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出版社总编辑

胡文辉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羊城晚报》，业余研究学术。著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最是文人》、《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洛城论学集》等。胡文辉的“正经”职业，其实是报社编辑。1989年，从中山大学肄业后，他进入《羊城晚报》，干记者、编辑，直到今天。从事学术研究，最初对胡文辉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兴趣，一种发现并解决新问题的乐趣。在学院之外做学术，在中国不乏其人，但能做到像胡文辉这样系统，并不多见。胡文辉有自己的学术策略，他从文献学入手，解决了“野生”状态下学术规范培育的问题；之后又将触角延伸到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逐渐开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身处学院的研究者，以学术为生，是因为大学繁琐的考核程序，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对比起来，胡文辉的“野生”学术状态，似乎显得要纯粹许多。这也使得他的学术研究要随性许多，不会有太大的使命感，也不会有做“硬砖头”的强迫症。实际上，在学术之余，胡文辉还花了大量时间写各类闲谈文章和打油诗，这都属于他“有名”的兴趣之一。学东西主要靠自己摸索别人或许是读硕士，读博士，老师把他带进门，我则是靠自己慢慢摸索。南都：到中山大学上学，你当初就想念中文这个专业吗？胡文辉：中文系是自己报的。高中时，我就对文学比较感兴趣。喜欢古典诗词、对联，也喜欢看小说。进大学后开始喜欢新诗，参加过中大的诗社，大约到大二、大三就开始对历史文化类的东西有了兴趣。毕业时，因为英文没过关，最后没拿到毕业证，毕业后本来还有一次补考机会，也不愿意去了。(最近听说，教育部从来没有要求大学生要过英文四六级，只是各地大学的土政策，那我算不算无辜被剥夺了毕业证呢？)南都：曾听中大黄天骥老师说，你在大学时就属于那种很不听话的学生。胡文辉：我是经常不去上课的。中文系的好处，就是课程好对付，只要考试前温习一下，考试就能过。当然有时要补考，有一次我好像累积有六七门不及格，系里通知了家里，父母全来了。平时学东西主要靠自己摸索，在图书馆自己找书看。有些老师不错，但恐怕谈不上对我有多少影响。对我后来有影响的，恐怕是陈炜湛先生的古文字课了，记得我交的作业自己都觉得有点扯，但陈先生倒是挺鼓励我的。南都：如何摸索？胡文辉：别人或许是读硕士，读博士，老师把他带进门，我则是靠自己慢慢摸索。整个过程学下来，到现在，我觉得兴趣最重要。我最早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上古，尤其是神话学方面，包括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记得当时选修过人类学系的民族学史课程。后来在《点将录》里也比较重视这方面的人物，换了别人，我想根本不会选入他们。)人类学方法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可以用现在边疆民族的材料来解释上古的历史文化，但它在材料的年代方面不是很严谨。所以，大学毕业后，我慢慢转向了“古史辩”的路子。“古史辩”的特点，就是你首先得确定史料的年代，确定前后的源流，这样才能开始相关的研究。南都：像你这样靠自己摸索做学问，早期有没有一个学术规范化的过程？胡文辉：文献学，还有古文字学、语言学，都是非常成熟的学科，已经做了一百多年，而且跟中国的传统学术也能接续，所以它的积累非常深，根本不需要特别强调规范问题。你研究上古，自然就不能不规范。相对来说，近现代方面，或西方的东西，当时的规范就不那么严密了，所以后来才要强调规范。但这个问题对于上古领域本来就不成为问题。现在回头再看，我写的真正符合所谓学术规范(学院派规范)的文章，反而是在早期，主要集中在《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这本书中，之后这类文章就没怎么写了。南都：对于文献学，要自学，难度应该挺大吧？现在很多学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可能三年下来，都是在细读某一本经典。胡文辉：难不难，主要看个人吧。但我始终认为，现在这个时代，除了有些自然科学需要做实验，从知识流通的方式来说，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自学，尤其是文史哲。具体到读书的方法，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长期只细读一本，但我肯定不会这样。我觉得不管多么重要的书，再经典，对于个人来说始终还是工具，你得把它视为工具，不能太过迷信。南都：你最开始研究上古，具体如何进行呢？胡文辉：研究上古，当然需要对文献有基本的掌握。我对《山海经》、《周易》读得最熟，其他的基本文献当然也是要看的。先秦的典籍毕竟不多，大体应当都涉猎过。