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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乡坤是指一些县里面比较有权有势，比普通老百姓地位高一些的那些人。
举例：潮汕民居的传承与变迁衣、食、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起码需求，即便是在原始社会阶段的人也是不能缺少的。住，也即民居，是建筑之起源，它是用物质材料和技术手段所构建的，以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活动空间，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项活动《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民居即在这种历史背境中产生，而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发展，它既是一种科学技术的生产活动，又是一种具有精神性的文化行为，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历史、地理、自然环境对人类建筑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生活于不同区域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都会尽量地利用当地的天然建材，创造出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建筑形式，它包含着某一区域的历史、文化积淀，思想潮流和审美观念，反映了某一区域的地方文化特征，民居是最能体现区域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建筑之一，它把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和人们的精神、物质追求用技术和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潮州民居由于潮人的民系特点属福佬民居，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早在清初就引起外界的注意。康熙·林杭学《潮州府志》（下称《林志》）和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下称《周志》）曾对潮州民居作如下描述：营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比屋诗书经诵之声相闻，彬彬乎文物甲于岭表。（《林志》）望族营造屋庐，必立家庙，尤加壮丽。其村坊市集，虽多茅舍竹篱，而城廓中，强半皆高闰闳，厚墙垣者。三阳及澄、饶、普、惠七邑，闾阎饶裕，虽市镇也多鸟革瀈飞。家有千金，必构书斋，雕梁画栋，缀以池台竹树。民居辄用蜃灰和沙土筑墙，地亦如之，坚如金石。即是飓风摧扑，烈火焚会，而墙垣卓立无崩塌者。界过惠州、嘉应，虽间有之，然不及潮远甚。（《周志》）林杭学、周硕勋简明地介绍了清初潮州城乡之民居建筑大势、环境、工艺、材料、质量和体现出来的潮州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由于有这些观念和意识，才使潮州民居建筑成了一种具有自已区域特色的传统形式。潮州民居的发展轨迹潮州民居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期，潮州原住民的居住方式今己渺不可考，澄海汉代龟山遗址，是一处占地近2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其中f1建筑基址的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中间为夯土隔墙和柱础，似乎是条状排屋；f2建筑基址平面为圆形，垒石墙；f3建筑基址已破坏，但依然可辨出是一处三合院式建筑，后部为一堂二室，隔着过道，前部两侧是廊房，中间是庭院，整座建筑夯土作墙，出土柱础石较多，内部似多出使用柱子承托梁架；f4建筑基址长方形，用隔墙分成东西2间，建筑的外墙和隔墙都是夯土墙，同时还出土有地砖、瓦当、瓦顶、筒瓦等。上述出土建筑基址表明了汉代的建筑水平和中原建筑文化已向粤东传播，其中的三合院式建筑可以说是后期潮州民居发展的雏形；同时从出土的瓦当、瓦顶可以证明宋代苏东坡《与吴子野书》言瓦屋始于宋广平之说不成立。晋代的建筑遗构，今也难见实物，揭阳新亨镇九肚山发现的晋代全木构房屋，坐北朝南，平面方形，室内长宽各为米，高米，竖木为墙，屋顶盖木板覆以粘土。这可说明这一时期潮州民居建筑形式和用料工艺已不亚于岭北地区。唐宋代是潮州建筑迅速发展的时期，民居用料方面，在潮州发现的多座唐窑中，仅春光窑上埔就有26座，窑址出土了建筑陶瓷印纹砖、瓦当、筒瓦、板瓦。出土的印花瓦当有椭圆形和圆形两类，表面模印莲花瓣和菊花瓣纹，图案规整，手法熟炼，竟与西安大明宫出土的瓦当一样。潮州唐墓曾出丈一块莲花纪年砖，刻有“仪凤四年”（639）铭文。北宋苏东坡《与吴子野书》云：“岭外瓦屋始于宋广平，自迩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鱼鳞鸟翼，信如张燕公之言也。”从唐窑出土和东坡的描述，虽宋广平之说不能成立，但也可知民居已普遍采用砖瓦，且烧制水平已不亚于中原。可见该时频潮州民居建筑风格逐渐形成，为时人所关注。 宋代能见到实物且得到保护的最早期潮州民居建筑要数国家历史文物保护单位——许驸府，它位于中山路萄巷东府埕4号，为北宋许珏府第。因许珏尚宋太宗曾孙女德安公主，故潮人称之为“驸马府”。该府始建于宋英宗治平年间，历代屡有维修，但至今仍然较好地保留原建年代的布局、构造特点型制和建筑风格。其平面布局明显是明清时期驷马拖车的雏形。明清时期，由于大量的八闽、江西移民迁居潮州；东南各省的游宦；活跃于全国各地的潮商带来了各地的建筑文化，使潮州民居建筑走向成熟，民居建筑也已形成了保留古制 、 形式趋同、 恪守礼制，重视教育。讲究实用，突出兼容、 轻巧通透、 工艺精致等自已的诸多风格（另文）。这个时期的实例在潮州遍处皆有，从这个时期的实例可以看出潮州民居建筑己形成自已的风格，成为中华建筑文化一颗璀灿明珠。清代后期，因潮州濒临东南亚，跨国商贸活跃，潮州是著名侨乡，侨民甚众，且旅外潮人有于外创业，回乡建屋之习惯，在回乡建屋同时他们带来了侨居地的建筑文化，民居的建筑风格又融入了东南亚和西方建筑的因素并逐步趋向现代化。这个时期的民居大量保存至今，且基本完好，是我们研究潮州民居建筑文化的证例。潮州民居的类型和风格特色潮州民居的类型很多，最基本的形式为“下山虎”和“四点金”，其它的民居形式如：“百凤朝阳”、“驷马拖车”、“三壁连”等规制多以“四点金”、“下山虎”为基本单元组合衍生。在一些山区、乡镇尚有不少堡寨形式和带有客家特色的民居。潮州民居在早期较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渗透，后期较多地受到八闽、江西文化的浸润和江南、广府文化的影响，加上自身地域的自然、经济、人文特征，使之成为既是中华建筑文化之一脉相承；又既有别于中原和北方民居建筑的凝重、鲜艳；又区别于江南民居建筑的俊逸、清纯，逐渐地形成自身的民居风格。1、保留古制 形式趋同潮州开发迟于中原，而民间工匠的建筑技术主要是靠师徒相承的私授形式。因此，在古代信息传播迟慢的条件下，对中原的先进技术有着传播过程之时差。一些珍存之民居在细部结构上至为难得地保留了前代的古制，一些几经重修之民居因格守原则而较好地保留古制，如“斗栱之斗底皆刻皿板”，是见之中唐之前，远者可溯至战国时期（战国时期中山国铜方案上的斗栱模型，斗底即刻有皿板），这种做法在中原地区宋代遗构已为鲜见，而在潮州民居中自宋至清如许驸马府、猷巷黄府尚存此唐代之前古风。自然环境与民系文化的同一性，使潮人的生活习惯与审美情趣具有许多共通点，反映于民居上就有风格的趋同性。同全国大部分民居建筑一样，潮州民居均恪守对称的布局，它们都有明确的中轴线，以厅堂为中心组织空间，左右对称、主次分明，规模大时则纵向延伸或横向发展，规模更大时则多厅堂组合，或并列数条轴线，形成多院落组成的大型民居，因为带有祭祖、敬神的功能，因而厅堂的中心地位在空间组合中处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2、轻巧通透 工艺精致轻巧通透是潮州民居的重要特色之一。所谓轻巧，一是单体体量较小，普遍不及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民居建筑的宏敞高大；二是外表视觉效果不及中原地区之威严，也不及江南地区之俊逸。无论是屋顶的曲线、檐角的举翘、门面的布局、颜色的涂饰只要作一比较，就可以感受到潮州民居的特色。以色彩为例，北方喜上下均重彩，金碧辉煌，团花簇锦，显得雍容华贵；江南喜用素色和黑色，颜色清纯，与水乡之环境协调。而潮州民居的色调较之偏灰浊，着重于屋脊、梁架、墙头、檐下等重点部位加强装饰，而这些装饰构件往往同建筑构件的实用功能有关。在潮州民居中，通常是灰麻石或灰面勒脚，贝灰墙面，灰瓦屋面，唯有屋脊和山墙、大门口才饰以较为鲜艳悦目的灰塑、嵌瓷、彩画、木雕、石雕，在屋檐与屋面交界处常施以黑色边线，画上彩色（有的黑色）卷草、悬鱼、夔纹，使轮廓醒目，在强烈的日光下，丰富了立面的变化，表现出传统建筑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所谓通透，是指建筑从整体上注意透风，既有利于建筑材料去潮防朽、延长寿命。更着眼于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潮州长夏无冬的自然气候条件下，使居住活动舒适凉快。潮州民居注重整体环境设计达到室内降温效应，形成一个适宜人居的冬暖夏凉的建筑环境。为使空气流通，采用前低后高，巷里对直以兜风入室，此所谓之“露白”，加强了室内的穿堂风和足够的日照。在民居向大型化组合发展的情况下，横纵之间以火巷、屏风、槅扇等相隔，既通风、又防火、便交通、达到形式上的分隔。就是照壁、砌砖窗花、厅堂、门口采用的门罩、拦干门、闪门、博古等空间分隔构件，都以不同材料做成通雕，以利空气对流，达到分而不隔，更使石雕木雕等传统工艺有用武之地。木结构多采用彻上露明造，让所有之建筑构件通风透气，木材尽量外露以防白蚁、防腐朽，庭院内多为敞厅，门窗多朝天井，一般人的天井都设有花圃、水池、花木、莲缸、四季常青、静谧幽雅、更有利于调节室内温度。这些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潮州民居的通透特点。3、恪守礼制，重视教育。嘉庆《澄海县志》曰：“大宗小宗，竞建祠堂，争夸壮丽，不惜资费”因为宗祠是联系族人、举行宗族活动之纽带，也是衡量宗族实力之窗口。它在强化封建礼制上的作用与影响不言而喻。在民居中，礼制秩序对其建筑格局和使用功能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如百凤朝阳式宅院、门厅会客、后厅设龛祭祖、中厅可行各种大礼；中厅西侧大房，乃家长之居室，前院为客房，后院为内眷，火巷排屋则为族人、佣人之住所，这种格局，切实地体现了父权统治，男尊女卑、主仆有别的伦理秩序，即便是最基本的“下山虎”、“四点金”，上厅正屋，一定要高于下厅，大房的纵深长度也一定要超过下房，上下的尊卑等级绝不能越雷池半步。在装饰题材中，二十四孝、忠义戏曲故事、以及英雄神话故事、渔、耕、樵、读等传统题材使用频率最高，学为民居之彩画、木雕、石雕用于大门、闪门、隔断等构件之上，这无不体现其建造者敦敦之教诲。