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年2月20日出生于下诺夫戈罗德市。1834年考取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分系，学习蒙古语和鞑靼语，1837年毕业时以《佛教文献之精髓》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学士称号并留校任教。1839年，他以《论佛教的哲学原理》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蒙古语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作为第十二届传教团的成员以学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他的任务是在中国学习藏语、汉语和梵文。他在中国生活学习了10年。其间他广泛涉猎了中国、印度以及藏传佛教的典籍，就许多汉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收集了大批材料。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度过的岁月对他的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里，他从原来喀山大学的蒙古学家和佛学家成长为一个兴趣广泛的汉学家。1850年9月，瓦西里耶夫返回了俄国。1851年出任喀山大学汉语满语教研室教授，1852年10月他被选为俄国地理学会成员，1857年被选为俄国考古学会会员。此外，自1862年4月~1868年7月担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译员。1855年4月，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部更名为东方系，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学专业被合并，瓦西里耶夫随即到圣彼得堡工作，继续担任教授。他在圣彼得堡大学终其一生的科研和教学活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他成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大学者。1864年12月，瓦西里耶夫以一篇题为《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的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东方语言博士学位。他是俄国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汉学家。由于瓦西里耶夫的杰出成就以及在世界东方学界享有的崇高声誉，1866年他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年成为正式院士。瓦西里耶夫是一位杰出的佛教研究者，学术界有人将他在佛教研究上取得的成就看作是他对俄国汉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在瓦西里耶夫早期的科学活动中，佛教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他的候补博士论文《佛教文献之精髓》和硕士论文《论佛教的哲学原理》就是例证。在中国期间，瓦西里耶夫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汉语以及藏语的佛教文献，编著了多卷本的鸿篇巨著《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瓦西里耶夫在佛教研究方面的计划庞大，他1850年回到俄罗斯后才发现，俄国人对他的研究几乎没有兴趣，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愿意出版卷帙浩繁而又如此专业的著作。最后瓦西里耶夫只出版了在佛教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总论》和《印度佛教史》两卷。他从中国带回的内容包括佛教文献译文、摘录、述评的数千页手稿最终也未能发表，有的已经散失。在瓦西里耶夫的佛教研究手稿中，规模最大的为《佛教术语词典》。按照瓦西里耶夫的设想，这本词典应收录9565个佛教词条。在瓦西里耶夫的档案中保留有该词典的两卷手稿，第一卷1205页，第二卷922页，但不是每一页都完成了，有些页的释义部分还空着，只有梵文术语及其藏、蒙、汉语译文。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完成的词条数目依然非常庞大，大部分释义准确，内容丰富。瓦西里耶夫遗留下来的另一部手稿的名称叫《佛教文献述评》，共由2部分组成。第1部分是《佛教各流派文献述评》，主要参考了章嘉呼图克图的著作。这部分同样没有完成，只写了4章：小乘，有宗，空宗和律宗，收录了大量译成藏语和汉语的梵文佛经。如此深刻的研究和详细的论述在19世纪的欧洲汉学家中恐怕只有瓦西里耶夫能够做到。在这2部分中，他翻译了1654年由智旭和尚编撰的《阅藏知津》。这部书对中国佛教典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是一本材料极为丰富的佛教著作。《西藏佛教史》的手稿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该书主要记述了1746年以前西藏发生的政治与宗教事件，根据藏传佛教格鲁派学者松巴·益西班觉的《印、汉、蒙藏佛教史》第二部分写成。书后附录了由瓦西里耶夫按照欧洲纪年方法翻译的松巴·益西班觉编写的历史年表。还有一部手稿叫《玄奘游记》，是瓦西里耶夫对玄奘《西域记》的全文翻译。如果当时能够出版，那么第一个将这部重要著作译成欧洲文字的荣誉桂冠必然会戴在瓦西里耶夫的头上，但如今当英国人毕尔、瓦特斯及其他译本发表之后，他的译本就只能作为俄国汉学史的研究素材了。尽管瓦西里耶夫的许多重要著述手稿已经散失，但仅凭上述保留下来的作品我们同样可以认定瓦西里耶夫是19世纪俄国的佛教研究泰斗。瓦西里耶夫在佛教研究上远远走在了其欧洲同行的前面。他在19世纪上半期所研究的课题，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成为其他国家学者研究的对象。鄂登堡写道，如果在19世纪50年代能够出版瓦西里耶夫从北京带回的10年劳动成果，俄国整个佛教研究必然会发生更加重大的转折，俄国学者也就早能了解佛教及其历史发展状况。瓦西里耶夫是俄国第一个中国文学史专家，1880年他出版了在世界汉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学史纲要》一书内容可分为3大部分。