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羊城晚报》，业余研究学术。著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最是文人》、《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洛城论学集》等。胡文辉的“正经”职业，其实是报社编辑。1989年，从中山大学肄业后，他进入《羊城晚报》，干记者、编辑，直到今天。从事学术研究，最初对胡文辉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兴趣，一种发现并解决新问题的乐趣。在学院之外做学术，在中国不乏其人，但能做到像胡文辉这样系统，并不多见。胡文辉有自己的学术策略，他从文献学入手，解决了“野生”状态下学术规范培育的问题；之后又将触角延伸到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逐渐开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身处学院的研究者，以学术为生，是因为大学繁琐的考核程序，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对比起来，胡文辉的“野生”学术状态，似乎显得要纯粹许多。这也使得他的学术研究要随性许多，不会有太大的使命感，也不会有做“硬砖头”的强迫症。实际上，在学术之余，胡文辉还花了大量时间写各类闲谈文章和打油诗，这都属于他“有名”的兴趣之一。学东西主要靠自己摸索别人或许是读硕士，读博士，老师把他带进门，我则是靠自己慢慢摸索。南都：到中山大学上学，你当初就想念中文这个专业吗？胡文辉：中文系是自己报的。高中时，我就对文学比较感兴趣。喜欢古典诗词、对联，也喜欢看小说。进大学后开始喜欢新诗，参加过中大的诗社，大约到大二、大三就开始对历史文化类的东西有了兴趣。毕业时，因为英文没过关，最后没拿到毕业证，毕业后本来还有一次补考机会，也不愿意去了。(最近听说，教育部从来没有要求大学生要过英文四六级，只是各地大学的土政策，那我算不算无辜被剥夺了毕业证呢？)南都：曾听中大黄天骥老师说，你在大学时就属于那种很不听话的学生。胡文辉：我是经常不去上课的。中文系的好处，就是课程好对付，只要考试前温习一下，考试就能过。当然有时要补考，有一次我好像累积有六七门不及格，系里通知了家里，父母全来了。平时学东西主要靠自己摸索，在图书馆自己找书看。有些老师不错，但恐怕谈不上对我有多少影响。对我后来有影响的，恐怕是陈炜湛先生的古文字课了，记得我交的作业自己都觉得有点扯，但陈先生倒是挺鼓励我的。南都：如何摸索？胡文辉：别人或许是读硕士，读博士，老师把他带进门，我则是靠自己慢慢摸索。整个过程学下来，到现在，我觉得兴趣最重要。我最早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上古，尤其是神话学方面，包括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记得当时选修过人类学系的民族学史课程。后来在《点将录》里也比较重视这方面的人物，换了别人，我想根本不会选入他们。)人类学方法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可以用现在边疆民族的材料来解释上古的历史文化，但它在材料的年代方面不是很严谨。所以，大学毕业后，我慢慢转向了“古史辩”的路子。“古史辩”的特点，就是你首先得确定史料的年代，确定前后的源流，这样才能开始相关的研究。南都：像你这样靠自己摸索做学问，早期有没有一个学术规范化的过程？胡文辉：文献学，还有古文字学、语言学，都是非常成熟的学科，已经做了一百多年，而且跟中国的传统学术也能接续，所以它的积累非常深，根本不需要特别强调规范问题。你研究上古，自然就不能不规范。相对来说，近现代方面，或西方的东西，当时的规范就不那么严密了，所以后来才要强调规范。但这个问题对于上古领域本来就不成为问题。现在回头再看，我写的真正符合所谓学术规范(学院派规范)的文章，反而是在早期，主要集中在《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这本书中，之后这类文章就没怎么写了。南都：对于文献学，要自学，难度应该挺大吧？现在很多学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可能三年下来，都是在细读某一本经典。胡文辉：难不难，主要看个人吧。但我始终认为，现在这个时代，除了有些自然科学需要做实验，从知识流通的方式来说，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自学，尤其是文史哲。具体到读书的方法，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长期只细读一本，但我肯定不会这样。我觉得不管多么重要的书，再经典，对于个人来说始终还是工具，你得把它视为工具，不能太过迷信。南都：你最开始研究上古，具体如何进行呢？胡文辉：研究上古，当然需要对文献有基本的掌握。我对《山海经》、《周易》读得最熟，其他的基本文献当然也是要看的。先秦的典籍毕竟不多，大体应当都涉猎过。上古研究的特点，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搅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整体的知识背景是不行的，你各方面都得知道门径，文献、目录、校勘是基本的，其他各方面的学科知识都得了解，比如人类学、民俗学、文学，还有科学史，尤其是天文学之类，知识交叉得非常厉害，不可能靠单一的路子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比较重视社会学的思路。很多现象不单单是中国才有，若有一点比较的视野，思路就会不一样。过去研究思想问题，多数人都太习惯思想史的方法，比如，刘小枫有个观点，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跟儒学有相似的地方。但如果你跳出中国，去看俄国，你怎么解释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呢，难道他们也有一个相当于儒学的东西吗？学界有不少观点都是这样，你一旦跳出来看，你可能发现它们非常荒谬。南都：这样做的话，应该需要很宽的阅读范围，能兼顾吗？胡文辉：当时有个好处，就是书没那么多，现在书实在太多了，如果我是现在刚毕业或者刚读研究生的人，那我恐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我那时的视野也没有现在开阔，还可以做到各个领域的东西都摸一摸。现在要读的书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很多书根本没法细看，很多时候只是翻翻我最需要参考的个别地方。现在是你想不做一个专业的人比较难。当然我也不是一开始就铺那么大的摊子。比较早的时候，上古以后的东西我就很少看，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我甚至只买上册。我的经验，是跟着问题走，直到现在也是。某段时间，对某个问题有了兴趣，这个问题可能会超出了自己原来的知识范围、学科范围，那我就会去补课，尽可能把知识的盲点和漏洞补上。学院之外的学术研究者工作以后，我对研究的兴趣始终还在，而且也自负。南都：你从中大肄业之后，对于自己日后会在学院之外做学术，有明确的意识吗？胡文辉：当时我想去广州市一个研究所，但硬件不够，没能去成，靠着走后门分配到《羊城晚报》。虽然条件比不上学校，但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文化单位。当时高校的收入也不好，所以也并不急着进去，到了后来，发现渐渐高校也开始有利可图，想进也难了。工作以后，我对研究的兴趣始终还在，而且也自负，不会考虑难不难、坚持不坚持的问题，有兴趣就自己做。我在大三时写过一篇使用西南彝族材料的文章，虽然方法不对，但有位研究彝族的老先生比较重视，发表在他主持的一本内部刊物上；另外，我的毕业论文《〈封神演义〉的阐教和截教考》，通过《封神演义》来研究明代的道教，指导老师是吴国钦先生，虽然他给我的分数不算很高，却把文章推荐到广州的《学术研究》，当时刘斯翰先生就接受了。能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当时对我的鼓励还是很大的。南都：那段时间你的研究是不是主要集中在上古文献方面，最后汇总成了《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胡文辉：那只是表面。那些文章都属于比较新的材料，而且问题比较小，多数属于考据问题，一来写起来牵涉没那么多，相对容易写，同时别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当时有很多所谓的学术权威，是因为做翻译西学的工作，他引进了某个西方理论，在当时就有了话语权。像我这种背景，不可能提出一套理论让人家接受你。先做考证的东西，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策略。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如果一开始你就写一些思想性的文章，别人是很难接受你的，但考证的东西就好一些。除了《封神》那篇，我第一篇自己投稿的文章，是投到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当时《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算是影响最大的两个文献专业杂志，但壁垒森严，方法也比较传统，一般投稿很难接受(我应当投过稿)。