又“家有千金，必构书斋”（《周志》），简单8个字刻画出潮州文风之盛，从此更可看出潮人对教育重视之程度。4、讲究实用，突出兼容。潮州地处亚热带，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境内河海交汇，雨水多、台风多，洪患多，建筑物须立足于实用、牢固上。又因潮州森林资源不丰，故建筑材料以石材、泥沙、贝灰为主，《周志》称“民居辄用蜃灰和沙土筑墙，地也如之，坚如金石。即遇飓风推扑、列火焚馀，而墙垣卓立无崩塌者”贝灰沙的广泛应用，是潮州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潮州民居屋顶多采用硬山式，因为它所有的屋顶形式中有更好的搞风防火性能，而且出椽不长，不易受淋，为了防风，屋顶偏于平缓，又适当降低高度。檐口加封檐板以阻挡气流进入；屋瓦铺双层，以利隔热，瓦面交接处抺灰做成瓦垅，以增加屋面重量以及前述的轻巧造型、通透石雕、木雕构件等等无不体现潮州民居讲究实用的特色。至于突出兼容，明中叶以前，潮州民居建筑多受八闽文化和中原文化辐射，此后由于潮商在江南一带活动频繁，则受到江南文化较大影响，近代则较早吸纳了一些海外文化因素，正是这种海纳百川式的兼容，才使潮州民居的不断发展，显得绚丽多彩又风格独具，近代以来，海外的建材、模式以强劲的势头进入本土，许多民宅纷纷使用“红毛灰”、玻璃、瓷砖、如蒪园之建玻璃厅（民谚有“起大厝，激玻璃”之句），澄海陈慈黉故居的拱门、檐梁内容中甚至用了英文字母，门窗饰件兼用嵌瓷与石膏构件、地板用马赛克。顺德居的书斋装饰，以及遍处皆是的古城区沿街骑楼等……。但是这些居宅、园林的总体布局和外观大都以潮州建筑传统风格为基调，反映了潮州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对外来文化的善于融合吸收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客家民居作为中国五大民居之一，客家土楼和围龙屋已经被新一代的客家人彻底抛弃。随着时间的推移，客家民居如果不加强保护力度，有可能会成为历史永远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潮汕民居的传承与发展，为保护潮汕艺术精品寻找到更好的天地。随着新型建筑材料的不断应用，潮汕民居本身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现代的磁砖和大理石等在潮汕民居中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潮汕民居的艺术风格，使得原来守旧落俗的潮汕民居又焕发了新的风采。当然，这种以生活功能为主潮汕民居的发展并不能从整体上说明潮汕民居的发展与创新。作为潮汕文化中的代表之一，潮汕民居的传承体现的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特征。在这一个传承中，我们看到了中原汉文化的身影，同时我们也看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精华。而潮汕民居在吸收这些精华的时候，无疑会对潮汕民居的发展与创新产生影响。潮汕民居的兼容并蓄不仅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和广博，也体现了潮汕文化的海纳百川。我们有理由相信，潮汕民居以及整个潮汕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朝着这条路继续延伸。
这些人是一些文学成就者。依据就是他们的学识比较渊博，而且学习的一些知识比较多，所以在社会上的关注度比较高。
士绅这一阶级就是读书人以及通过读书获得的当官资格的人，明朝时期从上而下的法规规定士绅和普通老百姓在各方面都是不同的，他们有很多特权和便利。比如在服饰车舆，蓄奴婚宴上。
它真正作为一个群体大量出现，开始于明朝时期。原因是科举制度的改革明朝开国初期，需要大量的官僚人才，而经过长期的战争，有文化修养能干的人奇缺，所以不得不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
改革后的科举制度与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考上了身份就变了。宋朝的科举考试是，最后没考上的话就要从头再来考。而明清时获得的生员，秀才，举人等功名是终身的身份，一旦得中，便享有各类政治、经济、法律等特权。哪怕没有通过之后上一级的考试，也不会影响到现有的功名，只需等待下次考试就行。这大量降低了考取功名的难度。
科举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财富与地位，吸引了大量读书人埋头读书，因此造就了明清士绅这一庞大的群体。
士绅群体的扩张是在他们初步通过特权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开始凭借自己社会上的地位和特权，运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这直接的导致了大量中小地主和平民的破产。士绅阶层则借此夺得了基层的支配权，通过这样的操作，士绅阶层逐步强大扩张，最终成为一个社会阶层。
他们权力这么大，自然朝廷要对其拉拢。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士绅的特点。（2）依据材料一二，说明从明清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士绅阶层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说明其原因。答案(1)特点：古代贵族政治的消亡是士绅形成的重要背景；它适应了封建王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时代要求；隋唐科举制对士绅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宋代宗族力量的兴起和宗族职责的扩大进一步扩大了绅权；士绅集团承担较多民间的管理和教化职能，体现了儒家的权威和传统；士绅阶层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维护了封建帝制和小农社会的稳定。 (2)变化：晚清士绅地位不断提高，国@民革@命后逐渐走向衰败。原因：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乡村自治运动使士绅获得了法律和制度上的合法地位；科举制的废除和清朝统治的结束冲击了士绅的统治；晚清的思想解放，民主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儒学权威的动摇进一步瓦解士绅统治；国@民@党致力于完成并巩固国家统一，士绅阶层成为革@命的对象~
士绅这一阶级就是读书人以及通过读书获得的当官资格的人，他们有很多特权和便利，所以连朝廷都要对其笼络和安抚
如下：
生活与地理密切相关，解释生活中的现象，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都需要一定的地理知识与技能。下面，就以人们的衣食住行为例加以说明：
1、 服饰与地理 ：
首先，服饰材料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桑蚕生产适宜亚热带，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都是我国重要的蚕丝产地。而太阳光照好的新疆地区是我国长绒棉的最重要产区。人们喜爱的羊毛衫与皮衣，原料主要源于我国西部牧区盛产的羊毛和各种皮革。
其次，服饰样式与地域特征有关。在炎热干旱的阿拉伯地区，人们喜欢身着白色宽松的长袍。
2、 饮食与地理 ：
从主食结构上看，由于水热条件的不同，我国北方以种植小麦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故形成了“北面南米”的格局。另外中国“八大菜系”的烹调技艺各具特色，素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之说，它的形成也与地理环境有关。
就拿“南甜北咸”的形成来讲，就与我国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有关。我国北方地处暖温带，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气温年较差大，在过去，即使少量的蔬菜也难以过冬，同时又不舍得一时“挥霍掉”，北方人便把菜腌制起来慢慢“享用”。
旅游管理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一段充实而忙碌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我们都知道毕业前要通过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准备、有计划、比较正规的、比较重要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问题来了，毕业论文应该怎么写？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旅游管理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分享。
[1]魏心宇.浅析中职旅游管理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考试周刊,2017,(90):9-10.
[2]王青.信息技术在中职《中国旅游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初探[J].考试周刊,2017,(91):143.
[3]谷静.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化旅游人才供给研究[J].林区教学,2017,(11):26-27.
[4]陈伟.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开发农村体育旅游资源的研究--以珠海市金湾区为例[J].考试周刊,2017,(A1):139-140.
[5]李丹特约记者刘进勇.确保扶贫资金用在实处打造精品项目阳光工程[N].中国石油报,2017-10-23(001).
[6]王铭俊彭艺.湖南推进美丽乡村建设[N].中国环境报,2017-10-20(007).
[7]特派记者况昌勋.为海南牢记使命呵护绿水青山点赞[N].海南日报,2017-10-20(A05).
[8]施华赟.精准"治未病"守土当如是[N].中国国土资源报,2017-10-20(003).
[9]本报记者苏玉君孙楠杨笑雯.大湖湾生态新区西北内陆的.城镇化样本[N].中国气象报,2017-10-20(005).
[10]兰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万宏.兰州激发内生动力全力推动文旅产业[N].兰州日报,2017-10-20(006).
[11]张海英."故宫服务"可否在全国景区推广[N].中国商报,2017-10-20(P02).
[12]惠民工程助推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攀升[N].商洛日报,2017-10-20(007).
