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及其影响略论智慧的启迪: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现代价值武则天的人格与重要人际关系考论中国三大神话母题研究《聊斋志异》中的妒、悍妇群像研究《儒林外史》与科举制度研究唐传奇爱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媒介环境视域下文学创作的职业化之路--以晚清报人小说家为研究中心《淮南子》神话艺术解读唐代青楼题材小说研究近世京津词坛研究《盛京时报》小说研究明清小说与韩国汉文小说女将形象比较研究宋代出使文学研究唐前曹植接受史黄庭坚隐逸诗及其隐逸思想研究论楚辞《九歌》中的自然崇拜魏晋南北朝涉医文学研究明清小说"乡村描写"研究--以名者为中心牟氏家谱研究牟菲菲中国海洋大学陆游诗歌的地域文化研究--以绍兴、汉中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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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2�8；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不好意思，800字没那么多时间，你可以上网看看，也可以自己看历史书然后自己总结，楼主抱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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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日，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光绪皇帝下诏废止。但科举的影响并未从此消失，对它的是非得失，许多评论失之偏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如何评价它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种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别的制度所取代，说明它本身的优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当时先进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完备，如何选拔人才，统治者起先采取的是征辟、荐举的办法，由地方官或世家豪族向上级以至中央政府推荐人才，被推荐的往往是世家子弟。推荐的标准是门第高贵，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把人才分为九等进行品评，但主要根据仍是家庭出身，道德、文章、才干都是次要的。主持品评的大小中正也都是世家豪族，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因此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的崔、卢、王、谢，南方的朱、张、顾、陆，这些名门大族高踞政府的要津，连皇帝老子也要退让他们三分，这种门阀政治造成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堵塞了平民百姓中优秀人才的晋身之路。隋朝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十年窗前勤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寒素之家的子弟也能由读书科举进入仕途，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做官权利的局面，国家选拔人才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一个人中了举人、进士，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也鼓励了十个人、一百个人勤奋读书，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是有好处的。唐和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巅峰的时期，也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备的时期，当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就有科举制度的一份功劳。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起先不懂得科举的作用，后来有所认识，也加以恢复使用。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自身没有多少文化，但很了解实行科举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即位之后很快开科取士。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经世致用含华咀英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读书人不敢谈经世致用的时间是不长的，因此，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科举考试，也大都不是脱离实际的。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中状元的那一科，考试题目有五百八十六字之多，最后几句说：“天变至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荷泽未靖，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题目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国家的严重情况，要士子们出谋划策，化解危机。清光绪壬寅科（1902年）福建乡试（考举人），主考官是闽浙总督许应骙。这次出了三个题目：《汉唐宋开国用人论》、《勾践焦思尝胆论》、《子贡使外国论》。