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周易》的意义及其要领 《周易》是跟“玄学”挂钩的。这与“魏晋玄学”颇有关连。魏晋玄学的一个特点，是儒家头脑和道家头脑在相当水平上的合流，亦即论证“名教出于自然”。名教者，儒家伦理也；自然者，道家玄思也。两家头脑的这种合流是有文献依据的，这即是其时玄学家所谓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前两部书都是道家的，唯有《周易》向来是被视为儒家经典的：儒家以“六经”为原典，而《周易》为所谓“六经之首”。但真相上，《周易》原来并无所谓哪家的。唯其云云，先秦诸子许多都跟《周易》有所关联。 不光云云，真相上可以说：以后的一部中国头脑史，在相当水平上也是一部《周易》解释史。在汉代经学里，“易学”极为郁勃；董仲舒的哲学，所取于《周易》的观念尤为显着。接下来是魏晋玄学，已如上述。汉唐佛学也与《周易》多所关联，我们只须指出一点：般若学脱胎于玄学，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宋明理学，其中的易学更是蔚为大宗，理学各人莫不治《易》，理学家通常同时也是易学家。直至今世所谓“新学”，《周易》仍然发挥一种基本头脑模式的作用。比喻今世新儒家鼻祖熊十力老师，便自宣称其“新唯识论”乃是“归宗大易”的。 由此看来，欲明确中国头脑文化而不知“易理”，殊不行能。那么，应该怎样研究《周易》？我想，首先要有一种准确的态度。所谓准确态度，我觉得最迫切的即是必须扫除迷信。自80年月“易经热”以来，人们对《周易》体现出几种常见的迷信： 一是“应用的”迷信。思量到《周易》这部书的“筮书”特点，这一点是尤为紧急的。研读《周易》，首先必须制止那种求神问卦、占卜休咎的想法。你读《周易》的目的要是是想从那内中、进而从“神”那里捞取什么利益，诸怎样时升官、怎样发达之类的，那我劝你赶早放下别读了，由于读了也白费。这倒不是说我们读《周易》就没有一点现实用处了，否则我们写这套书来干什么？用处也是有的，但那绝对不是什么神荒诞怪的未卜先知，而是能够为我们的现实生存提供些有益的头脑要领、处理要领罢了。 二是“科学的”迷信。现今学术界某些民心田，有一种很大的迷信，即因此为昔人比今人高明得多。在他们看来，宛如不是山公酿成了人，反却是人越来越变得像山公了。在《周易》研究方面，这种迷信的一种紧张体现是：以为《周易》比克日的科学还科学。《周易》是科学吗？我的回复是断然否认的。我们克日可以用科学的要领去研究它，但它自己并不是科学。我们用科学要领研究它，它就成为了科学的工具，正如我们用科学的要领去研究毛毛虫，毛毛虫也就成为了科学的工具。但是毛毛虫自己仍不是科学。有人以为《周易》比克日的物理学、天文学还科学，听说可以凭它发明新星！这着实是呆子说梦！就以我们所谓的易道“宽大悉备”来说，那也不外是说它属于那种比力抽象的、哲理头脑层面上的工具，而越是抽象的原理，其适用的评释涵盖面虽然也就越大，这也没有什么秘密的。着实，这恰恰说明确《周易》乃属于人类从前的一种尚未充实剖析的观念形态。 三是“历史的”迷信。《周易》内中涉及到不少历史质料，子女关于《周易》的传注也涉及许多历史质料题目。其中虽然也有可以归入“信史”的，但是绝对不行迷信。比喻《系辞下传》有一段说，历史上的许多发明都是“取诸”《周易》某某卦的，这就不能说是史实。又如传统以为，伏牺发明确八卦，文王又推演为六十四卦，又和周公一起为之系辞等等，这些也都未必可信。当年顾颉刚老师提倡“疑古”，现今李学勤老师则又提倡“走出疑古时期”，自己都是不错的，但容易被人们拿来走向极度，一“疑”就疑到了一无是处，一“走出”就走到了句句是真理。近来学界的偏向，就通常是后者。《周易》文本简直要被神化了。 在我看来，克日研究《周易》，应有三项基本使命：一因此文献考证为基础，二因此义明确释为偏向，三因此头脑转换为宗旨。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工具、凭据，后者是前者的目的、目的。仅就其中的文献考证一项来说，也有三项基本使命：其一，文献的搜求，这属于目录学的领域。就克日的情况来说，尤其要细致出土文献的搜集。其二，文献的判定，这属于版本学的领域。在这方面，有大量事情须要做。其三，文献的释读，这属于考订学和训诂学的题目。只有在准确、正确释读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义理的阐释。 而我们终极极的目的，则应该是对《周易》头脑举行今世转换。普通地讲，这也即是承袭与生长、创新的关连题目。《周易》终究是昔人的头脑，要是现成地搬来用，未必适当于克日的情况，更不用说它肯定是没有到达今世头脑水平的了。但就文化的传承来说，我们又有责任使它的某些具有恒定价钱的观念、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这就须要举行今世转换。在我看来，《周易》头脑的今世转换，必须与今世的头脑款式讨论起来，具体说来，即是必须细致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接，与西方现今世头脑的对接。否则，《周易》的哲理就永世不外是博物馆内中的老骨董，只能供人观赏罢了。 着是有一部分 .... 网枝 给你...