[13]记者郭猛王思达."走遍秦皇岛",用脚步丈量出了什么[N].河北日报,2017-10-2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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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地理密切相关，解释生活中的现象，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都需要一定的地理知识与技能。下面，就以人们的衣食住行为例加以说明：1、 服饰与地理首先，服饰材料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桑蚕生产适宜亚热带，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都是我国重要的蚕丝产地。而太阳光照好的新疆地区是我国长绒棉的最重要产区。人们喜爱的羊毛衫与皮衣，原料主要源于我国西部牧区盛产的羊毛和各种皮革。其次，服饰样式与地域特征有关。在炎热干旱的阿拉伯地区，人们喜欢身着白色宽松的长袍。在气温日较差很大的雪域高原，我国藏族牧民往往穿一个胳臂可以露出来的“不对称”的大袍。第三，服饰变化与气候变化有关。在四季分明的地区，人们一般都要准备几套与季节相对应的衣服，夏季男士的短袖衬衫、T恤与女士的连衣裙，春秋季的休闲装和羊毛衫，冬季的滑雪衫和皮夹克等。相反，在“四季无寒暑，遇雨便成冬”的我国云南昆明一带，形成了“四季服装同穿戴”的独特景观。2、 饮食与地理从主食结构上看，由于水热条件的不同，我国北方以种植小麦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故形成了“北面南米”的格局。另外中国“八大菜系”的烹调技艺各具特色，素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之说，它的形成也与地理环境有关。就拿“南甜北咸”的形成来讲，就与我国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有关。我国北方地处暖温带，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气温年较差大，在过去，即使少量的蔬菜也难以过冬，同时又不舍得一时“挥霍掉”，北方人便把菜腌制起来慢慢“享用”，这样一来，北方大多数人也就养成了吃咸的习惯。南方多雨，光热条件好，盛产甘蔗，比起北方来，蔬菜更是一年几荐。南方人被糖类“包围”，自然也就养成了吃甜的习惯。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只好以“咸”代“甜”来调剂口味了。虽说北方现在不缺糖，但口味一旦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3、 住房与地理传统民居的样式、材料大多受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例如北美因纽特人用冰块作外墙；草原上的牧民为适应游牧的需要通常居住在搭卸方便的蒙古包里；黄土高原的居民利用黄土直立性好的特点开凿窑洞来居住；西南炎热的少数民族地区以竹楼为主。当今商品房的开发也要考虑很多地理因素，如居住的交通位置、周边配套设施的空间组合、周围环境质量综合状况、居住区内部环境设计以及房子的朝向、采光、通风、层高、间距等因素。4、 出行与地理人们的出行与地理环境密切有关。在高山峡谷中，人们利用峡谷之中的急流乘皮筏子漂流；在莽莽沙海里，骆驼成为“沙漠之舟”；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人们骑着骏马弛骋如飞；在江南水乡，人们利用船舶在江河上穿梭往来。人们出行，无论是旅游还是出差，都要根据天气与环境情况，决定出发时间与选择交通方式。总之，生活中处处有地理，地理知识就在我们的身边。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不仅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应对生活中的困难，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增强生活能力，提高对未来生活的适应能力，更大程度地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且对当今综合素质人才的培养也是十分有益的。编辑于 2013-04-26TA的回答是否帮助到你了?能够帮助到你是知道答主们最快乐的事啦!有帮助,为TA点赞无帮助,看其他答案查看全部2个回答怎样发表论文 2020年下半年插队快速见刊_【快速发表】根据文中提到的地理为您推荐怎样发表论文绿色发表渠道，审稿周期短保录用，现在提交可年底见刊，大量版面快速抢排!直发期刊，保密安全，1-3天完成审稿，1-3月见刊，即投即审，正规公司运，11年经验西宁及笄之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告徐州 地理网课，4000万家长的选择，精英老师在线1对1根据文中提到的地理为您推荐掌门1对1地理网课，五层筛选全国优秀教师，紧扣各地教材，中小学全科在线辅导，1对1制定个性化教程，免费测评课，准确判断您孩子的学习水平上海掌小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广告2条评论热心网友1改变一个黄河鬼棺敢不敢呀呀呀查看全部2条评论— 你看完啦，以下内容更有趣 —硕士本科毕业论文修改降重_毕业论文多少钱降低重复率改重毕业论文多少钱，10年改重团队，专业修改博士硕士本科毕业论文重复率，降低重复率服务各种加急稿，疑难稿件24小时在线，纯人工改重，质量保证，合格通过后再付款。广告2020-09-30求一篇地理小论文，400字，初一水平非洲位于东半球的西南部，东接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以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同欧洲相望，东北隔苏伊士运河、红海和曼德海峡与亚洲相邻。面积3029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洲。 非洲的地理位置非洲是一个高原大陆，全洲平均海拔在600米以上。整个大陆的地形从东南 向西北稍有倾斜。东部和南部地势较高，分布有埃塞俄比亚高原、东非高原和南非高原；世界著名的东非大裂谷就在东非高原和埃塞俄比亚高原上。东非大裂谷全长6000多公里，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伤疤”。 非洲中部和西北部地势较低，分布有刚果盆地和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面积达800多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中广布着沙丘、砾石戈壁，只有少数地方由于地下水流出地表而形成绿洲，是沙漠中人烟比较稠密的地方。 非洲的水力资源丰富，蕴藏量占世界总量的20％以上。尼罗河、刚果河、尼日尔河和赞比西河是非洲的四条主要河流。尼罗河全长6600多公里，是世界流程最长的河流。在干燥的沙漠里，由于尼罗河的泛滥而形成了一条带状的“绿色走廊”。这里是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地区 。 非洲地跨南北两个半球，赤道横贯中部，气候带南北对称分布。通常气温高，降水少，干旱地区广，有热带大陆之称。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在茂密的热带雨林和热带草原地区，生长着许多珍稀动物，如猩猩、狮子、羚羊、长颈鹿、斑马和大象等等。咖啡、枣椰、剑麻和丁香是非洲著名的经济作物。 非洲的地下资源也非常丰富，素有“世界原料宝库”之称。黄金和金刚石的产量一直占世界首位；石油、天然气及铜、锰、铀、铝土、钨、铬等矿产储量也很大，常被称为“富饶的大 陆”。 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在非洲发现的大约200万年以前的人类化石。是迄今所见的人类最早的化石，非洲现有55个国家和地区，全洲人口亿（1985年），人种以黑种人为最多。 非洲经济呈现持续增长势头 近年来，非洲经济呈现持续增长的势头，增长的速度也高于全球经济平均水平。今年以来，许多国际机构对非洲整体经济的预测依然乐观，认为非洲经济的整体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出色。非洲经济正以30年来最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自2003年以来，非洲经济摆脱了长期低迷的状态，开始进入稳步增长阶段。2003年非洲经济增长率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06年非洲经济增长率为，与去年的增速相同，但明年的增长速度可望提高到。 非洲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非洲国家近年来政治稳定，并实施了宏观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客观上促进了非洲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大部分非洲国家的财政平衡得到改善，非洲平均财政情况已从赤字变为盈余。同时，通货膨胀也得到较好控制。 第二，非洲人口中劳动力数量在未来十几年里将会有较快增长，将促使国民收入增加和内需扩大。国际组织普遍认为，非洲国家对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对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加上经济的持续增长，必将加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第三，全球经济强劲增长，为非洲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中国、印度等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对非洲经济增长产生了拉动效应，带动了非洲国家加工业和出口的增长。同时，初级产品商品价格的上涨，刺激了非洲国家的出口，改善了非洲国家的贸易状况。仅2005年一年，非洲的贸易顺差就翻了一番以上。 第四，援助和外国投资增加。仅2003年和2004年，援助就增加了10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外国直接投资也在逐年增长。近年来，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数据显示，在上述两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东非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增加最快。 当然，非洲经济在加速发展的同时也还有一些困难有待克服。首先，面临全球高油价的挑战。如高油价持续下去，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通货膨胀将会上升，经济增长将会受到抑制。对石油靠进口的多数非洲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其次，面临美元贬值的威胁。如果美元进一步走低，致使美国进口减少，那么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非洲国家经济将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美元贬值对非洲的石油出口国来说意味着收益的减少，因为大部分石油交易是以美元来结算的。另外，非洲农业始终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威胁。非洲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基本上靠天吃饭，自然灾害随时可能给脆弱的非洲农业造成巨大损害，进而导致经济下滑。 世界经济已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振兴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人们有理由相信，非洲经济是大有希望的。 你可以删减一些。很好的非洲论文呢14赞·337浏览地理与生活有哪些联系我要写地理小论文，需从生活找例1、 服饰与地理 首先，服饰材料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桑蚕生产适宜亚热带，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都是我国重要的蚕丝产地。而太阳光照好的新疆地区是我国长绒棉的最重要产区。人们喜爱的羊毛衫与皮衣，原料主要源于我国西部牧区盛产的羊毛和各种皮革。其次，服饰样式与地域特征有关。在炎热干旱的阿拉伯地区，人们喜欢身着白色宽松的长袍。在气温日较差很大的雪域高原，我国藏族牧民往往穿一个胳臂可以露出来的“不对称”的大袍。第三，服饰变化与气候变化有关。在四季分明的地区，人们一般都要准备几套与季节相对应的衣服，夏季男士的短袖衬衫、T恤与女士的连衣裙，春秋季的休闲装和羊毛衫，冬季的滑雪衫和皮夹克等。