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创作风格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 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创作题材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12]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执拗地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苦心经营他的现代神话——湘西世界。对于身处都市的沈从文，湘西既是一个温馨而遥远的记忆，也是他全部情感、智性和理想的载体。与庸俗的都市文明相比，沈从文忆念中的湘西无疑在现实和情感的双重映照中折射出超然的和谐、健康而又令人神往的特质。然而，对湘西以及湘西文化的深情并没有使沈从文沉醉于象牙塔里大唱赞歌，他清醒地觉察到湘西珍贵的乡土人情在“外面世界”的冲击下正在渐渐蜕变。无情的现实使他不能安于古老湘西的理想世界，遁入虚幻的“世外桃源”，而是力求通过对现实的批判，为湘西文化和中国文化寻找一条出路。所以，他在对湘西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和那种雄强、劲健、乐观的人生形式赞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湘西的野蛮、落后、无动、麻木的反省和批判。不仅如此，沈从文的卓然独步还表现在他对自己文化人格的认知，以“乡下人”的身份标示他的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沈从文是在进入城市后，接受“五四”启蒙思想，广泛地了解和接触中西方文化，并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两相对照中，深切体悟到宗法制自然经济解体和现代文明进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后才确立起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和批判立场的。在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讴歌和对城市生命形态的挞伐中表达他对生命和人性的哲学思考，追寻“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用毕生精力呼唤健全、完善的人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一种和“生活”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抽象而理想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选择和文学观念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及道德完善，使沈从文的文学表达具有了普泛的人类意义。正是在对“都市文化”、“乡土文化”的双重批判中，即在对前现代性的封建文化和现代性的工业文明的双重批判中，沈从文践约着他的文化理想。因此，“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的相互参照和互为映衬使得沈从文的文学视野不仅阔深且具有着深长的文化意蕴，使他成为现代中国作家中从文化领域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文化立场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沈从文希望以小说代替经典，他相信文学有力量帮助这个民族向善向美，重建文化秩序和道德理想，进而探索“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动荡的时代和“民族品德消失”的现实使他努力寻求“民族品德重造”的途径，对现代人性堕落、民族品德消失的清醒认识，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深忧患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强大动力。这使他执著于通过文学创造张扬理想的生命形式，实现文化的再造和民族性格的重塑。显然，他的文学思考联系着民族改造这样艰苦又沉重的课题。实际上，沈从文走的是经由文化和美学层面入手改造民众和民族的途径，它与20世纪30年代主流文学倡导的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方式有根本不同，但又与“五四”启蒙思潮对“人”的发现，“人性的解放”，改造“国民灵魂”、民族灵魂和精神重造的基本主题一脉相承。民族灵魂的深掘和重铸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命题和历史使命，从这一意义上讲，沈从文的文学追求具有着深沉的现代性品格。尽管这种经由文化重构实现民族重造的方式在异常激烈的现代中国革命时代具有理想化色彩，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设计，它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直接有效的实际变革力量，但沈从文的这种局限性又从另一面体现了他的独特性，他文学理想中并存着的现代性与局限性造成作品意蕴的复杂性，构成了独异的“沈从文现象”的丰富内蕴。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升温的“沈从文热”固然与宽松开放的文学语境和人们的多元化审美趣味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沈从文自身文学的复杂魅力以及研究者运用多种批评方法凸显了作家创作的文化底蕴和文学价值，沈从文由此真正从边城走向世界。沈从文是现代中国文坛上难得的“文体作家”，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可叫做文化小说、诗化小说或抒情小说。这是指小说的显著文化历史指向、浓厚的文化意蕴以及具有独特人情风俗的乡土内容。这种小说，不重视情节和人物，强调叙事主体的感觉、情绪、意识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沈从文简捷地将其归纳为“情绪的体操”、“情绪的散步”。他的小说除了注意人生体验的感情投射，还有抒情主人公的确立、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描绘与人事的调和等等。“造境”是他小说追求的极高目标，《边城》用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通过描摹、暗示、象征甚至穿插议论，来开拓叙事作品的情念、意念，加深小说文化内涵的纵深度，营造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这种讲求诗的意境的小说特别具有民族的韵味。沈从文追求文学语言的真性情、去伪饰、具个性的美文效果，他的文笔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情感美、色彩美，那些以诗、散文融入写实的乡土小说，质朴自然蕴藉；描写都市的讽喻小说从容、幽默；以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铺叙的浪漫传奇小说又华丽、夸张。沈从文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一直坚持着文学的独立和自足的审美功能，反对把文学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和工具，在这一点上他既有真知灼见之处，又流露了自己文艺观的局限性。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特别重视文学的自身独立，任何把文学纳入政治和商业轨道的作法，都为他所鄙夷。他要求作家应该拥有独立人格和思想：“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渗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由于沈从文本能地对政治感到厌恶，他在30年代对各种追求文学功利目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排拒，幻想在社会风云激荡的时局中维系文学的纯正和严肃：“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沈从文不仅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对文学的商业化同样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论海派》一文中，他尖锐地嘲讽了所谓“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海派文学。沈从文认为1927年后“全国文学运动，便不免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独立性，这方面不受‘商业支配’那方面必成为‘政治附庸’。”沈从文继承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正直和坦诚的精神品格，他既不赞成新文学被政治看中，也不主张把文学沦为金钱的娼妓，而是自始至终保持文学家的节操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沈从文敏锐地觉察到，身处商业活动频频的大都市，如果作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很有可能陷入低级趣味，创作出的“白相文学”对艺术只能是一种堕落.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中高度重视文学的审美特征，渴望建立一种纯正的美学理想和原则，刺激艺术家去作“心灵的探险”，这是他文学批评理论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沈从文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提出了几个重要的美学原则，这实际上也是他衡量作品成就高下的一种尺度，具体而言，就是他对“和谐”、“匀称”、“恰当”、“技巧”等概念的阐发和运用上。沈从文是一位有见地、有信仰的批评家，他主张艺术精神独立，倡导作家的人格塑造，实践宽容、审美的批评原则，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繁荣尽了自己的一份努力。由于中国复杂思想背景的限制，这些艺术理想没能在中国现代历史文化的逻辑进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扮演了悲剧的角色，长期受到冷落。但随着当代接受者文化心态的不断调整，沈从文的这份价值将变得更加弥足珍贵。
