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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年”。它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山林中去了。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百姓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就逐渐形成了除夕熬年守岁的习惯。 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诗文。“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 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至今。
民俗风情，在旅游中作为人文景观的一个极为重要内容，以其美学风貌，具 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核心在于人的美的昭示和显现。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开放、改革的近十几年来，我们又在如何开展民俗 风情游、加强美育薰陶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很值得总结和发扬。本文围绕以 上的三个问题，进行论述。 （一） 中国旅游的审美对象，一般依次排列有：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 …等。民俗风情，次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排列老三，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 因为我国幅员十分广阔，地质地貌多样，名山大川遍布，山水美一直享有盛誉， 列为榜首，理所当然。同时，我国又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璀璨无比的历代 的文化遗产；帝王将相、名哲圣贤、道长高僧、文人雅士等在名山大川留下了众 多的名胜古迹。所以，我一直坚持中国旅游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密不可分” 的观点。如今要把“排行老三”单挑出来，改变传统的模式，开拓新的旅游领域 和项目，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从旅游审美来看，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等，在总体上是一致的， 都是“全身心”的感官开放和接纳、高级的精神享受，都是动静结合的休闲、娱 乐的活动。但是，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相比较，在旅游审美中，在 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陌生新奇。 我国有五十五个民族组成一个大家庭，平等和睦，繁荣昌盛。就旅游资源的 分布来看，五岳、佛教四大名山、道教四大名山，都在汉族居住地，少数民族的 民俗风情游，比山水风光游的开发、利用，更占优势。就国内旅游客源的组成来 看，由于汉族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到汉族文化复盖的旅游风景区，与 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游览区相比，凭添了由新奇、神秘引起的陌生感，大有不 到异域胜异域的感受。本来，旅游，就是生存和生活时空的一种移动或更换。由 新奇、神秘引起的陌生感，相对于日常生活、工作的环境来说的。蔡元培曾揭示 了人有一种“习久的心理”，“常住繁荣城市的人，一到乡村，觉得格外清幽。 ”（《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2页）美在发现中得以开拓，又经过对照，变 得更加强烈和新鲜。要知道人类不会倒退到旧石器时代，以良好环境能定居下来 为满足了。游人的陌生新奇感，既可以扩大“新知”，又可以激起游兴。正如沈 明编著《旅行》一书所指出的： 我国是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都有着独具一格的诱人的习俗，到少数民族聚 居区作风情旅游，了解那里的历史变迁、生活现状和风情民俗，采集那里的民间 文艺珍品，直接感受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围，会对中华民族大家庭有着更为形象的 知识。总之，旅游处处皆学问，只要留意学习，定会得益非浅。（广西民族出版 社1990年版，第29页） 第二、参与亲切。 山水是自然物，古迹虽能“睹物思人”，毕竟是伴随着历史的回声，游人无 法直接参与，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而民俗风情则不一样，它是一种多功能 的群众性的活动，可以把游人裹夹进去，士农工商，全心投入，忘乎所以。如火 把节的习俗，至今在我国西南十几个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节日那天，人们穿起 民族盛装，杀牲庆贺，举行各种文体娱乐，晚上举着火把，排成火龙，在山间田 野上漫游，并互相“泼火”，互换吉祥。这个“泼火”，与云南傣族的“泼水”， 形成了鲜明对比，提供了人人参与的特定氛围。这样，“旅游经历就将新鲜程度 和亲切程度联系起来，将旧习惯的可靠性与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兴奋联系起来”（ 〔美〕罗伯特?麦金托金和夏希肯特?格波物《旅游学》，第81页），促使整 个身心健康，获得美的享受。 第三、喜庆认同。 任何审美活动都是通过审美主体个体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发现美、体验美、 认同美。这种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在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的 旅游活动中，是相同的。香港华莎《母女浪游中国》一书中，就对山水风光、名 胜古迹、民俗风情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的忠实的记录， 充分体现了“龙的传人”寻根探美的心迹。如，敦煌的鸣沙山从“单纯一致”的 形式美的角度，描绘了这座傍晚下的金黄色的山的色彩，线条和整个画面，鲜明、 晶亮，没有深浅，没有参杂，没有渗透，给人一种美的惊奇、爱的震摄。