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的看法议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最近看了陕西师范大学一篇的博士论文——《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标题非常吸引人，我不由得想：《史记》的五体篇数还有什么文化内涵呢？这篇论文的价值是什么？我能在作者写论文的形式手法中学到什么？如何写好一篇论文？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学内涵”这篇论文，作者就司马迁《史记》篇数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文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提出及其可能性，一是《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蠡测。两大部分又细分成几个小题，小题下再次细分。作者没有过多的铺陈，开门见山，首先就把自己想要论述的提了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她列举了唐司马贞的《补史记序》以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出的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认识，他们二人均认为《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之编纂数目，各有深意。再有，作者提到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只解释作三十世家的原因，他并未明确而完整地阐述五体之数究竟含有何等意蕴，所以她又提出了对这种带有神秘意味的说法的反面的观点，王若虚《著述辩惑》以及沈涛《史记篇例》对前两家言论的斥责，二者认为这毫无依据可言。历朝历代不同人物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争论，但作者认为真理往往是在不断交锋中愈辩愈明，尽管历代间有与小司马、张守节持争锋相对者，可学界对《史记》五体之数目含有神秘意蕴的信念却从未间断过，直至近代朱自清先生又一次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与贞张两人相似的理解。作者用词严谨，举出的例子也有效地佐证自己的观点。 然后，作者提及《史记》五体倚数编纂的可能性。中国上古文化和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数与用数传统。举中西方对数字的重视，“全宇宙也是一数，并应是一个乐调”。举《道德经》、《周易》等中数字的神秘意蕴，《吕氏春秋》、《易传》、《庄子》、《孟子》等篇数安排的特别意义。司马迁接受父亲临终遗命之后，更以周公、孔子之后第三个五百年的文化圣人自居，立志要著一本大书。作者认为司马迁自然会汲取之前的文化艺术精华，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神秘数字，与《史记》博大精深的内容与精神存在本质的一致性，他又怎会舍弃。作者认为司马迁对《史记》五体篇数安排有特殊意义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家学渊源、师承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依次叙述，层层递进，思路清晰，调理明确。 第二大部分是作者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蠡测，“蠡测”二字我认为作者是个治学谦逊严谨的人。这一部分正是开始对司马迁《史记》五体篇数安排的特殊意义进行分条陈述，依次举例，比如十二本纪中的十二，作者首先说明三、四这两个数字的重要性，三四当仁不让成为真正的天地、阴阳之数。三四十二，由于真正的天地数之积，十二又获得了其它数所没有的独特象征意义，作为“天之大数”而被赋予神圣至极的意蕴。后作者举多例论证表明十二是“秉天而行的天子权力的象征和专利”。十二当真无愧是作为帝王象征之数。剩下的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的论述也大致如此。 通过阅读这篇论文，首先我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文学了解深刻而广博，举出的例子都非常契合论述观点，而且作者的文章框架明晰，调理清楚，思路明确，依次陈述，层层递进，逻辑性强。作者非常明确自己要论证什么，想得到什么，目标明确。我想作者写成这篇文章，一定做了许多努力，查阅了许多资料，她这种严谨认真治学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一定要阅读更多书籍，丰富我们的知识，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会思考，学会创新，活学活用。另外多参考学习优秀的文章，要写出优秀的作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贵在坚持。 结语作者总结道：通过对《史记》五体篇数的逐一考察，发现司马迁所取的个体之数，都是古代神秘数字，是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内大数或极数，并且各数的文化内涵都与其相对应的一体所系之人士及太史公寄予其中的深意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史记》的五体之数，正是这种“有意义的形式”体现着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开阔的胸襟和宏阔的眼光，是达到五种体例的浑融配合与整体结构的和谐，并承载着史公情感与价值取向的隐性武器，是人与社会、自然及宇宙相连的纽带，从而也成为其深层的结构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作者论述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文章是作者思想的承载，一篇优秀的论文，我认为作者应该让阅览这人懂得他所要传递的观念思想，需要得到读者与大众的认同。