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对中国青少年产生影响的,一是文化产业的渗透,二是利用网络文化上的垄断地位,三是在中国网罗大批青年人才,培植西方代言人.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不同,社会转型期青少年存在文化认同上的缺失,这些内在因素决定了中国青少年会非常容易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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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社会礼仪的差异;社会习俗的差异等。本文分析了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际，避免出现文化休克。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交际;教学
1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接人待物，举止言谈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不同。如ol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老张，老王等等。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中西方两种文化在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2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中西方有如此多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社会的发展将各个不同的国家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一个企业如果想让自己的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不仅需要优质的产品质量，而且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使该产品在包装设计和实用性方面符合对象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如，在中国，“龙(dragon)”是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人眼中，对“龙”就没有这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将“龙”理解为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怪物。如果某一企业家对此不甚了解，将印有“龙”图案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试想这种产品能否刺激西方人的购买欲?能否给企业创造高效益。所以，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面临的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在重视语言能力的教学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在日常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将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
3日常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日常交际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英语学习中应充分地了解这些差异。
日常问候
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如果你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会产生误解，认为你是想请他们吃。，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又如，中国人见到熟人习惯问：“去哪里?”，如果对西方人也这样问候，他们可能会很不高兴地回答：“不关你的事。”西方人问候时常说:”Goodmorning/afternoon/evening”,”How are you doing?”，熟人间也可以说：“Hello”或“Hi”.
日常称呼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Tom”，对方听了会觉得非常奇怪。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又如中国学生经常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而中国人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重，西方人听起来却感觉不可思议。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Miss,等。
感谢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听起来会很怪，或相互关系上有了距离。而在英语国家“Thank 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 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Thank 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请客
在请客吃饭时，主人会问是否要再吃点或喝点什么时，我们通常习惯于先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如果与西方人交往时也这样说，对方就不会坚持再劝你，很可能你都吃不饱。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Yes,please.”若不想要，只要说“No,thanks.”就行了。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交往中的含蓄和西方人直率的不同。
隐私
中国人初次见面经常问及年龄，婚姻，收入，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因为英语国家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年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再如中国人表示关心时，经常问“你在干什么?”，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使人很不高兴。
节日及接受礼物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春节﹑元宵节和端午节等，英语国家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
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4结语
在英语教学中，文化知识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例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渗透到教学中。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能说出正确的英语句子，而且知道面对西方人的时候应该说什么，避免出现交际中的尴尬。
【参考文献】
[1]李常磊.英美文化博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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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文惠.英汉对比语言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论从餐桌礼仪看中西文化差异
[论文摘要]从比较中西餐桌礼仪的餐具使用差异、座次安排差异、就餐氛围差异、及餐桌话语差异四个方面来看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旨在说明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要采用一个客观、宽容、尊重的心态对待异国文化以便能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论文关键词]餐桌礼仪
易中天先生曾经在《餐桌上的文化》里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精妙阐释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的思想内核则是“个体意识”。所以西方人即使请客吃饭，也是各点各的菜、各喝各的酒，以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文化则认为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其目的既然意在人情，意在血缘，则其方式礼仪，自然也就以和为贵了，因此中国人爱聚餐、喜共食、讲和合。笔者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对陌生文化，因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文化冲突。笔者从如下四个方面对中西餐桌礼仪进行简单的比较，以便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一、从餐具使用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筷子刀叉是中西餐桌礼仪最基本差异。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还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笔者提醒在使用餐具时中西均有不同的规范。如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把它们当鼓槌是非常失礼的做法)，更不可以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当然，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这好像葬礼上的香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在使用刀叉时也有一些禁忌。如 手里拿着刀叉时切勿指手画脚。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忌用自己的餐具为别人夹菜。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餐品不要一次性切好，尤其带汤汁的餐品，要一小块的逐一切食等等。
二、从座次安排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都讲究正式的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中国人请客传统上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西方人请客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即男女穿插安排，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讲究“女士优先”的西方绅士，都会表现出对女士的殷勤。在中国，左为尊，右为次;上为尊，下为次;中为尊，偏为次。而在西方，右为尊，左为次。
笔者特别提示西餐入座礼仪：最得体的入座方式是从左侧入座。手肘不要放在桌面上，不可跷足。不可在进餐时中途退席(如有事确需离开应向左右的客人小声打招呼)。用餐时，坐姿端正，背挺直，脖子伸长。上臂和背部要靠到椅背,腹部和桌子保持约一个拳头的距离。记得要抬头挺胸着吃，在把面前的食物送进口中时，要以食物就口，而非弯下腰以口去就食物。
三、从就餐氛围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与西方餐桌上的静是中西餐桌礼仪最根本差异。餐桌气氛上的差异，中国餐桌上动，西方餐桌上静。中国人以食为人生之至乐，排场之大，气氛之热闹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中国人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的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西方人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喝汤时不能发出响声，如汤菜过热，可待稍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吹。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进餐时可以与左右客人交谈，但不要只同几个熟人交谈。左右客人如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别人讲话不可搭嘴插话。音量保持对方能听见的程度。咀嚼食物不要说话，即使有人同你讲话，也要等咽下食物后再回答。
四、从餐桌话语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请客吃饭时，摆在桌上的菜花样繁多，至少有七、八道菜，如果是盛宴，主菜会更多，越名贵、越奇特的菜会越显示主任的殷勤和客人的身份。而主人却往往要说“今天没有什么好菜招待大家”、“菜做得不好，多吃一点” “多多包涵”、 “怠慢了您”之类的话。而西方盛宴一般四至五道菜，份量以吃完或稍有剩余为最佳。如果在家里，最好是吃完所有的菜，这样女主人会很高兴，认为大家喜欢她做的菜。面对丰盛的宴席，主人会说“已经倾其所有来招待大家” 的话。对中西主人的餐桌话语进行推理，很容易得出：中国人遵循了“贬己尊人”的原则。而西方人强调效率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在交际中十分注重自身面子的需要。如在宴席上西方人不议论令人作呕之事，会千方百计采用含蓄文雅的词来替代toilet，如：“Where can I wash my hand?”、“I wonder if I could go somewhere.”、“ Can I add some powder?”等。另外，在西方国家不要问“吃饭了吗?”等我国习惯的问候语。“您吃饭了吗?”容易使人莫名其妙，甚至会出现误会。如在英国，你若问人吃饭没有，其含义是你有意请对方吃饭;这对于未婚男女，则表明你有意约会对方。
五、结语
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文化无优劣之分。应该避免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标准去衡量、评判而应采用一种客观的、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同时，又要避免盲目的追随、模仿异国文化，而应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易中天，《餐桌上的文化》，《文汇报.笔会》.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92-127.
[3]李天民，《现代国际礼仪知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09.
呵呵，你想不劳而获啊
加到两百分我给你写！