相反，在“四季无寒暑，遇雨便成冬”的我国云南昆明一带，形成了“四季服装同穿戴”的独特景观。 2、 饮食与地理 从主食结构上看，由于水热条件的不同，我国北方以种植小麦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故形成了“北面南米”的格局。另外中国“八大菜系”的烹调技艺各具特色，素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之说，它的形成也与地理环境有关。就拿“南甜北咸”的形成来讲，就与我国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有关。我国北方地处暖温带，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气温年较差大，在过去，即使少量的蔬菜也难以过冬，同时又不舍得一时“挥霍掉”，北方人便把菜腌制起来慢慢“享用”，这样一来，北方大多数人也就养成了吃咸的习惯。南方多雨，光热条件好，盛产甘蔗，比起北方来，蔬菜更是一年几荐。南方人被糖类“包围”，自然也就养成了吃甜的习惯。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只好以“咸”代“甜”来调剂口味了。虽说北方现在不缺糖，但口味一旦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山西人能吃醋，可谓“西酸”之首。福建人、广西人爱吃酸笋，越酸越能显出制作者的水平。傣族人也爱吃酸，酸笋炖鸡可是一套传统名菜。山西等地的“西方人”何以爱吃酸？原因是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水土中含有大量的钙。因而他们的食物中钙的含量也相应较多。这样，通过饮食，易在体内引起钙质淀积，形成结石。这一带的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发现多吃酸性食物有利于减少结石等疾病。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渐渐养成了爱吃酸的习惯。“贵州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之说。喜辣的食俗多与气候潮湿的地理环境有关。我国东部地处沿海，东北的朝鲜族当地气候也湿润多雨，多春阴湿寒冷，而四川虽不处于东部，但其地处盆地，更是潮湿多雾，一年四季少见太阳，因而有“蜀太吠日”之说。这种气候导致人的身体表面湿度与空气饱和湿度相当，难以排出汗液，令人感到烦闷不安，时间久了，还易使人患风湿寒邪、脾胃虚弱等病症。吃辣椒浑身出汗，汗液当然能轻而易举地排出，经常吃辣可以驱寒祛湿，养脾健胃，对健康极为有利（对当地人而言）。 3、 住房与地理 传统民居的样式、材料大多受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例如北美因纽特人用冰块作外墙；草原上的牧民为适应游牧的需要通常居住在搭卸方便的蒙古包里；黄土高原的居民利用黄土直立性好的特点开凿窑洞来居住；西南炎热的少数民族地区以竹楼为主。当今商品房的开发也要考虑很多地理因素，如居住的交通位置、周边配套设施的空间组合、周围环境质量综合状况、居住区内部环境设计以及房子的朝向、采光、通风、层高、间距等因素。 4、 出行与地理 人们的出行与地理环境密切有关。在高山峡谷中，人们利用峡谷之中的急流乘皮筏子漂流；在莽莽沙海里，骆驼成为“沙漠之舟”；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人们骑着骏马弛骋如飞；在江南水乡，人们利用船舶在江河上穿梭往来。人们出行，无论是旅游还是出差，都要根据天气与环境情况，决定出发时间与选择交通方式。 总之，生活中处处有地理，地理知识就在我们的身边。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不仅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应对生活中的困难，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增强生活能力，提高对未来生活的适应能力，更大程度地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且对当今综合素质人才的培养也是十分有益的。 我国主要少数民族的服饰与地理环境 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也是人民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的体现。一个民族服饰的形成除受传统意识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其地理条件、气候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有 55 个，人口虽然占全国人中的约 8% ，居住面积却约占全国面积的 50% － 60% ，由于他们居住的地区地形、气候、植物、矿产资源、农业生产，以及他们宗教信仰有相同也有不同，随之形成的服饰也有其共性和个性，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丰富多种的服饰艺术，让我们体会到了少数民族顺应自然，热爱生活，勤劳智慧的灿烂文化。 1、高寒区少数民族的服饰与地理环境 青藏高寒区土地面积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25% ，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不到 1% ，在这因新构造运动大幅度的差别上升造成地势高峻，地貌复杂的山原上，居住着藏族，门巴族、珞巴族、裕固族、土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地势高、空气稀薄，气压低，日照强，高原形成了气温低、日温差大，干温季分明，干季多大风，湿季多夜雨的特点。为了适应这样的高寒气候，这些少数民族的服饰利用高原牧区丰富的动物皮毛制成皮袍、皮靴、皮帽用防寒，同时，在皮袍的制作上多采用开胸、长袖连接下身摆裙，以应付高原地区温度变化大，天气变化异常的恶劣气候，以藏族男子为例：袍内着布衣或袒胸，中午炎热时褪下缠于腰间，早晚寒冷时穿好，只露出右臂便于劳作。青藏高原是我国四大牧区之一，为方便放牧抵御猛兽，他们的服饰设计上采用腰带短、长刀、火石等饰品，由于深受佛教影响，藏族和门巴族服饰上多戴佛珠，依靠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些少数民族腰间挂有银饰和铜饰的品种形式繁多，走动时会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2、干旱区少数民族的服饰与地理环境 西北干旱区是广阔的欧亚大陆草原、荒漠区的一部分，地处内陆四周多山，夏季风的影响微弱，气候属于半干旱、干旱和极干旱，气候长期干燥，冬夏气温变化剧烈，大陆性气候显著。本区少数民族数量较多主要有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这一地区服饰的共同特点在于服装在样式上设计简洁，服装饰品少，服装面料多采用适于夏季高温干燥天气的绸子和冬季保暖性能好的土布，女装多为裙装，自胸间捏多褶，下裳宽大，男装多为长裤、长筒革靴 ( 回族除外 ) 裤腿扎进长筒靴，有防寒的功效。西北地区多信奉伊斯兰教，根据伊期兰教的礼节，如果到室外头不戴遮盖物就是对天的亵渎，所以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头戴的一般是最轻最小的圆帽或一块头巾。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男子多配长袍，女子多配各种绣花、坎肩，这种服装既适宜昼夜温差大的变化，又能在空气湿度极为干燥高温的夏季充当“鼓风机”的作用，而内蒙古高原地区生活的蒙古族，男女服装均大襟长袍，腰间束带，同新疆地区相比无钮扣对襟长袍更容易抵御北方的寒风侵袭。 3、季风区少数民族服饰与地理环境 西南地区深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和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影响，大部分地区属中亚热带，西南季风活跃西部，干湿季节交换明显，东南季风活跃东部，气候终年湿润、湿度大，冬雨多，因处于三大板块相对运动的地区，山地高原多，河流纵横交错，地貌类型多样，这里聚居生活着的少数民族较多有黎族、壮族、瑶族、苗族、布依族等数十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共同的特点：首先是紧身、轻巧、利落，便于平时农业繁忙时提高劳动效率；其次无领、赤脚、裸露部位多，戴斗笠或缠包头可以适应湿润、降水多的气候环境，最具代表性的是男子的服装，各民族几近一致，变化较少；再次服饰在用料上采用自织布或彩绸、运用矿物和植物染料工艺加绣自己熟悉的山水、花鸟、树木等图案，明显体现出山乡的苍翠与水乡的秀美。当然这些民族服饰也有不同，象彝族的披风“擦尔瓦”，蹲着休息时自然形成小围帐，可以遮风和避雨防寒，还有羌族，因为祖先是以畜牧业为主，所以男女皆穿毛皮朝里的羊皮坎肩，其肩部与前襟下摆等处均露出长的羊毛，敞开搭在肩上，这可以看成是羌族古代服装的衍化物，除此之外还有基诺族的尖顶帽等明显反应了西南少数民族在服装上的个性。在饰品的选择上，有的民族比较简洁，有的民族非常重视，如佤族所居住的沧源和西盟地区，蕴藏着金、银、石英、云母等矿藏，女子习惯在小腿和腰间绕藤圈，上臂及手腕处戴银饰，项间还要戴上银项圈、项珠，有的挂上多串彩珠，此外景颇族的银饰，苗族的银凤冠都表现出西南少数民族丰富的想象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一个民族因散居几处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居山里者，裙略短，便于攀登，居平原者，裙略长，踏草行垅，居水边者，衣简洁，适于洗涤。 4、冷湿区少数民族的服饰与地理环境 东北地区从自然地理条件上看是我国比较完整的地域单元，由于纬度较高，紧邻着亚洲北部寒冷的冬季风源地，冬季长而寒冷，夏季短而温暖，冻土广布、森林资源相当丰富，野生动物种类多，这里主要生活的少数民族，有满、朝鲜、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居住偏北的少数民族，由于气候条件上与青藏高原地区有相似之处，其服饰上也有就地取材，脚下踩靴，用皮毛制服装，宽大遮体，以求御寒的共性，如鄂伦春族头顶的狐皮大帽，能遮住半个身体、适宜零下 40ºC 的寒冷天气，还有赫哲族，由于久居江原野以捕鱼为生，穿的是鱼皮长衫，脚下踩鱼皮靰鞡。不同的是由于东北地区昼夜温差不大，没有藏族制皮袍将一袖褪下缠于腰间的习惯。居住位置偏南的少数民族，如朝鲜、满族服饰的线条明确多用绸缎和土布，冬夏服装分明，衣着比较宽大。在饰品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除了配戴银饰外、源于渔猎部落的爱以羽毛、兽头作饰品显示其勇猛无畏。6赞·212浏览2018-04-29关於环保的地理小论文400字当生命的绿色从枝头凋零，当春天的阳光不再明媚和清新，当唯一的源泉从视野里消逝，当最后的城郭被黄沙所掩去。 我们的家园啊，已危在旦夕！我们的家园啊，已充满危机！ 不要说金钱可以拯救一切，那无知者才相信，金钱可以万能！ 当孩子的目光找不到鸟雀的身影，当城市的喧嚣只剩下机械的噪音，当所有的珍禽都成为书本上的文字，我们将失去那最后的绿色基因！ 我们的家园啊已危在旦夕！我们的家园啊，已充满危机！ 生命的代价无可替代，有绿色才有希望和光明。 请珍惜你所得到的所有资源，哪怕那只是毫不起眼的一点一滴。 绿色的家园是我们共同的期盼，只有绿色才能够唤醒沉睡的山林。 请阻止那些打着科考名义的捕猎，惟利是图的笑脸掩饰不了背后的贪心！ 我们的世界啊，将危在旦夕，我们的家园啊将充满危机！ 请不要再观望和犹豫，生命原本要靠我们自己来获得延续。 众志才能成城，携手才能共进！ 在生存还是毁灭之间，你的言行将决定你是否获得满分！ 预言 当所有的河塘都成为一潭死水，当所有的村庄被黄沙掩埋，我们的唯一水源，只是眼底最后的沉淀。 风暴将席卷一切，哭泣或者诅咒都无济于事。 那就等待死神的审判吧，这将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文明的创造者啊，却也是生命的掘墓人！ 如果这一切都将注定，请不要埋怨，自然的法则本来就是如此公平而合理。 掠夺和过度的索取所得到的回报就是以生命，作为代价来偿还，直至所有的违规者全部出局！！ 环境保护公益歌曲 醒悟 改编于《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童年早已经远去，消失在视野外，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事，一旦错过就不在。 青山在，鸟雀飞，蝴蝶翩翩起舞的日子，是多么甜蜜。我曾经种爱的地方。 看那游鱼欢畅的日子，还有蜜蜂，辛勤忙碌的场面，在我童年记忆中，是最美的时光，每当回忆起，总充满感慨。 那时候的生活，为什么就能够那样简单，可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是那样快乐和幸福。在这如今繁华都市里，忙忙碌碌，却找不到快乐感觉。 如果当初我们能，永不长大，现在也不那么多遗憾。 花开总有花落时，水流千载归大海，自然法则，我们无法去更改。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珍惜过去，坦然面对未来的世界。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绿色未来，需要我们自己来创建。 