一篇优秀的论文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它能够获得阅览者的认同，同时它也能够对自己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它有史书价值！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其实，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决不会说话不讲逻辑，没有条理；《论语》的编著者中有子思这样的大师级学者，他们也决不会把互不联系的三句话随便地放在一起。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这三句话是孔子主张的读书治学的“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学而时习之”，包括读书、练习、复习、实习，甚至包括社会实践。这是治学的基础，初级阶段。第二境界，是与志同道合者讲谈、研讨、论辩，从而加深造诣，使学问提升到高级阶段。《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必孤陋而寡闻。”第一境界，就是这种“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的浅境界。提升的方法，就是要有“友”，有“朋”，通过同“友”“朋”的讲谈、研讨和论辩，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思维的火花在碰撞中迸发，于是大家的学问、思想渐渐进入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正如《兰亭集序》中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中列坐其次，“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现代人组织各种“学会”和“研讨会”，其实也是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对这两个境界，《论语正义》这样解释：“‘时习’是成己，朋来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验己之修功，又得以教学相长之意。”由此我想，新课标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也不妨认为，“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是孔老夫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提倡并实行的学习观念。最难达到的是第三境界。学问有相当造诣之后，却也没有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重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不了官，发不了财，评不上职称……，然而也不因此怨恨，仍然安贫乐道，孜孜以求，就像身居陋巷的颜渊一样，那便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成的“君子”了。第三境界实际上说的是才与德、治学与修身的关系。我理解，一方面，做学问者要经过“人不知”的磨练才能有所成就。想想看，孔、孟、老、庄、墨这些思想的巨人，哪个不是被当政者所“不知”呢？如果他们官高爵显，都弄个司寇之类的职位一直做上去，中国的思想史恐怕就要暗淡很多。如果施耐庵、罗贯中不是生在那个“九儒十丐”的年代，如果吴敬梓、蒲松龄能科场得意，如果曹雪芹一直过着玉粒金莼噎满喉的贵族生活，文学史上大概也不会有六大名著。另一方面，孔子强调“人不知”时要“不愠”，也就是保持一种澹泊宁静的心态。做学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至远。如果在人生的不顺、社会的不公面前牢骚太盛，心理太不平衡，一“愠”而弃学从政从商，或者一“愠”而消极怠惰，失去奋斗的高标，还能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只有那些心灵超脱尘俗，不为繁华所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才能在学问上达到高境界，同时也在心灵上达到高境界。程颢有诗述怀：“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种豪雄男儿，正是孔子第三境界之“君子”。王国维的“三境界”，是只限于治学，最多是限于成就事业而言的，而孔子的“三境界”，已经超出了这一范畴，把治学和修身都包括在内，并以治学和修身的结合为最高境界的。
介绍韩信的生平,可以着重写对韩信影响重大的事件,譬如胯下之辱,以此为依据来论述对他军旅/政治生涯的影响.从任人看不起的"懦夫"到攻无不克的"将军"到赫赫"楚王"又到"淮阴侯"以致最后死于一个女子(吕后)的手下.或者可以写他和项羽,刘邦之间的关系(若可以的话,还可以写些吕后).刘邦应该是很想除掉韩信的,但却是由吕后下手.还可以比较一下韩信和张良萧何这一类的最终得以善终的文臣或者同为武将的樊哙曹参.张良虽然是刘邦的"心腹",却在天下大定之后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去,没有一丝留恋,而韩信则气焰嚣张,终于成了六版的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关键是看重点是在哪里------赞颂韩信的战才,或者论述他为人臣者缺乏的"情商"等等.