你这个是一定要按照论文的形式写么？我们开过美国史的课，不过论文我不会写，但是可以给你1000字的思路，然后你改成论文的格式。只是这分数确实有点低了，什么时间要？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一、美国的利益集团简述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产物和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是美国多元化社会的反映，是公民参政的一个渠道。它们无所不在，对美国现实政治和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有重要影响。有人甚至说，对各种问题的决策是由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做出的。美国著名学者戴维·杜鲁门给利益集团下了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通过和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利益集团。”①早在二战期间，美国的利益集团曾对中美关系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二战结束后，在美利益集团的活动下，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为日后的中美关系埋下了阴影。冷战时期,美国国内支持行政当局推行更为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政策,因为战略安全决定一切的外交政策容易占居主导地位,人权和贸易都可以附属于战略上的考虑。行政当局也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由,牢牢把握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对外决策相对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圈子内。与此相适应,利益集团介入对外政策制订的机会就少,影响力也小。这种局面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冷战时期,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更趋于灵活,不像过去那样被安全战略利益所左右。国会、利益集团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行政当局的决策很少提出异议,而是各种利益群体都试图对美国对外政策施加影响,行政当局已经难以像过去那样主导对外政策,国会在对外决策方面日趋活跃。参众两院的权力架构非常分散，这就给利益集团施加影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就是近年来利益集团不断介入美国对华政策并且影响明显上升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美国对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安全利益依旧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利益、民主和人权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日程上被摆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经贸往来、环境保护问题在国家关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内一些人或集团的利益,由此使得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与安全问题相比,利益集团在这些问题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二、劳联—产联促使人民币升值案例分析劳联—产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AFL-CIO）是美国最大的劳工运动组织，在美国政治和外交中代表了劳工的利益。但在美对华政策方面，劳联—产联与人权组织、环保组织一样，一贯是反华的“急先锋”。自新政以来劳联—产联支持民权立法，有时也支持政治改革，例如劳联—产联支持由联邦政府提供联邦选举的竞选费。同时，劳联—产联一直是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会的立场更加偏右。在冷战中，劳联—产联积极追随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在国际公会运动中反苏、反共，有“小国务院”之称。劳联—产联前主席乔治·米尼一贯敌视中国，曾参与“院外援华（台湾）”活动。（一） 劳联—产联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施加影响的过程2002年以来，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之后的调整期，为衰退的阴影所笼罩，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从2002年起开始持续贬值，为的是能有助于美国制造商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减缓美国贸易逆差的增长。由于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美元贬值的效果不明显，美国为此要求中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这对人民币形成了升值压力。而中国从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7年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劳联—产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缓解美中贸易逆差对美国国内制造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代表工人利益的劳联—产联不惜与他们的“死对头”——全国制造商协会合作，对美国国会和政府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劳联—产联的宣传下，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不断升温，美国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2003年9月底，劳联—产联公共政策部助理主任李西娅(TheaM. Lee)于9月25日及10月21日分别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及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达40%以促进出口的做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并停止聚集美元外汇。②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陡然增加，布什政府特别是美国财政部以及贸易代表处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2004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劳联—产联宣布支持正在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克里，使布什的选票压力明显增加。2004年9月9日, 劳联—产联表示“受够了布什行政当局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带领由23 家工业、农业公司和工会组成的“中国货币联盟”(China Currency Coalition，简称CCC)，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份长达200页的文件， 要求美国政府根据1974年美国国内贸易法条款对中国是否操控货币进行301调查，并实施制裁。③2005年，CCC从二月开始了一系列的游说活动。在劳联—产联的压力和影响下，国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被接连提出来。参议院提出的《中国自由贸易法案》，众议院提出的《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参众两院提出的《停止海外补贴法案》都得到了CCC的支持。为了缓解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实行一揽子货币为基础的“爬行盯住”浮动汇率制。中美之间人民币汇率之争由于劳联—产联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复杂化。劳联—产联利用各种手段和措施促使美国政府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一是为了保护制造业工人的工作，另一个也是为了在“夕阳工业”不断衰落的情况下，加强其政治影响力，为其自身的发展加铸筹码的需要。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 劳联—产联以及其它相关利益集团会继续施压,国会议员也将继续以提案的形式保持对美国政府的压力。（二） 劳联—产联在促使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影响第一，积极并有策略的行动。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劳联—产联组织联盟，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声明，到国会作证，与议员及政府官员会谈，活动非常积极。其中，联盟战略是90年代后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方式中常用的有效手段，能增强利益集团游说力量，不同性质乃至对立的集团间的结盟更是如此。分别代表自由贸易以及保护主义立场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与劳联—产联共同对人民币问题施加压力，更能获得广泛的支持。第二，传递清晰的信息。这是游说成功的先决条件。游说人民币升值的各利益集团不断地在新闻发布会上，在报告中，在国会听证会上重复传递着几乎同样的信息：人民币被低估40%，这是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变相补贴，只有人民币大幅升值，才能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改善美国制造商同中国商品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境地，最终挽救美国制造业滑坡，减少工作流失。这样，国会、政府以及大众、媒体都能清楚了解他们的主张。第三，向决策者提供雄辩的政策建议的同时，也要表明自己代表的是关键地区选民的观点和利益，忽视这样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可能会让决策者处于不利境地。劳联—产联提出了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在WTO提起诉讼以及提起301申诉等不少政策建议，在每次国会作证时都强调自己所代表的公司以及工人的广泛性，并通过组建联盟动员更多的力量，向议员以及政府官员施加压力，使其重视自己代表的力量。第四，时机的重要性劳联—产联选择在美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对华贸易赤字扩大，美国制造业衰退以及失业问题突出，美国官方提出希望人民币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制这样一种恰当的时候，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很容易在大众中引起共鸣，吸引媒体的关注，进而对国会和政府形成压力。三、几点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往往是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变化往往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波动和变化。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竞争与力量消长和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左右摇摆。由于缺乏占绝对优势的利益集团和压倒性的利益目标，总统和国会在不同利益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就得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制约着美国对华政策的上限和下限，也证明了所谓“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的说法。劳联—产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受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所推动。劳联—产联的主力军是蓝领阶层，其规模伴随着“夕阳工业”的衰弱不断缩小，有组织的劳工比例在下降，其影响力在减弱，但劳联—产联仍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是美国政治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常会与其他反华势力联合，形成强大的力量，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仍将发挥不可忽视的阻碍作用，因此对劳联—产联的消极影响我们不能忽视。2008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面临选票压力，此时正是利益集团发挥作用的最佳时机。作为劳联—产联一贯的支持对象，民主党候选人在人民币升值、美中贸易逆差等一系列问题上可能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而共和党候选人为了争取选票，也将会在这些问题上考虑他们的意见，中美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而按目前的形势来看，民主党当选的呼声很高，明年若由民主党人上台执政，劳联—产联以及其他一些反华利益集团将会在人权、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对国会和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中美关系的摩擦可能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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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08年9月，对于美国金融界来说似乎很不寻常，仿佛多米诺骨牌一样，美国著名金融机构纷纷倒下：7日早已陷入困境的“两房”被美国政府接管、14日美林“委身”美银、15日雷兄弟宣告破产、16日AIG告急、21日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无奈转型为普通商业银行、26日全美最大的储蓄及款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再加上今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而被摩根大通收购……当一系列金融事件接踵而至的时候，尊崇美元主导市场的全球经济彻底面临巨大危机！中国市场作为全球市场中的重要一分子，在此过程中受到多大程度的感染，成为中国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直处于霸权地位，因此，美国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 响不容忽视。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全球化，美国金融危机也将不可避免地为中国经济 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第一，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此次浩劫中国也难幸免。在危机不断扩散的过程中，美国不断采取降息、注资、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防止经济衰 退，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又加剧了全球的流动性问题。