上古研究的特点，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搅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整体的知识背景是不行的，你各方面都得知道门径，文献、目录、校勘是基本的，其他各方面的学科知识都得了解，比如人类学、民俗学、文学，还有科学史，尤其是天文学之类，知识交叉得非常厉害，不可能靠单一的路子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比较重视社会学的思路。很多现象不单单是中国才有，若有一点比较的视野，思路就会不一样。过去研究思想问题，多数人都太习惯思想史的方法，比如，刘小枫有个观点，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跟儒学有相似的地方。但如果你跳出中国，去看俄国，你怎么解释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呢，难道他们也有一个相当于儒学的东西吗？学界有不少观点都是这样，你一旦跳出来看，你可能发现它们非常荒谬。南都：这样做的话，应该需要很宽的阅读范围，能兼顾吗？胡文辉：当时有个好处，就是书没那么多，现在书实在太多了，如果我是现在刚毕业或者刚读研究生的人，那我恐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我那时的视野也没有现在开阔，还可以做到各个领域的东西都摸一摸。现在要读的书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很多书根本没法细看，很多时候只是翻翻我最需要参考的个别地方。现在是你想不做一个专业的人比较难。当然我也不是一开始就铺那么大的摊子。比较早的时候，上古以后的东西我就很少看，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我甚至只买上册。我的经验，是跟着问题走，直到现在也是。某段时间，对某个问题有了兴趣，这个问题可能会超出了自己原来的知识范围、学科范围，那我就会去补课，尽可能把知识的盲点和漏洞补上。学院之外的学术研究者工作以后，我对研究的兴趣始终还在，而且也自负。南都：你从中大肄业之后，对于自己日后会在学院之外做学术，有明确的意识吗？胡文辉：当时我想去广州市一个研究所，但硬件不够，没能去成，靠着走后门分配到《羊城晚报》。虽然条件比不上学校，但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文化单位。当时高校的收入也不好，所以也并不急着进去，到了后来，发现渐渐高校也开始有利可图，想进也难了。工作以后，我对研究的兴趣始终还在，而且也自负，不会考虑难不难、坚持不坚持的问题，有兴趣就自己做。我在大三时写过一篇使用西南彝族材料的文章，虽然方法不对，但有位研究彝族的老先生比较重视，发表在他主持的一本内部刊物上；另外，我的毕业论文《〈封神演义〉的阐教和截教考》，通过《封神演义》来研究明代的道教，指导老师是吴国钦先生，虽然他给我的分数不算很高，却把文章推荐到广州的《学术研究》，当时刘斯翰先生就接受了。能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当时对我的鼓励还是很大的。南都：那段时间你的研究是不是主要集中在上古文献方面，最后汇总成了《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胡文辉：那只是表面。那些文章都属于比较新的材料，而且问题比较小，多数属于考据问题，一来写起来牵涉没那么多，相对容易写，同时别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当时有很多所谓的学术权威，是因为做翻译西学的工作，他引进了某个西方理论，在当时就有了话语权。像我这种背景，不可能提出一套理论让人家接受你。先做考证的东西，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策略。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如果一开始你就写一些思想性的文章，别人是很难接受你的，但考证的东西就好一些。除了《封神》那篇，我第一篇自己投稿的文章，是投到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当时《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算是影响最大的两个文献专业杂志，但壁垒森严，方法也比较传统，一般投稿很难接受(我应当投过稿)。《中国文化》当时是新杂志，作风比较开放，像我这样的身份也被接受了。文章谈的是《论语》中的一个解释问题，观点算是有点出格的，但毕竟是考证，所以别人接受起来也就比较容易。南都：当时希望自己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是不是还有某种不自信？胡文辉：年轻时希望得到学界承认，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我想每个人都会这样吧。学术上的自信当然也是慢慢积累出来的。看书多了，自己了解越多，最重要的是发现的问题越多，就会逐渐觉得以前的名家也有很多问题。我在1990年代，除了专栏文章，在学术上主要就是《早期方术》里的东西。这本书对我是一个基础，它达到了学术上的要求和规范(我暗地觉得，有了这本书就足够做个教授了)。如果没有这本书和《陈寅恪诗笺释》，我恐怕就不会写《点将录》了，你要有了一个基础，有真正的学术体验，才适合写《点将录》这样的书。