于是， 她说：“如果草原象征了青春的欢乐，荒漠象征了暮年的悲苦，那么鸣沙山就象 征了壮年胜利的喜悦了。”（第98―99页）但是，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 名胜古迹在审美认同方面，还有差别。主要在于从美学的范畴来讲，山水（如， 桂林、西湖）偏于优美，古迹（如，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等）偏于崇高，而 民俗风情大多与节日活动联系在一起，则偏于喜剧性的范畴了。普天同庆，其乐 融融，使审美认同，比其他旅游审美对象来说，来得轻松、自如，不费什么心思。 这从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越办越火红，就看得出这个审美认同 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而被称为“新民俗”。（《厦门晚报》1995年2月16 日刊《新华社发表春节晚会笔谈，认为电视观众欣赏心理成熟了》） （二） 民俗风情美属于社会美的一种。但它又与社会美中社会事物的美，有所不同。 社会事物（如，劳动产品、工具）一般取物化形态，很难直接看到创造的过程。 而民俗风情，多为一种社会的群体活动，有着创造者本身的全过程的参与，可以 进行直接沟通、交流和对话。因此，作为人的美是社会美的核心来看，社会事物 美的显现程度，当然不如民俗风情美了。具体说来，大致有四方面： 第一、民俗风情与人的形体美。 民俗风情中，保留了不少远古的遗迹。那时，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 远古人面临着生存和生活的艰难和困苦。为了社会生产和自身生产，必须具有健 壮的体魂。这在一些民俗风情的艺术表演中充分体现出来。如，泉州的拍胸舞。 “表演者上身赤膊，头带草帽，上肢随着节拍有节奏地拍击胸膛、腋窝、大腿， 时而上跳，时而下蹲，头部诙谐地摇摆。舞蹈音乐配以脍炙人口的南曲《三千两 金》或其他车鼓乐。基本动作有击掌回音，八拍雄姿、玉驴颠步、金鸡独立、善 才抢牌、青蛙出洞、小阉鸡行、大阉鸡行，等”（厦门市思明区文艺联谊会《闽 台民俗风情》，鹭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试想，如果表演者都是 些鲁迅笔下的“驼背五少”，岂能赤裸干瘪的上身，又岂能进行如此的高难度的 舞蹈动作呢？同样，民俗一些节日，本身就含有旅游的审美意义，也与参与主体 （游人）的形体的健康、壮实有一定的关系。我在《登高、踏青、远足（旅游别 称的审美意义）》一文中，指出： 中国古代旅游的大众化的趋势，与西方不完全一样。西方现代旅游，依托着 交通工具中火车的出现、组团的经营手段。中国宋元明以后，旅游大众化的趋势， 主要是利用民间节日。登高与重阳节、踏青与清明节，早已成为民间习俗。远足， 一般也安排在公休假日。（《中国旅游报》1992年3月24日） 至于有的民俗的体育竞技项目，成为健、力、美的象征，规模宏大，深入人 心。“如端午赛龙舟，近年发展为跨县跨省的大型体育竞技活动，得到跨国公司 的赞助。1988年广东番禺县举办的莲花杯和希尔顿杯龙船大赛，观看者达二 十万人之众。近几年来每年重阳节到白云山登高者，也在三十万人左右。”（叶 春生《民俗美》，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第二、民俗风情与人的装饰美。 服饰是人的装饰主要方面。服饰，不仅是人的“第二肌肤”，是文化的表征， 而且是各少数民族相互区别的外部特征。我国55个民族中，除了西北几个少数 民族为白种人外，大都为黄种人。我读一本人类学的书，说中国黄种人，北方为 蒙古种，南方为马来种。这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北方人和一个标准的南方人，在 体质上还是有区别的。而我们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散布在全国各地，无法用是北 方人，还是南方人这个标准来衡量。服饰往往成了少数民族外部标志。或者说， 什么民族有什么样服饰，什么样服饰就是什么民族。这在民俗风情游的审美对象 中，也是十分突出的。 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傣族的统裙、满族的旗袍、瑶族的花裤、藏族的哈达、 蒙古族的马靴，等等，无不装点着旅游的景观，制造了特定的审美氛围，保留着 诱人的魅力。有的经过一定文化教育或长期生活在他乡城镇内，不愿意穿本民族 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也不想也不可能在这里讨论。但有一条，既然作 为旅游部门组织的民俗风情游，在接待地的各少数民族应该依据民俗要求来着装， 才能体现出一定的风情来，这是肯定的。 第三、民俗风情与人的风度仪表美。 在民俗风情美中，有两大部分，即社交风俗美和婚嫁民俗美，涉及人的风度 仪表美。我国素称为礼仪之邦。无论在行为、举止上，还是在待人接物上，均有 优良的传统和现行的规范。其中有一部分沉积在民俗风情上，时而清醒，时而狂 迷，烘托出人自身和人与人之间的美。如，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花兰瑶胞，是 个很讲礼节的民族，他们有一种迎客仪式，瑶语叫“离贯侯棋”，直译为“远方 的朋友”，意译为“礼歌会”。又如，我国许多民族都有“打同年”的风俗。苗 语称为“嘎江”，直译为“老树的根”，意思是“结交最知心、最忠实可靠的朋 友”，俗称“拜把”、“结义”。不但在同一民族中，在不同民族中也相当盛行。 它成了团结的纽带，友谊的桥梁，在生活中留下了许多佳话。 第四、民俗风情与人的精神美。 民俗风情的形成、流传，与其蕴含的民族的深层心理有极大关系，张扬一种 人格精神。清明与纪念介子推、端午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老幼共知，耳熟能详。 至于“在我们源远流长的民俗礼仪中，婚姻习俗，最为繁缛，也最为有趣。千百 年来，这些礼俗随着人们观念的更新而不断变化，它从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人 民的心理、德行和品格，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具有强烈的地方和民族色彩。 许多场面本身，就是一幅美好的民俗风情画，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民俗 美》，第141页） 以上只是简单地将民俗风情与人的美的四个不同层次，作了一点探讨和研究， 无非是说民俗风情在旅游中真正能够发挥使用的，在于人的美。人的美是民俗风 情美的核心。作为民俗风情游的组织、策划和实施者应该明白这一点。否则，这 一活动，不是搞成徒具形式的大轰大嗡，就是搞成庸俗、猎奇的走火入魔。 （三） 大力开展民俗风情游，深层发挥旅游审美中的人文资源。基于以上的认识， 结合开发、利用的实践，大致说来，要注意处理好三组关系。 第一、拳头产品和联片开发。 