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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译为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是一门西方学者通过中国思想、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文化和历史来研究中国的学科，通常指的是西方学术，本文主要介绍西方汉学。
西方汉学
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你可以看看余英时的文章，他的应该有英文写的。还有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等人的文章。另外还有一些期刊，比如哈佛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哥伦比亚大学的《亚洲研究学刊》（THEJOURNALOFASIANSTUDIES）
一般导师都是建议写可引用资料文献很多的那种大众化题目，你开始提的那个范围实在太大了，都没法找切入点这是我同学当时写的题目，给你参考一下，一个写的是中国古典名著的翻译，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她是拿《红楼梦》的翻译作为切入点展开论题的，具体好像是分析翻译的几个理论在这部名著翻译是如何应用的，进而把这部名著所表现的古代封建家族的图景诠释性的展示给国外读者，她写的论文论题就直接把“红楼梦”用上去了另一个写的是在礼仪方面“婉转语”的应用，打个比方说就是一个人死了不说die说pass away，但她也是把这个范围缩小到商务礼仪这个方面，好些多了总的来说，就是把范围一缩小再缩小就可以定论文题目了，我当时写的是英美文学，同样是这个道理，我开始是分析狄更斯的小说中的不同阶级，导师说还是不够具体，后来我就直接分析狄更斯的一部小说，要论证的论题是从分析小说的不同阶级特点入手，得出的结论是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当然你开始想不出这么详细的可以求助你的导师，她说的有道理，剑走偏锋不一定能得高分，反而给你找合适的资料带来困难像我那位分析红楼梦的同学，把红楼梦的英文名输入学校的文献数据库，结果搜出来的文献有N多篇，她看到快吐血了，不过这是好事，能用的文献越多越好写
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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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了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在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金文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金文还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 大篆和小篆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 隶书始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阳狱中。他在狱中苦心凝思十年，损益小篆，作隶书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纳用之，遂拜其为御史。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务多端，文书日繁，记录事务单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为省简、规范的文字，以便于书写和镌刻。由于当时改简小篆为社会急需，势在必行，致使隶书这一比小篆规范得多的新的字体应运而生，得以面世。 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书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书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书之名则反之。