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吧 出一些政策吧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商业和商人的命运，与王朝政策相关，而政策的变化，也与不同时代的政治形势相关联。商鞅变法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规定:土地可以买卖;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粟帛生产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仅不如经营土地那样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李悝，约生于公元前450年，卒于公元前390年。曾相魏文侯、武侯、使魏国富强。他是法家的始祖，曾著法经6篇，对后世的刑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悝还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李悝重农是毫无问题的。李悝在魏国治国有两项重农的措施:第一项是"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设法增加农业产量。其办法是"地方百里，……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①。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就是要让农民"勤谨"耕作，争取好的收成。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李悝主张播种时"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之至"②。这就是说种植要多种经营，有的作物受灾害，其他作物还可以收获;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锄几次;收获时要像防备盗寇那样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损失。第二项是，创"平籴"法。为防止"籴甚贵伤民(非农业居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李悝创"平籴"法。"平籴"采取的办法是把年景分为: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饥、中饥、大饥7种;计算出7种年景下，一户耕田百亩的个体农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种年景下向每户农民收购粮食的数量，而后在大饥、中饥、小饥年景时把这些粮食平价粜出。这样便收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成效。李悝由于把以上两项政策"行之魏国"所以魏国"国以富强"③。值得注意的是李悝不仅重农，而且还是轻商、抑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在李悝看来，农业几乎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说:"农伤则国贫"。接着他又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会使民人饥寒，国家贫困。所以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①。十分明显，李悝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危害农业会导致"国贫民侈(奢侈)"。虽然李悝这里要求"禁技巧"，似乎只是针对手工业而言的，并未提到商业，然而由于手工业一般都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为了卖。所以，李悝的"禁技巧"，势必包含着"禁技巧"产品的销售，包含着对商业的歧视和限制了。所以，李悝是重农、轻工商、贱工商的最早提出者，也可以说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不过，在历史记载中李悝重农实行"尽地力之教"、"平籴"两项政策是有卓著成效的，至于"禁技巧"具体采取了什么措施却无记载，也许这方面还停留在思想上，并未落实到实际的政策和措施上。从春秋时期管仲等人的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我们可以看到重农抑商思想产生的轨迹。①《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②《太平御览》卷八二一，转引《史记》。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与此同时，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此外，最新研究认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除了其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一、战国时期，秦国奖励耕织;二、明清时期，统治者极力强化本末意识，实行专卖制度，等等。影响:一积极: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消极:"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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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国时期秦商鞅变法重农抑商重农抑商。凡是努力从事农耕，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免除徭役，作为奖励。禁止弃农经商。凡是弃农经商或懒惰而贫穷的人，要罚做奴隶.<史记>中记载“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孥”。2.西汉初休养生息，实行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汉高祖和他的后继者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亡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兵役和赋税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帝、景帝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诫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汉书·景纪》中（景帝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 。3.三国曹魏组织农民垦荒，兵士耕田196年，曹操在许一带屯田获得成功。第二年，曹操下令推广军屯和民屯。经济相对落后的江淮，河南两地屯田较多。曹操通过屯田，基本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使流亡农民有了安居之所。《三国志》中太祖（曹操）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4.唐太宗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唐初社会经济凋敝，洛阳以东直到沿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全国人口锐减，政府掌握的户口不到隋朝全盛时的1/3。唐太宗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的措施，农业连年丰收，出现了“马牛布野”、斗米不过三四钱的繁荣局面，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贞观政要》中（唐太宗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 。5.元世祖重视发展农业忽必烈推行重农政策，即位之初就发布诏令：“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下令把许多牧场重新恢复为农田，禁止掠夺人口为奴。朝廷还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司农司”，规定以“户口增”“田野辟”“赋役平”作为衡量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忽必烈还诏令司农司编写《农桑辑要》，刊行四方，取得显著成效。《农桑辑要·序》中（忽必烈劝课农桑）行之五六年，民间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6.清朝推行“重本抑末”政策康乾盛世时的帝王……对内坚持“重农主义”政策，压制打击工商业，鄙薄科学技术，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的萌芽。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清雍正帝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朕观四民（指士、农、工、商）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梁启超曾说过的是：“中国历代变法繁多，仅只限于农耕而已”。然而我们要从以上材料中不难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又有着“抑商”的因素。如战国时期秦商鞅变法、西汉“天下已平，（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史记》）。明清时期江南手工纺织业繁荣，清朝顺治间政府却下令“一户所领之织机不得逾百张，以抑兼并，过则有罚”，致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