再加上中、美利率倒挂，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更 是无法阻挡国际热钱流入中国的步伐，使中国再次成为国际资本保值增值的避风港，也使中国的美元资产投 资暴露于风险中。中国的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中，目前大约有1万亿美元左右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 债。其中，中国持有“两房”相关债券3000-4000亿美元，占官方外汇储备近20%；中国商业银行持有 “两房”相关债券253亿美元；中国商业银行持有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相关债券约亿美元；中国投资公司 持有美国投行摩根斯坦利的股份；雷曼对花旗集团香港子公司欠款额约为亿美元；中国银行纽约 分行也曾主导给雷曼贷款5000万美元。美国金融市场出现的动荡，必然会导致资产抵押品的价格缩水，从而 使得资产难以兑现，这时支付性的危机就转变成为流动性的危机。 第二，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房地产业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首先，在国内楼市低迷的情况下，近来美国投行抛售在华物业。如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出售在上 海的部分住宅项目，除大摩之外，花旗也酝酿将一处上海住宅物业出手。这都是基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出现问 题才产生的连锁反应。现在，中国经济虽然没有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但也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所以美国投 行抛售在华项目可能会加快中国房地产下滑。 其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房地产的影响，还表现在打击购房者的信心，市场观望气氛浓郁。现代国际市场研 究公司8月曾对穗、深、京、沪4地共917位市民进行了随机街访。其中72%受访者对楼市信心低迷，仅 14%的受访者认为奥运后房价仍可能上涨，37%预计下跌，35%认为基本持平，14%表示不清楚。 当下，对华尔街的国际投行而言，出售物业回笼资金、把握现金等待未来投资时机必然是当务之急，问题是， 投行的集体出售举动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市场的信心，在信心进一步深跌的情况下，投行撤退将异常艰难。 再次，金融危机使房地产融资更加困难。银行给房地产公司的贷款在下降，已经上市的房地产公司通过债 权和股权进行融资的路基本已经被堵死，未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想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融资也基本行 不通，从整体上看房地产业陷入了一片困境。日前，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主持的一份名为 《2008年中国房地产行业资金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房地产行业的资金缺口为6730亿元。如果2009年房 地产遭遇中期调整，资金缺口将达到9290亿元。如果遭遇短暂调整，资金缺口也将达到4925亿元。中国人 民银行的数字显示，银行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今年上半年锐减30%，减至3990亿元人民币。 第三，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偏外向，进出口总值超过GDP 的60%，在美国国民借钱消费模式终结的情况下，“中国制造”随之受到影响。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非常 重要，去年经济的增长，有个百分点是进出口拉动的，而今年1-8月份出口的实际增长率只在3%左右。 出口方面：海关总署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出口额的增幅下行放缓的趋势明显，由 于美国是中国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一度在6-7月份冲高的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又将遭遇考验。外需下降意味 着外国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同时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出口商很可能没有动力革新 技术，而是被迫通过压低产品价格去维持市场份额，这可能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进口方面：由金融风暴带来的冲击则与美元汇率密切相关，目前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几乎都以美元定价， 美元走势的强弱决定了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高低，从可以观察到的数据来看，由于近期美元逐渐反转走强， 原油、铁矿石等商品的价格显现下降趋势，这对需要大量资源性产品的中国来说本属利好消息，然而美国金 融市场反复动荡严重影响到美元汇率的走势和持有者的信心，短期内弱势美元的政策似乎已被市场所认可。如此一来，原油、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被再度推高，我国进口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付出的成本也大为增加。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被格林斯潘称作为“百年一遇”，可见危机的程度非常严重。所幸的是，由于我国参与 全球化的步伐较为谨慎，因此较大程度地避免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些方面却值 得我们去思考，从而得出一些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及其可能的扩散效应。美国发生的全方位的，甚至有可能终结现有金 融体系的危机，始发于房地产价格的泡沫。我们要看到，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与金融的最大风险。 在中国，房地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4，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1/3。房地产价格很可 能出现全面性下跌，与股票市场相比，房价下降所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此，稳定房地产市场应该成为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 第二，要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是把双刃剑，其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 金融机构的效率，但当风险足够大时，分散风险的链条也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美国的次贷风暴即很充 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次贷危机也可以说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美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着监管缺失或监管漏洞难辞 其咎。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引以为戒，对相似情形应有预警能力。当前我国正在鼓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业 务创新和产品创新，美国的教训警示我们，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同时必须加强相应监管，避免金融衍生产 品过度开发，从而控制风险的规模。 第三，适时加快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为靠投资拉动增长，靠出口为快速 增长的工业产能提供出路。今年中央提出要把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此时 适逢金融危机，中国出口企业受到了沉重打击，因此转型已经没有选择，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强化国内需 求增长的能力，让中国经济今后能靠国内民间消费的增长来带动，否则，中国经济和社会将面临严峻的挑 战。同时，对于企业来讲，应做到未雨绸缪，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出口一些高附加值、受金融波动影响小的 产品。特别是要避免恶性出口竞争，尽快从数量竞争转型到品牌竞争，此外，在出口结算货币选择方面要避 免汇率风险。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使得这次金融危机蔓延的深度和广度都要超过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国内经济的全球化水平相对较低，金融掌控管理能力相对较弱，而这既可能是中国被此次金融危机边缘化的“好运气”，也是中国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应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深化改革，加强监管，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美国平时预防的好，河岸都是加了保险。一般洪水多，灾难少！
以“大洪水”为题材和背景的洪水神话，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神话类型之一。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洪水神话出现在人类几乎所有最古老的文献中，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玛雅等文明都有跟洪水有关的神话故事，如《圣经·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和我国鲧禹治水的传说。马克·埃萨克在《世界各地洪水故事》中记载，世界上有181个国家和民族流传着洪水神话，全世界已知的洪水传说有500多个。
洪水神话的普遍性证明各民族在与自然的搏斗中有着探索自然、思考自身、改进自身的相同价值观。同时，通过对各类洪水神话具体故事情节的对比研究，我们又可以发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这为探求不同民族文化的起源、发展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依据。
世界各地都流传洪水神话
1872年，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乔治·史密斯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上，识读出了一个与《圣经·创世纪》中“诺亚方舟”非常相似的洪水故事。在此之前，人们已经知道一些民族和地区有洪水神话流传，但只是简单地将其看作“诺亚方舟”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的变体。
这次重大发现之后，人们开始怀着巨大的兴趣，带着明确的目的在世界各地广泛搜求、记录数量多得难以统计的洪水神话文本。不过，西方学者对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话虽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中国洪水神话的研究很少。1898年，法国人保尔·维尔记述了一篇中国彝族的洪水神话。这是目前所知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最早记录。英国学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对有记载的政府报告、传教士的口头描述进行了广泛搜集，并于1918年出版了《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其中，记录了三卷洪水故事文本。但是，书中对中国洪水故事的记载则是一片空白。1988年，阿兰·邓迪斯将国际上100多年的研究成果汇编成论文集《洪水神话》，不仅收入了对希伯来、巴比伦、印度、希腊等地古代洪水神话的经典研究，而且还有对美洲、非洲、澳大利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口传洪水神话研究的新成果。在这部被称为洪水神话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中国洪水神话依然缺席。
中国人自己的洪水神话研究起步较晚。有学者在概括总结洪水神话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20世纪洪水神话研究大致经历了20年代的萌芽期、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初步繁荣期、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萧条期、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的复苏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繁荣期”。20世纪20年代，在梁启超尝试从典籍中寻找洪水记录之后，中国学者才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洪水神话研究。1937年，芮逸夫在《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中，记载了他在湘西考察得到的有关苗族的洪水故事，由中心内容“现代人类是由洪水遗民兄妹二人配偶遗传下来的子孙”，进而论证得出“伏羲女娲为南方或东方民族”。1942年，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伏羲考》中详细征引近代西南苗、瑶、彝等民族的洪水神话资料，采集了近50则关于洪水泛滥、再造人类的故事和民俗资料。
总的来看，中国是一个洪水神话极为丰富的国家。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我们曾饱受洪水之患，并且至今也不时受到洪水的威胁。因此，从远古时期就有大量关于洪水的神话和传说，而且直到今天还在一些少数民族中间以口耳相承的活形态广泛流传。有学者指出，洪水神话是一种复合型的神话，由原型洪水神话、水生人神话、葫芦生人神话、兄妹婚神话等融合而成。鲧禹治水就是典型的原型洪水神话。
除了家喻户晓的鲧禹治水故事外，中国洪水神话还有几种不同的亚型：神谕奇兆亚型、雷公报仇亚型、寻天女亚型和兄妹开荒亚型等。各种不同亚型的洪水神话，反映了各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性格，在体现鲜明民族性之时，又记录着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例如，这些洪水神话的结尾有一个常见的母题，即许多民族出自同一个始祖，都是洪水后那对男女所生，或从同一个大葫芦中出来的。
国际上主要有四大故事圈
洪水神话文本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和各个民族。在国际上，洪水神话文本大致包括地中海洪水故事圈、印度洪水故事圈、东南亚洪水故事圈、美洲印地安洪水故事圈等。
地中海洪水故事圈是人们最早发现、研究最多的一个部分。地中海洪水故事圈以希伯来、希腊、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洪水故事为主，通常也被称为西方洪水神话。在西方研究洪水神话的著作中，通常的学术用语是“世界毁灭和末世神话”。典型的西方洪水神话由洪水灭绝人类与人类再生两部分内容组成。例如，在“诺亚方舟”中，人类的作恶多端和不虔诚，惹怒了造物主耶和华。耶和华要毁灭世界，于是发动一场滔天洪水，毁灭了地球上的一切，只留下诺亚一家子，夫妻结合繁衍人类。又如，在希腊洪水神话中，国王吕卡翁惹怒宙斯，宙斯降大雨于世界，淹掉地面上的一切。洪水过后只剩下丢卡利翁和他的妻子，夫妻二人通过扔石头重新创造了人类。总之，西方洪水故事的基本逻辑为“人的罪恶——洪水惩罚——人类再生”。
