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符为纤维素化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将严肃、认真、细致、准确的工作作风传给了后人。 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这一发明为世界文明与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对于造纸技术的研究，在我国却很落后。新中国成立时，作为造纸技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其课程设置及科研在国内尚属空白。为填补这一空白，陈国符于1953年成立天津大学化工系造纸教研室后，率先在国内开设了纤维素化学课程，并亲自编写讲义和教材。他所编写的教材及讲义有《植物纤维素化学》《木材与纤维素化学讲稿》《造纸化学讲义》等多种。其中《植物纤维化学》一书由他多次编写并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哺育了几代科研、教学及工程技术人才。他在自传中写道：“当时订阅全世界各国有关之专门期刊，所以讲课及讲义皆表达当时之国际学术水平。讲课范围包括制浆造纸化学、植物解剖学、制浆造纸机械……。”为了加快培养纤维素化学的教学及科研人才，陈国符除了讲课外，还挑选、培养助手，加紧实验室建设，并接受由中国科学院所属机构及兄弟院校选送来的进修人员，在天津大学建立起一个纤维素化学教学与科研中心，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教学与科研的骨干人才。由他领导的研究组在当时完成了多项国家下达的科研课题，发表论文十余篇，在有关过醋酸法全纤维素制备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成果，为我国造纸工业的发展和纤维素化学学科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陈国符将德国大学的办学作风带回我国，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他亲自下实验室，对研究助手及研究生予以严格的实验室训练。他要求极严，不惜从小事抓起，如每天工作结束，必须将实验室的仪器整理放好，器皿刷洗干净，不许带一滴水珠；走前要将实验室打扫干净，检查电源、煤气、水是否关闭。他从来不带实验室钥匙，将其交给学生管理。每天早上8点上班，他总是7点半到达，学生怕老师等，谁也不敢迟到。他进实验室第一件事就是先检查各项要求是否做到，在他的实验室中从来未出过事故。他重视实验室的基本建设，从订购仪器，到拆箱、安装调试，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从未发生过损坏仪器的事故。陈国符工作勤奋，晚上也去图书馆看书，有时还要到实验室去查看学生的工作情况。研究生或助手找他研究问题或答疑，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1963年《光明日报》专门报道了陈国符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及强调基本功训练的事迹。他的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开展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陈国符的一些学生及助手，回忆起跟着他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无不感到获益匪浅，并将言传身教给下一代。《道藏》史料的研究陈国符是《道藏》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并且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不可替代的世界领先学者。他用科学的方法对《道藏》中的自然科学价值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掘、整理，为后人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陈国符研究《道藏》及中国炼丹术的历史应追溯到他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陈国符在《科学月刊》（ScienceMonthly）上看到一篇有关介绍中国炼丹术的文章，出于爱国热情及民族自豪感，他把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并发表在《化学》杂志（1937年）上，引起这篇文章的作者——研究中国炼丹术的先驱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T．L．戴维斯（Davis）的注意。陈国符到德国留学后，他设法与陈国符取得了联系，讨论有关中国炼丹术的学术问题。陈国符在此其间，应戴维斯之邀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翻译成英文，并翻译了有关孙思邈传记的一些原始材料。从此，他开始接触《道藏》中有关中国炼丹术的史料，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阅和摘录。回国任教后，他半周在昆明市内授课，半周住在龙泉镇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潜心研读《道藏》。《道藏》是历代道教文献的汇集，共有5400多卷（影印本1100余册），除宗教外，内容涉及理、工、农、医、文史各方面的知识。陈国符以中学理科、大学工科出身者来研究如此浩繁之《道藏》，却可以冲破难关，深入研究，确非偶然。这与他从青少年时期就重视文史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在陈国符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始终伴随有一“副业”，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有人称其为“杂家”，而他并非满足于一般的了解，而是有目的的准备和深入的学习，以便把这些知识用于他的研究中。在初步接触《道藏》后，他即认识到“自明代以来已无道士能读《道藏》”而“儒者仅用《道藏》来校勘诸子、释子……”，“如此浩繁之《道藏》实为未开垦之广大学术新园地，即决心研究《道藏》。”但“《道藏》之各部分对于研究者而论皆是无前例可循之材料，必须先创造研究方法，并且又需文史与理工兼通，工作非常艰难。”“……在此情形之下，我对浩繁之《道藏》毫不畏惧和退却，反而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精神，毫不犹豫，研究全藏。现回忆研究全藏有诸多好处，即现虽研究《道藏》某部分，但对于全藏脑中必须有清楚之总观念，如此才不致于犯大错误。迄今为止，已翻阅全藏多次。”阅读全藏，谈何容易，陈国符当时倾全力进行研读，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耐力，“自晨6点至晚7点除午睡及就餐稍费时外，集中精力研究”，持续一年多。他常说那是他一生工作中最有效率的一段时期，是他研究《道藏》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研究《道藏》的开拓性的巨著《道藏源流考》主要部分的手稿。1946年他在南京任职期间“几乎每日下午皆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检全国地方志，前往国学图书馆与泽学书库翻阅宋、金、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宫观志，摘录历代《道藏》与道书储藏处所，增入《道藏源流考》。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道藏源流考》”。这本巨著被有关的国内外学者称为“经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读书，而陈国符确是迄今为止中国或许是世界上唯一全部翻阅《道藏》的人，并且是深入研究《道藏》中各方面史料的学者。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宗教研究是禁区，并且由于多数人不懂《道藏》研究的意义，误解和偏见都是存在的。但陈国符不畏艰难，坚持自己选定的道路，无论条件如何，始终坚持研究工作。1949年以后他收集整理了大量材料，写成多篇研究论文，其中有《道教斋醮仪源流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以及《道藏札记》增十条，其中涉及有关道教各宗派，有关道观史，有关高道传记，有关自然科学史料及其他问题。这些论文均汇集于1963年出版的他的论文集《道藏源流考（增订版）》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陈国符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研究工作中断。更令人惋惜的是他多年研究《道藏》的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及资料连同许多被认为是“四旧”和“糟粕”的线装书被烧毁，其余的线装书也被查抄，他本人也被批判斗争。但陈国符并未就此罢休，而且越在困难的时刻，越显出开朗、乐观的性格。