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韩贸易发展的简要回顾 中国与韩国为友好近邻,交往历史渊源流长,文化背景极其相似,这为中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且,目前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结构互补,各有所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韩国企业在华的投资,从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占其海外总投资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75．7亿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在所有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也占据了第七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二、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之策。（一）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韩双边贸易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较直观的问题有:1．贸易增长乏力直至为负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的四年中,双方贸易可谓是大踏步前进,每年贸易增长率均在40%以上。但到1996年,由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外经贸政策法规,加上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使我国企业的出口积极性下降。韩国作为我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对其出口必然受到影响。同时,在双方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韩资加工贸易型企业,在出口利润下降的情况下,进口积极性也受到波及,从而使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贸易也有所放缓,致使双边贸易增长率从1995年的44．8%下降至1996年的17．7%。1997年,局势有所好转,双边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增幅达20．3%,但已与1996年以前的增长势头不可同日而语。1998年,双边贸易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韩国还是当事国之一,这样,中韩贸易的增长步伐戛然而止。从1998年年底的统计数字看,双边贸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降幅达11．6%。1999年上半年,双边贸易虽有所恢复,但增长速度并不快。 2．贸易不平衡趋势渐大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韩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是越来越大的,到1997年已达到58．1亿美元,占到从韩国进口商品总值的38．9%。尤其是1997年下半年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一些大宗商品如纤维制品、农矿产品、电子零部件等跌幅更为突出,1998年中国对韩出口额仅为61．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1．3%。同时,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也不及预料的好,半导体、汽车、机床、船舶、通讯设备等工业品及家电等一般消费品的对华出口上半年还有大幅增长,下半年就逐步萎缩,到年底,对华出口总计149．9亿美元,增长仅0．4%。1998年全年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达87．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1999年上半年,中方的贸易逆差仍有扩大的趋势,为44．6亿美元。笔者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扩大,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3．韩国对华投资出现“缩水” 1997年以前,韩国对华投资的整体规模每年都在扩大。正当中韩两国努力促进双方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演进急速冻结。1998年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项目仅为1309个,实际投入资金18．0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减少了25．3%和15.9%,特别是一些回收期长、规模较大的项目都面临压缩投资、延期投资或予以撤资的情况。此外,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企业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二）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上述比较直观的、表象化的问题必然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概括起来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 1．亚洲金融危机是造成目前困境的罪魁祸首1997年8月一场以韩元加速贬值和股指深幅下泻为表征的金融危机开始席卷整个韩国,使韩国国内经济一片混乱:许多大企业集团相继倒闭或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困难;失业人口激增;银行拒开进口信用证。在此形势下,韩国企业当然无法进行正常时日的进口。而我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相对增加了出口成本。韩国企业给中国的订单明显减少,而转向从东南亚国家进口,这样就造成了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的局面。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为了增加外汇储备,借韩元贬值之机,加大力度增加出口,贸易盈余由负变零,越来越大。中国作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必然受到韩国进口产品的冲击,这样就使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理论上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应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但由于担负双边贸易的相当多企业是在华从事进出口加工贸易的韩资企业,所以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其进口积极性也有所降低,进口增幅还小于出口降幅;再加上我国国内需求萎糜,导致进口需求减弱,使韩国的对华出口并未出现大幅攀升,故双边贸易额总体上出现下滑局势。上述同样的原因,使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成本增加,而多数韩资企业都把“降低成本”作为来华投资的首选动机,这样,韩国的对华投资必然会大幅减少。况且,韩国企业面临国内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缺少资金来源,也无暇进行海外投资,从而使对华投资出现了“缩水”现象。2．进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是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照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原理,中韩传统贸易在宏观层面上确实符合这一理论的要旨,即中国向韩国出口初级产品或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原材料、农矿产品、纺织服装、皮革等,而韩国则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化工产品、电子通讯设备、机电产品等,即使中国向韩国出口一些电子产品,也多以零部件为主。正是这种较单纯建立在技术层次差异基础上的商品结构,使中韩双边贸易本身就存在不平衡的因素。再者,从总体上看,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商品与从韩国出口的商品相比,其价格弹性相对要高。在国际市场发生波动时,前者更易受到冲击或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廉价商品充斥国际市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相对提高必然会丧失较大份额的市场。换言之,即使在韩国不是危机当事国之一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的差异也会使贸易差额更加扩大,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总之,这种以垂直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并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3．韩国在华投资的特征因素也是双边贸易下滑的原因之一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70、80年代其发展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内工资成本也快速上升,某些一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削弱,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及部分重化工业（如水泥）也逐渐归入了夕阳产业之列。韩国政府为了鼓励新兴产业如电子、生物工程、航空等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而中国与韩国地域相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又低,农矿资源丰富,自然成为韩国进行该类产业投资的首选对象。据统计,韩国对华投资中有60%以上集中于纺织服装业、电器组装业、木家具及鞋类、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是韩国在华投资的产业特点。再从单项投资规模看,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多为中小型项目,投资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约占70%。1998年所吸引的1309项韩国直接投资平均规模仅为137．8万美元,不仅低于韩国海外投资的平均规模,也低于所有来华投资的平均规模（229．6万美元）。由于中韩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由在华韩资企业承担的,上述两大特征的存在,导致双边贸易增长的后劲明显不足,也导致在华韩资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目前,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竟争越来越激烈,多数中小韩资企业不堪重击,普遍面临经营困境。由于在华韩资企业所表现的这种脆弱性,使由投资所带动的原材料、生产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受到很大影响。此外,由于韩国对华投资的行业及规模特点的存在,必然会出现许多韩资企业在管理中一味强调降低成本的情况,从而导致劳资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也影响了双方贸易及投资的发展。三、知难而进,积极应对 从长远看,中韩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目前两国贸易受到重创,但其发展的基础如文化类似、地域相近、经济互补等依然存在。特别是韩国经济,目前虽受一时之困,但那些曾创造经济奇迹的诸多因素如健全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强烈的进取精神、开放的贸易体系等等并未丧失,并将为韩国走出危机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或放弃韩国这一重要市场。并且,两国在彼此对外贸易中所奠定的地位是双方长期努力的结果,因而要本着积极的态度,知难而进,采取相应措施以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当然,要长期稳定地发展中韩贸易,关键还是要扩大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市场,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一）加快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传统产品多属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类产品的竞争最激烈,受冲击最大,因此加快我国对韩国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不仅是必然的。近两年对韩出口商品结构虽有所改善,但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仍很明显。为此,一是要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故可加大这类产品如机电产品零部件及产成品（电视机、电话机等）对韩国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尽快从‘‘以廉取胜”和“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竞争中保住乃至扩大市场份额,使出口产品真正成为高创汇产品。同财,也希望韩国方面结合我国工业化建设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更多地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石化产品及成套设备等。总之,双方既要注重眼前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促进双边贸易健康发展。（二）大力发展中韩两国的技术贸易70年代,韩国侧重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如重化、汽车等工业,故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技术已具相当水平。若能从韩国引进该类技术,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都相当有益。而中国在航空航天、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上具有自己的优势。因而双方在技术合作中的发展潜力很大,双方可加强技术领域的合作,共同开发研制新产品,提高两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带动双方商品贸易的发展。（三）推动两国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在韩国的对华投资方面,一是应注意调整韩国企业的投资方向,使韩国企业依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交通、农业开发等领域的投资;二是改善韩资企业的规模结构,提高大企业集团来华投资的积极性,这就需要中国在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搞好政府服务方面多下功夫。这样,韩国大企业集团也会从长远、全球眼光认真研究中国市场的投资价值,继续加快来华投资的步伐。此外,中韩两国也要注意加强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合作,从而使韩国的对华投资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格局。此外,中国也要加快向韩国投资的步伐。目前,双方的资金流动更多地表现为韩国对中国的单向流动,不利于双方合作的持久稳固发展。随着中国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办厂定会成为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而韩国作为中国地缘相近、文化背景类似的友好国家,也会成为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区之一。故中国企业应尽快改变那种仅在韩国设立贸易办事处的作法,加大对韩国的生产性投资,这样不仅可以使双方合作更加深入均衡,而且可以带动对韩国的出口,减少中方逆差,从而促进贸易的均衡发展。目前,韩国政府正积极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时机。特别是韩币贬值及工人工资水平下降,使外商投资成本降低,也为中国的对韩投资提供了现实性。 （四）加强政策扶持力度,防止中韩贸易继续滑坡 一方面,中国企业除了积极利用已有的优惠政策如纺织品退税率由9%提高到11%等等外,国家也应给传统市场的出口更多的扶植:增加出口信贷规模;简化出口退税手段;为来华投资的韩国大企业集团提供资金支持等等。另一方面,希望韩国政府从双方长远利益出发,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的贸易壁垒。值得欣慰的是韩国政府已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如韩国财政经济部宣布自1999年1月1日起将征收调节关税的中国38种产品减少为19种,大幅下调对鳝鱼等10种产品的调节关税率,对生铁等不再征收配额关税。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贸易滑坡的局面会得以扭转。
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的影响韩国经济高增长因素分析韩国经济的复苏及启示
有啊，你去研究日本。2战后日本一片废墟，用了15年成为了资本主义二哥!