不是的吧。这个是季刊。CN：11-4449/R；ISSN：1009-4393。
《当代医学》曾经在2007-2008出过另外两个版本，因此可以说有过三个版本。但现在是一号一刊。第一个版本，自1994年创刊至今。刊名： 当代医学 Contemporary Medicine主办：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周期： 旬刊出版地：北京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9-4393CN： 11-4449/R邮发代号： 82-829复合影响因子： 综合影响因子： 历史沿革：现用刊名：当代医学曾用刊名：中国医院信息;引进国外医药技术与设备创刊时间：1994第二个版本，只发行过2007-2008两年。刊名： 当代医学(学术版) Contemporary Medicine主办： 中国医师协会周期： 旬刊出版地：北京市语种： 中文;ISSN： 1009-4393CN： 11-4449/R邮发代号：82-829历史沿革：现用刊名：当代医学(学术版)创刊时间：2007目前状态：停刊第三个版本，只发行过2007-2008两年。刊名： 当代医学(中国介入放射学) Contemporary Medicine(Chinese Journal of Interveation Radiology)主办： 中国医师协会周期： 季刊出版地：北京市语种： 中文;开本： 16开ISSN： 1009-4393CN： 11-4449/R邮发代号：82-829历史沿革：现用刊名：当代医学(中国介入放射学)创刊时间：2007目前状态：停刊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橘井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也出版一份《当代医学》期刊，1973年创刊，发行了40多年，2014年停刊。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Medical Practice影响因子意思是：当代医学实践杂志影响因子。
重点词汇：Journal
英［＇dʒɜ：n（ə）l］
释义：
n.杂志，期刊，报纸；日记，日志；（会计）日记账。
［复数：journals；第三人称单数：journals；现在分词：journaling；过去式：journaled；过去分词：journaled］
短语：
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时报；华尔街杂志。
词语辨析：magazine，journal，periodical，publication，newspaper。
这些名词均有“出版物或定期刊物”之意。
1、magazine指刊登各种文章、小说、诗歌、评论的杂志。
2、journal本义为“日报”，现在可指定期发生的周刊、月刊、季刊等或指学术团体出版的刊物、杂志或学报。
3、periodical通常指除日报以外的定期出版刊物。
4、publication指出版物，发行物。
5、newspaper一般指每日出版的报纸。
同意2楼的,题目太大,论点太大,写不好,容易散掉,答辩的时候很容易被老师抓小辫子的,快换个小点的吧.我毕业论文题目就太大,结果被老师问的自相矛盾了.
王仲先生在 2001年第7期《美术》上发表了《重振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一文，是针对时弊，在繁菜而又纷乱喧嚣的中国艺坛燃放起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大爆竹。他以大无畏的精神、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从人道主义，从人类正义进步，向往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阳光这一观点出发，旗帜鲜明地把许多人藏在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美好话题，正义之辞重新提出。这一正确审美理想的重提，更充分地说明了当代艺术作品必须具有真善美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艺术作品如果否认了美，失去了美，最终必然滑向假丑恶，使逆反一切传统文化道德，追求病态扭曲，追求惊世骇俗的怪异表现得逞，让绝对张扬个人主义的胡作非为占领艺坛，最终将艺术导向灭亡，把人类引向灭亡。爱美是人类的本性，人类通过观察或品尝作出比较，使感觉到的均衡、和谐、真善、生动产生好感、快感、美感，产生兴奋愉悦，激发人向往健康、向往生活、向往发展、向往前进。美和丑是对立统一的审美观念，人类的审美观点是随着人类的文明史发展和升华的。在审美史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划分为三大派系：即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是自然的存在，人类生存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一切有利于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阳光，有利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大自然所给予的一切，是艺术家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审美材料。艺术美是艺术家根据这些材料进行艺术再创造所产生的美，它应该达到比自然美更美的境界，俗话说：“风景如画”“美如画”就是这层意思。绘画作品中的美是通过作品的内容、形象、形式、功夫（即术），思想、学养、意境来体现的，同时又掺合了画家的主现意识和倾向性，所以，绘画作品的美又体现为浅层次的“表象美”、“形式美”，又包含于深层次的“内在美”、“本质美”。忠实于自然的即谓写实主义，比喻之书法，即是楷书；在自然的基础上加以升华结合浪漫的，为浪漫主义，可比作行书；此外，抽象、意象、变形、似与不似等均可比作草书、篆书，但不管是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不具有表象美，就应具有本质美。绘画作品还有雅与俗，新与旧的区分，雅与俗、新和旧都是相对统一的，都具有时代性，艺术美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中。“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诸君莫奏前朝曲，爱听新翻杨柳枝”。新旧代谢，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天经地义，亘古不变。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但新必须是美的，而美不一定都是新的。前段时期美术界的原始风，倾向反朴归真，是越古越时尚，愈久愈新潮，原始的岩画，良渚的文化，殷周的青铜，汉代的瓦当，都是新潮者的至宝；敦煌的壁画，在当时都是民间画工，下里巴人的东西，而现在，那个文人雅士敢说它俗？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些古老的文化艺术中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之美。这些年“连、年、宣”不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农民画，儿童画，很多专业画家反朴归真进去，有多少美、多少价值？我不说，且待时日。何谓旧，见得最多惹人生厌的“旧”往往是时代的昨天。新旧交替，亦有循环，有轮回，月缺而圆，寒尽复春，旧的只要是美好的，有去还有来，时间和面貌稍变而已。任何事物都是曲折地发展的，但真善美这一审美规律是永恒的。在西方，“现代”“后现代”已闹腾了半个多世纪，种种新潮已被前卫艺术家们演绎穷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胡作非为和恶作剧已再无新鲜感，到了黔驴技穷、日薄西山的境地。很多人都已从人的本性中清醒过来，当东方人唱响“真善美”这一重新振奋时代的强音之时，世界上将会有更多的人从愚昧中觉醒。我们要大力歌颂真善美，宣传真善美，使正义之歌响彻全球。我们要趁唱响真善美的大好时机，大力推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用真善美的思想和作品去开拓，去感化世界、“与世界接轨”，让博大精深的中国画走向世界。我们再不要扔掉自己的筷子，去捡人家用剩了的叉子，用接近西方的现代水墨，和前卫艺术去推销，那是正中“后现代”主义的下怀，为频临死亡的“后现代”注射强心针和制造口实，我们再不要失去自己的灵魂，或麻木不仁地去盲从皇帝的新装了。下面再谈谈“术”。美术，美是目的，术是手段，中国绘画几千年的发展史，始终围绕着“笔墨”二字，因为笔和墨是中国画特有的工具和材料。用毛笔和水墨表现的中国画，几千年的发展和积累形成了我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特别是西方）的“笔墨”，笔墨二字由工具的名字转化为技法和效果的代名词，它已成为中国绘画的精髓，成了中国画的灵魂，它虽然是一种技法，但已和汉字毛笔书法中的笔画一样，既有其整体性，又有其独立性，本身就具有美的成份，美中有术，术中有美，美和术纵横交错，贯穿融合于作品之中，所以绘画作品称之谓美术。任何缺乏美的术，不应该称谓美术，应该归类于美术之外。作为美术家，美术评论家，推崇美，歌颂美，创造美，才是自己的本分，扬美抑丑永远是天职，而正确地识别美与丑，则更为重要。当代美术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不能与美无关，我们且不说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而至少也得为人民大众的大多数服务。而要使大多数人喜欢和接受，就得美，就得讲真、善、美、而艺术只有真善、才是美，只有真善美才能生气勃勃，健康向上，才能得到大数人的喜欢，才能是主旋律，任何高深度的艺术美学，也都是人类为同类所创造，应该为人类所接受，至少应该为专业圈内的大部人所接受，认为对艺术品的认知者越少越好，越少越阳春白雪，甚至只有自己看得懂，看得美，孰或自己都无法解释，要叫别人去破译、解读、去诠释的观点，实质上跟追求病态扭曲，追求惊世骇俗的怪异表现，追求哄动效应的“后现代”主义并无两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当今的中老年艺术家都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专制主义时代，都淡化政治，远离政治，为艺术而艺术，但殊不知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离不开政治，而主要要看是专横的政治，还是民主的政治。