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
<新周报>里边记载的历史事件都比较有代表性,并且还有评价希望对您能有素帮助
国家历史文史精华不建议看杂志，杂志毕竟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营养不高
不知道，真的，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L·S·杨"即杨联升。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礼就是从这里来的。（《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参稽考订，几忘溽热。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日本，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国家彻底失去了对货币的控制权，对后金对内乱的战争明朝都需要巨额财政，而这个时候世界经济危机来了，白银不在输入，这时候正好是崇祯时期，征服采用加税应对这次危机，经济更加倒退，再加上自然灾害，触发民变反抗~白银中毒，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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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做我的部门。”西格亦云：“我爱，我爱的真相。”看到更大的优良传统，东方和西方的尊重，但也使该司的学术风度。悠久的历史：只有两者的结合，发展学术发展的佳境。竞争的论点，即是最好的例子之一的春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长期固定的单独敲响了不寻常的情况。西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黑暗和残酷的中世纪的政权，神权政治（最突出的例子是活着的燃烧，伽利略）的联合统治，并创建一个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文明。 “东方文艺复兴时期的54，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拘留的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猛烈冲击，中国的长期停滞，落后在慈悲的封建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五四”文学革命“文学的历史也打开了新的一页，开辟“人民文学”平民文学“的新时代。”五月五四运动，生下如林的杰作，一个强大的“5月第4个”文学作家，以成为世界文学，闪烁熠熠光彩。开始的“五四”新文学将呈现两大特点：首先，流派，学术争鸣的热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神奇的阵营，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施展浑身解数，在文学世界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百家争鸣的新时代，一个包罗万象的春季和秋季1935年的第一个十年（1919-1929），取得的丰硕成果，总结“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化名人郭沫若，鲁迅，蔡元培学术，胡施，周作人，茅盾更新道，郁达夫的强劲支持的人，在上海同伴出版公司编辑和出版10卷的中国新文学“火车集”文学的争论“试图收集响亮的名字发送（包括反对“五四运动”文学的学术观点），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不同意，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新文学的文学论争的例子来指导自己编译自1959年以来到现在的50多篇论文（不是全部）的学术辩论文章“消失，退出的学术争鸣集”（中国文史出版社），读者的批评，并希望得到更多。“设置”分为四种，分别是：第一鲁迅文学论争;第二届现代和当代文学的辩论;第三广播电台文艺论争，第四历史学家未来学争议。在俱乐部没有沉重的，说唱，哪里需要添加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客观地评价曹操”写作和出版的文章1959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历史学家本质，是46岁的时候我北大，就读于小学三年级，但什么样的历史？了解如何曹操？这篇小文章（1000字），以扭转上述的判决是纯粹的即兴创作，“曹操”的代表，书评文章郭老（郭沫若先生）。郭老文章澎湃的麦克风麦克风，有才华，但也确实夸大了。，曹操镇压农民起义黄巾起义黄巾农民起义军的职业生涯发展，他说，他们是很难理解，觉得任何韵或理由。相反，我鲁迅“式的金毒品和酒精的关系，”他说：曹操是一个英雄，白鼻子曹曹的阶段，不是一个真正的曹曹，但他毕竟是代表封建帝王，在为了夺取王位，他不能失败外，其余的人民，以达到成功。镇压黄巾起义，自然是曹操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应该说是更复杂的血腥镇压。代表的利益的封建统治，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代表被压迫的农民的利益，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上的曹操压制和消灭黄巾，可以说是反动，你怎么能说黄巾，黄巾事业的发展，代表他们的利益呢？我直郭老困惑翻案“变成”过犹不及“。没有太多的孩子不是不怕虎，我们大胆地写上”曹操客观的评价这篇文章的专场招聘会。 本文介绍了一些争议。“人民日报”的学术报告，几乎所有的文本逐字我的文章，我似乎成为郭老的对手历史学家，我感到不安。预计，郭老条规定：“代表曹操翻案”，虽然没有点我的名字，但说到“有些人不读沉杰，显著是我的三年级学生。中肯的批评，虽然我情绪有一定的压力，但理智还是可以接受的。比郭老，我读了几本书？我的文章“不读好找沉杰”是什么？但是，没有阅读是一个真正的权利，但沉杰“好看”不知道拒绝。常言道：“我的父亲，像儿子”旁观者“，寻找沉洁”往往是不期而至打破“权威”球迷“曹操翻案写的郭老曹操的剧集剧的基础上，已不再是一个白鼻子，和一个伟大的成就，正英雄。不幸的是，在播放曹曹十横跨一个安慰的平淡生活比在老红军团，八路军“，从而打开一个历史的笑话。我希望到：在”郭老吸收从我的Shenjie“曹操的积极因素，一小以上的一瞬间分析，会不会出事曹操笑话十余年来盖了一床被子？我，我不知道，史学月刊编辑，“光明日报”总邓先生光明，邓小平先生是著名的历史系教授。邓先生如何以及为什么他发表了一系列的中国学生，得罪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吗？想想，这是否也是一种精神支柱学术争鸣，毕业后，他教我有幸认识邓小平先生对他的面对面表达感激之情。现在，郭先生，唐驾鹤西去长王，我祈祷亡安息吧！