形势与政策课在各高校的实施状况也各有差异,主要表现在教学管理、教师队伍、教学内容、 方法 、手段、课程安排和考核方式、学生的认识程度等方面。我在此整理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供大家参阅，希望大家在阅读过程中有所收获!
摘要：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复杂的不确定和非传统因素分化演绎,为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对外交往提出了新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认清形势,明确目标、思路变得尤为重要。尽管世界局势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在加剧,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关键词：国际形势;外交;合作;共同体
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之对立不言，单就国家的利益博弈而论。中国，目前处于守势，而日本，美国之类的国家则是出于攻势。他们视中国为未来国际地位的最大挑战者，那正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成为21世纪真正的世界大国，才使他们对中国的崛起虎视眈眈，警惕加倍!
就意识形态、社会体制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期，相当于落后世界先进主流50年。但是这种逐渐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会体制一旦崩溃，势必将动乱频仍，民不聊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为韬晦策略，而在目前形势之下，已转为主动突围。
2006年11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非数十国论坛足以见证了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方针:是以新时代的步伐在迈进，是以寻求外部合作为主的外交政策。
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国际问题莫过于台湾和朝鲜问题。台海局势，关乎世界格局，牵涉中、美、日、俄世界各极，这也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关口。而对中国台湾的回归有极大异议和阻力的无疑是美国和日本，他们与台湾
“渊源”颇深，单在目前的局势下，大家都在观察对方的举动，以伺机获得主动。恰恰中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也是纠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脑“拜鬼”也时常引发中国民众被屠杀时留下的伤痛。那么，现任日本信任首相安倍是否将依照自己的承诺不再参拜“神社”，是否有与中国修好之意，中日真能合作开发东海能源吗?台湾问题在好的发展趋势之下日本还会如此干涉吗?我们均不得而知，更有待观察。
当然，还有多年来一直充当台湾 “老大哥”--美国，它是“割舍”，还是将要采取什么奇异的干预对策，它在“霸主地位”之上将给于台湾什么样的支持，我想它连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时代，谁也不希望为了局部而危害全局，更不想在国际上落下有损威信的骂名。
朝核问题，最终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中、美、日、俄、韩、朝的六方再次聚头。而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忧虑，从立场上很难做到像美国那样“超脱”。50多年来，朝鲜至少在对美国、日本、台湾关系等原则问题上没有出卖过中国。不管朝鲜的内政如何，中国在国际上都不能保持中立，而必须站在朝鲜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家伙”一边。
另一方面，在世界大的格局下，美国跟中国一道同为大国，他们一起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其目标应当更远大:共同合作，维护一个有利于世界长期和平与繁荣世界体系。美中关系是个“密切而复杂”的问题。
或许，在某些时候，老美会想一些闲不住的做法来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制衡”。比如前不久，美国曾游说韩国和日本加入“北约”，在这之前还劝说过澳大利亚，这不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霸权”而向中国和俄罗斯逼近吗?
而中俄目前的关系仅止于“互有所需”这一极其表面而又脆弱的层面，并隐藏着深层的风险。这一深层风险就是，随着两国的相继崛起，双边关系可能会再次面临“变”的格局。但是，在对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围堵”时，中俄将会毫无疑问的“对外”。
在美国与欧洲诸国看似亲密的关系渐行渐远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靠近，欧洲援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他们希望中国变，但是不宜过激，以免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稳定了，也就稳住了欧洲人对中国大片市场的幻想。因此，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如果中国的改革不稳定，引起了社会动荡，它所有的投资可能全都泡汤。而保持社会稳定，也正是中国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中欧在将来的合作中一定会走向好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浅论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一．前言 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 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和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产生似乎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给我们这个地球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同样是摆在人类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们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的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是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使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生存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国家中，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好似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而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又相当复杂。 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是，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有限。促进经济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有必要明确一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人类目前所采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进以往的不利做法，并力图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人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妥善地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使今后的种种努力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一）人口与土地与粮食 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4．3亿亩，人均只有1．15亩，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近2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亿5千万，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剧。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将进一步下降。预计15年后，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亩以下。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到本世纪末，很可能突破2亿。 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而且表现在对土地环境的污染破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徘徊不前。由于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迫使农民高强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严重。目前，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办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使土地的结构遭到破坏、肥力下降、板结贫脊。耕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惊人的提高。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为2264亿斤，人均产量416斤；1997年总产量增长到9883亿斤，人均产量约为800斤。在这期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但是由于同期人口总数从5．4亿增长到12．36亿，使人均产量增长不到1倍。目前，农业生产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问题。政府年年强调粮食播种面积，但我们仍然感到粮食供给处于紧张状态。中国的粮食亩产现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已远不如过去，因此，为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人口与森林和草原 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资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森林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的人口增长对木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对木材制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薪柴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人们对森林的大量坎伐。据统计，在全国140个森林局中，已有61个局处于过度采伐状态，25个局的森林资源已经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国的用材、薪柴、纸浆和其他林业经济产品的供应都很紧张。与此同时崐，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剧了开荒毁林的过程。随着牧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草原出现了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的现象，其后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将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使水土流失严重。中国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达50多亿吨，涉及11个省区，主要在黄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区。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达到了1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长江上游多为红色土壤，土层最薄的地区只有4厘米，土层下则是坚硬的岩石。森林的开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与人口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牧业和林业人口，实现人口的产业结构转变，是缓解森林和草原生态环境危机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三）人口与矿产和能源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各种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中国农民滥采矿藏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无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冲击。为保证矿产能源的长期和有效供给，提高开采效率和减少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 （四）人口与水资源 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人口的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人口的增长使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人均水资源减少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生活、生产用水量急速增长，逐步出现了大片的缺水现象。以北京市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资源是供过于求，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使用水量急剧上升，1970年基本上处于供需平衡状态，此后，水资源危机开始出现，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 2、 人口的增长间接地使水资源总量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导致“围湖造田”，破坏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长导致对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减少了地下水的总储量。由于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发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还出现了海水侵入，影响了地下水的质量。 3、 人口经济活动导致了水体的严重污染。目前，中国每年的废水排放量约为350－400亿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废水平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水体。地下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年上升。 四．总结 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是关键问题。
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悖论
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符合内在经济规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从要素结构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人口（16-59岁）总量开始减少，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出负贡献；随着人口红利高峰期过去，储蓄率开始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减弱；随着比较优势逐步减弱，外贸出口增速大幅放缓，技术溢出效应减小，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效应放缓，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短期内比较稳定，因而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存在放缓态势。从产业结构来看，2012年起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由于当前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因而服务业占比提高会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速降低。从经济总量来看，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4万亿美元，增量高达8000亿美元。一般而言，一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经济规模增大而边际经济增速会递减。因此，从要素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总量等方面看，中国经济逐步转向中高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不仅中国国内各级政府、企业和居民要认识到这种发展趋势，而且国际社会也要认识和适应这种变化，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在高速增长状态。二、中国经济放缓是短期需求减弱与中期结构调整叠加的结果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周期性因素来看，世界经济复苏低于预期，中国外需明显不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大幅升值进一步抑制出口增长；企业盈利前景不佳以及去库存化等因素导致投资出现减速；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龙头市场调整导致消费稳中略降。从中期结构性因素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压力和结构调整的阵痛相互交织，新兴产业增长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下降的影响，要素投入支撑作用减弱，结构升级要求提高，化解过剩产能、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等都会影响经济增速。从体制机制因素来看，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但是改革尚未到位，各部门、各地方行政效率较低影响到政策落实。此外，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懒政不作为现象，稳增长政策执行不到位。