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路及要点：全文围绕中华民族团结的主题写作，可列举真实事例。
正文：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只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歌里唱的真好。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苦难，还是那么团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华大地，中国人民团结奋战最终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老话说的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难折断。”这句话说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级大地震。在阵阵的轰鸣声中一栋栋房屋高楼在转眼之间都崩塌。许多的人都在顷刻之间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是团结让汶川站了起来，各大厂家纷纷捐出水和食物，许多明星和慈善家都捐出资金。为汶川人民建设医院、学校和家园就这样又让汶川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云南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地里的庄稼完全绝收，甚至于很多地方就连人民正常饮水都出现了问题。当地的人民不论老少为了解决饮水问题，不惜艰难跋山涉水到有水源的地方背水、挑水、驮水回家。
这一情况后来被记者叔叔阿姨报道出来后，全国人民纷纷向灾区群众捐款捐水，以解决灾区人民生存问题。这真是印证了一句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这样靠大家和灾区人民的自救方式，旱灾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灾区人民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这么多的见证都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个团结的大家庭，谁有了困难大家都会向他伸出援手。
民族关系是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党的领导、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建立和谐民族关系的保证.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是我们建立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而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则为建立和谐民族关系提出了内在的必然要求.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关键.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将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起来.然而,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我们应该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特别是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要用“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教育我国各族人民和后代,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代代相传,把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维护民族团结成为各族人民的自觉行动.增进各民族的了解.在西部大开发和各民族经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采用各种形式的办法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促进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树立民族团结进步的先进典型,形成民族团结光荣的良好社会风气.普及民族知识.使各族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懂得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中,我们各民族又是怎样团结奋斗的,从而提高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提高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自豪感.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支边、创业.使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为解决民族地区目前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为少数民族群众的脱贫致富办实事、办好事,为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中华民族是个宅心仁厚的民族，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个国家的人民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从来就不带任何条件，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外受灾受难的人们送去中国人民的关心和祝福。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遇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同样深出了援助的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受灾的人民和受灾的地方，对此，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人在难处见真情，只有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见证出真正的朋友，烈火炼真金、也检验着国家间的情谊。这场大灾难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场大灾中，有多少无名的英雄；在这次大灾中，我们向一切以给人民谋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好总理、向奋斗在抗灾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千千万万在这次地震灾难中的无名英雄致敬！向我们的无畏的灾区各族人民的不怕困难、积极互救、自救的群众致敬！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 祖国统一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前提。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盛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断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一盘散沙，绝无希望跻身世界先进民族行列。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宽广而美好的前景。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国家的统一，为各民族发展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学习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幸福生活的不竭源泉。祖国是各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祖国好比母亲，为各民族提供衣食之需，使他们免受冻馁之苦；为各民族遮风挡雨，使他们免遭风刀霜剑的伤害。祖国统一是各民族之福，祖国分裂是各民族之祸。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巨大跨越，各族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祖国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实现。
