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个瘟疫是真的可怕，主要是没法治，而且传染性强，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束手无策，最近很多人也说了，想看看这个中国瘟疫历史，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瘟疫，从最早的到现代，看看中国历史都发生过哪些瘟疫吧，有感兴趣的网友可以看看!
1、上古时期
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疠」字可见於《尚书》、《山海经》和《左传》。
2、汉朝
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3、三国时期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於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4、魏晋南北朝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战乱频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自称成都王。义熙二年(406年)，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义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队势如破竹，到达遂宁郡之黄虎，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敬宣部队粮草啖尽，此时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时，士兵十不存一。
5、隋朝
开皇十年(590年)，首都长安发生疾疫。
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山东地区灾情尤惨
6、唐朝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
7、宋朝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内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佑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
8、辽、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9、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人西征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欧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10、明朝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传染病一直是一个令人类困扰的话题，像是十四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就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间接地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发展，影响了整个历史的进程，直到十八世纪，欧洲发明了牛痘疫苗，传染病才渐渐的被人类所控制，然而2003年的非典又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包括现在埃博拉病毒仍在非洲肆虐，对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威胁，人类与传染病的抗争还在继续。古代不同于现代，没有发达的医疗与先进的科技，他们又是怎样应对一次次的瘟疫的呢？
中国古代的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着对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说明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已经意识到有能够传染他人的疾病了，不过对于致病原因，当时并不了解。
到了汉朝，公元二年青州大疫，有文献记载了当时的防治措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了要将病患隔离，集中安置进行医治。这是在汉平帝时期，当时虽王莽把持王位，掌握实权，但是汉朝政治还是相对稳定，还有国力去救灾，到了乱世，救灾就难以保证了。三国时期疫病横行，建安七子中竟有五人死于疫病，人们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曹植曾写“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到魏晋南北朝永嘉年间更是战乱频繁，“流尸满河，白骨蔽野”。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防治措施，百姓只能到处逃亡。
大灾之后有大疫，古代经常爆发洪灾，洪灾之后经常爆发大规模的疫情，像是北宋庆历年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
像是这些疫情，政府其实是很重视的，在宋朝时就曾成立过专门机构，发放药物，但是能力也有限，一般能做的就是隔离患者，将尸体火烧或掩埋，所幸古代交通不发达，疫病传播速度慢，等到过一段时间，染病的人都去世了，疫病也就平息了，当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是巨大的。当然中国的医学家也一直在探索疫病的解决方法，像是张仲景写了《伤寒杂病论》，明清时期吴有性写出了《瘟疫论》，中国早在十一世纪就发现接种水痘可以预防疾病，比欧洲早了几百年。
自古以来，人类便饱受瘟疫之害，而最惨烈的莫过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和导致玛雅文明突然消失的“天花”；当然，华夏也是深受其害，但是相对于医疗水平落后的欧洲和美洲，华夏古代的医学水平那可是相当高的，对如何预防及治疗瘟疫，有一套相对成熟得多的方法；在清朝时期，还出现了以防治瘟疫见长的四位名医，号称“温病四大家”，现在来看看这四人分别是谁吧。
一位：叶天士
叶天士本名叶桂，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是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的明医；他出生于中医世家，父亲叶阳生乃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儒医，受父亲的熏陶，叶桂在很小的时候便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维持生计，叶桂不得不四处行医，但这也为叶桂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行医经验。
而且叶桂勤奋好学，只要比自己高明的医生，他都愿意行弟子礼拜之为师；一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欣然而往，必待学成后始归。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叶桂本来就“神悟绝人”、聪明绝世，加之这样求知如渴、广采众长，且能融会贯通，因此自然在术上突飞猛进，不到三十岁就医名远播。
《温热论》开宗明义一句话“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指明温邪的传入是从口鼻而来，首先出现肺经症状，如不及时外解，则可顺传阳明或逆传包，与伤寒之邪按六经传变完全不同。而且还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从浅至深的认识原则，拟定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大法。
二位：薛雪
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虽然薛雪比叶桂年轻十余岁，但成名及早，在当时是与叶桂齐名的医学大家；他早年游于名儒叶燮之门，诗文俱佳，又工书画，善拳技。后因母患湿热之病，乃肆力于医学，技艺日精，尤长于温热病。
所谓“文无第二，武无一”，其实这道理通用于各行各业，叶桂和薛雪是同时期的名医，而且都极为擅长治疗瘟疫，所以这二人难免就有了摩擦，不过两人的交锋更像是“君子之争”，后来因薛雪治好了叶桂母亲的病，两人成了至交好友，经常一同探讨医理。
薛雪一生《湿热条辨》一书，湿热病是外感热病中的—大类型，是由于既感受湿邪，又感受暑热之邪，则成湿温。也有由于湿邪久留伏而化热，成为湿热之邪交织，而为湿温者。薛雪对湿热病的研究，突出了湿邪与热邪相合为病的特点，抓住了湿热二邪轻重不同的要害，并结合脏腑、三焦、表里等辨证方法，使之融为一体，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
在治疗上，虽然有温化、清泻、清热祛湿诸大法，同时又有补阳、益气、养阴、生津诸法的配伍，然其用药时时注意到清热不碍湿，祛湿不助热，扶正不碍祛邪，祛邪当注意扶正等方面。治疗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
三位：吴瑭
吴瑭字鞠通，所以又叫吴鞠通，是清朝乾隆至道光时期的名医；原本，出生书香门第的吴瑭，不出意外应该是踏上科举官场一途，但在吴瑭十九岁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父亲因病去世，这给了吴瑭很大的触动，于是产生了学医的强烈愿望；而让吴瑭踏上医途的是他侄子的去世。