作为一个艺术家，难道没有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发展的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开放的太平盛世，一个空前良好的文化环境之中，当代的画家特别是著名画家，都达到了小康以上的富足水平，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和历代不得志的潦倒文人墨客无可比拟，“以心写形”的精神寄寓，应该是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还有什么满腹牢骚去画“白眼看世界”，去画凋谢的荷花，糜烂的牡丹，不去画时代的英雄，而画变形的、扭曲的小脚女人，丑化的畸形侏儒，难道高深的笔墨只能适宜于画颓废，没落的题材？我说这一切倾向都不是画家要歌颂和表现的本意，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现代”和“后现代”的影响所致，要不他们家中还供养什么鲜花？他们娶妻怎么不娶畸形或侏儒？毕加索自己也并无料到，他的作品能得到如此的吹捧，能吹到如此的高度。“人们对西方现代派鼻祖毕加索的走红百思不得其解，王文芳先生在访欧期间曾就此与多位西方著名画家进行探讨，才知是毕氏当年同一些居于垄断地位的画廊经纪人，艺术评论家三位一体的炒作所得到的结果”。而这一结果竟是如此的残酷，它几乎把整个世界的艺术引导到了死亡的边缘。同时也暴露了资本罪恶的一面。真善美是时代精神，是主旋律，我们时代更需要真善美，需要正大气象、洪钟大吕的真善美，也需要清逸潇洒、阴柔婉约的真善美，审视当代，尤为迫切的是需要时代精神的正大气象和洪钟大吕。最能体现时代的作品，莫过于人物画，长期以来，人物画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这和没有提倡真善美的思想有关；和过度淡化政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有关，有时代精神的人物画，又莫过于画当代的英雄、模范、社会各阶层的代表，画生活气息，而此类题材的表现，却和一味追求的“天人合一”“物我为一”，变形和似与不似的风格大相庭径，一个一直以体现“丑中美”为能事的大画家，他的笔墨技巧再高，他也没有这个胆去变形画国家领导人，这个最普遍的最能说明“真善美”的问题，为什么一直被忽视，明知者不肯说，知之者不愿说，怕落个庸名。充塞画坛的所谓“小脚女人气”，“小儿麻痹症”，“太监气”，“酸楚小文人气”，代表的只能是衰败气象。人物画的衰败现象，实际上从宋代已经开始，这和宋初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将逸品由四品之末提升到四品之首不无关联，这一提升迎合了历代主宰画坛的文人雅士、达官贵胄的吟风弄月，隐遁出世的思想，也附合于儒、道、佛的理教，逸品的理念又适宜于笔墨发挥的更大自由，“逸、神、妙、能、”四品的排列，得到共识，一直至今，无人质疑。提倡真善美统一的思想，不但认为逸品是好画，同时认为神品也是好画。只有形象、传神的作品才能“生”，才能“活”，生和活更能体现出真善美，生和活的神品对中国画的笔墨自由度必然受到限制，所以就要求更高的质量标准，这就要求我们时代的画家以强大的勇气，不曲不挠的精神，去攻克笔墨和形神高深度相结合这一最高难度的课题，使中国画的精髓和灵魂在真善美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再上一层楼。在这一方面，李伯安和毕建勋已是先行者，我希望更多的画家投入到这一既高难又伟大的工程中去，去实践“真善美统一”这一伟大的永恒的审美思想，使中国的美术，更具美、更有术。
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弥 沙1,李育红2(1.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2.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MI Sha, LI Yu-hong(1.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2.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literature and art.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philosophy.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bring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ory.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serious limitation of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工具。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和“非社会性”。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方式和提问方式。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践。”[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个宇宙。”[4]()。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6]()。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7]()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的工具化”[8]()。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干欺买卖的现实主义”[9]()。他批判“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0]()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11]()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卢卡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通过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判性的过度强调。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力的原因[14]()。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以检视和反思。
当粘贴到这个位置作为答案时，回答也就变成了百度能找出来的，你留下个邮箱，我看时间你写个吧，百度hi我就好 在用户名上右键留言就可以
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弥 沙1,李育红2(1.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2.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MI Sha, LI Yu-hong(1.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2.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literature and art.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philosophy.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bring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ory.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serious limitation of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工具。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和“非社会性”。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方式和提问方式。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践。”[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个宇宙。”[4]()。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6]()。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7]()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的工具化”[8]()。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干欺买卖的现实主义”[9]()。他批判“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0]()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11]()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卢卡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通过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判性的过度强调。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力的原因[14]()。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以检视和反思。
格式要求告诉我。