《中国文化》当时是新杂志，作风比较开放，像我这样的身份也被接受了。文章谈的是《论语》中的一个解释问题，观点算是有点出格的，但毕竟是考证，所以别人接受起来也就比较容易。南都：当时希望自己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是不是还有某种不自信？胡文辉：年轻时希望得到学界承认，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我想每个人都会这样吧。学术上的自信当然也是慢慢积累出来的。看书多了，自己了解越多，最重要的是发现的问题越多，就会逐渐觉得以前的名家也有很多问题。我在1990年代，除了专栏文章，在学术上主要就是《早期方术》里的东西。这本书对我是一个基础，它达到了学术上的要求和规范(我暗地觉得，有了这本书就足够做个教授了)。如果没有这本书和《陈寅恪诗笺释》，我恐怕就不会写《点将录》了，你要有了一个基础，有真正的学术体验，才适合写《点将录》这样的书。《点将录》里谈到现在很多做学术史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权威、很知名，但实际却从未研究过古典的东西，他们研究的都是近现代的东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只看过那些学者的论文，但你自己并没有真正做过那些学者研究的东西，没有做过考证，那怎么评论别人的考证？你得自己有这个经验才好。当然，不可能有人每个领域都研究过，但我研究过上古，有考据学的经验，有了这个经验再去评论人家就容易多了。事实上，传统文史是相通的，只要你真正进入过某个领域，你有了这样的经验，其他领域也可以触类旁通。研究陈寅恪的缘由最初只是发现了个别问题，后来发现问题稍多，正好三联版的诗集出来了，就仔细校读了一遍，才发现值得通盘地做。南都：《早期方术》出版之后，你并没有继续研究上古。2008年，你出版了《陈寅恪诗笺释》，相当于做起了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胡文辉：这个同我发现的问题有关。如果我觉得有新的见解时，就写几篇，后来没有更多的新材料，或者也没发现更多的新问题，那就暂时放下了。对学院专家而言，不管有没有新问题，他都有可能会长期集中在那个领域，即便没有太多的新观点，也还是能写出论文来。但我不需要这样做，有新的东西，我才会写，我兴趣比较多，这里没有新东西，其他地方总会有的。1990年代，其实也是做考据的同时，我就比较关注对现代当代的知识分子研究，尤其是谢泳先生的研究。更重要的，陈寅恪的诗本身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我选择题目，不会不做那些浅显、简单的问题，在陈寅恪的诗中，有很多东西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甚至余英时先生，他也只做了晚年的一部分，留下了很多空白。我最初只是发现了个别问题，后来发现问题稍多，正好三联版的诗集出来了，就仔细校读了一遍，才发现值得通盘地做。南都：《陈寅恪诗笺释》应该算是你用力最大的一本书了吧，它的篇幅这么大。胡文辉：篇幅大，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大部头，关键还是要看它作为问题有多大，还要看你解决了多少问题。实际上，陈寅恪也有很多诗是没什么好笺释的，没有太多内涵，但我还是需要全部做出来。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联系了很多东西。首先它解决了很多陈寅恪诗本身的问题。另外我也联系了很多同时代人的材料。这样它的意义就不单是为了说明陈寅恪，也是为了说明同一代人，他们共通的心灵世界。因为里面很多话题很多事件，不但他一个人面对的，而是他们那一代人都面对的。当然，他的诗也有限制，很多事情他也不见得都写成了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挖掘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些片段。总的来说，不能说这个工作是太大的题目，在大的范围看，这仍然只是小题目。南都：学术对你而言就是某种爱好，写像《陈寅恪诗笺释》这样的书，对你也不会有太多实际利益。你现在回头看，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该如何来描述你的初衷？胡文辉：我认识一些研究古文字的老先生，因为领域窄，问题太冷门，不可能有多少人看他们的文章。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能坐冷板凳，真正不求实际利益的。我研究陈寅恪，总结现代学术史，可以说沾了很多学术“红人”的光。像陈寅恪诗这本书虽然比较繁琐，真正看的人不是很多，但因为陈寅恪那么热，有兴趣的人很多，所以多少还是会知道这本书。所以，相对那些老先生来说，我已经幸运很多了，不管自己有意无意，至少题目还是比较热门的。南都：你很多学术性质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的比较多。毕竟报纸是大众读物，加上编辑约稿，这些会不会都影响到你对题目的选择呢？胡文辉：从根本上来说，影响不大。但还是会有压力，毕竟作者和编辑之间，可以说是互相关照，他们也是关照我。如果我是在学院里，可能写随笔类的文章会少一些，会多写像论文的东西。不过现在这样也不要紧，如果是有新发现的题目，迟早也会写出来，只是不必这么急，我会先把适合在报纸上发表的话题写出来。《洛城论学集》里很多文章就属于这种性质的，那些问题相对来说适合大众一点，报纸上也适合一点。实际上，很多学院派也喜欢在报纸上发文章，特别像《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它们能够容纳一些比较专业的文章，虽然实际上读者不多，但可以使整张报纸显得更丰富，也更有层次。报纸的容量大，可以通过其他内容平衡这些专业的东西。相对来说，出版社出书，是出一个人的书，反而更容易屈服于市场压力。评点学术史我当然也有我的局限，只是我敢说，换了别人来说，局限会比我更大，偏见会比我更多。南都：《现代学林点将录》似乎就是这样一本书？胡文辉：《点将录》最初就是编辑的想法，是王来雨的提议。加上我对点将录这种体裁也比较感兴趣。不少人觉得它很生硬，但如果你对近代旧体诗比较熟悉的话，会知道汪辟疆、钱仲联都写过点将录，在那个领域是一种影响很大的评点方式。所以，对我而言，用它来评点学术史是再正常不过了。这就像是玩网络游戏的人，可能会用网络游戏人物来套现实里的人物，别人也许觉得莫名其妙，但玩游戏的人就会觉得很正常。无论如此，这都只是一种形式，这其实并不重要，它更大的作用是一种自我限定。一本学术史，究竟写多少人合适？你写两百人也行，也五十个人也行，我觉得按点将录这种限定，一百来人，比较适合，也更好处理一些。应该说，我是比较适合这种体裁，里面既包括了一些八卦的内容，同时也有一首旧体诗，换作别人，大约不会像我这样做，也可以说做不到。如果没有这种包装，可能出来就没有这么有趣了。南都：你用点将录这种方式大张旗鼓地点评学术史，有没有受到过主流学界的批评？胡文辉：我觉得没有真正像样的批评。当然不主流的批评有很多。究竟该选哪些人物，在网上有些争论。毕竟每个人的视野都有局限，我当然也有我的局限，只是我敢说，换了别人来说，局限会比我更大，偏见会比我更多。比如，里面涉及上古的人比较多，人类学的比较多，这跟我的知识背景有关。有些人我实在不熟悉，比如宿白，有网上的朋友觉得应当用宿白代替邹衡。但我对现代考古学史还算是熟悉的，邹做夏商周考古，对我而言，他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在他跟宿白之间，对我来说选择是不需要考虑。其次就是排行，我觉得跟人选一样，每个人对这些学者的评价都不一样，你不可能强求对每个人的评价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根本不现实。你至少要对书里一半的领域和人物都有所了解，才好来批评我。南都：你会把《点将录》归纳到你的学术著作这一块吗？胡文辉：属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吧，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著作，里面也基本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重要问题。不过我对这些人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整体看法的。换作某些专业的人，他对某一领域某一人物，书读得比我多比我细，那样的人肯定很多，但他未必总结得就比我好，有时你还得能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来判断这个人的位置，不仅要考虑他做的专业，还要考虑整个学术史的背景。我关注的领域是比较杂的。这些领域，我不见得能深入多少，可能只是知道一些皮毛的，但知道一些皮毛也是很重要的。各个领域的皮毛都知道一点，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整体视野。至少各个领域哪些人比较重要，我大体心里有数。当然，对里面很多人，我也没法写得更详细了，对有些人，写出巨著也不难，但对有些人，我也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了。要写长一点的评传我肯定是不行的。南都：你在《点将录》里也谈到不少对学院派的批评。胡文辉：在《点将录》中对研究学术史的人有几句评判。我还写过一篇名为《为业余汉学喝彩》的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学院派确实有它的长处，它比较规范，相对来说也比较可靠，平均水平比较高。