虽然篆书和隶书也有草写者，以此而论，其工整者亦可谓之为"楷"，但这里所说的楷书，是指自成一体、现在通用的"楷书"而言，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的字等。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今天的楷书，其笔画端庄，是由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章草之简捷等脱化、演变而来的（注：章草指“用于章程文书之上者”，是由八分隶再简约其点画，以便于书写之字体）。从三国时期钟繇作“楷书”起，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而为世人所喜爱。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这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自晋迄今，行书用处最大，用得最广，一般性书写几乎均用之。 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字中的大部分均章草或行书趋于简捷者。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已近完美无暇。唐朝之后，虽又出新体，即张旭之“狂草”，但狂草写出来他人多不能识，只能作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而失去了它作为记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字的作用。鉴于此因，草书难以再向前发展。文字的发展只能另辟新径，沿着新开辟的方向——印刷字体演进了。 象形字 象形字源于绘画,容易辨认,易于区别。如“人、目、山、火、木、鱼”等等。“元”是开始或第一的意思。“旦”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就有“旦”的象形字了。最早的汉字像画的画儿，如“月”字，多像弯弯的月牙；如“山”字，多像偏山，上头还有三个高高的山尖。 会意字 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汉字，它的意义往往就是它包含的几个汉字的意义组合成的。比如：“明”是由“日、月”两个字组成的，因为“日、月”都是能发光、明亮的东西，所以，“明”也就是“光亮、明亮”的意思；像大家学过的“尖”也是如此，上面“小”，下面“大”，可不就是“尖”吗？最有意思的，还要数“泪”字，它是由“水”和“目”两个字组成，“目”中的“水”，就是眼泪。 形声字 用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字,就叫形声字。由于古今字音、字形的变化，今天形声字声旁的表音作用已十分有限，但适当利用这有限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因为汉字是表意性的文字，字形不能直接标示字音，除了需要依靠拼音字母来注明字音外，声旁也可以帮助提供字音信息。 （这也是我的考试论文，有些事网上的，有些事我找的资料，有些是我自己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呵呵）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诗词]韩国古诗的渊源 爬爬书库在古代韩国，作诗是一门有实际用处的技能。它是评定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担任公职为国效劳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衡量一个人的人格修养的尺度。对待诗的这种态度产生了某些有趣的后果。 首先，诗往往以“我”为中心，往往是一种自由。这种主观传统到了造诣不够深厚的人手里会格于一些严格的规则而落于俗套，但是到了大诗人手里就能让读者以诗人的感受中发现他自己的感受，因此也是所有人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由具体而至于普遍的。这确实是好诗的标志。 第二，诗具有一种渗透性的朝超脱方向运动的特点。这反映了自由与解脱的佛教传统，也反映了在渴望秩序与管束的同时也追求终极智慧的儒教传统。佛教和儒教对韩国文学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高丽王朝时代，即“汉诗”（用汉文写作诗）发展成熟的时期，佛教居主要地位。在朝鲜王朝时代，即“时调”和“歌辞”这两种据认为最能表达韩国人的感情的通俗文学形式达到全盛发展的时期，则一直是儒教居主要地位。