每一民族、每一地域都应该把自身民俗风情的旅游资源，作一次全面的模底 排队，进行学者、专家的论证，什么是这一民族、这一地域民俗风情的拳头产品， 力争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前一段，厦门市文化界一次聚会，讨论到南 音问题。泉州有南音，厦门也有南音。两地南音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有所不 同，开始形成流派。有人主张有。有人主张不分。这说明已是个客观存在。厦门 南音就应该助长自身流派的更加成熟，拿出整套、整台的节目出来，形成拳头产 品。 然而，旅游有日程安排，不能过于单调。要在形成拳头产品后，相应地进行 联片开发，点面结合，才能留得住游人。这里民俗风情自身有宽度和深度以外， 还可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等积极地配合、穿插地进行，不能单打一。 第二、维护传统和开发新项。 日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十分重视民俗风情的发扬光大，将传统注入新的时代 意义。在东南亚，民俗风情，是他们旅游中的强项。近几年，山东曲阜的祭孔、 潍坊的国际风筝节、广东春节花市、广西三江口的歌圩和福建妈祖文化节，公祭 客家母亲河（汀江）、土楼文化节等，为我国旅游事业增加了异彩。我们应该看 到，民俗风情有双重性。一面有变异性、革新性，另一面有陋俗恶习，有惰性。 报载：“我国禁放烟花爆竹的城市今年已达到40多个，其中主要是北京、南京、 沈阳、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厦门晚报》1995年2月13日），就是革 除陋俗恶习的一例。我们在组织、策划和实施民俗风情游中，要坚持这一审美标 准和审美理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第三、旅游搭台，经贸唱戏。 据新华社电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旅游局的最新统计结果表明，1994 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达73．23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达950亿元人民币， 两项合计折合1600亿元人民币，说明旅游业已成为我国新兴的重要产业。… …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我国已在全球十大旅游目的地中跃居第八位。”（《厦 门日报》1995年2月10日）这说明，旅游业本身给社会既带来了经济效益， 又带来了社会效益。由于民俗风情这一旅游审美资源，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相 比，它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参与性，几乎是它所依附的那一民族、那一 地域的人民，都须介入其中，更应该注意在开发、利用这一旅游项目时，给那一 民族、那一地域带来经济上的实惠。而“旅游搭台，经贸唱戏”，是个较好的组 织形式。上引的新华社电讯中，还有一段话说，“我国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 改革开发以来，旅游业发展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旅游资源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厦门日报》1994年2月10日）这段话中的第二句话， “各级政府重视”，也得到了旅游为经贸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的回报。既然 旅游搭台，经贸唱戏，已为实践证明了的较好的活动方式，就应该把民俗风情游 尽量纳入其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构成良性循环。当然，任何问题不能绝对 化。我们强调旅游与经贸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不否认民俗风情游有 独立的审美价值。
民俗风情，在旅游中作为人文景观的一个极为重要内容，以其美学风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核心在于人的美的昭示和显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开放、改革的近十几年来，我们又在如何开展民俗风情游、加强美育薰陶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很值得总结和发扬。本文围绕以上的三个问题，进行论述。 （一） 中国旅游的审美对象，一般依次排列有：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民俗风情，次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排列老三，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我国幅员十分广阔，地质地貌多样，名山大川遍布，山水美一直享有盛誉，列为榜首，理所当然。同时，我国又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璀璨无比的历代的文化遗产；帝王将相、名哲圣贤、道长高僧、文人雅士等在名山大川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所以，我一直坚持中国旅游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密不可分”的观点。如今要把“排行老三”单挑出来，改变传统的模式，开拓新的旅游领域和项目，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从旅游审美来看，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等，在总体上是一致的，都是“全身心”的感官开放和接纳、高级的精神享受，都是动静结合的休闲、娱乐的活动。但是，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相比较，在旅游审美中，在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陌生新奇。 我国有五十五个民族组成一个大家庭，平等和睦，繁荣昌盛。就旅游资源的分布来看，五岳、佛教四大名山、道教四大名山，都在汉族居住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游，比山水风光游的开发、利用，更占优势。