吴瑭天资卓绝，仅仅用了数年的时间，便探索出了一些规律和医治方法，并在之后的岁月里积累了丰富的行医经验，成为世人敬仰的名医；之后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时，得见其中收载吴又可的《温疫论》，深感其论述宏阔有力，发前人之所未发，极有创见，又合于实情，便仔细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而且他对叶天士更是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了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
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而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象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四位：王士雄
王士雄字孟英，号梦隐，又号潜斋，别号半痴山人，是清朝嘉庆至同治时期的名医；没有任何意外，这王士雄也是出自中医世家，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名医；但是在王士雄14岁时，父重病不起，临终前曾嘱咐他：“人生天地之间，必期有用于世，汝识斯言，吾无憾矣”。
父亲死后，他遵家训钻研医学，但终因家境贫困，厨无宿舂，无法度日。为了生计，于是去婺州孝顺街佐理盐务。他白天工作，谋食养家，晚上“披览医书，焚膏继晷，乐此不疲”。虽身处逆境，但决不因此而影响学业，反而激起了发愤图强的精神，学医之志愈坚。
王士雄生活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他对当时传入之西方医学持开明态度，不抱门户之见，有分析地吸取，并据理批评了中医界有些人尊经崇古、拒绝接受西说的守旧思想，反映了他善于吸取新知的治学精神。更值得指出的是，王士雄十分重视临床，注意从实践中求得真知。他平时诊务繁忙，广泛接触病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作为“温病四大家”，王士雄在瘟疫一道上的成就当然也是十分突出的，他一生勤于著述，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医学文献，其中《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温热经纬》 、《随息居饮食谱》 、《归砚录》、《潜斋医话》和《王氏医案》是他的主要著作。
其实中国古代对于瘟疫的研究从未暂停过，在最初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防治瘟疫的记载，到之后又有张仲景等名医不断发展，直至清朝时期，对于瘟疫的防治已近大成，拥有了比较完善的预防和治疗体系，而且中医与西医不同的是，中医想的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历史上爆发过的有云南鼠疫、香港鼠疫和东北鼠疫。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
一、云南鼠疫
1855年中国云南首先发生了大型鼠疫，1894年在广东爆发，并传至香港，耶尔森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出鼠疫杆菌。经过航海交通，最终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1898年，爆发于印度孟买的大鼠疫，使上千万印度人丧生。
在中国和印度便导致约1200万人死亡。此次全球大流行一直持续至1959年，当全球死亡人数少于250人方才正式结束。
二、香港鼠疫
1894年，香港地区爆发鼠疫，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波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逾千万人。其中，印度最严重，20年内死亡102万多人。此次疫情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
三、东北鼠疫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发生鼠疫。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其房屋估价焚烧，去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死亡相继。
扩展资料
鼠疫的传播和预防
一、传染源
为感染动物和肺鼠疫患者，宿主动物常见有啮齿类动物和野生食肉动物，如灰旱獭、红旱獭、喜马拉雅旱獭和长尾黄鼠等。
二、传播途径
1、蚤叮咬的传播方式为鼠-蚤-人，即跳蚤叮咬病鼠后再叮咬人，或剥取染疫旱獭皮或剥食其它染疫动物，此类传播方式常引起腺鼠疫或败血型鼠疫。
2、人-人传播方式，即健康者接触患有肺鼠疫的病人后，经呼吸道吸入感染，此种方式感染的主要为肺鼠疫。
三、易感人群
人对鼠疫普遍易感。疫区从事野外工作的人或猎杀、剥食旱獭的猎人、牧民接触染疫动物可能性大，感染的可能性高于一般人群。
关于三国的人物形象分析，的确研究的已经比较普遍，但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写，比如，三国的人物形象和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在写法上的比较。关于这一点，金圣叹已经说过，是因文运事和以文生事的区别，可以以这个为切入点详加论证。应该是个比较好的题目。下面我就为大家说推荐一些关于古代小说 论文 的参考题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徐渭《四声猿》的悲剧色彩 2.由三言二拍看明代的重商思想 3.由张岱小品文看晚明文人的心态 4.《聊斋志异》反映的女性意识 5.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婚恋模式 6.试论魏晋志怪小说的结构特点 7.《任氏传》中任氏形象的创造性 8.比较霍小玉与李娃形象 9. 璩 秀秀形象试析 10.试谈杜十娘形象(可与其他妓=形象做比较研究) 11.试谈《二拍》小说《青楼市探人踪》的情节艺术 12.《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思想价值 13.《三言》中具有反抗性的妇女群像 14.比较类似于《薛仁贵》和《琵琶记》这样的创作 15.《牡丹亭》的创新出奇之处 16.由《十二楼》看李渔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 17.刘基与柳宗元寓言之比较 18.谈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关系 19.李渔小说的艺术特点 20.比较魏晋志怪与《聊斋》中的狐仙形象 21.李翠莲形象分析 22.尤三姐形象与李瓶儿形象的比较 23.近二十年研究综述 24.《清波杂志》的文学思想 25.《鹤林玉露》的文学思想 26.某代唐诗选集研究 27.鸿门宴场面描写的深刻涵义 28.李广形象塑造过程中的缺陷描写 29.李斯的历史功过及人品优劣 30.《史记》个性化语言举例 31.《史记》叙事中的史笔和文笔 32.薄命司的象征意义 33.试论李纨性格二重性的意义 34.谈梦游太虚幻境的梦幻描写 35.海棠诗社与桃花诗社的不同 36.《红楼梦》个性化语言举例 37.王熙凤形象与潘金莲形象的比较 38.《水浒传》小人物分析 39.《史记》创作上的科学性 40.陶渊明的生命与酒 41.王维山水诗的情感模式 42.谢灵运思想构成的复杂性 43.宋代文学对道统观的背离 44.清代女诗人创作面面观 45.唐代五言六句古体诗研究 46.晚唐五代诗人研究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1（1重视写人，尤其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2）受古典散文的影响，精于艺术构思。 （3）讲究语言精练，追求简约美。 （4）受民间传说和“说话“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 （5）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形成纪传体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6）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多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 （7）受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塑造中追求神似。2、我国古代小说有如下特点： 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⑵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 ⑶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这是古代小说吸收民间口语、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而形成的又一重要特点。 ⑷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叙述是表述小说生活内容的一种方式。