人格修养是这两个体系都不可或缺的部分。佛教所向往的超脱的人与儒教所向往的圣贤之士的基础是相同的。 第三，诗往往是即兴赋诗的：游寺庙、会朋友、喜迎春天的到来、接受一瓮馈赠的酒。对一个具体事件触景生情便引起了诗兴。 第四，诗人往往对自然持独特的态度。诗人看自然是概念化的。对自然的赞赏导致冥想，进而由冥想而陶醉，不是为有形的美，而是为精神的美而陶醉。诗人看到的并不是这一座山或者山的这一个部分，也不是这一朵花或者花的这一片花瓣。他看到了山的普遍本质，花的普遍本质。这种态度主要是象征主义的，重点始终放在内心世界的景物上。至今这依然是韩国传统的核心。 韩国初期的诗由两个方面组成：祭祀歌和作为劳作时的号子而唱的歌。这些歌全都伴随有音乐和舞蹈。可惜的是，在汉字传统以前韩国尚未无书写系统。汉字的传入约在二世纪，虽然确切年代尚未考证出来。汉字传入后在韩国上层人士中间迅速推广应用，终于形成了“汉诗”传统。“汉诗”是用汉文写成的诗，遵守中文韵律的所有规则，只是写作的诗人是韩国人。这一传统中的第一位佼佼者是新罗的崔致远（857-？）。新罗时代形成了一种用汉字记录韩国语语音的系统，称为“吏读”。由于这一发展，人们才得以把通俗的“乡歌”记录下来。“乡歌”盛行于统一新罗时代和高丽时代初期，保存至今未佚失的有25首。 高丽王朝期间，“长歌”取代了“乡歌”。“长歌”分化为两种体裁：用汉字记录的、反映儒家思想的“景化体歌”；口头相传的、短小玲珑的民间歌谣“俗谣”。“俗谣”意为粗俗或普通，从这个名称可看出执持儒家标准的人对这种体裁的文学不以为然。但是，这些短小的诗歌是精巧、细腻的。 到高丽王朝中期的李奎报（1168-1241）开始写“汉诗”的时候，韩国诗的格式已经完全定型。李奎报的诗带有浓厚的个人色采，多半是对诗人自己生活中的遭遇的戏剧性写照。他先描述外部世界的景物?一座寺庙、一个驿站、一家客店?然后便进入内心的境界。他的诗很短，而且如歌一般，并富有启示性。这些诗描写他自己在刹那间受到的启迪。在单调的日常生活的水面上出现比较的波澜的时刻，读者与诗人产生共鸣；那也许是职务上有了什么问题，或者子女或妻子有什么事；也许是游寺庙或者访友；也许是愁事，也许是乐事。无论是什么事，总与诗人自己密切有关。 “汉诗”是传统从新罗时代开始兴起，历经高丽和朝鲜时代始终不衰，产生了许多优秀诗人。17世纪诗人郑的一首四行诗代表了这个传统的顶峰时期。诗写道： 远滩影绰约， 疑是一白鹭； 长空风萧萧， 江上渐日暮。 “汉诗”所引起的感触与“时调”大不一样。这种感情上的差异可能产生于这个事实：“汉诗”是用中国文字，即文学和官场的语言写的，“时调”则是用韩字，即本土和普通人的语言写的。总之，“时调”甚至比“汉诗”更接近生活、更个人化。诗人要在3行、45个音节这么小的范围内介绍并刻划出一个形象，借以说出他本人的体验。在诗人同他的主题之间不容有任何间隔。 “时调”这个词最先见诸申光洙（1712-1775）的笔记。申光洙的笔记里说，“时调唱”（歌）始于当时著名歌手李世春。这里所指的主要是音乐而不是歌词，所以“时调”一词看来是“时节歌谣”?即合乎时令季节的通俗歌曲?的简称。如今所说的“时调”这个词是在20世纪初开始使用的，是为了使传统诗歌形式与当时已开始从西方涌来并席卷文学舞台的新体诗、自由诗等分清界限。 关于“时调”的起源，学者们至今尚在辩论。论点很多，有的说是新罗时代的“乡歌”或者从中国明代传入的佛教歌的发展，有的说是在把中国的诗译成韩文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形式，有的说是从高丽王朝的“短歌”发展而来，也有的说这是一种可以上溯到古代萨满教的吟唱的形式。一个事实给解开“时调”的历史之谜增加了困难，这就是，韩字是直到1446年才创造的，因此在这个日期以前所写的”时调“要么就是原来用汉文记录，直到后来才译成?或者说重新译回?韩语，要么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口头相传。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汇集文学佳作的巨部文献《青丘永言》的第一卷是1728年出版的，选入其中的一些诗人的是作品是遣作，许多是亡故已久的诗人的作品。 “时调”的体裁是一种三行诗(歌)，每行14到16个音节，明显地分四个气口，音节总共不超过45个。这是正常规律的也即普通的“时调”，叫作“平时调”。如下面这首： 病树底下不见有人来歇息。 当初树高叶茂谁人不流连。 如今叶落板断连鸟儿也不来栖息。 可以看到，郑澈（1536-1593）所作这首“时调”的中心思想很明确。我们看到了这棵树的现在：枯萎断裂；也看到了它的过去：高高挺立、枝叶繁茂。最后一行“如今连鸟儿也不来栖息”形容那些在政治上失势的人的命运，入木三分。 “时调”的这种基本格式还有两种变体：“衣时调”，第一行或者第二行可以加长：“辞说时调”，三行全都可以加长，头两行增加的字数没有限制，第三行有某些限制。