但学院派也有他们的问题，研究问题时很难跳出原有的框架，而业余选手则不那么受框架的束缚。对业余的人而言，搞不好的话，那就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但如果搞得好，有时不仅能在话题上，在方法上都可能突破原有的框架。有些人可能会很强调学院与业余的差别，但我觉得关键的不是学院还是业余，关键的就是你做得好不好。学术界就相当于是一个认证体系。这个认证体系，是属于大学和研究所的，你在体系之外做研究，在获得承认方面来说，确实会吃亏。如果你是学院训练出的，符合它的规范，即使你写的东西少一点，也没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但你依旧能够当教授。因为你是从这个体系出来的，人家毕竟更容易信任他。至于体系之外的人，情况肯定就困难多了。南都：学术之外，你的正职是报纸编辑，如何安排读书和做研究的时间？胡文辉：每个人肯定都想自己的时间越多越好了，不管你是不是做学问。做学问的时间当然越多越好了。但不管在学校或者什么地方现在都一样，都有其他的事情，在学校里也要上课、带研究生、博士，也要花很多时间的。可能现在没有什么地方能够百分之百做学问的。我近年写作都是利用周末，时间比较长，一般睡到中午，从下午开始。一般几千字的文章我一两天内能解决，但长的话，还是得有点意志力才行，像写《陈寅恪诗笺释》，我都忘了是怎么写出来的，不是一两天的事，现在让我写话，也有精力的问题。写东西一定是要勉强自己，不会说很轻松的。南都：现在读书的习惯是怎么样的？胡文辉：有些书，你对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比较熟悉，有时候只是它增加了一点东西，你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看得多了也就不难了。或者说有时候你的判断不见得准，但是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细读。现在，我只看我最感兴趣的、最需要参考的部分，有一个取舍问题。
羊城晚报出版社广东羊城晚报出版社羊城晚报出版社培养品牌，打造特色，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关注一切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课题，关注时代进步的步伐，探索传媒出版社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路子，发挥传媒集团的优势，在图书出版上做到专、精、特、新，是羊城晚报出版社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孜孜追求的目标。图书销售覆盖全国各地，深受读者欢迎。中文名羊城晚报出版社成立时间1998年12月30日总部地点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20楼经营范围图书、期刊历史沿革组织机构主要业务评价TA说参考资料历史沿革广东羊城晚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原名羊城晚报出版社，始建于1998年12月30日，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为实施品牌延伸、产业结构多元化和跨媒体经营战略而创建的出版新军。[1]2010年5月30日，实施体制改革正式更改为广东羊城晚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
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毕业；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周建平（1957-）湖南人。1984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1999年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毕业；2003年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广州师范学院教师，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科长、副处长、处长。现任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高级编辑。中山大学兼职教授。担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广东新闻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对国内17个省份、50多个城市、100多个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文化中心等进行调研，并赴英国、俄罗斯、芬兰、丹麦、挪威、瑞典、韩国、泰国等进行专题考察。曾应邀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化管理与文化政策》的课程，作《转型期演艺业发展中政府角色的定位》等专题演讲。并在中国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社科院云南省社科院、湖南省文化厅，以及西安、南京、长沙、成都市委宣传部、广东各地市宣传文化部门，作过多场《文化管理与政策》方面的专场报告。先后出席亚欧文化产业论坛、中国文化产业论坛、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等国内外一系列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高峰论坛，并作专题发言。主要成果及应用情况：《关于发展广州文化产业的研究报告》已被纳入广州市十五规划“创建文明城市十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广州市知识产业十五规划部分；《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纳入2001年“广州市第六次文化战略研讨会”的重要文件；《关于发展广州文化产业的研究报告》已被纳入《广州市文化发展十五计划》；《广州市文化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执笔）；参与文化大省有关文件起草，参与省以及广东各地市、区县草拟文化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文化文件起草。参与近年《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的撰写，发表《.广州文化产业的现状分析与对策》、《京、沪、湘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调查》、《英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等论文数十篇。最近出版的专著《新时期中国文艺管理体制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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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然笔下的珍珠泉为“泉城”——山东济南的第三大名泉。它位于济南旧城中心，今泉城路珍珠泉礼堂内北面，明清时期为山东巡抚驻地，匾额为乾隆皇帝御笔亲题。在它周围有许多小泉，如楚泉、溪亭泉、舜泉、玉环泉、太乙泉等，被称为珍珠泉泉群。
拓展资料
吴然，原名吴兴然。1946年生，云南宣威县人。高中毕业后当过工人和小学教师。后调《春城晚报》作编辑，1985年起主编该报《小橘灯》儿童副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在《云南日报》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海花》。80年代以来主要致力于儿童散文和散文诗创作，出版有散文、散文诗集《歌溪》《凉山的风》《风雨集》《珍珠雨》《小鸟在歌唱》。兼事文学评论。《一碗水》《我的小马》和评论集《儿童文学札记》等。作品先后获云南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 吴然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云南，描述了云南美丽缥缈的自然风物和少数民族神秘的令人神往的生活，歌唱大自然，歌唱人类的爱与温情。优美的笔调、馥郁的诗意和跃动的童心，使作者自成风格的儿童散文独具魅力，深受读者喜爱，广有影响。 现为《春城晚报》主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协常务理事兼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课文是从龙舟的样子、船手、比赛情况、围观者几个方面,多角度地再现了当时的热闹场面。解题思路：课文的主体部分在文章的第1段,它描述全茶峒人在端午日这天,争相到长潭观看赛龙舟的欢乐场景.在这个重点部分,作者主要写了河边看划船、河上赛龙船和胜利者领赏三个场面.这三个场面又是按照赛龙舟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顺序来记叙的,显得脉络清楚,条理分明.