解除对他的集中“审查”后，他便利用家中未被抄走的中医书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及其他本草书等，开始研究和学习中医及中草药学，为进一步研究《道藏》中外丹黄白术史料做准备。1973年，陈国符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外丹黄白术。所谓外丹黄白术即炼丹术，“外丹”是用药炼成的，服了之后据说可以长生不老。“黄白”是用药炼成的假金银，其物理性质与金银相似，“术”就是法，就是办法。在《道藏》中称炼丹术为外丹黄白术。由于道士炼丹是神秘的，因此其中炼丹术语也是隐秘的，外人是不懂的。要想搞懂外丹黄白术所用的化学反应，首先应搞清这些炼丹方法所用术语的含义以及这些方法出现的朝代与所用术语名称的演变。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陈国符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并遵循清初以来考证大师之典型”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在中国外丹黄白术研究中取得突破，解决了上述难题。到1979年8月已写成近20万字的四篇论文，其中包括《中国外丹黄白法词谊考录》《中国外丹黄白经诀出世朝代考》《石药尔雅补与注》《中国外丹黄白法所用草木药录》，这就是被他的同行称之为“辉煌的著作”的《道藏源流续考》的基本内容。1977年在北京召开的《化学发展简史》审稿会上，陈国符带来了《道藏源流续考》手稿与同行切磋，并做了题为《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材料的整理（即研究法）》的报告，听众反应强烈，本来安排半小时的报告应到会者的要求延长为半天。此报告后略加增订，发表于《化学通报》1979年第六期上。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研究道教及中国化学史的学者都在关注着陈国符的研究。为争取陈国符参加于1973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美国学术团体会议（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y）的主席F．布克哈特（Burkhardt）曾两次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均未成功。1979年9月3日至9日，陈国符与王明出席了在瑞士苏黎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受到热烈欢迎。陈国符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外丹黄白术研究的四篇论文。会议后，又应法国学者K．M．施舟人（Schipper）的邀请赴巴黎从事三周的指导研究。回国后，一方面联系出版这些论文，一方面又接着做了许多增订及补充的工作。由于当时国内出版专著很困难，而且《道藏》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陈国符四处奔走联系出版事宜，均未成功。最后在香港里仁书局出版了他从1973年至1979年有关中国外丹黄白术的学术研究的论文集《道藏源流续考》。1980年，应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邀请，陈国符出席“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明代道教音乐考稿》。此后，陈国符将此篇论文进一步扩充并增补若干条注以《明清道教音乐考稿（I）》为题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上，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陈国符接着又对北宋玉音法事线谱进行研究，写成论文《北宋玉音法事线谱考稿（I）》。1985年12月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道教法事与音乐讨论会”，宣读了这篇论文。在开会期间受到香港有关学术界及宗教界的热烈欢迎。陈国符非常关心和积极倡导抢救整理中国的道教音乐。1987年10月应邀参加了由上海音乐学院及上海道教协会举行的“上海、常熟、茅山道教音乐鉴定会”，在鉴定书上郑重签字。陈国符对道观也做了较深入的研究。40年代，他亲自考察各地道教名山的道观。1983年1月至3月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的邀请做指导研究，并给该校亚洲研究院中文系与东方历史系的教授、讲师、研究生做研究报告三次，其中一次报告了他的《道观史研究导论（I）〈殿宇>》，他还准备写第（Ⅱ）、（Ⅲ）部分。除此之外，陈国符继续对《道藏》中外丹黄白术进行研究，并对《道藏源流续考》做了较多的增订，定名为《中国外丹黄白术考》，已交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十余篇尚待完成的手搞，涉及《道藏》研究的诸方面。陈国符在《道藏》研究领域中贡献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方面：1．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对《道藏》进行目录学方面的研究搞清《道藏》是如何编纂、写作、发行以及何时成书，“此为道教文献研究中最为基本的工作之一”。《道藏》的编纂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在每个时期的后期，或因战乱，或因宗教之争均“劫余焚烬”使“记载缺略、源流不彰”。陈国符在卷帙浩繁的《道藏》中“开辟横纵两条路。横向：《道藏》分三洞、四辅部，故撰《三洞、四辅之渊源及传授》。纵向：《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则完全翻阅《道藏》，摘录材料撰成。甚为特殊之道书虚目亦考明之”。根据陈国符考明的脉络，后人才能进入《道藏》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他的巨著《道藏源流考》被广泛引用，他的这一重大贡献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2．对中国外丹黄白术的基础研究关于词义考方面共收炼丹术语323项，每项含多个词，实际上是炼丹术语的小词典。考明词义相当困难，陈国符创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在“词义考中，用综合，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综合，先考明六七个常用词义，于是钻入此丹经诀中。”“除考明词义外，又考明数词同义，一词数义，互相有关之诸词，一词在不同情形之下之使用。”虽称词义考，实际上也包括炼丹仪器考，陈国符据炼丹原文，复原绘制了许多仪器图，用现代工程画法描出几何投影图，并尽可能注明尺寸。关于词义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实验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的突破。关于丹经年代考，也是陈国符外丹黄白术研究中的主要贡献。《道藏》炼丹术的年代少有记载，大多无法确定，这就大大影响了研究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方法大多是推测和估计，陈国符创造性地运用“据韵文用韵考定”，系统地把它们变为科学的断代。此外，陈国符还使用历代地理志，据书中出现的地名考定，据历代书目、历代艺文志、道书引书目考定，据各时代用鼎器不同考定，据各时代加药术语（复荐、铺盖）不同考定，共考定年代的丹经、丹诀四十余种，成为研究者引用的依据和出发点，解决了外丹研究中的大问题。对外丹经书原作做补充，亦属该研究中一重要业绩。如对《石药尔雅》的补与注。此书是唐元和丙戍（公元806年）年梅彪撰，包括二百多种物质和丹名，但不完全。陈国符做了补充工作，非常有益于研究，是属于扫清研究障碍的工作。总之，陈国符对中国外丹黄白术的研究，攻克了难关，开辟了道路，为以后炼丹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有关自然科学史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上的一个飞跃”。陈国符治学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治学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建立在各方面有关知识的深入研究和融汇贯通上的。就像攻堡垒，首先要扫清障碍，障碍扫清了，堡垒不攻自破。他认为治《道藏》不能一点点的搞，要一块块地搞，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极容易出错的。他对《道藏》目录学的研究及对外丹黄白术的研究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有关外丹黄白术的研究，从30—40年代翻译戴维斯的论文和与他合作研究，至50年代写出第一篇有关外丹黄白术史的论文，直至70年代末基本完成外丹黄白术的基础研究，历时30多年，中间的间歇当然有历史及各方面的原因，但并非停止研究，而是搜集素材，学习和研究有关的知识，包括文字学、音韵学、中国历史、地理、文学、中医、中药学等各方面，在此基础上才有70—80年代的研究成果。