可以写有关周易的，像周易与企业管理 周易与养生
一、当人类的智慧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而终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中国这片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的神圣土地上，出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放异彩、各领风骚的壮丽奇观，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博大精深、影响广远的坚实底蕴。作为《周易》两大部分之一的《易传》就诞生在这一人类文明群芳争艳的伟大历史时期。而《周易》的另一组成部分，即《易经》，则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初期即已基本形成。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珍贵文化典籍，它对于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中国文化举世惊羡的空前繁荣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 <<周易》这部“最正确、最有体系、洵吾炎黄胄裔所堪自诩之宝典”，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被崇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外无数往圣时贤都对它怀有一种宗教崇拜般的特殊感情，并不惜皓首穷经，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热情都献给它。二、《周易》原为卜筮之书，但在 发展 过程中，开始具有两重作用：一是占卜，一是智慧的积累与启示，成为哲理与人生智慧的教科书。 古圣人在《易经》和《易传》中所阐述的道理，是来源於对人们生存活动的观察和归纳，是自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上升到了形而上无象无物的道理境界。其形而上说教的目的则在於指导规范形而下人们的生存活动。本文把《易经》和《易传》中涉及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道理归纳作一处，加以简要的解释和刍议，进而对用易学的道理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进行了讨论。 下面，我们从《易经》和《易传》中选取有关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道理，用来阐述把“易学”应用到人们“生活”中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人居天地之中，人就是“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立人。立人就是树立人的良好道德品质，从而生动而活泼地把握自己的生活。 三、《周易》的现代意义 当前，人类正处于新世纪之初、全球形势日益复杂的重大历史关头，我国也正面临着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机遇和严峻挑战。尤其对于处于大转型时代的中国来说，更是面临着多重历史难题：如何处理悠久沉重的历史传统与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的关系，小农生产意识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观念的关系，加快现代化建设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推动文明的健康进步与消除文明的异化倾向的关系等。 在这种历史转折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并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国家，如何从古代文化成就中获取可资发展的原动力，便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现实课题。当今的易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便是这种时代需要的反映。 我们研究《周易》的目的，也是为了向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即我们要着眼于《周易》的现代意义，尽可能从中挖掘出积极闪光的思想意蕴。 在文化发展道路上，中西方是相差甚远的：西方是以科学实证方法走上了征服自然的外在超越之路，取得了巨大的文化成就；中国则是以直觉体悟方式走了发明本心的内在超越之路，也曾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 那么，中国是靠什么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呢？《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大道之源”，它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生存智慧、人生哲学等，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几乎都有明显的《周易》烙印。 具体来说，《周易》秩序谨严、生生不息的太极宇宙观，阴阳对待、物极必反的变易学说，仰观俯察、“穷理尽性”[37]的认识论，“圣人成能”、“裁成辅相”的主体性思想，顺天应人、“保合太和”的管理思想，仁义诚敬、刚柔并济的道德主张，自强不息、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参赞天地化育、德侔日月光明的超越理想，……所有这些思想内容都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生存格局、基本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使中国人在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都有非凡表现，创造出独具风采的伟大文明。 中国古老的《周易》曾经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且与现代科学文化颇相契合。因此，我们相信，《周易》精湛的思想内涵，有益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益于人类的全面进步。于是，及时而准确地发掘《周易》蕴含的渊博智慧，便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周易》提出了一系列为人处世的原则，其中不少思想就是在今天依然有着指导意义。 一、处理天人关系的三大法则：识天、顺天、乐天 《周易》关于吉凶祸福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规律。 《周易》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总是用自然现象来类比社会现象，用自然现象的己然性来论证社会现象的应然性。 这里，《周易》首先强调的是知天，即认识、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 知天，这是人生的第一要则。 