《点将录》里谈到现在很多做学术史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权威、很知名，但实际却从未研究过古典的东西，他们研究的都是近现代的东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只看过那些学者的论文，但你自己并没有真正做过那些学者研究的东西，没有做过考证，那怎么评论别人的考证？你得自己有这个经验才好。当然，不可能有人每个领域都研究过，但我研究过上古，有考据学的经验，有了这个经验再去评论人家就容易多了。事实上，传统文史是相通的，只要你真正进入过某个领域，你有了这样的经验，其他领域也可以触类旁通。研究陈寅恪的缘由最初只是发现了个别问题，后来发现问题稍多，正好三联版的诗集出来了，就仔细校读了一遍，才发现值得通盘地做。南都：《早期方术》出版之后，你并没有继续研究上古。2008年，你出版了《陈寅恪诗笺释》，相当于做起了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胡文辉：这个同我发现的问题有关。如果我觉得有新的见解时，就写几篇，后来没有更多的新材料，或者也没发现更多的新问题，那就暂时放下了。对学院专家而言，不管有没有新问题，他都有可能会长期集中在那个领域，即便没有太多的新观点，也还是能写出论文来。但我不需要这样做，有新的东西，我才会写，我兴趣比较多，这里没有新东西，其他地方总会有的。1990年代，其实也是做考据的同时，我就比较关注对现代当代的知识分子研究，尤其是谢泳先生的研究。更重要的，陈寅恪的诗本身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我选择题目，不会不做那些浅显、简单的问题，在陈寅恪的诗中，有很多东西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甚至余英时先生，他也只做了晚年的一部分，留下了很多空白。我最初只是发现了个别问题，后来发现问题稍多，正好三联版的诗集出来了，就仔细校读了一遍，才发现值得通盘地做。南都：《陈寅恪诗笺释》应该算是你用力最大的一本书了吧，它的篇幅这么大。胡文辉：篇幅大，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大部头，关键还是要看它作为问题有多大，还要看你解决了多少问题。实际上，陈寅恪也有很多诗是没什么好笺释的，没有太多内涵，但我还是需要全部做出来。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联系了很多东西。首先它解决了很多陈寅恪诗本身的问题。另外我也联系了很多同时代人的材料。这样它的意义就不单是为了说明陈寅恪，也是为了说明同一代人，他们共通的心灵世界。因为里面很多话题很多事件，不但他一个人面对的，而是他们那一代人都面对的。当然，他的诗也有限制，很多事情他也不见得都写成了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挖掘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些片段。总的来说，不能说这个工作是太大的题目，在大的范围看，这仍然只是小题目。南都：学术对你而言就是某种爱好，写像《陈寅恪诗笺释》这样的书，对你也不会有太多实际利益。你现在回头看，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该如何来描述你的初衷？胡文辉：我认识一些研究古文字的老先生，因为领域窄，问题太冷门，不可能有多少人看他们的文章。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能坐冷板凳，真正不求实际利益的。我研究陈寅恪，总结现代学术史，可以说沾了很多学术“红人”的光。像陈寅恪诗这本书虽然比较繁琐，真正看的人不是很多，但因为陈寅恪那么热，有兴趣的人很多，所以多少还是会知道这本书。所以，相对那些老先生来说，我已经幸运很多了，不管自己有意无意，至少题目还是比较热门的。南都：你很多学术性质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的比较多。毕竟报纸是大众读物，加上编辑约稿，这些会不会都影响到你对题目的选择呢？胡文辉：从根本上来说，影响不大。但还是会有压力，毕竟作者和编辑之间，可以说是互相关照，他们也是关照我。如果我是在学院里，可能写随笔类的文章会少一些，会多写像论文的东西。不过现在这样也不要紧，如果是有新发现的题目，迟早也会写出来，只是不必这么急，我会先把适合在报纸上发表的话题写出来。《洛城论学集》里很多文章就属于这种性质的，那些问题相对来说适合大众一点，报纸上也适合一点。实际上，很多学院派也喜欢在报纸上发文章，特别像《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它们能够容纳一些比较专业的文章，虽然实际上读者不多，但可以使整张报纸显得更丰富，也更有层次。报纸的容量大，可以通过其他内容平衡这些专业的东西。相对来说，出版社出书，是出一个人的书，反而更容易屈服于市场压力。评点学术史我当然也有我的局限，只是我敢说，换了别人来说，局限会比我更大，偏见会比我更多。南都：《现代学林点将录》似乎就是这样一本书？胡文辉：《点将录》最初就是编辑的想法，是王来雨的提议。加上我对点将录这种体裁也比较感兴趣。不少人觉得它很生硬，但如果你对近代旧体诗比较熟悉的话，会知道汪辟疆、钱仲联都写过点将录，在那个领域是一种影响很大的评点方式。所以，对我而言，用它来评点学术史是再正常不过了。