资本主义&ttt=118这里面都是西方政治方面的论文，都是免费的例如这一篇（不全，因为原文有1万多字）这篇在第二个链接里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正 文】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也在我国全方位的改革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谢谢你的阅读。 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篇一 浅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 从当前形势来看,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情况不容乐观,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结合时代特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重要性 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形成，对社会主义建设及其重要。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是满足人才全面成长的需要。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素质发展情况决定的 从目前来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总体上是好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信心，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他们与时俱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不管做什么事，他们都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也比较高。然而，我们在看到当代大学生好的思想素质的一方面，不能忽视他们思想素质中不好的以免，由于我们正处于时代转换时期，所以部分大学生的时代感强但责任意识弱，虽然有很强的进取心，但是辨别能力有待改进，自制力方面也需要加强。这些情况都说明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情操迫在眉睫。 二、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适应文化开放的大环境。胡锦涛强调，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丰富 知识和扎实本领的优秀人才，使大学生们能够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斗，这对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对外开放的国策,对外开放的环境,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广泛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伴随着各种思潮的传入,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化,打破了原先封闭条件下主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一枝独秀的局面,出现了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多元化中还伴有强势文化的扩展。特别是西方强势文化、价值观念对我国的主流思想的冲击更为严峻。而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渗透和扩张,必将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信念、道德伦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开放的环境大大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并对其所处的环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真研究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做到体现主旋律、弘扬主流意识形态。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显然不能,也不可能使学生的思想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必须突破高校和社会的隔离。牢牢地把握这个趋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勇敢的迎接社会和世界上各种思潮和文化,以非凡的毅力抵抗不良思潮和文化的侵蚀,以超人的能力辨证吸收借鉴其中的先进成果。在教育过程中让学生正确的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判断、选择、适应能力,才能更 好的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高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能对大规模复杂系统进行分析和管理。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迫切需要人才具备独创性、发明创造能力、想象力和创业精神等，要求高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不仅要了解本专业知识，而且要深刻了解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国际背景。无论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还是从实现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来看，都要求肩负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重要使命的高等教育，应重视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不少大学生极度缺乏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马加爵事件”和“药家鑫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们对人类的传统文化遗产知之甚少，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情操道德和艺术气质。所以，这些大学生的信念、理想、德行和素养也随之淡化了。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当理想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他们就会浮躁不安，消极抑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也会变得思想狭隘，不从大局出发考虑事情，有的人还不能正确辨别真、假、善、恶、美、丑，在人生轨道上迷失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文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让思想政治教育进课堂，对大学生进行情感和意志的培养，可以把大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要坚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坚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优良传统，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篇二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路径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在我国全方位的改革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我们总结三十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绩和经验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下大学生所表现出的行为养成和道德素质等方面的问题仍很突出，并直接影响到未来祖国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整体水准。反观大学生客观存在的道德行为问题，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恰切的路径上还须作出更加务实的选择。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 途径 一、必要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努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我们党强调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制定《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课程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敏锐把握新世纪新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课题、新要求，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全面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可以说，从探索与努力的程度上、实施的内容体系上，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绩斐然;但从大学生实际行为表现上、思想政治教育效度上，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与进一步努力的领域。这主要体现在当下大学生自身的弱点上： 1.