如果只是一般的毕业论文，特别是非正规全日制毕业论文，只要内容严谨就行，不必太在乎创新性，多参考前人成果，但不要全盘照抄。在“中国知网”查一下相关论文，外网虽然只能看提要，但这些提要会起到很重要的提示作用，此外，里面列的“参考文献”也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可以找一些来看看，对启发思路作用很大。如果想写好一点，可以看一看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里面涉及了当前史记研究的各个方面。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1、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6、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2、在不了解和了解不详的领域中寻找课题。3、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4、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5、征询导师和专家的意见。6、善于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为读者选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当爱情遭到背叛时能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因此，环境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下卷．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2]清·蒲松龄著:刘跃宵主编．《聊斋志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马瑞芳:《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东方出版社.2017年．
[4]朱一主:《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周先慎:《明清小说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7]姜维枫:《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浅议》．
《聊斋志异·青凤》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其中青凤美丽聪慧、情理兼备、知恩图报，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狐女形象；书生耿去病狂放不羁、执着痴情，富有狭义心肠；狐叟则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但同时他又具有长者风范；而孝儿是一个恪守孝道、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一、青凤形象
1、美丽聪慧
青凤在文中正式出场较晚，但作者对她的描写却极为传神。耿去病夜闯旷废已久的宅第，与狐叟一家相遇，相谈甚欢。当谈到狐叟先祖的谱系时，狐叟遂命孝儿“请阿母及青凤来”，让她们也来听祖上的功德，于是青凤出场了。作者通过耿生的眼睛来描写青凤的美丽，“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以至于让耿生一见倾心，“瞻顾女郎，停睇不转”，不能忘情。从狐叟口中得知，青凤“颇惠，所闻见辄记不忘”，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子，难怪耿生会念念不忘。
2、情礼兼备
《聊斋志异》中青凤与其他狐女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封建礼教的遵从。青凤自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对她十分严格，处处以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她，为了恪守封建礼教，她在面对所爱时内心是矛盾而犹豫的，所以青凤与耿生的感情一波三折。两人初次见面时，耿去病对青凤一见钟情，目不转睛，青凤则“俯其首”，一副娇羞之态。后来耿生故意用脚轻压她的脚，“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说明青凤对耿生并无憎意，只是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让她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狐叟一家搬走前夕，青凤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只身来见耿去病，她小心翼翼，迈着细碎的脚步。看到耿生后，她又“骇而却退，遽阖双扉”，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将青凤迫切希望见到耿生却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刻画的真实可感。幽会中的青凤羞涩、半推半就，对待爱情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结，这正是情礼之争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青凤告诉耿生“过此一夕，即相思无用矣”，依依惜别之情可见一斑。后来二人在幽会中被叔父撞见，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在叔父的责骂声中“低头急去”。此时的青凤不像一个无拘无束的狐女，更像一个知书达理、恪守封建礼教却又无比痴情的大家闺秀。
3、知恩图报
青凤同时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形象。青凤与耿去病幽会时被狐叟撞见，狐叟丝毫不姑息叔侄之情，认为两人私会伤风败俗，青凤回房中后，其叔父依然“诃诟万端”。但当狐叟有难时，青凤不计前嫌，全力以赴要救出叔父。孝儿前来耿去病处求援，耿去病故意不同意。后来耿生将这件事告诉青凤，青凤大惊失色，曰：“果救之否？”随后青凤为叔父开脱，说自己从小被叔父抚养长大，养育之恩不能忘怀；另外，之前叔父责骂自己也是家范使然，不是叔父的个人意志。当耿去病救下狐叟后，青凤不计前嫌，将黑狐抱在怀中三天三夜，狐叟方才苏醒。狐叟苏醒后，青凤恳求耿生将原来的宅第借给他们，以成全自己回报叔父养育之恩的心意，这些都表现了青凤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
二、耿去病形象
1、狂放不羁
《青凤》中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他的叔叔一家不堪诸多怪异惊扰搬离旧宅，
