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月刊编辑孙久龙

古人云：“当仁不让于师。”西哲亦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见，东西方都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也都有“不让于师”的学术风范。悠悠历史表明：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开辟学术发展的佳境。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舸争流，正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证。汉武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造成长期万马齐喑、一家独 鸣的不正常局面。西方何尝不如此？中世纪政权、神权的联合统治同样黑暗残酷（最突出的例证是活活烧死伽利略），而文艺复兴才开创了欧洲文明的新时代。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东方的文艺复兴，它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猛烈冲击了禁锢中国人民几千年、使中国长期停滞、落后、任人宰割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开辟了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新时代。 “五四”文学革命是整个“五四”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重要侧面，它同样揭开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的一页，开辟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新时代。“五四”之后，作家辈出，佳作如林，“五四”新文学成了世界新文学的一支劲旅，闪耀着熠熠光彩。 “五四”新文学一开始便呈现了两大特征：一是风格流派纷呈，二是学术争鸣热烈。写实派、浪漫派、现代派、魔幻派、象征派、未来派……都在施展浑身解数，在文坛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学术上，则出现了一个直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新时代。1935年，为了总结“五四”文学革命第一个十年（1919－1929）的丰硕成果,在“五四”文化名人蔡元培、胡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了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而它专列一集的《文学论争集》则尽力收录了名家名派（包括“五四”新文学的反对派）的学术观点，充分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中各持己见、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正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榜样引导下，我将自己自1959年至今的50余篇（非全部）学术论争文章编成了《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该“集”共分四篇，即：第一篇鲁迅文学论争；第二篇现当代文学论争；第三篇港台文学论争；第四篇史学、未来学论争。文章俱在，本不必再饶舌；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即关于《要客观地评价曹操》一文的写成和发表。 此文发表于1959年3月5日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已是46年前的旧作了。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正在念三年级。知何历史？懂何曹操？这篇小文章（仅千余字）纯粹是一篇即兴之作，是郭老（郭沫若先生）长文《替曹操翻案》的读后感。郭老文章滔滔汨汨，才华横溢，但也的确有言过其实之处。他说曹操镇压了黄巾农民起义正是发展了黄巾农民起义军的事业，便让人感到费解，感到强词夺理。对比之下，我感到还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得好：曹操是一个英雄，戏台上的白鼻子曹操不是真正的曹操；但他毕竟是一代封建帝王，为了夺取王位，他也不能不残民以逞过。镇压黄巾起义，自然是曹操的丰功伟绩之一；但血腥镇压本身应该说比较复杂。农民起义矛头是指向封建统治的，是代表被压迫农民利益的，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曹操对黄巾起义的镇压和剿灭，代表的正是封建统治的利益，可以说是反动的，怎么能说是代表了黄巾起义的利益、发展了黄巾起义的事业呢？我直感到郭老把问题混淆了，翻案“翻”过头了。“初生犊儿不怕虎”，便斗胆写下了《要客观地评价曹操》这篇小文章，并被破格录用了。 文章发表后，颇引起了一点风波。《人民日报》在学术报道中，几乎全文引录了我的文章，似乎我成了与郭老分庭抗礼的“史学大家”，闹得我惴惴不安。果然，郭老的第二篇文章出来了：《再论替曹操翻案》。虽然未点我的名，但说到“有的人不读书好求甚解”，显系指我这个三年级大学生而言。这个中肯的批评，我虽然感情上有些压力，但理智上还是接受的。比起郭老来，我读过几本书？我那篇小文章不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又是什么？ 然而，不读书诚然不对，但“好求甚解”者未可一概否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的“好求甚解”往往可以意料之外地破“当局者”之“迷”。郭老在替曹操翻案的基础上，写出了话剧《蔡文姬》，剧中的曹操不再是白鼻子，而成了丰功伟绩而又亲切感人的正面英雄人物。遗憾的是，戏中的曹操十几年盖一条棉被，艰苦朴素超过了“老红军”、“老八路”，这就又开了历史的玩笑了。我想：假如当年郭老从我的“好求甚解”中吸收一点积极因素，对曹操多一点一分为二的分析，是否就不会闹曹操十余年盖一条棉被的笑话了呢？ 我的小文章发表后，我才知道当时《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的主编是邓广铭先生，而邓先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邓先生何以会发表一个中文系学生的小文章来开罪郭沫若先生？我想，这是否也是一种学术争鸣精神的支撑呢？毕业留校任教后，我有幸认识了邓先生并向他当面表示了感念之情。现在，郭、邓二先生都早已驾鹤西去，我只有敬祷他们在天之灵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