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三部，合称“史记三家注”：1、《史记集解》，南朝刘宋裴骃攥，八十卷。以徐广《史记音义》为本，兼采经、传、诸史及孔安国、郑玄、服虔、贾逵等人之说，增益而成。2、《史记索隐》，由唐代司马贞撰写，共三十卷。运用大量的文献作校勘材料，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献，使一些书目得以流传下来，便于后人辑佚，有功于目录学。另外，《索隐》在文献考证上也取得丰硕成果，考证《史记》中的人名、史实、司马迁生平等等。3、《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原为单行本，共30卷，按照条目加注释（正义）的形式进行注解。后来宋朝初年被有意拆散，附于《史记》有关正文下面，亡佚颇多，遂割裂散乱，非复旧本了。其它还有南朝宋徐广的《史记音义》、南朝齐邹诞生的《史记音义》、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
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台湾 《史记》 研究概况
四十多年来，台湾约发表《史记》研究论文400多篇，出版专著40余部，台湾学者对《史记》也是坚持宣传普及与学术研究并重，并做出了一定成绩。
1.宣传普及方面
在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积极倡导和组织下，台湾学者有的把《史记》的内容编成故事，有的致力于今注今译，有的则在大学开设《史记》方面的课程，利用各种形式向公众介绍司马迁和《史记》。在台湾出版的几十种《史记》注译本中，影响较大的是《史记今注》和 《白话史记》。马持盈自称其著《史记今注》的动机是：“辅导读者能够轻松愉快的阅读《史记》，并进而引起其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加强其宣扬中华文化的能力。”故此书采取了注译结合、因文作注和难易有别的写作方法，很受读者欢迎。台湾14所院校60位教授通力合作，译《史记》为《白话史记》出版发行。该书凡例说：“《白话史记》编译的目的在于求《史记》的普及化，适用于一般有基本文史知识的大众。”因此采用直译，既注意生动可读，又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原文的语言风格和人物性格，因而在海峡两岸流传甚广。此外，劳干、屈万里的《史记今注》、杨家骆的《史记今释》、郑梁生的《史记的故事》、陈飞龙和黄华表的两部《史记导读》等，也都是宣传普及《史记》的佳作。
2.学术研究方面
在校勘考证方面以王叔岷、施之勉成就最大。王叔岷历时17年撰成的《史记斠证》系以《史记会注考证》为底本，对《史记》逐篇考证之作。全书以作者创见为主，引证博赡，考辨精审，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考证专著。施之勉在《大陆杂志》等刊物上连续发表《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130多篇，后以《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为书名结集出版。对泷川之书的疏误考辨匡正最多，因此深受台湾学术界的好评。另外，钱穆的《史记地名考》、海屏的《史记的补续与改窜问题》、曲颖生的《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辩》、陈槃的 《史记世家缀录》、李崇远的 《史记篇例考述》等等，也都从某些方面对《史记》作了考订，其中不乏独到见解。
在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评价方面，徐文珊的《史记评介》和郑梁生的《司马迁的世界》最具代表性。《史记评介》的前半部着重介绍《史记》基本知识和研读《史记》的方法，后半部专题研究了司马迁的史学贡献和文学成就，并指出《史记》的一些缺陷。《司马迁的世界》分前后两篇，前篇叙述司马迁充满悲剧性的一生，并探讨其编纂《史记》的动机。后篇着重论述《史记》的结构和司马迁以人为主的写史方法。作者留学日本多年，故该书吸收了不少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关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研究，台湾学者选题比较广泛。如徐复观的《论史记》深入挖掘了司马迁的史学精神及作史目的。赖明德的 《司马迁之学术思想》则对司马迁的经学、史学、诸子之学、文学、历学及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等作了深入分析，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见解。此外，阮芝生、施人豪、游信利对司马迁史学思想和方法的研究; 周虎林、洪安全、王基伦关于司马迁与儒家关系的探讨;吴福助、刘安立对马班史学的比较研究;柯庆明、叶龙、殷豫川、范文芳对《史记》文学艺术的研究;陈万鼐、刘朝阳对司马迁历学和天文学成就的研究等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总之，四十多年来，《史记》研究一直是台湾学术界的热点，而且人才济济，硕果累累。钱穆、徐文珊、王叔岷等老一辈学者固然成就斐然，赖明德、吴福助、施人豪、郑梁生、田博元等一大批中青年也先后崛起。他们思想活跃，方法较新，在《史记》研究中往往能别开生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继三家注之后，对《史记》研究成果的第二次最重要大总结、大梳理。国内第一部高清影印本全十四册、精美函套装《史记会注考证》在《史记》版本校勘、究明司马迁所据资料、《史记》三家注的订补、历代注释集成等方面皆有重要成就。这使其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时至今日，在其问世七十余年后，仍无人能出其右，依旧是《史记》研究者的必备之书。
介绍韩信的生平,可以着重写对韩信影响重大的事件,譬如胯下之辱,以此为依据来论述对他军旅/政治生涯的影响.从任人看不起的"懦夫"到攻无不克的"将军"到赫赫"楚王"又到"淮阴侯"以致最后死于一个女子(吕后)的手下.或者可以写他和项羽,刘邦之间的关系(若可以的话,还可以写些吕后).刘邦应该是很想除掉韩信的,但却是由吕后下手.还可以比较一下韩信和张良萧何这一类的最终得以善终的文臣或者同为武将的樊哙曹参.张良虽然是刘邦的"心腹",却在天下大定之后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去,没有一丝留恋,而韩信则气焰嚣张,终于成了六版的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关键是看重点是在哪里------赞颂韩信的战才,或者论述他为人臣者缺乏的"情商"等等.