知天并不是目的。知天的目的是顺天。 天有它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要顺天，关键要抓住时机。时机抓住了，一帆风顺；时机失去了，后悔莫及。 那么，人怎么办?《周易》认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性的地方也就那么几步，有些人善于审时度势，迅捷地捕捉住时机，一步登天，有些人则因一念之差、一步之迟而顿失时机，惜哉悲哉！古往今来，多少成败荣枯竟就在这一步之中，命乎?非也，乃时也！ 全段话前面是讲“知天”、“顺天”，后面讲到“乐天”。何谓“乐天”?乐天就是对人生抱种达观的态度，超越具体功利的审美的态度。人生之苦，大多在过于执着于功利诸如金钱、名誉、地位之类。有了这些东西缠身，人就超脱不起来了，自由不起来了，快乐不起来子。” 人在世界上不能做到事事都如意乙一方面人应该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一次的成败、一事的成败看得过重。如若自己的理想、愿望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未能达到，也不应因此而颓废。就算这种不成功是“天意”吧，也应对“天”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人生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难道除了不断地办事业就投有别的吗?人当然第一要义是谋生，但最高境界却是“乐生”。 乐天知命除了表现为对功名利禄的一种达观态度外，还往往表现为与大自然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徜徉山水，寄情自然，忘形骸于天地之外，这实是人生一大乐趣。 《周易》“乐天”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甚大。陶渊明、李白就是两位最着名的代表。 二、处理人际关系的三大法宝，守正中孚尚和 天人关系虽然是《周易》哲学的主题，但《周易》探讨天人关系目的还是为人处世建立原则。《周易》于这方面的讨论是宏观的，而于人际关系的讨论是微观的。 《周易》认为，人之处世，第一要义是要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 “守正”这是《周易》推崇的为人处世的第一法宝。按照《周易》的观点，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不例外。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应处的位置，如若这样，世界就是有序的了，就不会有祸乱产生了。 《周易》推崇的处世法宝第二当是“中孚”。“孚”，诚信的意思，“中”，在这里表示出自内心的意思。 前面我们谈到，《周易》的哲学是主体论哲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周易》谈主观能动性包含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个是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要“和同于人”富以其邻”。 第一、如果缺乏诚信，就会出现思想隔阂，就会产生纷争。比如讼卦，卦辞就说，“讼，有孚窒惕”。就是说：为什么会去打官司呢？是因为彼此的诚信被窒塞了，这话说得很对。人与人之间，难免不发生利害冲突，但如果能开诚布公，相互谦让，至少不会闹到非公堂上相见不可。 第三，诚信比物资重要。 第四，诚信也要落实在帮助人上。讲诚信不能只是口里说说，而要落实在行动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在帮助人的具体行动上。 第五，只要处处以诚信待人，广施恩惠，其实是不必去问吉凶祸福的。益卦九五爻辞说得很清楚：“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周易》关于“孚”的思想后来为儒家大加发展，提出“立诚”这一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上起了重要作用。 《周易》推崇的处世第三法宝是“和”。 “和”在《周易》中是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和”与“中”常常联：在一起，号称“中和”。“中”要求做事不走极端，要适度，“和”则要求与他人关系要谐调，要顺畅。“中’是讲个体所处的位置，“和”则是讲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往往以“中”为前提，“中”往往以“和”为归宿。“和”的思想体现在《周易》的整个体系之中，而整个《周易》体系就是一个生命通达、循环不息的和顺的整体。 阴阳和顺是{周易》尚和思想的精髓。阴阳和顺指的是性质相对或相反的事物的交流、沟通与统一。 守正，中孚，尚和－－这是《周易》作者从其对生活的深刻体察中所总结出来的处理人事关系的三个基本法则。 三、处理一切事务的三大要义：果决、审慎、适变 虽说《周易》谈自强不息，谈果决很多，但给我们印象更深的，还是警惧、审慎。它不乏青壮年进取的气概，但更多的我认为倒是老年人的忧患和智慧。 《周易》名之为“易”。易的解释很多，但“易”最基本的意义——“变易”，恐怕要肯定下来。《周易》不论从它的内容还是从它的形式来看；它都是讲变化的书，讲宇宙自然怎么变，人类社会怎么变。讲这些变，落脚点还是人应该怎样在这种变化韵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 “适变”是《周易》谆谆告诫人们的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法则。 适变的前提是知变；也就是说要知道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变。化韵原因、规律。关于这《周易》谈得最多。 《周易》认为，事物发展是经过了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当事物发展到了它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它就要发生突变，向另一个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即《系辞·下传》所说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周易》虽然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周易》并不认为人在规律面前是完全无能的，它强调人可以认识、掌握这种变化的规律，以变应变，唯变所适。这就非常了不起。 承认规律可以认识，可以掌握，这就无异于说，人可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整个《周易》讲的就是人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 《周易》中占筮的形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的人生哲理。从本质上采看，《周易》是一部哲学着作，是一把握人生的金钥匙。