三、中国可以实现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今年上半年，尽管中国传统制造业减速明显，但是，机器人、电动汽车、服务器、智能终端、铁路机车等制造领域增长迅速，特别是股市带动金融业、电商带动快递业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对宏观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展望下半年，股市成交大幅缩水使得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显著减弱，但随着连续降息降准、扩大财政支出和清费降税、以及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工程包和消费工程包等一系列稳增长政策逐步见效，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加之基数较低等因素，中国经济有望保持小幅回稳态势，可以实现全年GDP增长7%左右的预期目标。四、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4%，高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0%以上。目前，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7%左右的经济增速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增速之一，而且由于总量基数高，7%左右的增长将带来巨大的GDP增量，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中国正着力推进更高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加快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增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更加凸显。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换档，表象来看会对那些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资源出口国影响较大。然而，从大宗商品来看，铁矿石进口降幅有限，1-8月铁矿石进口同比仅下跌0.2%，而且增速微跌与上年同期16.9%的高基数有关；尤其是原油进口增速不降反升，1-8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增长9.8%，增幅同比加快1.4个百分点，近三年来增速在持续加快；1-8月大豆进口量同比增长9.9%，谷物进口量增速更是高达84.6%。中国经济减速对欧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今年以来中国进口额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口价格下跌，剔除价格后1-8月份中国进口实际增速仅下跌4%左右。尤其是中国经济减速并非近期美国股市暴跌的“罪魁祸首”，美国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加息预期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会转向，市场流动性收紧；同时，金融危机以来，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70%，存在估值技术调整的需要。
浅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摘 要：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世界经济的发展对能源需求量的持续增加，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将进一步加剧。而且我国能源紧张、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环境污染严重也使我国面临着较大的国际转移排放压力。倡导发展低碳经济，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有利于现代能源服务的普及、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和加强能源安全。关键词：低碳经济；现状政策选择一、低碳经济的内涵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理念，低碳经济的提法最早源于英国在2003年发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低碳经济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从技术角度认识，低碳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在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利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等各种低碳技术，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着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综上所述，广义的低碳经济是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标志的绿色生态经济模式。目标是控制碳排放，维持生物圈碳平衡；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可以说，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价值观念、国家权益、生产生活方式的全球性革命。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现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低碳经济政策，积极推动低碳绿色增长。尤其是为了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一些国家更是把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产业作为重振经济的重要动力。德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是发展生态工业。德国的生态工业政策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制定各行业能源有效利用战略；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可持续利用生物智能；推出刺激汽车业改革创新措施以及实行环保教育、资格认证等方面的措施。为了实现从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轨，德国除了注重加强与欧盟工业政策的协调和国际合作之外，还计划增加政府对环保技术创新的投资，并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私人投资。德国政府希望通过筹集公共和私人资金，建立环保和创新基金，以此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法国的低碳经济政策重点是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2008年12月，法国环境部公布了一揽子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这一计划有50项措施，涵盖了生物能源、风能、地热能、太阳能以及水力发电等多个领域。除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之外，2009年，法国政府还投资4亿欧元，用于研发清洁能源汽车和“低碳汽车”。此外，核能一直是法国能源政策的支柱，也是法国低碳经济的一个重点。美国选择以开发新能源、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重新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动力。美国政府低碳经济政策可以进一步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的开发是核心。2009年2月15 日，美国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投资总额达到7870亿美元，该法案将发展新能源列为重要内容，包括发展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等)。在节能方面最主要的是汽车节能。此外，为应对气候变暖，美国力求通过一系列节能环保措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在低碳经济的实践上，英国作为低碳经济的先行国，在2006年通过了全球第一个有关低碳经济的法案一《气候变化法草案》，制定了到2020年减少碳排放30％ ，到2050年减少碳排放60％的目标。日本、丹麦和挪威等国的低碳经济和低碳技术也取得了迅速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果。国内对低碳经济的实践则主要集中于碳交易和创建低碳城市。(1)碳交易。2006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总额达280亿美元，交易的二氧化碳量达到了13亿吨。目前全球有四个交易所专门从事碳金融的交易，包括欧盟的EU ETS、澳大利亚的New South Wales、美国的Chicago Climate Exchange和英国的UK Errs等。此外，还有很多知名金融机构活跃在这些市场上，包括荷兰银行(ABN AMRO)、巴克利(BarclaysCapita1)、高盛(Goldman Sachs)、Morgan Stanley和UBS等。美国的Chicago Climate Exchange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唯一自愿性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它也是全球唯一同时开展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6种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市场。在中国，2006年兴业银行基于品牌和市场价值与IFC合作签署了《能源效率融资项目(CHUEE)合作协议》(即《损失分担协议》)，成为国内首家推出“能效贷款”产品的商业银行。根据该协议，IFC向兴业银行提供2亿元人民币的本金损失分担，以支持最高可达4．6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组合，兴业银行则以IFC认定的节能、环保型企业和项目为基础发放贷款，IFC则为贷款项目提供相关的技术援助和业绩激励，而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则分别推出了“挂钩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的理财产品。(2)低碳城市的创建。低碳城市是由新能源利用、清洁技术、绿色规划、绿色建筑和绿色消费等一系列要素构成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2008年，国家发改委与联合国自然基金会开始“低碳城市发展”的全面推广，上海和保定成为首批试点城市，由国家发改委、建设部、科技部、环保总局、商务部等专家组成的项目技术顾问组也正式亮相。同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了《保定：全球可持续能源生产的“电谷”》，肯定了“保定模式”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做出的贡献。广东省珠海市也在2008年邀请专家研究低碳经济，欲申报国家低碳经济区。四、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选择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然而，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和满足就业等仍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大任务，向低碳经济转型还面临着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为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适时适度地创新公共政策，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的新要求，创立一种具有积极价值的、适宜的政策安排。（一）、调整产业结构，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倡导产业低碳化产业结构对碳排放会产生较大影响，同等规模或总量的经济，如果技术水平相同而产业结构不同，则会导致碳排放量相差较大。以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则是能源大户，需要大量消耗能源。我国正处在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第二产业在一定的时期内还会显示强劲的势头，这也是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以，根据国情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倡导产业低碳化，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二）、增大陆海碳汇森林可以吸收大量CO2 ．相当于减少了CO2 排放，是良好的碳汇。据研究，我国人工造林的固碳率为1．4吨碳／(公顷?年)，相当于每公顷林地每年可平均吸收5．1吨CO2 。2005年．我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18．21％，为促进全球碳汇建设和温室气体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国家《林业发展“十一五”和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我国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3％ 按照我国国土面积约960万km (合96000万hm )计算，相当于2020年比2005年新增森林面积4600万公顷，每年可新增碳汇430．1万吨，相当于减排1578．4万吨CO22005．2020年间累计新增加碳汇5．2亿吨，相当于累计减排18．9亿吨CO2。另外，海洋也是重要的碳汇之一有研究表明，过去200年中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和制造水泥过程中释放的CO2 ．被海洋吸收了近一半。我国在东海进行的大洋碳通量研究也表明，东海是CO2 的汇。因此，通过加大力度开展研究，尽早比较准确地确定我国邻近海域的碳汇结构和强度．有望进一步增大我国的碳汇规模。（三）、创新文化政策，倡导生态文化生态文明是党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紧要关头所形成的又一重要思想创新，并提出了文化“软实力” 的概念。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味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所见、所感、所思的整体环境的真善美或假恶丑；文化是经济，文化产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不言而喻。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全民普遍共识的、绿色的生态文化的构建。生态文化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文化，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体系，是人们最优化的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的总和，体现在人类为解决所面临的种种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与自然和谐相处，求得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种种措施和手段上。创新文化政策就是要形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在生活中坚决抵制铺张浪费的奢侈文化，生态的观念深入人心。五、结束语目前，我国正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这与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从经济的角度讲，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依赖的是原始生产要素的高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工业化中级阶段，经济发展以投资和科技进步为主要带动力量；工业化高级阶段则以信息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要发展方向。中国的经济转型摒弃了传统的“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低投入、低污染、高产出”的路子。公共政策的创新使我们主动融入到低碳经济的实践和世界发展的潮流中，获得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技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新模式。参考文献:[1]冯之浚，金涌，牛文元，徐锭明．关于推行低碳经济促进科学发展的若干思考[N]．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04—21．夏垫堡．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J]．环境保护，2008 (7A)：33—35．陈晓春，张喜辉．浅谈低碳经济下的消费引导[J]．消费经济，2009 (4)： 71—74．邹骥等，低碳道路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机制，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M]，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陈晓春，谭娟，陈文婕．论低碳消费方式[N]．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04—21．