民族团结政治论文篇二 民族团结报道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民族团结问题，把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紧密联系，视为全国工作的大局。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大力讴歌维护各族共同利益的新人新风尚，揭露和批判破坏民族团结的各种民族渗透和分裂势力的丑恶行为，并造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推动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团结的报道受到了一贯重视，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团结的内涵日益丰富。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研究，从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之间以及民族意识生成两个方面分别展开，充分体现出民族团结报道对于民族意识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族团结报道;主题与框架;民族意识;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前言 我国对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末，之后民族团结理论一度成为了研究的 热点 问题而持续至今。关注的角度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改变。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之研究》中提出的“何为民族团结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观点，这成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定义式提问，对后续的研究开展有着重要意义。之后的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角度转变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内涵与实质。之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面对复杂的内在民族团结问题以及外界的复杂因素，民族团结问题的关注角度转变成为了民族关系以及民族问题实质方面。 龚永辉认为民族意识是一种由民族团结意识而转变的精神意识，他在《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1]阐述到民族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缘由，民族意识与社会之间的辩证性关系说明了民族意识是一切团体存在的前提。同样的，廖杨与覃卫国[2]进行进一步深入，他们认为民族团结意识是由一个民族形成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群体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所构建，这种社会关系不同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建立的前提在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共通性。 目前，民族团结意识的相关研究成果仅仅只是集中于一些概念与理论体系方面，对于民族意识的个案研究方面开展很少。我国民族众多，社会环境、人口比重以及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这些问题对于民族团结意识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程的不断加快，在民族团结方面也做出了更多努力。各类的新闻报刊对于民族团结方面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大力的宣扬，旨在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促进社会主义的和谐稳定发展。传播媒介可以某种程度塑造社会认知，进而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和形式。然而如何通过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了建立良好的社会导向，达到激励民族团结意识生成的目的。为此，本文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了如下研究。 1.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的转换 1.1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的主题之一 民族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之一[3]。民族团结的前提在于民族平等。有了民族之间的平等，才有民族内部的团结。其中民族团结报道只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分别为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随着民族歧视的相关政策的废除，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得到了 实现。党和政府也使用了很多手段进行民族偏见以及不信任观念的消除工作导致了各族之间的团结意识基本形成。为了使得民族团结得到巩固，相关的民族领袖进行了民族团结的言辞。毛泽东反复强调：“比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存在着的眼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无论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而“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这些言论大大的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生产。 民族团结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关系着当和国家的兴衰与存亡。毛泽东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通过目前的民族团结形式看来，毛主席的话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四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4]。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民族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就为民族团结互助创造了条件，民族团结互助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然产物，而民族和谐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的结果。民族团结互助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巩固民族平等，逐步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1.2 民族团结报道的主题与框架之间的转换 1.2.1 新闻框架理论 新闻框架理论[5-6]是新闻传播学者受到霍夫曼的社会框架理论启发，引入到新闻传播领域。框架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条和框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成再现的标记，也就是人们对事件的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作为社会真实再现主要 渠道 的媒体，通过报道新闻来建构一个主观环境，以达到其预先指向的目标。所以新闻框架就是新闻工作者使用语言或 其它 符号再现社会真实的过程。新闻框架是媒体对社会事件所建立的思想结构，即对事件定性。它具有“选择与凸显事物”的作用。一般而言，框架具有三层内在结构：高层对事件的主题(事件及事件所表达的意义)进行界定;中层对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过程、结果影响进行归因、评估;低层运用语言和其他符号对事物 作文 本性的表达。 1.2.2 民族团结报道中框架理论的应用 高层：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团结的高度。 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团结精神，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相关的社会主义团结报道，使得社会公众与政府媒体之间形成一座思想的长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实践，同时大力谱写民族团结的赞歌，促进民族大爱在公众之间得到弘扬与发展，到达民族凝聚力生产的目的，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 中层：民族团结为中心思想，深度报道，整个多元信息。 对于民族团结的 相关报道 中，民族团结始终作为了相关报道的核心予以贯穿，通过合理有序的多元信息进行互动，既体现出民族团结意识的大众化需求，同时通过相关的信息传播方式，从不同方面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报道，使得信息的接收群体可以通过不同侧面与不同层次对于民族团结的相关报道有着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促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与高层的民族报道形式不同的是，中层报道更注重的是对于多元化信息的框架建立，并进行了相关主题的转变。实现了单一的报道主题向报道框架的转变。 