转型期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思想容易受到冲击，是非观念不强、判断标准不一、理想信念不坚定，大学生易用个例否定理论、用少数现象解读政策，以发牢骚来发泄对社会、政治和生活的不满。 2.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表现为社会责任感淡化、社会功德和传统文化缺失。 3.西方伦理与传统道德产生冲突。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冲击了大学生传统的道德观念。“快餐文化”、追求享受、交往开放等大量西方的观念被大学生所接收，在追逐西方现代观念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念上的思想碰撞，造成大学生道德判断标准模糊。 二、可行性：大学生的主观兴趣与党的政策支撑 一种事物或一个问题所选择的路径是否可行，关键看受教育者主体的接受自觉程度;同时，还要看当下背景下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是 否提供政治保障与支撑。二者兼具，就势必确认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 1.把握大学生高雅的主观兴趣 青春年少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是大学生的自然优势。除了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的憧憬外，他们还有着活跃的思想和广泛的兴趣。在《关于大学生兴趣爱好的问卷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被调查大学生中喜欢看影视名片的占、喜欢听音乐的占50%、喜欢读文学作品的占。关于“这些兴趣爱好获得的明显收益”，选择“能陶冶性情”的占、选择“能丰富大学生活”的占、选择“能提升做人品位”的占、选择“能提高审美志趣”的占。这说明，大学生对于高雅的艺术品位给自己带来的收益是充分肯定的。 2.民族精神的理性回归 近年来，主流媒体有关国学的“百家讲坛”为国学的日渐升温营造了浓郁的舆论氛围。从读《论语》开始，一股强劲的国学热在中华大地掀起，特别是在大学生这一精英群体中逐渐奉为时尚。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存在很多不和谐的音符，但一些优秀的理论对今天社会的发展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迪作用。国学并非简单的文史哲，而是一门吸收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精华的深奥学问。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提高自身的国学修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让国学重新回归。当前，大学生们也正是逐渐认识到了国学的博大精深，才从思想深处乐于感悟国学中的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并使 这种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渐渐走向理性回归。 三、当下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路径 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的功利性及其与形式上的脱离性造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甚微。笔者认为，任何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只有在恰切的形式路径中探寻科学务实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实现教育效度的最大化。 1.整合时政教育资源 目前高校向大学生实施的“两课”是教育部统一下达的指令性的三门课程，即《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三门课程围绕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思想实际和学习实际，重点加强大学生的世界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以及政策教育、国情教育。如果单纯以这三门课程为指定内容，相继开设或并列授课，势必会因为其内容的抽象性、交叉性和政治功利性而导致大学生的厌学情绪并付诸厌学行动。如果以专题的形式，就某一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就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重大政策，采取报告、解读、讨论等方式，在三门课程的内容框架内，充分整合时政教育资源，不仅为大学生提供最新的时政资讯，而且在动态的时政资源传递过程中激发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精神和学习热情，势必产生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2.开发儒学教育资源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国学中有着取之不尽的思想教育资源。高校应该有针对性地改革思想道德教育的僵硬模式，在充实“两课”内容、及时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的同时，将国学的精华融入其中，并不断丰富教学形式，以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正是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 3.优化公共艺术教育资源 艺术教育的德育效应，并非是由艺术教育径直指向德育的“两点”单线运动，而是通过艺术教育价值的全方位彰显，最终实现由审美到立美、立德和立人的“四点”相接的多维运动链条与理论构架。在艺术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通过引领学生由感官的熏陶转化为内心对艺术的认识和体会，从而帮助学生明是非、知善恶、识美丑、辨荣辱;在对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欣赏的同时，了解自然、了解社会、了解历史，从而获得广博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和创新潜能。 看了“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的人还看： 1. 大学生政治论文格式模板 2. 大学思想政治论文范文 3. 大一思想政治论文格式 4. 大学生思想政治论文 5. 2500字大学政治论文格式范文
“形势与政策” 教育 课程是高校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有着重要的地位。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大学形势与政策课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指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而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作为当代大学生，应如何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国梦”，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
关键词：“中国梦”;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
2012年11月29日，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指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
一、“中国梦”的影响意义
“中国梦”具有最大限度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凝聚人心的伟力，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多大困难，始终以中华民族深厚的 文化 积淀和历史智慧为底蕴，给人以希望、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中国梦”里有强国也有富民，有期盼也有实干。“中国梦”为探索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道路开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梦”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继承与发展。实现“中国梦”，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也是中国人民开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历程;“中国梦”是对改革开放关键时期中国人民提升自信，理想引领的精炼浓缩与真实写照。梦想不灭，希望永在。“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动力，牵引着中国砥砺前行的脚步。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正是一个中国人民寻回、重建并坚定民族信仰的过程;“中国梦”是对当今社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最佳结合。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也正是重新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民族、国家全面科学发展，个人才能实现梦想。同样，只有每个人都充满激情，“中国梦”才够绚丽坚实。
二、“中国梦”赋予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历史责任