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效应论文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各地区总体运行平稳，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区域金融发展更趋协调，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2万亿元、12.7万亿元、12.6万亿元和5.4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各地区存款平稳增长，贷款保持较快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因而，在贯彻落实“总量平稳、结构优化”的要求基础上，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以实现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种背景形势，本文收集了中国1997～2013年衡量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31个省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值。并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固定效应模型参数的估计，具体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由此，提出强化区域金融作用的措施，促进区域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的文献综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因而理论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熊彼特（1912）从银行和信用的角度说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的创新离不开银行信用的创造，并且指出运行良好的银行通过鉴别那些能成功地开发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企业家，为其提供信贷从而刺激技术的进步，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帕特里克（1966）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两种模式，即“需求跟随型”和“供给引导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引导型”模式较为普遍，而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需求跟随型”模式。麦金农和肖（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应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Pagano（1993）基于内生凸性增长模型（AK模型）研究稳定状态下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社会的储蓄率、资本的配置效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等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ing和Levine（1993）选取金融中介规模、银行信贷规模以及私营企业获取的信贷规模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对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国外研究的文献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金融的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支撑。
2.国内的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这两个角度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关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张企元（2006）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区域金融（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并且中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同时，在分析金融调控（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对区域差距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有赖于结构性的金融调控。胥嘉国（2006）基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工具变量法（IV）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在质的提高方面比量的扩张更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杨圣奎（2010）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1990～2008年间区域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区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的支持存在较大差异，并进一步证实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通过金融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赵本福等人（2013）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1998～2010年30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我国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支持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从短期看，金融支持的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方面，赵伟、马瑞永（2006）运用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我国1978～2001年间中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对总体差异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1978～1991年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迅速上升，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整体表现出类似于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假说”的特征，并指出我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金融增长差异。李敬、冉光和、孙晓铎（2008）运用基尼系数、Theil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对我国1978～2004年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金融发展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进行了全面的度量，并运用R/S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发展的差异，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一直位于高位状态，并且从未来的变动趋势来看，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在未来总体上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田菁（2011）从部门和整体这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虽然稳定但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表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文献梳理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区域金融的发展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由于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导致区域金融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同。本文尝试从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这三方面分析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一）区域金融规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的递增、金融工具的多元化等途径得以实现。一般而言，金融规模越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会相应地增加。因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区域金融规模的支持。表1给出了我国2005～2013年东、中、西、东北地区的GDP与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由此简要地说明区域金融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由表1可以看出：①从纵向来看，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而相应的GDP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区域金融资产规模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区域金融资产的增长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②从横向来看，2005～2013年间各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即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但从理论上看，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将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二）区域金融效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因而金融效率的高低将影响经济发展水平。Pagano（1993）内生凸性增长模型是将金融因素纳入到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之一，认为储蓄—投资转化率反映了金融市场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将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影响。由此，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是将吸收的存款有效转化为贷款，进而投资于能产生回报率较高的领域，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因而，区域金融效率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
（三）区域金融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区域金融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是相辅相成的，金融结构的变化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结构和方式的变化。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说明区域金融结构支持区域经济增长。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新建、扩建、改造、开发、购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贷款。因而，区域中长期贷款比例增加，可投资于固定资产项目的资金就相对越多，这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样，区域间不同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起到不一样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区域金融支撑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过程中，通过参考闵姣（2013）的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张亮（2013）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撑能力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等多篇学术文章的基础上，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J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指标。而在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上，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个方面指标：①区域金融规模指标，本文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来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它指某一时点上一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的经济活动总量之比。对于欠发达省份，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并不发达，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FIR通过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L）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D）之和与区域GDP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公式：FIR=(L+D)/地区GDP。②区域金融效率指标（LD）,即将金融机构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公式：LD=L/D。③区域金融结构指标（RL），本文选用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值衡量，公式：RL=R/L，其中R表示中长期贷款。本文主要选取了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31个省市的1997～2013年17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地区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在实证检验前，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而，首先对各指标取自然对数，分别命名为：LNRJGDP、LNFIR、LNLD、LNRL。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支持的实证检验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由于面板数据反映了时间和截面空间的二维信息，因此，与时间序列数据相同，面板数据也可能存在单位根。为避免伪回归，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需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主要采取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指标序列均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即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规模指标LNFIR、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LNFIR为一阶单整，而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2.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
通过上述的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的LNRJGDP、LNFIR、LNLD、LNRL均为平稳序列，而西部和东北地区除LNFIR为一阶单整外，其余变量也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本文主要采用Pedroni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从表3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以看出：①东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ADF和Group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LNRJGDP、LNFIR、LNLD、LNRL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②中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v、Panelrho以及Grouprho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③西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v和Group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西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④东北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rho、Grouprho以及GroupPP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北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对每一个区域而言，各变量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更具有效性。
3.模型的选择与建立。
面板数据是同时在时间和截面空间上取得的二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时，主要可以建立三种模型，即混合横截面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可依据Hausman检验统计量和伴随概率判断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并进一步依据F统计量检验建立混合模型还是固体效应模型。
4.面板数据模型的参数估计。