对于《道藏》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本着这种方法和精神进行的。陈国符在研究学问上有强烈的进取心，从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淡泊名利，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做创造性的工作，活一天就要做创造性的工作一天，要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陈国符治学极为严谨，他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有相当功力的，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研究成果的结晶。他曾为审查一篇文章，查阅文献，反复研究，历时半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无根据的拟说，认为这是对学问的不负责任。陈国符虚心好学不耻下问。为研究道教音乐，他曾拜天津越剧团某老琴师为师，登门求教。他经常和南开大学的许多文科教授切磋学问。这些均反映他虚心好学的精神。陈国符工作极为勤奋，几乎所有时间均花在搞学问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解决难题并获得成功。他没有任何嗜好，甚至连茶都不饮。他好像生来就是为了读书、研究、工作的。他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及国内外学者对他的尊敬。在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论著及通信中，都对他的著作评价很高。他每次出席国内外会议或访问研究或讲学均受到热烈的欢迎。陈国符对年轻人热情慷慨，鼓励和支持他们进行研究工作，甚至将自己未发表的手稿，提供给他们参考。对年轻人提出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虽然他年事已高，工作上也颇感力不从心，但仍努力工作以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争取为后人留下更多的东西。
浅谈道教前身论文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中国有漫长的史实可考，在世界史中属仅存的古国。道教是在神……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中国有漫长的史实可考，在世界史中属仅存的古国。道教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它在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它的营养成分，经过长期发展，道教有着丰厚的文化积累，并且渗透于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多元互补的文化。其中儒、释、道三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但道教一直是受到冷落的。但近年来，道教文化研究受到海外汉学界的重视。身为中国人，了解一下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是必要的。
中国百科全书定义“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产生于东汉中叶。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将老子及《道德经》加以宗教化，称老子为教主，尊为神明；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作宗教性的阐释。创始时，主要流行于民间，并曾与同时的农民起义相结合。魏晋以后，一部分道教受封建统冶者的扶植，使道教逐渐上层化，并与纲常名教观念相结合；在有些朝代，还卷入宫廷政治。而在民间则继续流传通行的道教，从中还演化出一些秘密宗教组织，在有些农民和贫民的斗争中，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旗帜与纽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道教积累了大量的经籍书文，后多编人道藏，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药物学、化学、天文、地理等方面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过一定的贡献，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道教的产生有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孕育过程。如果从战国初年算起，到它在组织上最后形成，共经过约六百年的酝酿准备时间，其中主要是方仙道和黄老道两个阶段。方仙道和黄老道实为道教的前身。
一、方仙道
所谓“方”是指不死之仙方，所谓“仙”是指长生不死的仙人。因此，所谓方仙道就是指那种掌握了不死仙方，追求长生不死信仰的集团和人们。掌握不死仙方的神仙方士，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
神仙方士自春秋后产生以后，直至战国中期，他们手中还只有“术”，而没有理论，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大。到战国时期，齐国的邹衍，把古代的“五行”和“阴阳”两种思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阴阳五行说，用它来解释自然界和社会界的种种现象。方士们感到此学说很有用，就把它吸收过来，使之和自己的方术相结合，将神仙方术染上理论色彩，从此神仙方术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信徒也就日益增多，特别是对一些帝王的吸引力很大，他们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自己长生不死，达到永远享乐人间的目的。他们对方士们宣扬的海上有三神仙，山上有不死药等特别感兴趣。正是在这些帝王强烈追求不死药的推动下，从战国中期起，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三次有名的方士人海求仙药的浪潮：一是战国中期齐威、宣和燕昭王时；二是秦始皇时；三是汉武帝时。这三次求仙药的浪潮一次比一次的规模大。
方仙道的代表人物，战国末年的宋毋忌、正伯侨等人；秦始皇时有徐福、韩终(众)、侯公、石生、卢生等人；汉武帝时有李少君、谬忌、少翁、奕大、公孙卿等。
方仙道作为道教的雏形，它的形态是很不完备的，没有形成一个宗教组织，没有一套宗教仪式，只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信仰集团而已。但它已具备许多宗教特征了。第一，它已经有了宗教信仰，即信仰人可长生不死，经过修炼成为神仙。第二，有了宗教理论，即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第三，有了崇奉的祖师――黄帝。在战国中期诸子争言黄帝时，道家和神仙家最突出，这表现他们是把黄帝看作自己的祖师爷。第四，有了修炼方术。最早见于《庄子》的有行气、吐纳、辟谷等。到汉武帝时，方术有了增多，如李少君除行辟谷、祠灶以外，又能化丹砂为黄金，即能搞炼丹。李少君是炼丹术较早的发明者。集古代和西汉神仙方术之大成的是汉武帝叔父淮南王刘安。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干，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王传》)这个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八卷是总结神仙方术的书，不过它早已佚失，不能见到它的全貌。清人辑录的《淮南万毕术》，可能有该书遗留下的内容。
二、黄老道
继方仙道之后是黄老道。这是道教酝酿孕育的`第二阶段。黄老道就是黄老学和方仙道相结合的产物。自战国以来，社会上兴起了黄老之学，又兴起了神仙方术。这两者曾因当时社会的需要和帝王的推动，历秦至汉都盛行不衰。但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这两段思潮和实力虽然互相有些影响，但没有明显结合。但到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特别是到汉元帝时儒家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以后，情况发生改变，黄老学在政治上失势了，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许多黄老学者就不再用心去研究它的经世治国那一套，而着重去研究它修身养性方面的内容了，甚至不少人过起隐居生活。与此同时，许多方士也不再满足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转而研究黄老学，特别是研究《老子》，使方术和黄老结合。这样以汉代“独尊儒术”为转折点，黄老学和方仙道相结合的过程开始了。汉成帝时的著名道教学者严君平可以作为这种结合最早的典型。据史料记载，严君平在隐居生活中，是以卜筮收入谋生的，在他身上多少体现了学者与方士“一身而二任焉”的特点，体现了黄老学和方仙道的初步结合。