古人云：“当仁不让于师。”西哲亦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见，东西方都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也都有“不让于师”的学术风范。悠悠历史表明：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开辟学术发展的佳境。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舸争流，正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证。汉武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造成长期万马齐喑、一家独 鸣的不正常局面。西方何尝不如此？中世纪政权、神权的联合统治同样黑暗残酷（最突出的例证是活活烧死伽利略），而文艺复兴才开创了欧洲文明的新时代。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东方的文艺复兴，它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猛烈冲击了禁锢中国人民几千年、使中国长期停滞、落后、任人宰割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开辟了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新时代。 “五四”文学革命是整个“五四”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重要侧面，它同样揭开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的一页，开辟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新时代。“五四”之后，作家辈出，佳作如林，“五四”新文学成了世界新文学的一支劲旅，闪耀着熠熠光彩。 “五四”新文学一开始便呈现了两大特征：一是风格流派纷呈，二是学术争鸣热烈。写实派、浪漫派、现代派、魔幻派、象征派、未来派……都在施展浑身解数，在文坛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学术上，则出现了一个直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新时代。1935年，为了总结“五四”文学革命第一个十年（1919－1929）的丰硕成果,在“五四”文化名人蔡元培、胡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了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而它专列一集的《文学论争集》则尽力收录了名家名派（包括“五四”新文学的反对派）的学术观点，充分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中各持己见、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正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榜样引导下，我将自己自1959年至今的50余篇（非全部）学术论争文章编成了《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该“集”共分四篇，即：第一篇鲁迅文学论争；第二篇现当代文学论争；第三篇港台文学论争；第四篇史学、未来学论争。文章俱在，本不必再饶舌；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即关于《要客观地评价曹操》一文的写成和发表。 此文发表于1959年3月5日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已是46年前的旧作了。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正在念三年级。知何历史？懂何曹操？这篇小文章（仅千余字）纯粹是一篇即兴之作，是郭老（郭沫若先生）长文《替曹操翻案》的读后感。郭老文章滔滔汨汨，才华横溢，但也的确有言过其实之处。他说曹操镇压了黄巾农民起义正是发展了黄巾农民起义军的事业，便让人感到费解，感到强词夺理。对比之下，我感到还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得好：曹操是一个英雄，戏台上的白鼻子曹操不是真正的曹操；但他毕竟是一代封建帝王，为了夺取王位，他也不能不残民以逞过。镇压黄巾起义，自然是曹操的丰功伟绩之一；但血腥镇压本身应该说比较复杂。农民起义矛头是指向封建统治的，是代表被压迫农民利益的，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曹操对黄巾起义的镇压和剿灭，代表的正是封建统治的利益，可以说是反动的，怎么能说是代表了黄巾起义的利益、发展了黄巾起义的事业呢？我直感到郭老把问题混淆了，翻案“翻”过头了。“初生犊儿不怕虎”，便斗胆写下了《要客观地评价曹操》这篇小文章，并被破格录用了。 文章发表后，颇引起了一点风波。《人民日报》在学术报道中，几乎全文引录了我的文章，似乎我成了与郭老分庭抗礼的“史学大家”，闹得我惴惴不安。果然，郭老的第二篇文章出来了：《再论替曹操翻案》。虽然未点我的名，但说到“有的人不读书好求甚解”，显系指我这个三年级大学生而言。这个中肯的批评，我虽然感情上有些压力，但理智上还是接受的。比起郭老来，我读过几本书？我那篇小文章不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又是什么？ 然而，不读书诚然不对，但“好求甚解”者未可一概否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的“好求甚解”往往可以意料之外地破“当局者”之“迷”。郭老在替曹操翻案的基础上，写出了话剧《蔡文姬》，剧中的曹操不再是白鼻子，而成了丰功伟绩而又亲切感人的正面英雄人物。遗憾的是，戏中的曹操十几年盖一条棉被，艰苦朴素超过了“老红军”、“老八路”，这就又开了历史的玩笑了。我想：假如当年郭老从我的“好求甚解”中吸收一点积极因素，对曹操多一点一分为二的分析，是否就不会闹曹操十余年盖一条棉被的笑话了呢？ 我的小文章发表后，我才知道当时《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的主编是邓广铭先生，而邓先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邓先生何以会发表一个中文系学生的小文章来开罪郭沫若先生？我想，这是否也是一种学术争鸣精神的支撑呢？毕业留校任教后，我有幸认识了邓先生并向他当面表示了感念之情。现在，郭、邓二先生都早已驾鹤西去，我只有敬祷他们在天之灵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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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独爱《文史知识》
楼上不是有咩，你自己挑选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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