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学术期刊知识库 > 古代戏剧研究论文

古代戏剧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

古代戏剧研究论文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浅谈元杂剧三国戏的艺术特征》,《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漫谈中国古代对戏剧审美功能的认识》,《福建戏剧》1984年第3期。《也说“衙内”》(与长胜合作),《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明清时事剧概述》,《江苏戏剧》1985年第2期。《明清之际时事剧的思想艺术特色》,《中州学刊》1985年第2期。《论〈水浒传〉的思想意义》,《水浒争鸣》第4辑。《论元杂剧的戏剧冲突》,《戏曲研究》第15辑。《元杂剧作家身分初探》,《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元杂剧与元代文艺思潮》,《光明日报》1985年7月16日。《福建戏史录补遗二则》,《福建戏剧》1985年第5期。《古典戏曲脚色漫谈》,《福建戏剧》1985年第6期。《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义山诗意蠡测》,《名作欣赏》1986年第1期。《“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古代戏剧家的戏曲虚实论》,《戏曲艺术》1986年第2期。《论元杂剧的时代精神》,《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一》,《福建戏剧》1986年第3期。《“剧场即一世界,世界只一情人”——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二》,《福建戏剧》1986年第4期。《寄讽实无,雪耻或有——〈琵琶记〉创作意图之疑案》,《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4期。《关于元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的争议》,《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论元杂剧中的喜剧性类型形象》,《中华戏曲》第2辑。《无奇不传,无传不奇——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三》,《福建戏剧》1987年第1期。《“异物之情也有人道”——〈任氏传〉的任氏形象》,《古典文学知识》1987年第1期。《蒋士铨〈临川梦〉传奇漫议》,《名作欣赏》1987年第3期。《“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风筝误〉传奇的喜剧特征》,《名作欣赏》1987年第4期。《画出潇湘水墨图——元杂剧雨景描写赏析》,《陕西电大》1987年第5期。《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论元杂剧作家的基本思想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论汤显祖文化意识的悲剧冲突》(与李真瑜合作),《戏曲研究》1987年12月。《半世清狂,一生情种——谈沈起凤〈才人福〉中张幼于和祝希哲形象》,《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1期。《“偌大乾坤无处住”——谈尤侗的〈钧天乐〉传奇》,《名作欣赏》1988年第1期。《浅谈元杂剧善恶观的性质》,《语文学刊》1988年第3期。《“才人福分从来少”——沈起凤〈才人福〉传奇的审美趣味》,《名作欣赏》1988年第4期。《古代文学研究的两难心理与多元选择》,《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论明清文人传奇的理想人格范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第2辑。《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创作方法》,《戏曲研究》第28辑1988年.12月。《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道路批评》,《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古典戏曲理想人格论》,《戏剧文学》1989年第7期。《“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明清浪漫思潮与〈长生殿〉的“至情观”》,《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论明清文人传奇的时代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关剧文化意蕴发微》,《戏曲研究》第30辑。《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1989年第6辑。《丁耀亢生平及其剧作》(与郝诗仙合作),《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蒋士铨传奇本事考略》,《文献》1990年第1期。《艺术精神的传承与文化精神的变异——戏曲艺术出路断想》,《戏剧文学》1990年第1期。《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文史哲》1990年第2期。《明清文人传奇的历史演进》,《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最怜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儿女英雄传〉的“人情天理”观新诠》,《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论〈水浒传〉作家的创作思想》,《语文学刊》1990年第3期。《“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明清文人传奇作家文学观念散论》,《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是“风教”还是“风情”——明清文人传奇作家的文学观念散论》,《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抄本〈一合相〉传奇作者考》,《文献》1990年第4期。《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忠奸斗争主题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等为梦境,何处生天”——〈南柯梦〉、〈邯郸梦〉荒诞意识谈》,《文史知识》1990年第12期。《元曲与少数民族文化》(署名张应),《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贾宝玉和宋江——浅谈〈水浒传〉对〈红楼梦〉的影响》,《福建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论〈水浒传〉作者的创作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佳园结构类天成——〈红楼梦〉网状艺术构思的特征》,《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期。《中西戏剧观念的当代形态》,《戏剧文学》1991年第8期。《中国古书的价值》,《大学生》1991年第9期。《浅谈元杂剧的市民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91年。《漫谈明清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名作欣赏》1992年第1期。《两宋酬和词述略》,《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与傅璇琮、谢思炜合作),《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明代文人结社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漫谈中西戏剧形象创造的审美规律》,《戏剧文学》1992年第8期。《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文献》1993年第1期。《书圣原是大诗人》,《跨世纪》1993年第2期。《典籍的现代阐释和文化传统》,《光明日报》1993年7月7日。《中西戏剧文体的本质特征》,《戏剧文学》1993年第8期。《审美趣味的多元化走向──论明清文人传奇的丑的形象》,《中华戏曲》第14辑(1993年8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沈璟传奇本事考略》,《文献》1993年第4期。《近代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蒲松龄与孩子王》,《人民政协报》1993年10月7日。《(1992年)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综述》,《中国文学年鉴(1993)》。《艺术与淫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中国消费者报》1995年1月7日。《禅宗的三重境界》,《中国消费者报》1995年3月18日。《元明文学史观散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及其启示》,《戏剧文学》1995年第7期。《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中西传统戏剧观念辨异》,《戏剧文学》1995年第11期。《桃花扇底系兴亡——〈桃花扇〉的历史意识》,《名作欣赏》1995年第6期。《第一印象·第二视力·第三只眼(评〈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刺世伤时,显微阐幽——论苏州传奇的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中国古代文人集团论纲》,《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夏之卷。《论明代的文学流派研究》,《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中国古典小说史的理论思考——读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日报》1996年5月16日。《明清传奇的价值》,《文史知识》1996年第8期。《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戏曲的叙事技巧》,《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建构中国叙事学的操作规程——评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方法论》,《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古籍校勘原则之我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6期。《论清前期的正统派传奇》,《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情的探险——从汤显祖到曹雪芹》(与过常宝合作),《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论明代传奇剧本体制的规范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4辑。《论元明清小说戏曲中的雷同形象》,《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论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现代阐释》,《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聂石樵教授七十寿辰学术纪念文集》。