{周易》最大的可贵就在于它不仅揭示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而且告诉人们如何去认识、掌握这些规律，从而尽可能地去争取更好的结局，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变与适变是《周易》的全部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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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得存在就是指导人生，进退维谷的时候帮你做出抉择。人生活着，最好不要随便的算命，这是我的看法。只有觉得人生前进的旅途辨不清方向了，无法进一步提升了。这个时候问卜才是适宜的。我们常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想这个希望也是符合易学的思想的。如果未来都想玻璃一样的透明，活着就像被安排了日程表，人生也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有一个老乡很孝顺，到网上找大师们算命，算来算去都说他“克父”，搞得他魂不守舍的，甚至把家里近年来的种种不利全都归罪于己。我觉得这样的命算起来真的没有意义。问卜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你是在不知道如何前进了，如何抉择了才去问卜。卜筮的意义此刻才最重要。
乾为天，为太阳，表现天的功能、意识及刚健的性质，还代表冰、雹、霰。 在国家为国君，为主席，为总统；在单位为一把手，主要领导人；在家庭为父亲，为大人，为老人， 易学为长辈人；在社会为名人，公门人，宦官；在性别为男，在年龄为老头。 在场所为京都，为大城市，形胜之地，高亢之所。 在方位为西北方，为南方（先天八卦方位），为上方，为高处。 在时间为秋季，农历九、十月，戌、亥年、月、日、时，立冬至大雪45天。 在数字为一（先天八卦数）、六（后天八卦数）、四、九（五行金数）。 在动物为马、象、天鹅、狮子。 在静物为金玉、珠宝、圆物、木果、刚物、冠、镜。 在人体为头、右腿（九宫位），肺、骨骼，男性生殖器。 在颜色为白色、大赤色、玄色。 在五味为辛、辣。坤卦坤为地，表现地的功能、潜意识及柔顺的性质。在天时又为阴云、雾气、冰霜。 在国家主皇后、第一夫人；在单位为职工、群众；在家庭为母亲、为祖母，为老母、后母、老妇人；在社会为众人，为乡人、为小人、为大腹人、为懦弱之人、吝啬之人；在性别为女；在年龄为老妇，老年女人。 在场所为田野，为大地、为乡村、为平地。 在方位主西南方，北方（先天八卦方位），下方，底层。 在时间为农历六月、七月，未、申年月日时，辰、戌、丑、未五行为土年、月、日、时，立秋至白露45天。 在数字为二（后天八卦数）、八（先天八卦数）五、十（五行土数）。 在动物为牛，为牝马、为猫、为百兽。 在静物为水泥、砖瓦、五谷、布帛、丝绵、方物、柔物，土中之物，牛肉、食品、大车、锅。 在人体为腹，右肩（九宫位），脾、胃、肌肉，女性生殖器。 在颜色为黄色、黑色。 五味中为甘味、甜味。震卦震为雷，表示震动、奋起的性质和状态。在天象为雷雨、雷鸣、地震、火山喷发。 在家和单位为当权的二把手；在家庭为长男；在社会为驾驶员、运动员，警察、法官、军人、飞行 易学员、列车员、社会活动家、舞蹈演员、足球爱好者、狂人、壮士。 在场所为工厂、广播电台、乐器店、游乐场、机场、发射场、车站、舞厅、歌厅、闹市、战场、森林、草木茂盛之所。 在方位为东方，东北方（先天八卦方位）。 在时间为农历春二月，春分至谷雨45天，卯年、月、日、时。 在数字为四（先天八卦数）、三（后天八卦数）三、八（五行木数）。 在动物为龙、蛇、善鸣之马、善鸣之鸟，百虫、鲤鱼。 在静物为木、竹、苇、乐器、蔬菜、鲜花、树木、电话、飞机、汽车、火箭、鞭炮、闹钟、花草繁鲜之物。蹄、肉、山林野味。 在人体为足，为肝胆，为左胁。 在颜色为青、绿、碧色。 五味为酸。巽卦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科学易巽军突起 《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易索》（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 易学 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 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 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 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唐明邦《邵雍评传》（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 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 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编辑本段西方研究种种迹象表明，近代之前“《易》学”及与《易经》的思想阐释和实际应用而形成的各类学术和实用知识，就已经传入西方世界，但这种传播基本属于文化影响史的范畴。外来的文化影响，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当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还不能看作是严格的学术交流。西方人直到16世纪以后才对《易经》展开直接而系统的研究，最初的一批研究者就是来华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这一研究始于对《易经》原典和中国当时某些具有权威性的注释本的深入的研读，结果就形成一批由耶稣会士直接用汉文字写作的《易》著。这确实是中西文化史上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为了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及其古老的传统，一些耶稣会士开始翻译《易经》，法国耶稣会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易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易经》西语译本，已佚失。随后耶稣会士中宋君荣、雷孝思、顾赛芬都曾从事《易经》的翻译，而以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影响最大。将这一经典完整地介绍给西方世界，从此开始了《易经》传入西方和西方《易经》研究的近代时期。 16至19世纪期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学著述，其数量相当可观。除了拉丁文翻译和研究著作，17世纪耶稣会士还留下了一批直接用汉语写的《易》著，这批著作基本完好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他们在许多宗教、哲学和科学著作中，也不时对《易》及与易学相关的问题作出阐述。 传教士白晋于1698年自法国返回中国，此后半生皆致力于对中国典籍中的象征作深入的探讨。白晋在其一系列著作诸如《古今敬天鉴》(DeCultuCelestiSinarumVeterumetModernorum)、《易经大意》(IdeaGeneralisDoctrinaelibriYeKin)和一系列通信中表述了他的形象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 白晋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他在1700年11月8日致莱布尼茨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宣称：“今年我曾经应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对中国古籍进行研究，幸而有些新的发现。