家乡的桂花树 改编于《突然间的自我》 你看那，朝阳起又落，潮来潮往，时光如穿梭。我以习惯，你阳光下的芬芳，挥挥衣袖，有暗香盈袖。 那就不要错过，花香一去不在有，你挺立的身姿，挂一树的金秋。 我会紧紧的，将你暗香放在心头，在异乡的时候，就回忆你甜蜜。 打开怀，填入我的心扉，寂寞也带着甜蜜的回味。 暂不能相逢，可回忆在心头，家乡的桂树，她永远留在我怀中。 绿色家园靠大家 改编于《猪之歌》 风，吹过秋日的林梢，看那鸟雀翱翔在蓝天中。 云，飘荡在山水之间，看那鱼儿在滩中自由自在。 花，散落在草木之间，一朵一朵绽放的如此精彩。 蜂，辛勤在百花丛中，来来往往，是为了酿造甘甜。 自然创造一切是多么伟大，绿色家园创造要靠大家， 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靠你，靠我，靠大家！ 梦想中的天堂 改编于《丁香花》 你说你最爱的地方，是家乡那开满鲜花的山岗。多么美丽的地方，鸟语花香的天堂。 当花儿盛开的时候，当蝶舞粉飞的时候，多么美丽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了荒凉。 没有鸟语的歌唱，没有花开的景象，就这样失去了，我梦中的美丽天堂。 你看那，山岗之上，没有鸟语花香的景象，你听啊，那漫山遍野，只有山风在歌唱。 那山岗开满鲜花，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这一切都成回忆，那梦中美丽的山岗。 梦想 改编于《恋恋风尘》 那天，黄昏，走在青青的山岗，看松涛随风荡漾，枫叶飘零，流水潺潺的山谷，有那蛙鸣悠扬，在夜色中，为明天歌唱。 走吧，女孩，去看那金色的麦浪，带着，你的梦想，迎风吟唱，欢笑挂在眉梢，结满幸福的畅想，是你青春最美的形象。 当岁月和美丽，已成为昨天的故事，你成熟的眼里，有对往日的追忆，流水早已经消失，蛙鸣不再悠扬，天空中鸟雀不再飞翔。 多么希望能够重回清晨，找回那昔日美丽朝阳，多么希望那绿色重回山岗，再次聆听那蛙鸣悠扬。 理想变现实 改编于《老鼠爱大米》 我曾经有个梦想，一个美丽的梦想。要让鸟语花香，充满我的家园。 我曾经希望，理想留在我的心田深处，哪怕，只有在梦中想起。 如果真的有一天，理想能够变成现实，我会加倍努力，好好保护，我美丽的家园，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一定会让它实现，我会辛勤努力用汗水来浇灌，来浇灌。 我爱你，爱着你，我鸟语花香的土地，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 我爱你，爱着你，我鸟语花香的土地，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深爱的土地3赞·184浏览关于地球岩层的地理小论文400字岩层是指由两个平行或近于平行的界面所限制的同一岩性组成的层状岩石，而地层是指地质历史上某一时代形成的一套岩层称为那个时代的地层，包含时间概念。 类型 根据划分依据的不同，把组成地壳的岩层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地层。国际上的趋向是把地层分为三大类型： ①以 岩性作为主要划分依据的岩石地层（岩性地层）； ②以 化石作为划分依据的生物地层； ③以形成时间作为划分依据的时间地层或年代地层。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年代地层也就是生物地层。因为在年代对比方法上虽然有许多种，但以 古生物的和同位素年龄测定的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并指出，尽管同位素年龄值是 前寒武纪和寒武纪以后的深度变质地层时代对比的重要方法，但它在 显生宙地层的详细划分和对比方面，还不够完善。而古生物（生物地层）的方法，在 地质时期划分和地层的时代对比方面，具有全球的同时性。而且，迄今为止， 年代地层单位（界、系、统、阶）也象生物地层一样，都是以化石作为划分和对比依据的，因而年代地层也就是生物地层，进而主张把地层分为两大类型。 地质学家发现 地层好比是记录地球历史的
1、《〈燕山外史〉版本考》，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2008年总第3辑；2、《沈复粲鸣野山房藏书考略》，载《文献》2008年第4期；3、《海内孤本明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考》，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4、《清初岭南诗人龚章及其〈澹宁堂集〉》，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第3期；5、《方言与古代白话小说》，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6、《新见〈燕山外史〉清稿本考略》，载《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7、《晚明七种争奇小说的作者与版本》，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8、《古代小说文献研究新课题》，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9、《古代小说珍稀史料知见录》，载《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2007年第2期；10、《近代海上画家与通俗小说图像的绘制》，载《荣宝斋》2007年第3期；11、《应该重新评价马廉的学术史意义》，载《书品》2007年第1期；12、《晚清上海报馆与〈野叟曝言〉小说》，载《中国文学研究》2007总第9辑；13、《近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14、《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15、《马廉的藏书及其小说研究》，载《国学研究》2006年总第17卷；16、《明末清初山阴藏书家祁理孙未刊诗稿》，载《历史文献》2006年总第10辑；17、《〈野叟曝言〉光绪壬午本为增补本考辨》，载《国学研究》2005第15辑；18、《魏秀仁〈花月痕〉小说引诗及本事新考》，载《文学评论》2005第5期；19、《稀见清代小说〈詅痴符〉考略》，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20、《新发现〈野叟曝言〉同治抄本考述》，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21、《清代小说家魏秀仁著述新考》，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2005创刊号22、《新发现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巫山奇遇〉考略》，载《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23、《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24、《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侦探小说期刊述略》，载《历史文献》2004年第8辑；25、《清代小说家杜纲新考》，载《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26、《明凌蒙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载《上海师大学报》2004第5期；27、《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载《中华文史论丛》2003年总第73辑；28、《〈工商业尺牍偶存〉所录鸳鸯蝴蝶派作家史料辑考》，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29、《晚清扬州吴引孙测海楼及其所藏通俗小说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30、《〈松荫庵漫录〉与〈申报〉所载晚清文言小说》，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31、《〈续同人集〉所录钱大昕遗文佚诗》，《古籍整理与研究学刊》2002第3期；32、《明邓志谟“争奇小说”探源》，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第2期；33、《小说征文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34、《明凌蒙初尺牍真迹考释》，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35、《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载《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36、《不断拓展古代小说研究新视野》（合作），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37、《从〈申报〉所刊三则小说征文启事看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载《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38、《晚清上海崇明黄超曾所辑日本汉诗集〈同文集〉》，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39、《档案所见1906上海地区的书局》，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40、《古代小说租赁业漫话》，载《文史知识》2001年第5期。41、《〈申报〉所载〈祭蒲柳泉先生记〉》，《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1期；42、《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43、《南北书肆与古代通俗小说》，载《国学研究》2000年总第7辑；44、《古代通俗小说书目论略》，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45、《道教女性崇拜与明清艳情小说的女性主题》，载《中国小说论丛》(韩国)2000年第12辑；46、《晚清上海书坊东璧山房与〈今古奇闻〉小说》，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47、《稗官说》，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48、《徐兆玮与〈黄车掌录〉》，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49、《唐传奇文体考辨》（合作），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50、《佛教俗讲转变伎艺与宋元说话》，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51、《周越然及其藏书考略》，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52、《周越然与明清小说》，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53、《〈欢喜冤家〉对〈钟情丽集〉〈寻芳雅集〉的辑采》，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54、《道教房中观与明清小说的性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3期；55、《明清艳情小说结局模式的宗教分析》，载《中州学刊》1997年第4期；56、《陆容与明代拟话本小说》，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57、《敦煌论议考》（合作），载《中国古籍研究》1996年创刊号；58、《勉铃新考》，载《文献》1996年第1期；59、《〈欢喜冤家〉与〈杜新书〉》，载《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2期；60、《唐表演伎艺“讹语影带”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 、论李纨判词之谜，《社会科学家》 1986 年第 2 期2 、论荣府的管理机构与制度，《红楼梦学刊》 1986 年第 3 期3 、人物性格的数学抽象与定量分析，《当代文艺思潮》 1986 年第 4 期4 、从数理语言学看后四十回的作者，《红楼梦学刊》 1987 年第 1 期5 、论长篇小说结构形态的演变，《社会科学家》 1987 年第 4 期6 、《红楼梦》“成书新说”难以成立，《华东师大学报》 1988 年第 1 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 1988 年第 2 期摘要刊登7 、“有是理乃有是数，有是数即有是理”，《红楼梦学刊》 1988 年第 1 期8 、“眼前无路想回头”，《红楼梦学刊》 1988 年第 4 期9 、文学、数学与电子计算机，《自然杂志》 1988 年第 12 期10 、论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明清小说研究》 1989 年第 1 期11 、《红楼梦》不是飞来峰，《红楼梦学刊》 1989 年第 3 期12 、《樵史演义》作者非陆应暘，《明清小说研究》 1989 年第 4 期13 、汤显祖、虞淳熙序《西湖一集》考，《华东师大学报》 1989 年第 5 期14 、论贾府经济体系的崩溃，《红楼梦学刊》 1990 年第 3 期15 、明代通俗小说理论的发展脉络，《文艺理论研究》 1990 年第 3 期，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1990 年第 12 期转载16 、论小说史上的二百年空白，《华东师大学报》 1990 年第 5 期，《文汇报》（ 1990 ? 