耿去病却嘱咐看守老翁看到或听到怪异之事就奔来相告，这种不惧邪祟的勇气表现出他的狂放不羁。闯入旧宅后，狐叟一家正在饮酒，耿去病大胆闯入，并笑说自己是不速之客。结识狐叟一家并对青凤一见钟情时，耿去病更是动手动脚，当众调戏青凤。后来竟至“神志飞扬，不能自主”，口出诳语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后来，耿去病见到偷偷与他私会的青凤狂喜不已，青凤把门关上时，耿生跪在门前恳求她，说只希望捏一下她的手。青凤开门后，耿生便抱住青凤并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耿去病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
2、执着痴情
耿去病在对待爱情上又是一个执着痴情的人物形象。初次结识青凤，耿去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老媪发现他喝醉后愈发狂傲就领着青凤离开，耿去病“而心萦萦，不能忘情于青凤也”。在爱情的驱使下，他甚至搬到旧宅中居住，只为再次遇到青凤。后来狐叟为了让耿生知难而退，幻化成厉鬼相吓，耿生却染指研磨自涂，将自己也涂黑与之对视，使厉鬼惭愧而去。之所以不避险恶，正是因为耿去病对爱情的执着痴情。
当耿去病与青凤幽会被狐叟撞见，狐叟对青凤严厉责骂时，耿去病心如刀割，大声曰：“罪在小生，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铁钺，小生愿身受之！”正是源于对青凤的痴情，耿去病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自己，生怕青凤受到一丝委屈。
3、富有侠义心肠
耿去病富有侠义心肠，清明节扫墓归途中，他见到两只狐狸被一犬逼逐，一只逃走，另外一只“依依哀啼”。耿去病“怜之，启裳襟，提抱以归”，这一细节足见耿去病极富同情心和侠义心肠，并没有因为狐狸是异类而放弃它们。同样，当得知所救狐狸就是青凤时，耿去病也没有因为青凤是狐女而憎恶她，反而“如获异宝”。
后来狐叟有难，孝儿请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耿生表面不同意，实际还是不计前嫌，救下了狐叟。
三、狐叟形象
1、严苛的封建家长
《青凤》中的狐叟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形象，他代替青凤的父亲行使家长的职权，对青凤管教甚严。青凤明知耿去病的??成钋椋?却不敢接受，原因在于“叔闺训严，不敢奉命”。当狐叟发现耿去病与青凤的深情厚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成全青凤的爱情而是怕青凤与耿去病的私情有辱门户，所以化作厉鬼恐吓耿生，好让他知难而退。不料耿生在爱情的驱使下却对这险恶处境无动于衷，后来狐叟不得不举家搬迁。在搬迁前夕，狐叟撞见青凤与耿去病幽会，便严厉苛责青凤，怒骂：“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狐叟的所作所为正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做派。
2、长者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冥顽不化的狐叟在被耿去病救下性命之后，了解到耿去病对青凤的痴情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耿去病“惭谢前愆”，冰释前嫌。后来就像一家父子一样，再也没有猜忌，和和美美地和谐共处。遵守封建伦理的狐叟也非蛮横无理之人，而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
四、孝儿形象
作者对孝儿着墨不多，却将其形象塑造的真实鲜活。耿去病私闯旧宅，惊到狐叟一家，狐叟与耿去病谈话间招来孝儿，“孝儿亦倜傥”，与耿去病一见如故。后来，冰释前嫌后孝儿还经常到耿生书房谈笑喝酒，其乐融融。后来还当了耿去病儿子的老师，“循循善教，有师范焉”。可见孝儿在文中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除此之外，孝儿又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理想化人物。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横祸时，孝儿找到耿去病，伏地不起，悲怆欲绝，希望耿生能伸出援手拯救他的父亲。耿去病佯装不救时，孝儿“哭失声，掩面而去。”
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共同书写了狐女青凤和书生耿去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演绎，青凤和耿去病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由矛盾彷徨最终上升到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相守。
在探寻中国小说历史源流时，史传传统是占有绝对影响的，而其肇始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左传》、成于战国西汉辑成的《战国策》等早期有较强文学性的史学著作。而这个史传传统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在继承优秀史学传统再加作者创造性的开拓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写成的。由于司马迁具有独有的家学修养、广博的视野和胸襟、进步的思想性格、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史记》的文学性特点更为显著，故而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其他史学著作。《史记》既是伟大的史学著作又是不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本身就被看作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史记》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打算仅就《史记》对中国古代（这里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所有小说，即包括一般所谓的近代）小说的影响展开论述。《史记》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大致体现在著书理念、讽鉴传统、创作手法、题材内容、形象塑造、篇章叙事和语言修辞等几个方面，下面分点具体论述：一、著书理念“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创作观点，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对于作者而言，为什么要著书立说，司马迁给出了一个解释是心有郁愤要借此抒发，“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说对中国古代文化（不仅仅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应和，至于在古代小说领域，也有不少作者是在此思想的影响下愤笔而书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都有发愤的因素蕴于其中。