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东坡》 2000年，法国《世界报》报道了12位生活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被该报称作“第一千年世界历史的12位英雄”东西方著名人物，其中有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以及我国北宋时期的大文豪和名臣苏东坡。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才华横溢，思想透彻，感受敏锐；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清高孤傲，飘逸不群，谦虚谨慎；他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每每读到有关东坡的文字，心是净的，也是静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 近日读美籍华裔学者李一冰先生写的《苏东坡大传》，我被作者那种写实而生动、严谨而不失风趣的笔触和典雅的文字所吸引。这本书最初是由台湾联经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次出版，原书名叫《苏东坡新传》，多次重印，被公认为是了解、研究苏东坡必读的传记之一。现在我所阅读的版本是九州出版社从联经社引进版权后在大陆出版发行的。余秋雨先生曾这样评价《苏东坡新传》：“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 的归结甚有见地。” 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苏东坡大传·浩气不亡》)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有几个人领悟生命能有他的心智和性灵？有几个人有他那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豁达和潇洒？又有几个人有过他那种“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师，穷则食芋饮水为南荒逐客”的经历？ 与其他有关苏东坡的传记不同，李一冰先生写的《苏东坡大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大传》中，事无巨细，其资料来源皆详备，且多标明出处，全书仅参考书目就达200多本，体现了作者那种求真、求实的创作态度，从而使我们能尽最大可能地感受和体会到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东坡，使我们对东坡的喜怒哀乐能感同身受，而正是这点，常让人不禁掩卷长叹，唏嘘不已，如同回到了九百多年前的宋朝，同东坡一起在宦海浮沉，真切地感受他以豁达旷放对待悲苦愁闷的复杂心态。 其二，在内容的选取上，作者独辟蹊径，十之八九的内容皆取材自东坡的诗词，参照其他文集资料，勾勒出东坡一生不平凡的际遇。东坡与杜甫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他写诗都以事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东坡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读懂他的诗词；而不充分了解他的诗词，后人也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东坡的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从他的青年时代起，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多年里他陆续写成的诗篇，传至今天有二千四百多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实情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为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东坡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其传记的第一手好资料……在塑造东坡这一人物形象上，此（其诗作）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 其三，作者在刻画东坡这一形象时，从大处着眼，细处落笔。作者是将东坡放在处于动荡、变革的北宋这一背景之下来进行刻画的，东坡跌宕起伏、曲折坎坷的一生实际上就是北宋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和折射，而在刻画东坡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却有选择性地从一些细微之处着笔，使他笔下的东坡真实、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为了刻画东坡的顽强和达观、宽容和慈悲，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东坡一生屡遭政治陷害，对他下手最狠辣的大概莫过于章敦这个人。贬东坡于岭南、于海南，想把东坡置之死地的正是此人。因此，后人谈论东坡者常会论及章敦，对章敦一般都深为憎恶。等到东坡终于得以北归，章敦被贬岭南，以一般人的见识，东坡这时即使不幸灾乐祸，至少也可拍手称快，但东坡却不是这样。全文引用了章敦的儿子章援写给苏东坡的一封信和苏东坡的回信。章援的信凄凄哀哀，诚惶诚恐，他为了老父亲向苏东坡求情。他以为北归的苏东坡定能拜相，而拜了相的苏东坡大概不会忘记他父亲昔日的种种迫害，所以他满纸泪水地写信求情。苏东坡抱病回信，信中说：“ 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在信中，东坡不仅把章敦认作老友，从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报复的顾虑，而且让章援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卧病在床不久就辞别人世的东坡，竟不惜耗费残余的一点心力精力去向“仇人”的儿子亲笔回信，还不厌其烦地转告这“仇人”如何保养身体，这样的心胸情怀在几千年的传统文人中鲜少见到。 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做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做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 读完此书，掩卷而坐，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不少诗句让人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咏，或觉两颊生香、回味悠长：“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让人似乎已经闻到枣花和黄瓜的清香；“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随手勾勒，竟是一幅上佳写意；或觉荡气回肠、飘逸不拘：“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或觉细腻婉约、催人泪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 东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要想用一部书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大才子”准确而真实地描绘出来，无疑是有挑战性的，而李一冰先生很努力地做到了，在他的《苏东坡大传》中，我们知道了：东坡不仅是一位文坛巨擘，他还是一个将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调和起来，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和碰撞激荡中寻求精神自由、完成人格修炼的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政治家。他不为官位所迷惑，关心民间疾苦。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幼主哲宗即位，他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两年当中，为皇帝起草诏令达800多件。在贬谪期间，他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他还在黄州组织过一个社团，跟当地猖獗的溺婴行为作斗争，在杭州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医院……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诗文永远值得我们诵读，他的为官为人之道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品味。正是东坡为人那份难得的坦诚、直率和心地善良，让后世之人提到他时就倍感亲切。也正如李一冰所说：正是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伟大人格，使他赢得了后世广泛的崇敬。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苏东坡传的序，我以为。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问的凤毛麟角，不可数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煜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可以做个参考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 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下面是小编为你 带来的唐代诗人孟浩然简介及其代表作，欢迎阅读。 