吴然的简介：
吴然原名吴兴然。1946年生，云南宣威县人。高中毕业后当过工人和小学教师。后调《春城晚报》作编辑，1985年起主编该报《小橘灯》儿童副刊。
1973年在《云南日报》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海花》。80年代以来主要致力于儿童散文和散文诗创作，出版有散文、散文诗集《歌溪》《凉山的风》《风雨集》《珍珠雨》《小鸟在歌》《走月亮》。
扩展资料：
吴然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大理度过的。他记得，那时自己和妹妹、母亲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天冷时要靠火塘微弱的柴火取暖。
母亲到地里干活，经常很晚回家，吴然和妹妹就站在高埂上等母亲。“当山梁的垭口出现了一个黑影，黑影的边缘被山月镀了一道清白的亮边，那就是母亲。她背着一背刺柴，顶着山月从山梁上下来了。”于是孩子们就牵着母亲的手，踏着月光回家。
很久以后，吴然读到清代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时，看到江浙一带有“走月亮”的古老习俗，说的是当地妇女在八月十五的晚上，踏着月色结队而游。
吴然说“看到‘走月亮’三个字，我忽然被触动了，不禁就联想到童年时，和母亲踏月而归的情景。”于是，吴然动笔写下了《走月亮》这篇散文，借用江浙民俗的“走月亮”三个字，把文章的地点放在苍山脚下，笔下写出了洱海之月，也写出了母爱深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吴然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云南作家的两篇散文作品入选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
吴然，原名吴兴然。1946年生，云南宣威县人。高中毕业后当过工人和小学教师。后调《春城晚报》作编辑，1985年起主编该报《小橘灯》儿童副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在《云南日报》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海花》。80年代以来主要致力于儿童散文和散文诗创作，出版有散文、散文诗集《歌溪》《凉山的风》《风雨集》《珍珠雨》《小鸟在歌唱》。兼事文学评论。《一碗水》《我的小马》和评论集《儿童文学札记》等。作品先后获云南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吴然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云南，描述了云南美丽缥缈的自然风物和少数民族神秘的令人神往的生活，歌唱大自然，歌唱人类的爱与温情。优美的笔调、馥郁的诗意和跃动的童心，使作者自成风格的儿童散文独具魅力，深受读者喜爱，广有影响。现为《春城晚报》主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协常务理事兼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求学期间参加了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活动。1927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次年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和鲁迅有了交往。抗日战争爆发后，和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学桂冠：1982年 获意大利国际但丁奖 1983年 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4年 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85年 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 1990年 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 2001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主要著作： 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5集）。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人民日报》1948年6月15日创刊 1946年6月15日，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先后在河北邯郸、武安出版发行。1948年6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与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合并，改为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石家庄出版发行。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社址迁北平，继续刊行。根据党.中.央决定，自同年8月始，《人民日报》改为党.中.央机关报，邓拓任社长兼总编辑。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由毛.泽.东题写报名。为中国第一大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1985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创办海外版。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创办人民网。2009年8月1日，《人民日报》创办藏文版。
人民日报出版社下设办公室、总编室、财务室、第一编辑中心、第二编辑中心、第三编辑中心、数字出版中心、国际交流中心、艺术生活编辑中心、中小学读物编辑中心、新视觉出版中心、公职考试编辑中心、营销中心和人民文摘杂志社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巴金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
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扩展资料：
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
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在“五四’新潮思想影响下，加入进步青年组织“均社”。
1923年，离成都去上海、南京求学。
1925年，8月，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因病于上海休养。9月，参加发起无政府主义组织上海民众社并出版《民众》半月刊。本时期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一些著作。
1927年1月，赴法国巴黎求学。在法期间，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时时关心着中国，开始写作《灭亡》。
1928年12月，回上海。从事文学编辑与创作。
1933年，任《文学季刊》编委。
1934年，赴日本旅行。
1935年，8月，从日本回国。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主编《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生活小丛刊》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任《救亡日报》编委，与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
1938年，2月，写完《春》。3月，参加文协，被选为理事。
1940年七月始，辗转于昆明、重庆、成都、桂林、贵阳等地，从事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1944年5月，与萧珊在贵阳花溪结婚。
1945年，于重庆作《第四病室》。11月返回上海。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文联委员。
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1950年，7月，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11月，他参加了华沙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后又五次访问前苏联。