如果只是一般的毕业论文，特别是非正规全日制毕业论文，只要内容严谨就行，不必太在乎创新性，多参考前人成果，但不要全盘照抄。在“中国知网”查一下相关论文，外网虽然只能看提要，但这些提要会起到很重要的提示作用，此外，里面列的“参考文献”也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可以找一些来看看，对启发思路作用很大。如果想写好一点，可以看一看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里面涉及了当前史记研究的各个方面。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1、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6、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2、在不了解和了解不详的领域中寻找课题。3、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4、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5、征询导师和专家的意见。6、善于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为读者选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的看法议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最近看了陕西师范大学一篇的博士论文——《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标题非常吸引人，我不由得想：《史记》的五体篇数还有什么文化内涵呢？这篇论文的价值是什么？我能在作者写论文的形式手法中学到什么？如何写好一篇论文？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学内涵”这篇论文，作者就司马迁《史记》篇数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文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提出及其可能性，一是《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蠡测。两大部分又细分成几个小题，小题下再次细分。作者没有过多的铺陈，开门见山，首先就把自己想要论述的提了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她列举了唐司马贞的《补史记序》以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出的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认识，他们二人均认为《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之编纂数目，各有深意。再有，作者提到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只解释作三十世家的原因，他并未明确而完整地阐述五体之数究竟含有何等意蕴，所以她又提出了对这种带有神秘意味的说法的反面的观点，王若虚《著述辩惑》以及沈涛《史记篇例》对前两家言论的斥责，二者认为这毫无依据可言。历朝历代不同人物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争论，但作者认为真理往往是在不断交锋中愈辩愈明，尽管历代间有与小司马、张守节持争锋相对者，可学界对《史记》五体之数目含有神秘意蕴的信念却从未间断过，直至近代朱自清先生又一次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与贞张两人相似的理解。作者用词严谨，举出的例子也有效地佐证自己的观点。 然后，作者提及《史记》五体倚数编纂的可能性。中国上古文化和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数与用数传统。举中西方对数字的重视，“全宇宙也是一数，并应是一个乐调”。举《道德经》、《周易》等中数字的神秘意蕴，《吕氏春秋》、《易传》、《庄子》、《孟子》等篇数安排的特别意义。司马迁接受父亲临终遗命之后，更以周公、孔子之后第三个五百年的文化圣人自居，立志要著一本大书。作者认为司马迁自然会汲取之前的文化艺术精华，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神秘数字，与《史记》博大精深的内容与精神存在本质的一致性，他又怎会舍弃。作者认为司马迁对《史记》五体篇数安排有特殊意义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家学渊源、师承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依次叙述，层层递进，思路清晰，调理明确。 第二大部分是作者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蠡测，“蠡测”二字我认为作者是个治学谦逊严谨的人。这一部分正是开始对司马迁《史记》五体篇数安排的特殊意义进行分条陈述，依次举例，比如十二本纪中的十二，作者首先说明三、四这两个数字的重要性，三四当仁不让成为真正的天地、阴阳之数。三四十二，由于真正的天地数之积，十二又获得了其它数所没有的独特象征意义，作为“天之大数”而被赋予神圣至极的意蕴。后作者举多例论证表明十二是“秉天而行的天子权力的象征和专利”。十二当真无愧是作为帝王象征之数。剩下的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的论述也大致如此。 通过阅读这篇论文，首先我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文学了解深刻而广博，举出的例子都非常契合论述观点，而且作者的文章框架明晰，调理清楚，思路明确，依次陈述，层层递进，逻辑性强。作者非常明确自己要论证什么，想得到什么，目标明确。我想作者写成这篇文章，一定做了许多努力，查阅了许多资料，她这种严谨认真治学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一定要阅读更多书籍，丰富我们的知识，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会思考，学会创新，活学活用。另外多参考学习优秀的文章，要写出优秀的作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贵在坚持。 