12 ? 2 ）发表此文论点摘要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1年第2 期转载，《中国语言文学资料信息》 1991 年第 1 期发表论点摘要17 、拟话本二论，《文学遗产》 1991 年第 2 期18 、漫谈小说“识语”，《明清小说研究》 1991 年第 2 期19 、关于熊大木字、名的辨正及其他，《明清小说研究》 1991 年第 3 期20 、论通俗小说的双重品格，《上海文论》 1991 年第 4 期，《新华文摘》 1992 年第 1 期发表论点摘要，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2 年第 1 期转载21 、论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华东师大学报》 1991 年第 4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转载22 、宝珠?死珠?鱼眼睛，──论赵姨娘兼谈贾府婢女归宿 ，《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 2 期23 、唐寅与“庚黄”，《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 2 期24 、论《金瓶梅》作者考证热，《华东师大学报》 1992 年第 3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2 年第 9 期转载25 、也是一首《临江仙》，《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 3 期26 、鲁迅关于历史遗产的理论和实践，载《扬弃与发展》，湖南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27 、从繁荣到萧条，──论清初小说创作的发展，《学术季刊》 1993 年第 3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4 年第 1 期转载28 、宋教仁与《石头记》，《红楼梦学刊》 1993 年第 3 期29 、论明清小说的宏观研究，台湾《中国文化月刊》 169 期30 、书生的困惑、愤懑与堕落，──从小说笔记看明代儒贾关系之演变 ，《华东师大学报》 1994 年第 1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历史） 1994 年第 5 期转载31 、王晫与他的《今世说》，《明清小说研究》 1994 年第 1 期32 、论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纷争及其意义，《明清小说研究》 1994 年第 3 期33 、明代的商贾与书生，《书城杂志》 1994 年第 3 期34 、明代的商贾与官僚，《书城杂志》 1994 年第 5 期35 、关于明清小说研究格局的思考，《明清小说研究》 1995 年第 1 期36 、应当重视古代小说的史学价值，《中外作品研究》 1995 年第 1 期37 、读李延昰《南吴旧话录》，《书城杂志》 1995 年第 3 期38 、许筠与中国明代小说（合作），《明清小说研究》 1995 年第 4 期39 、四部明代小说成书年代之辨正，《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6 期40 、论古代小说的史学价值，《华东师大学报》 1995 年第 5 期41 、刘烈女本事等六则，《明清小说研究》 1996 年第 1 期42 、《金瓶梅》传入朝鲜李朝时间考（合作），《延边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2 期43 、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李朝（合作），《华东师大学报》 1996 年第 4 期44 、《剪灯新话句解》明嘉靖刻本辨（合作），──兼谈该书在朝鲜李朝的流传与影响 ，《文学遗产》 1996 年第 5 期45 、“文学史”的评判及其他，《文汇报》 1996 年 9 月 4 日 学林版46 、洪楩嫁女等四则，《明清小说研究》 1996 年第 4 期47 、从比较看研究体系的演进，《复旦学报》 1997 年第 1 期 ，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1997 年第 5 期转载48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在异国的再现（合作），《文艺理论研究》 1997 年第 1 期49 、明清小说研究对象窄空白多，《文汇报》 1997 年 6 月 23 日50 、异域的反响，──朝鲜李朝士人论《三国演义》摘评 ，《明清小说研究》 1997 年第 3 期51 、论元明中篇传奇小说，《文学遗产》 1998 年第 3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8 年第 9 期转载52 、明代小说史导言，《明清小说研究》 1998 年第 2 期刊于首篇位置 ， 97 ' 武夷山中国小说史国际研讨会宣读，53 、论朝鲜李朝的小说理论，载《东亚文化论坛》，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54 、从《热河日记》看清代通俗文学的传播（合作） ，载《中韩人文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版55 、论明中叶文言小说创作的复苏，韩国《中国语文论译丛刊》第二卷， 1998 年 12 月56 、《樵史演义》作者考证杂谈，《学林漫录》第十四集，中华书局 1999 年 4 月57 、《热河日记》与中国明清小说戏曲，《明清小说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1999 年第 12 期转载58 、论明初的文言小说创作，《华东师大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1999 年第 7 期转载59 、沈万三秀的命运，《解放日报》 1999 年 7 月 3 日60 、松江明清四五七进士，《文汇读书周报》 1999 年 12 月 11 日61 、漫谈陆士谔，《文汇读书周报》 1999 年 12 月 18 日62 、何良俊的牢骚，《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1 月 22 日63 、“破靴阵”与“打行”，《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2 月 19 日64 、清租界查禁《红楼梦》，《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3 月 18 日65 、《说郛》与陶宗仪、郁文博，《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3 月 25 日66 、宋懋澄与他的《九龠集》，《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4 月 8 日67 、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文学遗产》 2000 年第 2 期 ，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2000 年第 8 期转载获 2000 － 2001 年《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68 、屠隆与两起悬案，《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5 月 20 日69 、张文虎留下一部日记，《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7 月 29 日70 、何日得睹《云间人物志》，《解放日报》 2001 年 1 月 12 日71 、突破小说史研究的传统模式，《文学报》 2001 年 2 月 15 日72 、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一些思考，《明清小说研究》 2001 年第 1 期73 、《近代翻译小说编年》及提交说明载《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74 、近代小说及其研究的数理描述，《华东师大学报》 2002 年第 4 期75 、一部“红楼”，半壁江山，《文汇读书周报》 2002 年 9 月 6 日76 、研究格局严重失衡与高密度重复，《文汇读书周报》 2002 年 9 月 6 日77 、关于《明清上海地区稀见文献五种》，《华东师大学报》 2003 年第 6 期78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文学遗产》 2004 年第 1 期79 、《金瓶梅》作者如何考证，《文汇读书周报》 2004 年 2 月 6 日《新华文摘》 2004 年第 9 期转载80 、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文汇报》 2004 年 2 月 29 日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4 年第 5 期转载81 、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明清小说研究》 2004 年第 2 期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4 年第 11 期转载82 、“小说史”的体例与重写，《解放日报》 2004 年 11 月 7 日《新华文摘》 2005 年第 1 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5 年第 2 期转载83 、我与小说研究的书目书，《明清小说研究》 2004 年第 3 期84 、论晚清小说书价，《华东师大学报》 2005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5 年第 12 期转载Frontiers ， of ， Literary ， Studies ， in ， China2007 年第 1 期转载85 、明代通俗小说概述，载《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86 、明代文言小说概述，载《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87 、明代小说文献，载《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88 、报刊文学与商业交换法则――以《瀛寰琐记》的出版史为分析个案《学术月刊》 2006 年 5 月号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6 年第 11 期转载89 、重建文学史的基础，《华东师大学报》 2006 年第 3 期90 、关于鲁迅文学活动的最早报道，《文汇报》 2006 年 7 月 16 日91 、历史上的小说盗版案，《文汇报》 2006 年 9 月 24 日92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893 － 1895 ），《明清小说研究》 2006 年第 3 期93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的价值，《华东师大学报》 2007 年第 1 期94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896 － 1902 ），《明清小说研究》 2007 年第 1 期95 、 The ， price ， of ， novels ， in ， the ， Qing ， Dynasty《 Frontiers ， of ， Literary ， Studies ， in ， China 》 2007 年第 1 期96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903 － 1905 ），《明清小说研究》 2007 年第 3 期97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906 － 1908 ），《明清小说研究》 2007 年第 4 期98 、“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华东师大学报》 2007 年第 6 期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8 年第 2 期转载99 、《西游记》里的挑担问题，《文汇读书周报》 2008 年 1 月 18 日·