第一个题目评论历史，有古为今用的意义。第二个题目很有现实意义，当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一败涂地，惨遭割地赔款的屈辱，提倡发扬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誓雪国耻，这和形势结合得多么紧密。第三个题目很有趣，也很高明。子贡是孔子学生中善于理财会做生意的，汉朝为什么不能派像子贡这样的人到匈奴做生意，进行经济交流使双方都有利，求得边境的长期安宁。接下来的会试（考进士），因为北京的贡院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还没有修好，便改在开封举行。大总裁盛宣怀出了个题目《论铁路收归国有》。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后来还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之一。中国的科举，历来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是讲经世致用的。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论语》，如果《论语》没有经世致用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说法。儒家学说是经过不断改造的，每次改造都与当时的思想政治相联系，因此说儒家学说和经世致用脱节，是片面的。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不敢评论时政，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一旦文网松懈，情况就变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呼声高入云霄，因而出现了像龚自珍、魏源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选拔精英机制完善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旷世奇才，都没有考中进士，因而有人认为科举并不公正。其实，在我国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目的是让读书人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分配他们做各级官吏，实现学而优则仕原则的精英选拔机制。首先，科举的录取率很低，除恩科而外，正科三年一次，每省乡试只取一二百人，全国的会试取三百多人，绝大多数人是要落榜的，这样的录取率，怎能做到像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其次，有人兴趣在于走“终南捷径”，不愿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科举的路。第三，科举选拔的是做官的人才，不是培养诗人。当然，诗人文学家符合科举选拔人才条件的，也能够入选。唐宋八大家中，除苏洵以外，其他七人全是进士出身。总的来说，科举一般是公正的，但不可能完全公正。科举从隋唐起直到清末，实行一千多年，各种制度都比较完善。比如进入考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搜身而外，用具（笔墨砚）也要检查，带进去的午餐干粮都要切开来看看，要夹带进入号房是很难的。收买考官也不容易，每次考试，一位主考三四位同考，只要遇到一个刚正不阿不要钱的，把你揭发出去，就要被判重罪。而且考试的文章是要公布的，称为“闱墨”，还要刊刻印书，卖给参加考试的人做范文。《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就是干这个行当的。文章不太像样，拿不出手，刊刻出来更会惹祸。朝廷对科场作弊都用重典，被处以极刑的屡见不鲜。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就因科场作弊被腰斩。鲁迅的前辈也因涉及科场案弄得倾家荡产，身陷囹圄。因此除偶尔有人铤而走险外，人们大都不敢以身试法，考试作弊的现象实属少见。科举考中的状元以及进士、举人等，在社会上大都是一时俊彦，颇能干出一番事业。清朝260多年中，举行殿试112次，中状元的有112人，其中出了不少人才。比如乾隆庚辰科状元毕沅，除官至湖广总督而外，经、史、文字学、金石学造诣都很深，并且主持编纂《续资治通鉴》220卷。咸丰丙辰状元翁同龢，官至军机大臣、尚书，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戊戌变法时坚决支持光绪皇帝，以致被慈禧太后革职，其胆识为时人称赞和景仰。毛泽东说过，谈到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这四个人中有一个叫张謇的，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此人就是光绪甲午科的状元。中状元也有靠运气的，光绪癸卯科殿试时，适值慈禧太后70大寿，进士王寿彭名字吉利（古代传说中彭祖寿高八百岁），因而中状元。乾隆甲辰、丁未、庚戌三科，屈居榜眼的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而状元则不太出色，有人讥讽考官有眼无珠，说三个状元都是撞上了大运，但这毕竟是少数。其实，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废除科举兴利除弊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弊病。唐宋时代，限制还没有那么多。明清以后，解释儒家经典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明清两朝还规定，科举考试的文体为八股文，这种死板僵化的文体，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更为严重，这两项颇为世人所诟病。科举制度最致命的弱点，是清朝中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如招商局、电报局等。这些企业是要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管理的，出身于科举的举人秀才对这些东西十分陌生，无法胜任工作。