3、简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时代特征? ⑴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主要是市民（特别是商人）的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小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繁荣情况，以及小手工业者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具体情景。 ⑵爱情婚姻小说中表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礼的矛盾，或以悲剧结局来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以喜剧结局来否定礼而肯定情，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⑶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描写恶霸压迫人民，如《灌园叟晚逢仙女》，另一类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揭露其凶残阴险的本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4、在确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范围时，应该考虑的三个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是： ⑴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 ⑵必须有故事，有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矛盾冲突 ⑶必须有非纪实性的特征，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5、古代的史传文学和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小说本身，它们和小说文体的异同主要是： ⑴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重视故事，但是寓言的目的在于说理，而小说则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 ⑵史传文学和小说都重视叙事和人物描写，但史传文学要符合史实，不容夸饰、虚构，而小说则离不开夸饰和虚构。6、为什么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成熟？ (1)传奇的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市美特征，这是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2)在内容上，由志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⑶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提高。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7、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 ⑴创作目的与唐传奇有很大的不同，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⑵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听众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的。 ⑶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⑷故事性很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关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⑸注意写人物，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⑹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开头常有“入话”，中间或结尾常穿插或引入诗词韵语。8、明清小说繁荣的三个标志是： ⑴中国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⑵作家辈出，名作如林。 ⑶现实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和具体表现手法上，都已经成熟。总的特色是丰富、细腻、深刻。9、在明清长篇小说名著中有四部代表作，它们分别属于什么小说类型？如下： ⑴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 ⑵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 ⑶神魔小说，如《西游记》；⑷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 ⑸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⑹公案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10、简要谈谈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传统； ⑴由于中国古典小说最初的源头来自民间，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始终同民间文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 ⑵有训诫的传统，同时又强调小说要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要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⑶中国古典小说作家有“发愤著书”的传统。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当今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语文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之上。教师应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掌握基本的语文知识与技能，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在教学中我们应根据学生实际，充分 发挥教材的优势，真正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实现教学的有效性。
“有效教学”，主要是指通过教师在一段时间的教学之后，学生所获得的具体的进步或发展。也就是说，学生有无进步或发展是教学有没有效益的唯一指标。教学有没有效益，并不是指教师有没有教完内容或教得认真不认真，而是指学生有没有学到什么或学生学得好不好。如果学生不想学或者学了没有收获，即使教师教得很辛苦也是无效教学。同样，如果学生学得很辛苦，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也是无效或低效教学。国外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课堂教学有效性问题的研究，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分析了各种影响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因素。从事教学工作已有一年，也尝试对课堂有效教学进行思考，但尚未有具体的心得，只有自己一点不成熟的所感所想。
(一)制定准确且有层次的教学目标，选用最有效的教学方法。
现代教学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有效的教学必先具备有效的教学目标。而有效的教学目标的设计首先要求是准确和明确。当然，目标众多，并非时时处处都要一应俱全，面面俱到。同时，要注意的是：目标的设计是要有一定的层次。即根据学生认知结构、学习水平、动机意志等的差异，制定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在实践中，确定与各层次学生的实际可能性相协调的分层递进教学目标，教学效率即可大幅度提高。因此，有效的语文教学，决不能搞“一刀切”，让全体学生接受同一水平的教育。
语文教学的有效性与语文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密切相关。只有体现语文学科特点的教学方法才是有效的语文教学方法。
朗读是语文教学基本的有效方法。前人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朗读有助于理解课文内容，有助于促进语言的发展，有助于写作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语言文字的积累，有助于陶冶学生的情操。
如果说朗读是经，那么字词句的训练就是纬，朗读只有与字词句的教学与训练有机结合，才能全面实现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平时教学中，有意识的注意发现和纠正学生习惯性的错别字、错别音现象，并注意收集和整理习惯性错误读音和错误写法，展示给学生，提高学生的纠错意识，自觉规范汉字，以避免考试中不必要的失分。