众的生活水平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直接反映。现有的反映宋代民众生活水平的论著多是写意式的，而且多是用阶级对立的方式进行阐述的；其把地主(传统观念下的剥削者)等同于统治者，把农民(传统观念下的小农即被剥削者)等同于被统治者；而且固有的逻辑是统治者高高在上，生活纸醉金迷、奢侈无度，被统治者特别是下层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介于奢侈层和裹腹层之间的那最大多数人的群体却很少有人问津；而且这样的极端分层根本看不出历朝历代的比较特点。不管是先秦还是秦以后的情况，给人的感觉永远就是这样相似的极端模式，而且隐含着一种抑富扬贫的思想，似乎富裕都是靠剥夺取得的，而贫穷却都是被剥夺而招致；对人自身的才智优劣却不闻不问。其实对贫富而言，其制约因素都应包含社会制度和人自身才智因素两方面，只是不同制度每个人的致富的机会不同而已。尽管如此，人的致富机会和才智还是成正比的。只不过越是不合理的社会，这种比例系数越小罢了。鉴于此，笔者想通过考察宋代各时期的物价、官俸、军饷、劳务报酬以及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尽可能生动地展现当时的生活。所谓的“生动”是指：通过笔者的研究成果能让读者对宋代的生活水平同现代相较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比如说宋代某一阶段的一贯钱在现代人心目中是个怎样的概念?某个阶段所谓的富是个怎样的现代概念?只有这样才能让血肉丰满的社会生活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宋代社会生活主要特点一．人们的衣食住行衣：宋代服饰体现了等级性和不同的行业特点。衣料也有较大的变化，由麻布向棉布发展，麻布还是最主要的衣料。食：宋代食品种类很丰富。南北饮食交流普遍，但总的来说，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主要吃米饭。茶和酒是常用的饮料。住：城市居民住瓦房，农民住茅屋，官僚、地主和富商住园林式住宅。各种家具种类繁多，而且高脚家具广泛使用。行：宋人代步的工具分为水陆两大类，主要有轿、车、马、骡、驴、牛、驮。大海船还有指南针。二．城市文化生活1．瓦舍：城内设有多处供居民娱乐的场所。宋代全国各地的茶肆应该数不胜数，与之相关也产生了多种社会角色和行业。茶肆是随着饮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普遍化而出现的一种专门行业，坊肆数量众多，人流杂处，往往体现出市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特征，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众性。宋初灭熟时，后蜀宫中金银玉器书画全部都被宋军收藏，“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揽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门外茶肆”。他认为把图画挂在茶社能与民众一起观赏，可见茶肆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平民的广泛性。而蔡绦述及宋代“遇禁烟节，至清明日则赐新火”遇执政、侍从等杂学士以上之家，而那些所谓“快行家者，昧爽多就执政、侍从之门，茶肆民舍取火爇烛，执之以烧”，举“茶肆民舍”以指称社会中的市民阶层，亦可见茶肆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代表性。茶肆除了经营茶饮，或为其他行业提供场地和多收费的由头外，还会随着时节经营一些其他物品。如《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潘楼东街巷的“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叶梦得《石林记》：“余绍圣间春官下第，归道录壁县，世以为出奇石。余时正病中，闻茶肆多有求售。”南宋杭州“自旧夕冬孟驾回，……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说明茶肆在元宵节前亦同时经营灯市。
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转载）两宋时期,乡村集市在各地广泛兴起,持续发展,不仅直接推动了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而且对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有关宋代乡村集市发展的一般情况,学术界大多是在探讨市镇和区域经济时附带涉及。①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市场形态、活动特点及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作一番专门考察和分析。 一、集市类型与形态的变化 宋代乡村集市的发展,总体上经历了由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过程。北宋时期,各种集市的大量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农村集市贸易零散、孤立的状况。宋室南渡后,在集市数量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其市场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尽管不少集市仍停留于传统的小规模、临时性村落交易点状态,但更多的集市逐渐发展成为较成熟的期日市和常设市。应该说,期日集市并不是宋代才出现,但它作为农村集市贸易的一种基本形态,是在南宋时期才全面确立起来的。从活动类型来看,具体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性的定期集聚交易,属于最常见的期日集市。由于各地在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市集的周期也有长有短。其中,周期短的一般为间隔两日或一日。南宋中期,有人在谈到江浙一带的集市情况时说:“荆吴俗,有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谓亥市。”②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叶廷珪也提到,江南东路池州一带的乡村,“聚落至有期日墟集处,谓之子午会。”③按照干支记日法推算,所谓亥市和子午会,都是每隔两日一集,只是在市日的具体安排上有所不同:前者是逢寅、巳、申、亥日市集,后者是逢子、卯、午、酉日市集。另据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载,蜀中有“痎市”,“间日一集”。显然,痎市是周期更短的隔日市,已接近常设市形式。虽然吴氏所说是北宋时期的情况,但考虑到南宋时期川蜀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又有进一步发展,痎市之类的隔日市亦当更为活跃。周期稍长的期日集市,则是三数日一集。如淳熙二年(1175)九月,两广臣僚上言:“有号为墟市者,止是三数日一次市合。”④在部分偏僻和落后地区,市集周期往往在五六日以上。如地处海南岛的昌化军和吉阳军,前者“地狭民稀”,当地黎汉等族“约定寅、酉二日为墟市”⑤;后者更显荒凉,“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洞贸易,顷刻即散”⑥。另一种是与灯会、庙会等地方风俗和节日活动相结合的商品交易集会,属于特殊形式的期日集市。这类集市一般每年定期、定点举行,虽然间隔时间比较长,但相对于日常性期日市,具有规模大、范围广的特点。如正月十五元宵节,绍兴府会稽县每年都要在府城外的开元寺前举办灯会,由此吸引了大批周边州县的商人,甚至还有不少海外舶商,交易极为兴盛。“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⑦二月初八是民间所传弥勒佛降生日,庆元府奉化县岳林寺要举办“道场”,信徒云集,商贾辐辏,“百工之巧,百物之产,会于寺以售于游观者万计”⑧。四月十五日,平江府昆山县举办马鞍山山神神诞祈会,“它州负贩而来者,肩袂陆续”⑨。在川蜀部分地区,大型定期商品集会尤为活跃,而且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分工。如成都府每个月都有主题集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⑩常设性集市是比期日市更高层次的市场形态,一般已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和较为稳定的运作机制。在历史上,这种市场曾长期局限于城市之中,是古代早期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晚唐以降,常设市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扩散。但北宋时期农村地区的常设市大多兴起于镇级中心地,只有少数是由一般乡村集市发展形成的。进入南宋时期,常设性集市的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常设市开始成为乡村集市的一种重要形式。据《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咸淳毗陵志》等地方志记载,浙东台州、庆元和浙西常州等地,都形成了不少较具规模的草市。其中,台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等县到嘉定(1208—1224)年间有10多处,庆元府各县到宝庆(1225—1227)年间共有20余处,常州无锡县到咸淳(1265—1274)前期有6处。另据《绍熙云间志》卷下《场务》载,绍熙(1190—1194)年间,浙西嘉兴府华亭县有14处草市设有税场。在宋代,一般情况下只有草市的交易活动和市场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当地官府才会派设专门性的税务机构。显然,上面所说的草市大多已经摆脱定期集聚的形态,发展成为每日贸易的常设性集市。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形态的日趋成熟和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乡村集市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工商业人口,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业街区。如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廛闬甚盛,列肆如栉”,其街市绵延数里,有居民数万家,为“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B11;同州的青山矶市亦颇为兴盛,“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B12;饶州的石门市,“市井甚盛”B13;汀州的何田市,“市井阛阓”B14;平江府的半山桥市,“民居辐辏,朝夕为市”B15;镇江府的丁桥市“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B16;绍兴府的斜桥市,“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B17,市上有许多客邸,供往来客商休息;嘉兴府的濮院市到南宋后期已成为太湖流域南部颇为著名的丝绸生产和交易中心,“轻纨素锦,日工月积,濮院之名,遂达天下”B18;江阴军的江下市一度是太湖流域北部海外舶货的贸易中心,其市场规模超过了军城,“商船倭舶岁尝辐辏,故市大于城闉”。后来海外贸易衰落,但国内贸易仍十分活跃,“高丽、日本不至,非复曩时,而通、泰、靖江之贸易者犹翕集焉”B19。在此基础上,有的集市进而发展为成建制的城镇。如绍兴七年(1137),以德安府仵落市为云梦县城;绍兴八年(1138),以建昌军黎滩市为新城县城,揭坊市为广昌县城;绍兴十九年(1149),以袁州鲁墟为崇仁县城;隆兴二年(1164),以韶州洲头津市为乳源县城;嘉定十年(1217),以平江府练祁市为嘉定县城;端平三年(1236),以鄂州青山矶市为黄州黄陂县城。二、集市活动的新特点 由临时性的村落墟市到相对稳定的期日市和常设市,不仅是乡村集市外在形态的变化,也伴随着内在市场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转变。主题市场的大量出现,夜市的活跃,贸易活动的开放性,都是这种转变的重要表现。主题市场是以某类商品交易为特色的市场活动形式,属于专业市场的初级形态。一般说来,只有商品流通量达到一定规模,出现内部分工时,才会形成不同特色的主题市场。就南宋乡村集市而言,其主题市场的兴起大多与所在地区的农副业生产状况有着直接联系。一个地区的某种或几种农副业发达,又具有较高的商品化程度,集市贸易就会出现相应的市场分工。如福建南剑州农村多种芹菜,以芹交易为特色的蔬菜集市十分活跃,“两旬之间,芹市再哄”B20。