孟浩然简介 孟浩然(689—740)，名浩，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 阳(现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 孟山人，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 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曾隐居鹿门山。游长安， 应进士举不第。 曾在太学赋诗， 名动公卿， 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 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 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 于诗人的自我表现。 孟浩然的诗虽不如王维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 的造诣，故后人把孟浩然与王维并称为“王孟” ，有《孟浩 然集》三卷传世。 孟浩然代表作品 《过故人庄》 《春晓》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宿建德江》 《早寒江上有怀》 《田家元日》 《凉州词》 《夏日南亭怀辛大》 《秋宵月下有怀》 《与诸 子登岘山》 《秋登兰山寄张五》 《春中喜王九相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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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浅谈李白的诗文风格 孙荣念摘要：我是一名中学教师，由于教学的关系，对古诗词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对李白的诗更有一种痴迷。本文从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创作风格、艺术成就及影响三方面进行了浅述：一、 李白的生平。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也来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他的身世、行踪和家庭，异说纷纭，他的思想性格更是非常独特，旷世少有。李白的思想性格。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他的思想抱负、生活情趣和性格气质，在这些方面得到了不同侧面的表现。二、 李白的创作风格可以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三种体裁来体现。其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三、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艺术个性最为鲜明的一位，体现在他诗歌创作的各个方面，其艺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关键词：生平 、思想品格 、创作风格 、意象 、影响正文：众所周知，李白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诗人。研究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有助于我们了解盛唐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而在古诗教学中要使学生对离现实语言较远的诗文产生兴趣，对优美的诗句领悟内涵，首先要做的是让学生了解诗人的生平及思想品格，从而领会其创作风格，领悟诗的意境和蕴含的美好思想。基于此，我阅读了李白的诗集和一些相关资料，对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际遇有了一些浅显的认识。一、 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 我觉得，李白的一生由两条主线所贯穿：一是他的仕途生涯，二是道教对他的影响。 李白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使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大。道教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大约18岁左右，他学习纵横术。我认为，就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使他具有了狂傲飘逸洒脱的气质，使他诗中也具有那种浓烈，奔泻而出的感情和奔放的气势。 开元十二年（724），李白开始游历生活，并多次希求荐用，屡遭失败。天宝元年，李白奉召入京，这时候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但不久后，就被权贵们所诋毁，仕途再受打击，使他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又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并无减退。安史之乱起，李白以为报国时机已到，入永王幕，慷慨从军，后却被定为反叛罪，长流夜郎。在途中被赦免。到李光弼出征东南之时，他再次从军，无奈半道病还，逝当涂，年62岁。 我认为，李白将盛唐士人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理想化了，同时又具有唐代诗人一般的“济苍生”，“安社穄”的儒家用世思想，因此，他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必然导致失败。但是他始终向往这样的理想。所以始终在成功与失败之间不停地来回，使他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 李白一生受到了道家，纵横家，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贯穿李白的一生，则是道教对他的影响，之所以这部分单独提出，就是因为神仙道教信仰在他思想中有重要的地位。少年时代生活于道教浓郁的蜀中之地，自然耳濡目染，后又学习了纵横术。在他的仕途生涯中，多次举行了入道仪式。正因为如此，李白在不少的诗中表现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思想。另外他的狂傲不拘，飘逸洒脱的气质也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贺知章曾称他“谪仙人”。“狂”是他人生的象征，他的侠胆、仙趣、狂饮都极大的刺激着其个性中那高傲狂放的因素，使他的个性意识常处于一种膨胀状态，形成了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倨傲达观的性格。尽管他在诗歌中常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是行乐的感慨，其实是出于内心深处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生的向往，渴望任随自然、融入自然。在诗中，李白常通过对仙境和神仙生活的描绘，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和傲世独立的人格精神，以神仙的洒脱快活，表示对现实世俗的反抗；于飘飘欲仙的奇异想象中，将强烈的自我意识，天真的自命不凡和与众不同的个性，充分表现了出来。二、李白的创作风格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可以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评价李白的创作风格可以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三种体裁来谈论：《望天门山》是李白七绝佳作中的一首：“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写出了诗人在大自然怀抱和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审美感悟及片刻情思，属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那刹那的感觉，无穷的韵味，所表现出的是自然的美和普遍的人性，人情，平易真切，极富生活情趣，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 当然，仅仅凭借一首《望天门山》是不足以说明李白的七绝之妙的。李白的七绝，以山水诗歌和送别诗为多。在这些诗歌中，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有种一气流贯的俊秀和爽朗，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山中问答》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问奈何事栖碧间，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的绝句境界清新，而内蕴飘逸潇洒的风神。再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把一个水、月、白云连成一体的琉璃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的奇妙想象，写得那样明净秀美，如入神仙境界。 仅仅谈到七绝的成就，简直就是在抹杀李白诗歌的成就。李白的五绝同样也是无人匹敌的。在盛唐诗人中，兼长五绝和七绝的诗人只有李白一人。他的五言绝句，往往有一种明快的格调，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现出无尽的情思韵味，做到既自然又含蓄，真实简练而内涵丰富，这就是绝句的最高境界，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及《劳劳亭》等。 我感到，绝句是李白感情世界的瞬间呈现，其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洒脱的气质，全都灵感一闪地反映出来，脱口即成绝唱。 李白不仅绝句的成就卓越，而且乐府和歌行体的作品也有不俗的成绩。如乐府诗《蜀道难》的古辞寓有功业难成之意，正是这一点，触动了李白初入长安追求功业未成时的悲愤。他用这一古题抒发自己的感叹，于诗中再三嗟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说：“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猴欲度愁攀缘。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极力渲染蜀道高峰绝壁、万壑转石的险难，也是诗人对于世道的体认的渲染。再如《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此诗的乐府旧题，含有以饮酒放 记得采纳啊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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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
