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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戏剧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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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戏剧研究论文

出版著作:《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心理现实主义剧作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独著。《外国戏剧作品鉴赏辞典》(19世纪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副主编。《外国戏剧经典作品赏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撰写。《一个美国人的〈易经〉之旅》,知识出版社,2004年。主审。《高级英语》第二册,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主编。《一对一营销网络》,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主译。发表论文:《从〈建筑师〉看易卜生剧作中的“妖性”》,载《外国语文》2009年第4期。《论易卜生后期剧作中的男性形象》,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8期。《《野鸭》背后的悲剧》,载《作家》2008年第5期。《狄奥尼索斯精神在尤金·奥尼尔剧作中的体现》,载《戏剧文学》2008年第1期。《萧伯纳剧作中的易卜生主义》,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易卜生的最后一部社会问题剧:<人民公敌>》,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5日。《萧伯纳·薇薇·新女性》,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9日。《萧伯纳的《鳏夫的房产》》,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1月23日。《<社会支柱>:易卜生剧作的转折点》,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1月2日。《<群鬼>,回到罗马》,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12月26日。《<玩偶之家>新解》,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12月5日。《易卜生剧作<海上夫人>新解》,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21日。《易卜生和他的<野鸭>》,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14日。《易卜生和他的<建筑师>》,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10日。《易卜生和他的<培尔·金特>》,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22日。《易卜生和他的女人们》,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0月25日。《与神灵相通的族类——再论希腊悲剧中的歌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8 期。《此曲只应天上有——试论希腊悲剧中的歌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奥尼尔的困惑》,载《尤金 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世纪之交再看奥尼尔》,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奥尼尔与弗洛伊德》,载《尤金 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