就国内旅游客源的组成来看，由于汉族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到汉族文化复盖的旅游风景区，与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游览区相比，凭添了由新奇、神秘引起的陌生感，大有不到异域胜异域的感受。本来，旅游，就是生存和生活时空的一种移动或更换。由新奇、神秘引起的陌生感，相对于日常生活、工作的环境来说的。蔡元培曾揭示了人有一种“习久的心理”，“常住繁荣城市的人，一到乡村，觉得格外清幽。”（《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2页）美在发现中得以开拓，又经过对照，变得更加强烈和新鲜。要知道人类不会倒退到旧石器时代，以良好环境能定居下来为满足了。游人的陌生新奇感，既可以扩大“新知”，又可以激起游兴。正如沈明编著《旅行》一书所指出的： 我国是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都有着独具一格的诱人的习俗，到少数民族聚居区作风情旅游，了解那里的历史变迁、生活现状和风情民俗，采集那里的民间文艺珍品，直接感受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围，会对中华民族大家庭有着更为形象的知识。总之，旅游处处皆学问，只要留意学习，定会得益非浅。（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第二、参与亲切。 山水是自然物，古迹虽能“睹物思人”，毕竟是伴随着历史的回声，游人无法直接参与，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而民俗风情则不一样，它是一种多功能的群众性的活动，可以把游人裹夹进去，士农工商，全心投入，忘乎所以。如火把节的习俗，至今在我国西南十几个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节日那天，人们穿起民族盛装，杀牲庆贺，举行各种文体娱乐，晚上举着火把，排成火龙，在山间田野上漫游，并互相“泼火”，互换吉祥。这个“泼火”，与云南傣族的“泼水”，形成了鲜明对比，提供了人人参与的特定氛围。这样，“旅游经历就将新鲜程度和亲切程度联系起来，将旧习惯的可靠性与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兴奋联系起来”（〔美〕罗伯特?麦金托金和夏希肯特?格波物《旅游学》，第81页），促使整个身心健康，获得美的享受。 第三、喜庆认同。 任何审美活动都是通过审美主体个体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这种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在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的旅游活动中，是相同的。香港华莎《母女浪游中国》一书中，就对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的忠实的记录，充分体现了“龙的传人”寻根探美的心迹。如，敦煌的鸣沙山从“单纯一致”的形式美的角度，描绘了这座傍晚下的金黄色的山的色彩，线条和整个画面，鲜明、晶亮，没有深浅，没有参杂，没有渗透，给人一种美的惊奇、爱的震摄。于是，她说：“如果草原象征了青春的欢乐，荒漠象征了暮年的悲苦，那么鸣沙山就象征了壮年胜利的喜悦了。”（第98―99页）但是，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在审美认同方面，还有差别。主要在于从美学的范畴来讲，山水（如，桂林、西湖）偏于优美，古迹（如，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等）偏于崇高，而民俗风情大多与节日活动联系在一起，则偏于喜剧性的范畴了。普天同庆，其乐融融，使审美认同，比其他旅游审美对象来说，来得轻松、自如，不费什么心思。这从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越办越火红，就看得出这个审美认同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而被称为“新民俗”。（《厦门晚报》1995年2月16日刊《新华社发表春节晚会笔谈，认为电视观众欣赏心理成熟了》） （二） 民俗风情美属于社会美的一种。但它又与社会美中社会事物的美，有所不同。社会事物（如，劳动产品、工具）一般取物化形态，很难直接看到创造的过程。而民俗风情，多为一种社会的群体活动，有着创造者本身的全过程的参与，可以进行直接沟通、交流和对话。因此，作为人的美是社会美的核心来看，社会事物美的显现程度，当然不如民俗风情美了。具体说来，大致有四方面： 第一、民俗风情与人的形体美。 民俗风情中，保留了不少远古的遗迹。那时，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远古人面临着生存和生活的艰难和困苦。为了社会生产和自身生产，必须具有健壮的体魂。这在一些民俗风情的艺术表演中充分体现出来。如，泉州的拍胸舞。“表演者上身赤膊，头带草帽，上肢随着节拍有节奏地拍击胸膛、腋窝、大腿，时而上跳，时而下蹲，头部诙谐地摇摆。舞蹈音乐配以脍炙人口的南曲《三千两金》或其他车鼓乐。基本动作有击掌回音，八拍雄姿、玉驴颠步、金鸡独立、善才抢牌、青蛙出洞、小阉鸡行、大阉鸡行，等”（厦门市思明区文艺联谊会《闽台民俗风情》，鹭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试想，如果表演者都是些鲁迅笔下的“驼背五少”，岂能赤裸干瘪的上身，又岂能进行如此的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呢？同样，民俗一些节日，本身就含有旅游的审美意义，也与参与主体（游人）的形体的健康、壮实有一定的关系。我在《登高、踏青、远足（旅游别称的审美意义）》一文中，指出： 中国古代旅游的大众化的趋势，与西方不完全一样。西方现代旅游，依托着交通工具中火车的出现、组团的经营手段。中国宋元明以后，旅游大众化的趋势，主要是利用民间节日。登高与重阳节、踏青与清明节，早已成为民间习俗。远足，一般也安排在公休假日。（《中国旅游报》1992年3月24日） 至于有的民俗的体育竞技项目，成为健、力、美的象征，规模宏大，深入人心。“如端午赛龙舟，近年发展为跨县跨省的大型体育竞技活动，得到跨国公司的赞助。1988年广东番禺县举办的莲花杯和希尔顿杯龙船大赛，观看者达二十万人之众。近几年来每年重阳节到白云山登高者，也在三十万人左右。”（叶春生《民俗美》，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第二、民俗风情与人的装饰美。 服饰是人的装饰主要方面。服饰，不仅是人的“第二肌肤”，是文化的表征，而且是各少数民族相互区别的外部特征。