头一部分属于“引言”性质，含“几句开场白”、“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古代汉语和文献问题”三节，说明中国古代书籍产生的背景、条件和本书作者的写作意图。重点是中间部分，以儒学的发展为线索，按“儒学的第一个时期”和“儒学的第二个时期”分述，实际上用两个时期为线分别介绍了儒、释、道及其各自有关的经典书籍。后一部分介绍的是科技和文学。这本书名为文学史纲要，从现代的概念来看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文化典籍史。《中国文学史纲要》首次向俄国人评介了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从《春秋》、《左传》、《书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易经》直至《孝经》。重点在于介绍儒家学说。《中国文学史纲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评论文学，包括诗文、戏曲和小说。《中国文学史纲要》包容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广泛的学科领域，可以说它就是早期俄国汉学研究的缩影，它是学术成就的总结。俄国汉学界一般认为，瓦西里耶夫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语言学家，但他在汉语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在汉语语言学研究方面，瓦西里耶夫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为《中国象形文字分析》（1866年）和《汉字字形系统》（1876年）。瓦西里耶夫对俄国汉语教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第一个进行了系统的汉语教学，编写了《汉语学习导论》，其中收录了他最著名的汉语研究作品《中国象形文字分析》。瓦西里耶夫的《汉字字形系统》被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接受并成为学生学习汉字的主要教材。同时该系统也被建议在其他东方学教学机构中用来教授汉语。1952年，在鄂山荫教授的主持下，规模最大的汉俄词典问世，依据的依然是瓦西里耶夫制定的汉字字形系统。直到今天，每一个学习汉语的俄国人都会感受到词典中使用的瓦西里耶夫系统给他们带来的方便。要完整地展示瓦西里耶夫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成就，不能不考察他对其他东方语言的探索。他写了一些有关东方语言的语言学著作。他对东方语言的深刻理解为他在研究中使用对比语言学方法提供了条件。在《汉语与中亚各语言之关系》一文中瓦西里耶夫将满语、蒙古语、鞑靼语及其他语言同汉语进行了对比，指出其间的相互影响和词汇的相互渗透和补充。此外，瓦西里耶夫还编写了两部重要的满语教材。1863年他编写了《满语入门文选》，这是俄国第一部满语教材。1866年他石印出版了《满俄词典》。瓦西里耶夫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著作主要出版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研究经常是比丘林中国历史研究课题的延续，比如在《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这部著作的序言中他指出，由于尼·亚·比丘林在文章里遗漏了契丹人以及后来取而代之的女真人、满族人的历史，所以他决定填补这个空白，对这300多年的历史进行概括性的介绍。他为此翻译了《辽史》和《金史》作为该书附录。此书使用了大量至今俄国汉学界鲜为人知的材料，在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历史，特别是蒙古历史方面至今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满清王朝的历史是瓦西里耶夫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大清初期对蒙古人的安抚》、《军机大臣马思哈出巡北部边疆日记》、《满洲志》、《宁古塔纪略》等作品构成了瓦西里耶夫满清王朝研究和翻译著作系列。遗憾的是许多作品未能发表，成为他留给后世大批手稿中的一部分。瓦西里耶夫认为，地理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学科，所以在考察各种地理现象时，必然要探究历史，反之，在论述历史问题时，必然兼顾地理。教学需要是瓦西里耶夫地理研究的动因之一。在他编写的《汉语文选》中收录了中国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专著和中国古籍译文。此外，他还撰写了《中国地理概况》、《中国政治地理评论》，作为1867~1868年间出版的《汉语文选》第一卷的补充。《中国地理概况》一书充分展示了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地理研究上的造诣，不但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中国的地理，而且收入了游记作品，内容详实，形式生动，成为中国地理教科书的样板。《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虽然是历史研究著作，主要考察满族人起源，但其中也包含大量珍贵的地理资料，列举了古代城镇，描写了山川河流。他的另外一部地理力作是出版于1857年的《满洲志》，他将《宁古塔纪略》译文作为该书的附录一道出版。这部著作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及行政划分，描述了当地的城池和居民，特别详尽地论述了水陆交通。1852年，他在《国民教育部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版图内的中亚及主要山脉》，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充实。此外，瓦西里耶夫还写过一些属于中国地理研究范畴的小文章。比如《北京回忆》、《关于挑选赴中国旅行者的建议》、《苜蓿草》、《关于伊犁的陷落》等。瓦西里耶夫的史地著作在其生前未引起大的反响，只是到苏联时期才被几位研究俄国汉学史的汉学家加以整理和研究。1900年4月27日，瓦西里耶夫去世了，终年82岁。瓦西里耶夫的遗稿比他已经发表的著作要多两倍。这些手稿已经成为俄国研究中国学的无声见证。
普陀山佛教文化景区深度开发策略研究.pdf
而凿刻年代稍迟(1903-1912年间)，也属于藏传佛教系统：宣统元年甲戌月吉日立;观音洞 这是洞门上方文字，即横幅(扇面形)。洞门两边刻一副对子，(对于我们而言的)右联：...