这就像是玩网络游戏的人，可能会用网络游戏人物来套现实里的人物，别人也许觉得莫名其妙，但玩游戏的人就会觉得很正常。无论如此，这都只是一种形式，这其实并不重要，它更大的作用是一种自我限定。一本学术史，究竟写多少人合适？你写两百人也行，也五十个人也行，我觉得按点将录这种限定，一百来人，比较适合，也更好处理一些。应该说，我是比较适合这种体裁，里面既包括了一些八卦的内容，同时也有一首旧体诗，换作别人，大约不会像我这样做，也可以说做不到。如果没有这种包装，可能出来就没有这么有趣了。南都：你用点将录这种方式大张旗鼓地点评学术史，有没有受到过主流学界的批评？胡文辉：我觉得没有真正像样的批评。当然不主流的批评有很多。究竟该选哪些人物，在网上有些争论。毕竟每个人的视野都有局限，我当然也有我的局限，只是我敢说，换了别人来说，局限会比我更大，偏见会比我更多。比如，里面涉及上古的人比较多，人类学的比较多，这跟我的知识背景有关。有些人我实在不熟悉，比如宿白，有网上的朋友觉得应当用宿白代替邹衡。但我对现代考古学史还算是熟悉的，邹做夏商周考古，对我而言，他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在他跟宿白之间，对我来说选择是不需要考虑。其次就是排行，我觉得跟人选一样，每个人对这些学者的评价都不一样，你不可能强求对每个人的评价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根本不现实。你至少要对书里一半的领域和人物都有所了解，才好来批评我。南都：你会把《点将录》归纳到你的学术著作这一块吗？胡文辉：属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吧，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著作，里面也基本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重要问题。不过我对这些人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整体看法的。换作某些专业的人，他对某一领域某一人物，书读得比我多比我细，那样的人肯定很多，但他未必总结得就比我好，有时你还得能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来判断这个人的位置，不仅要考虑他做的专业，还要考虑整个学术史的背景。我关注的领域是比较杂的。这些领域，我不见得能深入多少，可能只是知道一些皮毛的，但知道一些皮毛也是很重要的。各个领域的皮毛都知道一点，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整体视野。至少各个领域哪些人比较重要，我大体心里有数。当然，对里面很多人，我也没法写得更详细了，对有些人，写出巨著也不难，但对有些人，我也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了。要写长一点的评传我肯定是不行的。南都：你在《点将录》里也谈到不少对学院派的批评。胡文辉：在《点将录》中对研究学术史的人有几句评判。我还写过一篇名为《为业余汉学喝彩》的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学院派确实有它的长处，它比较规范，相对来说也比较可靠，平均水平比较高。但学院派也有他们的问题，研究问题时很难跳出原有的框架，而业余选手则不那么受框架的束缚。对业余的人而言，搞不好的话，那就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但如果搞得好，有时不仅能在话题上，在方法上都可能突破原有的框架。有些人可能会很强调学院与业余的差别，但我觉得关键的不是学院还是业余，关键的就是你做得好不好。学术界就相当于是一个认证体系。这个认证体系，是属于大学和研究所的，你在体系之外做研究，在获得承认方面来说，确实会吃亏。如果你是学院训练出的，符合它的规范，即使你写的东西少一点，也没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但你依旧能够当教授。因为你是从这个体系出来的，人家毕竟更容易信任他。至于体系之外的人，情况肯定就困难多了。南都：学术之外，你的正职是报纸编辑，如何安排读书和做研究的时间？胡文辉：每个人肯定都想自己的时间越多越好了，不管你是不是做学问。做学问的时间当然越多越好了。但不管在学校或者什么地方现在都一样，都有其他的事情，在学校里也要上课、带研究生、博士，也要花很多时间的。可能现在没有什么地方能够百分之百做学问的。我近年写作都是利用周末，时间比较长，一般睡到中午，从下午开始。一般几千字的文章我一两天内能解决，但长的话，还是得有点意志力才行，像写《陈寅恪诗笺释》，我都忘了是怎么写出来的，不是一两天的事，现在让我写话，也有精力的问题。写东西一定是要勉强自己，不会说很轻松的。南都：现在读书的习惯是怎么样的？胡文辉：有些书，你对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比较熟悉，有时候只是它增加了一点东西，你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看得多了也就不难了。或者说有时候你的判断不见得准，但是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细读。现在，我只看我最感兴趣的、最需要参考的部分，有一个取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