印度的洪水神话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前后，最早见于《百道梵书》。目前所知古印度的洪水故事，一是以摩奴创世为主题的古文献，二是一些非印度教部落的口头传说。摩奴创世的故事大意是说：摩奴救了一条鱼并将它养大，在洪水来临时，大鱼将摩奴拉到北山。摩奴登陆后与女子一起繁衍出子孙后代。有观点认为，印度洪水神话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西亚洪水故事原型在印度文化中生成的产物。这种文化传播并非照搬，印度文化中固有的核心内容——果报主题对原型作出了重要改造。这一主题直接被后来的佛教思想所继承，并通过佛教传入中国和东亚、东南亚。
洪水故事广泛存在于东南亚各个国家中。人们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越南和泰国等国，都发现了不少“异文”。菲律宾伊富高人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年发生大旱灾，人们挖掘河床底下，寻找河的精魂，结果惹怒河神发起洪水，所有人都被淹死了，只剩下一对兄妹幸存。20世纪30年代，芮逸夫提出了“东南亚文化区”的概念，所谓“东南亚文化区”是由铜鼓、芦笙、洪水神话这三个文化元素为标志构成的。
在西半球，洪水故事同样大量存在。西方人类学家仔细调查研究了土著印第安人保存完好的原始文化形态，发现南北美洲土著也有大量的洪水故事。除此之外，世界其他大洲也有许多洪水故事发现。有学者研究发现，一地区的部分故事亚型竟然与中国西南部一些民族的亚型极为相似。例如，大洋洲新几内亚瓦曼斯人的一个洪水故事大意为：有一天，一条大鱼游进了港湾。有位大善人嘱咐自己的孩子不要捕食这条鱼，并劝其他人不要吃这鱼。但大伙不听，将鱼分吃了。善人忙将各种动物赶到树上，并与家人一起爬上了椰子树。洪水退了后，善人一家从树上下来重建家园。这个故事与中国古籍所载古巢县人吃巨鱼，引发地下水使城陷为湖的晋代故事如出一辙。
“洪水”与“再生”紧密联系
事实上，在东南亚神话、日本神话等东方洪水神话中，处处可见中国文化的身影。
自远古开始，中华民族便与东南亚许多民族结下了亲密的族缘关系。通过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等三个主要途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后世形成的宗教神话传说、民间神话传说，对东南亚的神话传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共同拥有的“兄妹婚型”洪水神话，不仅母题和故事情节完全相同，甚至在“葫芦崇拜”这样的细节上也惊人的相似。可见，中国洪水神话与东南亚洪水神话有着源远流长的“血缘”关系。
据傅光宇所著《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介绍，云南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存在着一条洪水神话的“云南—东南亚”链。东南亚国家的一些神话甚至直接把其北部山区和云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描述，体现了同源异流、要素移植、多元汇融、共同创造的文化现象。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早在远古时代就互相往来。日本文化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它的洪水神话故事与中国相似的内容非常多。有迹象表明，中国洪水神话是日本洪水神话的源流。例如，有学者对日本的国家诞生神话进行分析，同时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侗族的洪水神话进行调查和要素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大禹治水”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洪水神话，最早出自吴越，后传至中原。大禹被视为“地王”受到百姓祭祀，俗称“禹祭”。日本也有相似的神话，其中的主人公被称作“土神之母”，俗称“泥祭”。有学者对比研究“禹祭”和“泥祭”时指出，“泥祭”脱胎于“禹祭”，“土母治水”源于“大禹治水”。
其实，中国洪水神话与西方洪水神话也有共同点。特别是，“洪水灭世”和“人类再生”是一个永恒主题。当然，不同民族的传说在情节和具体内容上也各具特色。在巴比伦、希伯来、希腊和印度洪水神话中，人们用来躲避洪水的是人工制造的船只；在中国几个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类型里，避水工具是葫芦、牛皮等自然物，或是神的保护（石龟、石狮）。
为什么洪水神话与再生神话紧密联系在一起？道理很简单：洪水灭世后，人类何去何从很自然地成了首要问题。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洪水神话的详细称谓应是“洪水造人故事”。这里的“造人”是人类再生、再造之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洪水神话回答了人从何而来的问题，是人类对自身和社会关系的一个重新认识。
折射中西文化的三个差异
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族性格、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中西方洪水神话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性。梁启超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出发，把中国古籍上有关洪水的记载与《圣经·创世纪》、印度、希腊、北欧、南太平洋群岛的洪水神话加以比较，指出中国洪水神话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如没有上帝惩罚的宗教观念，且女娲、共工和鲧禹皆不屈服于自然，表现了“常欲以入力抗制自然”的理想。
具体来看，中西方洪水神话中的文化差异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治”与“避”的民族心理差异。
范文澜说：“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
进一步来看，单从人类面对洪水灾害的文化心理划分，洪水神话可分为两类：以“治”为核心的治水型洪水神话与以“避”为核心的逃生型洪水神话。面对大洪水灭世的灾难，国外的洪水神话基本上是采取躲避逃生、保全性命的观点。而中国的洪水神话采取了“治”的态度，始终强调治水主题。
在持“避”观点的诸多神话中，洪水起因主要是神要惩罚人类。在基本情节上，希伯来神话和苏美尔、巴比伦神话非常接近，只是发起洪水的主神和得救者的名字有所不同。如果说上述地区洪水发起原因相似是因为地域接近而有互相影响的可能，那美洲太平洋西北岸印第安人惹怒天神、大洋洲拉亚特亚岛的渔夫触怒海神而导致洪水降临的神话，则更好地说明了人类触怒天神、天神降罪这一洪水发生原因的普遍性。
中国的洪水神话虽零散不连贯，但诸多记载并不特别强调洪水是神的惩罚，也没有交代洪水产生的原因是为了毁灭人类或者为了考验人类。在我们的上古传说中，洪水只是一种自然灾害，与神力无关，至少人类没有原罪。
在西方洪水神话中，人们面对洪水通常只能消极地等待神明救助。在神祇面前，人类是渺小的，对神的惩罚毫无招架和反抗能力，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面对洪水也不是积极地抗争，而只能依靠神谕来躲避灾难。
中国洪水神话主要阐述的是人类要对自然灾害采取“治”的方法。禹继承父亲鲧的遗志，采用疏导的办法，虽历尽艰辛，却几过家门而不入，历时十几年终于治水成功。
中国洪水神话突出反映了主动抗争精神，从中可以看到古代劳动人民为了战胜灾难而无所畏惧的精神气概。
二是“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差异。
在西方洪水神话中，生存下来的人都是得到神庇佑的“善人”。但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希伯来神话中的诺亚对神唯命是从，对神给人类制造的灾难没有丝毫异议，且积极为神的行为辩护。在“诺亚方舟”中，人与神之间是契约关系，人要绝对服从神的安排、按神的意志办事。
中国人面对洪水的态度，是独特的“治理”态度。在灾祸发生后，女娲、伏羲以及天帝派出的各路神仙都下凡协助大禹治水。这一点和西方洪水神话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同的。中华民族早就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观，强调宇宙是万物生命运动的载体，宇宙中的万物息息相关、相互交融，和谐相处，故人神一致、天人合一。所以，中国的洪水神话在面对大灾难时常会出现人神协力共治水患的场景。
天帝当然也惩罚过“窃息壤”的鲧，但究其原因不是禁止用息壤来治理水患，而是在于“窃”。鲧死后，生出禹。天帝又命令禹带着息壤下凡布散，治理九州洪水。从内容上看，中国洪水神话中的天帝是“君以民为本”这一观点的神话式反映。
诸神竭尽全力和世人共治水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长城精神”，强调的是集体作用。虽然禹功绩很大，但没有诸多神祇和百姓的帮助恐怕是难以完成治水大业的。
三是“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的差异。
中国地处东亚，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降水量和气温值都适合农业的发展。由北到南的黄河水系、长江水系、珠江水系，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肥沃土地上的先民提供水源，让他们总体可以过上安定宁静的生活。而在这种以农耕为主的传统文明中，人类习惯于凭借自身的能力改造自然生态环境。
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位于爱琴海沿岸，三面环海，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炎热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不利于农业发展。由于海上交通便利，他们养成了崇尚流动、冒险和创新的思维。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希伯来，则是典型的游牧文明。他们最初的生活领域是两河流域，靠近河流，水灾较多。“诺亚方舟”的神话继承了苏美尔——巴比伦的洪水神话。它的背景就是两河流域反复出现的洪涝灾害。
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和社会动荡的关系，信仰上帝成为饱受苦难的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上帝拯救了诺亚一家，使得“义人”存活，这给犹太人以极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力量。让他们相信，只要皈依上帝，就能获得幸福。这深刻地表现了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
总之，西方洪水神话主要是建立在神本主义之上的，中国洪水神话更多建立在人本主义之上；前者着重强调神性的强大，后者更为看重人性的伟大。在中国神话中，神亲力亲为帮助人类抵御灾害，体现了人神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中国神话中的神不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可能犯错的，犹如共工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注的对象始终是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金家琴、李志华】
今天，我们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长江洪水的周期性变化，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留下了大量的关于长江洪水的资料，根据这些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唐代，长江洪水平均18年一次，在宋代，长江洪水平均5年至6年一次，在明代和清代，长江洪水平均4年一次。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长江洪水到底从何而来？
长江流域洪涝灾害的形成，既与自然因素有关，也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我们先来说一说自然因素。
我国的地形图
第一：季风气候的特殊性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中国与美国的气候，从纬度位置上来讲，中国与美国的纬度位置几乎是相同的，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美国位于北美大陆的南部，大西洋的西岸，美国有密西西比河，中国有长江，中国的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世界第三长河，密西西比河是北美大陆第一长河，世界第四长河，密西西比河的长度仅次于长江。按照道理来说，美国的东南部和墨西哥湾沿岸应该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美国的东北部和五大湖区应该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但是，因为北美大陆没有亚欧大陆的面积大，大西洋也没有太平洋那么宽广，海陆热力性质的差异不是很明显，所以，美国东部的气候，并不是明显的季风气候。
北美地形图
美国的东南部与墨西哥湾沿岸受到墨西哥湾暖流增温增湿的作用，年降雨量高达2000毫米以上，中国秦岭、淮河以南的年降雨量在800毫米以上，浙江、广东、广西等地的年降雨量在1600毫米以上，但是，美国的东南部与墨西哥湾沿岸仍然不是明显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美国的东北部和五大湖区年降雨量在1000毫米左右，中国的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但是，美国的东北部和五大湖区仍然不是明显的温带季风气候。
美国的东南部、墨西哥湾沿岸的气候与我国南方地区的气候相似，都是夏季多雨，冬季少雨，但是，美国东南部和墨西哥湾沿岸的降雨量季节分配更加均匀一些，而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量在夏季更为集中，此外，美国的东部的气候，冬季大陆高压不是很明显，在冬季，美国东南部、墨西哥湾沿岸的气候比我国南方地区的气候，要稍微湿润和温暖一些。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也会发生洪水
美国的东北部和五大湖区的降雨量，季节分布也较为均匀，冬季寒冷少雨，夏季高温湿润，但是，我国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则是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因为温带季风气候的降雨量集中在夏季。
总的来说，我国的气候是明显的季风气候，降雨量较为集中，因此，我国的河流径流量季节变化大，在夏季，容易形成洪涝灾害，而在冬季，则出现枯水期。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也会发生洪水，但是，相对来说，密西西比河的水位变化幅度要温和一些，长江是自西向东流的，我国的西部地区地形较高，东部地区地形平坦，奔腾的长江一出西陵峡，即进入到平原地带，水流减缓，泥沙淤积严重，密西西比河是自北向南流的，几乎全都是在大平原上流淌，密西西比河的河道非常宽，但是，河水却比较浅，长江径流量的季节变化比密西西比河更为明显。
密西西比河
其实美国也有洪水，但是，美国洪水的酷烈程度和频繁程度较低。
第二：气候变暖与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全球气候变暖，会使得暖湿气流增多，暖湿气流增多，降雨量就增多，近5000年来，我国的主要江河的径流量是减少的，因为从整体上来看，近5000年来，我国的气候是趋向于干冷的，因此，气候的温暖程度与长江的径流量能够呈现出一定的对应关系。
此外，厄尔尼诺现象与长江洪水也密切相关，也能够呈现出一定的对应关系，我国长江流域降雨量的多少，往往是副热带高压带的位置决定的，副热带高压带的位置偏南，雨带就不容易北上，并在长江流域徘徊，从而形成洪涝灾害。