藏傳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傳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傳佛教，与漢傳佛教、南傳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傳佛教是以大乘佛教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與顯教傳承。雖然藏傳佛教中並沒有小乘佛教傳承，但是說一切有部及經量部對藏傳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遠的影響。 藏传佛教始于松赞干布时期，自寂護論師傳入大乘佛教及隨瑜伽行自續派，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制服了外道（苯教），逐渐建立了密教的基礎，此一时期称为前弘期。此后经过朗达玛灭佛的波折，佛教经过灭佛运动的破坏后重新振兴，并逐渐形成了宁玛、噶举、噶当、萨迦、格鲁、觉囊等各派的传承，此一时期称为后弘期。在宗喀巴大師創格魯派，成為藏傳佛教的主流後，在西藏出现了政教合一的特殊局面。近现代，藏传佛教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 中國藏傳佛教開始於西元七世紀中葉。當時西藏的松贊干布藏王，在他的兩個妻子，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爾毗俱底公主（藏名尺尊或赤尊公主）共同的影響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學習梵文和佛經，回來後創造了藏語文字並開始翻譯了一些佛經，到了八世紀中葉藏王赤松德贊迎請寂護大師及弟子蓮花戒入藏，逐漸奠定藏傳佛教的基礎，但此時仍有許多人反對。後寂護大師返印，敦請蓮華生大士由印度入藏，傳入密宗，折服了原來盛行的苯教，佛教於是得到了弘揚。 寂護與蓮華生大士入藏之後，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度僧出家，成立僧伽，並請譯師從梵文翻譯大批佛典，同時也從漢文翻譯一些佛經，據現存的登嘎爾目錄（布敦認為是赤松德贊王府所編），當時譯出的大小顯密經律論有738種（內從漢文轉譯的32種），故當時佛教流傳是很興盛的。蓮華生大師另一個重要的貢獻，是他吸取了許多西藏傳有的傳統與信仰的元素，加入印度佛教之中，使得佛教信仰得與在西藏生根，建立了獨特的藏傳佛教風格。 當時唐朝禪師摩訶衍(Mahayana)，藏文稱其為「和尚」(Hva-san)或「大乘和尚」(Mahāyāna Hva-san)入藏宏揚禪宗，後與蓮花戒辯論失敗，赤松德贊下令不得再修頓門法[1]。因為西藏王室刻意壓抑漢傳佛教的影響力，使得漢傳佛教無法進入西藏。但是在西藏固有的大圓滿、大手印傳承中，仍然可以看出它受到漢傳佛教影響的痕跡。 在九世紀中葉，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壞，即朗達瑪滅佛，曾有一段時間（公元842－978年）佛教沉寂了。後來由西康地區再度傳入，藏傳佛教又得復甦。在朗達瑪滅佛後，因經典散失，開始有人發掘編輯舊有保留的佛經，稱為伏藏，根據前弘期舊譯經典及伏藏所建立的教派稱為寧瑪派，又稱舊派。而在朗達瑪滅佛之後，重新由印度取回重譯的經典，稱新譯。西藏史上稱朗達瑪滅法之前為前弘期，之後由大譯師仁欽桑波重興的佛教為後弘期。此後印度的佛教學者，特別是遭遇變亂時期的那爛陀寺、超岩寺等的學者，(印度比哈爾邦省的佛教各大寺廟在1203年被入侵軍全部毀壞)，很多人前往西藏取經，傳譯事業因而興盛，著名的譯師有馬爾巴等人。 十一世紀時有孟加拉佛教大師阿底峽尊者入藏（1042年），又大弘佛法，重建僧伽，傳播中觀應成派大義，同時藏族比丘仁欽桑波（寶賢）等翻譯了很多的經論。 印度傳入西藏的佛學，主要的稱五大部，就是『因明』，『戒律』，『俱舍』，『中觀』，『現觀莊嚴論』。藏文大藏經（包括《甘珠爾》和《丹珠爾》）近六千部中絕大多數是直接由梵文翻譯的，少數是從漢文轉譯的，因此，印度後期佛教的論著豐富保存在藏文大藏經裏，尤其是因明、聲明、醫方明等論著數量龐大，這些譯著都非常重要。 喇嘛教傳播的另一高潮是在明神宗時代，俺答汗與索南嘉措在青海仰華寺見面殿下在蒙古傳播的種子，蒙古源流說，俺答汗的從孫切盡皇台吉是第一位信仰喇嘛教的皇族，到十七世紀中幾乎所有蒙古人已信仰喇嘛教
活佛的转世制度有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本来，或者说最早的时候，成就的大师都松钦巴因为实在看不下无力有情的苦难，所以决定重新进入轮回，继续救度众生的事业。后来，随着活佛转世制度的长期延续以及各 教派大量转世人员的被认定，这种制度必然与政治挂钩。因此，决定某位活佛不再转世的，有宗教的缘故：比如该活佛自己决定不再转世。也有可能存在政治因素，比如噶举派红帽系。