1957年7月，任《收获》主编。同年始编《巴金文集》14卷本，至1961年编定后出版。
1966年8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攻击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巴金即遭批判，被关进“牛棚”。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巴金被点名批判。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
1972年，妻子萧珊病逝。
1977年，任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3年任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中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年5月，作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应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了《随想录》之《病中集》、《无题集》等作品。
90年代后出版随笔集《再思录》，编辑出版了《巴金全集》（二十六卷）等。
2003年11月，中国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
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巴金
出版社审核出版作品原则！！一、题材： 台湾出版社不要武侠的，西方魔法的，都市言情的，星际争霸的，带黑色会性质的，带政治色彩和种族宗教歧视的。除此之外的题材基本上都有出版的机会，当然机会的大小得取决于市场。 网络作品现出版的作品不同，网络写手们写出来的东西大多适合大陆读者的口味，因为台湾人虽然和我们同宗同族，但是他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与大陆是完全不同的。在此我建议很多写手，除非是你的作品实在是没灵感了写不下去了，没有万不得已，最好不要TJ。 很多写手一出手就认为自己的作品有多好，就要往出版方向去写。的确有一些写手是做到了，他们首部网络作品就成功出版，我想也要基于两点原因：1、平时积累很丰富。 2、构思完备才动笔。 而目前我看过大多数的写手作品都是一时兴起就开始动笔，心里连作品的大纲和主线都没有，这些东西在作品中可以直接的反应出来。 大陆出版社方面目前除了H的和带政治色彩的不出之外什么都可以出，但是大陆出版社的要求更为苛刻，要的是如紫川，诛仙之类手笔的作品，或者是有很大的知名度。 很多写手认为我有时说话太过于狂傲，其实我们协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抱着为大家服务的心态在做事，审核如果不严格，评论如果不细对大家没有半点好处。好听的话不是不会说，只是那对于一个写手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 可能有时我的话太过直接听说打击了一部分写手的信心，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写手，那么忍耐力和意志力是最基本的素质，有很多写手包括年纪比较大的如夜雨楼主等等，一见作品出版无望就心灰意冷，觉得自己没人欣赏。如果能仔细想想，仔细的回味一下自己的作品，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相比之下更需要有一针见血的指点，而不是一些万金油类的书评。 二、创意： 我看到过很多新写手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跟风，今天魔幻的吃香就写魔幻，明天仙侠的火热就写仙侠，可惜码字的速度又跟不上。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在跟着别人的作品已经成功的模式和风格在写，也许你写得很不错，也有你自己的创意，但是无论你如何努力在这种心态下想超越前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古典仙侠类作品，西方魔法作品，网游作品等等，基本上就是在那些以前创造的死框框里打转。看上去千篇一律。 无论网站还是出版社，都对创意看得很重。比如浪子那年，他的那部问天道XXX，写的算是不错但想要出版还得等待机会。当时和他聊时，他说，亵渎，拥兵天下、、、这些作品不是很成功吗？ 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他的作品如何，只是想提醒一下写手们，前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如果他这部问天道XXX在亵渎，拥兵天下之前就出来，也许他今天就是烟雨，就是血红。 又比如修真的机器人这部书，这个创意就是别人没有的。任何一个编辑都很有兴趣去看，首先在感觉和印象中就会给高分。 三、构思： 一部作品的主线，主题很重要，也是编辑们首要看的东西。特别是主线，情节推进得快，能否抓住读者的心里，读者们想看的故事和情节就是作品能否吸引人的关键。 所以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我审核评论部都希望写手们在动笔写书之间要有很完善的构思，因为几万字很难看出这部作品的好坏。开头的吸引力和后面的情节都一样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写大纲是必须的，如果你连大纲都写不出来，那你这部书要写出来也很难了，最后灵感没有的时候，只能是想起哪里写起哪里、、、、、、 四、人称： 本来这不算是一个重点，但我还是提醒一下各位，一人称的很容易上手很多写手都喜欢写一人称的，我也不例外。但是写得太多了市场上竞争的激烈。写法无非就是一人称和三人称两种，就目前来看三人称的出版机会会大很多。 下面是出版审核的几点要求，和一些征稿要求发给大家看看： 1,开头进入要快，能在后面交代的尽量在后面交代，主线一定要分明，尽量避免几条线一起走，看得太累。2，打斗场景，心理活动不宜多.3，语言要轻松、幽默，以搞笑为主。 4, 单纯写故事，抓住读者的心，好玩就行，不要有隐射，不要有感悟，牢骚等。 5,以娱乐性为主的小说。 6，文笔简单直白的小说，不能偏言情，避免以侦探、推理、惊悚的方式来写。 7，都市类的最好架空，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少一些，关键是在于内地的政治结构与台湾不同，台湾人看不懂。 只要上述类型的小说，一般过审的几率都比较大。 一、征稿主题：选择修真，仙侠，异能，灵异等奇幻类题材为主题，创作小说； 二、征稿要求：1、故事情节精彩，直接用小高潮导入情节，开篇吸引力要足；2、人物性格描写到位，着重刻画，让人眼睛闭起来，可以想象出一个人物出现在眼前 ；3、内容健康，题材新颖，令人爱不释手；4、读者对象为15到25岁的年轻读者；不要悲剧收场，内容幽默，轻快，绝对不能有悲剧情节，而男女主角不得有实质性的伤害； 5、加强节奏和伏笔、高潮这些东西的描写 ，情节丰富，节奏快，高潮不断； 6、描写的时候抓紧情节，对话要少，景色等次要描写，越简略越好，主要写情节，其他能略尽量略，别太深钻，这是奇幻小说，不是推理小说。 范例作品： 《玄灵奇探》 《紫川》 《赫氏门徒》 《鉴鬼实录》 《散仙打工记》 《北斗第八星》 《飘邈之旅》 《诛仙》 《异侠》 《王牌执照》 《鬼律师》 《一小撮世界》 《异体》 《欲望中的城市》 《升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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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查到的，只有行吟诗人李士非 花城出版社前总编、《花城》杂志前主编李士非不过他是于08年去世的。但去年又出了好多追忆他的文章。李士非：江苏丰县人。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中原大学。历任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及华南总分店、华南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及花城出版社校对、编辑、编辑组长、编辑室副主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兼《花城》杂志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第三届副主席。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银河纪事》(合作)，诗集《北大荒之恋》、《俄罗斯行吟》、《南中国之恋》、《金海岸之歌》，诗文集《东京纪事》，报告文学、散文、小说集《当今奇女子》，报告文学集《转型期报告》，长诗《向秀丽》、《肖遥游》等。《热血男儿》获全国第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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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叫方文山吧~~~~~~~~！