对陶诗及其诗文的评价，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有“文附质，质待文”、“风骨清峻”之论的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竞对其只字未提；倡导“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钟嵘，第一个注目陶诗，称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评价虽妙，但也将其列入中品，在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以下；萧统诗第一个对陶渊明的创作给以高度重视何评价的人，其《陶渊明集序》云：“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评价陶渊明诗文词采精练、秀拔，文势抑扬，内容不凡，品格高扬，风格明丽，论时事含蓄不露，抒怀抱旷达真率，独树一帜，特异于流俗。陶诗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造诣，宋代更加具体而微，秦观从色调浓淡方面称许其“长于冲淡”《淮海集.王俭论》，杨万里、姜夔续加补充，认为其“雅淡而味深长”《诚斋诗话》“澹而腴”《白石道人诗说》敖陶孙则通过生动比喻予以形象说明，指出“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敖器之诗评》，惠洪侧重结构方面看其创作风格，称许“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冷斋诗话》，苏轼侧重神韵气质论陶渊明风格，称扬“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短短十字确评，后代陶学家多奉为至理名言，作为剖析陶诗的理论根基和核心。朱熹则另辟蹊径，注意到陶诗风格的丰富多彩，既看到其不乏“萧散冲淡之趣”，又指出其“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还提出“人皆说他平淡，据某看他字豪放，澹豪放得来不觉耳。”于平淡之外，见初其豪放得一面。陶诗艺术造诣，为宋人推崇备至，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的肯定其最善于自抒胸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境地。严羽就认为陶公造语工妙，“难以句摘。”《沧浪诗话》这也表明了陶渊明诗歌很重要的艺术特色，即平淡自然，朴素无华，而又能清丽多姿，所以才能在众多诗歌众独开一路，开辟了中国田园诗的重要一脉。自然平淡是陶渊明的人生情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色，陶渊明多用内心独白式的语言荷白描的手法，真诚地记录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诗句没有魅奇的语言，诗文没有曲折的结构，更没有雄辩不可一世的气势，却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字字句句，润进读者的心里。另外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当他原原本本不雕一笔不刻一划地写出时，就很有感染力，毫不做作，一如生活的本来样子。在他之前很多诗人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诗歌字句中也是表达了重大题材。唯独陶渊明看重选取大家常见的“俗物”，细小、普通、平凡之事，描写普通人的生活。他还重点写心境，对人生对仕途透悟的心境。比如诗文中常常出现的意象，青松、秋菊、孤云、飞鸟等都已太平常，他们既是客观物象，又是诗人主观情感的载体。《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既是回答别人的发问，也是自己处事经验的总结，这是因为他断绝世俗交往，不受外界干扰，心情自然平静。诗的后半部，通过采菊时所见景物，表达了自己找到人生真谛的快慰心情。举手投足，心与山悠然相会，那种日归的景物图与心情和谐统一，平淡、自然中寄寓深意，语言平时无华，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诗中描述：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是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燕子却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在这首诗中寄予作者对归隐生活做出的坚定选择。陶渊明诗的主要特色是平淡自然，但是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其也有刚健豪放的一面。最能表现这一特点的代表作是《咏荆轲》。诗人以豪迈的笔调刻画了荆轲的英雄形象，用惋惜赞叹的语言歌颂了荆轲的壮烈活动。比如第三章写易水饯别,悲壮慷慨，萧萧哀风，淡淡寒波，使得荆轲的刺秦活动更带悲壮色彩。这首诗明显的特点是慷慨激昂，悲壮豪放，的确为陶诗别具一格之作，被人们称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长期的田园生活，使他感受到了隐居生活的乐趣和对大自然、对劳动的一种热爱一种依恋。他的田园诗有的只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清纯、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怡然自得的心境。他把这种躬耕生活的自食其力当成人生应尽的本分。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走上归隐道路并不罕见，但把躬耕当成本分是快乐，认为只有不辞辛苦自营衣食才可以心安理得，不仅不鄙视劳动人民，不蔑视体力劳动，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去实践，与劳动人民为伍、交友为伴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难找第二个人。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书写了自己躬耕之初的新鲜感受和喜悦之情：在昔南亩，当年竟未践。履空既有人，春光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哝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诗人承认自己躬耕之志虽有，但要付诸实践，还得有贫困的驱使、营生的需要作为推动力。在春天原野里，诗人兴致勃勃，情趣盎然，觉得小鸟在为他放声歌唱，欢迎他的到来，表达自己绝意仕途，隐于垄亩的情怀，结尾两句表达出诗人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所谓“通识”之士的蔑视。在《归田园居》之二中，他满怀激情地歌唱田园生活的美好：野外罕人事，劳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农村的生活简单朴素，无都市的喧扰纷乱，“绝尘想”主要是指抛弃仕宦生涯的痛苦回忆，生动表达诗人和统治阶级的泾渭分明。在生产劳动中，他终于找到和劳动群众“话桑麻”的共同语言。既然他视自营衣食为循人道，尽本分，在观念上有飞跃，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归隐田园当作人生的合理归宿。有归宿就无心灵的徘徊、彷徨，诗人一颗心就能安定下来。其《归鸟》四章，反复以“翼翼归鸟”起兴，抒发对于归栖的由衷喜悦。“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不慕青云在上，而以飞回旧巢为最大安慰。这首诗与其《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互为表里，以“归”字统领全篇，写诗人对归田生活的渴望和归田后的心满意足。陶渊明生活态度朴素自然，并充分尊崇自己的意愿，生活实践、生活内容乃至生活情调与其它归隐者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因而陶渊明在在归田园生活中并没有多少不平与愤恨，而是内心一直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这使得他的诗虽然朴实无华缺又具有了一种不可企及的安怡情趣。金元之际的文学家元好问在其论诗绝句中对陶渊明诗歌的风格特点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做总结，这也就是说陶诗平淡自然的个特点。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陶渊明田园诗中也不乏饥苦辛酸的写照。54岁时他的家境较之归隐之初已经大为下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渑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薼。夏日长抱饥，冬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怒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诗中描述的是54岁时的情景，反映的情调，已不像《归园田居》那样轻松洒脱快乐，主要写的是“怨”。陶渊明归隐之后并不是“整日飘飘然”，而是与世不能忘情，本诗的“怨”就是有感于现实对他的刺激而发生的慷慨悲歌。《楚调》本身就是“多缘古人幽愤不得志而作也”。诗中“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二句写贫困者度日如年的苦况尤为生动逼真，非有切身体验者不能道。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但他那高尚的志节却丝毫不曾动摇。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内心的愤慨何不平之气，在《读山海经》第十首、咏物词等诗中通过形象的塑造发泄出来。