荆湖南路潭州衡山县山区果树种植业发达,该县岳市的果品市场也颇具规模。时人项世安描述说:“晓市众果集,枇杷盛满箱;梅施一点赤,杏染十分黄;青李待下暑,木瓜宁论霜;年华缘底事,亦趁贩夫忙。”B21绍兴府山阴县梅市和项里市周边农村盛产芡实、杨梅等果品,由此形成相应的主题市场。陆游有诗云:“绿荫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B22,就是对这两个集市芡实、杨梅交易活跃情景的生动描述。平江府常熟县直塘市和吴县横金市地处太湖流域产粮区,都有颇具规模的粮食市场,汇聚了大批本地和外来米商。绍兴三十一年(1161),横金市米商张子颜一次就仓库中拨出储米2500石,用以资助军粮B23,其经营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淳熙(1174—1189)初,直塘市商人张五三专以收粜粮食为业,每次收粜动以数百石计,获利丰厚,“仓禀帑库所储钱米万计”B24。在水乡泽地,水产丰富,渔村水市星罗棋布,鱼虾之类的水产品市场十分活跃,有的集市,“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B25。广南西路横州的古辣墟以酿酒闻名,为时人所珍爱。《方舆胜览》卷三九引《桂海虞衡志》云:“古辣本宾、横间墟名,以墟中泉酿酒,既熟不煮,但埋之地中,日足取出,色浅红,味甘,可致远。虽行烈日中不至坏,南州珍之。”由是吸引众多商人前往贩运,汇聚成市。广州城西10里的三角市,周边农村香花种植业发达,由是成为当地花油和香料的交易中心。夜市的兴起表面上看只是集市活动在时间上的延伸,实际意味着市场活动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早期乡村集市往往采取朝集午散的方式,不要说夜市,就是午后的交易活动也不多见。但到南宋时期,夜市越来越多地成为乡村集市的活动形式。这方面,著名诗人陆游在游历家乡绍兴府镜湖流域时所作的诗篇有不少具体描述。如《秋夕书事》中所说的“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晚兴》中所说的“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林间书意》中所说的“三三两两市船归,水际柴门尚未开”等,都反映了当地水乡农民坐船赶夜市归来的情景。农民白天在田间耕作,夜间到集市出售农产品和采购所需物品,夜市正是为适应这种环境而兴起的。在部分地区,还进而出现了邻近集市在活动时间上彼此错开,使日市和夜市结合起来的现象。如绍兴府山阴县的三山市由东市、西市、南市和蜻蜓浦市四个集市构成,其中东市的夜间贸易十分活跃,其他集市则以白天交易为主。相对而言,由封闭走向开放是南宋乡村集市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开放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集市活动以多种形式向各个村落扩散,渗透到农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以集市为依托的货担贸易的活跃,便是这方面的表现。各类小商小贩担挑肩扛,深入村头田间,挨家挨户地销售和收购各种日常品,适应了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特点。诚如朱熹所说,古时“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事只于门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B26。这些往来于乡间村落的小商小贩大多是兼业农民,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之余,或将自家所产货卖,或在集市上购入商品再转售,或从农家手中收购某些农副产品再转销集市,从中获取蝇头小利。二是集市贸易越来越多地突破地域限制,直接与地区性和跨地区市场活动发生联系。嘉定十三年(1220),有臣僚上言:“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之利,北兼顾迳、双滨、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肖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B27这里提到的江湾等10余处集市,分布于浙西平江、嘉兴两府东部的沿海地带,它们不仅与福建、广南、浙东等地形成密切的市场联系,而且商品流通规模巨大。宋末学者方回在回忆其寓居嘉兴府魏塘镇时所看到的集市活动情况时说:“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归售。”B28可见,当地的集市活动与本地和邻近地区城镇的市场往来都相当活跃。类似现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有限的地区也能看到。如荆湖南路潭州的储洲市,外来商贩云集,“楚女越商相杂沓,淮盐浙楮自低昂”B29。同州的暴家岐市,“据众水之冲,商贾辐凑,舳舻相衔者无虚日”B30。潼川府路泸州的九支寨市,地处蕃汉杂居的山区。时人王质说:“市无翕于沙头,九支次。”B31“沙头”是指江陵府沙市镇,以“四方之商贾辐辏,舟车骈集”B32闻名于世。王质将九寨市与沙市比较,足见其已非封闭的小集市。对外市场联系的不断加强,表明集市活动已不再停留于邻近村落居民之间有限剩余产品的互通有无,而是逐渐发展成为更大范围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集市贸易与农村经济 乡村集市的兴盛,不仅意味着农村商品流通的活跃,更重要的是以集市贸易为基础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和由此引发的小农经济的一系列变化。谈到宋代的农村市场,不少学者往往将乡村集市与镇市等同起来,认为两者是同一层次的市场活动。其实,早在北宋时期,镇市和乡村集市在市场形态上就已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到南宋时期,两者的等级关系更为明显。镇市作为农村工商业集聚地,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腹地,汇聚了更多的商品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简单的集市形式,充当着农村中心市场的角色。相对而言,乡村集市属于较低层次的市场活动,更多地承担基层商品流通的职能。不过,随着地域分布网络的形成和活动形态的变化,原本孤立、封闭的集市彼此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横向联系,进而共同构成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以绍兴府镜湖流域和泸州泸川县为例:前者位于山阴、会稽两县境内,东西约百余里、南北不到50里,是东南地区乡村集市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据《嘉泰会稽志》和陆游有关诗文的记载,到南宋中期,该流域分布着30多处大小集市,其中既有较具规模的综合性集市,也有米市、茶市、鱼市、花市、药市、菱市、笋市、樵市、盐市、果市、酒市等多种主题市场。从地域格局来看,流域东部的集市网络构成了会稽县北部农村的商品流通体系,并通过濒临杭州湾的三江口与外部发生市场联系。时人王十朋称三江口一带,“航瓯舶闽,浮鄞达吴,浪浆风帆,千艘万舻”B33。流域西部的集市网络则组合了山阴县北部农村的交易活动,并通过浙东运河与外部发生市场联系。陆游在谈到浙东运河山阴段商品运输的繁忙景象时说:“富商大贾,捩拖挂席,夹以大舻……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B34泸川县位于长江上游,是内陆边远地区集市发展的典型。嘉定末年,全县农村8个乡共有31处集市,平均每乡近4处。其中,宜民乡平均每个村落、430家居民有1处,进德乡平均每1个村落、179家居民有1处,忠信乡平均每4个村落、680家居民有1处,衣锦乡平均每个村落、460家居民有1处,安贤乡平均每个村落、1190家居民有1处,惠民乡平均每个村落、788家居民有1处,清流乡平均个村落、1006家居民有1处,永安乡平均个村落、1188家居民有1处。通过遍布各乡的集市和江河水运,该县的各种地方特产大量输往外地。如衣锦乡“有溪通大江,地产荔枝”,其集市数量多达10处;清流乡“有溪连大江,地产牛乳、蔗、柑橘、盐”,全乡有3处集市。四、余论 毫无疑问,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发展是相当显著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农村集市贸易的传统模式,而且也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和形态的相应变动,引发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开始发生松动,进而呈现出逐步解体的趋向。这方面,人们有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认为我国古代的农村经济始终是以家庭自给为特征的封闭体系。其实,深入考察传统自然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便不难发现,自给性和封闭性更多地体现于古代早期。入宋以后,尤其是到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兴盛以及在此基础上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开始冲破原有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取而代之的是小农经济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不过,以家庭为单元、分散的小农个体经济虽然已不再局限于自给性生产和自足性消费,却极大限制了社会生产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商品经济水平的提升,使之只能停留于小规模、简单化的商品生产与流通层面。从这个角度讲,南宋时期农村集市贸易的活跃,是古代小农经济自我调节的一种反映,而不是本质上的转变。注释:①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有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梁庚尧的《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日]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②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一○《市井门•市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五《商贾货财部•市廛门•子午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B27B4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八、一八之二九、三之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⑤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⑥周煇:《清波杂志》卷七《吉阳风土恶弱》,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02页。⑦B17《嘉泰会稽志》卷七《寺院》、卷一一《桥梁》,《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22、6914页。⑧陈耆:《本堂集》卷八一《奉文本心枢密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⑨《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1页。⑩张澍:《蜀典》卷六《风俗类》引《成都古今记》,影印清道光刻本。B11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影印清钞本。B12郝经:《陵川集》卷三《青山矶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B13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一《乾道壬辰南归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B14B30B35《永乐大典》卷七八九○《汀州府》引《临汀志》、卷五七六九《长沙府》引《暴家岐税务新砌江岸记》、卷二二一七《泸州》引《江阳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19、2526、632—633页。B15正德《姑苏志》卷一八《乡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转载自CSSCI学术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