对于苏联戏剧的影响。

对此理解偏狭的还在于“大器”,以为“大器”才会晚成,而这种“大器”又是一鸣惊人式的,曹雪芹式的,孰不知这崐种“大器”是由“小器”不断地累积而成的。 大凡有大成就者,其童年大多都有特殊表现──“大器晚成”导致人们对早期教育的忽视与对抗──“大器晚成”决不是“大器晚做”,达尔文等都不是“晚做”的典型──摩尔根、苏老泉也不是“晚做”的典型──“大器晚成”应该是“大崐器晚承”“大器终成”──大器是由小器、中器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割断大器的成才过程,只会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 因此,人生的早期对人的一生影响极大,大凡有成就者,其童年大多都有表现,文学家者多已对读书故事兴趣极浓,艺术家者多对所痴迷的艺术有所偏爱,军事家者或许学习成绩一蹋糊涂,但对打架斗殴却表现出一种发于内心的热衷,政治家崐者对统御人心多已有了不少实践,因此,自古英雄出少年,在历史上少年英雄多得不可胜数。 在世界历史上,亚历山大大帝18岁佐其父腓力普统一希腊,20岁时继承王位,22岁远征亚洲,32岁完成他的征服;汉尼崐拔22岁为迦太基军队统帅,31岁时组织指挥了历史上著名的坎尼会战,大败罗马军;恺撒不到而立之年就已成为声威卓著的崐政治家,拿破仑26岁为法军首领,30岁时第一次执政,35岁时为法兰西皇帝兼军队统帅;瑞典王“查理十二”,17岁时率军崐击败俄、波、丹麦联军,18岁时征服丹麦…… 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如此,项羽起兵为西楚霸王,霍去病为骠骑将军,李世民起兵反隋都是18岁,三国时,孙策20岁率军崐渡江建立东吴政权,周瑜33岁大破曹操于赤壁,诸葛亮出山时不过26岁,李自成23岁起义,30岁立为闯王,太平天国的将领,崐中国共产党的将领都极年轻。 这些还是在需要经验、资历的社会领域,在其他纯知识领域更是如此。 普希金21岁写成长篇叙事诗《普斯兰和柳德米拉》;狄更斯24岁发表《匹克威克外传》;歌德25岁发表《少年维特之烦崐恼》;伏尼契也于同样年龄写成《牛虻》;果戈里26岁写成《钦差大臣》,32岁完成《死魂灵》;拜伦29岁出版第一本诗集崐《懒散的时刻》,雪莱21岁发表长诗《麦布女王》,席勒24岁发表《阴谋与爱情》…… 中国也同样如此,屈原21岁写出《橘颂》,23岁写出《离骚》;陆机20岁写出《文赋》,刘勰30岁写出《文心雕龙》;崐近代的鲁迅23岁写出《自题小像》,郭沫若29岁出版了我国新诗的奠基作《女神》,曹禺24岁写出话剧《雷雨》;艾青33岁崐写出《大堰河──我的保姆》。 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美国小提琴家梅妞因7 岁就参加旧金山交响乐队的演出,21岁时就被誉为“成熟的艺术家”;莫崐札特四岁就已作曲,6 岁就开始举行音乐演奏会;贝多芬曾以“莫札特第二”的姿态6 岁时举行了音乐演奏会;孟德尔孙9崐 岁公开演奏,12岁即能创作,被誉为19世纪的莫札特;肖邦第一次演奏会仅是8 岁,从此之后一致被认为是神童;钢琴之崐王李斯特9 岁开演奏会,被呼之为“莫札特第二”。 在科学领域也是如此:伽利略17岁发现钟摆原理;伽罗华17岁创立了群论;爱迪生21岁取得了第一项专利,牛顿23岁创崐立微积分,海森堡24岁建立了量子力学;爱因斯坦26岁完成狭义相对论…… 有人从1500~1960年全世界1249名杰出科学家和1928项重大科研成果的统计发现,科学创造的最佳年龄区是在25~45岁,崐最佳峰值年龄在37岁左右。在对诺贝尔奖部分获得者的统计中,物理学家的平均年龄为35岁,化学家的平均年龄为39岁,这崐些仅仅是做出重大贡献时的年龄,事实上在才能显示时其年龄比这要小得多。 但遗憾的是我们一方面在高呼“自古英雄出少年”,另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地重复“大器晚成”这样的安慰,而我们对“崐大器晚成”的理解又多是“大器晚做”,这是极为错误的,在所有“大器晚成”型的伟人中,找不到一个是“大器晚做”的。 人们最熟知的“晚成”是达尔文,达尔文生平著作达14厚册,是45岁才出版的。1859年11月24日在伦敦初版《物种起源》崐时,他已50岁,但是他22岁就离家登上“贝格尔号”作环球旅行,考察动、植物,18岁时就写成了两篇生物学论文:一篇是崐讲述他发现一种被人们认为是“卵”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幼虫;另一篇则相反,他发现一种被人们认为是幼虫的东西,实崐际上是卵囊;如果再追究下去,他很小的时候就对“自然史,尤其是对于收集工作方面,逐渐发生了浓厚的兴味。我尝试给崐植物规定名称,还去收集各种各样的玩物:贝壳,火漆封印,免资印纸,钱币和矿石。我想要成为一个研究分类的自然科学崐家、古玩收藏家或者守财奴,这种欲望已经十分强烈,而且确实是天生的……” 黑格尔也是人们最熟悉的例子,但是他37岁发表的《精神现象学》让他一举成名,对于这样一本名著,他决不可能是一崐时心血来潮一蹴而就的。易卜生也是人们熟知的一个,他的《玩偶之家》在他51岁才享誉世界,但是这位被称为“近代戏剧崐之父”的“天生就对诗歌、绘画很感兴趣”,21岁时就自费出版了一个戏曲。 虽然随着人们对他们了解的加深,达尔文、黑格尔、易卜生等已经不再被认为是“晚做”甚至是“晚成”的了,但是“崐大器晚做”的思想在我们的意识深处仍然没有消除,仍然根深蒂固,总是不时地会有新的面孔来代替已被推翻的偶像。现在崐人们常提的“大器晚做”的例子便是基因学说的奠基人——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因为他的基因学说是在49-60岁之间完成崐的,67岁才获得诺贝尔奖,似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器晚成”乃至“晚做”的典型…… 可是只要我们去读一读他的传记,甚至只要去看一看他的简历,这些所谓的证明都将成为反证──不仅不是“晚成”相崐反却是“早成”的典型! 摩尔根是查尔顿·摩尔根和其前妻艾伦·霍华德的儿子,父母双方都是名门望族。童年时代他就花费了很多时光,拿着崐捕蝴蝶的采虫网漫游了以农业为主的肯塔基州的山村田野。有一次他和堂兄弟俩解剖猫,觉醒的猫发起怒来,从桌子上跳下崐去逃掉了。十岁的时候他就将房顶上的阁楼要了下来,刷上油漆,糊上墙纸,作为他放置标本的场所。搜集来的标本有剥制崐的鸟、鸟卵、蝴蝶、化石、石头和其他在野外留心找到的东西,并且他都细心地加上标签。所有这些活动,都使摩尔根十分崐爱好并熟悉了博物学,他毕生都保持了对博物学的爱好,以致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别人不能鉴定的标本,最后要找到崐他这个遗传学的教授!由此可以看出他早年所受教育的良好。 他的学业状况又是如何呢?同样是无可挑剔的。他14岁就进入肯塔基州立学院的预科部,学习了两年之后转入该学院的崐本科,20岁时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动物学学士学位。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学业无可挑剔,事业更是一帆风顺。他34岁就出任美国遗传学会和美国形态学会会长,43岁出任美国博物学会会长,44崐岁出任美国实验动物学和实验医学学协会长,53岁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61岁更是担任了美国科学院院长,64岁又任美国崐科学促进学会会长…… 虽然他67岁才获得诺贝尔奖,但他在获奖之前早已大器已成!即使是面对诺贝尔奖,这次也是第三次提名,前两次分别崐为53岁和64岁。 有人可能对这些外国名人不感兴趣,他们会提出“大器晚做”的中国代表──苏洵,也即苏老泉。在《三字经》中就有崐“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事实也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27岁才开始读书。 苏洵的高祖苏祜,祖父苏杲,父亲苏序,这三代虽在仕籍方面不显,但一直承继着苏家书香门第的传统,均为蜀中名士。崐如苏序,曾巩在《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中说他的诗“多至千余首”。