《论“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1997年。《我们比王国维多走了多远——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随想》,《文艺报》1997年10月23日。《正史以外的补充——简评〈珍本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丛书〉》,《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10月24日。《详备精细,益智启思——评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华读书报》1998年1月21日。《“温情与敬意”的国史学——谈钱穆的几部著作》(与李山、过常宝合作),《书品》1998年第1期。《如何突破文学史写作的三大传统——〈明清传奇史·后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雅与俗的扭结——明清传奇戏曲语言风格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论先秦儒家的叙事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学术研究范式的嬗变轨迹——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研究的谈话》(与刘勇强、竺青合作),《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宝剑记〉:忠奸剧的定型──〈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一》,《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浣纱记〉:历史剧的新篇——〈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二》,《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3期。《〈鸣凤记〉:时事剧的发轫──〈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三》,《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4期。《在感性与知性之间——评叶嘉莹的文学研究著作》(与过常宝、李山合作),《书品》1998年第3期。《江湖奇人写真录——清初传记文选注》(与陈洁合作),《中华活页文选》,1998年。《说诗说稗自风流——评陶尔夫、刘敬圻〈说诗诗稗〉》,赵仁珪、郭英德,《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夏之卷。《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宋元明思想史纲〉、〈清代思想史纲〉读后》(与李山合作),《师大周刊》1999年6月25日。《话剧是演给谁看的?》,《戏剧文学》1999年第1期。《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人民政协报》1999年1月20日第4版。《元杂剧: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奇葩》,《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1999年4月27日;《光明日报》1999年5月10日。《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求是学刊》1999年第2期。《困境和出路: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历程》(与过常宝合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明清小说的文化意蕴》,《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3期。《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检讨历史——谈黄仁宇的几部历史著作》(与过常宝、李山合作),《书品》1999年第2期。《文学史著作的读者》,《师大周报·文化增刊》1999年4月23日。《挑战自我超越极限——〈杨义文存〉读后》,《中国社会科学通讯》1999年4月27日。《论戏曲角色的文化内涵》,《戏剧文学》1999年第9期。《经典文献的诗学读法——评介杨义〈楚辞诗学〉》,李山、郭英德,《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论顾炎武的遗民心态》,《新国学》第一卷,巴蜀书社,1999。The Cult of Passions though The Image of Beauties in Ming and Qing Literature,Ming QingYanjiu(《明清研究》)1999,Napoli-Roma,1999。《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黄宗羲明文总集的编纂与流传——兼论清前期编选明代诗文总集的文化意义》,《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独白与对话──论明清传奇戏曲的抒情方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沿袭与创新的互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读后》,《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第1期。《至情人性的崇拜——明清文学佳人形象诠释》,《求是学刊》2001年第2期。《雪泥鸿爪——从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谈起》,《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4期。《小说史的叙述视角、叙述体例和叙述方法──兼评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求索》2001年第5期。《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浅谈中国文学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求是学刊》2002年第5期。《论宋江形象的人格内蕴》,《昌吉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光风霁月:宋型文学的审美风貌》,《求索》2003年第3期。《〈水浒传〉的三重寓意》,《文史知识》2003年第9期。《清切平淡宛陵诗》,《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5期。《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简评王齐洲〈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郭英德、李文洁,《学术界》2003年第5期。《自成一家山谷体》,《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第1期。《20世纪明代文学研究方法述评》,郭英德、王丽娟,《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论历代〈文选〉类总集的分体归类》,《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3期。《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明人自传文论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论“文选”类总集文体排序的规则与体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刍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中国古典戏曲文学文献整理刍议》,《戏曲研究》2005年第1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启功先生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启功先生与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2期。《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教育研究》,《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编纂年代考》,郭英德、王丽娟,《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基本特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牡丹亭〉传奇现存明清版本叙录》,《戏曲研究》2006年第3期。《古代文学教育与当代社会文化》,《和谐·创新·发展——首届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文集》,2007年4月。《稀见明代戏曲选本三种叙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明清女子文学启蒙教育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论明人传状文的文体特性与文化内涵》,《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的特性与功能》,《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新视域下的新成果——评〈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郭英德、范红娟,《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3期。《艺术幻境与审美魅力——上昆〈长生殿〉观后》,《艺术评论》2008年第6期。《明清时期女子文学教育的文化生态述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论傅惜华戏曲目录著作的史学价值》,《戏曲研究》2008年第2期。《真实的“假人”:宋江之“好汉”行径》,《文史知识》2008年第9期。《真实的“假人”:宋江之人生选择》,《文史知识》2008年第10期。《真实的“假人”:宋江之阴暗品性》,《文史知识》2008年第12期。《病梅〈琵琶记〉蔡伯喈形象的文化人格》,《中华戏曲》2008年第2期。《学而不厌:明清成年女子的家庭文学教育》,《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提要(2003-2008)》,林舒俐、郭英德,《戏曲艺术》2009年第2期。《垂艳流芳:女子文学教育的效果》,《文化学刊》2009年第3期。《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1998-2008)》,《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海外汉学的“中国趣味”》,《人民日报》2009年12月8日。《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英文论著目录(1998-2008),林舒俐、郭英德,《戏曲研究》2009年第3期、2010年第1期。《小题目含蕴大境界》,《中国文化报》2010年1月25日。《“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戏剧艺术》2010年第1期。《论剧作家李渔的文学教育》,《文学遗产》2010年第3期。《论明代论辨文的时代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古代文学戏剧论文

关键词 鬼”文学 “鬼”文化 现代演进