西方的学校正是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它们有小学、中学、大学，各种专门学科齐全，这显然比我们的科举制度优越。如果我们还是八股取士、策论取士，新的人才从何而来？再说，西学东渐之后，各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知识分子茫然无知，还在整天子曰诗云，如何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我国的有识之士抨击科举，提出“废科举，兴学堂”，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是一种主张，而且已付诸实践。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创办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前身），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来各省也陆续创办了新式学堂。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由学校取而代之，就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的了。至此，科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法律史博士生沈大明：中国的科举制度的特点及利与弊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标准客观，竞争公平；立法保护，稳定延续。其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价值，延续了文化；推动了教育，培养了人才；稳定了政治，推动了发展。其负面作用表现为导致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脱离，内容单一，文体要求走向极端等。总之，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官僚体制的稳定中的延续，也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曲折中的发展。
论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2�8；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起源隋581——清1905
先简单说说，你要是觉得不够深入，我再继续说。。。 麦凯恩是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和小布什是同一党派的，后者过去八年的执政令美国人很失望，无论是经济、金融、外交还是国防。通常而言，民主党比共和党在经济政策上的判断力更好，克林顿时期的政府更是赶上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时期，政府财政收入盈余也颇多，但这些都被布什打着反恐的名义，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挥霍殆尽，政府赤字也影响到对国内经济的投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显露疲态。奥巴马竞选时的一个口号就是：假如你们选麦凯恩，那就是下一个布什总统。意谓麦凯恩基本上将继续贯彻布针的执政方略。 不仅是宏观经济及国防，外交上布什政府也因其外交及战争政策而使得世界上很多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下降，认为他们只是为了石油才打伊拉克（事实也是如此），对美国自命为“世界警察”的做法也不买账。 据我和外国朋友聊天时的感受，他们以自己竟然两度选择了布什当总统的做法为耻辱，所以不想再给共和党任何机会。况且今年奥巴马，年轻、英俊、跨种族背景，没有多少资深从政经验，相对而言与渗透到政界的各特殊集团间的关系不那么错综复杂。他的竞选口号是“改变”，美国人已经厌倦了过去八年的政绩，也想要改变。奥巴马赢得了绝大多数年轻人和非裔美国人的支持，好莱坞以乔治·布鲁尼为代表的影星也大多对他表示支持，况且他也很擅长公众演讲。 总之一句话，奥巴马是“优质偶像”，而麦凯恩虽是越战英雄却垂垂老矣，共和党这次推出的候选人实力太差，所以奥巴马此次不仅赢得大选，而且是以绝对优势获胜。 再补充一个原因，我读过《病夫治国》和《非常病人》后对这个问题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就是领导人的身体健康问题。麦凯恩本身年龄已经很大的，和里根二度参选总统时差不多，随着年龄增长，患严重疾病的概率也会增长，这是不可抗拒的生命规则。而麦凯恩已经被确诊皮肤癌，假如他当选后在任内有不测，那就是副手佩林接班。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副总统的电视辩论，佩林对拜登，给我的感觉是，佩林够年轻，和奥巴马属于同时代人，可是在电视前表现得极不成熟，就像拜登的一个小妹妹或侄女似地幼稚，她能在富产石油的阿拉斯加当选州长，与石油巨头的关系自然也很好，相对来说代表富人和大公司阶层，而现在的金融危机、近年石油价格居高不下，对中产阶级和穷人的伤害比较大，她若是上台，也是亲富人阶层的。她关于一些政策的阐述我也很不赞同，譬如在中小学禁止性教育，她的女儿就是尚处高中却未婚先孕，不管怎么说，这是身为母亲的失职，很难想象一名不称职的母亲却能好好地治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 还有就是若是看了麦凯恩与奥巴马间的三次电视辩论，奥巴马推出的减税政策更能迎合中小选民，而麦凯恩的减税政策是针对世界500强的公司税减征。此外奥巴马宣称一旦当选将立即从伊拉克撤兵，这也符合当前美国主流社会对伊战的态度；麦凯恩在此问题上表态暧昧，没有说明撤兵及结束战争的时间表，令美国人失望。
根据美国历来总统来说，绝大部分是皇室贵族，奥巴马当选是个奇迹是美国的的进步，不过也说明前任总统布什给国民带来的失望，所以美国国民在某种意义上支持奥巴马是希望社会稳定，不要战争。