苏洵有两个哥哥苏澹、苏涣都中了进士,苏洵自崐幼“为人聪明,辨智过人”,“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18岁就进京参加了进士考试,只不过无功而崐返罢了。不久即同眉山首富程文应之女结婚,从结婚到27岁大发愤这段时间不再参加进士考试。 从现在的研究成果来看,苏洵27岁大发愤之前也并非有意整日“游荡不学”,而是要承担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在这段时崐间,他的父亲苏序已年过六旬,而且一贯不理家事。母亲史氏夫人在苏洵24岁时已去世。大哥苏澹是一位读书人,身体似乎崐也不太好,在苏洵29岁时就死去了。二哥苏涣在外做官,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很自然地落到了苏洵的肩上。 但是,苏洵儿时打下的学习基础应该是极良好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生活的浸泡,他终于在25岁时有了思想上的苏醒。崐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到27岁时,更是对妻子程氏夫人说:崐“吾自视,今犹可学”,一般人在27岁时早已不想在学问上功名上去奋斗一番了,而他却颇自信地说“今犹可学”,由此也崐可想见他儿时决不是一个在诗文方面毫无敏感的孩子。一年以后,苏洵即满怀信心地再次进京举进士,虽然不中,却也从中崐看出苏洵不凡的气概。37岁时第三次进京举制策,仍然不中。但是苏洵并没被失败所吓倒,相反却屡败屡战,屡败屡勇,终崐成一代大家。 纵观苏洵的求学与成功,我们可以看出,他的18岁初举进士不中,也许是“少不喜学”所致;29岁再举进士不中,是因崐为苏洵不长于“声律记问”之学,而考官又只知道以“声律记问”之学量人,苏洵屡试不中也就很自然了。37岁三举制科不崐中,苏洵豪放的个性表现出来了,他不再象当时的读书人老死科举那样,相反认为“此不足为学也”,绝意于功名,而发愤崐于学术,烧掉了为应付科举考试而作的数百篇文章,闭门读书七八年,遍读圣贤文章而后胸中豁然以明。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崐础再加上后来的发愤苦学,才让他一步一步登上其时文章的最高境界。如果我们认为他27岁才识字发蒙,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崐就连《三字经》也说是“发愤”而非“识字”。 孔子是40岁以后才开始活跃的,但是他15岁便有志于学了,到了30岁已有了规模,40岁时已不惑,孔子的成就虽迟,但崐他对大器早成却深有认识,他说:“后生可畏”,又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 还有一次,孔子的老朋友原壤叉开两腿坐着接待孔子,孔子生气地用手杖敲着他的腿说:“你小时候不讲孝悌,长大了崐没有什么成就,老了还不快死掉真是个害人的人!”清代的张履祥说这三句话自是相因,小时候不讲享悌,不懂礼貌,不好崐好学习,到长大时必然没有什么成就;长大时没有成就,到老时还不死掉就是个害人的人,既有负其初心,则必败于其末路崐矣。 我国早期心理学家张耀翔言:“四十岁以前有相当成就,以后继续发展至更大进步,这是常有的是,这是宝刀不老,而崐非大器晚成。早年毫无表现,希望到了晚年,忽然蔚为大器,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有“大器晚成”这一说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是人们将“成”字理解偏了,将成名同成功视为一体,崐其实成名固然有时同成功同时,但更多的是成名比成功要迟,甚至要迟得多,从这个方面说“大器晚成”应为“大器晚承。” 法国的罗曼·罗兰堪称这一类的典型。 罗曼·罗兰48岁才获得认可,但却是一次性的时间性的认可,可谓“大器晚成”了。但是远在此之前,让他成为我们这崐一个世纪的领袖人物的那些著作实际上都已经完成:10个剧本,名人传以及《约翰·克利斯朵夫》前八卷等等…… 不仅如此,他在中学时就立下了“不创作,毋宁死”的誓言,而在他23岁时,他在罗马同70岁的玛尔维达·封·梅森堡崐相识,梅森堡就在其时她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一书中,满腔热忱,毫无保留地推崇他前途无量:“但是,和这位崐青年相识,不仅仅在音乐方面给我带来了巨大喜悦。要知道,在垂暮之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在青年的心灵中发现和你一崐样向理想、向更高目标的突进,对低级庸俗趣味的蔑视,为个性自由而斗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多亏这位青年来临,崐两年来我得以同他进行最高水平的精神交流……如上所述,不仅仅是这位年轻朋友的音乐天赋给我带来了我早已失去的快乐,崐而且,他也深信自己在其他一切精神领域所具有的才能,力求取得充分的发展。通过这样不断的激励,我又获得了思想的青崐春和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诗歌的强烈兴趣。在这最后的一个领域,即在诗歌方面,我也逐渐发现这位青年的创作天赋。令我惊崐奇的是,这方面的证据竟是他的一篇剧作。”“这位年轻诗人的道德力量,有可能使法兰西艺术再次复兴。” 再拿上面的摩尔根来说,他也同罗曼·罗兰一样,还在学生时代就已被威尔逊教授认定为前途无量,从而充当他的保护崐神了。 在1932年第六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上,威尔逊曾向聚会的代表们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不是遗传学家,过去也不曾是遗传崐学家。只是马马虎虎地被人认为是个遗传学家。所以,如果我暂且吹嘘一下自己在遗传学这个领域中的还没有受到过表扬的崐功绩,大家将会感到吃惊吧!那功绩就是远在40年即1900年孟德尔业绩复活之前,我就发现了这位新的非常优秀的孟德尔式崐人物,就认识到这位人物是如何地出类拔萃。他就是众所周知的本届遗传会议的名誉主席——托马斯·亨特·摩尔根。” 其次是人们将“晚”字理解偏了,将“终成”理解成了“晚成”,将最终的成功同它开始的努力割裂了。尽管大器们的崐确常常晚成,但他的努力却很早就已开始,在这方面“晚成”应该是“终成”,因为它与“早始”是对应的。 套用一个人所共知的年表,司马迁的《史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历时18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19年;达尔文崐的《物种起源》22年;法布尔的《昆虫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30年;谈迁的《国榷》3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摩崐尔根的《古代社会》40年,歌德的《浮士德》前后有60年…… 固然,这些著作是“晚成”,但却是“早始”的,是到了晚年才最终完成,绝非我们平常意义上的“晚成”。 对此理解偏狭的还在于“大器”,以为“大器”才会晚成,而这种“大器”又是一鸣惊人式的,曹雪芹式的,孰不知这崐种“大器”是由“小器”不断地累积而成的。 邓小平在年近八十时才在中国政坛发出一生最耀眼的光芒,才最终成为一位世界级的政治家,但是这“大器”却是由“崐小器”、“中器”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大的起伏就三起三落,而每一次站起都更加有力,他曾戏说如果世界上有政治家的奥崐林匹克金牌,他能获得。不断地由“小器”、“中器”发展到“大器”是几乎所有的“大器”的成长的普遍过程,由于不断崐进步,到了人生后期成果比先前更为壮观,这是大器们的最常见的现象。 有不少人割断成才的过程,认为“大器晚作”的天才多得出人意料,夏目漱石迈出作家的第一步时是40岁,富冈铁斋作崐为画家出名时为50岁,摩西从一个牧羊人到成为统率民众的预言者时为80岁,因此纵恿那些放松儿童教育的观念,如果说从崐勉励的角度鼓励那些没有抓住大好时机的人努力尚可理解,但如果认为玩他几十年也能一朝成名,只会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崐而最终也是绝不可能兑现的谬论!