党的 报告 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广大青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传达给每个青年最强烈的信号，是党和国家宏伟大业向每位青年发出的深情召唤。也是让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让党的队伍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青年强则国强，青年立则国立”，作为高校的青年大学生来说，只有把自己的热情、激情、活力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才能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国家的需要就是青年人的需要，满足国家需要的青年人才是大有作为的青年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青年大学生面临的选择很多、机遇很多、挑战也很多，竞争更为激烈。但是，只有为祖国前途、民族命运而奋斗，才能成为大有作为的青年，才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获得更为广阔的舞台，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
三、当代大学生如何实现“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中国梦”是国家、民族、社会梦想和人民大众梦想的统一，是整个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更是青年大学生的共同的梦。青年大学生，要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这是青年人追求目标的重要标志，也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基础。作为国家培养的当代青年大学生，应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
1、具备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青年人最大的优点是：有拼劲、有激情、有锐气。青年大学生充满活力和朝气，勇于创新和挑战，不拘一格，勇往直前。任何一项工作、任何一种事业，大到国家要发展、民族要进步、社会要前进，小到做好一件事，都要去奋斗，并且在奋斗的过程中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都会有坎坷、甚至挫折，为战胜困难和挫折，就需要有一种精神作为支撑，这种精神就是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要实现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广大青年大学生，只有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创业、独立奋斗;具备百折不挠、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才能在实现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是一个集体还是一个人，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古今中外，众多的成功者并不是依赖机会或好运气，而是得力于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要想成就一番大业，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坚定信心，充分发扬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作为青年大学生要踊跃投身国家建设，以激情飞扬的青春活力不断灌注新鲜血液，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树立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要不畏前行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敢于面对困难与挫折。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秉承坚忍不拔和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升力，在各个领域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凝聚每一个人的“正能量”，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坚定不移的志向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恒心毅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2、培养全面过硬的素质能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既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项重大战略任务，又是广大青年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既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又表达了广大青年大学生的愿望。新时代的大学生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任，争当优秀的创新人才，努力培养自己具备全面过硬的素质能力。首先要具备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包括自主学习能力、书本理解运用能力、 人际交往 学习能力、知识运用和更新能力等等，是认识和适应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变化最基础的能力。当代大学生处在实现“中国梦”的年富力强的时期，要刻苦学习、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国梦”打牢坚实的文化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其次是要具备实践能力。实践能力包括资源转化与整合能力、运用科技手段能力、专业实习能力、合作协调能力等等，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提高教育质量的中心环节，是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必备的能力;最后，就是要具备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创新能力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大学生具备创新能力，不仅是个人的需要，更是国家创新战略的要求。所有这些能力，都是当代青年大学生不可或缺的能力，它既是全面发展的标志，也是推动全面、高效发展的重要条件，广大的青年大学生要在学习、实践、创新过程中逐步培养、锻炼、摸索和不断提高。要敢为人先，善于创造，勤奋求实，勇于开拓，成为改革创新的主力军。
3.树立远见卓识的理想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是第一要义”，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而发展离不开充满激情的青春理想和远大的志向作为前行的航标，因此，当代大学生要树立远见卓识的理想目标，以远大的志向作为前进和发展的动力能量，以激情飞扬的青春活力推动发展的“正能量”。
理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人类的社会上存在产生重大影响;理想作为思想观念和价值目标，成为人们从事 社会实践 活动的精神支柱。崇高的理想对人生，对社会有者重大的指导作用。理想虽不专属于青年人，但对青年人尤为重要。因为青年人对追求人生价值，探索人生价值，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追求。青年大学生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理想，就有了高尚的精神生活和坚定的方向。就能把个人前途，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结合在一起，在学习生活中体现人生价值，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个人理想是“中国梦”的组成和基础，个人理想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实现的前提。大学生的个人理想要顺应社会理想并以此为基本方向来进行选择和确立，才能更好地、更顺利地实现。理想的实现是长期性的，是对广大青年大学生耐心和信心的考验，对此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理想的实现具有曲折性。通向理想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笔直的，往往是充满了曲折。理想的实现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一个树立崇高理想的人，坚信自己追求的目标必定会实现，就会激发起为理想奋斗的勇气和毅力，无论在顺境之时，或是在逆境之中，就能矢志不移，勇往直前。因此，当代大学生要不断打磨自己，磨砺自己，提高自己，成为“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远见卓识的现实主义者”。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想，只有紧密团结、万众一心，才能变为真实;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不断为人民造福。广大青年学生，只有不畏艰难、勇担重任、顽强拼搏、勇往直前，才能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许健、葛晓华.浅析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国科技信息.2009，(3).
[2]崔慧敏、张向红、崔占全. 当代大学生应具有的素质与能力.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
[3]周丽琴.论艰苦奋斗对当代大学生的时代要求.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3).