佛已超脱生死，无生无死；佛又有三身：报身、法身和化身。为普度众生引人向佛，脱离了生死的佛化身为人，即为活佛。活佛圆寂，佛再化身投胎，就是活佛转世。这是宗教理论对活佛转世的说法，而且，在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三大支中，只有藏传佛教有活佛转世制度。从客观的角度看，不少藏学研究者对记者表示，活佛转世其实是藏族地区佛教各派为传承寺院经济利益和教派政治特权而做的宗教继承人安排。最早搞活佛转世的是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噶举派就是俗称的白教，元朝时，噶玛噶举的著名僧人噶玛拔希成为蒙古大汗蒙哥供奉的上师(藏语意为喇嘛)，蒙哥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黑帽系由此而来。在圆寂之前，身为楚布寺寺主的噶玛拔希对大弟子说：“我离开之后，在远方的拉堆地方将会出现一名继承黑帽派密法的传人，他没有来之前，你先暂时作为佛的代理。”他圆寂后的第二年，在噶举派最负盛名的米拉日巴大师的家乡拉堆出生了一个孩子，5年后被认定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这是13世纪后期的事。当时，西藏的佛教在后弘期形成了林立的教派，建起了众多寺庙，这些寺庙一般都拥有很多土地、牲畜、牧场和属民，这是很大的一笔财富。而以寺庙为基地和中心，僧团还有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不在和其他教派竞争中失去经济和政治利益，需要有强大号召力、能稳定传承下去的教派领袖，比起已有的父子或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活佛转世的方式在宗教上的偶像崇拜力要大得多。拿噶玛噶举的黑帽系来说，后来其五世活佛又被明朝封为大宝法王，政治特权盛极一时。值得一提的是，噶玛噶举还有一位僧人在噶玛拔希之后也得到了元朝皇室赐给的红色僧帽，由此也产生了红帽系的活佛转世体系，传到清代乾隆皇帝时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直接催生了金瓶掣签政策的出台。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是在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西藏。也称为喇嘛教。自称“佛教”或“内道”。有人误以为藏传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佛教与西藏本地宗教“苯教”结合的产物，实则是彻底的误解。佛教之所以为佛教，在于其三藏经典与戒律，以及法脉的传承。藏传佛教所依据者是真实的三藏经典，而未经过其他宗教修改；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在法脉上，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清净证悟的大德传承代代相传至今。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完整地保存了整个佛教的形式与精髓，相反地，汉地佛教则依据本地风俗而舍弃了一些内容，例如汉地没有班智达这些概念，没有辩经等，这些都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东西，又如汉地佛教造像方面也偏重于姿态优美的佛与菩萨形象，而对形象可怖的菩萨，则少有造像，而西藏佛教则不如此对待。而苯教本身属于外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鬼神皈依这个宗教，也有很多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在应藏王邀请，从印度来到藏地之后，降伏了这些苯教的鬼神，使之皈依佛教。现在一些佛教的大德，也因为一些特殊的用意，学习苯教的教法而成为苯教的上师，虽然如此，佛教仍旧是佛教，并未加入苯教的元素，但苯教却参杂越来越多的佛教元素。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 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迎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寂护和莲华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12位僧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7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因此，佛教三宝——佛、法、僧终于齐备。此时译经事业开始兴盛。这段时期共编著了四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 称为“黑暗时代”。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根据佛教传入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