在加强学生基础的同时， 我们还要注意有针对性地就每一篇课文的特点、作用来选择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例如：一篇意境优美的散文，在教学时便可将重点放在“如何在写作中进行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上，看来似乎仅有一点内容，但通过引导学生对写作方法的自主学习和实践，通过听、说、读、写的全面训练，学生得以切实地掌握意境创作的手段，并能有意识地将之运用于日常写作之中。这样的收获比他们单纯记住了该文的中心，创作背景或字句含义要深远得多。
(二)提高学生参与教学全过程的程度
有专家指出：“考察语文教学效率的标准之一，应该是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的程度。在一堂课上，如果70%以上的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语文教学的全过程，这就可以说是一堂高效率的课。真正有效的教学不是简单地让学习者占有别人的知识，而是要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形成自己的见解。因此，依靠教师单方面的积极性，不争取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是无论如何难以实现有效教学的。学生可以参与制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方法、质疑解惑、与他人合作和教学评价等教学的全过程，把“发现真理”的主动权交给学生，针对某部分学习内容，让学生有选择的预习、学习、收集资料，主动地寻求获得一些语文知识，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参与程度，从而做到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言“使教育过程成为真正的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成为真正合作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三)化枯燥为有趣，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爱因斯坦也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使人的探究和认识活动染上强烈的、肯定的情绪色彩，从而使这种活动为人所接受和喜爱。而一个好的开端往往是成功的一半。一个好的揭题能使孩子稳定情绪，集中注意力并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发生浓厚的兴趣。因此教师应本着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在认真钻研教材的同时，积极研究教法学法，充分挖掘语文学科本身的魅力，在激发学生兴趣上做文章。教师要随时随地要有教学的意识，在生活中要注意发现对自己教学有用的东西，以便用在课堂上，或丰富课堂内容，或借此教育学生。就语文科来说，这一点确实有效。本来语文书就比较单调无味，如果不拿课外的知识来充实，那么课堂就变得索然无味了。譬如，当学生精神不集中时，也可以用与课文相关的话题来吸引学生。这一点确实很有效，如在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学习中，我注意插入一些例子，小故事，如《理想》讲到“不幸者”指困境中的有志者时，联系古今中外的一些人物，让学生来谈谈，既加深了学生对“不幸者”的理解，又可以激起学生的兴趣。再如《<论语>十则》中也有很多孔子小故事，跟学生的实际联系起来也有很多例子,学生在课堂上感到既熟悉又亲切，反应也不错，学习语文的兴趣相对提高了。
(四)重视阅读积累，扩大学生阅读面和知识面。
语文的有效教学是个慢功夫，语文成绩和能力提高都不会立竿见影，一蹴而就，而是要水滴石穿，潜移默化。语文的外延是生活，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语文教学要想“有效”，就必须不仅重视提高课堂的“效率”，而且注重课后阅读积累的“效果”。因为语文能力更多是靠课外读书读报，练笔摘抄，背诵朗读，点滴积累而不断提高的。因此，语文教师在课堂上更应当努力激发学生兴趣，鼓励学生阅读课外书，增大背景知识储备，更应当给予学生独立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方法指导，使课外学习成为课内的延伸，使二者有机的结合。比如说，在每节语文课前安排五分钟学生讲话，内容可以设置为每日一则成语，或每天向大家介绍一部文学作品，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5分钟，学生的课外就要大量阅读积累。此外，还要多写随笔。中学生活多姿多彩，只要留心观察生活，细心思考生活，就发现很多题材可写。日积月累，让学生养成了观察大自然和社会人生的习惯，同时也丰富学生的阅历，为日后写作内容更充实、思想更深刻、语言表达更有文采打下基础。另外对于学生的随笔，我认真地批改，并写上一些感想、鼓励性的话语，以此来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重视学生的阅读积累，加强写作训练，长期坚持下来，会扩大学生的阅读面和知识面，从而提高语文综合素养。
总的来说，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必须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树立"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思想，提高学生素质，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效率，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学生由被动地学习，变为课堂教学的参与者，从而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实现教学的有效性。
从事多年班主任工作，无论教育经验还是教育体会都有很多的收获。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时时提醒我们每一个教师，关注我们教育环境中的每一个学生，关注他们个体的成长背景，文化教育背景，关注他们的个性心理。在他们喜怒哀乐的表现中，捕捉他们心灵的趋向，引导他们走向积极乐观健康成长的轨道。从而收获“因材施教”“快乐受教”的双赢效应。
一、捕捉学生细微的变化良机，因材施教
进入到初一的下学期，有一些学生发生了心里的些微的变化，有浮躁情绪的学生开始稳重了一些。
比如：我班的刘勇琦同学，刚一开学我就发现这个孩子比上一学期稳重了很多，我就顺势在全班级表扬了他，然后和他的家长及时沟通了他的变化，得知这个孩子特在意我对他的看法，借着这样的机会和孩子的特点我经常和家长沟通孩子的各方面变化，家长也时常配合我加以鼓励。小到作业的质量，课堂的表现，大到为同学班级做好事。家长管理孩子有一套独特的策略，再加上特别负责，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相互交流与教育方式的沟通，这个孩子变化太大了：上课不再东张西望了，下课不再和同学打闹了，自习课也能坐住板凳学习了，上课效率也提高了。尤其是数学课，有时候板书几何推理步骤，和老师的思路没有大的出入。上课更加主动地回答理由。最重要的是他越来越懂得感恩。这些表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的喜人的转变。但是，在他的身上还存在着致命的缺点：愿意在老师面前表现，离开了老师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做的大多数都是表面文章，也因此导致他的成绩长进不大，这也是我针对刘勇琦这些特点要攻克的下一个难题。尽管如此，我和家长已认识到有针对性的个性教育的神奇了。
二、走进学生内心，找到解救心灵的钥匙
史玉昆同学在学习上属于班级的前五名，上学期各方面都不用老师操心。可这学期不明理由的突然住宿了，而且屡屡发生违纪现象：在宿舍借同学钱不还，内务经常不合格，和宿舍老师发生冲突，和几个科任老师顶嘴，有时甚至一天就要发生好几次这类不正常的现象。甚至和学生都畏惧的学年组长周洪磊老师叫板。面对史玉昆的这些理由我真有些措手不及。刚开学时我只是有理由就针对性的解决，认为只是他假期太松散的理由。但面对他接二连三出现这些理由的情况，我意识到他的理由不是简单的。偶然和我们临时担任地理课的心理老师谈起史玉昆，她也发现这个孩子不正常的表现。綦老师主动说：要不给他做一期的心理疏导，我说：行啊!不过，綦老师担心以心理老师的角色与该生接触，他会接受不了。我和綦老师聊了很多，綦老师也打消了顾虑，开始给史玉昆做心理疏导。经过綦老师多次与史玉良谈心，了解到这个孩子的理由在于结交了不良同年级学生王金良。因为王金良厉害，而史玉良不想让班级的学生受欺负，才表现出了以上行为。了解到这些。我想史玉昆的本质是很有正义感的，只不过是一个孩子没有把握好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我又与他的父亲交流，得知这个孩子六岁母亲就去世了。了解到这些，我从心里心疼他。我和綦老师双管齐下，以不同的身份，走进了他的心灵，让他意识到交友不善的危害。他主动向老师提出用一周的时间不再和王金良来往。也就是在这一阶段，我把目光锁定在他和什么.样的孩子来往上，我发现这个孩子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和王金良不来往了，而且和班级同学交往的态度变得温和了。我借机会在班级表扬他。我又听同学说史玉昆和班级的赵阳关系好，心理老师也透露，史玉良有什么心里话都和赵阳说。针对这个重要的信息，我和綦老师商量：给史玉昆树立自信心，发挥他的长处来交友。让史玉良利用晚课前的时间给赵阳补习数学，他也高兴地同意了，我看到了孩子的天真和善良。一段时间后，我与赵阳交流，赵阳很高兴对我说，他的数学在史玉良的帮助下有了进步。我把这种情况告知了家长，家长打电话感谢我帮他解决了孩子补课的难题。想想这就是双赢啊!