蔡定剑(北大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 人大制度改革中，选举制度是整个民主制度的基础。从政治制度改革的角度来看，所有国家的政治变革都是从选举开始的。所以，我们党也一定要重视利用选举这个途径来执政。在苏联、东欧转型过程中，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领导国家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要通过组织领导，即通过选举将优秀的人才、精英输送到国家机关。我们应该怎么来重视选举？我要呼吁学者们，集中精力好好研究选举，特别是国外的不同选举制度。 陈斯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 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选举，为什么要认真对待？因为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也是政治文明的标志。没有选举就谈不上有民主，也谈不上有政治文明。目前，中国的选举制度还存在的缺陷，除竞争缺位、公开性不足和缺少监督机制外，更主要是利益断链，也就是选举和群众的利益关系联系不紧密。现在我们国家有多种选举形式，但是老百姓最感兴趣的是农村的基层选举(村委会选举)。为什么村委会选举会如此激烈？甚至有不少人冒着违法的风险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行贿、买票来参选，关键问题是这个选举跟他的利益关系非常紧密。 要改进中国的选举制度，做到认真对待选举，宏观上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要认真对待选举权。现在选举以后，代表和选区、选民几乎没有联系，能否通过一个办法使代表和选区、选举单位联系起来。给代表提出一些要求，让他们和选民有一个沟通、联系，选民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们反映，当然这个问题有一定限度，也就是他们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代表可以根据选民的要求向政府反映，要求政府给出一个说法。如果能够使代表具备这样的职能，老百姓就会知道所选代表是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其次，密切选举与选民利益的联系，一定要把选举跟选民利益挂起钩来。第三，切实推行竞争性选举。第四，扩大选举的公开性，完善监督机制。 蒋劲松(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我认为，要改革中国的选举制度，首先应对三个问题有新的认识：即人大代表选举的任务是什么？人大代表选举的性质是什么？人大代表选举的作用是什么？我主要对前两点谈谈看法。 有两点可以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宪法规定的，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由人大代表选举结果直接决定的；其次，中国行政权的归属与人大代表选举没多大关系。纵观世界各国议员选举，中国人大代表选举的任务是单一的，仅仅是选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的性质是一种授权、委托的关系。西方国家认为选举的性质是一种法律合同关系。借鉴他们的说法，我认为中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是一种宪法合同的制定过程。按理说，最理想的就是候选人应该告诉选民他有一套怎样的政见，如果你选我为人大代表，我将为你完成一些什么工作，任期内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发达国家的议员、总统选举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很多有影响的发达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学者，都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和看待选举的性质，选举是政党及其候选人与选民的宪法合同的制定过程。鉴于此，中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可以由候选人提出政见，提出一套任职承诺和要约，选民根据各位候选人作出的任职承诺和要约，从中挑选出他们认为最满意的作为人大代表。这样候选人与选民双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就调动起来了，他们在选举中要完成的任务也非常的清楚了。如果我们认真考虑这一点，对今后如何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往哪个方向改革可能会有一些参考作用。 邹平学(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 有学者说，选举是一种契约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却达不到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因为任何契约、任何合同，都有一个合同目的。但是在我们的选举安排中，我们的合同并没有真正的目的。合同双方的目的没有形成利益的交锋，一方面选民不清楚所选之人能否代表他们的利益，只是形式上的一种安排，选民选谁，对选民没有很大的意义。另一方面，从被选举者来说，他的利益动机也很复杂，也有极少数人动机不纯。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宪政建设的基本平台，是中国宪政建设真正的主体资本，动力之源。当前不是要去做出更多的创新，而是如何落实宪法、法律所赋予人大的权利。把法律规定的职权运作好了，人大工作的实际效果将会有很大的改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宪政原则，第一个路径选择就是着眼于人大代表。其实人大制度的很多问题，如会期短、议政不充分，职权不落实都与政治主体难以在这中间有所作为有很大关系。第二个路径选择是在坚持宏观构建和系统把握的前提下，着重从程序入手，着眼于具体细节，立足于微观环节，采取先易后难的改革思路将人大制度推向前进。 浦兴祖(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西方有句话“有选举不一定有民主；没有选举一定没有民主”。当今的民主是代议的民主，所以一定要有选举，即选民选代表，代表选代表，代表选官员。选代表的行为是什么呢？我个人的理解，不仅是选几个人，而是选今后利益表达的代理人。