义
九、比较文学方面
李白咏月诗与法国波特莱尔所作咏月诗(见《巴黎的忧郁》、《恶之花》)的比较研究
林纾译文一种与后来译文的比较研究
从赛珍珠的小说《大地》看西方人对中国农民的误读
王国维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研究
钱钟书论“通感”
从《春江花月夜》看诗歌、音乐、舞蹈的关系
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到“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看中西文学形式交流的可能
十、美学方面
劳动与“自然人化”的美学意义
论“审美关系是美的核心”
美感特征简析
论审美想象
论悲剧与崇高
论艺术的美学意义
当代大众传媒和审美消费主义对传统艺术门类(诸如文学)的挑战
论审美鉴赏的创造性
论“审美具有解放人的性质”
中国古代美学特色简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参考选题指导【2】
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现实题材相和构思小说的创作基调和艺术风格
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或者农民形象
鲁迅小说创作题材的变化
从《阿Q正传》、《示众》等作品来谈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
鲁迅小说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构思
论鲁迅《呐喊》、《彷徨》的艺术成就
就《在酒楼上》的描写文字，解说“鲁迅气氛”的创造
鲁迅小说中的"黑色家族"简论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鲁迅小说中“黑色家族”的创造
论曹禺《雷雨》的戏剧艺术
茅盾《子夜》的史诗性和社会剖析特点
论曹禺《雷雨》中人物形象的新认识
吴荪甫形象的复杂性
论《雷雨》中蘩漪与《日出》中的陈白露形象比较
从城市文明病和人性关系的层面，探讨《骆驼祥子》的创作视点和艺术深度
试论曹禺笔下的妇女形象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他笔下的两个世界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从诗化小说和语言的角度，看沈从文的《边城》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性美及牧歌情调
从少数民族作家的角度，探讨老舍、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底蕴
论沈从文小说的都市题材和湘西题材的特点
张爱玲小说对人生的观察角度和艺术视点
论张爱玲的《金锁记》及曹七巧形象
《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人物形象与艺术格局之异同
论张爱玲女性题材的特点
汪曾祺的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论张爱玲女性题材与王安忆女性题材的比较
王安忆《长恨歌》中的都市与女性的关系
你不能这样问啊。太笼统了，你想想从那个角度写？然后才好说啊。 看躇斌杰的《诗经与楚辞》吧，有介绍相关研究。目录上编 《诗经》一 《诗经》作品选注（一）周民族史诗（二）农事诗（三）燕飨诗（四）战争徭役诗（五）卿士大夫美刺诗（六）爱情诗与婚姻诗（七）其他二 《诗经》研究参考资料（一）总论（二）《诗经》重点阅读作品辑评（三）《诗经》研究参考书简介下编 楚辞一 “楚辞”作品选注（一）《离骚》（二）《天问》（三）《九章》（四）《九歌》二 “楚辞”研究参考资料（一）屈原生平事迹与评价（二）“楚辞”作品简评（三）“楚辞”研究参考书简介参考、引用书目举要……[看更多目录]另外有一本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
首先它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源头其实我觉得还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山鼻祖还影响了一大批文化学者其中就有李白杜甫然而他们又代表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门派的最高境界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也为以后的两大流派的传承垫定基础还有一定的影响和发展也为中国的古典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舞蹈史礼与乐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深深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政治理念。它的本义是“以礼为教，以乐为教。”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是天地间最重要的秩序和仪则;乐是天地间的美妙声音，是道德的彰显。在中国舞蹈发展史上一直都重视乐舞的教育功能，以此来推行政治性社会的礼仪化道路。
中国古典舞学科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舞蹈，其中不仅有着对中国前代舞蹈的继承，更吸收了芭蕾的训练方法。在中国古典舞的动作和元素中，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乐文化精神。本文主要是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与古典舞课堂教学相融合的角度出发，加强调对学生舞蹈文化内涵的培养，注重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增强学生对传统礼乐文化的归属感。
传统礼乐文化在古典舞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包含的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宗教、政治、伦理、制度、民俗、艺术（音乐、舞蹈）。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孔子“礼乐”思想，主张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礼”以修“外”，规范人的行为准则;“乐”以修“内”，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统治者通过“礼乐”形成当时的社会行为规范，从而加强自己的领导权。
经过社会的变迁，礼乐文化不断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许多优秀的礼乐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德育价值。“礼乐”文化教导人们修身养性，知书明理，懂谦让，通过这些优秀的品质弘扬中华民族崇礼仪、尚和合、讲仁爱的礼乐传统。
而我国历史上的宫廷乐舞、女乐、雅乐、礼乐均属于中国古典舞的范畴，这就意味着古典舞自然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礼乐文化。如周代的《六代舞》为中国古代皇帝、唐、虞、夏、商、周六个时代的祭祀乐舞，歌颂统治者的功德；如古典舞《秦王点兵》表现中华武士驰骋疆场，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更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
如古典舞剧目《踏歌》完美诠释了古典舞欲左先右，欲前先后的动势，不以人体线条呈现，而是体现在古典舞的“韵”“势”之中，展现古典文化的风韵。更体现出“礼乐文化”重点不在人的外观体态，而是强调人的内在修养，由“内”修“外”，从而达到内外兼修。为社会培养优秀的人才。
初版于1964年重订于1980年的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到目前为止，仍是中国音乐史方面最为详证和权威的通论性史论专著。后来出版的一些中国音乐通史方面的专著，都或多或少参照了杨荫浏先生这部专著，乃至很多体例或叙述都受杨荫浏先生的影响。 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有两大特点：其一是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利用已存文献资料，对春秋战国时期音乐发展作了详证的分析和叙述，展现了作者娴熟的古籍文献功底；其二是该分析和叙述，具有充足的音乐章法、音乐形式等方面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音乐理论功底和对音乐技法或形式的关注。——总之，无论是史论还是平面理论，作者的文献功底和理论功底跃然可见。 不过，本人以为：对文献史料之详证的追求以及对音乐形式的重视，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音乐通史专著的简约和通畅——“详证”也就是在形式上浓厚的笔墨“皴染”性，有的时候往往会掩盖史论的线条性或谓笔墨的“勾勒”性。我以为既是该书的优点，也恰是该书的缺点，因而，该书适合音乐史论者研究阅读，比如教师或研究生或其他对深入而体系话研究感兴趣者，但实不适合音乐本科尤其高师音乐本科一般学生阅读和使用。 相比较于前者，刘再生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一书，就正具有杨先生短处方面的长处——叙述线条性、勾勒性，且生动而具体但不累赘或臃肿。在叙述和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发展时，作者发挥了他对中国音乐史文献高超的驾御能力，围绕诸如“王子朝奔楚”、“八佾舞于庭”、“恶郑声之乱雅乐”等典故，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灵活取材、简洁化约，展开对中国音乐发展史的叙述。而且这个叙述，作者都围绕一个个提炼出来大问题进行组织材料和展开分析的，应该说作者没有拘泥于音乐者的技法或形式而超越了技法或形式问题，进入了音乐文化史的层面……作为通史，我以为刘先生的该书更适合音乐本科生阅读——音乐通史主要是给就学者提供一个生动的史之真相的叙述或了解，同时更是给就学者提供一个具有相当高度和深度的音乐文化史的传授。 至于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一书，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论内容与前两者相比，就显得单薄。比如它只有民歌、民间音乐家、曾侯乙墓钟、儒家音乐观与老庄音乐观四方面的内容。而且尤其局限的是，该部分叙述不仅象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样过分重视作品分析或体裁及形式分析，而且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所具有的一些社会史背景方面的铺陈或叙述以及其他音乐文化的叙述，在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中都显得若有若无……该书的取材太过于技法化问题而忽略文化史问题，其叙述也没有将其放在文化史的层面上来展现音乐发展的通论性的轨迹，“史略”突兀而不连贯。 就如中国古代的“乐”不是单纯的“乐”而是“乐舞”乃至“礼乐”一体一样，中国音乐通史无论是作为音乐社会发展史（史实）还是音乐思想发展史（理论），都应该放在文化史或文化思想史的层面来分析和叙述，切忌孤立而单一，切忌就事论事——这往往是我们长期从事音乐技法或形式训练的音乐者所最容易犯得偏差，而这个偏差或缺陷，也恰恰就是我们音乐学习者缺乏大文化观或缺乏把音乐现象以及音乐思想精神置身于大文化现象以及大文化思想精神来加以省察和反思的结症所在！ 