我国55个民族中，除了西北几个少数民族为白种人外，大都为黄种人。我读一本人类学的书，说中国黄种人，北方为蒙古种，南方为马来种。这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北方人和一个标准的南方人，在体质上还是有区别的。而我们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散布在全国各地，无法用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这个标准来衡量。服饰往往成了少数民族外部标志。或者说，什么民族有什么样服饰，什么样服饰就是什么民族。这在民俗风情游的审美对象中，也是十分突出的。 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傣族的统裙、满族的旗袍、瑶族的花裤、藏族的哈达、蒙古族的马靴，等等，无不装点着旅游的景观，制造了特定的审美氛围，保留着诱人的魅力。有的经过一定文化教育或长期生活在他乡城镇内，不愿意穿本民族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也不想也不可能在这里讨论。但有一条，既然作为旅游部门组织的民俗风情游，在接待地的各少数民族应该依据民俗要求来着装，才能体现出一定的风情来，这是肯定的。 第三、民俗风情与人的风度仪表美。 在民俗风情美中，有两大部分，即社交风俗美和婚嫁民俗美，涉及人的风度仪表美。我国素称为礼仪之邦。无论在行为、举止上，还是在待人接物上，均有优良的传统和现行的规范。其中有一部分沉积在民俗风情上，时而清醒，时而狂迷，烘托出人自身和人与人之间的美。如，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花兰瑶胞，是个很讲礼节的民族，他们有一种迎客仪式，瑶语叫“离贯侯棋”，直译为“远方的朋友”，意译为“礼歌会”。又如，我国许多民族都有“打同年”的风俗。苗语称为“嘎江”，直译为“老树的根”，意思是“结交最知心、最忠实可靠的朋友”，俗称“拜把”、“结义”。不但在同一民族中，在不同民族中也相当盛行。它成了团结的纽带，友谊的桥梁，在生活中留下了许多佳话。 第四、民俗风情与人的精神美。 民俗风情的形成、流传，与其蕴含的民族的深层心理有极大关系，张扬一种人格精神。清明与纪念介子推、端午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老幼共知，耳熟能详。至于“在我们源远流长的民俗礼仪中，婚姻习俗，最为繁缛，也最为有趣。千百年来，这些礼俗随着人们观念的更新而不断变化，它从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的心理、德行和品格，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具有强烈的地方和民族色彩。许多场面本身，就是一幅美好的民俗风情画，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民俗美》，第141页） 以上只是简单地将民俗风情与人的美的四个不同层次，作了一点探讨和研究，无非是说民俗风情在旅游中真正能够发挥使用的，在于人的美。人的美是民俗风情美的核心。作为民俗风情游的组织、策划和实施者应该明白这一点。否则，这一活动，不是搞成徒具形式的大轰大嗡，就是搞成庸俗、猎奇的走火入魔。 （三） 大力开展民俗风情游，深层发挥旅游审美中的人文资源。基于以上的认识，结合开发、利用的实践，大致说来，要注意处理好三组关系。 第一、拳头产品和联片开发。 每一民族、每一地域都应该把自身民俗风情的旅游资源，作一次全面的模底排队，进行学者、专家的论证，什么是这一民族、这一地域民俗风情的拳头产品，力争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前一段，厦门市文化界一次聚会，讨论到南音问题。泉州有南音，厦门也有南音。两地南音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有所不同，开始形成流派。有人主张有。有人主张不分。这说明已是个客观存在。厦门南音就应该助长自身流派的更加成熟，拿出整套、整台的节目出来，形成拳头产品。 然而，旅游有日程安排，不能过于单调。要在形成拳头产品后，相应地进行联片开发，点面结合，才能留得住游人。这里民俗风情自身有宽度和深度以外，还可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等积极地配合、穿插地进行，不能单打一。 第二、维护传统和开发新项。 日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十分重视民俗风情的发扬光大，将传统注入新的时代意义。在东南亚，民俗风情，是他们旅游中的强项。近几年，山东曲阜的祭孔、潍坊的国际风筝节、广东春节花市、广西三江口的歌圩和福建妈祖文化节，公祭客家母亲河（汀江）、土楼文化节等，为我国旅游事业增加了异彩。我们应该看到，民俗风情有双重性。一面有变异性、革新性，另一面有陋俗恶习，有惰性。报载：“我国禁放烟花爆竹的城市今年已达到40多个，其中主要是北京、南京、沈阳、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厦门晚报》1995年2月13日），就是革除陋俗恶习的一例。我们在组织、策划和实施民俗风情游中，要坚持这一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第三、旅游搭台，经贸唱戏。 据新华社电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旅游局的最新统计结果表明，1994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达73．23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达950亿元人民币，两项合计折合1600亿元人民币，说明旅游业已成为我国新兴的重要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我国已在全球十大旅游目的地中跃居第八位。”（《厦门日报》1995年2月10日）这说明，旅游业本身给社会既带来了经济效益，又带来了社会效益。由于民俗风情这一旅游审美资源，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相比，它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参与性，几乎是它所依附的那一民族、那一地域的人民，都须介入其中，更应该注意在开发、利用这一旅游项目时，给那一民族、那一地域带来经济上的实惠。而“旅游搭台，经贸唱戏”，是个较好的组织形式。