总之，班主任工作是繁琐复杂的，也是任重而道远的。只要我们老师用一颗敏锐而关爱的心去对待他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细心培育，我们不仅会从班主任的工作中享受到快乐，而且我们也会用点点滴滴爱的雨露，让一个个春的花蕾绽放在我们教育的沃土上。
摘 要 ：作为班主任,对于后进生我们要多尊重、以理服人、多些爱心、耐心、恒心,少些急躁、责备,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他们会转变、会进步的.
关 键 词 ：班主任 教育 尊重 转化 后进生
法国教育学家卢梭在《爱弥尔》一文中写道：“人生当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是从出生到十二岁,在这段时间中还不采取摧毁种种错误和恶习的手段的话,它们就会发芽滋长,以致以后采取手段去改的时候,它们已扎下了深根,以致永远也拔不掉它们了.”
2011年9月我接手了911班,听前任班主任和教过的任课教师反映：他们从来没有教过这样差的班级,全班45个同学,女同学都乖巧懂事、读书认真,但成绩不拔尖.21个男同学只有2个男生在认真读书,其他的男生脾气古怪,行为习惯、学习态度都很差,学习成绩极不理想,尤其是所谓的“五大金刚”每天惹是生非,不是跟同学过意不去,就是与任课老师作对.老师们每天都在倒计时,发誓九年级再也不要教他们.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既然学校领导信任我让我接手这个班,我心里也暗暗告诉自己：不管这些学生的过去怎么样,我都要尽力做好这个班的班主任,给他们的初三生活带来一些温暖和感动.
作为班主任,我一定要用一套和他们原任班主任不一样的教育管理方法来转变班级的后进男生,根据我11年的班主任经验,我认为要转化后进生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要在多尊重他们独立人格的前提下,用爱去帮助学生及早摧毁种种错误和恶习,促其健康成长.今年六月这届初三学生已经顺利毕业了,回顾这一年来我在转化班级后进男生时感触真的很多呀.
一、 不随意当众批评
当后进生犯错误时,不当众批评,要留个台阶.俗话说：“表扬在人前,批评要私下”.当众指责、批评学生肯定达不到好的效果,学生正在成熟过程中,尤其是初三学生自尊心比较强,应“私下进行批评”,下课了找个机会像老朋友一样找他谈心,让他有发言的机会,讲出犯错的原因,冷静下来审视自己,这样才能直达他的内心,真正起到教育的作用.许多学生都会感激班主任给他的这点面子、这点尊重,从而改正自己.
例如为了激励几个男同学爱好学习,我任命学习成绩在班级中游、天资聪颖的小林同学做科学课代表,有一次他没有及时上交全班同学的作业给科学老师,科学老师在课堂上问他为什么不及时上交时,他不仅不解释原因,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公然顶撞老师,最后两人差点要打了起来.当科学老师把此事告知我时,我并没有再在课堂上批评他,而是在午睡时悄悄把他喊到办公室隔壁的一间空教室里,我们两人像老朋友一样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交谈.事后他果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后来的科学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科学老师道歉.此后这样的错误再也没重犯过,每次自己都能按时完成科学作业并及时上交给科学老师批改.正是因为我没有当众批评他,而是尊重他的人格,才使他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改过自新.在今年的中考中他的科学考出了170分的好成绩.
二、 请学生坐下来谈话
法国教育学家卢梭曾经指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自由的.”其实,师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为主体的平等关系.然而,我们平时与学生谈话的时候,却常有这样一种潜意识：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大,你小.于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老师端坐于椅子上,而学生则站立在其对面.且先不论他们的谈话内容,仅从其不同的姿势上看,就是老师凌驾于学生之上,并以“绝对”权威自居的印象.这极易造成学生情绪紧张、焦虑、缺乏自信心等.要想让师生沟通无阻,交流无限,班主任就应该主动把自己的地位“降”下来,把学生的地位“升”上去,让学生坐下来谈话,只有这样,师生之间才会呈现出真正平等的“会晤”与“对话”,也才会产生“面对面”“心与心”的有效沟通.当我们班的后进生犯错后我总会在办公室老师不多的时候,摆好板凳,倒好开水,让学生坐下来,面带微笑,平等地交流.