2.     鬼文化是由于人的死亡、丧葬、招魂、祭祀等衍化出来的一种虚幻的文化现象。鬼魂观念来自人      对自身生理现象以及周围世界的一种误识和原始思维经验。〔1〕 就以鬼文学来说,以鬼为题材       的作品几乎遍及各种文体,如神话、诗歌、小说、戏剧等。鬼魂荒诞的行为是人们非常想象力         的      一种创造,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些欲望和要求。

一,选题要新颖。二,大量文献做基础三,一气呵成四,尽量采用多的专业术语五,用正规格式书写六,最好在计算机上完成写作过程 七,成稿打印好交给导师  八,听取导师意见,仔细修改 九,作好课件,准备答辩十,注意答辩时间十一,提前作好答辩准备 十二,答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古代文学是传播我国古代辉煌 文化 的一条重要的途径,而论文的选题则是写作古代文学的首要任务,题目有一半文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古代文学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一:欧美文学史 1. 希腊神话的思想艺术特色哈姆莱特形象 2. 《威尼斯商人》的结构特点 3. 伪善性格的集大成者(达尔丢夫形象谈) 4. 《吝啬鬼》主人公性格谈 歌德《浮士德》对18世纪德国现实的反映 5. 《巴黎圣母院》中的“大自然” 6. 赋予人物以极端欲念——巴尔扎克人物性格塑造艺术谈 7. 《红与黑》的心理描写特征 8. 于连——英雄还是野心家 “心灵的辩证法”——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艺术 9. 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心理描写特征 10. 雨果创作的人道主义主题综述 11. 《人间喜剧》对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的反映 12. 一个野心家的成长——拉斯蒂涅形象谈 13. 平面与极端——雨果人物性格特征谈 14. 《新爱洛伊丝》热爱大自然问题 15. 《罪与罚》对“超人”思想的批判 16. 陀思妥也夫斯基作品的宗教倾向 17. 欧洲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作——《堂吉诃德》的流浪汉小说结构与严肃主题 18. 《约翰·克里斯朵夫》主人公形象分析 19. 劳伦斯长篇小说的思想主题 20. 《静静的顿河》的史诗性质 21. 高尔基《母亲》的文学史地位 22. 《母亲》中母亲形象 23. 《母亲》中巴威尔形象 《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形象谈 24. 《玩偶之家》娜拉形象谈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二:比较文学 1. 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特性比较 2. 希腊戏剧的早生与中国戏曲的晚熟 3. 欧美浪漫主义文学与中国“五四”文学 4. 哈姆莱特与于连形象比较 《红与黑》于连、《高老 5. 头》拉斯蒂涅、《罪与罚》拉斯柯尔尼柯夫形象比 6. 英国文学中的堂吉诃德 娜拉与安娜形象比较 7.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 8. 巴比塞《火线》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比较 9. 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与海明威反战长篇比较 10. 伏脱冷形象与靡非斯特形象比较 11. 俄国文学“多余人”形象与中国现代文学“多余人”形象比较 12.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 13. 朝鲜《春香传》与中国《西厢记》比较 14. 鲁迅《狂人 日记 》与果戈理《狂人日记》比较 15. 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与中国曹禺《雷雨》比较 16. 左拉创作与茅盾创作中的自然主义比较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三:文艺理论部分 1、唐代笔记小说中的亲属称谓语研究 2、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写作理论述论 3、明代《水浒传》传播初探 4、《文艺复兴》研究 5、女性文学史的书写立场及策略 6、论《洛丽塔》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7、“80后”文学现象研究 8、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化追求 9、袁枚“性灵”美学思想研究 10、20世纪小说叙事时间与生命体验 11、薛家将 故事 的演变及其文化解读 12、卡彭铁尔小说时间的“返源旅行” 13、从中国文学翻译策略选择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 14、从鲁迅作品对 儿童 形象的塑造中看其 教育 观 15、抗战文学中的重庆主题 16、五四新文学缘起的政治文化再考 17、重写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 18、现实主义的困惑与探索 19、在文学与政策之间 20、《左传》故事“经典化”探研 21、从西方科幻小说看中国同类作品的困境与发展 22、“五四”小说的叙事 猜你喜欢: 1. 最全古代文学论文题目参考 2.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大全 3.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 4. 2017最新古代文学论文选题 5.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古代戏剧论文题目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之前也是为论文苦恼了半天,网上的范文和能搜到的资料,大都不全面,一般能有个正文就不错了,而且抄袭的东西肯定不行的,关键是没有数据和分析部分,我好不容易搞出来一篇,结果还过不了审。 还好后来找到文方网,直接让专业人士帮忙,效率很高,核心的部分帮我搞定了,也给了很多参考文献资料。哎,专业的事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啊,建议有问题参考下文方网吧 下面是之前文方网王老师发给我的题目,分享给大家: 中国当代小剧场话剧的文学性与剧场性 空间表演:全球化时代舞台图形转换和空间剧场化 中国话剧演员文化研究(1977年-2014年) 《红楼梦》戏曲、曲艺、话剧研究 戏曲舞台现代叙述方式的导演探索与建构 维吾尔戏剧研究 民营剧社的品牌化运营研究——以民营剧社“开心麻花”为例 高等院校音乐剧人才培养(本科)课程设置与实施研究 产业融合背景下话剧IP影视化开发研究 《桃花扇》接受史研究 肢体语言在话剧表演中的运用——以校园戏剧实践为例 样板戏的发生与改编研究 新编历史剧生产体制研究 开心麻花喜剧创作中台词的二度创作应用研究 市场化经营下我国剧场的设计思路更新研究 中国话剧演员文化研究 二十世纪末叶戏曲现代戏研究 舞蹈元素在话剧表演中的应用——以《洒满月光的荒原》为例 高中语文戏剧教学策略研究 政治化与世俗化的合流与悖反—上海剧艺社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西高校话剧社团调查研究 林兆华戏剧舞台叙事观念与方法研究 古代学人戏曲观的生成与演进 舞台艺术中武术表演形式研究 中国话剧(2000-2015)舞台多媒体运用研究 论现代话剧艺术民族化的生命力 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论 近代中国歌剧文学创作特性历史审视 中国当代话剧舞台叙事形式的演变 天津民营小剧场话剧运营研究——以美域话剧团为例 中国现代话剧:民族表演体系的探索和建构 延安戏剧运动研究(1937-1947) 兰州市小剧场——大河剧场调查报告 从苏区到延安:李伯钊与根据地戏剧发展研究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与诗化精神 论林兆华话剧对戏曲假定性的借鉴和发展 王延松关于曹禺经典剧作的诗意解读与美学建构 《分手大师》从话剧到电影的叙事转换 西方话剧对海派京剧的影响 市场细分背景下小型舞台演艺产业化运营研究——以我国二线城市小型歌舞剧、话剧等表演艺术为典型 声有情,词有味—台词二度创作探析 长沙小剧场话剧传播研究 “破”与“立”视域中的五四话剧新论 异态时空中的展演与观看—伪满洲国女作家杨絮的生存与写作 “译者登场”——英若诚戏剧翻译系统研究 以舞剧《原野》为例谈话剧元素在舞剧中的运用 中国当代小剧场校园话剧艺术研究 中国儿童戏剧发展史(1919-2010) “开心麻花”话剧改编电影的策略研究 黄河流域道情戏研究 戏曲表演程式研究 异化和归化策略在音乐文献翻译中的初步实践——以《文革文化史》的翻译为例 中国剧院管理经营研究——以上海为例 用戏曲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 传统美学与现代美学的融合——田沁鑫话剧艺术探析 1872-1919年近代报刊剧评研究 话剧表演与声乐的融合 十七年“戏改”过程中的民间与国家——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 二十世纪前期(1904-1949)戏曲期刊与戏曲理论批评 新中国话剧演员文化生态研究(1949-1966) 中国戏曲剧本语言研究 新中国舞台美术研究 伪满洲国戏剧研究 双生与互动的美学历程——中国戏剧与电影的关系研究 赖声川即兴创作研究 试论中国话剧对民族传统戏剧的学习借鉴——兼及戏剧教育汲取戏曲养分的问题 论朱琳的话剧表演艺术 基于戏改背景的样板戏版本考察与美学分析——以《智取威虎山》为例 当代国内电影改编话剧作品的艺术方法及美学特征研究——以“表演工作坊”和“开心麻花”为例 韩国学生中文话剧表演教学设计与指导实践 英语表演式教学研究——以江西某高中英语教学为例 基于话剧表演式教学法的韩国小学汉语口语课教学设计——以《务安五味》的教学为例 演员话剧表演创作中的节奏研究 高中语文戏剧类文本教学研究 传统戏曲的经典化与再生产——以《赵氏孤儿》为中心 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观众期待视野问题研究 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接受 复合性观演空间设计研究 从先锋到大众——论中国小剧场话剧的发展 论我国经典话剧中的性格化表演——以《雷雨》人物周萍的角色塑造为例 投影艺术介入舞台戏剧的应用研究 新中国初期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研究 “十七年”戏剧与电影的互动研究——以戏剧对电影的影响为中心 表演艺术的肢体语言再探索 当代台湾戏剧在中国大陆的接受研究 近年来中国IP话剧电影改编的研究 《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 非营利艺术表演团体社会导向研究 论“赖声川模式”对内地话剧产业的启示意义 浅谈话剧与戏曲在角色塑造上的差异 山西戏剧文化创意及其产业发展研究 建国后老舍的多重身份“表演”与话剧实践 斯坦尼体系与中国话剧演剧 话剧舞台表演节奏之总体观 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研究 中等艺术学校戏剧(话剧)表演专业发展研究——以石家庄市艺术学校为例 电子音乐制作技术在话剧舞台表演声音呈现中的若干应用——以话剧《白露为霜》为例 戏逍堂商业戏剧运作模式研究 现代性理论视角下的新时期话剧发展与艺术特点研究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古代戏曲研究论文