结语作者总结道：通过对《史记》五体篇数的逐一考察，发现司马迁所取的个体之数，都是古代神秘数字，是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内大数或极数，并且各数的文化内涵都与其相对应的一体所系之人士及太史公寄予其中的深意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史记》的五体之数，正是这种“有意义的形式”体现着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开阔的胸襟和宏阔的眼光，是达到五种体例的浑融配合与整体结构的和谐，并承载着史公情感与价值取向的隐性武器，是人与社会、自然及宇宙相连的纽带，从而也成为其深层的结构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作者论述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文章是作者思想的承载，一篇优秀的论文，我认为作者应该让阅览这人懂得他所要传递的观念思想，需要得到读者与大众的认同。一篇优秀的论文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它能够获得阅览者的认同，同时它也能够对自己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它有史书价值！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其实，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决不会说话不讲逻辑，没有条理；《论语》的编著者中有子思这样的大师级学者，他们也决不会把互不联系的三句话随便地放在一起。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这三句话是孔子主张的读书治学的“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学而时习之”，包括读书、练习、复习、实习，甚至包括社会实践。这是治学的基础，初级阶段。第二境界，是与志同道合者讲谈、研讨、论辩，从而加深造诣，使学问提升到高级阶段。《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必孤陋而寡闻。”第一境界，就是这种“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的浅境界。提升的方法，就是要有“友”，有“朋”，通过同“友”“朋”的讲谈、研讨和论辩，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思维的火花在碰撞中迸发，于是大家的学问、思想渐渐进入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正如《兰亭集序》中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中列坐其次，“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现代人组织各种“学会”和“研讨会”，其实也是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对这两个境界，《论语正义》这样解释：“‘时习’是成己，朋来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验己之修功，又得以教学相长之意。”由此我想，新课标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也不妨认为，“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是孔老夫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提倡并实行的学习观念。最难达到的是第三境界。学问有相当造诣之后，却也没有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重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不了官，发不了财，评不上职称……，然而也不因此怨恨，仍然安贫乐道，孜孜以求，就像身居陋巷的颜渊一样，那便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成的“君子”了。第三境界实际上说的是才与德、治学与修身的关系。我理解，一方面，做学问者要经过“人不知”的磨练才能有所成就。想想看，孔、孟、老、庄、墨这些思想的巨人，哪个不是被当政者所“不知”呢？如果他们官高爵显，都弄个司寇之类的职位一直做上去，中国的思想史恐怕就要暗淡很多。如果施耐庵、罗贯中不是生在那个“九儒十丐”的年代，如果吴敬梓、蒲松龄能科场得意，如果曹雪芹一直过着玉粒金莼噎满喉的贵族生活，文学史上大概也不会有六大名著。另一方面，孔子强调“人不知”时要“不愠”，也就是保持一种澹泊宁静的心态。做学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至远。如果在人生的不顺、社会的不公面前牢骚太盛，心理太不平衡，一“愠”而弃学从政从商，或者一“愠”而消极怠惰，失去奋斗的高标，还能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只有那些心灵超脱尘俗，不为繁华所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才能在学问上达到高境界，同时也在心灵上达到高境界。程颢有诗述怀：“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种豪雄男儿，正是孔子第三境界之“君子”。王国维的“三境界”，是只限于治学，最多是限于成就事业而言的，而孔子的“三境界”，已经超出了这一范畴，把治学和修身都包括在内，并以治学和修身的结合为最高境界的。
论文开题记录是对论文开题答辩会过程的记录。论文开题答辩由选题者把自己所选的课题的概况（即"开题报告内容")，向有关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进行陈述。由这些专家决定，你选择的题目是否适合作为论文进行下一步研究。作论文开题记录有以下要点：1、开题会时间、地点2、参加开题的专家：3、开题人、题目：4、开题报告主要内容：5、各位专家对报告的提问和回答：6、专家评价和结论：
开题报告的综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明该选题的目的、相关课题研究情况、理论适用、研究方法。
开题报告包含的论文提纲可以是粗线条的，是一个研究构想的基本框架。可采用整句式或整段式提纲形式。在开题阶段，提纲的目的是让人清楚论文的基本框架，没有必要像论文目录那样详细。
注意事项：
一、题目要准确：
题目就是文章的眼睛，要明亮而有神，是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是整篇论文的研讨中心，题目就是告诉别人你要干什么或解决什么问题。
因此，论文题目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题目应当精练并完整表达文章的本意，但切忌简单的罗列现象或者陈述事实；文章题目不宜使用公文式的标题。
文章题目要体现研究的侧重点，要呈现研究对象以及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研究的对象和研究内容一定要在题目呈现），论文题目要新颖、简洁，字数最好不超过20个字，如果确因研究需要，就采用主副标题。
二、开题报告框架主体部分包含的内容主要有：
1、选题缘由。