……几乎完整的一套圣教体系，即在其中……。极大的神秘，如圣子的降生，救世主的身世与受死，以及他宣教的圣工（对世人）所起的重大作用，这类似预言性的表现，在珍贵的古代中国哲学巨著中，亦隐约有迹可寻。当你看到这无非是联篇累牍的虚无与象征的词语，或者真理新定律的谶语时，你的惊奇程度当不在我下。” 白晋试图通过揭示“数学中的神秘”的方式来证明《易经》为以色列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圣典。他说：“《易经》数字的神秘，似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埃及犹太哲学中的神秘数学相呼应，此秘密是由第一个祖先给其后代的，虽然后来消失了，但必然是来自造物主之神秘启示。”由此他得出结论“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创世及三位一体之奥秘”。 傅圣泽作为白晋的合作者，对形象理论亦加以发挥。他于1711年来到北京，协助白晋编写《易经稿》等易著。傅圣泽未到北京之前，就已加入形象学派。傅圣泽通过《易经》等典籍来了解中国古史。他认为，在中国文字中亦含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其来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及其基本的基督教义。他将《周易》之“周”解释为宇宙，可衍申为洪水后保存于诺厄方舟中最早世界记录及普世教训的宝库；而将“儒”解释为“人”、“需”两字合成，需原意为期待；又解释《易》之需卦，谓需乃从天而降之云彩，此乃符合《圣经》所载神乘着云彩从天降下；孔丘之“丘”字则被解释为“亚当厄娃的象征”。厄娃，今译夏娃。 刘应，字声闻。他于1687年同白晋一起抵华。先后在北京、南京、广州、陕西等地传教。刘应精通汉语，涉猎了许多中国古籍，对《易经》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与康熙太子相善，据说有一次皇太子翻开《书经》的一章，刘应即取读之，并解释其义，毫不费力。太子奇甚，连声说“大懂”，并赠给题上赞语的绢本《书经》。刘应是最早对《易经》进行注释的耶稣会士之一，他对《易经》所作的注释被附在宋君荣《书经译本》之后，并被辑入《东方圣经》（livresSacresdeI’orient）。在对《易经》的理解上，刘应在许多地方与白晋的观点相异。由于在“礼仪”问题上，他与同会其他教士意见相反，支持了教皇的主张，他的著作也由此而得到罗马教廷的赏识。刘应对卦作了不同于白晋的解释，认为卦象符号是伏羲创造的，过去许多书之所以对卦的符号作不同解释，是因为时代和作者不同。 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二百余年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著及与易学相关的著作，其数量相当可观，并就与易学相关的宗教、哲学和科学问题展开阐述。从易学史的观点看，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的易说，无疑是中国本土易学演进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组成部分，构成该时期多元化易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流派。 莱布尼兹研究 英国哲学史学会秘书、莱布尼兹学会负责人麦唐纳·罗斯教授的教科书《莱布尼兹》第二章《数学》的第二节《二进位制算法》中在充分介绍和高度评价二进制本身的伟大意义之后指出，二进制对莱布尼兹来说“除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草稿而外”，更重要的意义是“神而上的”，而且与他的发明计算器算法毫无关系。这个“非常模糊的草稿”本身罗斯并没有太大兴趣，于是他用不少笔墨引用莱布尼兹的“神而上”文献。如下： 或许只有一个东西能够独立地被设想，那就是神本身——还有无，或者说不存在。这可以通过一个极好的类比弄清楚，……〔他概略地论述了二进制记数法，并继续说：〕我这里不打算论述这种体系的巨大用处；只要指出所有的数通过一和无的方式加以表达是何等的美妙就足够了。然而，尽管事物隐秘的秩序使一切事物都产生于纯存在和无这点成为自明的，而人们并无希望在此生中就能达到这种秩序，但是对观念的分析来说，进行证明真理所必须的程度也就足够了。? 罗斯接着写道：莱布尼兹对这个思想感到很骄傲，以致他打算用一个刻有铭文的纪念章来纪念它。铭文是：“G.W.莱布尼兹所发现的创造物的典型。”以及“为了从无中派生出一切来，一就够了。” 罗斯在总结性评价中说：“仅就与莱布尼兹有关而言，这一发现最重大的意义是形而上学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神而上的，因为它说明了整个宇宙如何可以看成是由数所构成的。” 选我做最佳答案
个人感觉很准的，我把一家子都算了过去。还购买了真命佛佩戴物品。那东西很不错，特精致，感觉很是值得的。佩戴以后行事也感觉顺利多了。 周易学这东西几千年的流传。人的大为多数。但我亲身体验觉得这家很不错耶。
不让你去外地，让你在本地发展，基本是断定你身弱，或者从格，这样的人还是在本地发展为好，对你更有利。从你的描述看，不能确定这个人是否算得准，除非你随便说个流年，他都能把这年发生的事情给你断出来，那才叫准确.。不要因为和父母关系不好，就指望去外地，那只是躲避的行为，说明你还不成熟,如果真有一天去了外地，结婚生子，到时候还是和老婆他们合不来，那你又要躲到哪里？
两千年来，《说文解字》 是文字学上的首创之书，也是最有权威之书，它的作者许慎 的名字与他的杰作成为后人阅读古籍，探讨古代文化，研究古文必不可少的桥梁和钥匙。《说文》问世以后，很快就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文》。 如：郑玄注三礼，应劭、晋灼注《汉书》，都曾援引《说文》以证字义。到了南北朝时代，学者们对《说文》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唐代科举考试规定要考《说文》。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说文》。《说文》问世以后，研究者蜂起。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高峰时期。清代研究《说文》的学者不下200人，其中称得上专家的有数十人之多。清代《说文》之学，可分为四类：其一，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 、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等；其二，对《说文》进行匡正，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 、俞樾的《儿笘录》等；其三，对《说文》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 王筠的《说文句读》 ；其四，订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关于 《说文》研究的著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其中第三种最为重要，这四人也并称“说文四大家”。近人丁福保持以往各家研究《说文》的专著和其他论及《说文》的著述以及甲骨文、金文的材料汇集为《说文解字诂林》 ，后又搜集遗逸编为《补遗》，是该书注释的总汇。