“辞说时调”的特点是取材范围比“平时调”广，而且带有妙不可言的幽默感，如： 扯碎黑袈裟，着上时新装，摘下念珠串，权当驴尾。 十年苦修如来净土， 救苦救难观音菩萨阿弥陀佛， 如今全抛撒。 夜眠尼姑怀，那顾念经文。 郑澈是第一个“时调”大诗人。他担任过许多高官显职。如暗行御使、道知事、国王的亲随记室、第二宰相、将军等等，在政治生涯中曾经几次失势，有时是自动引退，有时是被贬和流放。他才华横溢，但是性格倔强，因此在一生事业中不断与人发生争执招致议论。 不论郑澈有品格有何长短，至少应该肯定他是第一流的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语言使用之灵活多变?惊人的词语、雅而不加做作的表达、言简意赅、讽刺的笔法?这些都是“时调”传统的重要成分。在他以前的“时调”历史中没有与这相仿的作品。形象的描写十分清晰、准确而且锐利。“骨架”一词涵义深刻，使横梁和房柱的含意得到了引伸。最后是手持尺子和墨斗绕着倾塌的屋架团团转的形象。这个形象令人感到滑稽可笑，其实正是解剖这首诗的手术刀。据认为，这首诗反映16世纪90年代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入侵时期朝廷的混乱局面。 (郑澈是早夭的仁宗贵人的哥哥) 韩国历史上做过大臣而宦途迭经风浪的诗人为数很多，被韩国绝大多数评论家推崇为最伟大的“时调”诗人的尹善道（1587-1671）就是其中之一。他所作的“时调”有76首流传至今。 尹善道最著名的作品《渔夫四时词》是共有40首诗的组诗，描写诗人所喜爱的一处幽静的居所的四季景象。“渔夫”自古是在自然中过淡泊生活的智者的象征，中国和韩国的诗惯于以此为主题。尹善道是在改写前代诗人李贤辅（1467-1555）的《渔夫词》的时候起了灵感而写这套诗的。李贤辅的《渔夫词》也是对高丽时代的一首诗（作者佚名）的改写。 《渔夫四时词》在音节计算上显得与“时调”正常格律有些不同。此外，它有在“时调”里不常见的两句叠句，第一句出现在每一节诗里的一定位置，但是以它所描写的不同的船上动作而改变用词，如开船、张帆、收帆、划浆等等。第二句叠句是拟声，“切格锵，切格锵”代表锚链卷动声，“呜嘶阿”代表划桨的节奏。 金寿长（1690-？）是第三位“时调”大诗人。他是“中人”（既非平民也非贵族）而非“两班”，所以要想官场得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很早就辞去了军机部门的小小官职而退隐了。他活到了高龄，住在汉城花开洞他的别墅里与友人为伴，享受大自然的乐趣。关于金寿长的生平，除了有记载的极少量的事实而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知道他编纂了一本著名的“时调”选集，名叫《海东歌谣》。 金寿长的诗的过人之处主要是极富于幽默感。这种幽默感也许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因为在“时诗”诗选内占很大比例的许多属于上乘的、估计也是18世纪的作品也表现出一种类似的诙谐。但是，金寿长因为他的诗的这个特长而出了名，而其他写同类诗的诗人却没有一个留下姓名。这些诗的描写方法反映了文学界在实学影响下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即流行文学体裁发生了从诗走向散文的变化?以及因此而反过来对诗的写作所产生的影响。 当然，幽默并不是金寿长的诗的世界里唯一杰出之处。他的诗还流露出一种细腻的感情，在他从自然单纯的生活中领略到的自由自在的乐趣的表达上尤为明显。与自我以及与自然的和谐，自始至终是这位智者的突出的特点。伟大的诗人无不寻求这种和谐，即使这种追求是艰苦的，即使结果未必胵如愿。 将近15世纪中期，一种叫作“歌辞”的比以前高丽时代的歌更富于描写和叙述性的新裁白话诗歌问世了。“歌辞”没有诗节划分。写“歌辞”是为了让人唱的，所以它遵守某些格律。郑澈是最擅长“歌辞”形式的高手，他的《关东别曲》（1580）?其中描写了金刚山的八处名胜?最能代表这种传统之长。直到19世纪，汉文仍然是政治和文学上使用的语文。1884年，西方诸国和日本迫使韩国开放港口。这件大事标志了“隐士王国”的结束和西方影响源源涌入的开始。在1910年被兼并之后，韩国越来越多的年轻知识分子开始去日本接受大学教育，在那里接触了日本文学界当时的潮流。在韩国国内，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兴起，终于出现了1919年的三一独立运动。 在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同时，文学界排斥汉文和中国传统，提倡韩文和西方传统。年轻作家以西方的波德莱尔、魏尔兰、叶芝和西蒙斯为典型，开始创造一种新文学。