这就是大清开始走向堕落的开始，没有跟世界接轨。
17—18世纪，当欧洲各国纷纷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时，中国明清政府仍继续坚守“重农抑商”的政策，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通过国家干预经济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之处则在于明清政府和欧洲各国重商主义目的截然相反，还对商业阶层继续保持打压状态。资料扩展：重商主义，产生于16世纪中叶，盛行于17—18世纪中叶，后为古典经济学取代。该理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二者的内容可知，二者都是国家干预经济。
关于古代中西方经济的差异及成因分析的论文
新课程高中历史课本对古代中国经济的介绍比较多，而对古代西方经济的叙述相形之下却显得单薄笔者希望通过比较古代中西方经济的差异并分析其成因，能够全面认识其经济问题的规律性，同时了解中西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以及文明的特点本文以汉代与同一时期的罗马为切入点进行比较。
中国是典型的大陆型农业大国，直到近代还保留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西汉前期，商品生产、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自给自足的经济仍居于统治、支配地位，其突出表现是农业缺乏地区性的分工，粮食主要靠本地供应汉政权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把商人置于受打击、受排斥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汉代是根本不可能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
这与罗马的非自给自足的非谷物为主的农业经济结构不同公元前二世纪以后，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国家还是个人，各个生产部门都广泛地使用奴隶，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罗马成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典型奴隶社会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农业出现了明显的地区性分工，而且在奴隶主农庄中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罗马“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社会就是在上述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汉代和罗马在对待农业的态度上，相同点是都非常重视和提倡农业，鼓励人民务农，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财富之源但是，汉代所提倡的农业，是一家一户个体小生产的农业，商品率低而罗马共和国后期所倡导的农业，主要是中小型农庄，甚至包括大农场在内造成以上经济政策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一、地理环境的不同
按地理环境的重要因素——濒海性来划分，人类可分为海洋民族和大陆民族。
意大利半岛是罗马的发祥地和中心区半岛插入地中海中部，把地中海分为东西两半，南端则通过西西里岛与非洲隔海为邻那里以山地与山前丘陵为主，水系稠密，内部联系较为便利，地理环境足够让意大利诸邦在铁器时代仍旧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小国寡民的情形这种地理环境为罗马提供了方便的海上交通及对外扩张、贸易的舞台此外，加上诸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遂使罗马具有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
中国位于欧亚非大地块的东缘，西边有一系列巨大的山脉与沙漠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将其与西方文明隔开加上东南部面临浩瀚的太平洋，这虽不是面徒四壁的全封闭环境，但却是网开一面的准封闭形势这里河流众多，中华文明就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中华民族基本以农业为生，土地是财富的基础，所以中国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二、政治形态不同
罗马是在城邦制的基础上一步步发展壮大的，所有城邦公民，无论什么阶层，在政治上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而汉代的'农民在专制皇权统治之下根本没有参政的权力和机会，国家一切重大事务都掌握在以皇帝为首的官僚机构手中，他们对国家事务的关心远不如罗马公民罗马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无不依赖公民。
中国政治“家国同构”，政治国家与家族社会的建构基本一致，两者共同维护着君主制统治君有制或国有制经济制度注重保障的是皇帝和少数贵族及国家的权益，基本漠视一般私人意义上的利益要求，乃至压抑人的个性发展和权利要求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不仅是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也有政治文化方面的考虑。
三、文化的差异
罗马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一脉相承，是希腊文化的分支除继承希腊文化外，它还接受了西亚和埃及所给予的一切罗马人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在精神生活上都十分务实，一切从现实出发，一切为现实所用帝国建立前，罗马没有多少自己的文化罗马人崇尚的是武功和冒险，四处征伐，暴掠和战争构成了罗马史的主要内容在民族复杂信仰分歧的情况下，未能实现语言和文化的统一。
汉文明是在长江黄河流域中自我发展起来的，受外来文化影响不多汉代很少像古罗马那样发动大规模开辟疆域的战争在此时期确立了代表汉民族文化的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中国的道德观念和传统思想意识开始形成安土重迁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恪守的信条，儒家力图通过教化去取得道德秩序和社会稳定，自我约束成为汉民族的传统美德。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形成阶段，如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完备的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宗法制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始创王位世袭等制度。夏商时期实行的王位世袭制，代替了原始社会时期的禅让制。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服与外服制度。这种制度对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有直接影响；商朝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主居于统治地位。神权色彩浓厚，敬鬼神，盛行祭祀占卜。西周时期，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演变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三者结合，互为表里。宗法制将君位的承传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维护了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即：神权与王权相结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含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概念。专制主义，是就中央的的决策方式而言的，具体说就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至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这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受制于中央政府。