所以这种选举是代理人的选择。光选出代理人还不够，关键还有权利委托的行为，选出谁是代理人，然后将权利委托给代理人，代表则理直气壮地直接行使权利。 在民主政治下，我一直想突出“权源”两个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权力的根源，一是权力的来源。显然，民主政治的权力根源是人民，人民的权力如何到了少数代表手中的，因为有合法的权力来源。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选举是代理人的选择，是权利人的委托，是权源合法性的基础。人大也好，政府也好，政府是间接获得人民委托，人大是直接从人民当中获得了权力的委托，任何其他组织没有获得普选的权力委托，就没有资格。 王力群(甘肃省人大研究室副主任、人大研究主编)： 我认为，代表选举的完善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扩大直接选举范围；一个就是改进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和介绍办法。在提名中，扩大选民的提名权限，对团体的提名加以一定限制，平等对待选民和团体提出的候选人，使代表真正从群众中产生，反映群众意愿，这对发扬民主会有很多好处。 (稿件来源：《检察日报·声音周刊》)
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一种选举制度必定优于另一种选举制度，但也逐渐重视与选举制度相关之重要议题，比如所有选民都得到平等代表、男女平等、少数群体之权利、对残疾人之特殊政策等；
一些国际法律档，比如《国际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由欧洲联盟、欧洲安全及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制定之各种关于民主选举之公约和承诺。
投票制度不会指明选票是用纸张制成，或用打卡票，或是电子投票。投票制度也不会指明如何保护选民隐私、如何正确地计算选票、或谁拥有投票权。这些是属于更广泛的选举或选举制度的研究范围。
扩展资料：
选举渊源
选举活动古已有之，但现代的选举制度与欧洲中世纪末期一些国家出现的等级会议有关。中世纪末期，英、法等国出现过等级（三级）代表会议，除贵族和僧侣参加外，一部分城镇自由民（市民）也被邀与会。英国自13世纪开始,每个市镇选派2名自由民（市民）代表参加等级会议。
推选自由民代表的方法为后来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创建积累了经验。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提出建立议会、人民主权等政治口号。资产阶级在建立代议机关的同时，也产生了自己的选举制度。
现代国家一般都实行民主共和制，选举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议员)和其他公职人员已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实行的政治制度不同，因此，各国的选举制度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选举制度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ッ髑迨贝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注释：[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12] 《汉书·贾谊传》，今本贾谊《新书·时变》文略异。 [13] 关于“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及个性发展（现代化）进程间的关系，详见注[10]秦晖，25-31页。
隋文帝当皇帝后，发现“九品中正制”都被玩坏了。几百年来，朝廷官员基本是根据门第、关系来推荐的，鱼龙混杂。于是，他对大臣们说：“你们推荐的人到底有没有本事，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那就通过考试来筛选吧。”这就是科举制的雏形。此时的科举是先进行推荐，然后通过考试来过滤，基本还是在小圈子里玩。南北朝时，士族族谱是选任官员的重要依据。唐朝初年，旧士族虽已没落，但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数家所谓“山东士族”，仍凭借起祖先的影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家族编写族谱，标榜为华夏“高门”，自诩“家风”优良，相互间通婚。唐初那些以军功起家的大臣，也把能与他们通婚视作荣耀。直到宋朝，因为书籍的大规模传播，寒门通过读书科举来提升阶层，才真正得到实现。此后千年，再也没有门阀士族产生，也没有数百年的分裂。……两汉实行州郡推荐，朝廷考试任用的察举制；经魏晋九品中正制，至隋唐演变为自由投考，差额录用的科举制，科举制更有利于提升社会文化水平。（2019·黄石）与提示信息“十年寒窗，连中三元，金榜题名”相关的制度是科举制。（2017·黄石）2017年是我国恢复高考40周年，高考制度有利于国家人才的选拔。历史学者威尔·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里评价我国古代某制度曾写道：“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混战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能登人仕途的现象”。他称赞的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2012·鄂州）在我国，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有“国考”之称。这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我国古代称为科举制。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 吴月竹