如蒲松龄，曾连续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但接下来却屡试不第、穷困潦倒一生，认识到“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壁，不能自达于圣明，直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吴敬梓同司马迁一样，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青年时代都热衷于仕途，而后来思想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司马迁是被处以宫刑，吴敬梓则穷愁潦倒，常常断炊，在穷困之中坚持创作。其他的或是写家庭衰落之悲或是写社会政治之腐朽，不论是惋惜哀叹还是揭露批判，其一腔郁愤则是作者们所共有的，借书发愤终于成就了众多辉煌的中国古代小说经典。二、讽鉴传统讽指揭露批判，鉴指资鉴兴衰，史家的实录对于黑暗时弊的批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以古察今以史为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这可以说是历史的最大意义。《史记》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一直写到汉初，跨越两千多年，朝代更迭，几度兴衰，而在这兴衰之中又有多少朝政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时期。中国绝大部分文人又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且他们本人就大多是这些腐朽政治和黑暗时代的受害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寄予讽鉴便也是很正常的了。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不少揭露时弊批判黑暗寄寓兴衰的作品，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虽然在文学史上这些作品被分列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但它们都涉及国家政治社会问题。如《三国演义》记录三国的分合兴亡，《水浒传》写了北宋后期的腐朽朝野、官逼民反，《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展示的是清末整个国家和社会腐败堕落黑暗丑恶。作者们在对这些丑陋进行批判揭露讽刺的同时，也表达出了对美好社会国家的赞美和向往。对于统治阶层而言，要想避免没落衰亡也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读出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来。三、创作手法《史记》作为史学著作受到后世非议的一点即它的虚构和想象，这一点对于史学作品来说可能确有不妥之处，不过这却是文学创作的一大要点，这是《史记》文学性的几个特点之一。后世学者已指出《史记》中不少可能是处于作者虚构想象的内容，如垓下之围时情景，项羽绝唱《垓下歌》，《鸿门宴》里项藉和刘邦的秘密会谈等等，像这样的对话场景在《史记》中大量存在，这些与作者相隔千百年的人物的对话和其他一些细小的事情或细微的场景，司马迁肯定是无法知道的，不过作者却根据历史结果和人物性格等对这些都给予了极为合情合理的虚构描写，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当然作为历史著作，司马迁还是很严格地执行实录原则的，他是根据逻辑真实的原则进行虚构想象的，所以有人说司马迁用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方法，前者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现实的本质和面貌进行如实的反映，它所运用的基本表现方法是对反映现象做客观描写;后者的基本精神是表达某种社会理想，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夸张是其表现方法的基本特点。《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浓烈的悲剧美的作品，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注入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在对人物进行褒贬评述时，序赞中蕴藏着一种深长的情思：“或是笔墨酣畅的抒情，处处有我在；或是淋漓尽致的暴露和讽刺，每每可见其愤世嫉俗之情；或是对高义奇节之士的向往和对失败者与受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时时流泻太史公的真情实感。”（张慧禾：《聊斋志异》对《史记》 的继承与发展，《语文学刊》04年第3期）例如在《孔子世家》的评语中写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对于他所厌恶、摒弃、批判的人事物，则多写其假丑恶凶残恨，“秦始皇灭了周和六国，太史公不高兴，就把始皇的妈的淫行，夸张到不堪的程度。始皇是十二个月生的，嫪毐的性器可以‘专车’。”（聂绀弩语，见岳麓版《三国演义》前言）《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而言，可以分为超前型和守旧型。前者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如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藩的贾谊、晁错。后一类尽管死得很壮烈，但他们的悲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而奋力坚守，如田横和五百壮士。按其人物品格而言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前者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几乎是无可挑剔，如《赵世家》中的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后一类是人物自身品格存在明显弱点，这些弱点导致了他们的最终毁灭。非常典型的是项羽，身前辉煌显赫却死的悲惨壮烈。“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四、题材内容《史记》对于后世小说题材的影响，具体可以分为三类：侠客题材，神怪题材，历史战争题材。后世小说或是直接从《史记》中取材故事内容，或是借鉴其中的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可以说是中国是中国侠客小说的鼻祖，真可谓源远流长、延绵不绝。唐代传奇宋代话本中都有不少侠客形象，《聊斋志异》里不仅有一般的侠客形象，还有不少劫富济贫、救人于危难的女妖女侠客，可以说是对侠客小说的继承和发展。