关于先秦音乐发展史以及音乐思想学说发展史的研究尤其是春秋战国音乐与音乐学术发展史的研究，绝大部分著作局限于音乐问题而无法置身于文明或文化的发展来叙述和分析。比如，东周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丰富的史料（含出土文物）以及丰富的思想史文献，对其却往往无法驾御而不能高屋建瓴乃至只见树叶不见树干……音乐研究者是否应该和其他史学、人类学、儒学等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将春秋战国的音乐研究置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思想精神由神秘主义进入理性主义的时代——这样一个大背景来解读和分析。 根据有关学者的论述，中华文化夏商巫风巫术兴盛，而周代“制礼作乐”的“礼乐”，实很大程度上还是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等神灵的神秘主义之礼乐文化；而周的“礼乐崩坏”尤其是东周时代的进入，实际上是理性主义浪潮下神性、神道、神德、神权的衰颓和人性、人道、人德、人权的兴起。儒家、儒学起源祭祀，春秋儒学集大成者孔子则“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和“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他实是一位否定神秘主义的理性主义者，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他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天下业已“礼乐崩坏”，而他所建立的情感理性主义之“仁学”则力图嫁接“周礼”的外衣（去神秘主义）以恢复或振兴他所崇尚的“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西周礼乐文化…… 所以，中华三代的文明是礼乐文明，而春秋战国理性主义较量神秘主义或巫觋主义的时候，理性主义扩张以及神秘主义或巫觋主义就相应颓退，原来与神秘主义或巫觋主义胶合在一起的“礼乐”自然也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而儒家或孔子的儒学，就是要转生三代文化的神秘主义或巫觋主义而继续礼乐文明的华采形式与仁爱内核（天人之际的敬畏→人我之际的恭爱），将其神秘而敬畏天物的神道情感主义导入理性而恭敬的人道情感主义……古话说“礼仪之邦”、“礼乐兴邦”，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广义文化还是狭义文化，无论是音乐现象还是音乐思想学说，实是继承三代文明和开创秦汉以后文明的伟大的转折时代。（待续）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80. 2、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89. 3、吴 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93. 4、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82. 5、孙继南：《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1991. 6、田 清：《中国古代音乐史话》，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84. 7、萧兴华：《中国音乐史》，文津出版社，台北（台湾），1995. 8、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九龙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71. 9、夏 野：《中国音乐简史：音乐史与音乐欣赏》，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1. 10、李泽厚：《美的历程》（修订插图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天津，2001. 11、阎步克：《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载《北京大学学报》，北京，1995年第5期。 12、阎克步：《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北京，2001. 13、刘成林：《祭坛与竞技场——艺术王国里的华夏与古希腊》，社科文献出版社，北京，2001. 14、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 1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97. 16、蒋南华：《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
分与和：礼乐文化的两种功能周礼所建构的宗法人伦等级秩序是先秦儒家高度肯定的。他们直面“礼崩乐坏”的现实处境而深切关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生活于自然血缘基础之上的宗法人伦等级秩序下的人们，彼此间既有上下尊卑之别，却又不因此而离心离德；既有情感精神世界的仁爱和谐，却又不因此而流于无差别、无目的之等级的平庸的人性状态？先秦儒家坚信要达到并保持这样一个有序而和谐的社会状态，就必须要建构一种具有分、和两种社会功能的上层建筑，而他们所推崇的礼乐文化正好兼具这两种功能。《礼记•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这就是说，礼乐完整地反映宗法人伦等级社会的分与和、尊尊与亲亲相统一的关系，礼制秩序既能建立和维护宗法人伦等级制度，使人与人之间有着毫不含糊的明显的等级差别，又能使得人们和谐地生活于一个社会共同体之中。显然，先秦儒家所崇尚的礼乐文化是“隐”与“显”的有机结合。就“显”的外在层面而言是宗法人伦等级秩序的社会结构；就“隐”的内在层面而论则是具有高度人性关怀的健全的和谐之心智秩序的培育。“隐”“显”合和乃为“仁道”的社会；“礼”和“乐”正是推动“仁道”的和谐社会之目标实现的两轮。孔子说：“立于礼，成于乐。” 《礼记》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分”与“和”是使社会系统既有井然有序的结构，同时又能保持稳定而不动荡的两个基本要素。具体而言，所谓“分”，包括权力和身份的等级划分，以及关涉财富生产的社会角色之分工，诸如君臣、父子、长幼、男女、劳心与劳力等基本划分；所谓“和”，就是要求在各种社会规范中处于不同地位和角色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分工而合作、相亲相敬、仁爱而和谐。中国古代思想是通过“分”与“和”两个概念来表达事物和人际关系的对立与统一的。西周末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 “和”是以承认“分”为前提的，先有“分”的事实存在，而后才有“和”的理念追求；“分”因“和”的理念和目的而呈现其方向和意义。“和”就是对“分”加以调节和范导，使分别和对立的双方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在此状态中，对立双方既保持一定的分别，又不超出一定的限度，彼此间相互制约，相互补足，相互促成，而在整体上实现协调与统一。先秦儒家把这一思想应用于人类政治社会之中，提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智愚之区分的事实，既不可否认和消除，又不可遗忘和丧失人们之间普遍的相亲相爱，互敬互助，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但同时，爱必须有差等，以“亲亲”为原则，不能越过礼制秩序的基本界限，因为体现“分”的礼是形成社会秩序的基础，孔子所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和而不同” 等主张，指的就是“和”决不意味着取消人伦差别；其“仁”学正是要追求这样一个分中之和、和中之分的有序化的社会整体结构的建立。孔子是通过创造性地提出“仁”学而阐发传统礼乐文化的精神价值和意义的，可以说，其“仁”学的思想主旨就是要在宗法人伦等级基础之上，实现政治社会的“分”与“和”。尽管他没有能够建立起关于“仁”的概念和范畴体系，而是在不同语境下提出诸多关于“仁”的论断，展示了其“仁”学的难以概括的丰富内涵，致使后世围绕其“仁”学的争论不可避免。但将他论“仁”的主要言论归纳起来，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要求人们遵守礼制，服从礼的行为规范，譬如：“克已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另一类则是要求关心民众，关爱他人，相互促进，和睦相处。譬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前者立足于“分”，后者立意在“和”，无论是“分”还是“和”，都是为了礼制秩序的重建。孔子“仁”学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极大地开掘了内在人性的深度意义世界，期望从内在的人性深处唤醒人们对于礼制秩序的意义自觉。孔子的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礼”对于秩序建构的意义由此而分明见出。照《尔雅•释言第二》，“斯”可作“离”解；《说文解字》云：“斯，析也。”因此，“先王之道，斯为美”可解为“先王之道，分为美。”这正好与“礼”的意义关联起来。而且，与先秦关于“和”与“同”的思想传统若合符契。据《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显然，“和”是指有差别的统一，与“分”相关，与“礼”相连，礼建构的秩序是“分”与“和”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在儒家看来，“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春秋战国时代，王权失坠，诸侯林立，为称霸而战火连绵，民不聊生。面对所谓“礼崩乐坏”的乱世局面，孔子儒家推崇周礼，目的在于追求一个有序而和谐、安定而祥和的等级式的政治社会，他们因此而尚德政、求礼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治的根本在于播化“仁”道，在孔子“仁”学的意义上建立起一个“亲亲”而“尊尊”的和谐社会，“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 ，政治最终落实在“爱人”与“化人”之上，而不是疆土的拓展和财富的聚敛，君子与小人的划分是标明政治的基本品质的，与其说是身份与地位的标志，毋宁说是政治“仁（人）化”程度的表达。孔子据此而所提出的民富而君足，以及先德礼而后政刑的治国方略，其实就是所谓的“先王之道”。孟子极大地张显了孔子“仁”学的政治哲学蕴涵，把孔子的“仁”学发展为相当系统的“仁政”学说，贯注其间的仍然是将人之“分”与“和”统一起来，以求得社会共同体之有序而和谐发展的基本精神。他十分强调等级划分和职业分工的必要，但同时又告诫统治者必须“与民同乐” 。他反对梁惠王“曰利”，并非不注重物质利益，不考虑经济效益，而是认单纯讲“利”，就会出现人人只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分”而不“和”，以致“不夺不厌” ，使得社会整体的功能丧失，最终导致国家的衰弱。他认为只有实行仁政，使“和”与“分”相融合，人人（首先是君主）把维护社会整体结构的稳定与和谐作为基本的政治职责，在社会整体结构和谐平稳的前提条件下，又不过多干涉民众生活的自治，“不夺农时”，而且，使民有“恒产”而安居乐业，如此才能出现“财不可胜用” 的繁荣景象。荀子比孟子站得更高，他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上，也就是从“人性”的立场上论证了社会必须有所“分”，同时又必须有所“和”的深刻道理。