《说文》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同时，它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文献语言学，《说文》 就是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说文》 对传统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后世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字，大体不出 《说文》所涉及的范围，而《说文》本身则形成一个专门学科。《说文》完整而系统地 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国人认识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桥梁；《说文》的训 解更是国人今天注释古书、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据。所以《说文》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 价值和应用价值。
朱自清对说文解字的看法：朱自清在《小团圆》中写道：“文解是一位无私的老师，他不偏不倚，客观地向读者传授知识，使他们受益匪浅。”这里朱自清对文解的表扬可见一斑。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由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语文工具书著作，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种书”。
《说文解字》原书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北宋雍熙三年（986年）进行校勘并雕版流布，后代研究《说文》多以此版为蓝本。
内容上共十五卷，前十四卷为文字解说，第十五卷为叙目；结构上按部首编排，共分540个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共10516字。
《说文解字》作为中国最早的字典，为汉字建立了理论体系，开创了部首检字法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是科学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历代对于《说文解字》都有许多学者研究，清朝时研究最为兴盛。段玉裁、朱骏声、桂馥、王筠的注解尤备推崇，四人也获尊称为“说文四大家”。
易学著述十二种(含获奖情况)简介如下： 01、《周易译注》（1989.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004、2007各有修订本重版。）获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奖（1987.4），第四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三等奖(1990.10)，及全国首届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三等奖（1991.4）。此书与作者之先师黄寿祺教授合撰。全书52万字，对《周易》经传本文进行了全面注释，并将之译成通俗规范的现代汉语，另附有69篇总论、400余则说明，是一部译、注、论三结合的研《易》专著。02、《周易辞典》（1992.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修订版。）获福建省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4.9）。此书121万字，为国内首部个人单独编撰的《易》学辞书。包括《周易》经传要语、易学常识、易派易例、易辞衍用、治易名家、易学要籍等各类词目凡4608条。书首列易学重要图表29幅，书末附《分类词目表》及《词目汉语拼音索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2005年6月重版，封面用顾廷龙先生题签，内容颇有校正修订。03、《周易：玄妙的天书》（1996.7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7.6上海古籍出版社简体版，2008.7纳入“国学基础教程”修订版。）全书18万字，选编《周易》经传中最典型内容汇成一帙，分“易喻阴阳”、“易明人事”、“易长于变”，“作易渊源”、“明易本旨”、“治易途径”等六章进行阐释论述，对于青少年读者研读《周易》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04、《周易入门》（1991.11香港学林书店，1998.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版。）此书10万字，分13个专题介绍易学基本问题，为指导《周易》研究的初步入门读物。05、《周易研究论文集》四辑（第一辑1987.9，第二辑1989.8，第三辑1990.5，第四辑1990.5，均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上四辑与作者之先师黄寿祺教授合编，共165万字，收入本世纪初至80年代的重要易学论文159篇。第一辑侧重考据学，第二辑侧重象数学，第三辑侧重义理学，第四辑侧重以新的观点研究《周易》。是海内外第一套集中反映本世纪《周易》研究成果的较大型的分类易学论文集。06、《象数与义理》（1993.5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台北洪叶出版社重版。）此书24万字，为张岱年主编《国学丛书》中的一种。着重就历代《易》说中的“象数派”与“义理派”详加论述，以揭明中国《易》学史上这两大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07、《易经初阶》（1996.1台湾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此书20万字，凡18章，分为内篇、外篇两部分。其中内篇11章，展示读《易》的一系列基本常识；外篇7章，分别从文学、美学、史料学等方面阐明《周易》经传的价值。总其内外两篇，皆属步入《周易》研究殿堂之最初阶梯，故以“初阶”为名。08、《周易与文学》（1997.9福建教育出版社。）此书22万字，围绕《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展开多方面、多角度的探析，既评析了《周易》经传自身的文学、美学价值内涵，又对《周易》经传之于古代文学乃至文艺理论、美学思想的影响或启迪作用进行广泛深入的研探。09、《历代易家与易学要籍》（1998.8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2台湾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分为两书重版，一是《历代易家考略》，一是《历代易学要籍解题》。）此书36.6万字，著者在博览精读众多易学著作及其它经史子集群书的基础上，以时代为序，略考历代易学名家的姓氏里籍、生平事略，并着重评析其易学成就；又列述历代易学著作，论定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并着重分析其内容的是非得失。