陶渊明诗歌的创作成就很高，研究者也比较多。但对他辞赋、散文艺术的探讨却相对较少。陈柱先生在《中国散文史》中称陶文为“自然派之散文”，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雅淡自然之致与其诗无二，不尚修辞，妙合自然，非深于文者不能为也”。郭预衡先生甚至认为，在晋宋之际，陶渊明的文章是最有成就的。陶渊明现存文章十二篇(明确是陶所作)，从文体分类的角度来看，包括辞赋《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三篇，传《五柳先生传》、《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两篇。记赞述《桃花源记》、《扇上画赞》、《读史述》三篇，疏《与子俨等疏》一篇，祭文《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三篇。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陶彭泽集题辞》对于他的文章有过比较全面的评价“《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卒}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指出陶渊明兼擅各种文体的特点，他的文章，不仅与古人类似，还有不同于古人的特色。这十三篇文章，大体上又可以分为散文、韵文两类。除《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等外，其他多是散文。此外，在我看来，陶渊明全集中那些情文并茂的诗序、文序，也应该并入陶文的研究范畴。这些陶渊明精心结撰的序言，或者表明作诗的目的，或者叙述作诗时的心迹，或者阐发诗文的主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和艺术风格，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像《游斜川·序》“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共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篇幅不短，空灵隽永，简直就是一篇精彩的山水游记，与《游斜川》诗互相生发、相得益彰。作为陶渊明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陶文无疑是我们实现“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基本材料，因为它是除诗歌之外，作者个性、情感的另一种自由表达。为了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为人和他的诗歌，我们还得从陶文人手，来进行一番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探讨。一、“爱”的独立与文的自觉陶渊明诗文中“我”字随处可见，从《时运》“袭我春服，薄言东郊”、“我爱其静，寤寐交挥”、“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到《与子俨等疏》“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乃至《自祭文》中的“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我”、“余”、“吾”之类的词在他一百来首诗文中出现，至少不低于几百次。这种个性化语词的频繁使用，恰恰反映出陶渊明对自我的高度体认和不懈追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道：“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的诗都是人格的焕发”，诗是如此，文也是这样。陶渊明本性洒脱、率真，加上深受魏晋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文无不表现出自身特有的情趣与睿智，人格与风度。陶渊明早年抱负远大，他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实现尧舜之治，在仕途蹉跎中，他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感士不遇赋》)，“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间阀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三五道邈，淳风日尽，九流参差，互相推陨”(《扇上画赞》)，理想无由实现。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流浪无成，惧负素志”(《祭从弟敬远文》)，于是发出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的感慨，辞官归隐。无论是“大济于苍生”还是“击壤以自欢”，为政或是归隐，他都“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感士不遇赋》)，任性而为，绝不委曲自己的心志。他好饮酒，“引壶觞以自酌”(《归去来兮辞》)，也喜欢读书，“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在饮酒、读书中摆脱世俗的羁绊，寻求自我的快乐与适意，并以那些古圣先贤的事迹自励，坚定自己隐居的志向。陶渊明是个重感情的人，从他描述家庭生活的文字中能看得出来，这类文字在陶文中占的比重不小，有叙述祖先经历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有悼念兄弟姊妹去世的《祭程氏妹文》和《祭从弟敬远文》，也有教育儿子们的《与子俨等疏》等，情深意厚，言辞恳切，足以见陶渊明之性情。陶渊明深受儒家“三不朽”理论的影响，在“立德”、“立功”,无望的情况下，他表现出～种鲜明的文学自觉意识，也就是对于“立言”的重视。陶渊明的这种文学自觉彻底摆脱了功利，文二、理想的高张朱熹曾经评价陶渊明：“陶(诗)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朱熹虽然说的是陶诗，把这段话用来评论陶文同样中肯。作为“欲有为而不能”的隐士，陶渊明的文章归于真淳和淡泊，具有“语健而意闲”的特点。这点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谈到了，他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人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像《五柳先生传>这样的文章，是作者的一篇实录。全文以一个“不”字贯穿始终。“不慕荣利”“不求甚解⋯‘不吝情去留”，结尾“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思还是一个“不”。全文自然平淡，自叙情怀。表现出陶渊明追求自然、自足、自适生活的人生理想，是他“自然”哲学的鲜明体现，可以和《归去来兮辞·序)中“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的表述互相参证。陶渊明散文中以《桃花源记》最为著名。文中虚构的“桃花源”，既有儒家宣扬的上古之世的淳朴风貌，也有老子“小国寡民”政治理想的影子，其中描写的乡村景象，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十分相似。可以说，“桃花源”既是作者社会理想的寄托，同时代表了动乱时代民众对清平社会的向往。如果说《五柳先生传》侧重表现的是尚渊明的人格理想。《桃花源记》侧重于作者的社会理想，那么他的另一篇奇文《闲情赋》则透露出作者的生活理想，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他的爱情理想。据袁行霈先生考证，《闲情赋》作于陶渊明少壮闲居时，从序言“抑流荡之邪心”和文本本身的描述来看，它应该是一篇较为纯粹的爱情赋。也许作者的本意确实是为了防闲爱情流宕，但从客观上来看，后世的读者却从“十愿”大胆热烈的自自中感受到了作者爱情的真诚、痴迷、焦灼和不安，钱锺书先生说“赋之用不免于‘闲情’，旨欲‘谏’而效反‘劝’耳”，它没有做到“有助于讽谏”，没有傲到“止情”，反而成为一篇“煽情”的美赋。联系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室无莱妇”的慨叹，明言自己的志愿不为妻子理解，苦闷异常。那么《闲情赋)里那个“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的窈窕淑女，无疑是作者十分向往的理想伴侣了。三、陶文的诗意美作为诗人的陶渊明将诗歌创作经验运用到散文和辞赋创作中去，使得他的文章具有一种兴象玲珑、含蓄蕴藉的诗意美，主要表现在意象的采用和意境的营造方面。给人以很高的审美享受，在这方面，当以《归去来兮辞>作为代表。