他首次把“群”当作一个关涉人性的政治哲学概念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能群”成了人与动物世界划界的基本标志。 显然，荀子所谓“群”，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个有着共同精神价值追求的联合体。这个有秩序的联合体对个体生存欲求并不否定，但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个体欲求的满足必须要有所节制，“先王案为之制礼仪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 荀子主张以礼义而区分身份等级，然后按照等级身分和社会分工进行物资分配，所谓“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 是也。遵守礼制秩序是任何等级身份的人的社会职责，这才是人性高贵的标志。否则，人与动物是没有实质性的分别的。礼制秩序的意义正在于有利于人性尊严的建立。“礼义”不否定人的自然欲求，它只是将其纳入合于“天秩”的等级秩序当中，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悖乱驰慢。” 荀子所谓“养天下之本” 与“群居和一之道” 是相互贯通的，实质所指就是统一“分”与“和”的礼制秩序之价值本身。正是礼才既使社会呈现出明确而清晰的等级结构层次，又确保社会各等级层次之间的秩序和谐。很明显，先秦儒家追求的礼制秩序是一种非法律维持的文明秩序。 如上所述，“礼”的本质在于实现一种非强制性手段维持的社会组织方式。为了实现有序和谐的社会理想，先秦儒家特别强调礼之治人情、修人义的功能，“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乃礼之“本”、礼之“义”。因此，从现代实证分析的角度是难得先秦儒家礼制秩序之要义的。在先秦儒家尤其是荀子的思想中，“礼”、“法”、“刑”时常相提并用。譬如，“礼义者，治之始也” ；“法者，治之端也” ；“治之经，礼与刑” ；“隆礼至法则国有常” 。这导致了礼究竟是道德规范还是法律规范的现代学术争论。从“法”的古文字意义来看，含有“模型”的意思，亦即规范人的行为的意思，此外还有标准的意思，亦即判狱事和讼事之标准的意思。《说文解字》上说：“法即刑，模即法，范亦法，型为铸造器具之法。”段玉裁注曰：“木制为模，竹制为范，土制为型。”“礼”原本就是引人向善的秩序建构，它本身就具有规范的意义，考虑到它同时具有“标准”和“方向”的意义，可以说“礼”是一种“元规范”。因此，“礼”与“法”属于同一个逻辑层次，连用而为“礼法”。而当“刑”与“礼”、“法”在同一个逻辑层次上使用时，“刑”与“型”相通，孔子所谓“君子怀刑” ，指的就是君子不忘“标准”和价值“方向”之义，而不是对犯罪实施惩罚。所以礼制秩序既不是纯粹道德意义上的，也不是纯粹法律意义上的，而是一种人伦和谐的“伦理法”秩序。这种礼制秩序既关涉现实社会秩序的建立，又关涉人之内在精神秩序的培育，前者决定“分”，后者追求“和”。如果道德重在个人内在心性的培育，那么法律则是以惩罚为后盾的外在行为规范体系。先秦儒家的道德论就是其“修身”论，而法律论则是其“刑赏”论。无论是“修身”，还是“刑赏”，都直接关涉礼制秩序的建立。严格地说“礼法”是“礼法”，“刑赏”是“刑赏”，“礼法”比“刑赏”意义要深广。从逻辑意义上讲，“礼法”与“刑赏”不属于同一个逻辑层次，“刑赏”以“礼法”为本，“刑赏”的根据和意义是通过与“礼法”相关联而获得的，孔子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的论断，揭示的就是这层含义。荀子说得更为详尽：“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于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然后赏于是起矣。……雕雕焉县（悬）贵爵重赏于其前，县（悬）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 这就是说，“礼”是一切实证意义上的政、令、刑、赏等具体规范设置和实施的正当性根据和价值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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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毕业论文提纲
摘要：《诗经》反映的女性形象多种多样,主要包括爱情中的女性形象、婚姻家庭中的女性形象、被弃妇女的形象等几个方面。《诗经》中的女性在表达感情的变化过程中,是她们对爱情的深刻体验,是文明人所特有的爱情表现,并上升成为古典审美文化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文大纲如下：
一、整体陈述诗经这部作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二、陈述《诗经》中描写女性的部分
(一)纯真热情的女性，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二)怯弱胆小的女性形象，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三)温柔贤淑的女性形象，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四)悲惋凄凉的女性形象，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三、后世对《诗经》女性女性形象的评价
(一)外在之美，如《关雎》、《卫风--硕人》中的描写。
(二)内在之美，如贤淑、执著、纯洁等，分别从《邶风--燕燕》、《周南--卷耳》等几首诗歌中评价分析。
四、《诗经》中女性形象对后世的影响
(一)整体陈述《诗经》从古至今对后世的`影响。
(二)《诗经》对后人的教育性意义 。
(三)《诗经》对古今文学的意义及重要贡献。
(四)《诗经》中的情感观对古今社会的影响。
参考文献：
杨天宇：《诗经---朴素的歌声》;国学基础教程——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褚 斌杰：《诗经全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褚 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聂石樵：《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0
张 晶：《诗学与美学的感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编集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8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②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思想内容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 （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词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的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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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啊~你能帮我找出处不，就是作者，书名，什么期刊号之类的，在论文后面的那个~
摘 要礼仪，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文明最直接最全面的表现方式。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着灿烂的五千年文化华夏文明，在世界上影响深远。著名国学家钱穆先生就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礼”。当在近200多年，随着西方国家的崛起，西方主导着世界。现今国际通行的礼仪基本上是西方礼仪。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实力强大，深层的原因在于西方人价值观的统一，在于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刻觉悟。在今天中西方礼仪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我们中国，更多的还是借鉴西方。但无论是借鉴西方的礼仪，或者是我们是自创一套自己的礼仪系统，这在形式上都不难。难的是我们也能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有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刻觉悟。我们借鉴西方礼仪，不仅仅是要借鉴它的形式，更应当借鉴其内在灵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和优越感，才能确立我们的感染力。民族的复兴不仅是实力的复兴，更是一种文化的复兴。只有别人也认同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使我们的礼仪行于世界。关键词：中西方，礼仪，差异 引 言礼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规则，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工具。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得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唯一传承千年的文明和民族。中国的礼仪，始于夏商周，盛于唐宋，经过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体系。西方社会，是几大古代文明的继承者，曾一直和东方的中国遥相呼应。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最终迎来了文艺复兴，并孕育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产生了现代科技和文化。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礼仪文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跨国交际日益增多，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更是越发显露，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在中西礼仪没有得到完美融合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礼仪的差异。有于各国的历史与文化底蕴不同，各国人民在进行礼尚交往时的习惯也有不少差异。特别是中西方之间，礼仪上的差别很大，因为不了解这些差异而引起的误会和笑话并不少见。近代历史上有两则故事，相信大家会比较熟悉。故事一是：李鸿章曾应俾斯麦之邀前往赴宴，由于不懂西餐礼仪，把一碗吃水果后洗手的水喝了。当时俾斯麦不了解中国的虚实，为了不使李鸿章丢丑，他也将洗手水一饮而尽，见此情景，其他文武百官只能忍笑奉陪。还有一个故事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携夫人去机场迎接来自美国的顾问。双方见面后，美国顾问出于礼貌说:“您的夫人真漂亮!”军官甚感尴尬又不免客套一番：“哪里，哪里!”