本书对全面了解两千多年来《易》学史上纷繁复杂的成果，明其是非，知其得失，以进一步拓展、深化当代《易》学研究，有所帮助。10、《周易学说》（2002.1广东花城出版社。）获福建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11）。此书59万字。马振彪遗著，张善文整理。原为著者未刊手稿，以行书抄成，引录历代易说近四百家，并参以作者见解，阐述《周易》经传之旨，学术价值甚高。全书之点校整理，凡历八年之久，体例严密，考校精审。11、《洁静精微之玄思》（2003.4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2台湾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重版。）获福建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11）。此书23万字。为作者在海内外学术刊物（或出席有关学术会议）所发表的某阶段学术论文之精选。所论多集中于研讨《周易》经传大旨及各方面理趣，其中有对《易》义的衍述，有对经传文字的考论，有对历代《易》家的评说，有对出土文物的分析，更有对《周易》影响于文学、美学、文艺理论诸领域的多角度阐述。本书对于哲学、文学、历史各学科的研究宜有良好的学术裨益作用。12、《尚氏易学存稿校理》（2005.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获福州市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4），及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12）。此书185万字。尚秉和遗稿，张善文校理。全书包括尚氏遗存的书稿五种：《周易古筮考》十卷、《焦氏易诂》十一卷、《焦氏易林注》十六卷、《周易尚氏学》二十卷、《易说评议》十二卷，凡六十九卷（书后附录吴承仕《检斋读易提要》一卷、黄寿祺《易学群书平议》七卷，合此二种计之，则共有七十七卷）。全书校理，以作者所遗各书稿本为主校本，参取诸类初刻本、续补本、后印本、抄写本以及其它有关文献资料，互为勘订，务使前后一体，条例明晰，卷次贯畅。按，尚秉和先生系晚清进士，曾受业于曾国藩之高足吴汝纶，入民国后吏隐于内务部，兼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又讲学奉天萃升书院及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著述甚丰，为现代易学泰斗。此书将尚氏最具创获的易学著述集中整理出版，且校订精密严谨，实足以嘉惠社科研究界，津逮后学。
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不会。
1．研究《周易》的意义及其要领 《周易》是跟“玄学”挂钩的。这与“魏晋玄学”颇有关连。魏晋玄学的一个特点，是儒家头脑和道家头脑在相当水平上的合流，亦即论证“名教出于自然”。名教者，儒家伦理也；自然者，道家玄思也。两家头脑的这种合流是有文献依据的，这即是其时玄学家所谓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前两部书都是道家的，唯有《周易》向来是被视为儒家经典的：儒家以“六经”为原典，而《周易》为所谓“六经之首”。但真相上，《周易》原来并无所谓哪家的。唯其云云，先秦诸子许多都跟《周易》有所关联。 不光云云，真相上可以说：以后的一部中国头脑史，在相当水平上也是一部《周易》解释史。在汉代经学里，“易学”极为郁勃；董仲舒的哲学，所取于《周易》的观念尤为显着。接下来是魏晋玄学，已如上述。汉唐佛学也与《周易》多所关联，我们只须指出一点：般若学脱胎于玄学，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宋明理学，其中的易学更是蔚为大宗，理学各人莫不治《易》，理学家通常同时也是易学家。直至今世所谓“新学”，《周易》仍然发挥一种基本头脑模式的作用。比喻今世新儒家鼻祖熊十力老师，便自宣称其“新唯识论”乃是“归宗大易”的。 由此看来，欲明确中国头脑文化而不知“易理”，殊不行能。那么，应该怎样研究《周易》？我想，首先要有一种准确的态度。所谓准确态度，我觉得最迫切的即是必须扫除迷信。自80年月“易经热”以来，人们对《周易》体现出几种常见的迷信： 一是“应用的”迷信。思量到《周易》这部书的“筮书”特点，这一点是尤为紧急的。研读《周易》，首先必须制止那种求神问卦、占卜休咎的想法。你读《周易》的目的要是是想从那内中、进而从“神”那里捞取什么利益，诸怎样时升官、怎样发达之类的，那我劝你赶早放下别读了，由于读了也白费。这倒不是说我们读《周易》就没有一点现实用处了，否则我们写这套书来干什么？用处也是有的，但那绝对不是什么神荒诞怪的未卜先知，而是能够为我们的现实生存提供些有益的头脑要领、处理要领罢了。 二是“科学的”迷信。现今学术界某些民心田，有一种很大的迷信，即因此为昔人比今人高明得多。在他们看来，宛如不是山公酿成了人，反却是人越来越变得像山公了。在《周易》研究方面，这种迷信的一种紧张体现是：以为《周易》比克日的科学还科学。《周易》是科学吗？我的回复是断然否认的。我们克日可以用科学的要领去研究它，但它自己并不是科学。我们用科学要领研究它，它就成为了科学的工具，正如我们用科学的要领去研究毛毛虫，毛毛虫也就成为了科学的工具。但是毛毛虫自己仍不是科学。有人以为《周易》比克日的物理学、天文学还科学，听说可以凭它发明新星！这着实是呆子说梦！就以我们所谓的易道“宽大悉备”来说，那也不外是说它属于那种比力抽象的、哲理头脑层面上的工具，而越是抽象的原理，其适用的评释涵盖面虽然也就越大，这也没有什么秘密的。着实，这恰恰说明确《周易》乃属于人类从前的一种尚未充实剖析的观念形态。 三是“历史的”迷信。《周易》内中涉及到不少历史质料，子女关于《周易》的传注也涉及许多历史质料题目。其中虽然也有可以归入“信史”的，但是绝对不行迷信。比喻《系辞下传》有一段说，历史上的许多发明都是“取诸”《周易》某某卦的，这就不能说是史实。又如传统以为，伏牺发明确八卦，文王又推演为六十四卦，又和周公一起为之系辞等等，这些也都未必可信。当年顾颉刚老师提倡“疑古”，现今李学勤老师则又提倡“走出疑古时期”，自己都是不错的，但容易被人们拿来走向极度，一“疑”就疑到了一无是处，一“走出”就走到了句句是真理。近来学界的偏向，就通常是后者。《周易》文本简直要被神化了。 在我看来，克日研究《周易》，应有三项基本使命：一因此文献考证为基础，二因此义明确释为偏向，三因此头脑转换为宗旨。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工具、凭据，后者是前者的目的、目的。仅就其中的文献考证一项来说，也有三项基本使命：其一，文献的搜求，这属于目录学的领域。就克日的情况来说，尤其要细致出土文献的搜集。其二，文献的判定，这属于版本学的领域。在这方面，有大量事情须要做。其三，文献的释读，这属于考订学和训诂学的题目。只有在准确、正确释读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义理的阐释。 而我们终极极的目的，则应该是对《周易》头脑举行今世转换。普通地讲，这也即是承袭与生长、创新的关连题目。《周易》终究是昔人的头脑，要是现成地搬来用，未必适当于克日的情况，更不用说它肯定是没有到达今世头脑水平的了。但就文化的传承来说，我们又有责任使它的某些具有恒定价钱的观念、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这就须要举行今世转换。在我看来，《周易》头脑的今世转换，必须与今世的头脑款式讨论起来，具体说来，即是必须细致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接，与西方现今世头脑的对接。否则，《周易》的哲理就永世不外是博物馆内中的老骨董，只能供人观赏罢了。 着是有一部分 .... 网枝 给你...