2、文献综述。
3、研究的理论基础。
4、研究的主要内容。
5、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6、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7、研究的步骤。
8、论文提纲。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开题报告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的看法议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最近看了陕西师范大学一篇的博士论文——《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标题非常吸引人，我不由得想：《史记》的五体篇数还有什么文化内涵呢？这篇论文的价值是什么？我能在作者写论文的形式手法中学到什么？如何写好一篇论文？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学内涵”这篇论文，作者就司马迁《史记》篇数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文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提出及其可能性，一是《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蠡测。两大部分又细分成几个小题，小题下再次细分。作者没有过多的铺陈，开门见山，首先就把自己想要论述的提了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她列举了唐司马贞的《补史记序》以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出的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认识，他们二人均认为《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之编纂数目，各有深意。再有，作者提到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只解释作三十世家的原因，他并未明确而完整地阐述五体之数究竟含有何等意蕴，所以她又提出了对这种带有神秘意味的说法的反面的观点，王若虚《著述辩惑》以及沈涛《史记篇例》对前两家言论的斥责，二者认为这毫无依据可言。历朝历代不同人物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争论，但作者认为真理往往是在不断交锋中愈辩愈明，尽管历代间有与小司马、张守节持争锋相对者，可学界对《史记》五体之数目含有神秘意蕴的信念却从未间断过，直至近代朱自清先生又一次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与贞张两人相似的理解。作者用词严谨，举出的例子也有效地佐证自己的观点。 然后，作者提及《史记》五体倚数编纂的可能性。中国上古文化和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数与用数传统。举中西方对数字的重视，“全宇宙也是一数，并应是一个乐调”。举《道德经》、《周易》等中数字的神秘意蕴，《吕氏春秋》、《易传》、《庄子》、《孟子》等篇数安排的特别意义。司马迁接受父亲临终遗命之后，更以周公、孔子之后第三个五百年的文化圣人自居，立志要著一本大书。作者认为司马迁自然会汲取之前的文化艺术精华，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神秘数字，与《史记》博大精深的内容与精神存在本质的一致性，他又怎会舍弃。作者认为司马迁对《史记》五体篇数安排有特殊意义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家学渊源、师承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依次叙述，层层递进，思路清晰，调理明确。 第二大部分是作者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蠡测，“蠡测”二字我认为作者是个治学谦逊严谨的人。这一部分正是开始对司马迁《史记》五体篇数安排的特殊意义进行分条陈述，依次举例，比如十二本纪中的十二，作者首先说明三、四这两个数字的重要性，三四当仁不让成为真正的天地、阴阳之数。三四十二，由于真正的天地数之积，十二又获得了其它数所没有的独特象征意义，作为“天之大数”而被赋予神圣至极的意蕴。后作者举多例论证表明十二是“秉天而行的天子权力的象征和专利”。十二当真无愧是作为帝王象征之数。剩下的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的论述也大致如此。 通过阅读这篇论文，首先我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文学了解深刻而广博，举出的例子都非常契合论述观点，而且作者的文章框架明晰，调理清楚，思路明确，依次陈述，层层递进，逻辑性强。作者非常明确自己要论证什么，想得到什么，目标明确。我想作者写成这篇文章，一定做了许多努力，查阅了许多资料，她这种严谨认真治学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一定要阅读更多书籍，丰富我们的知识，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会思考，学会创新，活学活用。另外多参考学习优秀的文章，要写出优秀的作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贵在坚持。 结语作者总结道：通过对《史记》五体篇数的逐一考察，发现司马迁所取的个体之数，都是古代神秘数字，是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内大数或极数，并且各数的文化内涵都与其相对应的一体所系之人士及太史公寄予其中的深意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史记》的五体之数，正是这种“有意义的形式”体现着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开阔的胸襟和宏阔的眼光，是达到五种体例的浑融配合与整体结构的和谐，并承载着史公情感与价值取向的隐性武器，是人与社会、自然及宇宙相连的纽带，从而也成为其深层的结构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作者论述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文章是作者思想的承载，一篇优秀的论文，我认为作者应该让阅览这人懂得他所要传递的观念思想，需要得到读者与大众的认同。一篇优秀的论文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它能够获得阅览者的认同，同时它也能够对自己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