正因为“心为形役”，不堪忍受官场的黑暗和约束，陶渊明毅然选择了归隐。他的创作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为一体的、对人生大彻大悟的心境。无论是“犹存”的松菊，还是“盈樽”的浊酒，抑或是“无心出岫”的浮云，“倦而知还”的飞鸟，都已经被陶渊明染上了一层“自我”的色彩，成为寄托他高洁人格的意象，在文中构建出具有诗情画意的审美天地。在意境的营造方面，作者通过写景，形象地展示了自己辞官后的心路历程，情与景的掺和极为自然、紧密，毫无斧凿痕迹。“舟遥遥以轻飚，风飘飘而吹衣”两句，渲染出作者回家途中的畅快心情；“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两句，更是托物言情，语意双关，回归的倦鸟便是隐居田园的诗人的象征；“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两句，又把野外的明丽风景同作者的陶醉之情融合得亲密无间。作者把抒情、写景和哲理融为一体，无意于雕饰却文采斐然，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这是老庄的最高境界，也是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种境界自玄风煽动以来还没有达到过，陶渊明是第一位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元好问说陶诗是“豪华落尽见真淳”，陶文何尝不是这样，缺少“豪华”之态，而有“真淳”之感。虽然数量不多，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陶渊明散文、辞赋中表现出的平易自然的风格，与陶诗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他的诗歌成就太高，因此在无形中遮盖了他文的成就。总的说来，陶渊明在晋宋之际，文章是独步当时的，与他的高洁人品互为表里，具有独立不群的风格，影响及于后世。学在他那里，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自称“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有会而作·序>)，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流传后世，还隐隐透露出一种自觉撰述的使命感。他太爱写诗作文了，《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酣饮赋诗”(《五柳先生传>)，甚至于“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序》)。晚年他曾感叹：“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答庞参军·序》)言语间流露出无限的遗憾与痛心。文学活动作为陶渊明自由、真实个性的积极表达，贯穿了他的一生，成就了他作为诗人兼隐士的美名，以至于钟嵘的《诗品》中称赞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
先确定一个论点，再围绕论点找几个正反两面的论据就ok。
那你们年内每年你妈你妈你妈妈在干什么
辽宁省红十字会：弘扬红十字精神 谱写和谐新篇章当你看到受苦的人，心中是否会渴望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帮助他们？当你看到受苦的人从苦难的阴影中重新获得力量和希望，心中是否也同样感受到喜悦？相信你我一定有这种感受，这股驱使红十字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力量，就是每一个人心中那份“博爱”之心。红十字运动起源于1863年，由瑞士商人亨利·杜南发起创立。历经140多年的成长，发展到现在，全世界已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红十字会（红新月）组织，今天红十字会的工作范围拓展到了改善易受损害群体境况的各个领域，在国际社会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荣誉。辽宁红十字会建立于1904年，与中国红十字会同日诞生，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个分会。如今，她已经走过了102个年头，见证了百年的沧桑与发展。2006年11月13日，辽宁省红十字会将隆重召开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自2001年辽宁省红十字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以来的5年间，辽宁省红十字会高举博爱旗帜，将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铭刻在他们的发展轨迹上。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指导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和参与下，辽宁省各级红十字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行职责，圆满完成了省红十字会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六大以来的5年，是辽宁省红十字会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危难时刻见真情，积极应对突发事件几年来，辽宁省各级红十字会始终立足于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把备灾救灾、救助、救护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常抓不懈，以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境况为工作目标，为政府分忧，为社会减负，为群众解难，在灾害救援、抗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斗争和对社会特困群体的关爱扶助工作中，实实在在地为辽宁全省人民办了大量的实事好事。——积极参与突发事件救助工作。制定了《辽宁省红十字会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辽宁省红十字会备灾仓库仓储、转运备灾物资价值1700多万元，面向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发放120批次。每当有自然灾害发生时，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努力做到第一时间为灾区群众送去粮食、衣物和药品。2005年，抚顺、本溪、朝阳等市先后发生了自然灾害，省、市红十字会迅速启动紧急救灾预案，奔赴灾区勘察灾情，开展自然灾害救助。同时，积极对外发出呼吁，寻求援助。5年来，全省共筹集发放救灾物资价值3200多万元。积极参与国内和国际援救工作,支援新疆、广西、四川、海南、青海等省（自治区）救灾款额达70万元；2004年为救助印度洋地区海啸灾民募捐，募集捐款1300多万元，获得了中国红十字会最佳组织奖。在防治非典工作中，辽宁省各级红十字会积极开展公益消毒、发放宣传材料和卫生培训工作,省红十字会组织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并及时进行转赠分配款物价值1000多万元。沈阳、鞍山、盘锦等市红十字会获得市委、市政府“抗击非典先进集体”的表彰。在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中，辽宁省红十字会积极接收和转赠防控物资，印制并免费发放《禽流感防治手册》。锦州、阜新等市红十字会组织群众性的宣传和培训工作，协助政府开展防控工作。辽阳市红十字会做好突发意外伤害事故中困难群体的救助安抚工作，发挥了政府助手的作用。——社会救助工作不断拓展。2001年以来，辽宁省红十字会争取上级及外省资金、物资价值4100多万元，社会募集款物价值3600多万元，积极开展了社会救助工作。2001年开始，全省红十字会坚持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面向农村贫困群众、城市下岗职工特困家庭、灾民以及孤儿、老人等特殊人群开展救助。坚持救助贫困老党员、老劳模家庭；坚持开展救助日本遗孤及其中国养父母；坚持资助孤儿之家的孤儿。5年来，救助面遍及全省14个市，投入救助金额达到1000多万元。以对农村贫困家庭医疗救助为切入点，通过社会募捐建立红十字会农村医疗救助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营口市红十字会为农民参加“新农合”募集资金30多万元。辽宁省红十字会筹资近40万元，开展农村支教助学活动，在朝阳、辽阳农村建立红十字博爱小学。积极参加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省红十字会和大连、鞍山市红十字会分别获得了省、市“三下乡”先进集体称号。各市红十字会从当地实际出发，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救助活动：如沈阳市对先天性心脏病、兔唇儿童及白内障患者开展救助；大连市建立“少儿白血病救助基金”；鞍山市建立“鞍山市特困重症患儿救助资金”；抚顺市创办 “流金岁月中老年用品商行”为老年人服务，筹集部分救助资金；本溪市建立红十字博爱家园义买义卖服务站，建立长效救助机制；丹东、铁岭市长期坚持慰问社会福利院的老人和贫困人群；锦州等市开展救助贫困学子的活动；辽阳市开展救助孤儿活动；盘锦市成立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康复基地等等。阜新、朝阳和葫芦岛等市红十字会在“扶贫救心”活动中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奖励。抒发博爱情怀，积极投身人道服务领域的工作——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辽宁分库建设取得新成果。2001年7月，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辽宁分库正式启动工作，开展以“爱心与生命”为主题的明信片义购、书画义卖等活动，募集资金1000多万元。