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记的研究论文

它有史书价值！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其实，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决不会说话不讲逻辑，没有条理；《论语》的编著者中有子思这样的大师级学者，他们也决不会把互不联系的三句话随便地放在一起。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这三句话是孔子主张的读书治学的“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学而时习之”，包括读书、练习、复习、实习，甚至包括社会实践。这是治学的基础，初级阶段。第二境界，是与志同道合者讲谈、研讨、论辩，从而加深造诣，使学问提升到高级阶段。《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必孤陋而寡闻。”第一境界，就是这种“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的浅境界。提升的方法，就是要有“友”，有“朋”，通过同“友”“朋”的讲谈、研讨和论辩，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思维的火花在碰撞中迸发，于是大家的学问、思想渐渐进入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正如《兰亭集序》中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中列坐其次，“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现代人组织各种“学会”和“研讨会”，其实也是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对这两个境界，《论语正义》这样解释：“‘时习’是成己，朋来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验己之修功，又得以教学相长之意。”由此我想，新课标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也不妨认为，“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是孔老夫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提倡并实行的学习观念。最难达到的是第三境界。学问有相当造诣之后，却也没有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重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不了官，发不了财，评不上职称……，然而也不因此怨恨，仍然安贫乐道，孜孜以求，就像身居陋巷的颜渊一样，那便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成的“君子”了。第三境界实际上说的是才与德、治学与修身的关系。我理解，一方面，做学问者要经过“人不知”的磨练才能有所成就。想想看，孔、孟、老、庄、墨这些思想的巨人，哪个不是被当政者所“不知”呢？如果他们官高爵显，都弄个司寇之类的职位一直做上去，中国的思想史恐怕就要暗淡很多。如果施耐庵、罗贯中不是生在那个“九儒十丐”的年代，如果吴敬梓、蒲松龄能科场得意，如果曹雪芹一直过着玉粒金莼噎满喉的贵族生活，文学史上大概也不会有六大名著。另一方面，孔子强调“人不知”时要“不愠”，也就是保持一种澹泊宁静的心态。做学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至远。如果在人生的不顺、社会的不公面前牢骚太盛，心理太不平衡，一“愠”而弃学从政从商，或者一“愠”而消极怠惰，失去奋斗的高标，还能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只有那些心灵超脱尘俗，不为繁华所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才能在学问上达到高境界，同时也在心灵上达到高境界。程颢有诗述怀：“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种豪雄男儿，正是孔子第三境界之“君子”。王国维的“三境界”，是只限于治学，最多是限于成就事业而言的，而孔子的“三境界”，已经超出了这一范畴，把治学和修身都包括在内，并以治学和修身的结合为最高境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