在中国，这本是一句很普通的客套话，可是蹩脚的翻译却把这句话译成：where?where?美国顾问听了莫明其妙，心想：我只是礼貌地称赞一下他的夫人，他居然问起我他的夫人哪里漂亮?于是他只好说：“从头到脚都漂亮!”这两个故事都是由于中西文化差异闹出的礼仪上的笑话。由此可见，了解中西方礼尚交往之间的习惯差异是很有必要的。往大处来说，一个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贸易中，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将有利于各国之间的交往。从小处来讲，一个人了解对方的礼仪民间习惯，是对对方的尊重，容易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交往的顺利进行。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发展，东西方的礼仪正在相互融合，西方人逐渐地接受了东方文化中重情感等合理因素，东方人也逐渐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先进文明的礼仪和交往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对礼仪产生的影响还很多。1、 研究中西礼仪差异及原因 中西方礼仪差异的背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就西方来说，它的历史只有短短200年，而它的人民是从各个地方移民而来的，众多不同民族和种族都融合在一起。他们信奉的誓言是：“只要我们能够梦想的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这是西方精神，是在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它短短200年的历史，创造了人类史上的灿烂文明，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这就是西方的魅力。造成中西方礼仪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方文化环境的不同，使得各国的人民有着完全不同的道德标准体系和价值观。 中西方观念的差异东方文化崇尚集体和团体精神,人们的倚赖性较强。而西方文化崇尚独立和个性自由。比如,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品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人品是建立在关心国家,热爱集体,家庭和睦,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之上。如果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你的人品则大大的折扣。 而在西方人们法制观念较强。在此前提下,他们崇尚个人自由,不愿受到来自政府,教会或其他组织的干涉,喜欢我行我素。在家庭中,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自立自强的观念。青年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尽量早独立,摆脱父母的管束,他们不希望过分的倚赖家庭,倚赖父母,否则,他们将失去自由,失去别人对他们的尊重。再这一点上,中国文化则有所不同。家庭是中国人最重视的生活集体。父母对孩子倍加珍惜,恨不能一切都为孩子想到,以致于当孩子长大成人，结婚时要给孩子大操大办,当孩子有了孩子后,还要牺牲自己的晚年来照顾自己的孙子,即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又过分的照顾孩子,结果使孩子的自理能力较差,甚至于在中国今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职工极不情愿丢掉铁饭碗，这种倚赖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中西方观念很大的差异，以至于中西方礼仪从根本上有很大的差异。 礼仪是与本土的思想文化相对应的，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得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梁启超在有名的《劝学篇》里面讲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在礼仪的表现中,西方更多的聚焦在行为、语言的面上；而中国礼仪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行为人的语言、行动本身具有话语意义,同时还需从行为人的语言、行动中去“悟”出一些东西,在言传的同时,还需意会。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 2、 中西方见面的礼仪的差异西方人见面时，不一定会握手，只要笑一笑，打个招呼就行了，即使是第一次见面，而中国人则视握手为一个基本礼节。但在中国握手并没有太多的限定，而西方人握手是有一定礼节的。例如男女之间，女方先伸出手，若女方无握手之意，男子就只能点头鞠躬致意；长幼之间由长辈先伸出手；上下级之间，由上级先伸出手；宾主之间由主人先伸出手。而且握手时应注视对方，并摘下手套，否则会被视为不礼貌。 中西方称呼的差异在西方,称呼是比较笼统的，一个称呼可以涵盖中国很多称呼。例如，西方称呼男的为先生，称呼女的女士或小姐，而在我国“先生”第一解释是“教师”,是对教师最古老最悠久的称谓。随着改革开放,先生已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尊称口语，西方人称”uncle”,可以涵盖我国的婶婶，伯母，姨。他们对这些方面的关系也不如中国分明,中国父亲那边的为伯伯，姑姑，堂兄妹，母亲方为舅，姨，表兄妹。在西方，人们见面时喜欢直呼其名，这是亲切友好的表示，纵使交谈之初可能互相用姓称呼，但过一会儿就改称名字。而在中国，人们很喜欢被称为某某经理，某某总裁，因为这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但在西方，人们很少用正式的头衔称呼别人，正式的头衔只用于法官、高级政府官员，军官，医生，教授和高级宗教人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从来不用行政职务如局长、经理、校长等头衔来称呼别人。 中西方对隐私的看法另外，在与人交谈时，切不可谈及个人的私事，诸如年龄、婚姻、收入、信仰等等。看到别人买的东西不可问其价格；如果看到别人回来，也不能问他去哪儿了或者从哪里来，否则就会遭人厌恶，西方人常用“鼻子伸到人家私生活里来了”这句话来表示对提问人的轻蔑。而在中国，人们对个人隐私的界限远没有这么深刻，人们并不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生活作一般了解。但在中国人与美国人打交道时，在中国人看来很普通地问对方一些家庭情况，美国人就很可能认为你侵犯了他的隐私，别有用心，一桩生意很可能就这样泡汤了。 中国人通常是见面喜欢点点头，握握手或行拱手礼，或者微微欠身然后握手，而西方人觉得欠身似乎显得自卑。在西方，特别在欧美国家，拥抱礼却是十分常见的见面礼与道别礼，亲吻礼和吻手礼也是常见的西方见面礼。握手礼来源于西方人类半野蛮半文明时期。这种习惯逐渐演变成今天作为见面和告辞的“握手”礼节，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在我国，握手礼不但在见面和告辞时使用，而且还作为一种祝贺、感谢或相互鼓励的表示。因此是社交中应用最广泛的致意礼节。见面、道别时的礼貌演变到今天就是“你好”、“再见”两个短语，客气的顶多再互相握下手，在各种古怪疾病流行的今天显得简洁而卫生而又体面。然而西方国家，见面就要先送贴面礼、亲吻礼和吻手礼，让我们很不习惯也不能接受。 3、 中西餐餐桌上礼仪的差异中国人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由此可见饮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中国人将吃饭看作头等大事。中国菜注重菜肴色、香、味、形、意俱全，甚至于超过了对营养的注重，只要好吃又要好看，营养反而显得不重要了。西方的饮食比较讲究营养的搭配和吸收，是一种科学的饮食观念。西方人多注重食物的营养而忽略了食物的色、香、味、形、意如何，他们的饮食多是为了生存和健康，似乎不讲究味的享受。 中西方餐桌氛围的差异在餐饮氛围方面，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热闹，很多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大家在一起营造一种热闹温暖的用餐氛围。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会上，中国人在餐桌上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礼仪。而西方人在用餐时，都喜欢幽雅、安静的环境，他们认为在餐桌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礼仪，不可以失去礼节，比如在进餐时不能发出很难听的声音。 中西方用餐时的差异中西方宴请礼仪也各具特色。从传统习俗上说，中国人请客，不论按长、尊、主、次围桌而坐，满桌丰盛的酒菜，主人频频劝酒，客人谦让礼到。中国人觉得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另外宴客时崇尚热闹欢快的气氛，讲究面子排场。排场之大，气氛之热闹常常令人叹为观止。较随便的形式则是主人邀上三五知己，到家中由女主人炒几个菜，小酌一番。这种随便的宴客形式不讲究礼仪，不讲究坐次，不讲究饭菜，只讲气氛的和谐、主人的热诚、主客谈话的投机。当然，近年来西方的一些宴客形式，如酒会、招待会、自助餐或冷餐也会传到中国，但这些多是官方或单位出面组织的宴请形式，平民百姓还少有实行。在西方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夫妇也分开而座，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 另外，西方人用餐时要坐正，认为弯腰，低头，用嘴凑上去吃不礼貌，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人通常吃饭的方式。吃西餐的时候，主人不提倡大肆的饮酒，中国的餐桌上酒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有时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喝酒的时候都是一杯一杯的喝。中国人的餐桌要热闹，西洋餐桌则安静。中国人要用言行来劝酒劝食，西方人只是用语言劝酒而已。酒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被视为做生意，交朋友等社交场合不可或缺的。酒杯不空茶水不满。在西方，通常喝啤酒、葡萄酒，不喜欢劝酒。在中国，宴会喜欢共桌共菜，西方则认为不合卫生，实行分餐制。中国人宴请时，觥筹交错，歌舞升平。西方则要求少声响少动作，用餐程序较多。 4、 中西方服饰礼仪的差异古今中外，着装从来都体现着一种社会文化，体现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是一个人的身份、气质、内在素质的无言的介绍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服饰是一门艺术，服饰所能传达的情感与意蕴甚至不是用语言所能替代的。在不同场合，穿着得体、适度的人，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而穿着不当，则会降低人的身份，损害自身的形象。在社交场合，得体的服饰是一种礼貌，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和谐。