例如去年8月31日学生开学报到的第一天,走进教室时,我就发现最后一排的座位上不论其高矮齐刷刷一排全是男生,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种好现象.当新教材等一切发放好了后,我要求全班同学按照高矮顺序排成两列重新安排座位,可一个不高的男生就是不肯往前挪动两排位置,并且怒气冲冲,斜着眼睛看着我.当时我并没有简单粗暴的批评他,而是平静地对他说：“你不愿调换座位,一定有自己的原因,老师希望放学后你暂时留下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好吗?”原来在初一的时候他的成绩在班里是中上游的水平,因为自己自控能力差,回家后每天沉湎于网络游戏,平时上学玩到凌晨两三点钟,双休日几乎每天二十四小时在玩游戏,眼睛越来越近视,成绩越来越差.家长每天打骂也无济于事,反而他的叛逆情绪更强,以致于破罐子破摔,宁可坐在最后面睡觉,也不肯把位置往前挪.听了他的这些内心想法后,我对他晓之于理,动之于情,总算打动他了.谈话结束后他主动换好了座位.从此以后,他真的变了,学习成绩也在慢慢提高.在今年的中考中考上了自己理想的高中.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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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我找了这两篇资料，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1】中华武德文化源远流长，初萌于炎黄氏族的融合，文明奠基于孙武。《孙子兵法》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闪烁着中华民族伦理智慧的光辉，对现代世界文明有其重要的价值，有待于我们开发利用。从现代世界文明进步的总趋势的视角来看，开发《孙子兵法》道德资源的价值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大国防安国战略的时代昭示“安国”是《孙子兵法》的伦理大旨。“五事七计”是其安国之大经。欲安国就不能不重视养兵用战，孙子在其兵法首篇首句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与《管子》的“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是一脉相承的。“兵”是“安国”的手段；“安国”是“兵”之目的，是最终的价值目标。所以，“安国”之日，也就是军人价值实现之时；“安国”是衡量军人价值的最高原则和最终标准。那么，如何运用“兵”之手段实现“安国”之目的呢?孙子的“五事七计”说提出了一个大国防安国战略的思路。所谓“庙算”，就是要求战争的指导者把“五事七计”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进而对“己”“彼”双方进行充分的理性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作到“知彼知己”，而后才能确定战与不战。可见，战与不战，出于“安国”；多胜少胜，定于对“五事七计”的“庙算”。但是，“五事七计”作为“庙算”的主要内容，它首先是客观的，是存在的事实。因为只有作为这样的事实存在，才能进入“庙算”的视野，成为“庙算”的对象，进而对其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由此可见，创造出优于“彼”方的“五事七计”的客观存在，是赢得兵争之“胜”、从而实现“安国”的基本保障。军事力量既是综合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孙子“五事七计”的“庙算”，实质上是对综合国力的估量。“五事七计”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才、民意、天时、地利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因此要安邦定国，就要重视物质力和精神力的开发、建设和积累，创造出走在时代前列的综合国力；否则，综合国力落后就会被动挨打。孙子“五事七计”的“庙算”说揭示了一条具有现代价值意义的“安国”之道：这就是把国家的综合国力搞上去。由于这一安国之道超越了狭义上的军事安国观念，所以可称之为大国防安国主义。大国防安国主义的道德内涵，即是大国防爱国主义，它所蕴含的现代价值意义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安国”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为提高综合国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一个欲立于不败之地的国家和民族，就应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使之都处于时代的领先地位。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致力于发展本国本民族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多极化发展趋势，使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发展被限定在一体化的范围内，而且越来越受到一体化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一体化的范围内发展自身，就必然要为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作出一定贡献和牺牲，不管它是否愿意这样做或者是否认识到这一点，都是无所谓的。企图靠抢占、牺牲别国的经济发展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是注定要受到惩罚的。因为它国的稳定、发展无疑是本国稳定、发展的一个条件。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理应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和牺牲，否则它的发展就要受到限制。总之，当代的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在激烈的世界竞争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实现的，只有顺应“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才能更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从而达到“安国”之目的。从精神方面表现出来的综合国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安国”支柱。当代世界又是一个多种文化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世界。如果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不能在碰撞、激荡中保持自身的优势，即使经济搞上去了，也难免要在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被打败。经济的、军事的侵略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精神文化上的侵略也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甚至比经济的军事的侵略更危险。所以，坚持大国防爱国主义战略，就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筑牢民族的精神防线，防止精神侵略，抵制精神污染，在开放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保持民族精神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此举应当成为大国防安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军事领域往往是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激烈最敏感的领域。欲“安国”就不能不重视军事斗争。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说，在当代仍然具有普遍的真理意义和价值意义。当今世界，是一个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界。新的科技成果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高科技正广泛渗透于战斗力诸要素之中，对战斗力的生成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而且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惊涛拍岸的革命性变化。因此，抢占军事高科技的制高点，成为国际军事斗争的最高手段。如果说军事斗争是“安国”之大事，那么，发展军事高新技术，则是“安国”之大事中的重中之重。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大大加重战争带来的灾难。《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所谓的“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在说明“利”与“危”是相伴而生的。为争利而穷兵黩武，最终导致自身灭亡的国家与民族，在世界史上并不少见。中华武德文化史上有两句古语，一是“忘战必危”，二是“好战必亡”。尤其是在环球相对“变小”、战争的破坏力愈来愈大的当今世界，“安国”与安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安己之国与安人之国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的安全度以每个国家的安全系数为条件。因此，孙子“军争为危”命题的真理性，越来越具有普遍的、现实的意义，应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应当看到，在高技术战争的烽火台上，一只蝴蝶煽动起来的火星，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灾难；但是，完全可以预见，灭亡的首先是它自己。当代中国的军事“安国”之策，就是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因此，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重视“科技强军”，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则是实现“安国”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更多贡献在道义上的责任和使命。【2】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进入了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世纪，是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处在重要历史时期，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中国需要并十分珍惜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作出不懈的努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一、国防概念国防，是一门求生学问，也是国家的防务，是指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防备外来侵略和颠覆，所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国防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服务于国家利益。