国外戏剧服饰研究现状论文

中国元素”代表着中国特有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元素”属于一种符号,属于一种被海内外中华儿女认同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尊严及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这种符号有着具象的文化遗产呈现。中国元素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已逐渐开始运用,

“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运用” 研究综述齐鲁文化动漫工程2020年9月10日08:00关注对“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运用”研究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自本世纪伊始,对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研究人数逐渐增加,研究学者的身份构成渐趋多元化。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运用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的时期。有关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研究多见于论文期刊,专著类型相对较少;但关于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系统研究综述并不多见。在此笔者系统梳理了从本世纪初始直至现在20年的研究现状(有研究论文期刊百余篇及其相关专著),从研究者的研究领域、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研究的角度与动画艺术形式以及市场方面给予归纳与总结,并对近20年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走向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脉络。一、学术界对动画中的中国元素的关注与探讨“中国元素”代表着中国特有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元素”属于一种符号,属于一种被海内外中华儿女认同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尊严及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这种符号有着具象的文化遗产呈现。中国元素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已逐渐开始运用,国内外各个行业已意识到中国元素的重要性。中国元素逐渐成为时尚潮流。就关于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这一专题,艺术学者通过不同视角给予不同的研究与探讨,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譬如钮冬艳的《民族风格对动画电影的应用研究》,将其研究视角多元化,总结动画电影创作的表现形式为: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相结合;与中国民间故事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相结合。贾玉平在《以系统思维看动画艺术中的中国元素》一文中,对中国元素的系统性做了深层次的论述,认为系统思维与中国元素十分和谐,相互关联,两者互相渗入,运行井然有序。中国元素有着自己的构成元素,这些元素之间又有着自己的组合结构与组合模式。屈立丰《“中国动画学派”的名实之辩与当代意义》一文论述“中国性”的问题,试图在此基础上摆脱传统的“革命动画”的指涉含混状态而重新构建“中国动画学派”的概念。李旭 在《基于动漫产业的汉唐文化元素研究》一文中认为,传统元素作为中华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与发展前景;面对传统元素的保护与展示,传播是产业动作的重中之重。江秀艳在《中国元素在动画广告片中的应用研究》一文中,从中国民乐器、诗词、曲调等角度论述中国元素在视觉、听觉间的表现,并以此阐释其美学价值、经济价值,探索中国元素在动画广告片中的应用意义。二、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研究视角纵观本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部分。(一) 叙事特征分析杨雪团在《“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中国当代动画电影叙事模式探析》一文中,从国内外优秀动画电影入手,通过分析其叙事的结构、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艺术意蕴的传达等,积极探寻当代中国动画电影叙事特征。杨成在《试论国产动画电影之民族化叙事嬗变——以〈大闹天宫〉与〈大圣归来〉为例》一文,从叙事主题、叙事视角、叙事空间、叙事结构等四方面介绍影片所建立的多维多线的立体结构。杜晓杰在《中国动画美学的诗意回归:〈白蛇:缘起〉论略》中认为,其叙事具有浓郁的民族民间性,是以艺术化的方式实现中国传统美学的诗意回归,在叙事美学方面糅杂了传统民族的叙事体系;在形式技巧上则加入雅俗兼融的内容,展现出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气派。(二) 艺术运用媒介王华清的《动画设计中的戏曲元素》认为,戏曲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章主要从传统戏曲艺术的人物造型、服饰、音乐等几部分的自然结合,来探讨动画创作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应用及所形成的独特的美学风格。王书鹏、王宗香在《山东皮影艺术的数字化存储及再创作研究》中对山东皮影的艺术特征与数字动画之间的 融合进行分析,并对它的传播方式、传承问题进入深入探究。孙平、孙立军在《多维视野下嬗变的中国水墨动画》中论述道:水墨动画作为传统的艺术手段,从纸绢等物理载体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新的言说方式。水墨于是不再依附于传统纸上,而变成一种新的有灵魂的生命,活跃在各种媒介上。张博在《“中国学派”水墨动画的符号表征探究——以〈牧笛〉〈山水〉为例》一文中认为,水墨动画这种符号象征并非仅仅是叙事层面,更多的是从形式符号到情感体验的符号象征。文章主要运用美国著名哲学家苏珊·朗格的符号美学理论,从《山水情》《牧笛》两部作品来分析中国水墨动画的独特符号表征,认为其由情感表征——虚幻的空间、虚幻的时间、虚幻的生活三方面组成;指出水墨动画能够独树一帜的原因在于造型、音乐、叙述三者完美搭配,从而在更高层次构建起中国水墨动画的艺术形式。张米勒在《动画电影〈九色鹿〉中的敦煌壁画艺术与宗教文化》一文中,把敦煌壁画的艺术形式带到动画这种叙事情节中去,并以《九色鹿》动画为切入点,从传统元素、创作背景、宗教神话等方面剖析敦煌壁画对动画创作的影响。(三) 艺术表达形式中国当代动画艺术的表达方式主要以二维动画、三维动画、定格动画为主。陈岳松在《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本土化美学意蕴特征研究》一文中认为,《大鱼海棠》乃以本土化美学韵味为基础,其无论在建筑、服饰,还是色彩运用等方面都充溢着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美学韵味。林懿在《动画角色 造型设计中的戏曲元素运用研究》中认为,戏曲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早期的动画角色造型与动作造型;在实践创作中,戏曲元素与动画造型发挥各自所长,并灵活地加以创新,从而让戏曲元素以全新的姿态在动画中得到呈现。范臻在《传统美术设计在动画造型设计中的运用》中认为,传统元素融入动画造型必须要从改变其设计理念、创设新的意境、多元化融入、人性化等方面入手,在此基础上去尽量满足当代观赏者的审美趣味。(四) 国外动画中的中国元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运用中国元素已然成为国际动漫界的一股清流。李刚在《美国动画电影中的中国元素》一文中,从《花木兰》《功夫熊猫》两部影片入手,把美国动画的中国元素分为中国式叙事、中国式音乐、中国式背景、中国造型、传统精神、中国风情六方面予以探讨。邓春蓉《美国动画电影的“中国风”解读》一文,从中国文化方面进行思考,就美国动画的“中国风”体现方式、“中国风”辨析等方面对美国动画给予现象解读。吴昊在《欧美动画世界中的中国元素探微》中指出,中国元素在欧美动画中的融入已经从形似转变为神似。三、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问题及其前景中国动画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其以1926年万氏兄弟制作的我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为标志;而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建立则使中国动画艺术达到了顶峰。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产动画开始出现衰退,外国动画逐渐在中国开花结果。进入21世纪的第2个10年后,中国动画开始复苏、振兴。总体而言,我国动画市场经历了产生—发展—高潮—衰落—复兴的阶段。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是动画创作的灵感和源泉。近几年来,带有中国元素的动画逐渐增多,随之出现了不少的问题。首先,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理论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对于如何指导中国元素渗透到动画创作中还缺乏有价值的理论支撑。其次,动画剧情模式套路化,致使观众审美疲劳。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有其独特的文化影响力。中国动画艺术创作只有立足本土,充分汲取本民族文化的丰富营养,才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道路。而做中国元素在动画里的应用研究综述,就是希望创作者回顾历史,找准其定位,多深入研究“中国元素”的表达方式,立足于传统,有充足的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我们相信中国动画市场一定会重振雄风,昌盛不衰。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批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中华服饰从最初形制“衣裳”到清末,虽然随着历史的沿革朝代的变迁,少数民族文化的浸入,服饰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从春秋战国的曲裙深衣,魏晋时代的大袖袍衫,唐代的圆领窄袖袍,一直到宋代人的圆领大袖袍和清代的马褂长袍……总的形态体现了宽大的特点,与表现人的形体相去甚远。一些颇有见地的西方服饰大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服装明显流露出“温顺”的精神。换句话,就是缺乏个性。从中国文化看,要在中国产生出这样个性鲜明,特别能显示男性色彩的领带,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文化的角度看,领带只能从外国传入。 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服饰的文化史观总是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的特点、民族的特色,总是充分地浸透了文化的主体特征。只有当一个民族从心理上开始思索反对旧的传统时,包括服饰在内的外在文化层面也随之改换面目,从而鲜明地反映出新的文化观念。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许多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寻求国家发展之路,他们回国时,也带回了西方文化。从此伴随着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也得到了改变,在服饰方面也开始向传统挑战,出现了西装革履、礼、帽、领带,短装长裙等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经济的贫穷,加上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国西装、中国领带一直步履艰难,形不成气候。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人接受了中山装。这种服装具有近代西式男子服装的特点,它省去了个性鲜明的领带,体现着中国传统服饰的观念,服装的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五个扣子表示“五权分立”,袖子的三粒扣表示“三民主义”,中山装与西服领带相比,透露出中国人含蓄、端庄、文雅的一面,又显示出封闭、保守的另一面,这一着装一直影响到本世纪80年代。