上引的新华社电讯中，还有一段话说，“我国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改革开发以来，旅游业发展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旅游资源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厦门日报》1994年2月10日）这段话中的第二句话，“各级政府重视”，也得到了旅游为经贸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的回报。既然旅游搭台，经贸唱戏，已为实践证明了的较好的活动方式，就应该把民俗风情游尽量纳入其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构成良性循环。当然，任何问题不能绝对化。我们强调旅游与经贸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不否认民俗风情游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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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文化研究我了解更
贵州少数民族节日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千差万别。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有1000多个，集会地点1000多个。著名的：有苗族的“姊妹节”、“四月八”、“龙舟节”、“芦笙节”；布依族的“查白歌节”；侗族的“歌酒节”；彝族的“赛马节”、“火把节”；土家族和仡佬族的“吃新节”、水族的“端节”、“卯节”等。贵州是一个歌舞的海洋，民族歌舞绚丽多姿。苗族群众有高亢激昂、热情奔放的“飞歌”，有低回委婉、优美抒情的“游方歌”和质朴庄重的“古歌”、“酒歌”；有芦笙舞、木鼓舞、踩鼓舞等。侗族“大歌”的歌声宏亮，气势磅礴，曲调庄严，音域宽阔，反映了侗族人民坚强、豪迈的性格。黔南、黔西南的布依族舞蹈有几十种，歌有大调、小调、大歌、小歌等，且注意押韵，有“有歌都有韵，无韵不成歌”之说。水族的铜鼓舞、斗牛舞、狮子舞、龙舞等亦颇有特色。黔东北的土家族酷爱唱歌，有哭嫁歌、伴嫁歌、酒歌、情歌、劳动歌、祝福歌等。民族戏曲是民族风情的精华，主要有苗族高台戏、侗戏、布依戏、傩戏等。地戏和傩戏被誉为“古代戏剧的活化石”。以芦笙音乐舞蹈为代表的“笙文化”，特别是无音乐伴奏的侗族大歌，在国际音乐舞蹈台上深受赞誉。以雷山郎德寨为代表的铜鼓文化，既是青铜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苗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在那里可欣赏“铜鼓坪”、“莽铜芦笙铜鼓舞”，将苗族文化中的“鱼文化”、“鼓文化”、“笙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融为一体。少数民族独具风格的歌舞，是中国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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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青年男女就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兴义县的查白场
口味酸辣
民俗风情，在旅游中作为人文景观的一个极为重要内容，以其美学风貌，具 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核心在于人的美的昭示和显现。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开放、改革的近十几年来，我们又在如何开展民俗 风情游、加强美育薰陶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很值得总结和发扬。本文围绕以 上的三个问题，进行论述。 （一） 中国旅游的审美对象，一般依次排列有：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 …等。民俗风情，次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排列老三，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 因为我国幅员十分广阔，地质地貌多样，名山大川遍布，山水美一直享有盛誉， 列为榜首，理所当然。同时，我国又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璀璨无比的历代 的文化遗产；帝王将相、名哲圣贤、道长高僧、文人雅士等在名山大川留下了众 多的名胜古迹。所以，我一直坚持中国旅游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密不可分” 的观点。如今要把“排行老三”单挑出来，改变传统的模式，开拓新的旅游领域 和项目，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从旅游审美来看，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等，在总体上是一致的， 都是“全身心”的感官开放和接纳、高级的精神享受，都是动静结合的休闲、娱 乐的活动。但是，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相比较，在旅游审美中，在 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陌生新奇。 我国有五十五个民族组成一个大家庭，平等和睦，繁荣昌盛。就旅游资源的 分布来看，五岳、佛教四大名山、道教四大名山，都在汉族居住地，少数民族的 民俗风情游，比山水风光游的开发、利用，更占优势。就国内旅游客源的组成来 看，由于汉族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到汉族文化复盖的旅游风景区，与 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游览区相比，凭添了由新奇、神秘引起的陌生感，大有不 到异域胜异域的感受。本来，旅游，就是生存和生活时空的一种移动或更换。由 新奇、神秘引起的陌生感，相对于日常生活、工作的环境来说的。蔡元培曾揭示 了人有一种“习久的心理”，“常住繁荣城市的人，一到乡村，觉得格外清幽。 ”（《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2页）美在发现中得以开拓，又经过对照，变 得更加强烈和新鲜。要知道人类不会倒退到旧石器时代，以良好环境能定居下来 为满足了。游人的陌生新奇感，既可以扩大“新知”，又可以激起游兴。