影响着装效果的因素，重要的一是要有文化修养和高雅的审美能力，即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二是要有运动健美的素质。健美的形体是着装美的天然条件。三是要掌握着装的常识、着装原则和服饰礼仪的知识，这是达到内外和谐统一美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中西方服饰礼着重点及代表服饰西方人注重身份，把衣服变成象征，中国注重韵味。如果说西方服饰文化刻意追求表现人体美，而完全忽视了服饰伦理，那么，中国服饰文化由于受到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些道德上的体统。而最能代表我们国家的是中山装，西方代表装是西装。 穿中山服时，不仅要扣上全部衣扣，而且要系上领扣，并且不允许挽起衣袖。在穿双排扣西服时，必须扣上全部衣扣。穿单排三粒扣西服时，仅能扣上上一粒或中、上两粒扣子；穿单排两粒扣西服时，只能扣上上一粒扣子；不允许扣上单排扣西服的全部衣扣。在穿西服时，宜穿白色衬衫，并打领带，领带打好后的标准长度，是其下端抵达皮带扣。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的皮鞋。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平时人们喜欢穿着休闲装，如T恤加牛仔服。 当今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在平时的市井生活中，倒会看到不少人穿着背心、短裤、拖鞋等不合礼仪的服。 俗话讲，人是衣服，马是鞍。尽管以貌取人并不可取，但是在现代生活中，服饰越来越成为礼仪的一个重要部分，穿着打扮的得体与否，不仅仅是个人品位的体现，更能成为人们彼此考虑的一个尺度。伟大的英国作家莎士比亚曾经说：“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就是他的教养、品位、地位的最真实的写照”。那么在日常工作和交往中，尤其是在正规的场合，穿着打扮的问题越来越引起我们现代人的重视。 5、结束语礼仪是一种文化，是文化就有纵向的传承和横向的借鉴与融合。 在今天中西方礼仪文化的融合的过程中，我国更多的还是借鉴西方。但无论是借鉴西方的礼仪，或者是我们是自创一套自己的礼仪系统，这在形式上都不难。难的是我们也能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有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刻觉悟。我们借鉴西方礼仪，不仅仅是要借鉴它的形式，更应当借鉴其内在灵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和优越感，才能确立我们的感染力。民族的复兴不仅是实力的复兴，更是一种文化的复兴。只有别人也认同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使我们的礼仪行于世界。 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一个礼仪缺乏的社会，往往是不成熟的社会。而一个礼仪标准不太统一甚至互相矛盾的社会，往往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礼仪，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文明最直接最全面的表现方式。创建和谐社会，必须先从礼仪开始。中国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物质，精神，文化各个方面，都急迫的需要一套完整而合理的价值观进行统一。而礼仪文化无疑是这种统一的“先行军”，只有认清中西礼仪文化的差异，将二者合理有效的融合，方能建立适合中国当代社会的礼仪文化体系，达到和谐社会的理想。参考文献 [1] 金正坤 商务礼仪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2] 张占一 试仪焦急文化和知识文化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0[3] 廖文丽 比喻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1[4] 吴 冰 中西方文化差异拾零 闽西职业大学学报 2002[5] 邢 东 中美文化差异管窥 全国优秀英语学术论文集 1997[6] 陈 平 商务礼仪 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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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饮食文化差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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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阐述中西餐饮文化差异，分析中西餐饮文化在在哲学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让更多的人通过饮食了解饮食背后的文化。
关键词：
中西文化；饮食文化；差异比较
提到饮食文化，人们总是会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吃”，不错，饮食的确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要，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然而加上了“文化”二字以后，饮食就不仅仅是“吃”这么简单了，它包括饮食文化的整体，是人类在饮食方面的创造行为及其成果，凡涉及人类饮食方面的思想、意识、观念、哲学、宗教、艺术等都在饮食文化的范围之内。
一、中西餐饮文化差异
中西方饮食文化最显而易见的不同就是使用的饮食器具。西方人以刀叉为食器，并且规定显明，不同规格的刀叉所使用的方式及场合不同，而且是不可以混用的。
中国人的餐桌上却不如西方人那么复杂，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双筷子，但它在饮食文化中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筷子可以是我们的烹饪的工具，也是每家每户的搅拌器，打个鸡蛋，冲个饮料，无疑都需要筷子的帮忙。与西方如此严谨的规范相比，中国的筷子的确随意得多。
受科学导向的影响，西方烹饪的全过程必须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每道菜肴每次烹饪的过程、方法几乎完全一致，并且其所用的调料会精确到克，烹饪时间会精确到秒。
西方人对食物的选材极具规范，他们多以荤食为主，烹饪时往往以一整块肉或是一整只的禽类为主要食物，并且不吃内脏，认为内脏是弃料；对于蔬菜的选择上也比较单一，而且在饮食中以蔬菜为装点辅助之用，所以在西方人的饮食中蔬菜多为装饰工具。
相较于西方人而言，中国人在食物的选择与烹饪方式上就要随意得多。在中国厨师的手上也能变成一道味美的佳肴，这样的菜例比比皆是，如爆炒猪腰、糟猪肚、韭菜炒猪肝，等等。说到烹饪方式，更是层出不穷。不同于西方人的“精确到克”、“精确到秒”，中国人历来都是“随心所欲”，强调凭经验对结果进行把握。中国人喜素食，蔬菜的种类远多过于西方，这样，食材的相互搭配就变化多端，就以炒猪肝为例，可以是大葱炒猪肝，也可以是青椒炒猪肝，更可以是韭菜炒猪肝，每一道菜都各有风味。
西方人的饮食文化中注重食物的营养价值，因此，他们提倡吃生食，他们认为高温烹调会破坏了食物本身的营养，唯有生食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食物的天然属性和原汁原味，那么他们所追求的营养价值也可以被很好地保留。
中国饮食文化更重食物的味道，“美味”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一要义，因此，中国人会借助一切技术手段、烹饪方式、调味方法使自己的食物变得鲜美无比，在中国，炒、煮、炖、烩、烧、烤、蒸、煎、炸、焖、熘等都是十分常见的熟食性烹调技术。
二、差异背后的文化根源
（一）哲学体系：形而上学与适度原则
西方哲学体系以形而上学为主要特点，也就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么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反映到饮食文化就是所闻即所见，无论是菜单还是对食物的装点、摆盘，都是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呈现给人看，追求真实性，没有华丽的点缀，只体现食物的本源属性，这点与西方人的处事原则不谋而合，这样的哲学背景下就促成了西方人视“营养价值”为饮食的第一要义的观念，不在乎饮食的艺术性、创造性，目标性明确，即食物就是用来补充人对于营养需求的工具。
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模糊、不可捉摸。它不像西方的形而上学那样追求事物的客观性、真实性，强调所闻即所见，而是凡是讲求分寸、讲求整体配合、讲求一个“度”。反映在饮食文化上的就是中国人将“美味”作为饮食的第一要义。在烹饪上，中国人讲究整体融合，没有西方人的精确，讲究的是凭经验将一道菜的各个部分相协调进而形成一道美味的佳肴。其中的经验又是模糊的，同一道菜，同一个师傅，每次做可能也会做出不同的味道，凭借经验对菜肴进行整体的把握，追求烹饪技术的随意性与艺术性，这便是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念――模糊而完美。
（二）价值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西方人推崇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个人目标高于对群体的忠诚。也就是说每一个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即可，不需要服从其他任何一个集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需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群体，但这样的选择并不是永久的，可以随时因为自己需求的改变而重新进行选择。如改变祈祷的教堂，更换雇主，等等。反映在饮食文化中最显著的就是西方人实行分餐制。
与之相对的，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不喜欢争强好胜，社会风气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饮食文化中，这样的集体主义观念的确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宴席多喜用圆桌，从形式上体现了团结、礼貌、共享的氛围。美味佳肴摆在桌子的中心，既是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交流感情的媒介。在这样的宴会气氛下，饮食已经不是宴会的主要目的，情感的交流才是宴会的中心。与西方人直截了当的交际方式不同，中国人的饮食目的依仗于一大群人的情感触碰、交流和共鸣。
（三）思维方式：个性与整体
西方人注重个性的发展，强调在集体中个性的最大限度发挥。他们追求差异性，凡事求异，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强调天下万物都是独立的个体，彼此间没有联系，认为个性与个体的独立自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对事物的看法与考虑往往从个性出发，西方人将独特的个性发展放置于一切行为活动的大前提之下。这无疑体现在了他们的饮食文化中，泾渭分明的摆盘和装点，虽同在一个盘子中，确是个性突出的各自为政，没有任何调和，肉即是肉，菜即是菜，土豆即是土豆，个性鲜明，味道明确，不会相互影响、相互混合。在烹饪上，同一个盘子中的不同食材也是被分开进行加工的，不会将它们放在一起烹煮，处处彰显西方人对于个体与个性的尊重和重视。中国人注重整体的发展，强调圆满、整合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不喜欢过于鲜明的个性张扬，反映在烹饪上更显见，无论是什么样的食材全部倒入锅中，再配以各种佐料进行烹调，即使原本个性鲜明，味道独特的食材在这样的磨合之下不会再显得如此锋芒。因此，中国菜尝起来滋味丰富，层次感强烈。再回过头看每一道菜，红不是那样鲜艳的红，绿也不是那样扎眼的绿，而是一种经过调和以后产生的和合之美。