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此言—语中的。国防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尊严、社会的发展。1、国防的主体：国家。2、国防的目的：捍卫国家主权、统一、维护国家的安全、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3、国防的手段：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4、国防的对象：侵略和武装颠覆。5、地位和作用：⑴国家安全保障。 ⑵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 ⑶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二、我国古代国防：中国古代的国防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终结，大约经历了4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国防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培育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卫国御侮的尚武精神，最终形成了多民族、大疆域的国家。⑴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我国古代为提高国防能力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一是“以民为体”，“居安思危”的国防指导思想；二是“富国强兵”，“寓兵于农”的国防建设思想；三是“爱国教战”，“崇尚武德”的国防教育思想；四是“不战而胜”，“安国全军”的国防斗争策略等。遵循这些思想，使我国取得了无数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代代繁衍，生生不息，使国防出现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鼎盛时期。⑵古代的兵制建设所谓兵制，就是军事制度，现在一般称为军制。它包括武装力量体制、军事领导体制和兵役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在武装力量体制上，我国古代一般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秦朝以前，武装力量比较单一，在军事力量构成上，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平时生产劳动，战时集合成军，以临时征集的方式组成军队。秦朝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经济生产的发展，各朝代根据国家的状况和国防的需要，以及驻防地区和任务，将军队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并对军队的组织编制、屯田戍边、兵役军赋、军队调拨、军需补给、驿站通道、武器的制造和配发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通过法律形式颁布执行，如唐代的《卫禁律》、《军防令》等。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夏、商、西周时期还没有专门的军事机构，国王一般亲自主持军政，领兵作战。春秋末期，国家机构出现将相制，以将为主组成军事指挥机构。战国时期，将军独立统兵作战已很普遍。秦统一后，设立了专门管理军事的机构，最高的军事官员称太尉。隋朝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改革，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专门设立了主管军事的部门——兵部。宋朝为了防止“权将”拥兵自重，在中央设立了枢密院，作为军事领导的最高机构，主官用文官担任。枢密院对军队有调遣权，但无指挥权；将军对军队有指挥权，但又不能调遣军队，造成枢密院和将军的相互牵制。各朝代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的做法虽然不尽一致，但皇权至上，军队的调拨使用大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在兵役制度上，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人口状况和军事需要而发展变化。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战争规模小，主要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度。封建社会时期，民军制度逐渐演变为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兵役制度，如秦汉时期的征兵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兵制、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宋朝的募兵制、明朝的卫所兵役制等。⑶古代的国防工程建设我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海防，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防工程。如城池、长城、京杭运河以及海防要塞等。城池是我国古代国防建设中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工程。城池建筑始于商代，之后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完善，一直延续到近代。由此，城池的攻守作战成为我国古代战争中主要的样式之一。长城是城池建设的延续和发展，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于公元前214年，将秦、赵、燕三国北部的长城予以修缮，连贯为一。故址西起临眺（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后经各朝代多次修建连接，至明代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京杭运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隋炀帝时在原有的旧河道上开凿连贯。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94公里，把南北许多州县连成一线，对军事交通运输和“南粮北运”起到了积极作用。古代海防建设是从明朝开始的。为防止倭寇的袭扰，明朝在沿海重要地段陆续修建了以卫城、新城为骨干，水陆寨、营堡、墩、台、烽堠等相结合的海防工程体系。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第一阶段：（1949—1953）外御侵略，内治创伤的恢复时期。第二阶段：（1953—1966）调整时期。第三阶段：（1966—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阶段：（1977—1989）现代化建设时期。国防历史启示：⑴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2）政治昌平是国防巩固的根本。（3）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4）科技进步，对国防强大的重要保证。现行的国防领导体制：（1）中共中央的国防领导职权。（2）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国防职权。（3）国家主席在国防方面的职权。（5）国务院在国防方面的职权。（6）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国防方面的职权。武装力量体制：（1）中国人民解放军。（2）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3）民兵国防动员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加强国防动员建设”的要求。国防动员体制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组织制度，是国家关于国防动员的组织系统、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和相互关系的规范。国防动员体制的功能状态，对于增强国家的国防动员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内容：（1）武装力量动员。（2）国民经济动员。（3）人民防空动员。（4）国防交通动员。(5)政治动员.我国国防的政策: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是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外来侵略服务的，我们加强国防建设完全是为了自卫.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是中国国防的主要任务。中国的国防政策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中国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发展与安全的统一，努力提高国家战略能力，运用多元化的安全手段，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谋求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综合安全。三、国防法规概述:特征：(1)调整对象军事性。 (2)公共程度有限度。（3）司法连用的优先性。（4）处罚措施严厉性。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简介：〈一〉国防活动基本原则：①维护国家利益。②统一领导。③协调发展。④独立自主。⑤积极防卫。⑥全民自卫。〈二〉公民、组织国防义务和权利。第五十条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各级兵役机关和基层人民武装机构应当依法办理兵役工作，按照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完成征兵工作，保证兵员质量。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完成民兵和预备役工作，协助兵役机关完成征兵工作。第五十四条公民和组织有对国防建设提出建议的权利，有对危害国防的行为进行制止或者检举的权利。兵役制度：1、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2、民兵与预备兵相结合。平时征集：1、征集年龄。2、征集程度。3、缓征与不征。学生军事训练：学生军训工作是依据《兵役法》和《国防教育法》开展进行的。