厄尔尼诺现象是指南美洲沿岸的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导致这里盛行上升气流、气压降低，从而使得当地的沙漠出现降雨的现象，当秘鲁沿岸的气压降低，盛行上升气流时，东南亚与澳大利亚则盛行下沉气流，气压升高，从而出现干旱少雨的现象，甚至引发森林大火。
梅雨季节，我国长江流域的河流
厄尔尼诺现象由于是发生在南美洲和赤道附近的太平洋上，故而，不会对我国的气候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仍然能够通过太平洋上空的大气环流，间接影响到我国的气候，这主要体现在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上，一般来说，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太平洋西岸的海水温度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南。当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南时，雨带就不容易北移至我国的华北平原，从而使得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增多。
接下来，我们来重点说一说气候温暖的问题，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可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距今5000年前至3000年前，是第一温暖期，这段时间经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朝和商朝，当时的大部分时间，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要高2℃至3℃，海平面则比现在要高米，殷商时期，我国的黄河流域有犀牛和大象，这一时期，我国经历的洪水也比较多，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950年，是我国5000年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西周时期，汉江都曾经出现过结冰现象，当时的自然灾害，主要表现在干旱，但史书中并未出现洪水的记载。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8年左右，是我国5000年文明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左右，从汉代开始，长江水灾的记载则比较详细了，说明长江流域的洪水开始变得频繁，《汉书》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两次大洪水，如：《汉书·高后纪》记载道：“三年（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汉书·五行志》记载道：“八年（公元前180年）夏，汉中、南郡水复出，流六千余家，南阳沔水流万余家。”西汉时期，我国的人口峰值是6000万，西汉前期的人口更少，在人口稀少的情况下，长江流域发生了洪水，出现“流六千余家”、“流万余家”的灾难，可见，当时的洪水有多大，说明在温暖期，长江洪水确实比较频繁。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寒冷期，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1至2℃。
隋唐至五代十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1℃左右，当时的四川盆地还出产荔枝；北宋至南宋前期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寒冷期，长江上游一带的荔枝在这一时期，不能越冬，无法种植。
南宋后期至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四个温暖期，不过，这一温暖期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明清时期，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四个寒冷期，称之为“明清小冰期”，19世纪末，全球气温开始回升。
从唐代开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温暖期，还是寒冷期，长江的洪水频率都呈现出越来越大的现象，在唐代，长江洪水平均18年一次，在宋代，长江洪水平均5年至6年一次，在明代和清代，长江洪水平均4年一次，这充分说明了，长江的洪水越来越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第三：人类的活动
近5000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的气候是逐渐偏向干冷的，因此，近5000年以来，我国主要江河的径流量是趋于减少的，径流量减少的同时，伴随着水位变化幅度的增大，关于这一点，黄河流域的河流表现得比较明显，黄河的径流量在减小，甚至出现过断流的现象，华北平原的一些湖泊完全淤积、湮灭，黄河流域的河流径流量减少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黄河流域不会发生洪涝灾害，因为黄河流域的河流径流量在减少的同时，水位变化幅度也在增大，这主要是因为河流的泥沙淤积严重，河床日益抬升，湖泊、湿地的湮灭，也使得天然水体调蓄洪水的能力减弱。
清代，治理黄河
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本身较为温暖湿润，长江径流量的变化幅度没有黄河那么明显，但是，从长时段来看，仍然是减少的，并且长江流域的一些湖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长江流域的河流水位变化幅度增大，汛期来临时，水位迅速增高，而到了枯水期时，则出现断航，甚至干涸的现象，换句话说，长江流域的河流径流量季节变化增大。
因为长江流域的河流径流量季节变化增大，所以，尽管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是寒冷的，处于“明清小冰期”，但是，长江洪水的次数并未减少，而是增多了，在唐代，长江洪水平均18年一次，在宋代，长江洪水平均5年至6年一次，在明代和清代，长江洪水平均4年一次。
为什么自唐代开始，长江的洪水越来越多了呢？因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人类活动的极大干扰，自清代中叶开始，我国南方山地的森林资源损耗严重，明末清初，来自美洲的高产作物番薯、玉米、马铃薯被引进到中国，玉米、番薯和马铃薯，耐贫瘠，不受地形垂直度的影响，能够在我国长江流域的山地、丘陵地带种植，这些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的扩大，使得我国南方地区的森林资源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唐宋时期，长江上游一带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四川盆地的山地森林覆盖率高达70%至80%，但是，明清时期，随着四川盆地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森林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是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番薯和马铃薯，森林的损耗一方面削弱了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另一方面加剧了水土流失，使得长江的河床抬升，水位变化幅度增大。
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有汉江、湘江、赣江、青弋江、水阳江等等，这些河流流经我国南方地区的山地、丘陵地带，我国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森林，在明清时期，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森林的消失，加剧了水土流失，从而提高了长江的含沙量，含沙量提高以后，一旦水流减缓，泥沙就会淤积。
森林涵养水源的能力
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泊，在明清时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围垦，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的湖泊面积日益萎缩，淤积现象严重，削弱了湖泊对洪水的调蓄能力。
当然，宋元以来，我国长江流域森林资源的损耗与湖泊面积的日益萎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唐代，我国的人口峰值是8000万至9000万，北宋，我国的人口峰值是亿，明朝万历年间，我国的人口数量达到了2亿，清朝道光年间，我国的人口迅速增加到亿，人口从8000万增长到亿，必然伴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我国的平原面积少，山地、丘陵面积多，人口数量增加，必然是向山地、丘陵地带进军，在明朝以前，我国南方地区的耕地面积的扩大，受到了农作物自然属性的制约，因为水稻、小麦对地形高度和气候的要求均比较高，这些农作物在山地和海拔较高的地方是无法种植的，但是，随着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的引进，山地和丘陵地带的土地被大量的垦殖。我国南方地区亚热带森林的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泥沙随着暴雨、山洪进入到长江流域的河流与湖泊，并最终汇入到长江，使得长江流域的河流生态环境受到了损害。
近些年来，我国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农业科技的提升，使得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这样一来，在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还能退耕还林，退耕还湖，我国南方地区森林资源的恢复，有利于减少水土流失，涵养水源，湖泊面积的恢复，则有利于调蓄洪水。长江流域天然湖泊的面积，自宋元以来，日益萎缩，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的长江流域还兴修了大量的人工湖泊，人工湖泊面积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调蓄洪水，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会越来越好
过去20年间，中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20%。2005年，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达万起；2007年，40%的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放；60%的大型湖泊因矿物质和有机物污染而出现富营养化；在监测的197条河流中，半数受到硝酸氨、过锰酸盐和石油的严重污染；在监测的287个大中城市中，只有的空气质量达到环境保护部的标准（另一种说法是，全国只有的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上述环境污染是表面上的，是以城市或工业地区密集人群为中心生态危机的。实际上，那些“远在深山”的生态退化更加危险。环境污染了，国土还在，还有修复的可能。但一些致命的生态破坏则很难修复，如消失的物种不能“死而复生”，损失的土壤不能回到原位，干涸的湿地难以再现生机等等。中国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生态系统全面退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囊括全球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度。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自然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之中。青藏高原草地生产力由上世纪60年代的300公斤/亩下降到100公斤/亩以下；地下鼠量由过去的8~10增至30只/公顷；土地裸露率由不到10%增加到30%以上。全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红树林由历史上最大面积25万公顷，下降到目前不足万公顷。水土流失急剧中国水蚀、风蚀和冻融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全国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黄河流域年入河泥沙16亿吨；长江流域每年土壤流失量24亿吨。随土壤流失的还有各种营养元素，仅黄河流域每年流失的泥沙中，就含有N、P、K三种元素总量约4000万吨，超出了2003年全国的化肥需求量（3990万吨）。濒危物种增加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7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占189种。中国濒危或渐危高等植物4000~5000种，占中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栖息地环境改变、生境破碎化、以及大型水利工程是造成物种濒危或灭绝的重要原因。1988~2000期间，黑龙江省嫩江县天然林斑块数由240上升为343，平均斑块面积由80公顷下降为68公顷。由于三峡工程实施和环境污染，长江上已难寻觅白鳍豚的踪迹，科学家承认该物种已功能性灭绝。湿地消失天然湿地大量消失在北方，河北省过去50年来湿地消失了90%，即便侥幸存留的湿地，八成以上也变成了污水排泄场所；陕西关中一带30多个县，几十年来消失上万个“涝池”（池塘）。生态危机在南方，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域面积从最高4000平方公里减少到不足50平方公里。干旱、半干旱区湿地状况更不容乐观：内蒙古阿拉善盟，由于上游地区过度开发黑河水，进入绿洲的水量由9亿立方米减少到目前的不足2亿立方米，致使东西居延海干枯，数百处湖泊消失。湿地被誉“地球之肾”，“肾”萎缩大大降低了其调节气候、调蓄洪水、净化水体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旱涝灾害。人工林树种单一几十年来，大量发展人工纯林的传统不但未有改观，反而愈演愈烈。以杨树为例，原来的“南方杉家浜，北方杨家将”，现已发展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是杨家兵”。如今，杨树已经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岭。整个大西北、华北平原，甚至江南一些地区，也以杨树为主。高密度、单一树种的人工纯林对国土生态贻害无穷，单一树种形成的种群实质上是一种生物多样性极端下降的“绿色荒漠”。第六，农业生态系统退化危及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基础。现代农业过分强调技术，用地而忽视养地。“化学化”尽管带来了产量的快速提高，但土地出现退化，食品安全受到冲击。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激素、添加剂、农膜，甚至反季节种植、转基因技术滥用，使得土壤板结、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病虫害加剧、产量下降。以前要一年才能长大的猪，现在四个多月就能催肥。两只翅膀的鸡，在激素的作用下可长出3~6只翅膀。这样的食品进入食物链的生态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生态危机现状还包括生物入侵、全球变暖、海洋生产力下降等等。政府要像重视环境污染控制那样高度警惕生态危机带来的隐患，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解决这个难题，还中国一个真正的蓝天。只有生态退化遏制了，环境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改善。