宋代文学的研究特色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京城的勾栏、瓦肆为宋代小说、戏剧的生成提供了广阔舞台。宋代文学的发展,表现在雅和俗两个方面,一是以话本、杂剧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学,另一是以诗、词、古文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文学,而前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在宋代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相继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级课题多项,研究范围涉及宋代语言、戏剧、小说、词、诗、文、出版印刷等领域。在宋代语言研究方面,杨永龙教授专门从事宋代语法研究,先后在《语言研究》、《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专著《〈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运用现代语言理论,从句法结构、事件类型、情状类型、时制结构等方面对《朱子语类》中表达完成体意义的若干副词、助词、语气词、完毕义动词予以描写和分析。目前,杨永龙还承担了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汉语虚词研究”。宋代杂剧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雏形,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钟彦先生即著有《戏曲丛谈》一书,讲述戏曲的渊源、体制、声韵、宫调、角色,以及南北曲的区分与作法、度曲法、流派等,开启了河南大学宋代戏剧研究的先河。到80—90年代,郭振勤发表了一系列宋代戏曲研究的文章。目前,张大新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国戏剧》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他还先后承担了2002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宋金时期中原俗文化的发展与古代戏曲的成熟”和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戏曲与民俗文化关系研究”。唐代传奇发展到宋代演绎成了古体小说,赵维国教授对宋代小说尤其是丽情小说的研究可谓情有独钟,他先后在《文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宋代小说研究的文章,其博士论文为《两宋古体小说历史轨迹》,并出版了专著《说部论稿》。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词学文献研究一向是河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词学家卢前和华钟彦等即进行词学文献的研究工作。1933年,卢前先生发现、复印了晚清端木垛的重要词文献《宋词赏心录》(又名《宋词十九首》),在当时词学界引为盛事,吴梅、柳诒徵、陈匪石、唐圭璋等均有题跋。华钟彦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花间集注》是现代第一部《花间集》注本。佟培基先生出版了《辛弃疾选集》。邹同庆先生的专著《苏轼词编年校注》解决了苏轼词的校勘、编年、注释等诸多学术问题,被称为苏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孙克强教授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曾主持1998年度河南省教委项目“宋代词学”,最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文艺思想研究”,也把宋词文献的整理列为重要内容,其专著《唐宋人词话》将唐宋词人215家的历代总评整理汇编,以文献挖掘深细而受到学界好评,被收入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77—1999年》。此外,宋景昌、齐文榜等对苏轼的词也有一定的研究;刘军政的“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词坛研究”,被列为2003年度河南大学校内基金项目。河南大学的宋代诗歌研究比较集中于王安石、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高文先生常年从事王安石研究,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并出版了《王安石选集》。1986年,《河南大学学报》连续发表了华钟彦、李博、白本松的3篇文章,对苏轼的诗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王立群、李贤臣也对陆游、黄庭坚的诗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宋尔康对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进行了探究,另外,宋尔康还承担了河南省教委规划项目“宋代诗歌研究”。“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六个,宋文在唐宋文章学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刘溶从文章学的角度对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的文章理论进行探讨;张弛、杨国安则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了韩愈、欧阳修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立群的兴趣集中在以苏轼、陆游为核心的宋代游记文章;张弛、柯翔涌则对苏轼的宗教信仰、历史人物论的逻辑法则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谢桂荣、耿纪平对范仲淹的师承关系、王安石的先世及王安石与曾、谢两家的交往进行了考察,为范仲淹、王安石的早期学术生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另外,李贤臣主持了1999年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黄庭坚创造美学论笺”,耿纪平承担了200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宋新学与文学”。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宋代印刷业的发展和图书出版的繁荣,促进了各民族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围绕宋代的刻书、编书、图书流通等课题,王星麟、孔学、陈广胜、赵维国分别就宋代的刻书业、宋代书籍文章出版和传播禁令、宋代图书文献的搜集整理、吕祖谦与《宋文鉴》、《太平广记》传入韩国的时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浅谈元杂剧三国戏的艺术特征》,《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漫谈中国古代对戏剧审美功能的认识》,《福建戏剧》1984年第3期。《也说“衙内”》(与长胜合作),《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明清时事剧概述》,《江苏戏剧》1985年第2期。《明清之际时事剧的思想艺术特色》,《中州学刊》1985年第2期。《论〈水浒传〉的思想意义》,《水浒争鸣》第4辑。《论元杂剧的戏剧冲突》,《戏曲研究》第15辑。《元杂剧作家身分初探》,《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元杂剧与元代文艺思潮》,《光明日报》1985年7月16日。《福建戏史录补遗二则》,《福建戏剧》1985年第5期。《古典戏曲脚色漫谈》,《福建戏剧》1985年第6期。《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义山诗意蠡测》,《名作欣赏》1986年第1期。《“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古代戏剧家的戏曲虚实论》,《戏曲艺术》1986年第2期。《论元杂剧的时代精神》,《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一》,《福建戏剧》1986年第3期。《“剧场即一世界,世界只一情人”——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二》,《福建戏剧》1986年第4期。《寄讽实无,雪耻或有——〈琵琶记〉创作意图之疑案》,《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4期。《关于元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的争议》,《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论元杂剧中的喜剧性类型形象》,《中华戏曲》第2辑。《无奇不传,无传不奇——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三》,《福建戏剧》1987年第1期。《“异物之情也有人道”——〈任氏传〉的任氏形象》,《古典文学知识》1987年第1期。《蒋士铨〈临川梦〉传奇漫议》,《名作欣赏》1987年第3期。《“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风筝误〉传奇的喜剧特征》,《名作欣赏》1987年第4期。《画出潇湘水墨图——元杂剧雨景描写赏析》,《陕西电大》1987年第5期。《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论元杂剧作家的基本思想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论汤显祖文化意识的悲剧冲突》(与李真瑜合作),《戏曲研究》1987年12月。《半世清狂,一生情种——谈沈起凤〈才人福〉中张幼于和祝希哲形象》,《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1期。《“偌大乾坤无处住”——谈尤侗的〈钧天乐〉传奇》,《名作欣赏》1988年第1期。《浅谈元杂剧善恶观的性质》,《语文学刊》1988年第3期。《“才人福分从来少”——沈起凤〈才人福〉传奇的审美趣味》,《名作欣赏》1988年第4期。《古代文学研究的两难心理与多元选择》,《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论明清文人传奇的理想人格范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第2辑。《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创作方法》,《戏曲研究》第28辑1988年.12月。《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道路批评》,《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古典戏曲理想人格论》,《戏剧文学》1989年第7期。《“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明清浪漫思潮与〈长生殿〉的“至情观”》,《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论明清文人传奇的时代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关剧文化意蕴发微》,《戏曲研究》第30辑。《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1989年第6辑。《丁耀亢生平及其剧作》(与郝诗仙合作),《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蒋士铨传奇本事考略》,《文献》1990年第1期。《艺术精神的传承与文化精神的变异——戏曲艺术出路断想》,《戏剧文学》1990年第1期。《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文史哲》1990年第2期。