为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利用1997～2013年31个省市四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LNFIR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而从LNFIR、LNLD、LNRL的回归系数可知，1997～2013年间，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金融效率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并对该区域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可以发现金融规模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负作用。西部地区LNLD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但从LNLD和LNRL的回归系数看出，金融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而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东北地区LNFIR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金融规模对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却表现为抑制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3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区域金融各要素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得出三个基本结论：①区域金融规模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②区域金融效率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作用；③区域金融结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重要的贡献。以上结论显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并且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不同。由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推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金融政策的区域化。目前，我国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与区域金融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区域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差异，因而，应针对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实施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第二，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创新，提高区域金融服务于区域经济的效率。首先，政府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为金融创新创造有利环境。其次，金融部门应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最后，深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实现区域金融与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其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金融机制的不健全。因而，只有通过不断地深化金融改革，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齐全的金融体系，实现区域金融的均衡发展，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酝酿Idea。从课堂出发，由老师列出的Reading Assignment读起，并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寻找思路。二、文献综述。根据最初的思路，提取关键词，并进一步收集更具针对性的文献资料，再对思路加以调整并最终确定可行与适合的研究问题(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有所创新)，这时候就可以着手写文献综述了，记住要学会辨识经典文献并深入阅读，尤其是其研究方法和模型的建立。（51due提醒，研究问题贵在精尖细，且不要假大空，因为越是信心满满什么都要涵盖的论文往往最后的结果越差。）三、理论架构。在阅读文献时，那些涉及到的经济学理论以及概念，都要深入去了解，而不能简单地用维基百科，我们应该把这些理论和自己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样才是正确的理论架构。四、实证模型。目前学术界对于计量模型还是很看重的，而且对于初学者来说，用计量模型得出结果是最快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方式。一般来说，到了这个步骤，我们就需要搜集数据并整理信息、建立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了。而在做实证时一定要注意细节和数据的选取，比如GDP数据该用PPP adjustment吗？控制变量选择是否合适？是否该加log变量级等等。五、结果分析。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模型的解释度不高或结果不显著，甚至结论与预期相反时，应该回头检查自己的模型，并回顾参考文献的模型。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么就要重新修改；如果确认结果无误，那就要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了(客观因素，不可控因素等)。六、总结成文。到了这一步，我们需要注意文章的结构、逻辑、条理以及行文规范。对于留学生来说，规范是体现科研素养的首要条件。
建议写第四个题目，这种战略性研究论文，只需要将一些国际形势做做分析，然后再以具体的案例来辅助说明，基本上就能够写出一篇比较好的学术论文，一般要求5000字数应该是中文核心级别的论文吧，要不然就是CSCD，建议你百度下：普刊学术中心，很多关于论文的写作教程。如果你想发EI级别的文章，也可以百度下：EI学术会议中心，专门做EI会议论文的
趋势一：全球经济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低于趋势增长的新阶段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低于预期，产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国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负债、高失业率在内的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大多数经济体仍需将“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5、2016年的全球增长率预期分别下调为3.5%和3.7%，全球将进入低于趋势增长的“新常态”。 全球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预测，2014年和2015年全球贸易额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为3.1%和4%，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 趋势二：全球廉价资本时代可能将趋于结束 目前全球利率仍处于低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依然疲软，高负债居民信贷需求低迷，央行普遍执行 *** 性货币政策。然而，廉价资本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 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福利、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一方面，外部需求疲软，贸易汇率风险、激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水平，全球贸易收支开始趋于平衡;另一方面，投资回报率、储蓄-投资组合、风险偏好水平等趋势性改变，也将影响全球资金流向，特别是随着美联储将进入加息进程，这种局面将推动全球长期实际利率上升。 趋势三：主要国家主权债务压力较大，“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去福利化”进程还将持续数年 全球债务水平处于持续上升之中。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07年中旬、金融危机前全球债务总规模仅为70万亿美元;但截至2013年底，这一规模就已攀升至100万亿美元，涨幅逾42%，全球债务负担占国民收入比例升至212%，其中 *** 及相关平台已成最大债券发行者。截至2013年6月，公共债务有价债券所占份额增至43万亿美元，相较2007年同期增长80%。除发达经济体之外，新兴市场在金融危机后通过各种 *** 政策推动经济，信贷大幅投放带动了投资增速，相伴随的是私人部门债务大幅增加。 各国“去债务化、去杠杆化、去福利化”必然需要经历财政紧缩过程，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门必须提高储蓄，修补资产负债表。这个过程仍将持续数年，并对经济增长动力形成负面影响，抑制总需求增加。 趋势四：美国从宽松周期转向紧缩周期，恐引发全球金融格局大分化和主权货币洗牌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后，美元、美债再次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和“安全资产”，特别是如果参考美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美元周期的关系，美元强势周期可能会持续4～5年左右，美元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资产，增强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溢出风险。 当前新兴经济体企业外债高达2.6万亿美元，其中3/4以美元计价。目前，美联储结束量宽和美元升值已使新兴经济体企业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开始走高，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风险上升，并可能传导至本国经济金融体系。 此外，美元升值也将导致其他非美系货币、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一轮贬值潮，未来几年全球主权货币将面临新一轮洗牌过程。 趋势五：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全球价格总水平趋于下降，面临通货紧缩压力 根据IMF评估数据，在1990～2013年之间，全球通胀率平均为11%，2014年该数值预计为3.9%，其中低通胀率的发达经济体，1990～2013年之间年均通胀率为2.3%，2014年仅为1.7%。2014年12月，美国CPI环比下跌0.4%，创2008年底以来最大跌幅。欧元区2014年12月CPI五年来首次转负，技术性通缩来临。 全球已有多家国际机构就此发布警告。IMF更是在最新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此视为全球经济复苏最大威胁，凸显出一些深层次结构性因素：一是大宗商品繁荣周期趋于结束引发价格危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国际油价下跌势头2015年将延续;二是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导致供需出现缺口。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增量需求从美欧主导开始转变。中国成为全球需求主要支撑者，而随着近几年中国去杠杆化和去产能化，增量需求放缓，产出缺口开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场资源成为各国竞争焦点直接导致全球价格总水平下降;三是强势美元回归引发全球“输入型通缩”压力，另一方面加剧新兴经济体外债压力。四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处于劳动人口周期变化拐点。从长期因素看，2008～2014年叠加了美系国家和中国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人口周期拐点。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导致储蓄消费结构变化，消费增长趋于停滞，这是导致供给失衡，并进一步引发价格总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 趋势六、国际贸易“规则之争”已超越“市场之争”，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博弈角力点 全球贸易投资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趋势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会更加激烈和隐蔽，从自由贸易转向规则贸易。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一是区域自贸协定竞争趋于激烈。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主导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诸(多)边服务业协议(TISA)等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力图推行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 二是贸易与投资日趋融合发展。新规则体系强调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规则的整合。在投资领域，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服务贸易领域，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建立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三是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当前，世界服务贸易的部门结构已从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行业为主逐步转向以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为主。如美国希望未来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推动金融服务自由化及电信自由化，包括电子商务，促进软件、影音光盘等数字产品的贸易自由化。 趋势七：全球跨境投资总体趋缓，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将成全球主要资本输出国 全球FDI流量有望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进一步上升至1.6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但鉴于主要经济体增长的不均衡性、脆弱性、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及其他一些大国货币政策分化，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影响全球FDI流向。 总体而言，全球FDI短期内不会出现强劲增长，但中国可能是一个特例。未来几年中国正面临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新阶段，通过深化“一带一路”战略带动资源配置全球化拓展。据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未来十年总投资规模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未来25年内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比重达70%。 趋势八：再工业化与新技术革命步入孕育期，将导致全球产业格局重组和重构 未来十年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正在启动“再工业化”周期，“再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升级和“归核化”(即向设计、研发、标准等价值链高端抬升)。一方面，宽带、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另一方面，集成电路将逐步进入“后摩尔时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兴起也是信息技术应用模式的一场变革。受此影响，“工业4.0”和产业物联网将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颠覆性重构。 此外，全球制造业出现“制造业服务化”新趋向：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制造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国际制造业跨国巨头都在推进制造服务化转型，这意味着制造业服务化时代正在到来。 趋势九：全球资源能源面临新供给冲击，初级矿产资源、基础大宗商品需求将趋下降 全球资源能源领域的长期传统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并出现三大新趋势：需求增长的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 一、结构因素持续影响全球资源能源需求变化。《2035世界能源展望》预计，从2012年到2035年，全球能源消费将增长41%，年均增长1.5%。增速将从2005～2015年的2.2%降至2015～2025年的1.7%，再之后十年降至仅有1.1%。 二、全球资源能源格局面临“新供给冲击”。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趋向低碳化，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性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初级矿产资源、基础大宗商品，以及化石能源需求会趋于减少。 三、资源能源消费重心“由西向东”转移。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资源能源消费重心也随之转移。特别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对全球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起到显著推动作用。 趋势十：未来全球仍须高度警惕财富分配失衡加剧风险 未来十年全球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仍需高度警惕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财富分配失衡、新技术以及货币超发贬值致财富隐形再分配等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恶化的风险。
我是学这个专业的，感觉不是很好，尤其是在中国对外依存度很大，由于近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是越来越难做，订单一直在减少，每年都有很多企业倒闭，而且人民币一直升值，我们的出口已经不占什么优势了
以贸易全球化为首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商务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1、国际贸易步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加明显；2、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贸易格局保持不变，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新生力量；3、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高涨；4、国际贸易结构走向高级化，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发展方兴未艾；5、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明显，跨国公司对全球贸易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6、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各种贸易壁垒花样迭出。 以贸易全球化为首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商务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深入分析和把握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对于我们科学决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呵呵,这个问题问得真大! 现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趋势是规则的日益统一\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加快\规则化\各种争端频繁发生,促进了争端解决方式的不断发展\经济主权的发展\领域不断扩大\对国际环境法等等起到了促进......... 这是随便想想到的,我觉得问题问得太大了,而且问题本身就有点问题.你问的是一个学科,一个法律部门还是什么?