老社长叶圣陶1949年2月，叶圣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诚恳邀请，乘船从上海绕道香港秘密赴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共商建国大计。与他们同行除了宋云彬、傅彬然外，还有二十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如柳亚子、陈叔通、郑振铎、曹禺、马寅初、王芸生等。叶圣陶在1981年回忆说：“（当时）大多数人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都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绝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一项什么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相当模糊的”。 4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正式成立，叶圣陶出任主任委员。当时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人员非常有限，人数最多的国文组专职成员只有宋云彬、朱文叔、金灿然、蒋仲仁等几个人，另外聘请了魏建功和孟超作为“兼职”。叶圣陶四处物色人才，到1949年10月，才招募到13个人。他在日记中记载“（10月16日）下午，国文组全体开会，今有十三人矣。就业务方面漫谈，及于分配工作。”要知道，这个“国文组”要面向全国，主管全国大、中、小学和师范的“国文”教科书，十三人怎么能忙得过来呢。所以，那些日子，叶圣陶是见缝插针，只要一点时间就用在教科书的编审和修改上。 值得注意的是5月21日的日记一则： “请一小学教师周女士来，为我们诵读高小国语第一册，正其国语词汇及语调之失。此事余久已存心，迄未试过，今语同人，俱以为然，乃得实行。唯周女士虽久居北平，而语感不甚强，且不甚了解我人之旨。以后当请建功为之。” 尽管非常繁忙，当叶圣陶仍然没有放弃在教科书编写手段上做出一些新的探索。他一向主张语文课文要能诵读，认为只有“诵读”才能传达出“语言的节奏和情趣”，“必须文字本身是活生生的语言”才适合“诵读”。如果文字本身是生打硬造的语言，是有骨骼没有血肉的语言，诵读起来就会觉得“不顺”，不像个语言。所以，他尝试请口语标准的人士来诵读国语课文，让编辑们一起来听，以纠正课文的语调和语汇可能存在的问题。这种有益的探索，对于后来人教社教科书文风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叶圣陶也亲身参与了建国初期国家出版总署的酝酿与筹备。在1949年9月25日日记中他说： “驱车至东总布胡同十号，应愈之之邀集谈。政府即将成立，愈之殆将为出版总署之署长。署设两局，编审局与出版局。编审局中，愈之兼署长，与与胡绳副之。局分教本、一般读物、通俗读物、时事读物、翻译等处，而以余长教本处。” 到1949年11月1日，出版总署正式成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出版事业也是一样。当时，占全国出版业生产总量3/4的是私营出版业，例如民国年间曾经世界闻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在此列。然而由于新旧社会的交替，这些从旧中国沿袭下来的私营出版机构发生了种种困难，生意清淡，难以为继。所以，出版总署成立后，叶圣陶和其他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的指示，对私营出版业进行整顿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它们搞公私合营，以解决新中国初期新政权出版能力不足的困难。 从1949年年底开始，胡愈之、叶圣陶等人领导下的出版总署先后对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荣宝斋等一批私人出版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的改造。叶圣陶日记中记录，1950年，他与出版总署领导们商量对商务印书馆等机构的致助之方，“时，商务印书馆濒于纡烂。9月12日，与李小峰、舒新城谈北新书局、中华书局事。9月26日，与胡愈之、谢仁冰等人议改革商务印书馆事。10月9日，与有关人员讨论商务印书馆改革委员会之组织与人选。10月19日，赴荣宝斋之谢宴。‘时，荣宝斋营业不振，欲将歇业。出版总署投资一亿元，作为公私合营，尚开维持，重行开张之期，特设宴谢客。11月25日，与胡愈之、邵力子等人共商三联、商务、中华、开明、联营五家组织联合管理处事。”1954年，“2月19日，在出版总署开署务会议，讨论公司报社杂志社收登公私合营事。2月19日，在出版总署开署务会议，讨论公营报社杂志收登出版业广告之办法。……4月2日，开署务会议，讨论北京市改造私营出版社的计划。8月21日，开署务会议，决定将私营地图出版社改为公私合营，与地图编绘社合并。” 从以上摘录的日程安排中，可以看到叶圣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推进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出版总署还在积极着手建立和完善一套新的出版体系，推进出版工作的专业化。除了建立专业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外，他们还以原来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和国统区的一些进步书局为基础，建立了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出版社系统，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科学出版社、财经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民族出版社、青年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农业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到1954年国家出版总署撤销时，中央一级的专业出版社已达三十多家。这之中，浸润了叶圣陶先生大量的心血。 建国之初的出版总署为我国出版事业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也为出版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出版总署存在的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出版界起了战略性的本质变化。这是以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为代表的一批精通出版事务又特别能战斗的出版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一个辉煌的业绩。 不得不说，建国之初的几年间，叶圣陶肩头的担子是非常繁重的，工作量大得惊人。除去出版总署副署长份内的大量公务外，他还有文字改革委员会、《宪法》起草工作组等重要的政府兼职，但是他依然时刻不忘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 在1949年至1953年这一千多个日夜里，他几乎每天都要见缝插针地来审校教科书。就像叶至善所说，叶圣陶做了一辈子的文字编辑，要是每天不提起笔来看看稿子，就似乎觉得这一天没干什么实事。所以，无论多么繁忙，每天他都要挤出一部分时间来审改人教社各编辑室送来的课本，不仅是语文，还有地理、历史、生物和理化等各个学科门类。仅择取1952年3月的几则日记，可领略一下他紧张的工作状态： 二日 十时，开始修改方宗熙所编高中用《达尔文主义基础》（即当时的生物课教材）之原稿。此稿本将付排，有同人谓总须一看，乃决意以数日之力毕之。至于五点四十分，仅得二十余页…… 三日 到署即伏案续改方君稿。愈之（即署长胡愈之）室会谈有顷即散……复伏案，夜间亦续为之，讫于九点。今日看稿五十页左右。做了些实事，即觉此日并未空过，较为满意。 四日 续改方君稿。上午九点，社中各组组长、检查组员在我室开会。……继之，复谈各组教本之编写修改工作，本月与下月为非常紧张之时期。余他无能为，唯愿校读各种新撰本之原稿，恒两个月不间断而已。下午仍改方君稿，迄于夜九点。墨（妻子胡墨林）对座，共一灯，校阅校样。 五日 竟日改方君稿。 夜九点，改方君《达尔文主义基础》稿上册毕。七八万字，四天而毕，亦云不慢。看稿较用心思，夜眠即不得酣，由此可知体力之衰。 叶圣陶强调编教材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吸取百花精化酿出蜜来那样，吸取有关的各种教材的长处，融会贯通，不断地推陈出新。