辽宁分库在全国创造了“五个第一”，连续几年获得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国家管理中心的表彰。到2006年10月，辽宁分库库存资料44713人份，占全国库存资料近10%，为患者初配成功230例，成功移植27例。——全省各级红十字会积极开展群众性救护知识培训工作。省红十字会利用彩票公益金项目举办救护师资培训班20多期，培训师资960名。全省各级红十字会举办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班640多次，举办应急救护知识讲座1.63万余次，100多万人次接受培训和参加讲座，培训救护急救员28万人。在京沈高速公路设立红十字救护站，在30所高校安装了急救箱并培训急救员。开展大众紧急避险宣传培训工作,编印并免费发放《大众紧急避险手册》30万册。大连、鞍山、本溪和辽阳市红十字会被评为“全国红十字卫生救护先进集体”。——社区服务工作稳步推进。与省民政厅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两次召开全省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研讨会。目前，全省共建立社区红十字服务站1000多个，在社区开展了紧急避险及救护知识讲座、义诊、建立扶贫超市等救护救助工作。开展创建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区）工作，评选出省级示范市和省级示范区。营口市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民政部评为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积极参与艾滋病预防宣传及关爱患者和感染者工作。在沈阳、大连开展了以“青年同伴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活动，举办了86期青年同伴教育培训班，培训1700多名志愿者；在吸毒人员、娱乐场所工作人员中开展预防宣传工作,组织面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关爱、访谈、夏令营活动,为近200名戒毒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开展无偿献血动员工作，与政府一起对无偿献血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沈阳、锦州、盘锦、葫芦岛等市开展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及捐献组织工作。积极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扩大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辽宁省红十字会与斯洛伐克、德国、荷兰、日本、韩国、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家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以及台湾红十字组织建立友好关系，开展互访交流活动。省红十字会组织和参加出访十多次，接待国外及港、澳、台30次来访，共150多人次。国际互访交流活动对辽宁省红十字事业自身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辽宁省红十字会从更深入、更广泛的领域了解到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红十字工作开展情况和一些先进的工作意识、方法，对今后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大有帮助。交流活动有利于在更高的平台上宣传自己，在更宽的视野中去思考自己；有利于引进资金、人才和国外先进的管理、服务理念，为我所用，以外促内，不断增强省红十字会的实力和知名度。同时，国际交流活动还发挥了民间外交的积极作用。两国之间真正的相互对话和理解，仅仅靠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各个层次的交流，民间交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民间交流的官方色彩不突出，以民间交往为主调，所涉及的领域更宽广，交流形式更多样化。促进两国公众之间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才会为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加广泛的民意基础，才会使两国都能够争取到长期的良好国际环境，建立起稳固的周边关系，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贡献。加强组织建设，立足发展，夯实红十字发展基础辽宁省红十字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数量已成为限制红十字会开展活动的瓶颈，必须借助大量有能力、有素质、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志愿者才能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已建立了多个能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开展活动的志愿者队伍。规范志愿者管理、志愿者培训和建立队伍工作同时也有了新进展。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有效开展。与省教育厅联合成立学校红十字工作委员会，制定《学校红十字工作规则》，评选出全省100所红十字示范校。全省大部分市建立了学校红十字工作委员会，通过知识竞赛、演讲、报告、升红十字会旗、运动会、夏令营等形式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大连和阜新市召开了高校红十字工作会议，沈阳市与韩国京畿道赤十字支社开展红十字青少年交流活动。组织海峡两岸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及辽宁中日红十字青少年野外拓展夏令营，组团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参加了蒙古国际青少年夏令营。管理体制的理顺、组织的扩大、各项工作的发展，对各级红十字会机关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辽宁省红十字会深深地理解这个道理，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在岗培训。仅辽宁省红十字会就举办过红十字会专职干部、项目管理、财会管理、筹资、领导干部等多次培训，并多次参加中国红十字总会及国外的培训。他们在省会机关开展了建设学习型红十字会的活动，坚持学理论、学业务、学技能、学外语。通过开展每人撰写一篇论文、读一本有意义的书以及职工过生日时赠送书籍等形式，在机关营造学习的氛围。通过组织省外交流、学习优秀共产党员、走访慰问退休干部和困难职工，改善提高工作环境和条件等内容，把建立“学习型红会”工作落到实处。经过几年的努力，红十字会各级机关工作人员知识结构有所完善，学历层次有所提升，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多年来不懈的努力，辽宁省红十字会在人道救助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会工作的飞跃发展，是他们发扬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精神的最好回报。他们以救助更多的人为工作的出发点，把群众的忧难放在首位，奋力前行，用博爱的情怀温暖着人间，播撒着光明。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一如既往，开拓创新，发扬求真务实、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精神，努力把辽宁省红十字会建设成为充满生机与活力、密切联系群众、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团体，为构建和谐辽宁、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为发展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贡献力量！
1研究背景及意义在中国正规金融发展不充分的农村地区，一方面，各级商业银行及中央银行有充足的居民存款；另一方面，许多农户和个体经营户的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结果是，由于贷款条件的限制，农村地区存贷比的下降，中央银行将剩余存款调向资金实力更雄厚、贷款更旺盛的发达地区，导致城市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拉大，农村也因此进入贫困恶性循环。而民间非正规金融盛行，实则重新配置农村资金市场，和正规金融共同发挥作用，让农村地区自有资金支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将地区资金更好地留存在当地以促进经济发展。