编辑本段保护措施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投入巨资保护生态环境，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生态环境总体上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还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加强。1、进一步加强恢复生态系统工程。停止砍伐森林、全民植树造林、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木还草、恢复湿地、禁捕禁猎、治理工业污染、生活污水实现全处理，这些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系统工程，国家、企业和全民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力量，当作头等大事，可以毫不过分的说，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是同等重要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社会各界对生态保护的意识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深入人心，是生态保护工作的必备群众基础。应大力推进全民环境教育，从娃娃抓起，让公众了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国情、省情，使“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观念深入人心，使绿色环保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3、加强生态监测。在中国单纯的水环境、气环境和工业污染监测已趋于成熟，并已经为环境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生态环境还在起步阶段，还没有系统的监测技术和形成完整的监测网络，生态环境方面的有关数据还是采取从各部门东拼西凑的方法获得，其准确性和时效性均较差，已经制约了生态保护和恢复工作，必须建立和开展有效和系统的生态环境监测。编辑本段相关数据生态危机的后果比战争更危险，是毁灭性的，包括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历史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我们现在只要翻开一下世界地图就可以看到，现在世界上那些最荒凉、最贫苦、最穷困的地方，在古代都曾经是最繁荣、最昌盛的地方；现在世界上那些生活最穷苦、最艰难的人民，在古代，他们的祖先在某一段时期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由兴而衰、由富而贫哩？我们再看一看世界文明发展史：从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希腊文化；从古印度文化；从中美洲的玛雅文化；到中国的楼兰，我们研究一下这些文化的兴衰，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事实，就是这些文化的兴衰都和它们所在地区的森林数量、质量和植被的分布有关系再请看下面的事实吧！如果不是事态严重，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政见的政府首脑们怎么会坐到一起（1992年在巴西和2000年在约翰内斯堡）共同研究世界环境和发展的问题呢？如果不是事态严重，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政见的政府又怎么会乐意参加、制定并执行那么多与环境有关的国际公约呢？世界上的事情已经够联合国头疼的了，如果不是事态严重，联合国为什么要在1973年成立环境规划署这样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和协调地球上发生的各种环境问题呢？下面我们改用一些数字来叙述，因为数字的表达能使概念量化，往往比文字的表达更为具体而清晰。2003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水——20亿人生命之所系”，说明地球上有20亿的人没有适当的安全饮用水供应。在第三世界由于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万人死亡。受污水危害的儿童，每天有6000名，相当于每天有20架大型客机坠毁死亡的人数。缺水已是一个世界性现象，有的国家已经靠买水过日子。德国从瑞士买水，美国从加拿大买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从1984年起，每年从日本进口雨水，日本只要花100吨水就可换1吨石油。在我们中国的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由于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2003年我国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我国由于生物入侵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574亿！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在内。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仅气象、海洋、地震等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折合成1990年价格），就呈明显上升趋势：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20世纪60年代570亿元；20世纪70年代590亿元；20世纪80年代690亿元；20世纪90年代前5年约1190亿元；1996年仅因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2200亿元；1998年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3007亿元。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项统计报告分析，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8％。这个数字既不包括其它环境破坏和生态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包括1997年以后我国生态环境继续恶化所造成的损失。意思就是说：到2002年实际损失的数字会更大。而2002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8％左右，这一年增长8％的实际数字是10万个亿，10万个亿呀！坦率地说，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如果我国的环境损失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那就意味着全国人民一年的血汗所创造的财富全被生态环境的破坏抵消了，白干了！如此下去，我们怎样才能富国强民、怎样才能全面进入小康！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人们，能够认识、理解、需要、并接受生态化了。因为，20世纪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环境灾难，人类再也无法承受起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损失、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以及由此给人类带来的人地之间、人际之间、和代际之间的种种极度紧张关系。在我国，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正确理解生态化的深刻含义，说不定有些人还在利用生态化的号召力达到赢利的目的。但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却在忧心忡忡。2002年，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谈到生态环境问题时，语气沉重：“生态环境问题仍然相当严重”。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认为：“局部环境的破坏可能引发全局的环境问题，甚至会使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自然保护司杨朝飞司长答记者问时说：“我国面临的生态压力仍然很大，在生态方面，一方治理多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边治理边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2000年国务院颁发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全面地提出了树立科学的生态保护思想。大多数有识之士确信：生态化转换是关系到生存、发展、健康、幸福的根本，是各行各业以及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它将成为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唯一选择，并在行动上付诸实施。“生态化”不仅是一个具有前瞻性、时代性、创新性、战略性、方向性的词汇、还是一股不容回避的洪流、是人类社会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编辑本段黄河流域的生态危机黄河流域大部分处于干旱地区,水资源条件先天不足.据统计,黄河拥有水资源只有580亿立方米.而且,黄河水因泥沙太多,每年16亿吨泥沙至少需200亿立方米的水来冲刷,其可利用之水还必须减去200亿立方米.这样黄河实际拥有的可利用水量是每年300亿立方米.3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供沿河9个省区及河北.天津两省市使用,本来已经供不应求,再加上不合理利用和浪费水资源,使得水资源浪费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缺水,成为黄河面临的一大难题.1979年,黄河领域有154个城市缺水,1988年,缺水城市增加到300个,总缺水量高达54亿立方米.进入90年代以后,缺水城市每年都在增加.城市膨胀,流动人口剧增之后,城市用水不得不挤占农业用水,或在城市完全不顾后果地大量超采地下水,出现大面积地下水漏斗,地面沉降,地下水质恶化等.因为缺水,华北粮仓河北省一方面年年旱灾,另一方面农田保积年年降低.全省1986年的水田浇灌面积较1980年减少了900万亩,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不前.宁夏,甘肃,因为严重缺水,大量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无法摆脱贫苦困.黄河流域水资源条件先天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特别是近20年以来下游断流频繁发生，不仅造成了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加剧，而且对流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据《黄河志》记载，1761年黄河花园口最大流量为万立方米，1958年7月17日为每秒200立方米。据水文资料记载，黄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560亿立方米，黄河入海水量占径流总量的比率，50年代为79%，60年代为60%，70年代为，80年代为。1972年黄河首次出现断流现象，当年断流17天，1991—1995年间平均每天断流620公里；1997年断流13次共226天，断流河段长683公里。黄河可能成为季节性的内陆河。在断流的地方，昔日黄河帆影已成无水之舟。断流使下游沿黄城市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东营，滨州，濮阳等城市对居民实行定时供水，家家户户蓄水备荒，摆满了坛坛罐罐。沿黄两岸禾苗枯焦，断流时间一长，便颗粒无收。断流给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例如：年产30万吨尿素合成氨的”中原化肥厂”，因黄河断流影响，不得不停产。总之，因断流给沿黄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都非常严重。仅以山东省滨州为例：滨州地处山东省北部，黄河三角洲腹地，北濒渤海，是黄河入海的必经之地。这一地区气候干燥，降雨量少，地下均为咸水，很难食用，因而这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城镇居民生活主要依靠黄河水，黄河水是其经济命脉
论《三国演义》中美女与政治的关系 【内容提要】 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诸侯与诸侯之间连年争霸，为了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美女成了统治者攻击和防御的肉器，美女在改变历史的同时，同时也造成了绝代佳丽自身的不幸遭遇。笔者从当今人们感兴趣的“美女”入手研究《三国演义》中放映的美女与政治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揭露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 【关键词】 《三国演义》；美女；研究 《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男性为主的长篇历史小说，根据《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份版本）的介绍，小说中共写了1200多个人物，其中有姓名可考证的大约有1000个，出现的女性却只有50人，50人中绝色美人占15人。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美女在《三国演义》中的生活情况。在宏观方面，一方面从美女对《三国演义》中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影响入手研究；另一方面，从《三国演义》中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的变化对美女的影响入手研究。在微观方面，分别从“门当户对”封建婚姻本质，美女的个人素质，与其他文学作品美女形象的比较来展现《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描写美女的独特性。 一、从宏观角度看美女 1、 美女对《三国演义》政治、军事的影响 三国时代的藩镇割据、战火纷飞，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卷入了战争，各种事情几乎都与政治色彩沾上了边。《三国演义》叙述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黄巾起义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接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其中数名美女“以纫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戈矛，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以统治者达到政治目的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美女的介入，政治格局为之一变。 首先说貂禅。貂禅出山前，董卓权势熏天，不可一世，鸩酒杀少帝，白练绞唐妃，奸淫宫女，夜宿龙床。汉献帝完全成了他的傀儡，自号“尚父”，兄弟宗族皆封列侯，别筑楣坞收刮钱财。对内实行残暴统治，“一日，卓出横门，百官皆送，卓留宴，适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到。卓即命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百官战栗失箸，卓饮食谈笑自若”。大臣对之都是敢怒不敢言，有敢怒敢言的丁原、伍孚、周蓖、任琼、丁管等人全都死于非命。董卓掌握军政要权，更有吕布帮助，一代枭雄曹操刺之，十七路诸侯伐之，都没有成功。司徒王允有报国之心，看穿董卓吕布二人好色，以貂禅之色离间而人。