国内外教育戏剧的研究现状论文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导语: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下面是我分享的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欢迎阅读!

一、题目背景和意义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间的异同,是常挂于影视圈口头的一个话题,但如何从理论层面予以剖析,既看到相互的"近亲性",又看到彼此的"殊异性";既要继承和借鉴戏剧表演诸多原理,又不至于混同对方和迷失自我;特别是在不少艺术院校设置"影视表演专业"的今天,其普遍意义是深远的。

影视的产生对戏剧表演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摄影技术的产生,灯光、道具的发展都对传统的表演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表演的范畴扩大,类型更加复杂化。媒体从单项向多项化的视听发展,戏剧表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舞台上,剧场里,而是在向外扩大。传统的剧场表演,演员和观众的都有一种相对固定的空间距离,因此剧场里有座位,而影视观赏基本没这个问题,近镜头、特写镜头甚至已经排除了化妆、脸谱的必要性。事实上,影视表演是脱胎于戏剧表演的一种表演样式,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影视表演一经确立,就逐渐培育、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性及由此形成的美学原则又对影视表演自身的创作方式、记录方式及展现方式产生了许多制约与整合。作为影视演员,自觉认识和主动把握这些特征,会使自己的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戏剧与影视艺术在本质上讲,都是演员利用自身作为创作材料,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主题思想的一门艺术。戏剧与影视艺术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脉关系。从表演艺术本身来看,戏剧与影视的表演方式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这也是由各自的艺术特性决定的。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同属表演艺术,在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和表演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这决定了戏剧演员与影视演员可以相互流通人才。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优秀“两栖演员”或说“三栖演员”。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它们受到电影、电视剧、戏剧各自不同的艺术特性和美学原则的制约。表演艺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派)、布莱希特(布派)和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梅派)三大体系,这在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然而,从表演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三大演剧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斯氏体系。斯氏体系第一次使戏剧表演艺术从演员的培养到舞台的实践都有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影响遍及全世界。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是两种不同的表演形态,在艺术表现的手段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艺术本质上是同一的。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和导演马丁•艾思林在谈到戏剧与电影电视时所言,“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等这类机械录制的戏剧,不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多么不同,但基本上仍是戏剧,遵守的原则也就是戏剧的全部表达技巧所由产生的感受和领悟的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因此,首先必须认识到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具言之,即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自我与角色的统一性问题上是相同的,都需要演员在表演创作中完成从自我走向角色的过程。其次,在表现手段和方式上,影视表演确有其独特之处,比如表演的非连贯性、无法与观众实时沟通、语言、情绪、形体表现的分寸感等问题,都与传统的戏剧表演的方式有所不同。