摘要：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临沂大学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 措施 ，取得了一些 经验 和成效，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合理化的教学建议，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成效;问题;建议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它不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国内外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 渠道 和主阵地，而且也是大学生明确时代责任要求、成长为合格人才的迫切需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特对近几年来临沂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现状与对策进行分析，以供其他兄弟院校参阅和借鉴。
一、关于形势与政策课取得的成效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与管理，加强对学生思想动态的教育和疏导，是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需要。为了更好地实施形势与政策教育，避免一些不良现象的出现，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临沂大学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
1.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教学团队逐步健全。为了更好地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精神，临沂大学把形势与政策教育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综合调配原法学院师资力量，于2011年8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组建了“形势政策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制订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校外专家学者、校级领导为学生作形势与政策报告制度》。在学校党委、宣传部、学工处、教务处等部门的积极配合下，逐步健全了各部门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教学管理体制。其中，党委、宣传部负责校内外专家讲座，教务处负责课程编排和成绩管理，学工处负责学生实践教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实施教学计划，形成了各部门同心协力、各司其职的良好局面。为了规范课程教学管理，完成课程教学任务，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了教师教学团队，形成了专兼职教师队伍。目前，共有十九名任课老师参与分担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其中十八位教师又分别是十八所学院的兼职辅导员，承担辅导所在学院部分兼职教师的任务。他们除了正常的专业授课之外，每学年度至少作一次形势与政策课的专题报告，教研部在年终把报告编辑成册，送交学院档案室存档备案。各学院的兼职教师作为该学院的辅导员，具体负责本学院学生的管理、考试、实践等任务。良好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搞好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与研究的最根本保障。
2.教学方案灵活机智，教学管理切合实际。从2011～2012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形势政策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负责制定形势与政策课教学 实施方案 ，由教务处发往全校十八所学院，各学院任课教师和兼职教师具体承担和完成教学任务。根据教务处规定，本科学生从大一至大三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共分六个学年度完成，每学年授课十六学时，总时数九十六学时，共计六学分。专科学生从大一至大二开设，共分四个学年度完成，每学年授课十六学时，总时数六十四学时，共计四学分。每个学生必须根据学校要求修完所规定的学分。加强课程教学管理，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在课内，可以采取专题讲座、专家报告、影视教育、网络学习等形式;在课外，可以采取 军训 教育、暑期实践、社会考察、专家采访等形式。建立成绩档案制度，实行课程学期考核。每学期考核一次，计入期末学生学业总成绩。各学院可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采取课堂问答、卷面考试、撰写论文、实践 总结 等多种形式，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作出正确的评估和测定。这种考核形式有利于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加体现出课程教学的合理化与人性化。
3.教学内容更新及时，教学特色新颖实效。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时效性特强，要求教师能够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形势与政策的发展动态，及时掌握国内外重大事件和焦点问题的变化趋势。针对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思想状态，任课教师不断地调整和更新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政治思维的敏感力和洞察力，疏导和化解可能出现的思想情绪，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不好的思想侵蚀，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了更好地实施教学计划，紧跟当前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学校教务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院组织部分教师编辑出版了校级优秀立项教材《形势与政策》(徐东升、陈兆河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9月第一版)，发放给每个开课班级的学生。为了开拓学生的思维，扩大学生的视野，人均订制一册《时事报告大学生版》(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出版)，供学生课外学习和参考使用。另外，由教研部主任编辑每月的国内国际时事报告专辑，包括每月的国内外大事要点和专题分析，刊登在学院课程和下载网页上，供全校师生学习、参考和借鉴(也可供其他院校师生和相关人员参阅)，年终编辑、装订成册(约十万字)，存档备案。
二、关于形势与政策课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实施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方案，我们对全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其中主要是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和学生自身素质问题。
1.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一是教师队伍流动性强。教师队伍要求合理搭配，实现专兼职相结合。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量大、多变而繁杂，教学难度和强度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一些兼职教师的责任心不强或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动，导致教师队伍出现不稳定、流动化等现象，一些教师不能胜任或长期适应这项教学工作，从而增加了学校对这门课程的教学管理难度。二是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形势与政策课要求教师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有的教师由于专业水平和适应能力较差，对该课程所涉及的相关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不能够全面掌握和讲授教学内容，难以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另外，由于教学班级规模较大，听课学生人数众多，个别教师不能够全面掌控课堂状况，因而达不到满意的教学效果。
2.学生自身素质问题。一是对学习形势与政策课不感兴趣。少数学生由于受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和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仅对形势与政策课不感兴趣，而且对整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漠不关心。他们以应付考试、修满学分为最终学习目的，对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不甚热情，或者说关心程度不够，主要表现为上课时心不在焉，下课后懒惰散漫，对作业敷衍了事，对考试漫不经心等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生的自身素质不高，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缺少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的氛围。由于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不同，特别是很多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在中学时期就对相关的政治常识了解不多，因而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显得力不从心。虽然绝大多数学生拥有个人电脑，手机能够随时上网，但不是关心时事新闻，了解天下大事，而是热衷于上网聊天、玩游戏、看电影等。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学生的自我约束不强，需要老师的进一步疏导和管理。
三、关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建议
通过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收获，但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对此特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1.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全面认识。教育部门要敦促高校充分认识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编辑出版统一教材，指导全国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目前，全国绝大多数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资源相对不足，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视程度不够，使该课程的教学很容易被边缘化、表面化和形式化。因此，教育部门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通过会议、文件、督察等不同形式，敦促高校充分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积极投入必要的教学资源，下大功夫开展课程建设。这是目前改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现状的必要前提。
2.组建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团队。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量大面广、难度较大，只有组建好合理的教学团队，才能形成良好的教学梯队建设。教学团队应该由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共同组成，其中专职教师主要承担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制作教学课件，参与集体备课，指导兼职教师等;兼职教师主要辅助专职教师收集整理相关的教学资料，接受教育部门的定期培训，指导学生提高学习成绩等，这样才能为搞好课堂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3.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师培训。目前，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每年都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骨干教师进行定期培训，但有些培训只是表面形式上的普遍化培训，虽然对教师教学团队有所帮助，能够扩大一些教师的知识视野，但不能从根本上满足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涉及到不同的学科领域，专业化程度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具备开拓性的 思维方式 、全方位的知识视野和前瞻性的观察能力。加强对专职教师队伍、特别是兼职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培训和综合指导，是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
4.健全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集体备课制度。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程具有广泛性、更新性和时效性特点，主管部门需要全面掌握师资队伍的学科背景、专业水平，形成强有力的集体备课制度，定期研讨课堂教学状况、学生所出现的问题，将集体的智慧结晶与个人的专业特长有机地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时效性特点，相互之间取长补短、查漏补缺，做到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结合，共同提高教师教学团队的整体水平，真正达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形势与政策课要紧密结合世情和国情，探讨学生所关注的 热点 问题和重大时事，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发展趋势，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有了新的调整。《意见》提出新的课程设置方案，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包含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两门课的内容，还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关内容。这种调整，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这样可以在本科教学中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的整个内涵，有利于让学生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全面性、综合性；能够为学生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综合能力，更好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学以致用，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目前，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刚刚出版，各高校正在陆续组织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因此，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如何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对于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的育人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是僵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的发展也是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应该反映最新的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而最新的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中也必然包含着当今学生的思想问题、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只有站在时代前沿，针对社会实践、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注重教学的当代性，才有它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中，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哲学部分时，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完善和发展都是在不断的批判和反思中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是指用一种辩证否定的态度来达到在实践中不断破旧立新、以新质代替旧质的勇气和行为，这是一个不断突破既定现实而不断创新、不断升华的过程。