近代以来的侠义公案小说蔚为大观，如《绿牡丹》、《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小五义》等等，人们对铲除霸恶、扶危济困、仗义公正、反抗强暴的侠客确实极其向往、尊崇和感激。在叙述远古史事时，由于司马迁采纳了不少神怪传说，奇闻异事，即便是一些对作者而言是近现代的史事，为了衬其神秘也有不少神异事件的描写。如吞玄鸟卵而生的殷始祖契，践巨人迹而生、又经历奇特的后稷等。在《高祖本纪》中写刘邦的诞生是刘媪遇龙而孕，该篇还记载了刘邦醉斩白蛇的情节 ,都颇有神奇色彩。中国的神怪题材小说也是历史悠久，当然其源头应该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神话传说。其后则如魏晋的志怪小说，《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拾遗记》、《冥祥记》、《神仙传》、《甄异传》等，直至《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绿野仙踪》、《东游记》等。《史记》对于历史战争题材小说的影响更是不言自明，一类是直接借鉴取材史记里的内容，如《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另一类主要是借鉴其描写笔法和语言修辞、情节场景等等，语言修辞后面还有专门论述，这里仅就情节场景举个例子：《三国演义》在描写张飞大闹长坂坡时写到张飞圆睁环眼大喝数声，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接着是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曹操和诸君众将一起望西奔走。而在《项羽本纪》有“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此外如鸿门宴情节、项庄舞剑场景也在《三国》等小说里多次出现，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小说里的经典情节场景了。五、形象塑造《史记》里记录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凡夫走卒的各类形象，以人物为中心。通过真实、生动、典型的细节描写，准确细腻地表现人物的性格，不仅使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的本质特征得到充分的表现，而且在真实的历史记录中又反映了作者对人物有着恰当的取舍和抉择，这样，人物形象就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接近甚至达到了艺术典型的高度。其人物描写范围的选择之广泛，对小说进行广泛的人物和社会的描写可谓奠定了基础。各类形象自有特征，同类形象的性格又一、各有不同，共性与个性完美结合，采用多维视角、旁见侧出来塑造人物的多重性格特征。其塑造典型人物的方法有四种：一、以典型事例塑人：“一个人便有一样出色处”。二、以细节描写塑人：“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三、以语言描绘塑人：“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四、以道德评价塑人：“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赖祥亮：明清长篇小说塑人艺术的《史记》渊源——从小说评点话语谈起，《三明学院学报》06年第3期；）《史记》中在后世享有盛名的人物，与小说中的典型何其相似，帝王类如秦始皇、汉高祖等，辅国重臣如范蠡、伍子胥、蔺相如、萧何，武将如孙武、吴起、王翦、廉颇、李广，农民起义英雄如陈涉、吴广，侠客如荆轲、聂政、郭解，文人如老庄孔孟屈贾司马相如等等，名医如扁鹊太仓公，其他的如隐士、商人、佞臣、酷吏、伶优，真是无所不包。项羽类的英雄美人故事、司马相如类的才子佳人故事在后世反复上演。或是暴君或是明主，或是奸臣或是贤相，或是战将或是文官，或是辉煌结束的历史宠儿或是黯然收场悲惨英雄，这些形象及其故事和各自所包含的意蕴也已融入国人的精神之中。六、篇章叙事与语言修辞《史记》中的许多篇章结构法式为后世小说借用。如开篇讲人物的生平，结尾的揭示主旨或评论，单传或合传组合成册，分可独存合为一体，叙事波折起伏，情节生动而有吸引力。其结尾评论的手法在《聊斋志异》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司马迁有“太史公曰”，蒲松龄有“异史氏曰”。它们虽采用史论形式，但都包含有浓烈的抒情，有的不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也都同样带有浓郁抒情色彩:：有的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情怀；有的袒露了其坦荡高尚的心胸；有的泄露了作者深沉的苦闷。而可分可合的结构在《儒林外史》里有明显体现，鲁迅就曾说《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史记》所运用的白描手法、因果探索、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叙事脉络（虚实结合）、对宏大场面的驾驭把握、前后照应、互见法、顺叙倒叙正叙侧叙、行文简洁精练、限制叙事、生动的故事情节描写等等，可以说是奠定了后世小说的基本叙事手法。例如《三国演义》的虚实结合塑造和对宏大战争场面的叙述，《红楼梦》中人物描写的互见和精到的任务白描。此外，虚构想象和夸张、对比、讽刺、铺衬渲染、多种文体的运用、精彩而典型的外貌描写、细腻逼真的心理刻画、寓褒贬于叙事和春秋笔法、个性化的语言对话、散文化的语言写作等等，这些都对后世的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卢纶)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的看法议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最近看了陕西师范大学一篇的博士论文——《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标题非常吸引人，我不由得想：《史记》的五体篇数还有什么文化内涵呢？这篇论文的价值是什么？我能在作者写论文的形式手法中学到什么？如何写好一篇论文？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学内涵”这篇论文，作者就司马迁《史记》篇数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文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提出及其可能性，一是《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蠡测。两大部分又细分成几个小题，小题下再次细分。作者没有过多的铺陈，开门见山，首先就把自己想要论述的提了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她列举了唐司马贞的《补史记序》以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出的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认识，他们二人均认为《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之编纂数目，各有深意。