三、主要内容与待解决的问题

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并努力探寻出实现“全方位解放”(“有机天性”、“自然个性”和“创作个性”)的有效途径。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创作原理、角色塑造、方式方法、分寸拿捏和时空关系中体现出的亲近性与殊异性,区别戏剧表演的“变形”与影视表演的“自然”、戏剧表演的“连贯性”与影视表演的'“问断性”、戏剧表演的“有反馈”与影视表演的“无反馈”,以及如何更好的展开演员的二度创作。

本论文课题以研究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中的角色创作艺术为目的,达到演员对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帮助演员遵循各自的艺术规律,掌握表演技巧,从而进一步细化产生的。

四、设计方法与实施方案

(1)运用文献法,查阅和搜集国内外戏剧与影视表演艺术的有关文献资料,这是写好综述的基础信息。通过文摘、专业教程、讲座、索引期刊等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以及采用互联网搜索等方法,系统的了解本课题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2)采用经验总结法。通过调查本学院学生日常在专业上的实践经验,以及研究演员在创作角色时的理论成果与实践创作,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适时进行对演员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

本论文准备从以下提纲中来进行具体研究和实施撰写:

绪论

1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简介

1.1影视表演的基本概念

1.2戏剧表演的基本概念

2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共性

2.1两种形式的表演在自我准备方面的一致性

2.1.1两种表演形式创作原理与技巧的亲密性

2.1.2两种表演形式对于假定与行动的相同性

2.1.3两种表演形式在创造角色性格过程中体验的相似性

2.1.4两种表演形式在体验中的下意识与控制的同等性

3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差异

3.1无序的影视表演与连贯的戏剧表演

3.2摄像机的运用对两种表演的影响

3.3导演和演员在两种表演中存在的方式和地位不同

3.4两种表演形式对于时空关系的差异 结论

五、参考文献

[1]《演员自我修养》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

[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9月版)

[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演中》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4]《表演心理学》作者:李锦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

[5]《斯氏体系精华》作者:(苏)玛 阿 费烈齐阿诺娃 中国电影出版社

[6]《影视表演学基础——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作者:苏彭成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7]《表演技巧》[中译文]作者:胡博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8]《布莱希特论戏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9]《电影表演探索》作者:白杨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

[10]《戏剧表演学》作者:胡导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

[11]《影视戏剧表演技巧与训练》作者:胡敏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表演创作论》作者:郭薄澜 李佛华 李永军 中国戏剧出版社

[13]《电影戏剧中的表演艺术》作者:齐士龙 中国电影出版社

[14]《表演学》作者:(美)贝拉·伊特金 华夏出版社

[15]《黄会林影视戏剧艺术论集》作者:黄会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艺术鉴赏影视戏剧》作者:朱典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戏剧表演基础作》作者:梁伯龙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18]《表演艺术教程》作者:林洪桐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19]《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表演解读》作者:崔新琴 霍璇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戏剧表演基础》作者:梁伯龙 李月 文化艺术出版社

论文戏剧研究

内容摘要:

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业余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而戏曲也渐渐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学者、专家对其的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关键词:

元曲四大家、戏剧经典人物形象、研究述评

正文:

关汉卿的《窦娥冤》,感天动地,使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白朴的《梧桐雨》,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帝王与妃子的真挚情感;马致远的《汉宫秋》,写尽了一代明君为了国家的兴盛痛失所爱的心酸;王实甫的《西厢记》表达了“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走近他们,觉得这些人物仿佛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引得我们不住的去探究、思索。

一、 感天动地窦娥冤

关汉卿,号已斋叟,汉卿是他的字,前半生坎坷,在夹缝中求生存,后半生积极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作,如带有喜剧色彩的《救风尘》和悲剧《窦娥冤》,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腐朽社会的不满。但相比较而言,我更欣赏窦娥,以下是对她的形象研究分析。

简单地说,窦娥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幼年时父亲为了能有盘缠上京赶考,把她卖给蔡婆婆家当童养媳,成年后又经历了丧父之痛,不过这一切对于从小在苦日子中“浸淫”过的窦娥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从这时起,才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及生命的终结。在要不要改嫁的问题上,窦娥和蔡婆婆产生了意见分歧,蔡婆婆是年长寂寞,本无可厚非,但她最不该的是不顾窦娥的意愿逼她改嫁,这倒也就罢了,蔡婆婆毕竟是她的长辈,“尊老爱幼”的孝道不允许她忤逆婆婆。当然,如果放在现代,我绝对支持窦娥的做法——拒婚不从,但是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尊重蔡婆婆,至少她的死因是帮蔡婆婆顶罪。窦娥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值得人称道,但她的死往往会让人产生“生不逢时”的惋惜。

在窦娥死前,她曾经发了三个誓言,即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我个人觉得,这三个誓言,除了六月飞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无巧不成书”,这样的际遇也恰恰证明了窦娥遭受的不平,所以可以说,她是一个骨子里倔强但却有着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的人。

二、秋雨梧桐夜落时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他自幼颠沛流离,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浓重的沧桑感。而他所传至今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却偏偏是爱情题材的戏剧,而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及爱情、政治为一体的历史剧《梧桐雨》,题名来自白居易的同题材诗作《长恨歌》中“秋雨梧桐夜落时”一句。这一句给人一种暗示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结局的意味,因而我很喜欢,这是一种凄楚之美。