批判精神是浸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显着品质和精神精髓。 当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着特征。马克思在从事哲学研究之初，就对自己将要创立的哲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他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1）“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人类社会的实践和时代是具体的、开放的和发展的。把握时代、反映时代，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开放性和时代性，还使它具有了国际性，即“哲学对于其他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把自己看是终极的真理、不变的教条，而是承认自己是行动的指南、科学的方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与各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以自己理论的一般性与各民族实践和理论的民族性、特殊性相结合，在那里生根、结出丰硕成果。 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与时俱进。创新性要求必须紧密联系当代社会实践，解决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创新性就是用批判的、否定的眼光看待事物和现实，注重创造新的事物，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伴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提供了源泉和动力。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立场观点进行深刻把握。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是因为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的具体实践出发，与时俱进，提出社会实践中存在着的现实问题，并在探索、分析、认识、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理论上的聚焦；没有理论聚焦，就不可能形成对某些问题的深刻认识。强化问题意识，说到底就是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问题不是头脑中随意产生的，也不是少数人突发奇想煽动起来的，而是由现实生活实践唤起的。正是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与矛盾的凸现，使相关问题的意识日益强化。真正的问题意识总是关于时代发展重要问题的意识，是源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意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不能仅仅就书本而书本、就理论而理论，而是要在教学中深刻揭示理论问题研究与社会实践发展的内在联系。使学生认识到，近年来，正是由于当代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全球生态危机、社会主义发展命运以及知识经济等问题日益突出，使得人们对于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等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引导学生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最重要的是必须处理好“源”和“流”的关系。所谓“源”，就是现实的社会实践；所谓“流”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总是在已有的思想前提下进行的。这就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最终不是产生于“流”，而是产生与“源”，即产生于现实的社会发展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理论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次次创新，主要原因不在于创新者对原有理论作了何种新的解释，而在于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实践进行了新的探索、新的思考，提出了新的思想和观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这样。因此，正确处理“源”和“流”的关系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中，关注当今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突出教学的当代性、时代性，才能使学生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东西，不是他得出的某些具体的结论，而是那种把时代性问题真正引入理论研究的实践精神和探索精神。从而引导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关注时代特点，善于把所学的理论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增强理论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探索理论的自觉性，提高综合能力。 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必须突出马克思关注时代特征，立足社会现实，强调劳动者经济利益的精神特质。 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政治经济学部分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思维的方法，突出马克思关注时代特征，立足社会现实，强调劳动者经济利益的精神特质。 和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自己鲜明的阶级特点，那就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具体而言，就是为劳动者的经济利益辩护，说明和论证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合理性。马克思从来不讳言经济利益。他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他认为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有权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马克思从社会现实入手，把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他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资本论》的批判，从根本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深刻的高度，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繁荣并逐步衰亡的历史过程和规律。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凭借其资本，无偿地占有了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工人阶级为了扞卫和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只有****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能够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和********制度。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劳动者的经济利益，马克思认为，这一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建立********的经济制度才有可能实现。 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维护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也是这一学科的鲜明特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研究不是停留在社会表面现象，而是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社会深层结构，为彻底改变世界指明了方向。大量社会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的经济利益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实现，仍然需要争取才能得到，因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把劳动者经济利益作为核心问题、重大问题加以深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为保护劳动者经济利益提供了可能性，但社会主义本身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影响甚至损害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多种因素，因此，要把实现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所以，关注社会现实，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并在教学中突出这一点，能够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一个学科，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取决于它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取决于它能否解决社会问题和发挥作用。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解决社会中最重大的现实问题，能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它的学术地位就高，作用就越大，影响也就越深远，也就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阐述时，既要坚持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同时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和新变化进行研究，力求提出新观点和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三、在科学社会主义教学中，必须突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以前本科生政治理论课中没有这部分内容。这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结论和落脚点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这部分内容，对于使学生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可缺少的，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但马克思主义阐明这么多道理究竟是要做什么呢？一句话，就是要搞社会主义，要追求********。这就是画龙点睛，点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 在教学中，要通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讲述，使学生深入了解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把握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认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合理性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艰巨性；进而进一步深刻理解********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树立和坚定********远大理想，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此同时，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紧密结合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使学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从当代社会的现实发展中去把握：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是在自我发展和完善中不断走向辉煌。 “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5）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不断地把自己的目的、内在需要对象化，表现人类活动的目的性和创造本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题，也是人类活动的动因和价值目标。我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个发展的重要阶段，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必须加快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展不够全面的问题，如生态环境、医疗、教育、卫生、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以人民利益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人在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历史活动中必须确立并坚持的价值目标。只有那些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价值目标的历史活动，才能真正把千百万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能动性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吸引到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历史活动中来。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党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进一步揭示了我们党在发展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 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在《******宣言》中展望未来********时，曾提出这样一种思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马克思强调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认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尺度。但是马克思主要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指出了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并没有具体论述发展的措施及方法。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同时又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思想，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对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发展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我们党发展观的本质性的跃进。 发展的实践丰富着发展的理论，发展的理论指导着发展的实践。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着新的实践、新的矛盾，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中一定要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要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我们学习马克思基本原理，就是要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及其趋势，坚定信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奋斗。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