【摘 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大一统”思想和儒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政治制度领域，科举制作为封建中国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在维护政权统一和文化传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正是将“大一统”思想、儒学和科举制度这三者结合起来进行梳理和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探究三者的内在关联来研讨对现实教育的启示。这一探索过程的意义在于，不仅提升了我们教育人的文化自觉力和反思力，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具理性地理解和分析当今教育的现状和问题，以期获得更加有效的教育策略。
【关键词】科举制度 大一统思想 儒学 礼 教育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大一统”思想当然也不例外。
1.从地理条件到大一统思想的孕育
起源于黄河之滨的华夏先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西方文明的摇篮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不同。他们枕河据土，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使农耕自然而然地成为唯一的选项；同时为了应对恶劣自然环境和战争等生存危机，采用集体而不是个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成为先民们的必然选择。由家族、氏族到部落乃至此后国家的产生，正是他们在环境面前对集体力量需要甚至依赖的结果。龙的图腾的产生，代表了多个部落被兼并后新的统一集团及其统一的意识的建立。
在这种生存需要中，逐渐积淀出 “集体本位”的思想，标志了大一统思想在大陆文明的母体中，已完成生命的孕育。
2.大一统思想的生长与成熟
“九州”一词首先出现在《尚书•禹贡》一书中，此书第一次将中国大地分为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区域。九州的划定，确定了夏民族的活动范围和地理视野，而这种地理大视角也体现了先民们向往国家统一的心理倾向。虽然当时九个州的划定还不在政治上具备实际意义，但“九州”的概念却代表了先民们一种理想化的“大一统”的政治蓝图。
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嬴政所创立的废分封、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立国之策，奠定了中华此后2000多年“大一统”的框架模式。比照上文不难看出，秦结束纷争而走向一统，不能否认来自文化传统深层的那个思“统”的力量；而国家政治统一的需求又强化了“大一统”思想并使之走向成熟。当然，真正走向成熟是在西汉的武帝时期。
武帝以董仲舒为喉舌，第一次借助儒学将大一统思想提高到了“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尊之为宇宙的普遍法则。至此，大一统思想最终走向成熟，成为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底色。
笔者认为，关注这两者的联系，是打开民族文化和封建政体之门的钥匙。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王纲失统，周丧其鹿，四夷交侵。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孔子继承了华夏文化传统中的大一统思想，以“礼”为核心，为乱局开出济世之方。作为一门学派，它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权力中心意识。这是孔子所认同的达到“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前提。礼乐和战争是周代最重要的国家事务，这些事务都出于天子，意味着天子不仅仅是象征统一的符号，而应该拥有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威严，手握重器，理所当然地成为天下的中心并受诸侯众星般的拱卫。所以无论诸侯在其封地拥有怎样的自主权，都必须服从于天下共主。可见，孔子的权力中心意识可谓是“胸怀天下”的。
第二：“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礼”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追求，主张君臣、父子、夫妻必须尊卑有序，有序必有尊卑；为了维护家国及社会之序，就必须遵守良序之准则。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一生致力于恢复“礼”的秩序，这也是他及当时的儒家学派力求从政治伦理角度建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所做出的尝试。
第三：重视礼乐教化和学术传承。如果说“礼”的秩序与规则是孔子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政治蓝图的设计，那么“乐”则用一种牵动情感的方式让“礼”的规范深入人心，是让受教者发自内心地认同和践行。而在学术传承方面，孔子在结束了列国之游后便用余生整理前代经典，汇成“六经”。“六经”之成，使儒家思想主张及其传承有了书面的载体。后虽《乐经》散失，但后世儒门学者仍以“五经”为官方教材，垄断学术，为达到思想上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在孔子代表的春秋儒学的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强调了“大一统”思想与儒学的紧密关系。他同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春秋》大一统”，从而使大一统思想和儒学水乳交融，成为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定势。
接下来，开始探讨科举制度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1.三者的定位
科举制度作为国家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制度设计上不可能不体现统治阶级“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及思想原则，而儒学便是最佳的选择。