李、杨的爱情故事,有点俗套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但因为男女主角身份尊贵,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动荡,而使得这样的爱情有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自古帝王多薄情”,所以李对杨的情,成了杨“红颜祸水”的佐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作为一名帝王,“要江山更要美人”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实情况是“为江山弃美人”,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的悲剧命运其实与她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

三、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马致远,号东篱,他的《天净沙 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他本人也有“曲状元”的美誉。同时,马致远也写过一系列杂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汉宫秋》。

《汉宫秋》是围绕历史上出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而创作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一直以来都是众说非云,而我比较欣赏的“事实”是前几年拍的由李彩桦主演的电视剧《昭君出塞》,毛延寿对昭君一见钟情,因而私藏昭君真实画像,昭君与呼韩邪在成婚前巧遇,两情相悦,而汉元帝则成了彻彻底底的“跑龙套”。这个版本降低了昭君在边塞生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将呼韩邪与昭君之间由美色产生的欲望上升到由情爱产生的欲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昭君由为国牺牲变成了为爱奉献,削弱了她的形象对后人的启发影响作用。不过说到底,她也只是个小女人罢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很佩服她的远嫁他乡的勇气。毕竟,就现代的观念来看,远距离恋爱都难保劳燕凤飞,何况是为了爱人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也或许,你勇敢了一回,做了选择,但当激情退去,你还能用什么来支撑你的婚姻?因而我认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难,难的是之后你该怎么做。

所以说,昭君是果决的,亦是幸福的,因为她一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四、天长地久西厢记

王实甫,名德信,代表作《西厢记》,简言之,讲的是丞相之女崔莺莺与赴考考生张君瑞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西厢记》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类的小说,它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但这并不表示我对崔莺莺的做法是赞同的。身为一名大家闺秀,私会男子并以身相许是绝对不明智的,不然现代也不会有“先上车后补票”的事件的发生了,其实追溯起来,古来有之。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年轻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我要说,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嫁给一个爱自己而自己不爱的人并不可怕,糟糕的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不贞”却成为了夺走你幸福的侩子手。

结论:

“情”之一字,其实是世上最难解的题,当友情、亲情、爱情产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我记得《昭君出塞》中昭君决定虽呼韩邪离开时,呼韩邪问过她选择的原因,昭君说“离开父母我会心痛,而离开你我会心碎,所以我情愿心痛也不愿日后心碎”。这句话曾一度感动了我,至今记忆犹新。誓言往往是美好的,可当它冲撞了现实,选择便成了最为艰难的事,有些事我们没经历过所以不能带有偏见,综观现实才能做出最为恰当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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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仁甫杂剧人物形象塑造深探》,田景丽,芒种,2012年08期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中国传统戏剧研究论文

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导语: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下面是我分享的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欢迎阅读!

一、题目背景和意义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间的异同,是常挂于影视圈口头的一个话题,但如何从理论层面予以剖析,既看到相互的"近亲性",又看到彼此的"殊异性";既要继承和借鉴戏剧表演诸多原理,又不至于混同对方和迷失自我;特别是在不少艺术院校设置"影视表演专业"的今天,其普遍意义是深远的。

影视的产生对戏剧表演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摄影技术的产生,灯光、道具的发展都对传统的表演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表演的范畴扩大,类型更加复杂化。媒体从单项向多项化的视听发展,戏剧表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舞台上,剧场里,而是在向外扩大。传统的剧场表演,演员和观众的都有一种相对固定的空间距离,因此剧场里有座位,而影视观赏基本没这个问题,近镜头、特写镜头甚至已经排除了化妆、脸谱的必要性。事实上,影视表演是脱胎于戏剧表演的一种表演样式,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影视表演一经确立,就逐渐培育、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性及由此形成的美学原则又对影视表演自身的创作方式、记录方式及展现方式产生了许多制约与整合。作为影视演员,自觉认识和主动把握这些特征,会使自己的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戏剧与影视艺术在本质上讲,都是演员利用自身作为创作材料,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主题思想的一门艺术。戏剧与影视艺术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脉关系。从表演艺术本身来看,戏剧与影视的表演方式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这也是由各自的艺术特性决定的。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同属表演艺术,在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和表演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这决定了戏剧演员与影视演员可以相互流通人才。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优秀“两栖演员”或说“三栖演员”。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它们受到电影、电视剧、戏剧各自不同的艺术特性和美学原则的制约。表演艺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派)、布莱希特(布派)和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梅派)三大体系,这在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然而,从表演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三大演剧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斯氏体系。斯氏体系第一次使戏剧表演艺术从演员的培养到舞台的实践都有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影响遍及全世界。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是两种不同的表演形态,在艺术表现的手段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艺术本质上是同一的。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和导演马丁•艾思林在谈到戏剧与电影电视时所言,“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等这类机械录制的戏剧,不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多么不同,但基本上仍是戏剧,遵守的原则也就是戏剧的全部表达技巧所由产生的感受和领悟的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因此,首先必须认识到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具言之,即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自我与角色的统一性问题上是相同的,都需要演员在表演创作中完成从自我走向角色的过程。其次,在表现手段和方式上,影视表演确有其独特之处,比如表演的非连贯性、无法与观众实时沟通、语言、情绪、形体表现的分寸感等问题,都与传统的戏剧表演的方式有所不同。

三、主要内容与待解决的问题

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并努力探寻出实现“全方位解放”(“有机天性”、“自然个性”和“创作个性”)的有效途径。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创作原理、角色塑造、方式方法、分寸拿捏和时空关系中体现出的亲近性与殊异性,区别戏剧表演的“变形”与影视表演的“自然”、戏剧表演的“连贯性”与影视表演的'“问断性”、戏剧表演的“有反馈”与影视表演的“无反馈”,以及如何更好的展开演员的二度创作。