东汉以后，由于谶纬神学的兴起，黄老学的宗教化、方士化倾向大大加速了。这时，更多的黄老学者着力从《老子》书中去研究养生之道。如在东汉初年，社会上一般人都把《老子》当成修真养性的书。在许多黄老学者着力研究黄老养生内容的推动下，已使黄老学逐渐变成了修真养性之学，加快了它方士化、宗教化的步伐。这种趋势持续发展，大约到东汉末(至迟到魏晋之际)出现了另一本注《老子》的书，叫《和上公章句》。这是一本将《老子》方士化，宗教化的典型著作。它完全用神仙思想和道教方术来解释《老子》，使《老子》由一本哲学著作变成了神仙方士的修炼著作。这个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老子》的方士化、宗教化最后完成，也标志着黄老学与方仙道的最后完成。
与《老子》书由治国经世之道向修真养性之道转化的同时，对老子的神话运动也目益深入广泛的展开。东汉初年的明帝时，光武之子楚王刘英把老子和浮屠一起祭祀。到了东汉中晚期以后，老子的神话更大规模的展开。例如桓帝永兴元年王阜作《老子圣母碑》，文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判，窥清浊之未分。”这明确表明老子并非常人，而是道的化身，是宇宙未形成前就已存在的神。到东汉桓帝时，老子作为先天地而生的神的形象，在人们的心中已完全树立起来了。
正是以上这种老子被神化，《老子》被方士化的过程中，老子学与方仙道逐步结合，最后转化为黄老道。其转化的完成时间，大致就在顺、桓时期。
黄老道和以前的方仙道比较，有以下不同：第一，所尊的祖师，已不再是黄帝，而是老子。如上所说，经过两汉，主要是东汉时期，老子的神化工作已基本完成，它已经由一个哲学家变成为地地道道的神。道教给它所上的“太上老君”尊号，在汉魏之际即已出现，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也多次称老子为老君。第二，黄老道的理论和信仰，基本是老子的“道”。虽然他把方仙道的神仙信仰也吸收了过来，但它却将其纳入“道”这个信仰的总体系之中，使它带上了更多的理论色彩。待道教正式成立以后，这种思想继续发展，终于以“道”统帅一切，把道教的教理、教义、方术等都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第三，有了经书《太平青领书》，即现在的《太平经》。这可能是在西汉齐人的甘忠可《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基础上，经过东汉许多方士之手，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据《后汉书?襄楷传》说，奉事黄老道的张角“颇有其书焉”，证明当时信奉黄老道的人是以它作经典的。第四，黄老道奉持的方术，从《太平经》看，主要有存神守一，画符饮水，抟颡祈祷等。为日后道教符派所继承和发展。
从方仙到黄老经过漫长的酝酿发育过程，为以后出现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道教的正式产生起到了奠基作用。
启动《中华大典· 藏文卷》编纂工作 2013年7月12日下午，《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工作启动会议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中央统战部和西藏自治区相关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北京、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的专家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约7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介绍了《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启动工作情况，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发表了讲话，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向主持大典编纂工作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致以热烈的祝贺。为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保护工程建设，2011年10月，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财政部将《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文化保护项目正式立项。2013年1月，《中华大典·藏文卷》筹备小组在藏学研究中心成立。2013年4月，从藏学中心各部门抽调部分人员，正式组建《中华大典·藏文卷》办公室。根据项目规划，《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将在15年内完成，收书上千种，总类分为20个典，内容涉及藏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从藏文创制之初的7世纪到20世纪中叶，时间跨度超过1300年。全书体例结构将既具有藏文传统学科编排的特点，又兼备现代学科系统分类的优点。据悉，《中华大典·藏文卷》还将统一使用符合国际编码的藏文软件进行录入、编排，出版同时建立学科门类齐全的“藏文文献资源全文数据库”。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李晓苏 靳吉利）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3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布了第一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称西藏经济社会有望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报告由长期从事西藏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撰写完成。参加撰写的专家学者于2008年5月和8月，先后两次奔赴西藏进行调研，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个案研究。报告约23000字，共分为引言、增长与变化、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政府与市场、困难与挑战、结束语等7个部分。报告指出，发布本报告的目的是为关心西藏发展的人士提供一个全面认识、了解当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蓝本；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促进西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决策依据；在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对西藏的经济发展进行一次回顾和总结。报告介绍，当前西藏经济不仅总量（GDP）突飞猛进，固有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改变。三次产业在结构与比例上的变化说明西藏的传统产业结构已经出现积极的变化，不仅出现了量的增长，而且呈现出质的提升。报告指出，通过对与西藏人类发展指数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发现，伴随着地方经济的高增长，西藏居民，尤其是西藏藏族居民的人口增长、人均GDP、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等重要人类发展指数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西藏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同时也表现为人的生存质量的改善与权益的保障。报告认为，随着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和投入上的努力，更加重视本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此外，政府在产业发展政策的选择上和对市场的引导方面，将生态产业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优先考虑。报告介绍，西藏正在经历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特别是在价格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初中期，西藏各地城镇面貌发生的变化让人记忆犹新的话，农牧区的发展变化则令人印象深刻。