概而言之，“大一统”思想是属于文化传统中的观念性的认识，处在思想和价值观层面；而儒学作为一派学说，它具有明确的主张和社会秩序的设计——围绕“克己复礼”而展开；科举制度则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三者由高到低，由务虚到务实，逐步地从思想的“大一统”到学术的“大一统”，最终通过制度保障落实到现实的“大一统”。
2.三者的发展
其中，最具有主动性和推动力的当然是科举制度了。是制度，让观念落地，让学术生根。大一统思想和儒学，因为科举制度而走向丰富和繁荣；反之，两者又不断地增强了科举制度在实践中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于是，三者相得益彰，共同为服务于“大一统”政权。
科举制与之前的选官制度相比，最显而易见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使“寒士”群体通过考核获得功名和晋身上流社会的机会，而统治阶级的权力范围也从贵族门阀延伸到了广大的普通民众。权力渗透所带来的结果是思想的渗透，儒学体系中“礼”的价值追求正是通过植根于人性亲情的“孝悌”来确保发自内心的忠君。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纲常伦纪，海内一统的思想观念再也不仅是学术上的阳春白雪，再也不仅是政治正确的道德口号，而通过风声雨声读书声，真正为大众所理解认同。在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支撑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以儒学礼教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完成了以思想统一促进政治统一的制度创举。
3.“大一统”思想与儒学及科举制度的内在关联
综上所述，关于三者的内在关联，可概括为：“大一统”思想既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思想观念，也是具有于深厚文化积淀的政治取向；而儒学的礼的设计，回答了大一统具体是什么的问题，即按照礼的高低尊卑（金字塔式的）建构的秩序确立的规则才是最合理的；科举制度则是解决怎么样的问题，即将政治目的和教育选拔相结合（礼治和礼教一体化的政教合一），从而达到以道统促政统的目的。三者外呼内应，形神兼顾，让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伴随着民族文明史而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
四大文明古国同属“大陆农耕文明”的范畴，但今天唯有华夏文明作为仅存硕果，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别具风色。其秘密就在这三者的内在关联之中，而儒学作为内在关联及其核心思想的有效载体，在今天的教育领域，仍有着它不朽的价值。“教育即生长”是杜威最深得人心的论断之一；而生长是需要土壤的。任何离开自己民族文化土壤的教育设计，不管蓝图有多新奇、壮观，一旦落地，既不能生根，也不会发芽长叶，更不要说开花结果了。
所以，植根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追求生命的现代成长，是我们今天从事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用民族文化来养育民族精神，用世界的文明成果来开阔我们的视野。自信而不自闭，开放而不媚外，融通而不自失，这是现代公民精神应有的品格。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教育领域至少有三个方面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其一是家国情怀。爱国爱家爱生养着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深入国人血脉的最真切而高尚的情感，这一点，连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都羡慕不已，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维护国家的强大统一和家庭幸福，传统使然，情感使然，何错之有？何乐不为？
其二是修德为公。儒学所倡导的修身，贵在修德，修的是私德，但目的指向很明确，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为公，为高尚的使命而来：让人民太平和乐。私德是起点而公德才是归宿，其中的精神成长历程，就是留给教育人的空间。我们不该缺位。
其三是秩序规范。任何一种文明的确立，都是从秩序与规范开始的。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始终将秩序的维护和规范的遵守同个体人格的修行结合在一起，最终为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服务。如此推理可知，做人的教育和个体人格的培养自然是教育事业的第一要务。
有了这样教育底蕴和前提，我们再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融入其中，做到谦恭而能独立，和合而能自由，敬长而不失平等，诚如是，我们的教育离民族性与世界性融和的原则与策略所期待的梦想肯定是不远了。
参考文献：
（1）易中天著：《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第1-2页
（2）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8页
（3）司马迁著：《史记•秦始皇本纪》，长沙：岳麓书社，1988，第52页
（4）司马迁著：《史记•孔子世家》，长沙：岳麓书社，1988，第408页
（5）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352页
（6）张惠芬、金忠明编著：《中国教育简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25页
（7）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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