狂热的宗教信仰对国家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例如，中世纪初，西方国家兴起一场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侵占了亚洲大片的土地，使得本土的国家经济骤然衰落。并且使得整个欧洲和东亚堕入黑暗的中世纪宗教时代（长达一千多年）。期间，宗教活动频繁，排斥异教的镇压活动此起彼伏，教堂林立，教徒遍野，不事农工，游手好闲。其生产力大大倒退，社会和人民都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 又如，中国的唐朝鼎盛时期，庙宇尼庵遍及郡县，从僧尼者数十万，上百个县的税负划为供奉佛事的享物。到了中期以后，佛教的群体成了国家难以支撑的负担，于是，便有了毁佛寺、遣散大批僧尼的“三武灭佛”事件。总算没把国库的财富耗尽，保住了摇摇欲坠的唐王朝。 当然，适度的宗教信仰还是国家大力提倡的。
个人认为这论文应包含以下几点 1、海上运输的形成与发展， 2、国际贸易的形成与发展， 3、两者之间的关联及相互影响（你主要论述的方向，包括：两者是怎么样相辅相承的，如何推动的，利和弊等等） 4、你对为来两者之间关联的想法及意见。
中国如果光是从石油进口来搞人民币升值，不如直接动用外币储蓄补贴石油。 中国要进行结构治理，首先要先清理信贷系统，特别是对已经贷出的巨量资金进行跟踪处理。如果这方面有缺口，必须多印票子，通过物价上涨（人民币对内贬值）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这是中国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这部分没有问题，立即停止人民币升值，将储备的美元尽快花出去，或者投资到美国去，卖地产，而不是去救美国的金融机构。这样美国就不会给人民币施压了，也拯救了美国的经济。将来中国人无论是赚是赔，对现在都有好处。 要刻意保护好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这是中国改革成果的体现，特别是房地产，世界各国都把房地产作为本国经济的大堤（最后防线），一旦危及房地产，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挽救。中国的房地产偏热是正常的， *** 打压只会给外资热钱制造介入机会，让中国人今后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特别保护好房地产商，不要猪肉涨了，就把母猪也杀掉卖肉。房价涨了，不是地产商的错。 股市不能靠外资来救，外资不会无缘无故地来中国，中国也没有能力进行强权博弈，将外资强留在中国，这样在流动过剩的情况下，不能再让人民币升值，任凭外资继续大量流入。 中国也不能用贬值驱赶外资，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和外资密不可分，驱赶了就会使经济崩溃。 中国不必实行紧缩政策，如果这样的话，是等于让中国自己的钱退出经济主战场，让外资和游资主宰中国经济，到头来使中国自己的资金无用武之地。 中国要好好管管金融机构圈钱的行为，中国不应该吹金融泡沫，资金不能在金融机构流来流去，要指导民众，向产业方向投资，美国人很高明，人家搞高科技泡沫，互联网泡沫，没听说搞金融泡沫，中国高金融泡沫，物价能不上涨吗？钱都在高端转来转去，没有更多在流转在产业之中，经济还能不出问题。 国家要把股权分置改革放缓，股权分置主要是国有股分置，通过解禁来和市场争利（资金）不是好作法，国家可以将分置期由3年改为30年。大大减缓解禁速度，对股市可以起到拯救作用。 国家要对再融资进行严格控管，对上市企业，要实行效益监管，股价监管，如果由于再融资造成股价下滑，必须由再融资的钱向股东赔付，这样就不会产生恶意圈钱的行为。 至于印花税真不是个问题，降和不降不是问题的关键。国家去年收了2000多亿印花税，就算不降今年也收不上2000亿了，降了也没多少，与解禁比，与再融资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 应有的放矢治理结构问题，不好给中国经济乱念紧箍咒。 未来两年将出现世界性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聚集，未来两年内，全世界将出现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机。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 资金流动逆转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 为什么未来世界将出现新型的金融危机呢？这要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过去近十年来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格局谈起。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十年 ，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次级房贷危机导致美国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金融风险的成本，也使这些金融机构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资产，以降低风险。 反过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例，其证券市场上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国内。日益高涨的海外资金不仅推动了本地资产价格的高涨，也推动了本地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本地货币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这一系列过程为这些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地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不仅经常账户出现了占GDP 10%以上的赤字，同时财政赤字也日益加剧，国内价格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而且，这些国家还实行了与欧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无疑是写下了导致金融危机最佳的化学反应公式。 另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体，就是印度。虽然印度经济在过去3年内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其宏观经济的情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印度的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证券市场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海外，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中央 *** 也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综合考虑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未来两年之内，世界经济很可能发生资金流动逆转的情形，那就是几年前从发达经济体争先恐后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金，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直接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形成。 新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差异 这种金融危机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形式不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形式是国际收支的危机，那时亚洲出现了大量到期的外债需要偿还，同时国际金融炒家纷纷挤兑，造成了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不足，以至于不得不让本币大幅度贬值。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形式不见得以国际收支的短缺为标志，因为今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量是比较高的，同时由于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些国家并没有大规模举债，只是通过证券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新兴市场国家不面临着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资金倒流从而导致本国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本币贬值，从而导致本地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于衰退为表象的，这和几年前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涨、资产价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一个逆反的镜面图像。这一新型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很可能是波罗的楚游，从波罗的海三国可能传导至东欧各国，再传到南亚包括印度，之后再进一步传到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资金流动不能盲目放开，财政政策须保留一定的灵活性 一旦这样的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着怎么的挑战呢？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外资的表现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纷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对于目前高速运转（事实上是过快运转）的中国经济并不是坏事。而且，这一资金倒流的情况也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不容否认，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另外，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会间接通过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这一新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新兴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中国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大幅度缩水，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为此，中国经济界需要做好资金上和项目研究方面的准备。从宏观层面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轮新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金流动问题上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当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楚游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出现下滑，我们的财政政策必须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在继续实行当前稳健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须做好项目上和资金上的准备，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周边国家发生，中国就可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资金保障和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 总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来临，全速前进的中国巨轮必须考虑到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冲击，把握机遇，化解风险，我们的经济发展航程将会前途光明。
就中国目前的发展来说 通货膨胀不可阻挡 就现在而言 自然灾害 以及分类分子 即便是加入了WTO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好处 只是加剧了中国的企业毁灭性的加快 要不是 调控一下 中国的企业 前途渺茫啊 毕竟 中国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 程度 简单的说 现在推行的 塑料袋收费 真的控制了白色垃圾吗？？ 国际经济的发展 自由他的缘由 但是中国 很虚 好了过多的就不说了 政治上的东西 还是少涉足的好
这个只要对比一下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就知道了 在现在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里，如果国际贸易做的不好，显然，此国家的经济就会远远落后于别国。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引言
30多年来，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总方针的指导下，依托“宣传 教育 为主，节育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工作 方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总体而言，婚育新风已牢固扎根于人民心中，少生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必然，优生成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已婚育龄人群的共同期盼和追求。这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思想客观共同组成了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固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它潜发性地要求我国现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由兼顾全面，重点解决人口数量问题向优化出生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迈进。
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所历所思
符合政策生育率是衡量地区性计划生育水平的重要目标。过去，在人民生育观念十分落后的背景下，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形式的行政手段，即所谓的“土办法”。这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土办法”曾为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面对违规违法生育行为，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做到的主要是生育前的宣传教育和生育后的依法行政(即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后者在具体执行中绝非易事。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社会化，从取证到立案到依法征收，这一过程必须事实清楚，程序到位。其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以达到遏制政策外生育的效果。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恶性案件的发生，在征收过程中，面对特困人群，又不得不缓征，少征，甚至是事实上的免征。