《明清文人传奇的历史演进》,《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最怜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儿女英雄传〉的“人情天理”观新诠》,《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论〈水浒传〉作家的创作思想》,《语文学刊》1990年第3期。《“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明清文人传奇作家文学观念散论》,《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是“风教”还是“风情”——明清文人传奇作家的文学观念散论》,《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抄本〈一合相〉传奇作者考》,《文献》1990年第4期。《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忠奸斗争主题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等为梦境,何处生天”——〈南柯梦〉、〈邯郸梦〉荒诞意识谈》,《文史知识》1990年第12期。《元曲与少数民族文化》(署名张应),《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贾宝玉和宋江——浅谈〈水浒传〉对〈红楼梦〉的影响》,《福建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论〈水浒传〉作者的创作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佳园结构类天成——〈红楼梦〉网状艺术构思的特征》,《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期。《中西戏剧观念的当代形态》,《戏剧文学》1991年第8期。《中国古书的价值》,《大学生》1991年第9期。《浅谈元杂剧的市民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91年。《漫谈明清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名作欣赏》1992年第1期。《两宋酬和词述略》,《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与傅璇琮、谢思炜合作),《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明代文人结社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漫谈中西戏剧形象创造的审美规律》,《戏剧文学》1992年第8期。《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文献》1993年第1期。《书圣原是大诗人》,《跨世纪》1993年第2期。《典籍的现代阐释和文化传统》,《光明日报》1993年7月7日。《中西戏剧文体的本质特征》,《戏剧文学》1993年第8期。《审美趣味的多元化走向──论明清文人传奇的丑的形象》,《中华戏曲》第14辑(1993年8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沈璟传奇本事考略》,《文献》1993年第4期。《近代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蒲松龄与孩子王》,《人民政协报》1993年10月7日。《(1992年)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综述》,《中国文学年鉴(1993)》。《艺术与淫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中国消费者报》1995年1月7日。《禅宗的三重境界》,《中国消费者报》1995年3月18日。《元明文学史观散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及其启示》,《戏剧文学》1995年第7期。《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中西传统戏剧观念辨异》,《戏剧文学》1995年第11期。《桃花扇底系兴亡——〈桃花扇〉的历史意识》,《名作欣赏》1995年第6期。《第一印象·第二视力·第三只眼(评〈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刺世伤时,显微阐幽——论苏州传奇的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中国古代文人集团论纲》,《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夏之卷。《论明代的文学流派研究》,《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中国古典小说史的理论思考——读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日报》1996年5月16日。《明清传奇的价值》,《文史知识》1996年第8期。《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戏曲的叙事技巧》,《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建构中国叙事学的操作规程——评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方法论》,《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古籍校勘原则之我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6期。《论清前期的正统派传奇》,《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情的探险——从汤显祖到曹雪芹》(与过常宝合作),《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论明代传奇剧本体制的规范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4辑。《论元明清小说戏曲中的雷同形象》,《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论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现代阐释》,《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聂石樵教授七十寿辰学术纪念文集》。《论“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1997年。《我们比王国维多走了多远——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随想》,《文艺报》1997年10月23日。《正史以外的补充——简评〈珍本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丛书〉》,《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10月24日。《详备精细,益智启思——评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华读书报》1998年1月21日。《“温情与敬意”的国史学——谈钱穆的几部著作》(与李山、过常宝合作),《书品》1998年第1期。《如何突破文学史写作的三大传统——〈明清传奇史·后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雅与俗的扭结——明清传奇戏曲语言风格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论先秦儒家的叙事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学术研究范式的嬗变轨迹——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研究的谈话》(与刘勇强、竺青合作),《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宝剑记〉:忠奸剧的定型──〈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一》,《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浣纱记〉:历史剧的新篇——〈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二》,《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3期。《〈鸣凤记〉:时事剧的发轫──〈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三》,《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4期。《在感性与知性之间——评叶嘉莹的文学研究著作》(与过常宝、李山合作),《书品》1998年第3期。《江湖奇人写真录——清初传记文选注》(与陈洁合作),《中华活页文选》,1998年。《说诗说稗自风流——评陶尔夫、刘敬圻〈说诗诗稗〉》,赵仁珪、郭英德,《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夏之卷。《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宋元明思想史纲〉、〈清代思想史纲〉读后》(与李山合作),《师大周刊》1999年6月25日。《话剧是演给谁看的?》,《戏剧文学》1999年第1期。《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人民政协报》1999年1月20日第4版。《元杂剧: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奇葩》,《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1999年4月27日;《光明日报》1999年5月10日。《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求是学刊》1999年第2期。《困境和出路: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历程》(与过常宝合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明清小说的文化意蕴》,《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3期。《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检讨历史——谈黄仁宇的几部历史著作》(与过常宝、李山合作),《书品》1999年第2期。《文学史著作的读者》,《师大周报·文化增刊》1999年4月23日。《挑战自我超越极限——〈杨义文存〉读后》,《中国社会科学通讯》1999年4月27日。《论戏曲角色的文化内涵》,《戏剧文学》1999年第9期。《经典文献的诗学读法——评介杨义〈楚辞诗学〉》,李山、郭英德,《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论顾炎武的遗民心态》,《新国学》第一卷,巴蜀书社,1999。The Cult of Passions though The Image of Beauties in Ming and Qing Literature,Ming QingYanjiu(《明清研究》)1999,Napoli-Roma,1999。《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黄宗羲明文总集的编纂与流传——兼论清前期编选明代诗文总集的文化意义》,《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独白与对话──论明清传奇戏曲的抒情方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沿袭与创新的互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读后》,《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第1期。