正如沈 明编著《旅行》一书所指出的： 我国是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都有着独具一格的诱人的习俗，到少数民族聚 居区作风情旅游，了解那里的历史变迁、生活现状和风情民俗，采集那里的民间 文艺珍品，直接感受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围，会对中华民族大家庭有着更为形象的 知识。总之，旅游处处皆学问，只要留意学习，定会得益非浅。（广西民族出版 社1990年版，第29页） 第二、参与亲切。 山水是自然物，古迹虽能“睹物思人”，毕竟是伴随着历史的回声，游人无 法直接参与，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而民俗风情则不一样，它是一种多功能 的群众性的活动，可以把游人裹夹进去，士农工商，全心投入，忘乎所以。如火 把节的习俗，至今在我国西南十几个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节日那天，人们穿起 民族盛装，杀牲庆贺，举行各种文体娱乐，晚上举着火把，排成火龙，在山间田 野上漫游，并互相“泼火”，互换吉祥。这个“泼火”，与云南傣族的“泼水”， 形成了鲜明对比，提供了人人参与的特定氛围。这样，“旅游经历就将新鲜程度 和亲切程度联系起来，将旧习惯的可靠性与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兴奋联系起来”（ 〔美〕罗伯特?麦金托金和夏希肯特?格波物《旅游学》，第81页），促使整 个身心健康，获得美的享受。 第三、喜庆认同。 任何审美活动都是通过审美主体个体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发现美、体验美、 认同美。这种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在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的 旅游活动中，是相同的。香港华莎《母女浪游中国》一书中，就对山水风光、名 胜古迹、民俗风情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的忠实的记录， 充分体现了“龙的传人”寻根探美的心迹。如，敦煌的鸣沙山从“单纯一致”的 形式美的角度，描绘了这座傍晚下的金黄色的山的色彩，线条和整个画面，鲜明、 晶亮，没有深浅，没有参杂，没有渗透，给人一种美的惊奇、爱的震摄。于是， 她说：“如果草原象征了青春的欢乐，荒漠象征了暮年的悲苦，那么鸣沙山就象 征了壮年胜利的喜悦了。”（第98―99页）但是，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 名胜古迹在审美认同方面，还有差别。主要在于从美学的范畴来讲，山水（如， 桂林、西湖）偏于优美，古迹（如，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等）偏于崇高，而 民俗风情大多与节日活动联系在一起，则偏于喜剧性的范畴了。普天同庆，其乐 融融，使审美认同，比其他旅游审美对象来说，来得轻松、自如，不费什么心思。 这从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越办越火红，就看得出这个审美认同 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而被称为“新民俗”。（《厦门晚报》1995年2月16 日刊《新华社发表春节晚会笔谈，认为电视观众欣赏心理成熟了》） （二） 民俗风情美属于社会美的一种。但它又与社会美中社会事物的美，有所不同。 社会事物（如，劳动产品、工具）一般取物化形态，很难直接看到创造的过程。 而民俗风情，多为一种社会的群体活动，有着创造者本身的全过程的参与，可以 进行直接沟通、交流和对话。因此，作为人的美是社会美的核心来看，社会事物 美的显现程度，当然不如民俗风情美了。具体说来，大致有四方面： 第一、民俗风情与人的形体美。 民俗风情中，保留了不少远古的遗迹。那时，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 远古人面临着生存和生活的艰难和困苦。为了社会生产和自身生产，必须具有健 壮的体魂。这在一些民俗风情的艺术表演中充分体现出来。如，泉州的拍胸舞。 “表演者上身赤膊，头带草帽，上肢随着节拍有节奏地拍击胸膛、腋窝、大腿， 时而上跳，时而下蹲，头部诙谐地摇摆。舞蹈音乐配以脍炙人口的南曲《三千两 金》或其他车鼓乐。基本动作有击掌回音，八拍雄姿、玉驴颠步、金鸡独立、善 才抢牌、青蛙出洞、小阉鸡行、大阉鸡行，等”（厦门市思明区文艺联谊会《闽 台民俗风情》，鹭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试想，如果表演者都是 些鲁迅笔下的“驼背五少”，岂能赤裸干瘪的上身，又岂能进行如此的高难度的 舞蹈动作呢？同样，民俗一些节日，本身就含有旅游的审美意义，也与参与主体 （游人）的形体的健康、壮实有一定的关系。我在《登高、踏青、远足（旅游别 称的审美意义）》一文中，指出： 中国古代旅游的大众化的趋势，与西方不完全一样。西方现代旅游，依托着 交通工具中火车的出现、组团的经营手段。中国宋元明以后，旅游大众化的趋势， 主要是利用民间节日。登高与重阳节、踏青与清明节，早已成为民间习俗。远足， 一般也安排在公休假日。（《中国旅游报》1992年3月24日） 至于有的民俗的体育竞技项目，成为健、力、美的象征，规模宏大，深入人 心。“如端午赛龙舟，近年发展为跨县跨省的大型体育竞技活动，得到跨国公司 的赞助。1988年广东番禺县举办的莲花杯和希尔顿杯龙船大赛，观看者达二 十万人之众。近几年来每年重阳节到白云山登高者，也在三十万人左右。”（叶 春生《民俗美》，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第二、民俗风情与人的装饰美。 服饰是人的装饰主要方面。服饰，不仅是人的“第二肌肤”，是文化的表征， 而且是各少数民族相互区别的外部特征。我国55个民族中，除了西北几个少数 民族为白种人外，大都为黄种人。我读一本人类学的书，说中国黄种人，北方为 蒙古种，南方为马来种。这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北方人和一个标准的南方人，在 体质上还是有区别的。而我们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散布在全国各地，无法用是北 方人，还是南方人这个标准来衡量。服饰往往成了少数民族外部标志。或者说， 什么民族有什么样服饰，什么样服饰就是什么民族。这在民俗风情游的审美对象 中，也是十分突出的。 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傣族的统裙、满族的旗袍、瑶族的花裤、藏族的哈达、 蒙古族的马靴，等等，无不装点着旅游的景观，制造了特定的审美氛围，保留着 诱人的魅力。