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政治制度。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二者之间的联系：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义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实行原因：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一政治制度的出现是由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政治根源：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无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理论根源：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萌芽（战国）：商鞅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建立。确立（秦朝）：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巩固（西汉）：①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三乱。②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完善（隋唐）：①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②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加强（北宋）：采取“杯酒释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发展（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对后也影响深远。强化衰落（明清）：明朝废丞相，形成君主独裁的局面，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还遍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历史作用有积极的：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也有消极的：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雅典民主的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的产生及运作就充分体现了雅典民主的上述特点。雅典民主虽然有其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它的民主仅是雅典男性公民的民主，而非全体国民的民主，但它毕竟创造出一系列民主运作的方式，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政体形式，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完善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对人类民主政治以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以《十二铜表法》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为主的古罗马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构成了罗马法的主要内容。罗马法法渊源于罗马奴隶制度，仅使用于罗马公民内部，奴隶则被排除在法律的保障和所赋予的权力之外，因此它又被称为“公民法”。随着罗马对外扩张范围的扩大，罗马法中又逐渐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各民族的新的共同法律——“万民法”。罗马法的创设，有力地规范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调节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维系作用。这也为后世人们理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法律成为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明中的基本条件。古代希腊形成较发达的民主政治和罗马形成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古代中国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都有其必然性。其必然性在于：古代希腊、罗马地处地中海南部沿海，山多地少，港湾、岛屿众多，所以形成了以工商业、航海业为主的海洋型经济(海洋文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经济要求社会有公平的法则，以及较自由、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这样，古代希腊就逐步形成了小国林立、民主政治发达、法制体系较完善的社会。另一方面，欧洲气候宜人，温暖多雨湿润，其麦田可以沿着山坡分布，不需要灌溉，也不需要排涝，也就不需要政府来协调水利，修河通渠。古代中国区域广大、土地辽阔，适于农耕，逐渐形成了一种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经济要求有强有力的政府来控制水系，协调农业生产，组织抵御自然灾害。在同一水系，对水、土地的控制变得特别重要，一山不容两虎，在争夺中，容易形成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进而形成强大的皇权。中国长期存在的分散性封建自然经济，农民随时面临天灾(旱涝蝗灾)、人祸(地主官僚欺压等)，其生产、生活甚至人身安全非常脆弱，一旦失去土地，就可能沦为流民，揭竿而起，威胁封建王朝。因此，农民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保护，政府也必须保持强大，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农民的反抗。
政治使社会纳入一定的秩序，并得到稳定和发展，以实现其利益和目标的社会现象。 我整理了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欢迎阅读!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 中学德育 教育 的实效性 未成年人理想教育要遵循其自身规律 德育的几种有效途径 构建生活化德育课程 浅议培养学生的感恩与责任意识 关于班级管理的几点思考 强化中学德育教育 培育学生健康心理 如何提高德育教育的实效 由“破窗效应”洞悉中学教师不可忽视的几个问题 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新课改下初中思想政治课进行德育的尝试 弘扬与培育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 浅谈体育教学中德育的培养 谈“以人为本”教育磁场的构建 世界新格局下学校国防教育模式的构建 为加强中小学德育创造有利条件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贴近未成年人 努力开创我省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局面 注重理解、宽容与心理健康——解读新守则新规范 忠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资优生德育研究价值与实践探索 建立“三位一体”工作格局 搞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德育取向的嬗变 青少年诚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未成年人道德的知行统一 浅谈中学开展环境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德育课创新教学浅谈 利用心理规律进行人格教育 数字化对中学生的负面影响及对策 流行歌曲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 关于政治论文的 范文 关于和谐政治的思考 摘 要： 建设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和谐政治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没有政治上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和谐政治的建设。本文从和谐政治的含义、内容、价值追求、路径选择等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关键词： 和谐 和谐政治 思考 和谐政治既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自古以来，政治就是用来控制冲突、化解矛盾和获取和谐与稳定的最重要手段。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构建和谐政治。 