对东方，尤其是印度的关心，以德国起步最早；对中国的关心，则是法国首开风气之先。但在实证性的研究上，却是由英国首先确立。尤其被认为直传释尊所说，较忠实继承古代教团型态的巴利语系佛教圈（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都在英国的属地或势力范围内。因此，初期南传佛教研究者中较有成就的，几乎都是英国人。佛教研究（至少其初期）与地域研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巴利语究竟是古代印度的方言之一或是混合语，这方面的研究，有非英语系的学者弗朗克（O. Franke）、奥登贝格（H.Oldenberg；1854～1920）、温蒂希（E.Windisch；1844～1918）等人在从事。然而他们所作的研究，较近于假设性的。其后，英国、斯里兰卡、印度学者才逐渐趋向实证性的、文献性的研究。南方上座部研究之嚆矢，是斯里兰卡史书《大史》（Maha^vam!sa）一书的校订与翻译。这是传教士霍克士（W. B. Fox）及邬潘（E.Upham）所从事的，西元1826年完成。其后邬潘刊有《锡兰的宗教历史文献》（TheSacre d and Historical Works of Ceylon□London,1833）一书。本书并不是直接译自巴利语，而是译自斯里兰卡当地的辛哈利语。虽然如此，却是由于本书的刊行，国际学界才知道有南方佛教存在。受到此一研究的刺激，接著有突诺尔（G.Turnour；1799～1843）将巴利原典的《大史》前三十八章（全书一百章，九一七五颂），加上精密的译注及序论，而于 1837年发表。赖斯·戴维斯（T. W. Rhys Davids；1843～1922）曾谓此书乃巴利佛教、南方佛教史研究之指标。然而，此一时期的巴利语佛教研究，并非仅有英国学者而已，欧洲学者中，从事解读巴利语文献的人也逐渐增加。被视为当时最著名的语言学者及梵语研究者，任教波昂大学的施列勒尔（A. W. von Schlegel；1767～1845），及其门生挪威的拉森（C. Lasse n；1800～1876）等人是个中翘楚。拉森承袭其师严密的语言学风格，从事巴利语研究。在巴利语研究上，他与法国的布赫诺夫（E. Burnonf；1801～1852）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同此时期，哥本哈根大学的华斯勃尔（V.Fausbo|ll；1821～1908）刊行了《法句经》（Dhammapada）及该书之拉丁语译（1855）。此书之刊行与翻译距今虽已一个半世纪之久，然华氏在异本的搜集、对校及浩瀚的注解等方面的成就，迄今仍然具有甚高的学术价值。又，直至今日治斯学者仍不得不备的是，齐德斯（R. C. Childers；1838～1876）所编的《巴利语辞典》（Dictionary of the PaliLanguage,1875）。此书也是此一时期巴利语佛教研究的伟大成果之一。将以上所说的初期巴利语佛教研究、南方上座部研究集大成的，是赖斯·戴维斯夫妇的研究与校刊，以及戴维斯创立于1881年（或1882年）的‘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Society）。迄今为止，学术界在巴利语研究上，得力于此协会之处，委实不少。以上所介绍的是，以巴利佛典为主的欧美研究略史。由于这些研究，乃有纲要书与研究书刊行。这些书被介绍到日本，翻译成日文的也为数不少。兹略揭数书如次︰(1)P. Bigandet︰The Life of Legend ofGantama,London ,1858□（赤沼智善译《ビガンデ一氏缅甸佛传》，大正十年）(2)H. Oldenberg︰Buddha,Sein Leben,seine Lehre□seine Gemeinde,Berlin,1881，（三并良译《佛陀》，宗四十三年。木村泰贤、景山哲雄共译《佛陀》，昭和三年）。(3)R. Pischel︰Leben und Lehre des Buddha,Leipzig 1906（铃木重信译《佛陀の生涯と思想》，大正十三年）(4)H. Beckh| Buddhismus,2 Bde. Leipzig□1919～1920（渡边照宏、重朗译《佛陀》，昭和三十七年、五十二年），本书的资料，系以梵语佛典为主。为便于处理起见，仍在此处提及。
南传佛教 Southern Buddhism 以大寺为宗的佛教派别，流行于今东南亚各国。因其属于部派佛教中的上座部，故习称上座部佛教。从教法传统言，它属于根本上座部一系，是佛教中迄今尚存部派中最古老的一支。其学说最接近原始佛教，故向来以纯正著称。上座部佛教于公元前3世纪便在斯里兰卡大寺立足。由于它从印度往南传播而得名；又因它从公元前1世纪便以巴利文为经典语，故又称巴利佛教。奉行南传教说的国家有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 斯里兰卡的南传佛教阿育王即位之初佛教传入锡兰（今斯里兰卡）。阿育王之弟摩哂陀使当时的锡兰王和诸贵族成为最初的信徒。桑奇大塔即建于此时。之后200年，佛教因南印度泰米尔人的入侵而备受打击。南传佛教在锡兰岛上始终经历着与印度教、大乘佛教和密教的斗争。4世纪时锡兰大乘佛教势力大张，到8世纪密教盛行。密教大师金刚智、不空都在锡兰活动过。9～13世纪末，锡兰又因南印度泰米尔人入侵而战乱频仍，佛教虽得存续，但破坏甚大。