2现象阐述基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调查研究》论文调查的湖北、河南和重庆三个省数据显示，发生借贷的61户人群中通过关系借贷高达75.40%，而代表正规金融的银行借贷比例为24.60%，可见非正规金融对于农村资金市场的配置作用很明显。根据调查结果及农户关于借贷问题阐述分析得出一些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占主体地位的原因。3原因阐释3.1成本方面3.1.1显性成本从调查的对象中可知，通过社会网络借贷的显性成本在小金额借贷中通常比较小，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通过社会网络借贷中的小金额借贷时基本不收取利息，而银行贷款则是收取即期的正常的贷款利息，在这一方面相比银行贷款的显性成本较高，而且金额越大，显性成本就高得越明显，社会网络借贷更有优势。3.1.2隐性成本隐性成本主要包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违约成本、人情债。（1）通过关系借贷能显著降低时间成本首先在小额借贷中，从调查农户口中得知，通过社会网络借贷的通过双方协商一致，从出现资金短缺问题到问题解决，整个过程只需要一两天，时间效率很高。反观正规借贷，就举一个农户向国家申请无息助学贷款的例子，首先，第一道程序需要村委会通过；第二道程序城镇村委会通过；第三道程序才是教育局。考虑到周末双休以及需要备齐各种材料，在第一次申报该贷款时一般要一周左右。一切审批通过之后资金还要过段时间才能到支付宝里提供学费，这就是典型的正规金融审批程序，相比之下通过社会网络借贷的时间成本要低很多，所以正规金融在这一方面要尽量提高效率。（2）通过关系借贷的违约成本较低违约成本是一种违反双方合约因此所要付出的所有成本。通过社会网络借贷，借贷双方一般没有严格的要求，多为口头协议。通常没有约定最后还款期限，一般是在朋友有钱的时候或者在自己遇到紧急问题时才会要求偿还，对于有还款日期的即使超过最后期限也不会要求债务人弥补经济损失甚至不会影响下次借贷。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如果是陌生人借贷的话，一次博弈的违约就会造成博弈的终止甚至是报复，而熟人网络则更多是多次博弈，在道德约束的情况下，资金借入方会自发还款或者资金出借方会同意债务人延迟还款，没有严格的违约成本。而通过社会网络收取利息情况下的还款期限也能通过加息或者口头劝说延长期限，违约成本相对较小。
对正规借贷来讲，一旦债务人违约，则会加重违约经济惩罚并记入债务人征信系统，影响债务人下一次借贷成本，形成信用恶性循环，违约成本极高。（3）关系借贷的人情债成本较高向熟人借钱，一方面不收取利息，属于隐性的人情负担，可以物化为或有负债。即在将来的不确定日子里，一旦原债权人要求，这个时候作为原债务人就赋予了对方一项权利，通常在借钱的时候成本越小，意味着将来对方的权力越大，也就是人情债越重。调查的时候，对此，有四家商店店主提到相比亲友借贷，更偏向于正规金融借贷，甚至愿意出高息给亲友也不愿意背负人情债。个体经营户社交圈子广，考虑资金借贷成本时不仅考虑当期的会计成本，也会考虑远期的不确定性成本，而普通农户借贷时则更像社会人会更多地考虑当期会计成本和亲情、友情，所以可以看出来不同的经济个体的社会网络的复杂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应的关系成本也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都是一笔不确定的巨额的债务。通常熟人之间重复博弈的目的不只是金钱，还有其他的社会人所依赖的关系，人情可以用来补偿金钱上的债务，但是要用以弥补人情债的形式却是不确定的，所以也带来成本的增加。3.2社会关系方面3.2.1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影响巨大在生活上依附于土地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与生俱来的人和物，是无法选择的自然关系、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乡土人情社会。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一种由于长时间、多方面的接触而形成的思维惯性，最后成了人人遵守的规矩。一位农户解释说，“我们都是一个村的，经常一起干活，我知道他不会赖账不还钱的，就算他不还钱，还可以去他家里要账嘛”。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其实最可靠，因为这是规矩。
3.2.2社会网络的局限农业和工业、服务业不同，农业更多具有固定地点的特征，由于农业依附土地，造成人口的流动性较低，这种与土地的固定关系代代相传，不会有太大变动。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即以农业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农民生活区域的固定和交际圈子的范围使其借款的对象多为其亲戚朋友等熟人，他们互相熟识，较为信任，所以也成为了彼此借款的主要对象，简单方便，且资金来源较为稳定。另外，银行类金融机构贷款难度高、贷款利息较高，这也进一步促使农户直接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资金。
我搜了2部分资料，只能说对楼主有参考。如果楼主觉得合适，可以发邮件到我发给你全文1.西方网络银行的发展战略及启示.pdf2.中国网上银行用户使用情况2005.pdf3.网络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的发展.pdf4.电子商务-第12章第12章电子商务支付系统.pdf5.论网上银行的安全问题与解决对策.pdf6.网络银行研究.pdfCNKI查的文献[1]陈毕生,. 我国网络银行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商场现代化,2008,(27). [2]刘海英,. 网络银行在我国的发展及应用[J]. 经济视角(下),2008,(7). [3]黄柳,. 我国网络银行发展面临的风险与对策[J]. 河北金融,2008,(6). [4]王华,. 我国网络银行发展问题探析[J]. 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 [5]冯静生,. 论我国网络银行健康发展[J]. 湖北农村金融研究,2008,(3). [6]袁溥,. 我国网络银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解读[J]. 时代金融,2008,(5). [7]陈晓慧,吴应宇,. 我国网络银行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完善对策[J]. 现代管理科学,2008,(6). [8]陈小燕,. 试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网络银行的现状[J]. 中国西部科技,2008,(15). [9]龙艳,. 我国网络银行的发展与风险监管研究[J]. 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 [10]王晔翔,. 论我国网络银行发展的问题及应对措施[J]. 消费导刊,2008,(7).
聚焦农村金融村金融发展，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对该问题的梳理是十分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积累的金融总量相比于城市，存在巨大的差距，原因是，我们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全面、深刻的认识，而导致农村金融供给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缺失。下面本文将回溯性地考察上述问题，并尝试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农村金融中介的变迁 从组织形式的规范性看，在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着正规、非正规两种金融中介。现有资料显示，农村的金融中介形式要比城市丰富得多，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1.正规金融中介形式的变迁及其特征 我国正规农村金融中介以农村信用社为标志。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后，根据当时“两放、三统、一包”的财经管理体制，农村信用社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变为集体金融中介，实质上成为其的一部分，管理集体储蓄。后来，随着中国农业银行农村金融业务的逐步专业化，农信社转为农行的基层组织。直到1994年以前，农行是农村的唯一正规金融中介，一方面开展政策性金融业务，一方面吸纳农业储蓄为城市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专门经营从农行剥离出来的政策性金融业务。1996年，农信社与农行“脱钩”，恢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作金融中介性质，而农业银行则收缩农村业务向城市进一步纵深。 上述农村金融中介形式的变迁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正规金融中介具有强外生性。农信社、农行和农发行的设立、合并、拆分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行为，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政府行为，更非农村经济主体——农户的自主性行为；二、正规金融中介的经营效率——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并未随组织形式变迁而发生质的提高。笔者（2004）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转轨以来，除了金融中介行政化扩张的数目与农业绩效高度相关外，金融中介自身经营水平、人员素质以及市场化水平等效率因素与农业绩效基本不相关。 2.非正规金融中介的形成与发展 非正规金融中介又称为民间金融中介。活跃在农村生活中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组织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合会。合会已有上千年历史，如今仍活跃在农户的生产生活里。合会按各地习俗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标会、拔会、轮会等，各会都有自己一套运行规则，同时又有合会的一般原则。合会作为金融中介，主要是融通资金，建立一种借贷联系。 钱庄。钱庄始于明清，起初经营货币汇兑业务，逐步开展起存贷业务。目前，钱庄小范围地存在于闽浙一带，又称为“钱背”、“钱中”。