西蒙斯的《文学的象征主义运动》在20世纪初期相当早的时候已经译成日文，在日本成了评论方面的一种权威著作。年轻的韩国诗人们懂一点英文A对法文懂得更少。他们翻译的文章看来绝大部分是从日本译本译过来的，有时对照一下英文。他们的理论绝大部分来自口文译本，而后者又是从英文译过去的。在如此混杂的影响下产生的诗充满了拉斐尔前派色彩，以厌世、颓废和悲观的世纪末情调为其特点。在这方面起主要影响的也许是西蒙斯。 写这种新格的诗不可避免要模仿。一批全都是20多岁的诗人有意识地在他们对西方各典型的理解的基础上开始写作一种新风格的韩文诗。他们走的是反复试验的路。金亿（1893- ）在他的著作《诗的形式中的韵律与间歇》（1919）中指出了两个缺乏：缺乏有修养的读者公众，缺乏明确有力的评论。 金素月（1902-1934）在这批年轻诗人中间第一个摆脱了模仿，在消化了各种影响的基础上创造了某种新的风格。金素月远不止是一位写出了一些很美的抒情诗的作家。他的论说文《诗魂》（1925）是现代韩国诗坛第一个神秘主义宣言。他最重要的成就也许是他在韩国语言的使用上所达到的灵活和多变程度。他把白话中的辛辣和犀利融合成为一种与比较拘谨的中国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现代风格郑芝溶（1902-？）和金起林（1908-？）开创了现代诗的第二阶段。他们两个都潜心于意象派，向人展示了一个行将抓住现代主义的文学世界。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在抛弃统治20世纪第一阶段韩国诗坛的拉斐尔前派色采，代之以比较现代的风格。郑芝溶的诗尤其令人激动 20世纪30年代中期朝鲜无产者艺术家同盟被迫解散，从此开始了日本严厉镇压时期。但是，循着20年代的杰出人物?僧人、诗人和爱国者韩龙云（1879-1944）的传统，李活（陆史）（1904-1944）和尹东柱（1917-1945）的作品继续发出反抗的呼声。这两个人物至今仍是不屈不挠反抗外国统治的象征。青鹿集的朴斗镇（1916- ）、林木月（1919-1978）和赵芝薰（1920-1968）写作描写自然的诗，意在超脱于日本压迫的残酷现实之外。这三位人物都被公认为抒情语言的大师。赵芝薰的《僧舞》语言之典雅、和谐的确至今无人能超过。 韩战使战前时期的风格显得过时，与当时的问题格格不入。战后时期的特点是：诗的形式处于试验阶段，诗的内容富于对当前状况的批判性。在60年代开始，工业化进程培育了一种深刻的疏远、孤独和非人化情绪，这种情绪越来越多地反映在诗上。一种新的激进的政治?社会意识被唤醒了。在根据一定观点写作的诗人中间，一些比较激进的人物?如著名诗人金芝河（1941- ）和80年代继承他的志向的金南柱?因为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而付出了长期被囚于监狱的代价。此外，在坚持纯文学的人与坚持更多地为观点而写作的革命态度的人之间，原先的指责与反指责论战再次爆发。80年代初光州民主化运动时的暴力事件导致了年轻知识分子愤怒抨击主要以老一辈诗人为代表的声音来防止或者甚至对付这种悲剧。年轻知识分子的反应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很强烈。他们的断言人道主义态度无法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法。诗坛老一辈的四大台柱?赵炳华（1916- ）、徐廷柱（1915- ）、朴斗镇（1916- ）和金寿洙（1922- ）全都在1990年春出版了新的诗集。这件事并非只出于一时的兴趣。 80年代的又一个特点是工人诗带着新的生机重新崛起。这个类型的诗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朝鲜无产者艺术家同盟文学，其根源甚至可能追溯到丁茶山（1762-1836）。 尽管徐廷柱的民间形象有些起伏，但是他还是普遍承认为本世纪韩国最优秀的诗人，直到不久前郑芝溶恢复名誉后他才失去这个地位。徐廷柱的作品的吸引力首先在于语言的运用。他的语言十分富于他的家乡全罗道的特色。第二，他的作品喜欢表达感官的享受，这在他比较早期的作品里尤为明显，当时曾有人以之与波德莱尔和叶芝相比。第三是他回复到从新罗精神?主要是佛教精神?中寻找价值观念，即他认为定会取代不久以前的可悲的韩国的新韩国所应该拥有的价值观念。他的态度是诗应当具有启示性。他写的抒情诗很短，具有强烈的谈禅式的启发性. 韩国诗坛显然人才济济，但是现代诗人经过严峻的时间考验是否能赶上从前那些伟大的诗人，现在还很难说。尤其是，为某种观点而写的诗有许多还不能确立其文学质量的地位，虽然应该承认，现在距离太近，要作出客观的评价极其困难。不夸张地说，如今在权威性文学杂志和学术性报刊上发表作品的诗人有好几百，全都有著名作家推荐并附加适应的赞语，全都想染指每年颁发的令人垂诞的多种文学奖。80年代，都钟焕的诗作《我所爱的蜀葵花》（献给他去世不久的妻子的爱情诗集，销售量超过一百万册）的巨大成功给诗的创作带来了一个新的色调：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可能性。这种种因素都对韩国形成一种有些独特的写诗环境起着影响。诗人和读者都怀着乐观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忐忑不安的心情眼望着未来。