为了鼓励按政策生育行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奖励 措施 。如：针对计划生育户的奖励抚助金，中考、高考加分，农村合作医疗减免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及实施确实对广大育龄人群起到了较好的引领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实施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从制度的设计上，为了保证计生奖励抚助金发放的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位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60岁左右的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其取证材料涵盖与对象面对面的询问笔录，背靠背的旁证记录，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村级、街(乡)镇级、区(县)级证明或案查，表格材料达十份之多。
笔者曾在参与此事时，目睹农村老人为了享受到每年近1000元的抚助金，不得不陈述自己年轻时在婚姻，生育方面的种种无奈和尴尬，每每想起，仍然觉得心中隐隐作痛。笔者不断 反思 ，政府设置奖励抚助金利于民情，示范他人，为何非要强调婚后未生育者或婚后不能生育者就不能享受呢?要知道，这本身就是对象户心中的伤疤。为了证明事实的真实性，为什么要制定出那么多的表格材料?这其中很多材料除了增加基层劳动量和行政成本外，并无太多益处。笔者认为，为了达到奖励抚助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确需调查对象户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无需过多地究其原因。即便需要追求其准确性，也无需自我设置层层障碍，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完全可以简化程序，分级负责，事后追责，并依据事实取消不合理的享受资格。
为了控制政策外生育行为，我国长期推行行之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上环和结扎曾经是控制违法生育的重要手段。现在节育意识已深入人心，选择不同的节育方式更是家喻户晓。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将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作为一个指标下达给基层。卫生计生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宣传引导来实施。节育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是育龄人群生活的需求。本来可以顺流而下的事情何苦要逆流而上!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已明文规定：户籍地与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要求户籍地与跨地区流动的现居住地同为主管，同时上报出生人口。户籍地必须掌握外流人群的婚姻状况，怀孕状况，生育情况，节育情况并实行跟踪管理。这其中的硬指标，一是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二是孕情上报及时率，三是符合政策生育率。人口的自然流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问题是，户籍地特别是位于山区的户籍地政府，要及时掌控流出人口特别是长期流出且流入地较远及随意性较强的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信息何其难!要实行跟踪管理何其难!户籍地村(居)委会为了掌握信息，达到跟踪管理的要求不得不随时捕捉流出人口的返乡时机，有时踏着红线利用村规民约在为流出人员出具证明，落实农村优惠政策时设置关卡，虽能起到一定效果，却使干群关系紧张，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再者，户籍地为了落实跟踪管理责任，不得不经常组织专班跨区、跨市、跨省外出，在付出较大的差旅成本消耗后，往往效果欠佳。目前，国家正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将代替户口本。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平等国民待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引擎，而卫生计生部门理当顺势而为，不断优化管理方法，为推动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注入切实可行的新动力。
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计划生育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功不可没。1979年以前，我国由于未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造成了重大的人口失误，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负担沉重，举步维艰。目前，人口计划生育的内在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将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到大人口的范畴内去权衡。
三、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1、权衡人口总量
笔者生于20世纪60年代，有兄弟姐妹4人，那时正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笔者本人育有一女，现年21岁，正处于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阶段。这种生育现状是同龄城镇人口生育状况的缩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后代绝大部分都将自觉地晚婚晚育，主要原因不是生存的压力，而是教育、就业、创业所需要的时间量及对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所需要的时间量共同决定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大有延续趋势的事实。这一现实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忧虑：一是将来在我们后代的人群结构中，含农村青年，能够为我们整个社会提供多大比例的一线劳动者?二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青年一代组成家庭后将同时赡养几位老人?这也许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负担，但可以肯定地说是年轻一代精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问题依靠正在完善的养老体系恐难以解决。我们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人民将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物质世界和感情世界中?这些问题即便要解决，依据人口出生及成长的周期性，仍需将近2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三是年轻的独生子女们，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唯我独大，尽管接受了丰富的 文化 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面对国防需要和社会前进的种种艰难险阻，他(她)们所具备的应对心理、能力和素质实在堪忧。
在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第二胎;生育一个女孩后，可再生育一孩。这样的生育政策初衷是充分考虑到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解读时不应该带着片面的观点和歧视的眼光。但相对城镇人口而言，农业人口中尽管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政策外生育行为，当今的农业人口依然处于低生育水平。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坚持：适龄人群得到了较为便利的节育手段;政策外生育给适龄人群带来的生存压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所产生的社会辐射力。二是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广大农村青年更大范围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所传播的新的生活观、工作观和生育观。新一代广大的农村青年，也许仍怀着生育二胎的意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极少比例的夫妻想生育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心理素质，吃苦精神，奉献担当上都普遍强于独生子女。在几年的征兵工作中，笔者也注意到，愿意入伍并且能安于部队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他们正承担着高难度高风险的国防重任。
为了督促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流动人口，对于新出生人口，计划生育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两地共同管理，均需上报。但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户籍地掌握孕情，跟踪服务，控制政策外生育的难度，而且，由于现居住地在迎检时可以采取一赶了之的手段，躲而避之的办法，实际上弱化了现居住地的管理服务责任。再者，双边统计上报给新生人口造成的数据上的增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2、权衡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权衡不仅要从目前的老、中、青、幼人口构成及其走向来考虑，还要考虑到目前的青年人口性别比例及新生儿性别比例。我国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比例已经过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经失调并将更加失衡的青壮年人口。这必然导致一线的财富创造者、社会高难责任承担者日益不足，人民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日益严重以及婚姻需求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问题的双重压力下，该如何应对呢?从双独生育二胎到单独生育二胎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较大调整，这确实考虑了国情，顺应了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迎来新的生育高峰，相当比例的家庭放缓了生育二胎的步伐或者说准备放弃生育二胎的权利。这一现象说明了人民生育观的巨大改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不再是社会生育观的主流思想。人民群众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受到较好的教育，有较好的工作，较好的生活。也许，许多家庭仍然期望能够生育两个孩子，但同时，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当然，这还得依据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真实调查和科学论证。而若此判断正确，则应该果断加快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进程。权衡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利弊，既要从理论上考虑它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也要从现实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放开后所掌握的数据中作出分析和评估。
同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也是有效调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需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胎生育基本是自然生育状态，二胎生育时，大都考虑到了性别问题，这就导致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目前控制新生儿性别比的主要做法是从药品销售到B超鉴定的严格管控，旨在通过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消除选择性生育，达到自然生育的效果，这一观点是建立在自然生育就能使得性别比相对平衡的认识前提上的。
然而，它却忽视了这一认识的基点：大自然之所以能调节性别比，内在地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从人群总数而论，在生育第二胎时，大多会生相反性别的孩子。因此，可以认为正是目前的生育政策给新生儿性别比带来了巨大的负效应。在广阔的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这就自然地相对消减了女性基数而又增加了男性基数，而在生育一个女孩后，又会渴望生育一个男孩，姑且不论违法的选择性生育，就是自然的力量也会致使生育二胎时男性比例居多，这又在一个层面上增加了男性的基数。
客观的讲，生活在城镇的夫妻，在新生儿性别的问题上，大都心态平和，顺其自然。综合农村、城镇及“超生”因素，目前一对夫妻平均约生育了1.4个孩子。从科学角度出发，一对夫妻平均生育1.8个孩子，才能有益于性别比的基本平衡。根据专家预测，即使我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平均一对夫妻也只会生育1.6个孩子，这无疑只能有限地对我国新生儿性别比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上，严厉打击“两非”只是一种战术行为，然而，再完美的战术也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战略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漏洞。
过去，我们没有遵循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致使人口盲目过快增长，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今天，在看到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给我国带来少生4亿人口辉煌成就的同时，如果看不到人民生育观念的巨大改变所蕴藏的稳固低生育水平的内在保障力，看不到人口政策的适度变化对于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化解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劳动力不足的现实性和潜在性的矛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许我们同样会犯下历史性的重大错误。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必须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范畴内去思考，去设计。
3、权衡人口素质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不仅能大范围地化解计划生育的节育目标，还能大范围地化解孕情跟踪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切实将从事人口计生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教育，优质服务上。人口素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优生工程是人口素质保障的第一步，孕前优生检测又是优生保障的前提条件。
现在，上级部门将孕前优生检测指标当任务下达给下级，然而，在操作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如下弊端：第一，指标本身仅要求孕前检测，忽略了孕中检测;第二，检测必须到户籍地的区级计生服务站完成。由于大量的育龄人群外流，致使户籍地街、乡级计生部门组织困难，成本投入较大。由此可见，我们所追求的优生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完善。卫生计生资源的整合从客观上为优生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更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国家免费的优生检测利国利民，本应得到广大育龄人群的积极响应，但实际效果欠佳。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笔者认为主要矛盾存在于目的与手段的脱节，没有解决好群众“一步之遥”的问题。上级部门开展工作已经习惯于下任务、下指标，让基层不计成本东奔西走，让群众不辞辛劳来回奔波。