貂禅果然不负所望，成功导致父子二人反目，吕布一枪戳穿了董卓的喉咙，结束了董卓的统治。正是读书人说云：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 再来说孙尚香。在刘备的众多夫人中，论对蜀国的功劳，当属孙尚香最高。刘备借了荆州不还，让有勇有谋的关羽守之，孙权千方百计想讨要回来都没有结果，最后用“美人计”——让妹妹孙尚香当诱饵引刘备入赘。眼看大耳朵沉醉温柔乡不知返之时，赵云用了诸葛亮先前给他的三个锦囊，刘备才有回家的准备。孙权知道若放刘备回家无异于放虎归山，毅然授剑于蒋钦、周泰二人，并说：“汝二人将这把剑去取吾妹与刘备头来！违令者立斩。”是孙尚香对爱情的忠贞不二，三次挡回了吴国的追兵，使刘备得以安全返回。没有她的得力相助，哪有后来的“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当时曹操势力如此强大，各路诸侯都被他消灭，最后只有吴蜀两国走联合路线跟他相持多年（从赤壁之战到吴蜀联合，两国虽有矛盾，但没有战争打响），但两国为什么能够联合这么多年呢？除了战略上的需要外，另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孙尚香的功劳。我们可以举例子对比说明：第六十一回写顾雍进计趁刘备远行，未易往还，差一军先截断川口，断其归路，后尽起东吴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正当孙权准备用此计时，屏风后闪出来孙尚香的亲生母亲，吴国太大喝：“进此计者可斩之！欲害吾女之命耶？”大骂孙权狼子野心而不念骨肉亲情，孙权是至孝之人，只好依着国太。而当孙尚香回国以后，孙权要对蜀国用兵就全然没有顾虑，一个小小的周善被杀都成了战争的借口，正如孙权所言：“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余周善之仇，如何不报！”从这两个事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孙尚香对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性。 最后来说说甄氏。曹操大破袁绍之后，曹丕在袁绍家发现二妇人啼哭，拔剑欲斩之。忽见红光满面，发现了甄氏，身边袁绍之妻刘氏为了保全家姓名，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儿媳妇让给了别人：“非世子不能保妾家，愿献甄氏为世子执箕帚。”后家长曹操见了甄氏后，十分满意，发出：“真吾儿媳也！”的感慨，并令十八岁的曹丕纳下为妻。《三国演义》中甄氏未发一言而全家命运甚至河北命运为之一变，可见她的魅力是多么大。袁绍与曹操交战多年，自是有不共戴天之仇。袁绍战败后，按照“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袁家老小要么被杀头，要么被冲军，要么被塞到厨房当丫鬟用，曹操却没有动袁家一根毛，而是把持着怀柔政策，后来曹丕进位，甄氏还当了皇后。曹操可不是什么心胸广阔之人，当年为绝后患董妃肚子里的六个月孩子都没有留下，足见其心胸狭窄。要不是出现了甄氏，曹操必视败军之命如同草芥。 2、《三国演义》政治、军事对美女的影响 首先，政治婚姻导致了个人爱情缺失。在统治者的眼睛里，政治利益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美女只是他们的一件得力肉器：在遭遇政治危难时，美女就是防御的盾；在处于政治优势时，美女就是进攻的矛。一切围绕的政治利益转的婚姻导致了真爱的丢失。 孙尚香自是少有的痴情女子，吴国的郡主，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的择偶观念是“非天下英雄不事之”，当嫁给天下英雄刘备后，便是对刘备忠贞不二：“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相随。”与刘备生死与共，逃回荆州，苦苦追随多年，当听闻刘备军中而亡，她望江西遥哭，投江而死。为他所忠守的爱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无所后悔。在后人看来，孙尚香俨然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他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他苦心追随的大英雄也在御驾亲征为关羽报仇时，放弃了吴蜀两国重新联合，共灭曹魏的大好时机，一句“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便放弃了他们的结发之恩。 貂禅与吕布，美女配英雄，所谓“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女中貂禅”刚好是般配的一对。吕布杀董卓，英雄和美女走到了一起，结局本来足够告慰人心。实际上，貂禅只不过是吕布的小妾，家中地位很低。曹操包围吕布，吕布入告貂禅，貂禅害怕吕布死后自己无所依靠，劝吕布“将军与妾做主，勿轻骑自出”。结果吕布命殒白门楼，貂禅果然成了寡妇。相传曹操念其杀董卓有功，封其为“护国圣女”，修圣女殿终日奉养。又相传貂禅后来被关羽所获，但关羽不近女色，怕她成人间祸水，把她头砍了。 赵范之嫂樊氏算是最有爱情观的人——她宁愿当寡妇也不愿意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樊氏对赵子龙一见钟情，委托小叔子赵范传达自己的择偶标准：1、文武双全，名闻天下；2、相貌堂堂，威仪出众；3、与赵范同姓——这明摆着是非要你赵云不可了。这樊氏也不是寻常角色，书中记载其“有倾国倾城之色”、“丹阳太守赵范之嫂”，然而这桩连诸葛亮都称作“此亦美事！”的婚姻却被赵子龙拒绝了：“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又道：“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骂，一也；其妇再嫁，便失大节，二也；赵范初降，其心难测，三也。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刘备听后发出：“子龙真丈夫也！”的感慨。我们可以看出并非赵云不喜欢大美女樊氏，也不是嫌弃人家是寡妇，而是咱们的大英雄为了忠君之事，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人类婚姻的目的，本为结二性之好，应以人的感情欲望、爱情要求为基础。然而三国美女们的婚姻都是由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任由政治利益摆布，个人意愿完全被扼杀，从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样的悲剧是彻底的。 其次，政治关系的尔虞我诈，决定了美女们的命运悲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这种政治婚姻作了精辟的论述：“在封建社会里，对于骑士和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事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结婚违背个人意愿倒也算了，导致命运不幸才叫大悲大惨。 貂蝉的命运传说纷纭,有的说是自刎而死,有的说曹操为笼络关羽连同赤兔马一起把她送给了关羽,关羽留下骏马却让貂禅走了。民间有不少戏剧、评书和传说述说着的貂禅命运结局都不尽如人意。倒是央视版《三国演义〉的貂禅结局,倒是最好的：紫陌红尘，西风古道，风尘恋恋，老马旧车。貂禅身着红裳，最后凝望了一眼那曾经风虎云龙的长安城，然后黯然垂下车帘。 孙尚香疼过的阿斗在即位后对先主的几位夫人也进行了封缢：皇后吴氏为皇太后，甘夫人为昭列皇后，靡夫人也被追封为皇后，但独独落下了孙尚香。论功劳，孙尚香远远在三位夫人之上，没有她刘备当年早死于乱刀之下，安能有后来进位汉中王。没有她，吴蜀两国或许早已战火不断，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究其原因，我们细读《三国演义》便可知晓：阿斗即位是章武三年，当年吴国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先主白帝托孤，正是吴国和蜀国关系发展到最低谷之时——这种情况下，孙尚香没有被封是必然的。 甄氏自被曹丕纳下为妻，深得曹丕宠爱，更兼生下曹睿，自幼聪明，夫妇俩喜欢得不行，这样的结果自是夫荣子贵，足慰人心。然而郭永之女出现后，与甄氏争宠，郭贵妃买通近臣张韬。“时丕有疾，韬乃诈称于甄夫人宫中掘得桐木偶人，上书天子年月日时，为魇镇之事”，丕大怒，遂将甄夫人赐死，立郭贵妃为后。把两个美人放在后宫争斗中是多么一件残忍的事情，洛神就此烟消云散，可悲，可怜。 吕布的女儿，当年吕布为了保住徐州，欲把女儿送到袁术处成亲，但后来曹操从中作梗，袁术父子丧命，她连夫君的面都没见着就成了望门寡。曹操女儿，当年曹操为了取河北之地，不顾“仇家不婚”之大义，许配给袁谭，后来袁谭被曹洪杀死，也成了寡妇。封建社会封疆大吏的女儿远远没有当代社会达官显贵子女般万千宠于一身，她们只是父王的一件礼物，父王有用，随时可以送给别人。 我们曾经痛声疾呼刘兰芝被婆婆强行夺走了恩爱，赵五娘被丈夫抛弃，林妹妹没有嫁给贾宝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才子佳人不得善终，唐明皇身为皇帝与杨贵妃也不得善果，却忽略了三国女子们更悲惨的命运。他们连起码的感情欲望，爱情要求都被扼杀，他们不是有情人难成眷属，而是连选择自己向往对象的权利都没有，甚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都得不到，三国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惊滔巨浪下不可能有他们平静的婚姻生活。 二、从微观上分析美女 1、 倾城倾国的美丽佳人。 美女之所以招人喜欢是因为她们的审美价值高，《三国演义》中的美女被罗贯中放置于 英雄豪杰审美取向和群雄逐鹿的政治斗争中显得格外突出。美人不同体而皆悦于目，罗贯中刻画美人形象入木三分，寥寥数笔便使形象栩栩如生。 貂禅。《三国演义》中描述美女着墨最多的莫过于貂禅了。“闭月修花”一词用来形容女子的容貌，则“闭月”典故就出自貂禅。有词赞道：“原是昭阳宫里人，惊鸿婉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按彻《梁州》莲步稳，好花风袅一枝新，画堂香暖不胜春。”王允见了貂禅以杖击地曰：“谁想天下却在汝手中耶！”；吕布见了貂禅“欣喜无限，频以目视貂禅”；董卓见了貂禅，笑曰：“真神仙中人也！”，纳貂禅后更是“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真也难怪，人家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四大美女”之一。 大乔和小乔。都说这一对姐妹花漂亮，《三国演义》里面却没有具体的描述，二人之绝色有何依据？《三国志》中《吴书·周瑜传》里有这样一句“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裴松之作注，跟二乔有关的也只有一句：“桥公二女虽流离（理解为光彩焕发），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曹子建《铜雀台赋》表达了曹操的想法：“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1、孙策和周瑜对大小乔这对姐妹花是满意的；2、曹操对这对姐妹花也是很有想法，更有人曹操说曹操进攻江南只是为了夺取这对姐妹花——以曹操、孙策、周瑜之类的大英雄何愁天涯无芳草？但对这对姐妹花情有独衷，足见大小乔的魅力。 甄氏。甄氏绝对是惊艳型的女子，这点从曹氏三父子对甄氏的觊觎之心可以看出。袁绍新败，曹丕见二妇人啼哭本欲杀之，但看到甄氏的脸“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就决定做下英雄救美的事；曹操视之曰：“真吾儿妇也！”遂令曹丕纳之。如果不是甄氏美貌，曹操会让曹丕娶一个没有了依靠的寡妇，当时曹丕只有十八岁，常人父母善不肯，更何况神通广大的曹操！曹植对甄氏完全是小弟弟对神仙姐姐的崇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直接把甄氏写成了洛水女神，通篇充满了曹植对洛神的向往和爱慕，堪称世界上最优秀的情书。 孙尚香。相比之下，《三国演义》描写孙尚香就只字没有提及其外表，但周瑜先前有言，用的是“美人计”，可见孙夫人姿色应该不会太差。还有两点是《三国演义》中其他美女所没有的：首先，孙尚香家庭背景好，孙氏家族三分天下有其一，古代女性很少有字，然而却在历史上留下全名，足见其贵重；其次，孙尚香十分尚武，闺房内“刀枪簇满，侍女皆佩剑悬刀，立于两傍另外”，足见其个性十足。第五十五回中有一句话：“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刘备可是作梦都想收复汉室江山的人物，此番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惊人之举，全仗孙尚香的美丽姿色。 步夫人。《三国志·吴书》有记载：“吴主权步夫，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荹同族。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步夫人是孙权众多夫人中最漂亮的一个，她的最大优点就是不爱吃醋（《三国志·吴书》中有记载“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近，故久见爱待。”），经常介绍女孩子给孙权认识，孙权也因此最宠爱她，后来还追封她为皇后。 甘夫人。刘备的偏房太太。《三国志·吴书·甘皇后传》记载：“（兴平元年194）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其时纳为妾则尚应有嫡室夫人）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据说甘夫人皮肤甚好，刘备夜晚喜欢把她与一座羊脂玉做的人像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怜一代美人跟随刘备东奔西走，四处逃亡，寸福未享。刘备打起战来老婆乱丢，被吕布、曹操夺了去。刘备刚刚安顿下来，她就香消玉殒了。 邹氏。张济之妻，在宛城攻略战中被曹操看上，结果送了典韦一条性命，可见红颜祸水，为害之甚。书上说："昨晚小侄窥见馆舍之侧，有一妇人，生得十分美丽，问之，即绣叔张济之妻也。”推算一下，那曹操也是个好色之人，天下美色又任其取舍，想必品位不会差，而这邹氏，从年纪上算至少也有三十岁了，居然还能迷住曹操，可见一是平时保养得好，二是确实貌美。这个是成熟型的。 胡氏。胡氏为后蜀大臣刘琰之妻，极有颜色。因入宫面见皇后，后留在宫中，一月方出。琰疑其妻与后主刘禅私通，将妻绑缚，令军以履挞其面，几死复苏。后主闻之大怒，令有司议刘琰罪。有司议得：“卒非挞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合当弃市。”遂斩刘琰。这是《三国演义》第一个因为打老婆被杀的，都怪他老婆太漂亮了。 两个少数民族的美女：祝融夫人和马云璐。一个是南王孟获的老婆，一个大将赵云的老婆。祝融夫人相传是火神祝融之后裔，世居南莽，善使飞刀，百发百中，看样子是个野性十足的大美人；马云露是马超的妹妹，汉胡混血健美女郎，个子应该是很高的模特身材，白马王子赵云舍弃倾国倾城的樊氏不要，娶了她过门，模样儿自然难以用言语形容。 其他诸如芙蓉娇艳般的樊氏，被张飞看中的夏侯氏，后宫之争逼死甄氏的“女中之王”郭永之女，第一才女蔡文姬等等，三国美女何其之多。 2、 男权世界的产物。 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显然是没有地位的。封建社会的男性作家习惯于以男权价值为中心，站在自我性别的立场去描写女性形象，命名女性的文化符号——伟大的罗贯中也不例外。在他笔下，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三国演义》第一回议郎上疏,将种种不祥天象归咎于“霓堕鸡化,乃妇寺干政所致”，到第十九回猎户刘安杀妻取肉以食刘备，再到一百三回诸葛亮以巾帼女衣羞辱司马懿，无不体现着对女性的歧视。虽然用墨不多，但《三国演义》中女性的出场对增强小说的真实性和故事完整性，对推动情节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小说中出现的美女，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肉体为男性消灭政敌；二是成为英雄本色的试金石。 笔者在写作之前，试图在《三国志》、《后汉书》这些正史上找些关于貂禅的资料印证观点，但没找到关于貂禅的一言一语。只有《三国志·魏书·吕布传》里头提及“布与卓侍婢私通”，但也并没有指明是貂禅。罗贯中大胆采用了“于史无征，采用传说”的写法，并且根据情节需求，舍弃了貂禅原本为吕布妻子，于战乱中失散，流落他乡，被王允收容，她之所以接受王允的连环计是与远在长安的吕布团圆的艺术真实。这位年方二八、色技俱佳的小女子为报王允的教养之恩，毅然决定出山平乱，冒一身事两男的失贞之污，巧妙地周旋于两个好色男人之间，出色完成了“令布杀卓，以绝大恶”的任务。一个自幼养在幕府，涉世未深的少女何以如此老练成熟，风尘味为杜十娘，宋引章，赵盼儿之流所不能及？其不合情理处显而易见。