《〈诗话丛林校注〉简说》（第二作者），《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1期。《论韩国汉诗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一作者），《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1期。《古代朝鲜文人名号的特点》（第二作者），载《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韩国诗话丛编〉诗话作者及成书时间补正》，载《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36种韩国诗话与中国典籍之关系》，载《东方文化与文学研究辑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箕雅诗人名字汉义解诂》，（第二作者），载《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韩国汉诗对中国诗歌借鉴与创新的几种形式》，载《东北亚语言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11年。《〈箕雅〉引经考》，《文学遗产》2009年4期。《读詹福瑞〈不求甚解〉》（第二作者），《文学评论》2009年4期。《诗经中贞节受孕母题在历史中的流变》，载《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杜甫议降公主借回纥申说》（第二作者），《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3期。《论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引进》（第二作者），《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4期。《“擢德塞性”考辨》，《南开学报》1994年3期。《论屈原的历史意识》，载《楚辞研究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0年。《〈史记·乐书〉错简发覆举隅》，《文献》1986年3期。
照年代划分，韩国文学可分为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韩国的古典文学是在以韩国人民传统的民间信仰为背景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也受到了道教、儒教和佛教的影响，其中以 佛教影响最大，其次则是朝鲜时代儒教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韩国的现代文学则是在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与西方文化接触而发展起来的。从西方传入韩国的不仅有基督教思想，而且还有众多的艺术潮流和影响。随着"新教育"和"国语与文学运动"的发展，过去一向代表统治阶级文化的汉文书写系统便失去了它以往所具有的社会文化作用。新罗的"乡歌"标志着韩国文学中一种独特诗歌体裁的兴起。"乡歌"是以汉字的音和义记录的韩语诗歌，保存于《三国遗事》一书中的此种诗歌共有14首。高丽时期文学的特征是更多地使用汉字、"乡歌"的消失，以及"高丽歌谣"的出现并以口头文学的形式一直流传至朝鲜时期。朝鲜时代早期创建的韩文字母是韩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乐章，例如《龙飞御天歌》，均用韩文字母记录。"时调"是朝鲜时代诗歌的代表。"时调"的诗歌形式确立于高丽后期，但在朝鲜时代以宋代理学为主导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进一步繁荣昌盛。朝鲜时代另一种诗歌形式是"歌辞"。"歌辞"不限于抒发个人的情感，还常常包含警世劝善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