报告同时指出，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发展之成就令人瞩目，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成本高、市场发育程度偏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平衡、全区人力资本有待提高等，均是本地区将要长期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今后西藏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报告认为，虽然西藏的社会局势和经济发展受到了2008年“3·14”事件的影响，但这一事件除对西藏的旅游业造成了暂时困难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有限。今后几年，随着中央对西藏的投资力度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增强，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居民新消费需求的形成等有利因素的显现，西藏经济有望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发布首部《中国藏学年鉴》 2011年5月2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其成立25周年之际正式发布首部《中国藏学年鉴》。《中国藏学年鉴》(2009)分为序言、目录、特稿、研究综述、学术活动、学者介绍、藏学机构、书目索引、论文资料索引、附录国外藏学研究论著、后记等部分；其中收集了中国藏学工作重要文献、1949年至2008年中国藏学各研究领域成果综述等。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表示，中国藏学源远流长。至少1000年前，藏汉学者就开始记录、研究藏族地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随着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边疆危机四伏，十九世纪的边政研究和抗战时期西部边疆研究都促进了藏学发展。郑堆说，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有志于编撰出版《中国藏学年鉴》，但藏学学科综合性、与专门学科的交叉性等特点及多文种的藏学成果给编写工作带来困难。2010年初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该中心承担起编写这部年鉴的工作，“旨在为全国藏学界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忠实记录下新中国藏学繁荣发展的历程”。当天，中国藏学界人士汇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祝贺该中心成立25周年。25年来，这个国家级的综合性藏学研究机构，集藏学研究、人才培养、对外交流、图书资料、书刊出版、信息交流、文化展示和医疗服务为一体，并在中国现有50多个藏学机构中承担起“牵头协调”的工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在当天庆祝活动讲话中介绍该中心各机构的工作。包括，汉、藏、蒙、满、回等多民族构成的学者团队，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学科方向上展开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645种、共计177万册，为海内外颇具影响的藏学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中国藏学》杂志作为国家级藏学专业学术期刊，有汉、藏、英三种文版，已出刊140多期。拉巴平措介绍，该中心已制定“2011-2015年发展规划”，将突出藏文化的历史文献研究、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未来的前瞻性研究，推动藏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繁荣。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杂·单增曲扎活佛与北京藏学机构负责人、藏学专家学者共同出席当天的庆祝活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举行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 魏武） 2010年3月28日，时值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1周年纪念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暨“雪域宝鉴——见证西藏历史、弘扬藏族文化”大型主题展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表示祝贺并参观展览。在开展仪式上，杜青林宣布展览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热地向捐赠藏品和书画的代表颁发捐赠证书，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游洛屏分别致辞。朱维群在致辞中说，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关怀西藏人民，不断完善和丰富党的西藏工作方略，研究制定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不断增强西藏经济实力，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切实改善各族群众生活，西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迅猛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2010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我们相信，通过西藏文化博物馆和此次展览，我们将更加了解西藏的历史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将更加坚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的决心和信心。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西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开展仪式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主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西藏自治区领导，首都有关科研、文化机构、高等院校负责人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开展仪式。西藏文化博物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2007年开始筹备建设，是对外展示西藏历史和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一、 《苯教史名著〈嘉言库〉》，《青海教育》1982.6，西宁。二、 《论藏族现代文学的发展》，青海《民族语文工作》1984.1，西宁。三、 《论〈旋努达美〉中的佛家出离思想》，《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4.2，西宁。四、 《〈诺桑王子〉研究》，《青海教育》1985.6，西宁。五、 《论梵语文学对藏族古典小说的影响》，《藏学论文选编》（硕士论文选）第二辑。1991.2，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六、 《论七赤天王时期佛教始传吐蕃》，第六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西藏研究》 (Tibetan Studies) 第二辑。七、 《论藏语普通话》,1992年在意大利参加第二届国际藏语文学术讨论会时的会议论文，先收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后在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编的《藏语文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9）转载。八、 《甘孜州藏传佛教寺院志》中十一座寺院历史的研究和撰写，作为内部资料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印出，1999。北京。一、 《〈智美更登〉初探》，《西藏研究》1988.3，拉萨。二、 《七赤天王时期的吐蕃苯教》，《中国藏学》1995.1，北京。三、 《冈底斯神山崇拜及其周边的古代文化》，《中国藏学》1996.1，北京。四、 《意大利的藏学研究及藏传佛教》，陈庆英主编《藏族历史宗教研究》 第一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8，北京。五、《西藏历史文化词典》有关苯教辞条，王尧和陈庆英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6。六、《宗教大辞典》苯教辞条，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8。