有的经过一定文化教育或长期生活在他乡城镇内，不愿意穿本民族 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也不想也不可能在这里讨论。但有一条，既然作 为旅游部门组织的民俗风情游，在接待地的各少数民族应该依据民俗要求来着装， 才能体现出一定的风情来，这是肯定的。 第三、民俗风情与人的风度仪表美。 在民俗风情美中，有两大部分，即社交风俗美和婚嫁民俗美，涉及人的风度 仪表美。我国素称为礼仪之邦。无论在行为、举止上，还是在待人接物上，均有 优良的传统和现行的规范。其中有一部分沉积在民俗风情上，时而清醒，时而狂 迷，烘托出人自身和人与人之间的美。如，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花兰瑶胞，是 个很讲礼节的民族，他们有一种迎客仪式，瑶语叫“离贯侯棋”，直译为“远方 的朋友”，意译为“礼歌会”。又如，我国许多民族都有“打同年”的风俗。苗 语称为“嘎江”，直译为“老树的根”，意思是“结交最知心、最忠实可靠的朋 友”，俗称“拜把”、“结义”。不但在同一民族中，在不同民族中也相当盛行。 它成了团结的纽带，友谊的桥梁，在生活中留下了许多佳话。 第四、民俗风情与人的精神美。 民俗风情的形成、流传，与其蕴含的民族的深层心理有极大关系，张扬一种 人格精神。清明与纪念介子推、端午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老幼共知，耳熟能详。 至于“在我们源远流长的民俗礼仪中，婚姻习俗，最为繁缛，也最为有趣。千百 年来，这些礼俗随着人们观念的更新而不断变化，它从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人 民的心理、德行和品格，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具有强烈的地方和民族色彩。 许多场面本身，就是一幅美好的民俗风情画，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民俗 美》，第141页） 以上只是简单地将民俗风情与人的美的四个不同层次，作了一点探讨和研究， 无非是说民俗风情在旅游中真正能够发挥使用的，在于人的美。人的美是民俗风 情美的核心。作为民俗风情游的组织、策划和实施者应该明白这一点。否则，这 一活动，不是搞成徒具形式的大轰大嗡，就是搞成庸俗、猎奇的走火入魔。 （三） 大力开展民俗风情游，深层发挥旅游审美中的人文资源。基于以上的认识， 结合开发、利用的实践，大致说来，要注意处理好三组关系。 第一、拳头产品和联片开发。 每一民族、每一地域都应该把自身民俗风情的旅游资源，作一次全面的模底 排队，进行学者、专家的论证，什么是这一民族、这一地域民俗风情的拳头产品， 力争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前一段，厦门市文化界一次聚会，讨论到南 音问题。泉州有南音，厦门也有南音。两地南音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有所不 同，开始形成流派。有人主张有。有人主张不分。这说明已是个客观存在。厦门 南音就应该助长自身流派的更加成熟，拿出整套、整台的节目出来，形成拳头产 品。 然而，旅游有日程安排，不能过于单调。要在形成拳头产品后，相应地进行 联片开发，点面结合，才能留得住游人。这里民俗风情自身有宽度和深度以外， 还可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等积极地配合、穿插地进行，不能单打一。 第二、维护传统和开发新项。 日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十分重视民俗风情的发扬光大，将传统注入新的时代 意义。在东南亚，民俗风情，是他们旅游中的强项。近几年，山东曲阜的祭孔、 潍坊的国际风筝节、广东春节花市、广西三江口的歌圩和福建妈祖文化节，公祭 客家母亲河（汀江）、土楼文化节等，为我国旅游事业增加了异彩。我们应该看 到，民俗风情有双重性。一面有变异性、革新性，另一面有陋俗恶习，有惰性。 报载：“我国禁放烟花爆竹的城市今年已达到40多个，其中主要是北京、南京、 沈阳、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厦门晚报》1995年2月13日），就是革 除陋俗恶习的一例。我们在组织、策划和实施民俗风情游中，要坚持这一审美标 准和审美理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第三、旅游搭台，经贸唱戏。 据新华社电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旅游局的最新统计结果表明，1994 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达73．23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达950亿元人民币， 两项合计折合1600亿元人民币，说明旅游业已成为我国新兴的重要产业。… …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我国已在全球十大旅游目的地中跃居第八位。”（《厦 门日报》1995年2月10日）这说明，旅游业本身给社会既带来了经济效益， 又带来了社会效益。由于民俗风情这一旅游审美资源，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相 比，它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参与性，几乎是它所依附的那一民族、那一 地域的人民，都须介入其中，更应该注意在开发、利用这一旅游项目时，给那一 民族、那一地域带来经济上的实惠。而“旅游搭台，经贸唱戏”，是个较好的组 织形式。上引的新华社电讯中，还有一段话说，“我国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 改革开发以来，旅游业发展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旅游资源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厦门日报》1994年2月10日）这段话中的第二句话， “各级政府重视”，也得到了旅游为经贸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的回报。既然 旅游搭台，经贸唱戏，已为实践证明了的较好的活动方式，就应该把民俗风情游 尽量纳入其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构成良性循环。当然，任何问题不能绝对 化。我们强调旅游与经贸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不否认民俗风情游有 独立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