（四）生活方式与生活节奏
在西方，流水线上的重复作业，实行计件工资制，生活节奏急促，人们有意无意地受到机械的两分法影响，将游戏与工作分得很清楚，即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这样的生活方式十分单调、刻板，机械的工作生活模式逐步影响到了西方人对饮食的需求，导致饮食本身的单一性和简单性。
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的随意性在这里体现无遗，不喜欢单纯的、机械的工作生活模式，推崇一种经验性的工作方式或者喜欢在工作中加入自己喜欢的元素或方法，就像中国的饮食烹饪一样，存在不稳定性，这样的不稳定性既指工作模式、工作方法的不稳定，又指工作结果的不稳定。就好像一道菜如果想要让它尝起来不那么咸，南方人可能会选择放糖冲淡咸味，如南方人的糖醋风味，就是用糖的甜与醋的酸中和酱油的咸味；而北方人则可能会把这道菜加水烹制食材，让食材变淡的同时改变了菜的性质，可能从一道炒菜变成了一道靓汤，因为生活经验、生活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这样并不稳定的经验性的改变方式，使原来单纯的一道菜变成了现在的三道菜而非两道菜，其中创造性与艺术性油然而生。
三、当前的餐饮文化发展与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
然而如今的中西方餐饮文化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泾渭分明了，中餐中也融入了西式元素，西餐中处处彰显中国风，这是一种新型的饮食文化模式，中西合璧的饮食文化队伍将会越来越壮大，人们也可以通过了解饮食文化了解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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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中西文化及其差异，从文化和差异两方面叙述。中西饮食文化的发展历史分别叙述美国和中国不同的文化历程，由于两方面不同的文化底蕴，在饮食上出现了差异。本文主要从观念上的差异、宴会礼仪的差异，中西饮食文化的融合等方面展开论述。最后介绍了西方饮食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解中西饮食文化差异的同时，接受可以接受的部分并与中国饮食相融合，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更加丰富，但又不乏自身特色。这才是我们正确对待中西饮食文化的态度。
关键词：
中西差异；饮食文化；餐饮礼节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存在着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饮食文化的差异也是跨文化交际中影响交际结果的因素之一。中国有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西方国家则有精巧专维、自成体系的饮食文明。中西饮食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丰富了全球的饮食文化。
一、从筷子与刀叉文化看中西饮食观念的差异
刀叉因为适应欧洲人饮食习惯而出现，它和筷子影响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观念。中华饮食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后来走向定居生活后，欧洲以畜牧业为主，面包之类是副食，直接用手拿。主食是牛羊肉，用刀切割肉，送进口里。到了城市定居以后，刀叉进入家庭厨房，才不必随身带。由此不难看出今天作为西方主要餐具的刀和筷子身份很是不同，它功能多样，既可用来宰杀、解剖、切割牛羊的肉，到了烧熟可食时，又兼作餐具。
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用刀把食物送进口里不雅观，改用叉叉住肉块，送进口里显得优雅些。叉子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餐具，但叉子的弱点是离不开用刀切割在前，所以二者缺一不可。直到17世纪末，英国上流社会开始使用三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所以西方人刀叉并用只不过四五百年的历史。
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进而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
虽然不能将不同传统的形成和餐具差异简单对应，但是它们适应和促成了这种分化则是毫无疑问的。筷子是一种文化传统的象征。华人去了美国、欧洲，还是用筷子，文化根深蒂固，而老外们在中国学会了用筷子，回到自己的国家依然要重拾刀叉。
二、烹饪方法的差异
在中国，烹调是一种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体现着严密性与即兴性的统一，所以烹调在中国一直以极强烈的趣味性，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游戏性，吸引着以饮食为人生之至乐的中国人。由于发展十分成熟，已经脱离了完全根据菜谱操作的方法，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每一道菜的都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变化，以适应地区、季节、对象、作用、等级的不同，比如蘑菇炒牛肉，冬天的色宜深些，口味宜重些，夏天的色和味宜清淡些；对于江苏一带的人来说，调味中可加糖，但是面对川湘顾客，则应多放辣。中国的烹饪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炒、炸、焖、爆、煎、烩、煮、蒸、烤、腌、冻、拔丝、糖醋等，做出的菜肴让人眼花缭乱。在烹饪大师的眼中，做菜和制作工艺品一样有着高深的学问，即使是同一道菜，不同的厨师会做出不同的口味来。而西方则不同，可以说是相当的理性，他们的烹饪相应的变化较少，同一道菜从洛杉矶到纽约口味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虽然显得单调，但是简单的工艺却使得他们能够在大规模的商业化中取得惊人的成功。西餐菜肴烹饪的方法主要是烧、煎、烤、炸、焖，各种原料很少集合烹调，正菜中鱼就是鱼，鸡就是鸡，即使是调味料也是现吃现加。烹饪的全过程比较规范，调料的添加量精确到克，烹调的时间精确到秒，厨师好像化学实验室的实验员。由于西方菜肴制作的规范化，烹调成为一种机械的工作。肯德基炸鸡只要按方配料，油的温度，炸鸡的时间，依规范行事即可，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再者，西方人进食的目的首在摄取营养，只要营养够标准，其他尽可宽容，因而今日土豆牛排，明日牛排土豆。美国的食品广告铺天盖地，但万变不离其宗，炸鸡、炸薯条、炸鱼块，其菜肴加工方法简单，基本是机械的混合，所以菜肴的种类极少。
三、餐饮礼节
在餐饮氛围方面，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热闹，很多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大家在一起营造一种热闹温暖的用餐氛围。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会上，中国人在餐桌上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礼仪。而西方人在用餐时，都喜欢幽雅、安静的环境，他们认为在餐桌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礼仪，不可以失去礼节，比如在进餐时不能发出很难听的声音。
中西方宴请礼仪也各具特色。在中国，从古至今大多都以左为尊，在宴请客人时，要将地位很尊贵的客人安排在左边的上座，然后依次安排。在西方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夫妇也分开而座，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用餐时要坐正，认为弯腰，低头，用嘴凑上去吃很不礼貌，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人通常吃饭的方式。吃西餐的时候，主人不提倡大肆的饮酒，中国的餐桌上酒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有时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喝酒的时候都是一杯一杯的喝。
综上所述，饮食文化的交流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充当全球经济文化整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带”。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日益增强的`文化影响力，正发挥着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单一力量大得多的作用，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全世界。中西饮食文化的碰撞、交流以及融化为全人类文明起到填补和着彩的作用。中西餐饮文化将在交流中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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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饮食文化是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讲，不仅能加深对所学语言文化的理解，更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成功率。本文从中西方饮食文化用餐形式和礼仪的差异、饮食观念的差异、饮食结构的差异、烹饪的差异等方面入手，对中西方饮食文化进行了比较，目的在于明确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消除界限，增进了解，促进交流。
关键词：中西方饮食文化、文化差异、形式和礼仪、观念结构
一、引言
饮食文化是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饮食与文化紧密相关，不同的民族因其生活地域、气候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创造出不同的饮食文化。传统的西方文化是畜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中国是农耕文化和陆地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反映出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而饮食的差异则深刻透露自身的文化背景。
二、中西用餐形式和礼仪的差异