七、《苯教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日本召开》，《中国藏学》1999.4，北京。被译成藏文发表在《中国藏学》藏文版1999.4，北京。八、《雍仲苯教的文献》，论文，《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图说明镜》，第108-200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北京。九、《苯教塞康文化再探》，《中国藏学》2001.3，北京。十、《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琐议》，拉巴平措、格勒主编《当代藏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250页。北京。十一、《苯教〈大藏经〉的形成及其发展》，《西藏研究》2005.2。十二、“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晋升学位问题专题研究”课题获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2年度特等奖，本人承担其中甘青部分十三、《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国藏学，2005.1一、 《古老的象雄文明》，《西藏研究》藏文版1985.3，拉萨；《西藏研究》汉文版1985.2，拉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西藏研究》英文版(《Tibetan Studies》),1989.1，拉萨。二、《藏文起源新探》， 《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1；《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1，北京。三、 《试论苯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3；《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3，北京。四、 《苯教文献及其集成》，《西藏研究》藏文版1990.4，拉萨；《中国藏学》汉文版1990.2，北京。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藏学研究论文集》（《Thesis on Tibetology in China》），1996，北京。一、 Dralag Monastery and its Tribes （《扎拉寺及其部落》）。论文，第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第二辑。奥斯陆，挪威。二、Bonpo Tantrics in Kokonor Area （《青海湖地区的苯教密士》），论文，第八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1999，印第安那，美国。三、“Lama”of Bonpo Tradition in Amdo and Khams （《安多和康区苯教传统中的“喇嘛”》），论文，1999年日本大阪召开的国际苯教学术讨论会提论文。载该会议论文集《New Horisons in BonStudies》大阪，日本。2000。四、《Bonpo Tantrics in Kokonor Area》（《青海湖地区的苯教密士》），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参加第八届国际藏学会（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召开）论文五、《A New Bonpo Center---Shar-rdza Hermitage》（《一个新的苯教中心---夏尔扎修炼地》），论文，为第九届国际藏学会提交的论文。2000，莱顿，荷兰。发表在该会议论文集，劳然司·艾坡斯坦编《康巴史》（Khams pa Histories：Visions of People,Place and Authority,edited by Lawrence Epstein），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02.六、《Monastic Education of Bon in sNang zhig》（朗依寺的苯教寺院教育），为第十届国际藏学会提交的论文。2003年，英国，牛津。七、《A Survey of Bonpo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in Tibet and the Himalayas》（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苯教寺院神殿研究），合著，大阪，日本，2003。八、《A Catalogue of the Bon Kanjur》（苯教大藏经目录研究），专著（合著），大阪，日本，2003。一、 《La Religione Bon e I suoi Rapporti con il Buddhismo in Tibet》（《苯教及其 与藏传佛教的关系》），1992年“基督教与 藏传佛教的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有关藏族佛僧的对话》（Monachesimo tibetano in dialogo），1995，罗马，意大利。
活佛的转世制度有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本来，或者说最早的时候，成就的大师都松钦巴因为实在看不下无力有情的苦难，所以决定重新进入轮回，继续救度众生的事业。后来，随着活佛转世制度的长期延续以及各 教派大量转世人员的被认定，这种制度必然与政治挂钩。因此，决定某位活佛不再转世的，有宗教的缘故：比如该活佛自己决定不再转世。也有可能存在政治因素，比如噶举派红帽系。
佛已超脱生死，无生无死；佛又有三身：报身、法身和化身。为普度众生引人向佛，脱离了生死的佛化身为人，即为活佛。活佛圆寂，佛再化身投胎，就是活佛转世。这是宗教理论对活佛转世的说法，而且，在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三大支中，只有藏传佛教有活佛转世制度。从客观的角度看，不少藏学研究者对记者表示，活佛转世其实是藏族地区佛教各派为传承寺院经济利益和教派政治特权而做的宗教继承人安排。最早搞活佛转世的是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噶举派就是俗称的白教，元朝时，噶玛噶举的著名僧人噶玛拔希成为蒙古大汗蒙哥供奉的上师(藏语意为喇嘛)，蒙哥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黑帽系由此而来。在圆寂之前，身为楚布寺寺主的噶玛拔希对大弟子说：“我离开之后，在远方的拉堆地方将会出现一名继承黑帽派密法的传人，他没有来之前，你先暂时作为佛的代理。”他圆寂后的第二年，在噶举派最负盛名的米拉日巴大师的家乡拉堆出生了一个孩子，5年后被认定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这是13世纪后期的事。当时，西藏的佛教在后弘期形成了林立的教派，建起了众多寺庙，这些寺庙一般都拥有很多土地、牲畜、牧场和属民，这是很大的一笔财富。而以寺庙为基地和中心，僧团还有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不在和其他教派竞争中失去经济和政治利益，需要有强大号召力、能稳定传承下去的教派领袖，比起已有的父子或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活佛转世的方式在宗教上的偶像崇拜力要大得多。拿噶玛噶举的黑帽系来说，后来其五世活佛又被明朝封为大宝法王，政治特权盛极一时。值得一提的是，噶玛噶举还有一位僧人在噶玛拔希之后也得到了元朝皇室赐给的红色僧帽，由此也产生了红帽系的活佛转世体系，传到清代乾隆皇帝时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直接催生了金瓶掣签政策的出台。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是在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西藏。也称为喇嘛教。自称“佛教”或“内道”。有人误以为藏传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佛教与西藏本地宗教“苯教”结合的产物，实则是彻底的误解。佛教之所以为佛教，在于其三藏经典与戒律，以及法脉的传承。藏传佛教所依据者是真实的三藏经典，而未经过其他宗教修改；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在法脉上，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清净证悟的大德传承代代相传至今。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完整地保存了整个佛教的形式与精髓，相反地，汉地佛教则依据本地风俗而舍弃了一些内容，例如汉地没有班智达这些概念，没有辩经等，这些都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东西，又如汉地佛教造像方面也偏重于姿态优美的佛与菩萨形象，而对形象可怖的菩萨，则少有造像，而西藏佛教则不如此对待。