组织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是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要措施，是全面推进学校素质教育和国家人才战略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青年学生履行兵役义务的一种方式。目前，我国每年有1660所高等学校、27000所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训练学生达1200万人。学生军训工作已进入全面普及阶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通过军训，广大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得到强化，组织纪律性不断加强，意志品质得到磨练，吃苦耐劳精神和艰苦朴素作风得到弘扬。近年来，青年学生要求入党、参军和报考国防生的人数明显增加。各地普遍反映，学生军训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利军的大事好事，育人功能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都不能替代的。这项工作的开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各界的普遍欢迎。《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规定》的颁布，确保了学生军训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必将有力促进学生军训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国防教育法：为了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防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国防教育法的基本原则是实行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国防教育法的方针是全民参与，长期坚持。讲求实效。《国防教育法》在第三条中对国防教育的内容和目的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开展国防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学习必要的军事技能，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国防义务。”国防观念是指人们对国防的认识和态度；国防知识是指有关国防的基本理论、常识；军事技能训练包括学习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知识和个人防护器材的使用，人民防空知识和战场救护知识常识，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训练活动，以及越野、跳伞、滑翔、航海、驾驶等军事体育运动。因此，国防教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完整的教育学科，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可以说，凡是与国防有关的理论、知识、精神等，都是国防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从完整性和系统性两个方面来讲，国防教育主要包括：国防理论：国防理论教育是较高层次的国防教育，大体上包括国防地位和作用、国防构成、国防建设等三个方面的理论。国防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有灿烂和曲折两个方面，正确运用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后人进行教育，可以起到激励精神、催人奋进的作用，国防历史教育最有震憾力和影响力。国防常识。国防常识是指国民应该了解的国防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包括国家防卫知识，如领土、领海、领空的基本概念，防卫的重要意义及基本原则等。现代战争的基本特点、战时动员对国民的要求，以及形势战备、国防建设等方面的一些知识，如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的主要职责任务，国防科普知识等。国防精神。国防精神教育是国防教育的中心内容，主要包括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尚武精神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等三个方面。此外，国防法制、国防科技、国防经济、国防外交与形势、国防体育等也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国防教育的这些内容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其核心是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的目的是使公民“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国防义务。”五、我心中国防。在我的心中，国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国防事业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引以为高尚的事业，而从事国防事业的人是世界上最高尚与伟大的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在不断发展，人类在不断进步，社会也变得更加文明。国家、种族的界限日益缩小，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素质也越来越高，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社会的主题。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国防只有在战争年代才值得重视，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显得多余了。可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无论多强大的经济也会化为乌有。众所周知，落后便要挨打。当今霸权主义，强权横行。由于一次海湾战争，原本风光富裕的伊拉克也算一个经济强国，但现在却只能任人宰割，前几年的阿富汗和南斯拉夫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假如他们拥有自己强大的国防后盾，还会任人宰割吗？假如美国等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他们能够肆意的挑起战火吗？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美好愿望和宏伟蓝图，可是罪恶的子弹还在威胁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威胁到全世界的和平。人民军队担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就不能与霸权主义斗争到底；没有他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无法保障。摘自：其他参考资料：
都是用布做的
中国鞋的发展历史有兽皮鞋、草鞋、布帛鞋、皮鞋、布鞋等等。
1、兽皮鞋
这种鞋的时期要追溯到远古时期，那时候的远古人类在狩猎一只野兽后，将其剥皮抽筋，然后把毛皮割成条，裹在脚上，这样就保护了脚部不被沙石割破，大大提高了捕猎效率。
2、草鞋
三国时期刘皇叔曾以编织草鞋为生，可见在中国古代，鞋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必需品，每个人必须有鞋才能出门，于是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衍生行业，例如编织工等。
3、布帛鞋
随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鞋的种类和做法也在迅速扩大。人们开始用丝织品做鞋子，有布制的也有缎制的，五花八门的鞋子开始涌入市场。
4、皮鞋
在秦汉时期，皮革资源逐渐丰富起来，皮鞋开始盛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草鞋、靴子等退出了历史，相反，在某些领域，一样繁盛。在这一时期，鞋子叫作“履”，男人穿方头鞋履，这代表了阳刚从天（这遵循了古代天圆地方说）。
5、布鞋
汉代时候，布匹制作技术渐趋成熟，布鞋开始在民间光为流传。“绣花鞋”开始出现，人们开始在鞋上绣上各种花，甚至一度成为女性出嫁时的嫁妆或者定情之物，赋予了鞋以浪漫的气息。
鞋本为服装中的足衣。上古时常以兽皮制鞋，因此鞋的称呼多以革字为边旁。古代的鞋有许多名称，如履、屐、靴、屣、屦等字均为鞋的别称。最早的鞋子式样是很简陋的。人们推测古人将兽皮切割成大致的足形后，用细皮条将其连缀起来即成为最原始的鞋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纺织业的进步，布料、丝绸等物亦用来制作鞋子，并与皮革、麻草组合应用，出现大量的鞋制品。到了殷商时期，鞋的式样、做工和装饰已十分考究，用材、施色、图案也根据服饰制度有了严格的制度。每个朝代鞋的造型、色彩都随着制服形式而变化。周朝末期靴的使用来自北方胡人的鞋式。胡人游牧骑乘多穿有筒之靴，而赵武灵王主张习骑射，以利于战事。汉代的鞋靴在造型上已有很多变化，如丝织的靴有色彩和图案上的变化，造型也很简练，较符合足部的形状。鞋靴使用的材料也很广泛，有牛皮、丝织物、麻编物等。南朝时期盛行木屐，上至天子，下至文人、士庶都可穿着。与此同时，草鞋是一般士人或百姓所着之鞋，由南方多产的蒲草类植物编结而成。唐代靴制袭唐代的六合靴，后改为长靿靴为短靿靴，并加以毡。妇女鞋子的形状，前为凤头式。其他的鞋，有高头、平头、翘圆头等式样，有的绣出虎头纹样或鞋身饰有锦文。宋代的鞋式初期沿袭前代制度，在朝会时穿靴，后改成履。用黑革做成靴筒，内衬以毡，各官职穿着不同的颜色依服色而定。一般人士所穿的鞋有草鞋、布鞋等，按所用的材料取名。南方人多着木屐。如宋诗人“山静闻响屐”，形容着木屐在山中行走的情形。女子的鞋常用红色为鞋面，鞋头为尖形上翘，有的做成凤头，鞋边上加以刺绣。劳动妇女亦有穿平头、圆头鞋或蒲草编的鞋。明代的服制中，对鞋式的规定很严格，无论官职大小，都必须遵守服制。在何种场合得穿着何种鞋式，如儒士生员等准许穿靴；校尉力士在上值时准许穿靴，外出时不许穿；其他人如庶民、商贾等都不许穿靴。清朝鞋制沿明代制式，文武各官及士庶可着靴，而平民、伶人、仆从等不能穿靴。清代的靴多为尖头式。靴底均厚，因嫌底重，采用通草做底。后改为薄底，成为“军机跑”。一般人士的鞋有缎、绒、布料制作，鞋面浅而窄，有作鹰嘴式尖头状鞋，也有如意挖云式。百姓有草鞋、棕鞋、芦花鞋等，拖鞋也在各等人士中流行开来。南方雨天穿着钉鞋，北方冬天则出现冰鞋。近代鞋式的变化根据服装款式的变化而形成了新的格局。造型简洁、精美，尤其是由手工操作慢慢过渡到机器加工，制作愈加精致。各种材料都被合理地应用于鞋靴的设计与制作，各种高新技术使材料的质地、质量更加完美。如果说历史上鞋靴的产生主要以实用为目的，逐渐过渡到使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形式，当今鞋靴的发展变化则被赋予了更多因素。人们不但追求鞋靴的适用与审美，还不断研究鞋靴的各种功能，如透气性、保暖性、舒适性，并从卫生科学的角度加以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