中国自古以来的礼仪就有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以和为贵的思想体现在从古至今中国人在开席时都有一家人在一起就餐的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饮食礼仪。中国人的聚食制延续千年。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都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从形式上营造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这就是聚食制，聚食制的起源很早，从许多地下文化遗存的发掘可见，古代炊间和聚食的地方是统一的，炊间在住宅的中央，上有天窗出烟，下有篝火，火上安放陶釜、陶鼎，在火上做炊，就食者围火聚食。这种聚食古俗一直延续至后世。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这符合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的思想。此外，聚食制的长期流传，也是中国重视血缘亲属关系和家族家庭观念在饮食方式上的反映。
三、中西饮食观念的差异
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对味的追求往往大于对营养的追求，人们在品尝菜肴时，往往会说这盘菜好吃，那道菜不好吃。然而若要进一步问什么叫好吃，为什么好吃，好吃在哪里，恐怕就不容易说清楚了。这说明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即使用人们通常所说的色、香、味、形、器把这种境界具体化，恐怕仍很难涵盖其所有意味。在中国，饮食的美性追求显然压倒了理性。这种价值理念的差别构成了中餐过于注重饭菜色、香、味的特点。这种饮食观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是吻合的。作为东方哲学代表的中国哲学，其显著特点是宏观、直观、模糊及不可捉摸。中国菜的制作方法是调和，最终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切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西方人对待饮食的态度主要坚持其实用性特征，从营养角度出发，重视食物对人体的健康，不追求花样和饭菜的其他功能。他们认为“吃”只是为一个生物的机器加入燃料，保证其正常的工作、生活的运行，只要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健康，抵御病菌的攻击，则其他方面并不讲究。由此可见，饮食在他们心中只是一种维持生命的活动。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享有美食之称誉的大国法国，更是追求高质量的营养。法国烹调虽追求美味，但总不忘“营养”这一大前提。在现代西方社会，除了营养的需求外，还十分重视养生，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
四、饮食结构的差异
据西方统计，中国人吃的蔬菜有600多种，是西方的六倍还多。在中国的日常饮食结构中，素菜占据主导位置，而荤菜只有在节假日或者生活水平较高时才进入平常饮食结构中，所以在中国自古就有“菜食”的说法。这种饮食传统，主要与佛教徒的鼓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视动物为“生灵”，而认为植物为“无灵”，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素食主义。西方国家秉承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血统，以渔猎、养殖为生，传统饮食习俗以动物性食料为主，由于西方大多数国家地理位置处于高纬度，有些国家甚至终年积雪，这就造成了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喜食肉类食物，而且西方人注重营养采取了生熟结合的方式，蔬菜很多时候以前菜沙拉方式出现，饮食结构的不同有时也反映出了各个民族在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方面的不同态度。
五、中西方饮食文化中烹饪的差异
西方烹调遵循的是规范与科学，西方人强调科学与营养，烹饪中处处显示规范与科学。在西方菜谱中，计量都以克计算。这种菜谱似乎是科学的，实际上，这种科学性，也有其弊端，缺乏特色。另外，规范化的烹调甚至要求配料的准备都精确到秒。此外，在西方，一道菜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面对不同的食者，皆为同一味道，毫无变化。中国烹调推崇的是随意与特色，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国烹调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没有具体标准。中国饮食倾向于艺术性。它的特点就是随意性。比如同样一道菜肴，由于地区、作用、等级等不同，可以在操作上做不同的处理。以红烧鱼为例，冬天的色宜深些，口味宜重些，夏天则色和味均清淡些。对于江浙一带的人来说，红烧鱼的调味中可加糖，如面对川湘顾客，则应多放辣。
六、结语
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将使人们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享受不同饮食带来的不同感受，增进文化间的交流、互补与融合，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笔者相信对中西方国家饮食文化礼仪进行比较，可以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从而认识到宽容、理解及尊重文化差异对提高文化交际能力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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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浅析中西方餐桌礼仪存在差异的原因 张文娟 现代商业 2009/04 2 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以及餐桌礼仪的对比 张亚红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9/04 [1] 王隽. 东西方文化差异浅谈[J]. 云梦学刊 , 2006,(02) [2] 曾利娟. 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05) [3] 高凤霞. 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J].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05,(01) [4] 肖利华. 文化差异解读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地位和作用[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 2003,(02) [5] 屈虹. 略论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现象[J]. 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2000,(01) [6] 赵东. 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 华北煤炭医学院学报 , 2005,(03) [7] 刘淑芳. 跨文化交际与英语教学[J].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2001,(02) [8] 曾利娟. 文化与外语教学[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1,(02) [9] 潘克, 唐祥金. 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深层的文化差异[J]. 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 2007,(02) [10] 王红丽. 文化差异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2004,(04)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社会礼仪的差异;社会习俗的差异等。本文分析了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际，避免出现文化休克。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交际;教学
1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接人待物，举止言谈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不同。如ol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老张，老王等等。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中西方两种文化在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2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中西方有如此多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社会的发展将各个不同的国家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一个企业如果想让自己的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不仅需要优质的产品质量，而且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使该产品在包装设计和实用性方面符合对象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如，在中国，“龙(dragon)”是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人眼中，对“龙”就没有这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将“龙”理解为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怪物。如果某一企业家对此不甚了解，将印有“龙”图案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试想这种产品能否刺激西方人的购买欲?能否给企业创造高效益。所以，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面临的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在重视语言能力的教学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在日常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将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