他曾经在1962年给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的同仁们写过一封长信：“我尝谓选文必不宜如我苏人所谓‘拾到篮里就是菜’，选文之际，眼光宜有异于随便浏览，必反复吟诵，潜心领会，文质兼顾，毫不含糊。其拟入选者，应为心焉好之，确认堪的示学生之文篇。苟编者并不好之，其何能令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欲一册之中无篇不精，咸为学生营养之资也。 ”这封信里，叶老对语文教材的选文提出了严格要求，他提出选取的课文要教师乐教，学生乐读，要做到这一点，选者必须先“心焉好之”。文质兼美的文章，由于主题性质，程度深浅、行文特点的不同，并非都是乐编、乐教、乐学的，如果学生不感兴趣，文章再好也收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他还指出选文要“一册之中无篇不精”，篇篇都含有高营养成份，理想的好课本，是不应该有毫发之憾的。 叶圣陶不仅仅关心语文教科书，对理科教科书的文字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他每年都会重点抽审每个学科的至少一种新编教材。几乎每一个五六十年代的人教社编辑都有这样温暖的回忆，叶老把每个编辑室的人都叫去他办公室团团围坐，拿出贴满小纸条的审校书样，逐条交换意见。他对于课本语言的“口语化”非常重视，也非常强调语法、修辞和逻辑。比如，他认为在同一个句子中，不能既用“因为”又用“因此”，因为“因此”中的“因”字就是“因为”。他还要求数理化等理科课本读起来也要琅琅上口，最好少用一个字的词，如用“为了”代替“为”，用证明代替“证”，把“为证”改写为“为了证明”。他非常反对在教科书行文中的“文白夹杂”，要求用现代汉语叙述课本，避免使用“亦”“故”等文言词汇。 叶圣陶对于课文的选取有着极严格的标准，他认为“绝不宜问其文出自何人，流行何若，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人教社语文教材的选文，每篇文章都经过编辑人员推荐和集体讨论，再由室主任审定，最终送叶老审定，十篇能肯定五篇就不错了，获得肯定的文章，送回来时也总是贴满小纸条，上面是叶老的修改意见，字体工整，连一个标点也不马虎。在人教社曾经入选的课文中，对诸如朱德、郭沫若等领导人的诗文都曾进行过修改。如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入选课本时题目被改为《天上的街市》。 有一些课文需要动大手术，就由叶老召集修订会共同商定，修改一篇文章往往要好几天。例如法国小说家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早在二十年代就有胡适等名家的译本，50年代选入人教版教科书时，叶老决定要进行重新修改、打磨。于是他召集了中学语文室的几位负责人和责任编辑，还有两位语言专家，一位精通法文、一位精通普通话。读过一遍课文后，先请精通法文的编辑对照原文，品评文句是否准确，再由大家推敲，对文句进行修改。经过调整的句子还要请精通普通话的编辑品评是否附合语言规范和习惯。这样通过“三关”，最后由叶老裁定。气氛和谐而热烈，这样的修改不仅有效地提高了文章的表达质量，而且参加者都深深受益。 叶圣陶一直十分倡导“开门编书”，要求编辑人员经常下到教学一线做调查研究。他自己也带头到各地的大中小学视察，讲课，与师生座谈。仅1962年2月至5月这几个月中，他就连续去北京的景山学校、二龙路中学、丰盛学校，与三校教师一起备课、听课、讲课达14次之多，每次听课后，他总要“略陈鄙见，以备参考”，在一封信中，他写到：“年来常与景山、二龙路、丰盛胡同三校的语文教师接触，时往观授课，颇感教师增加本钱，最为切要。”对于来自各地师生对教材的意见，他也十分重视。凡是有信直接寄给他的，他读后总是立即作答。或肯定所提意见，转请编者研究修改；或解说课本原意，来信意见就留做参考。 作为新文化运动以后最早进行白话文创作的重要作家之一，叶圣陶的作品早在民国时期就大量入选中小学教科书，被无数青少年视为白话文写作的范文。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大批干部补充到人教社，叶圣陶做为一社之长的行政压力减轻了一些，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他擅长的编辑业务上。工作之余，他又开始拿起久违的“文学创作”之笔，写诗歌、写游记散文 ，同时也不忘为千百万少年儿童创作一些新作品。根据叶老之子叶至善回忆，1955年的5月，叶圣陶先生偶为小学语文课本试作儿歌，夜得《小小的船》一首。他在日记上说：“自以为得意，录之：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之后还有一段批注：“多用叠字，多用ㄢ韵字，意极浅显，而情境不枯燥，适于儿童之幻想。二十年前在开明编小学课本，即涉想及此，直至今日乃始完成。”叶至善说：“儿歌仅四句，三十七个字，却在日记上自批自夸，写下了五十多字的跋，可以想见父亲那天夜里反复吟哦的喜悦。”根据叶老自己的叙述，他为创作出这样一个题材的儿歌，反复酝酿了二十多年。尽管只有短短的四句小诗，他也不愿意有丝毫的苟且和随意。经典的生命力是可以经得住时光考验的。《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这首儿歌，从1958年第一次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缺席”，一直到今天。 大约从1955年开始，中学语文教育尝试一次大尺度的改革——文学和汉语分家。叶圣陶先生亲自领导《文学》教材的编写。初中第一册有个单元，按照教学要求应安排两篇民间故事。但遍翻各种民间故事的集子，不是故事内容不典型，就是文字表达太浅薄，选不出一篇合适的作品。无可奈何之下，大家决定自己撰写，选择了两个题目：《孟姜女》《牛郎织女》。《孟姜女》起初由一位编辑起草，但他擅长的是“五四”时期的学生腔，写出来是这种味道：“那孟姜女外出寻夫，路过一家客店，客店老板娘很好，殷勤招待。第二天，孟姜女上路。那老板娘看着孟姜女的背影想到，多好的姑娘，我要是个男子，也会爱上她”。大家看了都直摇头，这实在不能作为中学课本的范文。叶圣陶先生不辞辛劳，主动重写此篇。于是我们就有幸看到这样的文字： 古代秦始皇时候，有个女子叫孟姜女，嫁个丈夫叫万喜良，两人感情非常好。可惜结婚才一个月，官府就征万喜良去当差，并且期限很紧，立刻就得动身。到哪儿去呢？北方荒凉地带，去干什么呢？修万里长城。多长时间可以回来呢？谁也不知道。当时各县各村都征人，人数成千上万，万喜良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的《文学》课本主编之一、文学史专家张毕来在笔记中对叶圣陶这些文字赞叹不已：“这是多么纯洁的语言，多么质朴的文风。是很好的文学教材，也是很好的语言教材”。与此同时，叶圣陶还执笔写了一篇他自己更为满意的《牛郎织女》。他特别喜欢文中一些带有抒情性的语句，例如：“在云霞满天的时候，织女只能隔着小窗户望一眼，小窗户能望见的能有多大呢？她常常想，人人都是天上好，天上好，天上有什么好？没有自由，又看不见什么。她总想离开天上，到人间去，哪怕一天半天呢，也可视见识见识人间的景物。”这些语句可以称作叶老的得意之笔，也是一般学生喜欢朗诵和模仿的佳句。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同年8月，以年龄到限为由，教育部宣布免去叶圣陶教育部副部长职务。作为兼职，他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一职自然也随之免去。因为周恩来总理特别嘱咐：对于叶圣陶等人的安排，由国务院“直属口”管理。因此，“文革”十年中，叶老未受到猛烈的政治冲击，得以赋闲在家。 “文革”结束后，叶圣陶受命先后担任了民进中央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政务相当繁忙。但是，他依然十分关心人教社的工作和教科书的编写。1977年，中央重启中小学教材的统编工作，聘请叶圣陶先生担任教材顾问。尽管他的视力已经严重下降，依然坚持逐一审阅人教社新编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并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人教社编写语文课本，一些重大问题也经常向叶老请教，一些新选入课文的文章总要请叶老审阅。 叶圣陶的心随时随地都挂念着教材编写工作，他经常给人教社编辑部去信，告知自己最近又看到什么东西可以选为教材。比如，1979年初，叶老看到电视节目中播放了歌唱家楼黔贵演唱的一首歌，意境和思想都好，就给当时小学语文编辑室主任袁微子同志写信：“昨晚电视节目有独唱独奏音乐会，有个节目唱《送茶歌》。我听了想起这个歌或许可以做小语教材，因此建议设法把歌词取来，仔细看一看……”。 1985年教师节前夕，91岁的叶圣陶向社里同事们致函问候，他深情地说：“ 离开人民教育出版社快满二十年了。……回忆二十年前跟同志们互相切磋的日子，我总想再到人教社看看，谁知一再迁延，至今未能如愿。幸好几位老同志常来看我，告诉我社里正在忙些什么，做些什么新的探索。新出版的课本和图书是经常送给我的，种类之多，方面至广，的确都超过了以前。”