一、和谐政治的含义及内容 政治和谐是指在政治文明的框架内谋求政治目标的实现，以及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相互协调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和谐状态。和谐政治建设就其内容来说包括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和谐。 (一)党际之间的关系要和谐 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要和谐。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特殊阶层、群体的特殊利益，二者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坚持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既能保证听取和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又能兼顾少数人的意见和要求。 (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要和谐 首先要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所在。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赋予地方权力的必要性。同时，中央必须制定和实施全国性的法律、方针、政策，才能保证国家权力的统一行使，促进国家的全面发展。其次，中央与地方之间要适度分权，既要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又要在中央集中领导之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兼顾地方利益，地方要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调节好本地区的经济活动。 (三)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要和谐 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国家权力是统一的，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是一切国家机关活动的中心。我国中央各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的，各国家机关按职权范围行使职责，不能逾越权限，否则就要越权或滥用权力。 二、和谐政治的价值追求 (一)高度发展的公民 文化 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型、摒弃等级特权的，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自由的政治文化，它标志着人类由自然状态走向自觉状态，以理性自律取代外在的强制。它强调公民通过公共领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发展公民文化就是塑造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新型的政治人的过程，使个体成为充满主体意识的公民。公民视自己为政治主体，在任何层次上都可以对政治体系进行评价和批评，只有当政治文化将传统的臣民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才能厚植根柢。 (二)高度发展的民主文化 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各国的政治民主形态也就不同，但民主政治文化又具有普遍性，我国只有在人类全部文明的基础上进行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吸收一切有益成果，把建设高度发展的民主文化作为构建和谐政治的价值追求，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民主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民主政府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由其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的政府，它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只有建设高度发展的民主文化，才能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高度发展的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是相对于人治而存在的一种进步的文化形态，它主要是指法律制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所实施的程度和人们对法律信仰的水平的总和，也就是根据法律治理国家。而主张人治者却认为国之治乱，其原因不在于法律而在于统治者贤能与否。法治的唯一特征就是法律成为裁决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一切人无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必须以法治为基础，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政治的和谐。 三、和谐政治的路径选择 (一)公民意识的培育 公民意识是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公民素质的提高实际上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而政治社会化又是培养合格政治人的过程。现在，我国公民意识的现状与民主国家的要求还相距甚远，而现代公民政治意识的培养又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加强现代公民意识的教育是适应我国民主法治建设需要的，只有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为民主政治社会化所需要的、具有民主意识的合格公民，才能使公民积极地参与各种具体的民主政治活动之中，这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地实现。 (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 我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地推进我国民主政治体制向前发展。这证明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性，因此只有加强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依法治国与政治法治化建设 依法治国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它要求国家的各项活动都要依法进行。法治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政府能引导社会树立宪政意识，维护宪法权威，就能培养起人民对政府的忠诚度，政府的合法性也将大大增强，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立法工作，完备法律体系，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等工作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们要以民主为核心，推进政治建设法治化，才能更好地实现政治和谐，进而达到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294. [2][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 [3]胡锦涛2006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M].半月谈，2007，(13). 看了“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的人还看： 1. 政治论文题目 2. 关于新闻的政治论文题目 3. 政府与政治论文题目 4. 关于创新的政治论文题目 5. 初中政治论文范文题目