而苯教本身属于外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鬼神皈依这个宗教，也有很多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在应藏王邀请，从印度来到藏地之后，降伏了这些苯教的鬼神，使之皈依佛教。现在一些佛教的大德，也因为一些特殊的用意，学习苯教的教法而成为苯教的上师，虽然如此，佛教仍旧是佛教，并未加入苯教的元素，但苯教却参杂越来越多的佛教元素。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 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迎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寂护和莲华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12位僧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7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因此，佛教三宝——佛、法、僧终于齐备。此时译经事业开始兴盛。这段时期共编著了四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 称为“黑暗时代”。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根据佛教传入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
1、中国数据网
中国数据网就是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找数据，接着可以在“数据查询”里点相关数据查询，有年度、季度、月度数据，也有普查、国际和部门数据，里面还有细分指标数据查询。
如年度数据指标有国民经济、人口、对外经济贸易、能源、财政、价格指数、工农业、社会服务、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等，可以搜索最近5年、10年、20年的数据资料。
2、中国产业信息网
中国产业信息网主要是专注于本产业的实时信息共享，以及数据分析查询。中国产业信息网主要是由相关产业的专家及资深从业人员发布产业数据和相关信息。
3、优易数据
优易数据由国家信息中心发起，拥有国家级信息资源的数据平台，是国内领先的数据交易平台。平台有B2B、B2C两种交易模式，包含政务、社会、社交、教育、消费、交通、能源、金融、健康等多个领域的数据资源。
4、国家统计局
除了数据外，最大特点是网站还设有“数据解读”模块，可以看到专家学者对特定数据的分析解读，帮助快速理解数据背后反映的现实问题，推荐拿到数据不知从何入手的同学使用学习。
5、中国统计信息网
汇集了海量的全国各级政府各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包括统计年鉴、统计公报、阶段发展数据、统计分析、经济新闻等。
渠道是连接企业和消费者的通道，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最终都是要通过渠道传递给消费者的。下面我给大家分享搜集资料的渠道，欢迎参阅。
一、怎样全面地收集文献资料
选题时，要求资料“全”而“新”;
作实验时，要求资料“全”而“精”;
分析实验结果时，要求资料“全”而“准”;
撰写论文时，要求资料“全”而“可靠”;
准备答辩时，要求资料“全”而“有理” 。
二、收集资料时要注意的问题
1、选择有效的检索词;
2、选择适当的数据库;
3、先国内后国外;
4、注意资料的时间和文种;
5、随时整理检索到的资料，阅读筛选;
6、遇到问题应及时向图书馆工作人员请教。
三、通过哪些途径收集文献资料
1，、通过图书，期刊，学位论文，标准，会议文献等;
2、通过文摘，索引，全文数据库;
3、通过INTERNET; 如：
4、通过参加学术会议交流;
5、通过与他人交流。
四、文献资料的整理
文献资料的整理是继搜集之后，作为科学研究程序的继续，也是对有价值信息的加工与管理。整理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保存和应用，所以在开始收集资料时，就要按类别，编号，资料名称，作者，发表日期，资料来源，存档日期等项来整理。
五、图书馆文献资源介绍
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分类：
(一)馆藏印刷版文献，如图书，期刊， 标准，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二)馆藏电子资源，如全文数据库，文摘，索引数据库，光盘，缩微平片等;
(三)图书馆自建或整合的网络资源。
六、国内主要的检索工具
1、中文全文数据库
2、中国科技引文数据库
3、国内大学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
4、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5、万方资源数据系统
6、各类印刷版文摘杂志
一是通过知网、万方数据、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等权威论文网站这些上面的数据是准确的，二是自己通过网络搜索自己总结，三是通过实习调查各行业、各公司的实际数据，通过自己计算归集。
周拉在藏文中是一个藏文名字。一、藏文简介。藏文是西藏自治区使用的文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属辅音字母文字型，分为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另外还有5个反写字母（用以拼外来语）。藏文，在藏语里叫做“བོད་སྐད”，意为“藏族的文字”。藏文作为藏族人民的书面交际工具，历史之悠久在国内仅次于汉文。二、藏文有三十个字母和四个元音符号。藏文中有30个字母，每四个字母为一组，共七组半，辅音字母每4个字母为一组，共7组半。每个字母的实际读音古今有别、方言有异。每个字母单独读时，都附带有一个元音“ ཨ”，但在和元音符号拼在一起时，就只表示辅音，不带元音“ ཨ”了。元音符号，意为”悦耳的字”，是相对于辅音字母而言的。因元音发音时无阻碍，悦耳动听而得此名。标点符号，意为“分界线”或“分界符号”。藏文标点符号形体简单、种类极少，而且，其使用规则也与其他文字的标点符号有别。藏文标点符号共有6种，其中音节之间的隔音符号使用频率最高。此外，还有云头符，用于书题或篇首；蛇形垂符，用于文章开头处；单垂符，用于短语或句终；双垂符，用于章节末尾；四垂符，用于卷次末尾。三、藏文语法。藏语语法相当丰富，动词分四个时态，而且时态的系统呈现很多例外，意即藏语具有屈折变化，另一方面，藏语的基本语序为SOV（主词─受词─动词），且具有丰富的格变化。由此可知，比起汉语诸方言，藏语语法较为接近屈折语等综合语的语法。
浅谈英译汉中的英汉词性的转换论文
摘要： 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和语法结构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在英译汉过程中，不能逐词逐句翻译。一方面，汉语词大部分是一词一类，而英语常用词有许多都是一词多类，有的甚至多达五类。另一方面，汉语一个词能充当的句子成分较多，一般无须转换词类；而英语一个词能充当的句子成分较少，充当不同成分需要转换词类。翻译时，在忠实原意的前提下，可以把一些英语词性作适当调整，如英文的名词可以转为汉语的动词、副词以及形容词；英文的动词可以转为汉语的名词及副词等。
关键词： 英译汉；词性转换
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和语法结构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在英译汉的过程中，有些句子可以逐词翻译，有些句子则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就不能以“挖个坑填个萝卜”方法来逐词对译。翻译时原文的有些词在译文中需要转换词类，才能使汉语译文通顺自然，即翻译时不必拘泥于原文的表层结构，可以在忠实原意的前提下将原文中有些词的词性转换为汉语的其他词性。现将英语中的四类主要词性和汉语词性之间的转换介绍如下：
英语名词的转换
（一）英语的名词译成汉语的动词
英语和汉语比较起来，汉语中动词用的比较多一些，在英语句中只用一个谓语动词，而在汉语句中可以几个动词连用，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可以把英语的名词译成汉语的动词，这主要有下列两种情况：
作为习语主体的名词往往可以转化为动词。如：to have a rest中的rest，make no mention of中的mention，pay attention to中的attention，又如take care of中的care这几个词都是短语中的中心词， 这些词虽然是名词，但几个短语表达的都是一种动作，再者，rest，mention和care本身既可作名词又可作动词，因此这样有动作意味的名词可以翻译成汉语的动词。因此这几个英语短语中的名词可以翻译成汉语动词休息、提及、注意和 照顾。