《至情人性的崇拜——明清文学佳人形象诠释》,《求是学刊》2001年第2期。《雪泥鸿爪——从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谈起》,《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4期。《小说史的叙述视角、叙述体例和叙述方法──兼评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求索》2001年第5期。《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浅谈中国文学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求是学刊》2002年第5期。《论宋江形象的人格内蕴》,《昌吉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光风霁月:宋型文学的审美风貌》,《求索》2003年第3期。《〈水浒传〉的三重寓意》,《文史知识》2003年第9期。《清切平淡宛陵诗》,《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5期。《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简评王齐洲〈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郭英德、李文洁,《学术界》2003年第5期。《自成一家山谷体》,《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第1期。《20世纪明代文学研究方法述评》,郭英德、王丽娟,《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论历代〈文选〉类总集的分体归类》,《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3期。《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明人自传文论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论“文选”类总集文体排序的规则与体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刍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中国古典戏曲文学文献整理刍议》,《戏曲研究》2005年第1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启功先生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启功先生与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2期。《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教育研究》,《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编纂年代考》,郭英德、王丽娟,《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基本特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牡丹亭〉传奇现存明清版本叙录》,《戏曲研究》2006年第3期。《古代文学教育与当代社会文化》,《和谐·创新·发展——首届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文集》,2007年4月。《稀见明代戏曲选本三种叙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明清女子文学启蒙教育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论明人传状文的文体特性与文化内涵》,《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的特性与功能》,《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新视域下的新成果——评〈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郭英德、范红娟,《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3期。《艺术幻境与审美魅力——上昆〈长生殿〉观后》,《艺术评论》2008年第6期。《明清时期女子文学教育的文化生态述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论傅惜华戏曲目录著作的史学价值》,《戏曲研究》2008年第2期。《真实的“假人”:宋江之“好汉”行径》,《文史知识》2008年第9期。《真实的“假人”:宋江之人生选择》,《文史知识》2008年第10期。《真实的“假人”:宋江之阴暗品性》,《文史知识》2008年第12期。《病梅〈琵琶记〉蔡伯喈形象的文化人格》,《中华戏曲》2008年第2期。《学而不厌:明清成年女子的家庭文学教育》,《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提要(2003-2008)》,林舒俐、郭英德,《戏曲艺术》2009年第2期。《垂艳流芳:女子文学教育的效果》,《文化学刊》2009年第3期。《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1998-2008)》,《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海外汉学的“中国趣味”》,《人民日报》2009年12月8日。《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英文论著目录(1998-2008),林舒俐、郭英德,《戏曲研究》2009年第3期、2010年第1期。《小题目含蕴大境界》,《中国文化报》2010年1月25日。《“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戏剧艺术》2010年第1期。《论剧作家李渔的文学教育》,《文学遗产》2010年第3期。《论明代论辨文的时代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古希腊戏剧作品研究论文

中国和希腊有着不同的民族背景和区域背景,所以在远古时期,他们所形成的神话也是不同的。与希腊神话相比,中国神话没有神系和主神;中国神话体现一种道德规范与伦理符号,而希腊神话则表达客观与美丽的个性。则它们所折射出来的各自的民族精神,即崇“德”与崇“力”;注重和蔼、伦理至上与注重个性、探究哲理;坚韧执着、强烈责任感与崇尚自由、乐观;文章就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比较,以及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进行粗浅的探讨。

色大案要案 发包发表谈话换班哈达卡车卡车几百嗯 把嗯 ,呒杂草啊 撒播 瑁瑁挖出饿死的人

古希腊神话的论文 题目:古希腊神话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摘要:古希腊神话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是它的土壤和武库。古希腊的戏剧、建筑、绘画、雕塑等都从古希腊神话中汲取养料。所以可以说,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百用而不厌其烦的素材,这已是人所共知的。本文重在试图探索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神话中汲取的两钟重要的精神血液即人本和理性,这两种精神恰是整个西方近代文化的两个主要精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说,神话是“通过人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所以神话是人类对自然与自我以及自然与自我关系的探索。神话应该是氏族的、部落的、民族的,乃至某一人群团体原初的自然观、世界观真实的理性的表现。 神话反映人的思想和理念,而且“神话作为一个民族足迹的最早记录,因为较少受到传统文化的熏染,或当代文明的压抑,它直接的表现了人性中接近底层或本质的东西。” 古希腊神话作为有丰富体系的神话,当然也表现了古希腊人性中最本质的精神。 绪论:背景:通过古希腊神话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人们卓越的天性和不凡的想像力。也通过许多人神交织的民族英雄故事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的生死。这些众人所创造的人、神、物的故事,经由时间的淬链,就被史家统称为“希腊神话”,它充满着神秘浪漫色彩将现实生活与幻想交织在一起,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瑰丽世界,生动地描绘了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图景,是值得一读的著作。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也会接触到这些典故,例如十二星座的由来。时至今日,我们虽不必“言必称希腊”,但对希腊神话作一系统的了解是每一个现代人所必需。目的:通过研读加强我们对古希腊文化的了解,在丰富我们的知识的同时也让我们在业余时间中放松自己。鲜明的人物与神奇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希腊神话对整个西方乃至人类的宗教、哲学、思想、风俗习惯、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的重要性。正文: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个部分。我们现在所知的所有古希腊神话的故事都来自《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和《工作与时日》。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形成时期很早,是远古一代代人集体创作的结晶。神话起初口传,后来见之于书面文字。它的最早的传世书面文献当推荷马史诗。史诗中除了主体故事外,还提及了许多其他的神话故事,那些故事显然在当时已是广为流传、普遍知晓的。在荷马之后不久有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长诗《神谱》,扼要地记述了许多神话故事,并立力图把那些故事谱系化。古希腊悲剧的题材基本都是取材于神话,是作家对那些神话故事的现实理解的戏剧体现。希腊神话在人类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始终光彩夺目,经久不衰。人类童年时代的自尊、公正、刚强以及秩序,在此展现成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一直延伸至今…… 古希腊神话的优美、动人是举世闻名的。古代希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包括现今的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各岛屿。此外,他们很早便与黑海沿岸地区的居民交往,向意大利半岛南郢沿海和西西里岛等地区移民,足迹远至西地中海和北非。古希腊人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创建了璀璨多彩的文化,传下丰富的遗产,神话传说就是其中之一。古代神话的产生历史久远,它乃是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时期的远古人类借助想像征服自然力的产物。由此,古代神话必然包括神的故事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冲突的故事,即英雄传说两个方面。神的故事更明显地反映了古代人类把强大的自然现象形象化的丰富想像力,英雄传说则主要是对可能具有某种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及相关事件的崇拜和理想化,反映了远古人类的生存活动和与自然进行的顽强斗争。