再有，作者提到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只解释作三十世家的原因，他并未明确而完整地阐述五体之数究竟含有何等意蕴，所以她又提出了对这种带有神秘意味的说法的反面的观点，王若虚《著述辩惑》以及沈涛《史记篇例》对前两家言论的斥责，二者认为这毫无依据可言。历朝历代不同人物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争论，但作者认为真理往往是在不断交锋中愈辩愈明，尽管历代间有与小司马、张守节持争锋相对者，可学界对《史记》五体之数目含有神秘意蕴的信念却从未间断过，直至近代朱自清先生又一次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与贞张两人相似的理解。作者用词严谨，举出的例子也有效地佐证自己的观点。 然后，作者提及《史记》五体倚数编纂的可能性。中国上古文化和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数与用数传统。举中西方对数字的重视，“全宇宙也是一数，并应是一个乐调”。举《道德经》、《周易》等中数字的神秘意蕴，《吕氏春秋》、《易传》、《庄子》、《孟子》等篇数安排的特别意义。司马迁接受父亲临终遗命之后，更以周公、孔子之后第三个五百年的文化圣人自居，立志要著一本大书。作者认为司马迁自然会汲取之前的文化艺术精华，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神秘数字，与《史记》博大精深的内容与精神存在本质的一致性，他又怎会舍弃。作者认为司马迁对《史记》五体篇数安排有特殊意义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家学渊源、师承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依次叙述，层层递进，思路清晰，调理明确。 第二大部分是作者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蠡测，“蠡测”二字我认为作者是个治学谦逊严谨的人。这一部分正是开始对司马迁《史记》五体篇数安排的特殊意义进行分条陈述，依次举例，比如十二本纪中的十二，作者首先说明三、四这两个数字的重要性，三四当仁不让成为真正的天地、阴阳之数。三四十二，由于真正的天地数之积，十二又获得了其它数所没有的独特象征意义，作为“天之大数”而被赋予神圣至极的意蕴。后作者举多例论证表明十二是“秉天而行的天子权力的象征和专利”。十二当真无愧是作为帝王象征之数。剩下的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的论述也大致如此。 通过阅读这篇论文，首先我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文学了解深刻而广博，举出的例子都非常契合论述观点，而且作者的文章框架明晰，调理清楚，思路明确，依次陈述，层层递进，逻辑性强。作者非常明确自己要论证什么，想得到什么，目标明确。我想作者写成这篇文章，一定做了许多努力，查阅了许多资料，她这种严谨认真治学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一定要阅读更多书籍，丰富我们的知识，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会思考，学会创新，活学活用。另外多参考学习优秀的文章，要写出优秀的作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贵在坚持。 结语作者总结道：通过对《史记》五体篇数的逐一考察，发现司马迁所取的个体之数，都是古代神秘数字，是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内大数或极数，并且各数的文化内涵都与其相对应的一体所系之人士及太史公寄予其中的深意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史记》的五体之数，正是这种“有意义的形式”体现着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开阔的胸襟和宏阔的眼光，是达到五种体例的浑融配合与整体结构的和谐，并承载着史公情感与价值取向的隐性武器，是人与社会、自然及宇宙相连的纽带，从而也成为其深层的结构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作者论述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文章是作者思想的承载，一篇优秀的论文，我认为作者应该让阅览这人懂得他所要传递的观念思想，需要得到读者与大众的认同。一篇优秀的论文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它能够获得阅览者的认同，同时它也能够对自己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论《史记商君列传》《史记商君列传》我认为是一篇需要《史记》读者引起注意的一篇文章。司马迁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风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但是我认为在《商君列传》中，商鞅完全被丑化了。众所周知，商鞅是一位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也是对中国历史起了突出贡献的变法巨匠，他引导的商鞅变法，一改秦国祖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让秦国在秦孝公统治的二十多年里，有一个小国弱国变成了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历经五代之后，嬴政一统天下，并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由此我认为商鞅是中国历史一位伟人。《史记商君列传》中详细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详细内容。可以归纳总结如下：一是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二是奖励耕战，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的内容。