英语中有许多名词都是由动词派生出来的。如：abolition，connection，conclusion，treatment和detection等这些词分别由动词abolish，connect，conclude，treat和detect派生而来，这些名词在翻译成汉语时，可恢复它们的动词词性。如The medicine is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cancer.（这种药用于治疗癌症）句中 treat（治疗）因作介词宾语需要用名词treatment，译成汉语时仍可用作动词——治疗。当然原句也可翻译为：这种药用于癌症的治疗，treatment依然翻译为名词。但前者显然要比后者听起来更加通顺，自然。
（二）英语中一些有抽象意义的名词可以翻译成汉语的副词
I had the impression that Mr. Smith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company.（在我印象中，史密斯先生是该公司的董事长）此句中，原句带有一个同位语从句修饰impression，而汉语中很少有这种表达方式，故impression可译为汉语的副词。这种翻译通常用于翻译英语中的同位语从句。
（三）英语中一些加不定冠词作表语的名词可以转化为汉语形容词，由形容词派生出来的名词也可翻译为形容词
如名词necessity，stupidity，depth都是由形容词necessary，stupid，deep派生而来。Independent thinking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in study.（在学习中独立思考是绝对必需的）虽然原句可译为 “在学习中独立思考是一个绝对的必需”，但此种汉语译法听起来很不自然，也不符合汉语表达方式。因此，在翻译的时候还是要符合汉语习惯，把英语的'名词译成汉语的形容词。
英语形容词的转换
（一）形容词加上定冠词时，形容词可以翻译成名词
在英语中一些形容词加上定冠词可以表示一类人，这些形容词可以翻译成名词。如poor，young，rich， blind等等；另外用来表示特征或性质的形容词可以根据汉语习惯翻译成名词。
如（1）They did their best to help the sick and the wounded.（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帮助病号和伤员）（2）The more carbon the steel contains， the harder and stronger it is.（钢的含碳量越高，强度和硬度就越大）（3）The Smith family were religious.（史密斯一家都是教徒）
例句（1）中的the sick和the wounded分别表示具有sickness和wound的两类人，因此可译为病号和伤员。例句（2）中的形容词hard，strong用来表示钢的两种性质，即强度和硬度的程度。例句（3）中的形容词religious用来描述史密斯一家的宗教信仰，故可译为名词。
（二）当英语名词翻译为汉语动词时，通常修饰该名词的形容词往往转译成汉语的副词
如（1）Warm discussions arose on every corner as to his achievements.（到处在热烈地讨论他的成就）。（2）We place the highest value on our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我们高度地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例句（1）（2）中的英文名词discussion和value首先分别译为汉语动词“讨论”和“珍视”，因只有副词才能修饰动词， 故修饰它们的形容词warm和highest就可分别译为汉语副词“热烈地”和“高度地”，用来修饰动词。
（三）表示心理状态的形容词在联系动词后作补语时常转译成汉语动词
如confident、certain、careful、cautious、angry、sure、afraid、doubtful、glad等，这些都是常用作补语的表示心理状态的形容词，可译为动词。又如I am sure the meeting will be a success.（我确信这次会议会成功）句中形容词sure表示的是一种心理状态，也可理解成心里面的一个动作，所以可译成汉语动词。另外，汉语“是”经常构成判断句，而英语中的系动词be可以构成一个判断句，其后也可以跟一个补语从句。因此，在作补语从句的情况下，be后面所跟的表示心理状态的形容词常常要翻译成汉语的动词，以使译文符合汉语的习惯。
英文动词的转换
（一）英文中由名词派生出来的动词可转成汉语的名词
英文中有许多由名词派生出来的动词，以及有一些名词本身又可作动词使用。这些词在翻译时，在汉语中往往不容易找到相应的动词，或者就根本没有相应的动词，这时可将该动词转成汉语的名词。如（1）The electronic computer is chiefly characterized by its accurate and rapid computation.（电子计算机的主要特点是计算迅速，准确）（2）What’s that？It is shaped like a ball.（那是什么？它形状像个球）例句（1）（2）中的characterize和shape分别由名词 character和shape转化而来，而这两个动词在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应的动词，如果非要按照动词来翻译的话，翻译出的只能是非常蹩脚的汉语。因此，为了使汉语听起来自然，characterize和shape只能翻为汉语的名词，用来作主语。
（二）英语被动式句子中的动词可以译成“受（遭）到…+名词”
有些英语被动式句子中的动词可以译成“受（遭）到…+名词”这类结构。这也是英文被动句的一种翻译技巧。
His image as a good student was badly tarnished.（他作为好学生的形象已遭到很大的玷污）
（三）英语中有些动词具有汉语副词的含义可转译成汉语的副词
I succeeded in persuading him.（我成功地说服了他）句中succeed虽为动词，但动词意义并不明显，在句中只是强调其结果怎么样，真正具有动词含义的应该是persuade．故而把succeed翻译成汉语副词“成功地”来修饰动词persuade。
英语副词的转换
英语中副词使用频繁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表示时间、地点、方式，用来修饰动词；有的表示程度，用来修饰形容词或其他副词；有的起连接作用引导从句；有的用来修饰整个句子。英语副词在句中的位置也比较灵活，有时在句首，有时在动词前后，有时在词语中间。翻译时应先弄清它的修饰关系，正确理解其含义，然后根据汉语习惯灵活处理。
（一）转为动词
That day he was up before sunrise.（那天他在日出之前就起来了）句中up虽为副词，但所表达的是一种动作，因而具有动词含义，据全句的意义可译为动词“起床”。
（二）转为名词
He is physically weak but mentally sound. （他身体虽弱，但思想健康）句中physically虽然是状语，但表达的是主语虚弱的方面，故可译为名词“身体”。同样，译mentally为“思想”。
（三）转为形容词
He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what they did in the critical moment.（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行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句中副词deeply句中表示程度，再加上动词impress译为汉语名词“印象”，因此deeply可译为形容词作定语修饰“印象”。
英语介词的转换
（一）表示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关系，与动词搭配时可省略不译
英语介词含义灵活，搭配关系复杂，翻译时要根据其搭配关系和上下文灵活处理。一般来说，与动词搭配的介词往往可以省略不翻译。如arrive in/at（到达）look after（照看）persist in（坚持）put up with（忍受）在这四个短语中，介词只起一种搭配作用，是词法的需要，故省略不译。
（二）具有动作含义的英语介词或介词短语，翻译时往往转译为汉语动词
如go by bike（骑自行车去）a letter for Tom（给汤姆的信）介词by表示去的方式；for表示给谁的信，故两个介词都可译为动词。We drove home a bit after midnight，over the river and through the lovely sleeping town.该句中介词over 和 through 可以分别翻译为汉语的动词“过了”和“穿过”。
总之，在英汉翻译当中，词性的转换是很灵活的，没有固定的格式。如果是生搬硬套，只能背离其道。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的主要方式，也是一门艺术，在语言翻译中词性之间的转换应以达到交流为目的。
参考文献：
[1]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2]吕瑞昌.汉英翻译教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3]杨莉藜.英汉互译教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4]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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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