其实，罗贯中的艺术处理从根本上源自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误解。在男性的眼中，天生丽质的大美女具有祸水的一面，会瓦解男性的权利和事业，也可以随时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这首赞歌，明白无误地表现了罗贯中的立场：维护男性的权益，男性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女性的美貌和肉体。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写曹操欲乱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后关公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却又三日一次于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此处十名美女完全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作为曹操拉拢关羽的工具，另一方面表现关羽一世英雄，非女色所能征服。又如有倾国倾城之色的樊氏倒追白马王子赵子龙，赵子龙拒绝了，表现了赵子龙“真丈夫也”的气概。孔明之妻黄氏，其貌甚丑，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之学，夫人多相赞助焉。娶个丑老婆并没有显得诸葛亮品位低，相反让读者看到了他智慧的一面。罗贯中的原版《三国演义》本来就很强的“尊刘贬曹”思想，经过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修改，“尊刘贬曹”思想更加突出。像关羽、赵云、孔明这些人就没有性格缺陷。 与这些正面人物相对，董卓则是一副反派的逆贼嘴脸：残暴、贪婪、专权、外表上也是胖子一个，不如关羽、赵云这班正面人物般气宇轩昂（《三国演义记载“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三国演义》第八回写董卓离长安二百五十里，别筑郿坞，役民夫二十万人筑只；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内盖宫室，仓库囤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同样写美女，此处又表现董卓好色，横征暴敛的罪行。对待这样的人物，作者也给了他一个很差的结局：财产被没收，美女都被释放，全家被杀光，自己死后“百姓过者，无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甚至无法下葬，“临葬之期，天降大雷，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 就塑造人物形象而言，好色与否实际上已成为罗贯中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和臧否人物的重要标准。 《三国演义》塑造的类型化人物形象都是有很深的高度的：写英雄豪杰则有包藏宇宙之心，吞吐天地之志的曹操、孙权、刘备等人；写大将之才则有勇冠三军，武艺高超的关羽、赵云、张飞等人；写贤臣良相则有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孔明、姜维、司马懿等人。写美女娇妻则有貂禅、甄氏、大小乔这些绝世美人，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后人只可观赏，无超越可能。
注意自己再去查一下史料！！！
张爱玲小说的中心思想：在女奴时代谢幕的今天，女性角色的归属所在，张爱玲否定当时女性的生存方式，希望女性能挣脱文化的，历史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诸多枷锁般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的生存。 张爱玲是富家小姐出生，她的外婆是小妾。裹着小脚。她的母亲和父亲离婚了，父亲娶有小妾并且和小妾吸食大麻，最后败坏家产。母亲离婚后去欧洲。张爱玲的父亲几次说要杀死张爱玲，张爱玲从父亲那逃到母亲那，母亲对张说：“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爱玲缺乏父爱，因此有恋父情结。这也是以后她和汉奸胡兰成恋爱的原因之一。 别人都说张爱玲是富家小姐，张爱玲却说“我是靠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张爱玲三岁便把唐诗三百首拿下，七岁时开始写自己第一部小说。她曾经犹疑是要做一个钢琴家还是画家。她是一个天才。但生活的琐碎中她的自理能力却可以说是个白痴。后期帮香港电影公司做编剧，并且参加研究红楼梦，成为红学家。一生作品无数。 张爱玲的自传中说到自己创作的《倾城之恋》拍成电影后，好多女人喜欢。原因：人都说二八年华，而《倾》中的女主人翁白流苏年近三十还能找到一个有钱又帅气又风流倜傥的男人范柳原，这给了很多女人一个梦。而流苏也在看不起自己的家人面前出了口气，又给大龄单身或离婚过的女人们“争一口气”。但张爱玲自己说，《倾》并不是个好的圆满结局。流苏的家人嫌流苏是个离婚大龄女人，处处刁难流苏。家里一片的女儿，把小的宝络嫁给从国外回来年轻有为的富豪范柳原成了家人的首要事情。而最后范看上的居然是流苏。窥见上海这家子的生存法则后，从故事一开始到结束这就是个悲剧。柳原不想让任何女人束缚住自己，包括他爱的流苏。柳原不要婚姻，他惧怕婚姻。而流苏有脑子，她要的就是名份。但流苏也不想成为其他那些太太那样无所事事，整日吸食大麻。在男女主人翁斗智斗勇几回合后，发生了香港沦陷，身处在战争的爱情，在历经考验后，柳原终于在危难之际害怕失去真情，害怕失去流苏，也怕自己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终于娶白流苏当了正式的太太。要是没有了香港沦陷，也就没有这“圆满”的结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张爱玲说了，两人都不是在大时代中的英雄，他们没有去参加反抗侵略。而流苏和她的家人以婚姻做生存的理念只会成为妇女永远的悲剧。 《连环套》和《金锁记》就直接凸显了旧社会没有文化女人靠婚姻生存的悲惨结局。《连环套》中的霓喜从小被卖给个印度商人做妾，为了做正室，几经波折，最后被丈夫雅赫雅赶出家门。之后又找了几个男人跟他们“完婚”，有的是有结婚，有的是没结婚。“汤姆生两手按着桌子站立着，茫然看着她，就像是不记得她是谁。霓喜忽然觉得她自己的大腿肥唧唧地抵着写字台，觉得她自己一身肥肉，觉得她自己衣服穿得过于花哨，再打扮些也是个下等女人；汤姆生的世界是浅灰石的浮雕，在清平的图案上她是突兀地凸出的一大块，浮雕变了石像，高高突出双乳与下身。她嫌她自己整个地太大，太触目。汤姆生即刻意会到她这种感觉，她在他面前蓦地萎缩下去，失去了从前吸引过他的那种悍然的美。”当女人认为肉体是自己的本钱的时候，她也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她笑道：‘发利斯比我小呢！年纪上头也不对。’那印度妇人顿了一顿，微笑道：‘年纪上是差得太远一点，他的意思是……瑟梨塔……瑟梨塔今年才十三，他已经三十一了，可是他情愿等着，等她长大。你要是肯呢，就让他们订了婚，一来好叫他放心，二来他可以出钱送她进学校，念得好好的不念下去，怪可惜的。当然弟弟妹妹也都得进学堂。你们结了这头亲，遇到什么事要他帮忙的，也有个名目，赛姆生太太你说是不是？’霓喜举起头来，正看见隔壁房里，瑟梨塔坐在藤椅上乘凉，想是打了个哈欠，伸懒腰，房门半掩着，只看见白漆门边凭空现出一只苍黑的小手，骨节是较深的黑色——仿佛是苍白的未来里伸出一只小手，在她心上摸了一摸。霓喜知道她是老了。她扶着沙发站起身来，僵硬的膝盖骨咯啦一响，她里面仿佛有点什么东西，就这样破碎了。”女人老了也就没人要了，她的女儿还是可以利用的。 《金锁记》中的七巧悲惨的一生就被她名存实亡的婚姻所控制，不单害了自己，还连带去害自己的子女们。七巧也是个瘾君子， 大麻是她生存下来唯一感觉到幸福快乐舒心的溯源。七巧是无知的，是典型的旧社会婚姻奴隶，被婚姻的大锁锁了一生，即使离开争夺财产的婆家那所宅门，她也被锁得紧紧的，世代锁下去。 《花凋》和《琉璃瓦》也是两部有相似之处的作品。作品中的女主人翁们被家人要求找婆家分别经历了不同的命运，揭露了丑恶的旧社会当时民众的生活艰难以及想靠攀附资产家庭的可悲现象。《琉璃瓦》中的家庭偏偏生的都是女儿，父母张罗女儿们一个一个嫁了“好人家”，偏偏到了小女儿心心这儿，来了个“不听话”，玩上了自由恋爱。 《红玫瑰和白玫瑰》中的男主人翁佟振保也还算老实，出生草根，凭借自己的努力有个好工作。但人家的艳福也不浅，有着红玫瑰和白玫瑰，还有其他灯红酒绿的地方各式的花朵们。女人们最后都是老了，都会腻的，男人却仍可以在社会的宽容下继续猎奇。当然，为了不辜负社会对他的期望，振保结果还是选择重新做个好人。 《色．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写照了。《色》是张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创作的。一个爱国的，要杀汉奸的女大学生王佳芝却被“汉奸”俘虏了心，临杀老易时放他一马。而汉奸易先生却为了自己的生存选择了杀掉女大学生王佳芝。在杀易先生的路上，佳芝一直在想老易是不是真心爱他。而老易“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男人在感情上是理智而又自私的，女人在理智下，还是会为了感情而自我毁灭的，这是男女对待感情的一个不同。也是女人“劣根性”的一种。 没有特别，最爱的还是《十八春》，又名《半生缘》。《半》中的女主人翁顾曼桢是迄今为止我最佩服的女人之一，在旧社会的种种“陋习制度”下她决不屈服，靠自强自立，一天做三份工养家，也决不步姐姐顾曼如的后尘做舞小姐。而最后嫁给祝鸿才也不过又是女人的“劣根性”作祟，她误以为赵世钧已经和翠芝结婚了，她就故意把自己毁掉，“自杀”嫁给祝鸿才，做了生平最错的一件事。后来就费尽周折和祝鸿才离婚，自己带着儿子继续独立。曼桢也是少有的不虚荣的女人，一点也不怎么打扮，自然清新。而翠芝作为一个富家出生的小姐，读大学也是为了嫁给个门当户对的富家少爷。因为作为一个富家女，决不能出来抛头露面工作。翠芝也曾说过羡慕曼桢那样在外面做事，能够自己独立，充实。而翠芝和世钧结婚后整天就是和无知的富太太们攀比财富、打扮和奢侈的消费，世钧也从来没爱过翠芝这样的女人。最能和曼桢对比的是姐姐曼如。曼如是个可恨又可怜的旧社会产物，她为了维系自己赖以生存，但又摇摇欲坠的和祝鸿才的婚姻，居然设计让妹妹曼桢被姐夫鸿才强暴并关押起来产下儿子。故事最后，鸿才还是没改恶习，并没对曼如好。旧社会牺牲了曼如，曼桢成为鸿才这类人的玩物，牺牲了世钧和曼桢这对情投意合的男女的真爱，我每每看《十八春》都要哭，在曼桢那悲惨的命运中好像和她一起在经历这种撕心裂肺的惨痛人生。 姐姐曼如为了婚姻，取悦丈夫祝鸿才，去牺牲自己的妹妹曼桢的终生幸福，让人替曼桢唏嘘不已之余，对万恶旧社会女卑男尊的社会制度、地位感叹。 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都会有一夫多妻的段落，而这样的家庭面临的都是没有真爱，而只能又是为家产争夺而最后酿成悲剧。现实中，张看得太多了，自己的父母也是旧社会婚姻的牺牲者。 《流言》和《传奇》是张爱玲的名著，而张爱玲自己本来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段传奇呢？ 胡兰成就是在一次看到张爱玲的《封锁》后想认识这个女孩。张爱玲旺盛的创作时期都是在她十七，八岁的时候，另人诧异一个少女会有如此的思想。她被誉为鲁迅之后又一个追寻人类真谛的人。她的曾祖父是清末大臣李鸿章。后来胡兰成抛弃了她。她第二任丈夫是美国的赖雅。
一直以来都为红楼梦中的女子们感到惋惜，没有一个人能逃出“千红一哭，万艳同辈”的命运，可想来想去，还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多姑娘。多姑娘也是晴雯的表嫂，在晴雯临死病重、宝玉前去探望之时，她“便坐在炕沿上,却紧紧的将宝玉搂入怀中.”但后来，得知宝玉是来为情探望晴雯，便说“如今我反后悔错怪了你们.既然如此,你但放心.以后你只管来,我也不罗唣你”.也看出来了她的善以及对真爱的一丝羡慕因为在作者的笔下，“多姑娘儿”代表了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反抗，寄托了作者对女性解放的希望。对多姑娘的描写与对贾宝玉的描写遥相呼应，突出了作者的写作技巧。多姑娘出场的次数并不多，就是跟贾琏的一次偷情，还有就是贾琏在外偷娶尤二姐时安排的多姑娘儿伺候。通过对红楼梦中人物的研究，笔者发现作者笔下的红楼中有两个重点人物，一个是贾宝玉，另一个则是多姑娘，他们两个各有自己的特点，各自代表了对自己阶层对社会的反叛。贾宝玉是贾府生活的中心，也是作者描写的重点人物，贾宝玉的反叛意识也是直接通过生活突出表现出来。而对多姑娘的描写却非常之少，但反叛力度却并不小。对多姑娘的直接描写不多，但交待的却是很清楚的。一句“叫多姑娘儿”就把她的家世和出身都交待了出来。她一出生就注定了不受欢迎，要不为什么叫“多”呢，这样的家境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要不也不会叫"多"，一般的诗书家庭是不会取这样的名字的，这样的名字在社会的底层倒是很常见，比方说“多、改、转”等等。因为这样的家庭喜欢男孩子，因为男孩子是劳动力。为什么说多姑娘体现了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呢，在整个的红楼梦中，按照当时的方式，所以的女人结了婚后都要随夫称呼，比方说“来旺媳妇”、“周瑞家的”等等，而多姑娘儿当时是结了婚的，作者却还称她多姑娘儿，甚至她的丈夫的名字也有可能因她的名字而来----“多浑虫”，浑虫一般来是对经常喝酒的人的一种贬称，而多浑虫应该也是从多姑娘的名字来的。还有，多姑娘的多也有与整部书中所有女子不同命运的意思，是千红一哭命的女人们多出来的一个的意思。第二，以性描写方面，作者突出了对多姑娘的性描写。作者在整部书中对性的描写可以说是惜字如金。写贾琏与凤姐也只是“昨儿晚上，我不过是要改个样儿，你就扭手扭脚”，与尤二姐“颠鸾倒凤，百般恩爱，不消细说”，写定玉与袭人“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还有写宝玉与仙姑的”未免有儿女之事”等。皆是一笔带过。惟独在多姑娘与贾琏偷情写的详细。“是夜二鼓人定，多浑虫醉昏在炕，贾琏便溜了进来相会。进门一见其态，早已魂飞魄散，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遍体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绵上；更兼淫态浪言，压倒娼妓”。这种与敢于与丈夫在一炕偷情的，在古代的男权社会，在整个的红楼描写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作者的笔下，多姑娘与贾宝玉子都有各自的奇处，从出生开始，都有奇怪的地方：贾宝玉是：”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而多姑娘同样是具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遍体筋骨瘫软“。在生活当中，在贾府的女子当中，都是以宝玉为中心的。而在贾府的男子当中，却都是以多姑娘为中心的。因为“荣宁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小厮们都与这媳妇是好友”。从这儿可以看出了荣宁二府之男丁都是以围绕多姑娘为中心的。而同样，这多姑娘也是把荣宁二府当成了自己的三宫六院，所以才“都得入手”。还有“更兼淫态浪言”“那贾琏恨不得连身子化在他身上”“那媳妇越浪，贾琏越丑态毕露”，多姑娘的言行是为了引起男人们的兴致的，是为了让男人更好的为她服务的。甚至连命都不要了。与凤姐的“换个样就扭手扭脚”比起来，男女的身份是不是换了过来。是不是这媳妇智商有问题呢？我想这是每个人都有的疑问，接下来的描写证明这个人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贾琏给了鲍二一百两银子，后来多浑虫酒涝死了，多姑娘见鲍二手里从容了，便嫁了鲍二。”如果没有这一百两银子，多姑娘宁肯与“鲍二有一手儿”，也是不会嫁给鲍二的，但手里从容了，才可以考虑了。还有小子兴儿说“说话不敢大气儿，气大了怕吹倒的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多姑娘说“听这话你倒不象是跟二爷的人倒象是跟宝玉的人了”，这句话说出了贾琏与宝玉各自的特点，一般的不在贾府内府里呆的人是很少能总结出来。多姑娘并不是只与多浑虫在一起才有女权主义的思想，她与鲍二一起的日子，书中描写的他们惟一的一次对话。“糊涂浑呛了的王八，你撞丧那黄汤吧，撞丧醉了，夹着你那脑袋挺你的尸去”，骂男人就很少了，骂自己男人王八的就更少了。作者为了突出多姑娘，在后面还加上了鲍二与周瑞及周瑞的干儿子打架一节，突出了鲍二的火爆性格，但在多姑娘面前却也变得如此挨骂。这样的骂自己的男人，写出了她虽然很低级，但那种简单的、单纯的对男权社会的抗争却是一目了然。这种抗争不是王熙凤的对男人的管理，不是探春的“但凡是个男人也要出去创一番业”的追求平等的感慨。而是一种完全的、彻底的、颠覆式的反抗。是作者特意安排的对女性解放的一种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