张居正[1]，字叔大，号太岳。祖籍安徽凤阳。明太祖封先祖张关保到归州，为归州千户所千户。张居正曾祖庶出，无法承世袭官职，迁到江陵。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7月9日。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年，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严厉整肃朝廷上下。在张居正功成名就之时，他把矛头对准了曾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阶层——文官集团。张居正除了推行一条鞭法，使得税收统一收钱不收物，节省了很多土地，更实行考成法，其具体实施方法类似于今天的考勤，方法如下： 比如一位知府（五品），年初时就要写好一份计划，不能太少，写好后自己留一份，给张居正一份。如计划过少，就要退回重写。计划通过后，以后的一年里这位知府就要为完成计划而努力。如果到了年末，核对后发现这位知府有什么事没有完成，那知府就会被贬职降为知县。如果到了县里还是如此，那就一直降下去，直到知府什么官都被削去，回家当老百姓为止。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太师、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明朝文臣，内阁首辅，因其辅佐皇帝治理有效，具有重大历史功绩。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仍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该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 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鞭尸。家属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下场。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明王朝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他的经济改革增加了明王朝的收入，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军事上巩固了北部边疆，巩固长城，这使得明末孙承宗等一批名将能够凭借长城抵御后金的进犯。而满清直到明王朝的最后几年才通过绕道首次突破长城，进犯北京。政治上整肃吏治，要求官员安民、劝农，使得百姓能够较为安心的从事农业生产。而万历最后在张居正离世之后对他的反攻倒算，一方面是自身权欲和贪欲的极端膨胀，张居正在为帝师其间，严格要求万历皇帝，告诫其不能奢侈。张居正去世后，有人告发他家财万贯，万历皇帝得知后自然是勃然大怒，自己十年以来过的清苦寒酸，而你张居正只是我的臣子，却能如此奢华。于是万历立即派人查抄其家产，这也坚定了万历进一步消除张居正影响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是张居正功高震主，万历以前曾酒后失态，被李太后责骂，并交给他《汉书》的一个部分《霍光传》。霍光与张居正类似，是汉朝的辅臣，曾经废立皇帝。李太后此举是为了暗示如果皇帝自身不修身自省，就会遭到如今权倾朝野的张居正的废黜。万历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几年的师生情谊基本算是断绝了，万历自此以后不再将张居正视为师友，而是敌人。[3][4]所以，一旦机会到来，万历就会急不可耐的清算张居正。万历断送张居正改革的行为，实际上是为明王朝自掘坟墓。在张居正的“淫威”之下过了多年苦日子的官员自此开始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而朝纲逐渐倒退回嘉靖时那种朝廷政令没于废纸之中，政令不通的糟糕状态。万历在执政期间大肆搜刮民财，囤积金银，兼并土地，上下成风，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得普通民众生活更加困苦，最终导致崇祯年间的财政全面崩溃。总的来说，改革的最后失败断送了明王朝迎来中兴的希望，明王朝的加速灭亡是不可避免了。 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
古代汉语论这样我了解
通过人物的语言写人。人物的语言要充分个性化的，能表现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格，让人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先生指出：“人物语言的描写，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这就是说从人物语言的描写中看出人物的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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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业侧重于在汉语和对外汉语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要求学生有较强的文字运用能力，以及广博的文、史、哲的知识基础。
李贤.明一统志：卷七十四［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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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贤.明一统志：卷七十四［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李贤.明一统志[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卷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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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例如：
[1]何龄修.读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2]OU J P,SOONG T T,et al.Recent advance in research on applications of passive energy dissipation systems[J].Earthquack Eng,1997,38(3):358-361.
1、史料引用的规范问题 前已述及，重视史料的引用是历史论文撰写的重要特点，也是衡量一篇历史学术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史料的引用还存在一个规范问题。这种规范的具体要求是： (1)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要靠第一手资料说话，少用第二手、第三手资料。这种规范要求，其实也是论文质量的重要保证。因为相对而言，第一手资料比起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更具有真实性。当然，对此也要辩证地看，即使是第一手资料，也是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样带有主观性，因此也存在一个分析与甄别的问题。 (2)引用的资料必须详细地注明出处。引用资料包括直接引用文献原文和转述文献之意或他人的学术观点两种，无论是哪一种，都必须要详细注明出处。一方面，用有出处的史料作论据，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注明出处也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属于文品、道德问题，同时也可避免抄袭之嫌。切忌通篇文章洋洋洒洒，引用了大量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观点或具体表述，却一个引号也不打，一个出处也不标。 2、论文表述的规范问题 (1)历史语言问题。中国古代史家普遍主张史文词达意、词达道即可，也就是所谓的简而工。重视文与史的区别，这一点当然是对的，历史语言不能和文学语言那样，随意使用夸张、描写，它一定要尊重史实。但是，对此的理解也不能绝对化。历史叙述是可以采用细节描写的，像司马迁写“鸿门宴”就是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从而使历史文字读来更加生动，人们也决不会认为司马迁在胡编乱造。特别是写历史人物和具体事件，一些事件场景描写、人物心理刻画等，在符合逻辑的前提下是完全可以的，它增强了史文的可读性和影响力。 (2)论文格式问题。总体来说，历史学术论文强调考实，它必须有论有据、有叙有议，也就是史论结合、评述结合。一篇文章如果光有论点，没有论据，或者论据不充分，那么它的论点就支撑不起来。同样，如果提不出论点，没有自己的看法、想法，也不能成其为学术论文。同时，学术论文的文体又是多样的，既有一般性的研究论文，也有札记、笔记、读后感、书评、动态综述等不同形式的论文，对此当然也有一些具体的和不同的规范。例如，札记主要是写出自己的点滴心得或认识，无需长篇大论，但要言之有物；笔记与札记有类似的地方，不过更灵活；书评是要把握原书的基本精神和学术价值、地位，从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动态综述主要是梳理某一学术问题的发展状况。 (3)符号规范问题。除了基本的文句符号(标点符号)要准确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数字的标示问题。根据现行出版规范，凡是文中出现表示数量的数字和公元纪年，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符号；而对于古代帝王纪年，则必须使用汉字数字符号，同时在紧接其后的括号里注上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相应公元纪年。 (4)参考文献著录问题。学术期刊的参考文献著录，大多依据国家标准，不过有的期刊有自己的文献著录依据，这就要根据投稿期刊的具体要求来进行了。文章转载自 期刊云 ，论坛里面有关于论文格式的详细介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