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卫生计生部门必须探索打破户籍障碍，以流畅便捷的工作方式，让育龄人群满怀喜悦，满怀期盼地走最短的路程，既能获取他们想要的孕育结论，又能获得新生儿成长所需要的卫生计生关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法宝。人民群众期盼后代一生下来就聪明健康，而孕前优生检测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正回应了这一期盼。如何到群众中去，将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好事做好，除了必备的技术到位，手段到位外，其操作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简易化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只是简单地下任务给基层，让常住人口走较远的路程到达指定的监测点，让流出人口来回奔波回到户籍所在地的指定点接受检查，则组织者的难度，群众的辛苦度可想而知。
类似于这样的做法，还体现在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党的温暖阳光普照，上级主管部门如果只是采取任务下派的方式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基层政府不堪重负不说，“小政府，大作为”又将如何体现?更主要的是一系列的利国惠民政策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群众的面前。信息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让人民群众知道惠民政策不应该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相关主管部门是以怎样的责任担当，以怎样的行事方式拉近政策的执行与群众的距离。社会管理是一个大课题，社会管理进步又将从更深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抱怨群众不领情，而要自我查找原因，不仅要从目标正确性的角度，还要从目标运行方法的角度去认真审视。运行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是战术手段，战术手段的好坏以及运用战术手段的人的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影响着战略目标的实现。
多年以来，就提倡计生工作必须由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我们要向广大育龄群众提供避孕节育服务，生殖健康服务，优生检测服务，出生缺陷干预服务以及抓好诸如计生奖励抚助金等各类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落实。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时刻反问自己，人民群众觉得满意吗?笔者认为，优质的服务至少应具备如下特性：
其一，掌握了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要求，不是大且泛，而是精且准。既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避免意义不大的资源消耗;
其二，优良的切实可行的落实方案。优良要体现目标的明确性，安排的系统性和服务人员对所提供服务责任的担当性。可行性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得到服务的路径是坦途而不是征途。要做好一件事情，必先事前调查其要素，把握其规律。有的事情确需责任分解，分级负责;有的事情也需责任分解但上下主次不同;有的事情无需责任分解，完全可以利用事物本身具有的正能量所产生的向心力由高至低，由低到高形成互动，直达目标。
在目标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信息互动，上下互通以达成决策效果，而决策形成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执行力。在很多时候，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时，不是人民群众不积极响应，而是人民群众在响应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太多的无奈和艰辛。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仅需要从群众中来，真切地了解群众的心声，更要知道怎样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所享受的服务更轻松、更舒适。
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又共为一体。它就像三个支柱共同支撑着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因此，人口的战略决策既要保证三个支柱个体坚挺，又要保证三个支柱在正确的方向，恰当的位置;既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保证人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下页带来更多的人口问题论文
哈哈，夫B，把分给我嘛.
要协调好人口 资源 环境 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与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1．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和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产生似乎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给我们这个地球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同样是摆在人类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们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的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是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使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生存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国家中，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好似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而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又相当复杂。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是，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有限。促进经济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有必要明确一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人类目前所采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进以往的不利做法，并力图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人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妥善地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使今后的种种努力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2．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一）人口与土地与粮食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 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4．3亿亩，人均只有1．15亩，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近2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亿5千万，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剧。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将进一步下降。预计15年后，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亩以下。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到本世纪末，很可能突破2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而且表现在对土地环境的污染破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徘徊不前。由于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迫使农民高强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严重。目前，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办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使土地的结构遭到破坏、肥力下降、板结贫脊。耕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惊人的提高。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为 2264亿斤，人均产量416斤；1997年总产量增长到9883亿斤，人均产量约为800斤。在这期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但是由于同期人口总数从 5．4亿增长到12．36亿，使人均产量增长不到1倍。目前，农业生产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问题。政府年年强调粮食播种面积，但我们仍然感到粮食供给处于紧张状态。中国的粮食亩产现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已远不如过去，因此，为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3 人口与森林和草原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资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森林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的人口增长对木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对木材制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薪柴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人们对森林的大量坎伐。据统计，在全国140个森林局中，已有61个局处于过度采伐状态，25个局的森林资源已经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国的用材、薪柴、纸浆和其他林业经济产品的供应都很紧张。与此同时崐，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剧了开荒毁林的过程。随着牧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草原出现了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的现象，其后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将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使水土流失严重。中国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达50多亿吨，涉及11个省区，主要在黄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区。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达到了1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长江上游多为红色土壤，土层最薄的地区只有4厘米，土层下则是坚硬的岩石。森林的开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与人口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牧业和林业人口，实现人口的产业结构转变，是缓解森林和草原生态环境危机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4、人口与矿产和能源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各种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中国农民滥采矿藏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无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冲击。为保证矿产能源的长期和有效供给，提高开采效率和减少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5、人口与水资源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人口的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人口的增长使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人均水资源减少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生活、生产用水量急速增长，逐步出现了大片的缺水现象。以北京市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资源是供过于求，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使用水量急剧上升， 1970年基本上处于供需平衡状态，此后，水资源危机开始出现，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2、人口的增长间接地使水资源总量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导致“围湖造田”，破坏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长导致对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减少了地下水的总储量。由于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发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还出现了海水侵入，影响了地下水的质量。（3、 人口经济活动导致了水体的严重污染。目前，中国每年的废水排放量约为350－400亿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废水平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水体。地下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年上升。6．总结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是关键问题。 望采纳~
中国约有13亿人，如果环境遭受破坏，那么经济问题就会变多。我们应该保护环境，人人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