纵观南传佛教在锡兰的发展史，有3次因可靠的戒法系统濒于中断而不得不由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僧伽回传。缅甸阿律奴陀和达玛悉提二王都曾向锡兰派遣比丘，到18世纪，泰国之阿瑜陀朝廷第三次遣传戒比丘至锡兰。近代史上，锡兰饱受殖民主义欺凌（1505～1658年葡萄牙统治；1602～ 1796年荷兰统治；1796～1947年英国统治），佛教随着社会凋敝而衰落。锡兰佛教分3派：暹罗派，只吸收上等种姓；阿摩罗普罗派，流行于下等种姓；罗曼那派，从暹罗派分出。锡兰南传佛教已经吸收了大量印度教的和地方信仰中的鬼神。宗教信仰中虽有菩萨观念，但更强调信徒作为佛弟子的修行；崇拜佛像、舍利是有功德的；允许将佛经当作护咒使用。斯里兰卡（锡兰）佛教还具有民族主义的特点。 缅甸的南传佛教在东南亚各国，佛教和印度教都曾将印度文明带到这一地区，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公元前2世纪，印度与东南亚的海上商路便已开辟。5世纪时，从扶南来中国的使臣便携有经像。依据传说，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法使便到了金地国——指从下缅甸到马来半岛以至苏门答腊岛的广大地区。最初接受佛教的是居住在今天中泰和下缅甸锡唐河流域的孟人。他们然后将南传佛教传递给了高棉人和缅人。骠人3世纪时的首都室利差�罗便是南传佛教的中心。直到9世纪骠国（位今缅甸）陷落，根本说一切有部和大乘思想传入。此时期的上缅甸则流行阿利僧密教。阿律奴陀（1044～1077）最终将缅甸统一到南传佛教信仰上。之后的 300年间，僧伽因为戒法系统的权威性争论不休。称为前宗的僧伽自命戒系可上溯阿育王时代；称后宗的为车波多一支，因在锡兰大寺受戒而要求有正统地位。两宗争论最后以达摩悉提王（1472～1492）确认后宗合法才告结束。缅甸佛教派别今有：善法派、瑞琴派和门派。 泰国的南传佛教 9世纪之前，泰人移居到了湄南河流域。12～13世纪，他们逐步接受了大寺系的僧伽罗南传佛教。13世纪时清迈与素可泰都建立了泰人的国家。14世纪，清迈从素可泰接受了巴利语佛教传统，并在16世纪成为南传佛教的学术中心。三界王时（1442～1487），玉佛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14世纪中，阿瑜陀崛起了另一泰人国家。它在1431年征服了吴哥的高棉人，并从后者接过了婆罗门教的宫廷仪式和神王观念。这一混合传统保持到拉玛一世（1782～1809）的曼谷王朝。1769年阿瑜陀被缅甸军攻陷，曼谷王国成为以泰族为主的国家。上座部佛教是它的统治思想。 老挝的南传佛教 11～12世纪时，老挝尚有大乘佛教。由于高棉人的影响，大乘佛教和南传佛教同时流行于该国。到14世纪，南传佛教取得独霸地位。1356年，法昂王因妻子的要求从柬埔寨延请了传法比丘。 柬埔寨的南传佛教扶南（位今柬埔寨）在5世纪时流行大乘佛教与印度教。这一传统延续到6世纪时的真腊和9世纪时的吴哥王朝。真腊和吴哥的国都遗址显示湿婆、毘斯奴及大乘佛教都曾有过强大影响。12、13世纪之交的阇耶跋摩七世是吴哥强盛时代的英主。随吴哥征服孟族国家，南传佛教很快在高棉人中流行起来。1431年吴哥陷落于阿瑜陀泰人时，已完全皈依了南传佛教。 越南的南传佛教 越南是东南亚唯一大乘佛教和南传佛教并行的国家。南传佛教主要在与柬埔寨接壤的南方。大乘佛教主要是禅与净土。先后从中国传入的禅法分3家：灭喜派（6世纪）、无言通（9世纪）和草堂派（11世纪）。
日本《广说佛教语大辞典 》对于“原始佛教”定义如下“相对于后世发达之大乘佛教，指释尊在世时代至二十部派开始分裂前之佛教。此时代之经典，包含佛教教说最古之原型。原始佛教一词，系依明治以后佛教研究者而使用。”日本学者对于这个词的定义尚有争议。此时教法一味合和无诤。佛入灭后一百年部派根本分裂之前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此时已经受到佛陀本生故事的影响，造成神话佛陀的观念产生，蕴含佛教分裂的远因，各地的教团已然有后来各部派的概念雏形。在现代的原始佛教一词的使用上有两种意义：一、在宗教学的意义上表明最初始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核心教义，有别于后续发展出来的其他佛教教义。二、另一个部份是在信仰者的认知意义上，代表原始佛教信仰者试图追寻出释迦牟尼佛陀所发现的真理，并实践佛陀主张的教义目标(苦的永灭)。尊重但不跟随"发展佛教"(部派佛教，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秘密佛教...等)的其他论述，主张"原始佛教"代表佛陀所说的真理，能达成苦之灭除的目标。上座部佛教，巴利语为Theravada。佛教中最古老的流派，是和原始佛教一脉相承至今的。因其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向南传播到斯里兰卡、缅甸等地，故又称“南传佛教”。现今，上座部佛教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上座部佛教坚持传承和保守佛陀的原本教法，不主张对佛陀的教法作过多的发挥和改变，因此也有人将之称为“根本佛教”或者“原始佛法”，以区别后期发展出去的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流传于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大乘佛教”或“北传佛教”有所不同 。