本论文课题以研究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中的角色创作艺术为目的,达到演员对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帮助演员遵循各自的艺术规律,掌握表演技巧,从而进一步细化产生的。

四、设计方法与实施方案

(1)运用文献法,查阅和搜集国内外戏剧与影视表演艺术的有关文献资料,这是写好综述的基础信息。通过文摘、专业教程、讲座、索引期刊等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以及采用互联网搜索等方法,系统的了解本课题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2)采用经验总结法。通过调查本学院学生日常在专业上的实践经验,以及研究演员在创作角色时的理论成果与实践创作,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适时进行对演员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

本论文准备从以下提纲中来进行具体研究和实施撰写:

绪论

1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简介

1.1影视表演的基本概念

1.2戏剧表演的基本概念

2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共性

2.1两种形式的表演在自我准备方面的一致性

2.1.1两种表演形式创作原理与技巧的亲密性

2.1.2两种表演形式对于假定与行动的相同性

2.1.3两种表演形式在创造角色性格过程中体验的相似性

2.1.4两种表演形式在体验中的下意识与控制的同等性

3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差异

3.1无序的影视表演与连贯的戏剧表演

3.2摄像机的运用对两种表演的影响

3.3导演和演员在两种表演中存在的方式和地位不同

3.4两种表演形式对于时空关系的差异 结论

五、参考文献

[1]《演员自我修养》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

[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9月版)

[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演中》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4]《表演心理学》作者:李锦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

[5]《斯氏体系精华》作者:(苏)玛 阿 费烈齐阿诺娃 中国电影出版社

[6]《影视表演学基础——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作者:苏彭成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7]《表演技巧》[中译文]作者:胡博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8]《布莱希特论戏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9]《电影表演探索》作者:白杨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

[10]《戏剧表演学》作者:胡导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

[11]《影视戏剧表演技巧与训练》作者:胡敏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表演创作论》作者:郭薄澜 李佛华 李永军 中国戏剧出版社

[13]《电影戏剧中的表演艺术》作者:齐士龙 中国电影出版社

[14]《表演学》作者:(美)贝拉·伊特金 华夏出版社

[15]《黄会林影视戏剧艺术论集》作者:黄会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艺术鉴赏影视戏剧》作者:朱典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戏剧表演基础作》作者:梁伯龙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18]《表演艺术教程》作者:林洪桐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19]《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表演解读》作者:崔新琴 霍璇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戏剧表演基础》作者:梁伯龙 李月 文化艺术出版社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传统戏剧文化的定义: 中国戏曲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美学特征。首先,中国戏曲强调神神似、强调写意。戏曲舞台上所表现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形态是不同的,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加工,是变其形而传其神、写其意。戏...

传统戏剧文化的定义: 中国戏曲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美学特征。首先,中国戏曲强调神神似、强调写意。戏曲舞台上所表现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形态是不同的,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加工,是变其形而传其神、写其意。戏曲一般不用布景,舞台上代表什么空间,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随意而定,自由变化。舞台上此刻可以是书房,但剧中人一转身,舞台就可以变为花园,甚至可以变成千里之遥的另一地点。由此可见,戏曲舞台的空间是通过演员的表演写意性地虚拟出来的。这样,戏曲就可以自由灵活而又连贯流畅地表现无限广阔、瞬息万变的空间,也就可以十分自由地表现极其丰富复杂的生活事件。而西方戏曲强调摹仿,造成了西方戏剧的写实观念,主张运用布景按照生活的样子确定空间,亦即舞台上所表现的生活和现实生活形态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中国戏曲的情节有时也是写意性的,如二将相斗几个回合,便可表示千军万马的一次复杂的战斗,甚至只要吹奏一个曲牌一场宴会便已结束。在表演方面,戏曲中有许多虚拟的动作。 流行元素的定义 流行元素是时尚圈中生命力最强的元素之一,简单而个性鲜明,似乎从未被抛离出流行的步履之外,包括潮流话题、流行音乐、人情风俗、街舞、韩流、哈哈族、首饰、美容、保养、健康元素等。发展历程为:创新:流行创新者在流行回圈的创新阶段中,即采用了新的款式;兴起:时装领袖和早期的追随者,会在流行兴起的阶段介入;接受:大众市场的消费者采用这种款式的时机,则是在接受阶段中;消退:晚期的流行追随者,则在他的消退阶段才采用这种模式;萎缩:与流行无缘或反应迟钝的个体,在衰退阶段才会采用这种款式。

致力文化回归与传播的企业在当今的社会确实非常少,有担当,有责任,敢直面的企业也变成了稀缺之物,国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诞生并在快速成长,它正是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吹响了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号角,找会失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重新构造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灵家园。

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影视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机遇与挑战中,中国面临着的决不只是影视工业经济形态的巨大冲击,在文化领域,也将面临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巨大冲击。这一问题,不论从经济形态,还是从文化形态,都需要我们极其关注。 本文对存在于世界影视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认为,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文化形态上集中地体现:一、对影视本性认识的根本性偏差,导致了美国影视的唯经济主宰;二、对高科技变成人类图腾的迷狂,导致了美国影视堕入滥用技巧的误区;三、对悠久历史文化的嫉妒,导致了美国影视呈现出极度的扩张欲望。 针对愈演愈烈的美国影视“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本文不但论述了法国率先提出的“文化反弹”理论,而且就“文化反弹”理论在影视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影视界的影响,进行了对策性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中国应当在三个层面上来确立自己的影视文化战略:在影视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到21世纪资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在影视机制运作层面上,要尽快建立与世界影视工业接轨的市场执行体制;在影视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要在市场研究、影片创作、影片制作、影片发行的所有营运环节中,体现出中国影视产业体系的国际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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