由于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私人公开挂牌经营金融业务，钱庄由“地上”转为“地下”，其活动能力似乎丝毫未受影响，倒是当地的税收减少了一大块。郭斌等（2003）一项研究表明，浙江温州地区的地下钱庄为当地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发挥了显著作用。然而，钱庄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规模较小，由于信用问题引发金融纠纷，甚至暴力冲突等。 农业合作基金会（简称农金会） 。农金会始建于1984年，是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其成员遵从自愿互利、有偿使用原则，主要从事集体资金管理和融通活动，通过调节资金余缺，支持本地农户及乡镇企业发展生产。农金会强调互助性，不以盈利为目的，故不办理存贷款业务，会员筹资多用于短期、小额的农业生产活动性周转。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比之正规金融中介，非正规金融中介似乎更贴近农户的生产生活，更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那么，为什么非规范性、半公开性的民间金融中介如此生机盎然，而置正规金融中介于在农村难以施展的尴尬境地呢？似乎答案除了与前文已经提到外生性正规金融中介的自身问题有关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农户的金融需求，下文将给予详细的阐述。 农村的金融需求考察 本文认为，农村的金融需求，是以我国农村典型的小农经济（农户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运行的基础，其基本特征：农户及其行为，是经济单元与社会单元的统一以及生产和消费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户有了劳动自主权和收益权，农户从事的产业逐渐多元化和非农化，收入货币化程度逐步提高，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经济活动的决策者，成为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力量。 1.农户的经济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的同时，农户经济特征也区域化地分为三类： 第一类农户是基本融入到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农户，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无论以粮食生产还是以其它农产品生产为主，都以通过市场，最大限度实现产品价值增值为目的（孔祥智，1999），因此，农户除了务农，还从事着加工、销售等下游产业。他们的主体要素是资金，除了运用自家的劳动力以外，还常常从外地雇佣人手帮农、帮工。 第二类农户指从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农户，大体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他们的主体要素是劳动力和少量资金，他们在做经济决策时，通常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两个因素：劳动力较多而资金较少的农户可能倾向于选择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外出打工；反之，资金充裕而劳动力较少的农户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资金密集型的农或非农产业（黄宗智，2000）。 第三类农户即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户，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并且以贫困地区农户为代表，其经济行为特征侧重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农户收入主要是实物收入，现金收入很少（彭川西，2001）。他们的储蓄能力很低，而外部注入资金又很少，无法新增农用生产资料或改进投入品质量，农业生产一般维持在简单再生产水平上。 2.农村金融需求的特征 上述农户经济特征基本勾勒出了他们金融需求的特征。农户金融需求分为：融出资金需求与融入资金需求。前者比较简单，主要是储蓄；后者相对就复杂一些，尽管是借款，但却表现出许多值得关注的特点： （1）从借款额度看，普遍比较小,但借款额度总体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借款额度小,是由我国农户家庭经营规模较小决定的 ,中西部地区农户借款额度大多在几百、几千元左右，东部地区农户借款则可达万元以上。 （2）从借款来源看，农户价款中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较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比重较大。根据央行的一个研究课题（温铁军，2000）显示，农户从民间金融中介处借贷比重约70%；正规金融中介贷款比重约25%左右。在正规金融中介中，农村信用社所占比重较大，但仍然不到农户借款总额的20%。 （3）从借款用途看，主要分为生活性贷款、生产性贷款和非正常贷款。在大多数地区，农户生活性贷款超过了生产性贷款。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生活性借款需求呈递减趋势，生产性借款需求呈增长态势。这样的趋势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基本吻合。 （4）从借款方式看，农户希望采用较少或无抵押贷款方式。农户收入水平虽比改革前有所提高，但除住房（而且很多农户住房是祖辈留下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能抵押、变卖，否则会受到舆论谴责。）外，农户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很有限。这样农户就很难从一般商业化组织贷到款，往往会从当地合作性民间金融机构那里，凭人脉关系贷款。 （5）从借款程序看，农户希望办理贷款时手续简便、灵活。由于认识和理解等方面的原因，农户往往难以应付复杂的贷款手续，加之，农户贷款需求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烦琐的手续经常会贻误时间。中国人民银行广东茂名支行抽样调查中发现，约有87%的农户不愿到正规金融中介组织贷款，是因为手续烦琐、耗时太多（刘为霖等，2001）。除此以外，农户借款还要考虑交通便利性等一些实际因素。 显然，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各种交易活动越活跃，金融需求也就越旺盛、越复杂，当外生性金融中介不能满足融资需求时，活跃的交易环境会内生出替代的安排。因此，农村经济活动越活跃的地方，正规金融中介之外的民间组织就越多、越发达。 通过上述农户金融需求特征的描述，我们就能清楚，农户的一般融资次序是：内部融资、熟人借贷，自发性融资合作组织（比如：合会，农金会）、民间私人金融中介（钱庄，典当）、正规金融中介（农信社，农发行，商业银行）。 农村金融中介体系的建立 上述分析表明，构建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中介，首先应考虑农户的金融需求，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农村金融资源，更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为此，我们应尽快建立以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 1.合作性金融中介 第一，鼓励引导如合会这样的金融中介公开化、规范化。这类组织规模不宜过大，以便于管理，加强联系，充分发扬互助合作传统。第二，突出农金会的民办性。恢复农民对农金会的自治性，让农民成为真正的负责人和受益人。鼓励农金会资金分流管理，一部分资金发挥互助作用，为成员提供优惠贷款，加强成员向心力；一部分资金发挥商业性作用，成立专门的投资性机构，以盈利为目标，增加成员福利。至于像钱庄这样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经过金融监管部门核查，可效仿台州商业银行，转变成名符其实的私人银行，纳入统一的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中。 2.政策性金融中介 政策性金融的唯一承担组织是国家农发行，这一点在转轨过程中必须明确。这意味着农发行提供的金融支持是完全意义的公共产品，是对农户的脱贫支持，而不是致富支持。这种支持直接面对农村及农户，提供基建资金，平抑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降低农民系统性风险。政策性金融的任务在西部广大农村比较艰巨，甚至要在西部农村金融问题上起主导作用。 3.商业性金融中介 当一些农村地区已经进入城镇化建设，传统的小农经济开始被现代集约化农业经济替代，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大量金融剩余后，商业性金融中介会自然而然地进驻或自发形成。就目前状况看，东南部农业经济发达省份有条件发展商业性金融中介，一方面原有的农信社通过股份制和商业化完成自身改造；另一方面逐步放开对设立私人商业银行的限制，尽快形成农村商业金融中介竞争的局面，提高农村金融剩余的使用效率。 综合来看，农户可以通过合作性金融支持满足日常生活生产需要，享受简捷便利的金融服务，加强相互间联系，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努力脱贫维持简单再生产，减轻各种系统、非系统风险造成的损失负担，在商业性金融的竞争条件下，真正具备经营能力的农户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甚至进行非农再投资，拓宽创收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