古希腊神话也是包括了这两个方面。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形成时期很早,是远古一代代人集体创作的结晶。神话起初口传,后来见之于书面文字。 神话的传播是靠希腊神话的遗迹、遗物。著名的帕特农神庙、拉奥孔群像、考古出土的希腊画屏上常绘狄俄尼索斯遇第勒尼海盗的场面。腊神话有众多的诸神形象,每个神都有复杂的个性,这些贴近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更有浓厚的现实意味。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这类歌唱诗人编辑的神话剧作。古希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曾几经变迁,他们的神话观念也在这种变迁中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特点是由自然崇拜转向人性崇拜。人们所熟悉的这一时期的希腊神话的基本特点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神,赋予神以人形、人性,甚至人的社会关系。神和人的基本区别在于神强大,常生不死,生活闲逸快乐;人类弱小,会死,生存艰辛,不得不经常求助于神明,但也常常诅咒神明作恶。古希腊人崇拜神,但同时赞美人,赞美人的勇敢和进取精神。古希腊人批评骄傲、残忍、虚荣、贪婪、暴戾、固执等人的性格弱点,并且认为往往正是这些性格弱点造成人生悲剧。古希腊人崇拜神,但并不赋予神明过分的崇高性,也不把神明作为道德衡量的标准,而是把他们作为人生的折射。古希腊神话正是以这种人本精神,以动人的故事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历来吸引了广大读者,发出魅人的力量,令人百读不厌,成为后代文学艺术创作丰富的材料源泉。 结论:古希腊神话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腊神话的影响程度较深,范围是世界性的。它的主体部分属次生态深化,主要表现的内容有:折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作品居多。古希腊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持久的。希腊神话内容集中完整,系统化程度非常高,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完整最庞大的神话体系。后世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也常常征引希腊神话其中的材料,艺术家特别是雕塑大师们更以神话人物或情节为范本,创作出享誉天下的佳作,在美术方面,达·芬奇、伦勃朗、卢本斯都有取材于希腊神话的名画,对希腊神话相继做出精神研究推动了人文科学的发展。奥维德的《变形记》是希腊神话稍加修改后的复述,西塞洛、恩尼乌斯、维吉尔的作品中也留有希腊神话的印记。现代主义的人文思想家们又惊喜地从希腊神话中发现一个自由、明快、充满原始生命力的世界,借鉴古希腊神话和戏剧,写出文学史的新篇章。从古罗马时代起,无数文人便把古希腊文学看成了他们不可企及的却试图攀援的高峰,古老神话中的诸神以及史诗、悲剧中的英雄在抚慰他们心灵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创作源泉。 古希腊神话对欧洲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古希腊神话中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使人们从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 后记: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同形同性,既有人的体态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乐,参与人的活动。神与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永生,无死亡期;后者生命有限,有生老病死。希腊神话中的神个性鲜明,没有禁欲主义因素,也很少有神秘主义色彩。希腊神话的美丽就在于神依然有命运,依然会为情所困,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坏事。因此,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文学的土壤,而且对后来的欧洲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小组体验与收获::通过研究古希腊神话的发展史,开拓了我们的知识面,感受到了希腊神话对世界的影响,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使我们为之赞叹。个人体验与收获:通过研究古希腊神话的发展史,了解到了神话的奇特,让我懂得了古希腊人渴望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和顽强意志。

埃斯库里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奴隶主民主制发展不同阶段的社会生活,也代表了古希腊悲剧艺术“兴起-繁荣-衰落”各个时期的最高成就。(1)、埃斯库罗斯 ——被誉为“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公元前456)是希腊悲剧形成时期的作家。他生活在雅典由僭主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时期,这正是雅典人为祖国自由而战斗的时期。他出身贵族,公元前490年波斯军队入侵希腊,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埃斯库罗斯参加了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80年,雅典被毁后他在希腊舰队里参加了萨拉米斯海战。对内,他憎恨僭主专制,他的世界观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484年首次夺魁,一生中共13次获胜。史料中关于埃斯库罗斯作品数量的记载颇有出入,他共写了70部悲剧和笑剧(一说90部),他的悲剧流传至今的共有7部完整的悲剧,其中有1部完整的三部曲。包括《乞援人》(前490)、《波斯人》(前472)、《七将攻忒拜》(前467)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前465)、《俄瑞斯忒亚》三联剧(《阿迦门农》、《奠酒人》和《报仇神》都在公元前458年上演)。埃斯库罗斯在悲剧艺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在悲剧中增加了第二名演员,有了两个演员才能有真正的对话,表现戏剧冲突,因此他被称为“悲剧之父”。他的剧本减缩了合唱队,戏剧结构程式基本形成。他还创造了舞台背景,运用华丽的服装和高底靴,并使演员面具初步定型化。至此,戏剧已从祭祀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其中《波斯人》以波斯水师在萨拉米全军覆没的事件为题材,抒发了埃斯库罗斯的爱国主义热情,赞美了卫国战争中的英雄。这是现存希腊悲剧中唯一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一部作品。《俄瑞斯忒亚》是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完整的古希腊三联剧。剧情涉及到残忍的血亲仇杀和法制的建立,《阿迦门农》以探哨的了望开场,歌队讲述了阿伽门农为了获取战争的胜利,献祭亲生女儿的经过。阿伽门农在征服特洛伊后返回家乡,被王后克吕泰墨斯特拉所杀。《奠酒人》描写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特斯回国,遵照阿波罗的谕令,先杀死母亲的情人埃吉斯托斯,经犹豫又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在复仇女神追踪下逃离。《报仇神》描写俄瑞斯特斯被复仇女神指控后,经法院审判,定罪票与赦罪票持平,雅典娜最终投票赦免被告。它以三个连续发展的故事为题材,展现异常激烈的冲突。借助三部曲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总体格局,借助克吕泰墨斯特拉在三处剧中的出现贯穿全局,描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通过对阿特柔斯家族的世仇描述,深化了古希腊文学一再强调的命运主题。但是尽管埃斯库罗斯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性、专制的罪行和人生的黑暗面,但是炽热的宗教热情促使剧作家把人的幸福寄托于神明引导的公正上,神的意志将最终发挥作用:对神意的信念,最终会把人们引上公正与和谐。《普罗米修斯》三部曲的第一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埃斯库罗斯剧作中最杰出的一部。取材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天火赐予人类的故事。普罗米修斯反抗统治世界的强大暴君宙斯,他是为人类造福的伟大战士,他把人类从宙斯蓄意毁灭中拯救出来,他传授人类走向文明的技术,最有典型意义的是他盗取宙斯的神火,把它赐予人类。为了迫使普罗米修斯屈服,宙斯把普罗米修斯钉在高加索的峭壁上,让他日夜忍受着被鹰啄取内脏的痛苦。但是普罗米修斯始终不愿背弃人类,不愿屈服。诗人刻画了宙斯是个色厉内荏的专制暴君形象,而普罗米修斯是个为了人类进步而反抗宙斯的伟大的神,马克思称赞他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普罗米修斯争取自由,反抗暴政的斗争热情,反映了民主制与僭主斗争的希腊广大自由民的精神。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气势磅礴,线条粗犷,手法大刀阔斧,并不精雕细琢,而且布局开阔豪放,诗人充分利用三部曲的篇幅,以自己的方式,凭借直觉,大大完善了悲剧艺术的组合形式。他创造的人物意志坚强,雄伟高大,但性格刻画的不够深刻,戏剧情节也相对简单,剧情发展比较缓慢。但抒情气氛浓郁,词句庄严,带有夸张色彩。(2)、索福克勒斯——被誉为“戏剧艺术的荷马”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公元前406)是雅典民主盛极转衰时期的悲剧作家。他的剧作标志着希腊悲剧已进入成熟阶段。索福克勒斯出身于雅典一个工商业主的家庭。公元前443年他出任联盟的财政主管,后来又两次担任重要的将军职务,公元前420年他曾担任祭司之职。索福克勒斯在音乐与诗歌方面的造诣很深,28岁首次参加悲剧竞赛,就击败了埃斯库罗斯。据说,他一生写过120多部剧作,在比赛中24次获胜。他的悲剧现存7部,包括《埃阿斯》(前442年)、《安提戈涅》(前441)、《俄底浦斯王》(前431年)、《特拉基斯妇女》(前429年)、《厄勒克特拉》(前418年)、《菲洛克忒忒斯》(前409)、《俄底浦斯在克洛诺斯》(前401)。索福克勒斯提倡民主精神,反对僭主专制,宣扬英雄主义思想,强调人对命运的反抗。索福克勒斯在悲剧艺术上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剧作中很少出现神,他不再借助神力,而是依靠人物性格的发展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他取消了三联剧的形式,将演员从两人发展为三人,合唱队减少抒情成分而参加戏剧动作,发挥演员的作用。通过加强了戏剧动作和对话,使对话在戏剧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成为刻画人物的有力手段。索福克勒斯剧作取材于神话和传说,多描写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与命运的冲突,但终究不能挣脱命运的摆布而走向毁灭的悲剧结局。其中《安提戈涅》是索福克勒斯最出色的悲剧。安提戈涅的两位兄长波吕涅克斯和厄忒俄克勒斯彼此不和,为争夺王位发生激战,结果同归于尽。克瑞翁以舅父身份继承王位,他宣布曾流亡国外并借助外国力量来争夺王位的波吕涅克斯为叛徒,因而不准任何人埋葬他的尸骨。