奖励耕织就是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以生产粮食布帛多少为标准，凡是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这就促进了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奖励军功，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按照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贵族凡是没有立军功的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鼓舞将士勇敢战斗，加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三是普遍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治理，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原文：“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上述内容对当时的中国各个诸侯国来来说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商鞅变法的效用也体现的十分明显，在商鞅变法十多年后的秦魏河西大战中，商鞅率领秦国军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魏国大军，“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主要来自于一个叫做赵良的儒生，他在和商君的对话中毫不隐晦的指明商鞅的“罪状”：1、“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接近秦孝公，和秦穆公时五羖大夫百里奚恰好相反。2、“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用法度残忍刑法了太子傅嬴，和嬴虔遭遇相仿的还有很多人，老秦人几乎恨透了商鞅。3、“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商君违情背理地建立权威变更法度，又在商於郡称王。在《商君列传》末尾，司马迁写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承袭了赵良的说法。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看不到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司马迁没有写商鞅的大功，却着重写了商鞅的过错，这里面肯定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再次我做如下大胆推测，原因如下：世人对秦发的愤恨。《史记陈涉世家》，《史记高祖本纪》等传记中曾多次写道“天下苦秦久矣”，苦秦之意，苦于秦政，苦于秦法，秦政，始皇和二世的暴政，秦法，溯其根本，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不是盛世之法，而是战时之法，主要表现在前面说到的奖励耕战一条，春秋战国天下纷争的年代，这样的法度自然能够使得一个强国一统天下。然而秦国一统天下后没有对秦法修改，而是近乎完全沿袭前法，用高压政策压榨人民，自然，官逼明反，民揭竿而起。汉朝百姓对秦法讳莫如深，司马迁自然要依照人民的态度记叙历史。汉武帝高压政策。商鞅变法让秦国老氏族近乎完全丧失原有的大权，后世统治者肯定也会看到，一场变法一定会让社会产生巨大的变革，如果汉武帝时期再有很多商鞅出现，很可能会威胁到汉武帝的统治。这退一万步讲，也是中国历史上变法成功案例很少的原因。自商鞅变法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很多次翻天覆地的朝代变更，而成功的变法一例也没有，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定然会压迫所有的变法人士。汉朝的大体政策和汉朝的法律。自春秋战国，到秦朝暴政，再到楚汉战争，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汉朝的稳定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汉朝之法律也比秦法松了很多，这是时代的进步，为了规诫后世统治者不要重蹈秦朝的覆辙，司马迁转而将笔风突转批判商鞅，其实是批判商鞅之法。
蔺相如——提起这三个字,我想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在学完《完璧归赵》这篇课文后,我便对他起了仰慕之情.他是一个有勇有谋,机智的人,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一直无人取代.在现在的社会中像蔺蔺相如的人也很少有,多数人都很有才华,但缺少勇气,换个角度说,就是很自私,做什么都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为大局着想,但在《完璧归赵》中,当秦王拿着和氏璧,但并没有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的意思时,蔺相如便借口和氏璧有瑕疵的理由,从秦王手中拿回和氏璧,然后把和氏璧高高举起,说：“臣认为贫民之交,尚且受信,更何况是一国之君?今天,臣看大王没有交换城池的诚意,所以将和氏璧收回,如果大王一定要抢强,臣只有和这和氏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秦王害怕蔺相如真的将和氏璧撞碎,只有答应在五天以后再正式交换城池,聪明的蔺相如却趁此机会,派人乔装,走小路带着和氏璧回赵国去了.等秦王发现时已经来不急了.蔺相如的机敏吸引了我,他的勇气更加让我钦佩,你或许不会有太多的感触,但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如果赵王把这项任务交给你,你会怎么样?你有勇气说出蔺相如所说的话吗?你能够将和氏璧完整的带回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退一步来讲,你我也一定不会去接受这一个任务,因为你根本不能放弃你那荣华的生活.当今社会是黑暗的,但人心更加黑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利益和金钱腐蚀了多数人的灵魂,只有及少数的人能够认清自我,多数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用出各种阴谋诡计,做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有的还为了金钱和利益白白送出了自己的生命.之是多么可笑,拿他们和蔺相如相比,简直是两种极端,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极端.或许还是一个学生的我没有资格去评论谁,没有权利去指责谁,给没有能力去揭穿社会的黑暗,但至少我能够在作文中写出我内心的想法,不必虚假的活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拥有蔺相如那种机智头脑的人是普遍存在的,并不罕见.但是有多少人用在正处呢?那写聪明的人往往被“聪明”蒙住了心,最终走向死亡的深渊.但他们没有像蔺相如那样,没有向社会做出贡献,他们枉费了上苍所给予他们的那机智,灵敏的头脑!活的那么无耻,死的那么可笑啊!蔺相如,或许他也有缺点,但他有的缺点应该被他光彩四射的优点所埋没了吧!
这是议论文文体吗？ 论点论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