他非常羡慕年轻的同事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恨不得自己再年轻起来，和大家一起大干一场，“如果我年轻二三十岁，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样，还在人教社和同志们一起工作，面临这场伟大的改革，我们应该在那些方面着力呢？我想，中小学课本恐怕得修订或者重编；从内容讲，要剔去陈旧的材料，补充必要的最新的知识，还要注意各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配合，避免重复和累赘；从方法讲，要灵活地运用启发式，避免呆板的注入式；从效果讲，要做到让老师便于教，让学生乐于学。……” 1988年2月16日，叶圣陶先生那颗搏击了94个春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哲人其萎，风范长存。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上特别刊文，对老社长的辞世表达深切哀悼。 “ 人民教育出版社全体工作人员无比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老社长叶圣陶同志。”“建立负责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各科教学用书（包括教科书、教学指导书、教育学、心理学等有关学术性书籍）的专门出版社，是一个创举。这是我国特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在旧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的情况，无论是思想内容，科学内容，程度标准，以至语言水平，技术水平各方面，都没有统一的要求，十分混乱。那种情况极不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加以整顿。错误的，改正；不适当的，调整；有缺漏的，补充；多余无用的，删汰。无疑，这项工作是异常艰巨的。圣陶先生以他从青年时代起逐步成长发展起来的先进思想，以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教科书编辑工作的深厚造诣和丰富经验，以他忠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挑起了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建设工作的领导重担，为这项事业立下了卓越的功绩”“当年，几乎所有学科的教科书都是经过他一字一句修改过的。教科书的若干章节，特别是语文教科书的许多课本至今仍在使用，其中凝结着他高超的语言艺术和对青少年的诚挚的关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的根基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一环是教科书建设。今天四十几岁到六十岁上下的不少人是从圣陶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小学教科书里接受了基础教育的；今天的儿童和青少年也大都见解地受到过圣陶先生的教育或影响。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工作人员不仅以我们的沉痛之心悼念圣陶先生，并且愿意代表直接学习过圣陶先生主持编写的教科书的千千万万人向在教科书事业中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的圣陶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沉痛的哀悼。”“圣陶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年轻人民主、平易、和蔼、可亲而又严格要求、真诚爱护的热切心情，他要求我们万万不可误人子弟，以至教科书里不容许出现一个错字的谆谆教导，留给我们终身不可磨灭的印象。”
王家新，曾用笔名北新等。 1957年出生于湖北丹江口。1972年入湖北丹江口市肖川中学。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肖川农化厂劳动。1977年考人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作。1982年毕业分配到湖北郧阳师专任教。1983年参加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1984年写出组诗《中国画》、《长江组诗》等，广受关注。1985年借调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出版诗集《告别》、《纪念》。1986年始诗风有所转变，更为凝重，告别青春写作。这时期的代表作有《触摸》、《风景》、《预感》等，诗论《人与世界的相遇》。1992年赴英作访问学者，1994年回国，后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著有诗集《纪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游动悬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楼梯》（英译本，伦敦威尔斯维普出版社，1993）、诗论集《人与世界的相遇》（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文学随笔集《对隐秘的热情》（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坐矮板凳的天使》（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等。 另有编著《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当代欧美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二十世纪外国重要诗人论诗》（河南文艺出版社，1993）、《叶芝文集》（三卷本，东方出版社，1996）、《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三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中国当代诗歌经典》（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及翻译集《保罗·策兰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等多种。 曾参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阎立钦教授主持的《语文大视野》项目，担任高一卷主编。曾获多种国内诗歌奖，曾多次获教育学院科研论文、科研论著一等奖。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诗歌作品及诗学文章被选入多种国内重要诗选及理论批评文集，并被北大、复旦等大学选入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诗作《在山的那边》被人教社选入初一语文教材、诗作《帕斯捷尔纳克》被人教社选入高二语文读本。 自1990年写作《帕斯捷尔纳克》到后来旅欧期间写作《临海孤独的房子》、《卡夫卡》、《醒来》等，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影响逐渐增大。这些流亡或准流亡的诗人命运是他写作的主要源泉，他试图通过与众多亡灵的对话，编写一部罕见的诗歌写作史。作品中经常有令人警醒的独白，笔意沉痛。1996年之后，以《伦敦随笔》、《挽歌》为代表，又开始诗歌的新的探索。出版的诗集还有《一只手掌的声音》、《游动悬崖》等。
王家新，曾用笔名北新等。 1957年出生于湖北丹江口。1972年入湖北丹江口市肖川中学。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肖川农化厂劳动。1977年考人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作。1982年毕业分配到湖北郧阳师专任教。1983年参加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1984年写出组诗《中国画》、《长江组诗》等，广受关注。1985年借调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出版诗集《告别》、《纪念》。1986年始诗风有所转变，更为凝重，告别青春写作。这时期的代表作有《触摸》、《风景》、《预感》等，诗论《人与世界的相遇》。1992年赴英作访问学者，1994年回国，后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参考资料：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