按照古希腊神律,一个人死后如果不下葬,他的阴魂便不能进入冥土,露尸不葬,也会触犯神灵,殃及城邦。安提戈涅既不能违反禁止埋葬死者的命令,又不能不遵守必须埋葬死者的“神律”,这就形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安提戈涅义无反顾地埋葬了哥哥波吕涅克斯。最终安提戈涅在牢中自缢。剧中的冲突十分尖锐,气氛非常严肃,剧中的禁葬令违背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受到了先知和长老们的谴责。诗人对安提戈涅寄予很大的同情。《俄狄浦斯王》是诗人最著名的悲剧。希腊神话中忒拜王拉伊俄斯在他的儿子俄狄浦斯出生时,从神谕中得知:俄狄浦斯长大后,将杀父娶母。为了逃避命运,他用铁丝刺穿了新生儿的脚踝,(俄狄浦斯在希腊文的意思即为“肿胀的脚”),并让仆人把他丢弃在野外等死。然而奉命执行的牧人心生怜悯,偷偷将婴儿转送给科林斯的国王玻吕玻斯。俄狄浦斯长大后,从神谕中得知,他会杀父娶母。不知道科林斯国王与王后并非自己亲生父母的俄狄浦斯,为避免神谕成真,便离开科林斯并发誓永不再回来。俄狄浦斯流浪到忒拜附近时,在一个岔路上与一个老人发生冲突,误将老人杀死。俄狄浦斯不知道实际上,他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他又以自己出众的智慧,铲除了忒拜的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被忒拜人民拥戴为王,并娶了前王的王后伊俄卡斯忒。后来,俄狄浦斯统治的国家不断有灾祸与瘟疫,国王因此向神请示,想要知道为什么会降下灾祸。按照神示,必须揪出杀害前王的凶手,否则全城人民将死于瘟疫。俄狄浦斯千方百计追查凶手,最后在先知提瑞西阿斯的揭示下,俄狄浦斯才知道凶手是自己,终究应验了他杀父娶母的不幸命运。震惊不已的伊俄卡斯忒上吊自杀,而同样悲愤不已的俄狄浦斯,则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远离忒拜城。《俄狄浦斯王》展示了富有典型意义的希腊悲剧冲突——人跟命运的冲突。剧作家无法摆脱当时浓重的命运观念,使俄狄浦斯逃脱不了太阳神“神示”的罗网。但索福克勒斯对命运抱有强烈的不满情绪,认为俄狄浦斯并不是有意杀父娶母,他非但没有罪,反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受人爱戴的君王。俄狄浦斯智慧超群,热爱邦国,大公无私。在命运面前,他不是俯首帖耳或苦苦哀求,而是奋起抗争,设法逃离他将杀父娶母的命运,歌颂了具有独立意志的人的勇敢坚强的斗争精神,反映了当时奴隶主民主派的思想特征。在这部悲剧中,在诗人索福克勒斯的眼中,命运的性质是邪恶的,不可顺从的。命运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根源是神秘的、不可解释的。这种剧主要表现了人的意志和命运的矛盾冲突,所以被称为“命运悲剧”。在艺术上,古希腊悲剧在索福克勒斯手里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他的悲剧风格主要是:质朴、简洁、自然。情节集中,结构完整,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朴质精练,富有表现力。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结构比较复杂,布局非常巧妙,被文学史家们誉为“戏剧艺术的荷马”。1)闭锁式.截取事件发展接近高潮的部分构成情节线,在相对集中的情节过程中追溯前因,推动剧情疾速发展,直至终结.高度集中的情节发展中,种种戏剧场面环环相扣,结构严密,使剧情具有封闭性.“三一律”是这种剧作方式的总结.(2)开放式.以首尾铺陈的方式叙述故事,注意情节的线性因果序列,时空处理较为自由,(3)群像戏.或人像展览式.人物形象众多,情节主线隐伏,而注重各种复杂人物关系的展开,《俄狄浦斯王》就是采用了闭锁式结构,开始就是从故事将近结尾处展开,那时的俄狄浦斯已经成为了忒拜城的王,已经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但是他却不知情。面临忒拜城的瘟疫,他一面在追查谁是杀害前王的罪犯的,一面慢慢回溯俄狄浦斯的身世,他不知道自己并非是科林斯的国王玻吕玻斯的亲生儿子,为了躲避杀父娶母的命运来到的忒拜城,在三岔路口误杀了忒拜城的王拉伊俄斯,命运的捉弄使他除掉了斯芬克斯成为了忒拜城的王,娶了自己的母亲。才最后揭示了他的身世。在他极力避免成为杀父娶母的罪人的同时,却一步步陷入了命运的圈套,并真正完成了杀父娶母的行为。在把剧情推向高潮的时候,引出情节的“突转”和人物的“发现”。 突转,也称陡转、突变,指剧情向相反方面的突然变化,即由逆境转入顺境,或由顺境转入逆境。它是通过人物命运与内心感情的根本转变来加强戏剧性的一种技法;发现,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它可以是主人公对自己身份或者与其他人物关系的新的发现,也可以是对一些重要事实或无生命实物的发现。在创作实践中,发现通常总是与突转相互联用或者同时出现,剧本往往通过发现来造成剧情的激变。例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第四场,俄狄浦斯为了解救城市的苦难,全力以赴查访杀父娶母的罪人,最后由于报信人无意之中透露真情,发现正是自己在无意中犯下了这一罪孽,于是,一个公正贤明的国王成了一个自我放逐的瞎眼乞丐。(3)、欧里庇得斯——“心理戏剧的鼻祖”欧里庇德斯(公元前485-公元前406年)是雅典奴隶制民主国家危机时代的悲剧作家。他出生贵族,一生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热爱读书,醉心于哲学思考。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神性与人性、战争与和平、民主、妇女问题等等。他一生共创作了92余部悲剧,现存有18部悲剧和1部萨图罗斯剧《独目巨人》,得过5次奖。剧作包括《阿尔刻提斯》(前438)、《希波吕托斯》(前428年)、《赫卡柏》(前425年)、《特洛伊的妇女》(前415年)、《海伦》(前412年)、《美狄亚》(前431年)等。欧里庇得斯剧作反映的是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经济危机期间的思想意识。他谴责不义的内战,反对雅典对待盟邦的高压政策,拥护民主制度,提倡民主精神。欧里庇得斯最早在欧洲文学发现了妇女(18部戏剧有12部写妇女),尤其是私有财产的发展是家庭制度固定下来,婚姻制度逐渐固定为一夫一妻制,而这个制度只是对妇女而言,要求妇女严守贞操,甚至被禁锢在闺阁中,一般来说她们不能参加公共生活,更没有政治权利。而男子们则可以有外室,可以在外面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或者道德力量的约束。有些妇女不堪压迫,奋起反抗比如《美狄亚》的复仇,也有的是做了家庭的牺牲品,比如《阿尔刻提斯》中的国王阿德墨托斯命中注定要短命,命运之神告诉他,可以让他的亲人做替身,他就可以免于夭折。他的亲友,父母都不愿意,结果是他的妻子阿尔刻提斯自愿为他死。反映的就是当时雅典社会要求妇女为男子牺牲一切的不合理制度的悲惨结果。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现象出现。《美狄亚》被认为是古希腊最动人的悲剧之一,也是西方文学中第一次把妇女作为主要角色来塑造。由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风格和传统的悲剧风格不同,因此他生前并不出名,死后名声却很大,他的戏剧对西方戏剧史都有很大影响。欧里庇德斯特别善于描写妇女心理,并通过心理描写来表达深刻的主题思想。悲剧《美狄亚》,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关于阿耳戈船传说。美狄亚用自己的法术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美狄亚和伊阿宋一起踏上返回希腊的旅程。美狄亚的父亲听到她逃走的消息,派她的弟弟前往追回她。美狄亚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并将弟弟的尸体切开,分割成碎段,抛在山上各处,让父亲和追赶的差役忙于收尸,以此拖延时间和伊阿宋一行人离开。后来伊阿宋夫妇到达科林索斯,伊阿宋移情别恋,要做科林索斯国王的女婿,美狄亚由爱生恨,忍痛将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杀害,绝了丈夫的后嗣。同时也用下了毒的衣服杀死了伊阿宋的新欢,乘龙车飞往雅典。神话中的英雄伊阿宋在这剧中变成了背信弃义、卑鄙自私的小人。他的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道德的堕落。婚姻成了谋取财富和地位的手段。美狄亚的悲剧反映了雅典民主制面临危机时期,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贫富的分化,希腊社会家庭崩溃、道德伦丧的现实。美狄亚是一位热情、聪明、刚强而且富有反抗性的女性。剧中以动人的手笔描写了她杀子之前的矛盾心理,写她的复仇心理和母爱之间所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些段落充分表现了作家心理刻画的艺术功力。《美狄亚》是一出道德悲剧。欧里庇得斯继承前人,在艺术上有所革新。他的写实手法和心理描写手法对后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写实手法主要体现在他首先虽然采用的是神话题材,却实际上按照日常生活的来写,他的剧作标志着“英雄悲剧”的终结。他的神话中的人物和他时代中的普通人相差不远,例如《特洛伊妇女》中描写的海伦简直就像一个搔首弄姿的妓女。并且他把农人和奴隶也当做悲剧中的角色,使得悲剧更接近于生活。他善于刻画人物心理,尤其善于刻画妇女心理,比如《希波吕托斯》里变态的恋爱心理的描写,《美狄亚》复仇时亲手杀害亲生儿子时的悲痛与对丈夫伊阿宋仇恨的心理冲突的描写,表达了深刻的思想。欧里庇得斯很能了解妇女的心理,因此有人说,他首先在希腊文学的领域里发现了女人。但欧里庇得斯悲剧结构布局有些松散。同时他的两项创作技巧——开场白和“神力”也独具特色。开场白可让观众知道剧本内容涉及什么样的英雄传说故事,剧尾借助神力来解决情节上遇到的困难,冲淡了戏剧效果,但吻合当时希腊悲剧收场的艺术需求,起到了缓解紧张气氛的作用。三大悲剧剧作家的比较:埃斯库罗斯中的人物是神或者是神化了的人物;索福克勒斯的人物是按照“应当是怎样”的原则写成的理想英雄人物;欧里庇得斯是按照“现实中本来是怎样”的原则塑造人物,他的人物是写实的。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逐渐由天神降到人间。三大悲剧诗人各自具有不同的风格。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风格:悲壮,雄浑,自信而又充满信心,抒情气氛浓重。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风格:质朴,简洁,结构完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风格:华美而自然,以写实和心理描写见长。古希腊悲剧往往以人与命运的斗争为主题,“命运悲剧”主要写主人公的个人意志和命运的冲突。古希腊人认为在人和神之上还有命运主宰一切,它既支配人也支配神,它是不可抗拒的而又难以捉摸的。人与命运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人与外界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命运观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三个时期各有不同的表现。埃斯库罗斯把命运埃斯库罗斯把“命运”看作是至高无上的,非人格的神,它既是一种自然力量,也是一种社会力量,在他的悲剧里,命运凌驾于万物之上,不仅统治着孱弱的芸芸众生,而且还要支配着众神。索福克勒斯向命运提出怀疑与挑战,他认为命运不是具体的神,而是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命运有捉弄人的邪恶性质,他强调人对命运的反抗和坚强的意志。欧里庇得斯不相信命运,他认为命运在人的本身,强调事在人为,强调命运靠自己把握。

  • 索引序列
  • 古代戏剧研究论文
  • 古代文学戏剧论文
  • 古代戏剧论文题目
  • 古代戏曲研究论文
  • 古希腊戏剧作品研究论文
  •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