据历史记载，应该是秦朝就有陆陆续续的佛教法师进入中国。 不过公认的正规的时间，根据《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等多种典籍的记载，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明帝刘庄在永平七年（公元64年）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佛。”第二年，汉明帝派遣蔡愔（yīn）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人远征西域求法。使团到达大月氏国后，抄得佛经42章（这就是著名的《四十二章经》），并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当地遇见高僧迦摄摩腾、竺法兰，邀请二师来汉地传播佛教。二师接受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随蔡愔一行来到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取回的佛经则收藏于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这就是“白马驮经”的故事。 应该说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公元68年。
洛阳白马寺和当年驮经的白马雕像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的，网上也应该有很多的内容：汉代时候佛经传入，然后和中国本土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相互影响，最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时间节点上，汉朝、三国、南北朝是一个阶段，隋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是一个阶段，明清到民国是一个阶段，建国后是一个阶段。内容上，从佛学影响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佛学，佛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三方面去写。具体可以写一些例子。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1.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2.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3.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相传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并且在河南落阳白马寺建立了第一座寺院，在南北朝时佛教传入中国到唐朝六祖慧能发杨光大。另一只佛教传入我国西藏，为藏传佛教。传到现在我国佛教各个宗派都有不同的发展，在国家宗教管理局的领导下，为社会的教化做出了贡献。
辽代的佛教艺术，残存建筑较多。现辽宁、河北、山西诸省都保蹲有一些遗构。比较著名的寺院，有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系圣宗统和二年（984）再建，建筑样式唐风颇浓。宝坻广济寺的三大殿，圣宗太平五年（1024，一说太平九年即1028）建。大同的下华严寺，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寺中薄伽教藏殿系重熙七年（1038）建；上华严寺，清宁八年（1062）建；都系辽代的巨型佛教建筑。其他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圣宗开泰九年（1020）建；也都是有代表性的建筑。至于佛塔，则有木造和砖造的两类，如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传系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八角六层，高达67米，为中国现存唯一古代大木塔。砖塔有内部可以升登和内部闭塞的两型。可登的有内蒙自治区林西白塔子的砖塔（八角七层），北京房山的云居寺塔等。内部团塞的塔基坛大都有佛龛天盖等浮雕，为全塔精华之所在。二层以上，则有作多檐斗拱式的，如房山云居寺南塔。有不用斗拱的，如北京天宁寺塔。更有一种变形的砖塔，如房山云居寺的北塔。此外，辽代亦曾开凿石窟，现可考的有内蒙赤峰灵峰院千佛洞，辽宁朝阳千佛洞和后昭庙石窟。云岗方面也发现有辽代的石窟。辽代经幢，北方亦有残存，以八角形石柱居多，幢身多刻《尊胜陀罗尼》，或佛传故事，或刻多数小佛像（名千佛经幢）。幢下部是有雕刻的八角或四角的石台，上部冠以八角屋檐形天盖。这些辽代佛教建筑，给继起的金代以决定性的影响，所以通常都将辽、金两代的佛教建筑视为一系。