古代天文学的论文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下面是关于古代天文学的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
摘要： 中国古代天文学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自神话时期兴起，绵延千年不衰。但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质疑也从未停止过。本文从科学哲学角度，叙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详细分析其功能效用与历史影响，从而辨别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否为真科学。
关键词： 中国古代天文学；科学哲学；真科学
一、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兴起
从众多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历史之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在少昊氏时，人人私下研习天文，都搞起了沟通上天的巫术，致使天下大乱。颛顼帝命令重、黎二人“绝地天通”，禁止了平民与上天沟通交流。之后与天交流的权利就专属于天子，也只有天子钦定的巫觋才有资格去沟通上天。从此天文学在古代中国就成了皇家的专属品，而天子也开始拥有了对“天命”的解读权。这也就是中国漫长天文学史的开端。
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我国天文学至于夏商周代时已经有了一定水准的历法。特别是到了周代，已经有人开始观测流星、行星等天象及星辰。相比于上古时代，这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传统的天文学体系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完成的。在这一时期，不仅二十八星宿体系确立，而且在历法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我们古人开始通过观测日影长短的周年变化来确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并且在这一时期流传了大量人们观测流星、彗星等天象的详细记录。这些都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宝贵资料。
自从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天文学大框架建立之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天文学进一步蓬勃发展。不仅历法得到统一，二十四节气，浑天仪等天文知识以及天文学仪器的进一步发明使得我国的天文学一路高歌猛进。到了元朝，由于铁木真缔造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辉煌帝国，我国古代天文学甚至传到阿拉伯等国，可谓是盛极一时。明清时期，中国开放了千年来“严禁私习天文”的禁令，使得我国古代天文学有机会走向一个新的巅峰。
三、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质疑
也正是因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服务于皇室，很多中西方学者就质疑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否是真正的科学。甚至有些激进派的学者直接将中国古代天文学打入伪科学的深渊。在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历史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这个精华显然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每一种不同的运动形式都构成每一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整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总体上便构成总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所谓科学就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规律的概括，都是人们在感觉经验基础之上用“理性方法”整理概括的结果。此外在科学的本质与功能上，马克思还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的思想。
按照马克思的观念，我们反观中国古代天文学，这是一门有着上千年悠久历史的学科，毫无疑问它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无数古代先贤们定历法、造仪器、编文献来研究这浩渺天空中天体运转的奥秘。这分明就是在研究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对社会发展变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天文学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便是航海。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根据天文学中观测到的星辰位置，发明了具有指向性功能的“司南”。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为日后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大家觉得航海之术离我们日常生活过于遥远，不能说对社会变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该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了吧。中国古代天文学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石器时代，人们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农业经营方式，这种粗放的耕作模式导致了极端的低产。不过正是伴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历法的完善，节气的确立，使得传统农业高度关注农时后，精耕细作的优良方式才逐步趋于成熟，造福了无数黎民百姓。
如果说马克思的观点太过于阳春白雪，那当代科学哲学界的泰斗吴国盛教授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精辟分析了科学的两种基本用法，堪称下里巴人式的真知灼见。第一种是可以依靠它来振兴国家，第二种是某种积极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古代天文学及推动了航海时代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发展。同时，它又大力推动了农业的进步，在价值意义上来讲也是毋容置疑的“好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中国古代天文学是真正的科学呢？
参考文献：
[1]江晓原，钮卫星.中国天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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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之沧.科学哲学导论[M].人民出版社，2004.
[4]吴国盛.什么是科学[M].民出版社，2016.
应该分多个复角度来谈。
首先，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问世就告诉了我们现代人古代人民的智慧。
其次，其中的重要材料对考古也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再次，如今的很多天文历法都是从以前的演变而来的。
还有，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大都是先于别个国家而成的，也是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力量的一个象征。
扩展资料：
中国古历法，几乎包括天文学的全部内容，带动了古代天文学的全面发展。从一开始内，它就担负起“容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重要任务。早在游牧时代，狩猎和采撷都需要掌握动植物活动和成熟的规律。
后来农业发展起来，对于以农立国的我国来说，掌握天时季节就是至关重要的，人们从观察天象、物候开始，渐渐建立起年月日的概念，为制定历法奠定了基础。
历法从物候历走向阴阳合历，又经过不断改革，达到了相当精确的程度，满足了农耕和日常生活的需要。
在发展过程中，又把推算交食、行星位置、昼夜漏刻、昏旦中星等内容包括进来，可以说创立了中国式的天文年历。
中国天文学史文集在以下四本古书上都有：《灵宪》东汉时期的张衡总结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心得写成的一部天文巨著，也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春秋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书中详细记载了五星之运行情况，以及它们的出没规律。《乾象历》汉献帝建安十一乍(公元206年)刘洪(约135—210)作.它对月亮运动的研究有了新进展,首次提出月亮近地点的移动(过周分),从而算出近点月长度,并在一近点月里逐日编出月离表,又首次提出黄白交角是六度(兼数),首次提出交食计算中推算食限的方法,这些都对后代历法影响很大.《皇极历》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刘焯(544—610)作,未颁行.《皇极历》考虑太阳和月亮视运动不均匀来计算日月合朔的3时刻,创立了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①.为了求得任意时刻的定朔改正值,又创立了任意间隔二次差内插法的公式.这在中国天文学史和数学都有重要地位,后代历法计算日月五星运动使用的内插法多继承《皇极历》的方法并继续发展.
《中国天文学史文集· 第三集》是198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编辑组本书汇集了近年来有关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论文十六篇和资料二篇。它们的论题涉及中国古代历法、天体测量、宇宙理论、古代仪器和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等领域。这些文章有观点上的创见，也有新的罕见资料。本书除了供科技史和天文学工作者研究、利用外，也向哲学、民族学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有趣的知识，而广大具有求知欲的读者可从中获得大量爱国主义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