3日常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日常交际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英语学习中应充分地了解这些差异。
日常问候
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如果你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会产生误解，认为你是想请他们吃。，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又如，中国人见到熟人习惯问：“去哪里?”，如果对西方人也这样问候，他们可能会很不高兴地回答：“不关你的事。”西方人问候时常说:”Goodmorning/afternoon/evening”,”How are you doing?”，熟人间也可以说：“Hello”或“Hi”.
日常称呼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Tom”，对方听了会觉得非常奇怪。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又如中国学生经常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而中国人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重，西方人听起来却感觉不可思议。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Miss,等。
感谢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听起来会很怪，或相互关系上有了距离。而在英语国家“Thank 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 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Thank 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请客
在请客吃饭时，主人会问是否要再吃点或喝点什么时，我们通常习惯于先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如果与西方人交往时也这样说，对方就不会坚持再劝你，很可能你都吃不饱。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Yes,please.”若不想要，只要说“No,thanks.”就行了。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交往中的含蓄和西方人直率的不同。
隐私
中国人初次见面经常问及年龄，婚姻，收入，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因为英语国家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年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再如中国人表示关心时，经常问“你在干什么?”，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使人很不高兴。
节日及接受礼物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春节﹑元宵节和端午节等，英语国家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
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4结语
在英语教学中，文化知识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例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渗透到教学中。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能说出正确的英语句子，而且知道面对西方人的时候应该说什么，避免出现交际中的尴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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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餐桌礼仪看中西文化差异
[论文摘要]从比较中西餐桌礼仪的餐具使用差异、座次安排差异、就餐氛围差异、及餐桌话语差异四个方面来看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旨在说明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要采用一个客观、宽容、尊重的心态对待异国文化以便能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论文关键词]餐桌礼仪
易中天先生曾经在《餐桌上的文化》里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精妙阐释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的思想内核则是“个体意识”。所以西方人即使请客吃饭，也是各点各的菜、各喝各的酒，以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文化则认为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其目的既然意在人情，意在血缘，则其方式礼仪，自然也就以和为贵了，因此中国人爱聚餐、喜共食、讲和合。笔者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对陌生文化，因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文化冲突。笔者从如下四个方面对中西餐桌礼仪进行简单的比较，以便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一、从餐具使用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筷子刀叉是中西餐桌礼仪最基本差异。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还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笔者提醒在使用餐具时中西均有不同的规范。如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把它们当鼓槌是非常失礼的做法)，更不可以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当然，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这好像葬礼上的香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在使用刀叉时也有一些禁忌。如 手里拿着刀叉时切勿指手画脚。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忌用自己的餐具为别人夹菜。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餐品不要一次性切好，尤其带汤汁的餐品，要一小块的逐一切食等等。
二、从座次安排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都讲究正式的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中国人请客传统上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西方人请客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即男女穿插安排，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讲究“女士优先”的西方绅士，都会表现出对女士的殷勤。在中国，左为尊，右为次;上为尊，下为次;中为尊，偏为次。而在西方，右为尊，左为次。
笔者特别提示西餐入座礼仪：最得体的入座方式是从左侧入座。手肘不要放在桌面上，不可跷足。不可在进餐时中途退席(如有事确需离开应向左右的客人小声打招呼)。用餐时，坐姿端正，背挺直，脖子伸长。上臂和背部要靠到椅背,腹部和桌子保持约一个拳头的距离。记得要抬头挺胸着吃，在把面前的食物送进口中时，要以食物就口，而非弯下腰以口去就食物。
三、从就餐氛围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与西方餐桌上的静是中西餐桌礼仪最根本差异。餐桌气氛上的差异，中国餐桌上动，西方餐桌上静。中国人以食为人生之至乐，排场之大，气氛之热闹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中国人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的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西方人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喝汤时不能发出响声，如汤菜过热，可待稍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吹。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进餐时可以与左右客人交谈，但不要只同几个熟人交谈。左右客人如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别人讲话不可搭嘴插话。音量保持对方能听见的程度。咀嚼食物不要说话，即使有人同你讲话，也要等咽下食物后再回答。
四、从餐桌话语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请客吃饭时，摆在桌上的菜花样繁多，至少有七、八道菜，如果是盛宴，主菜会更多，越名贵、越奇特的菜会越显示主任的殷勤和客人的身份。而主人却往往要说“今天没有什么好菜招待大家”、“菜做得不好，多吃一点” “多多包涵”、 “怠慢了您”之类的话。而西方盛宴一般四至五道菜，份量以吃完或稍有剩余为最佳。如果在家里，最好是吃完所有的菜，这样女主人会很高兴，认为大家喜欢她做的菜。面对丰盛的宴席，主人会说“已经倾其所有来招待大家” 的话。对中西主人的餐桌话语进行推理，很容易得出：中国人遵循了“贬己尊人”的原则。而西方人强调效率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在交际中十分注重自身面子的需要。如在宴席上西方人不议论令人作呕之事，会千方百计采用含蓄文雅的词来替代toilet，如：“Where can I wash my hand?”、“I wonder if I could go somewhere.”、“ Can I add some powder?”等。另外，在西方国家不要问“吃饭了吗?”等我国习惯的问候语。“您吃饭了吗?”容易使人莫名其妙，甚至会出现误会。如在英国，你若问人吃饭没有，其含义是你有意请对方吃饭;这对于未婚男女，则表明你有意约会对方。
五、结语
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文化无优劣之分。应该避免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标准去衡量、评判而应采用一种客观的、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同时，又要避免盲目的追随、模仿异国文化，而应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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