辽朝（916－1125），国号大辽，又称契丹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人建立的一个朝代，统治从公元916年至1125年，长达210年。 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在907年称「天皇帝」，916年，耶律阿保机登基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国号「契丹」。 辽代彩绘木雕水月观音像，高118.1cm，此尊佛像姿态绝美，请看观音放在膝部的手臂线条的塑造，真是不朽的杰作，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馆藏。 辽代观音像 918年定都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947年南下中原，攻灭五代后晋后改国号为「大辽」，983年改为「契丹」，1066年改为「大辽」，直到1125年3月26日为金朝所灭为止。 水月観音菩萨半跏像 辽朝的宗教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辽朝佛教基本上继承盛唐的教学佛教。早在唐朝唐武宗发动灭佛事件时因为河北诸藩镇不听从，大量僧侣与佛教文物流向河北地区，使得当地佛教文化蓬逢发展。902年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北传契丹的起始点。918年辽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926年辽朝灭渤海国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辽太宗等辽朝皇帝也采取保护佛教政策，尊崇佛教，佛教大盛。 来自山西的辽代木雕彩绘水月观音菩萨像，现藏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辽代佛像通常都是两肩宽厚，身躯饱满，上半身偏长，给人以凛凛堂堂、伟岸端庄之感，且残留着唐造像浓厚的遗风。如果参照辽宁义县奉国寺胁侍菩萨、天津蓟县独乐寺胁侍菩萨、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造像以及山西应县木塔造像，便可以看出这些形体造型上的一致性。 辽代观音石雕头像 佛像面形丰圆饱满，肉髻低矮平缓，螺发正中又嵌一髻珠。要知道，髻珠是唐代出现的，此前偶有所见，在唐末五代以后流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发现，而髻珠在辽、宋时期的佛像上都可以见到。这些佛像的脸形与发髻，与辽宁义县奉国寺辽代佛像和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主尊佛像甚为相似。若与应县木塔第一层西壁壁画主尊佛像相较，那低平的肉髻，宽阔的前额，圆形的脸庞，可看出颇有一致之处。 辽 铜漆金阿弥陀佛坐像 若在辽代金铜佛像间多进行对比，便可发现辽代佛像面目五官极为相似，从那似乎是朦胧的睡眼和那修眉薄唇来看，辽代金铜佛像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故推断很可能是同一技艺传承的艺匠所作，而且制作年代大致相近，不会相去太远。 辽代 铜鎏金观音 辽代佛像， 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辽代铜鎏金佛造像 从辽代金铜佛像的莲座看，均为束腰大仰莲式，莲瓣肥硕饱满，舒展自如，花瓣尖端又向外翘起，十分生动，莲座下层或为俯莲瓣或为三层台阶式。这种盛开的仰莲座在隋代以前所见不多，而大仰莲座在宋辽时期最为流行，且花形饱满，呈怒放状。如延安子长钟山北宋石窟佛造像均为仰莲座，大同华严寺及应县木塔的佛像座亦如是。据子长钟山石窟题记为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所凿，恰与应县木塔（辽清宁二年，1056年）始建时间大致相同，可知此种形式的莲座曾广泛流行于宋辽时代。 辽代佛像石刻 辽代佛像皆有曲蛇状衣纹。应该说，这是从衣纹角度鉴定辽代佛像最为有力与重要的依据。其方法是仔细观察辽代金铜佛像，在佛像的两小腿部分均各有一条婉曲如小蛇状的衣纹，曲折生动，且其弯曲的弧度和走势也颇为相似。 辽代青铜镀金佛像 辽代佛像由于继承唐代佛像的特点，因此保留了最大程度的汉传佛像样貌，所呈现出的是平易近人的安详神态。至于明清佛像，由于受到藏传佛像的影响，因而密宗特点显著，神态上多为高高在上，俯视众生。 中台世界博物馆-菩萨坐像 辽代 916-1125 木上彩 辽佛大日如来 辽代三彩罗汉像 辽代铜鎏金观音坐像 辽代大同下华严寺合掌露齿菩萨塑像 山西大同华严寺 辽代重熙七年 北京博物馆 藏 (遼代907-1125) 石雕释迦牟尼佛涅盘像 辽代菩萨像 大理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