低层：从小见大，社会主义人文关怀形式报道民族团结 媒体为了获得相关公众的信任与认可，就需要站在相关公众的意识下进行民族团结的报道，这样才可以最好获得公众共鸣心理的产生，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意识的生成。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社会公众最多接触的，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团结与和睦便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理念。任何简单的人和事上升到一种民族团结的角度与高度，对于相关报道主题以及得到了彻底的更换。诸如抢救异族病人、异族同事之间相互关心与相互帮助的小事，报道中可谓屡见不鲜，然而这种小事之中一旦有着民族团结问题的涉及，那么就可以被纳入民族团结的报道之中，变为了一种政治的框架形式。民族身份也显然会成为报刊媒体所报道的重点而被设置在标题之中进行强调，如此方式的民族团结报道方式逐渐的变成一种习惯性报道方式而随处可见。 2.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意识的剖析 民族团结作为一种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其本质与一般的社会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社会交往导致了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因此从某种社会关系上来讲，不同民族之间生活中相互帮助的琐事就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形式。因此导致了很多的新闻报道的民族典型问题对于民族团结进行肆意的贩卖用以引导 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其实所报道的只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一般社会关系。 民族团结的相关宣传模式中，异族人们受到了不同民族的救助之类的新闻较为常见。然而相关的事件是否真的能够体现出的是一种民族意识，没有人去考虑。相关的新闻工作者也表示，对于一些好人好事的行为动机绝不是因为对象的民族种族不同。由此可见，相关的简单的社会报道纳入“民族团结”的大帽子显然不合适。一些简单事情的发生原因在于自身处境下即刻意识，并非对于民族意识的深刻认识。 相关新闻对于简单社会关系的民族意识化解读与报道，是否真的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导致了新闻的相关报道方式逐渐发生着改变，同族之间的典型 事迹 由于没有“民族团结”意向的挖掘特点，贴不上“民族团结”的大标签，因此宣传的力度显得小很多。那么这种标签式的“民族团结”报道的效果如何呢。 民族团结的制度化报道方式，不仅会觉得社会上对于一些反常事件的好奇，慢慢的读者的注意力依然会从相关的民族团结之中回归到生活的实际之中，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日常生活的主题。这使得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仅仅只是一个 口号 ，正常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都不是民族团结问题的实质。 相关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逐渐泛滥之后，不仅使得相关的公众有了阅读的疲劳感，同时也得到了相关新闻工作者的思考，逐渐的相关报道走回了正轨，然而一种高歌式的民族团结宣传又没有新意，使得相关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一报道问题更加头疼。 目前，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形式似乎都已经超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初衷，而刻意去突出民族团结表现形式的新颖性与差异性，偏离了民族团结报道的原有理念。声泪俱下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中体现出的是一种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认识的偏差。 3.结束语 民族团结的主题在于促进我国各族民族的团结相处，促进各族人民的相亲相爱以及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的民族团结的报道逐渐变得制度化，通过一些异族之间的简单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民族团结意识之中，这是对于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概念的一种误解与认识偏差。民族意识的生成是民族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果，而非个人关系所致。因此相关的民族团结 报告 因回归民族团结的主题，回归原有主线。 参考文献 [1]龚永辉：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2]廖杨、覃卫国：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 [3]王万盈：论我国的民族意识研究，《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白润生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5]艾则孜・阿布杜热依木 报纸要跟上传播时代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维文版“新疆日报”新闻报道发展状况分析，《新疆 财经 大学学报》 200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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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贺桂梅，《“传统文化热”：“国家”与“文明”的交互塑造》，《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9日。暂未收录。2、贺桂梅，《批判的想象力：代际与阶级》，《中华读书报》2014年2月12日。暂未收录。3、贺桂梅，《马年春晚舞台上的“中国/梦”》，《中华读书报》2014年3月12日。暂未收录。4、贺桂梅，《“个人的”如何是“政治的”——我的性别研究反思》，《南开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5、贺桂梅，《马年春晚与“中国梦”想象》，《文艺争鸣》2014年第6期。6、贺桂梅，《1940-1960年代革命通俗小说的叙事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8期。《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7、贺桂梅，《海战电影与日本新民族主义》，《中华读书报》2014年9月3日。8、贺桂梅，《“中国”意识与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0期。9、《记忆的消费与政治——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的变奏》，《文化研究》2013年第1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10、《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反思》，《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11、《开放文学研究——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收入《走向学术前沿》，武汉出版社，2012年。12、《直面当代历史的情感结构》，《现代中国》第1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3、《重返80年代 打开中国视野》，《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3期。《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14日转载。收入《重构我们的文学图景：70后的文学态度与精神立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4、《“文化自觉”与“中国”叙述》，《天涯》2012年第1期。15、《革命与“乡愁”——〈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文艺争鸣》2011年4月号。16、《打开文学的历史视野——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激进实践重读》，《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17、《文学批评的“想象力”》、《谈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18、《激活历史经验与学术知识的力量——解读刘复生》，《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19、《亲密的敌人——、中的性别/国族叙事》，《文艺争鸣》2010年第9期。20、《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解读汪晖的“中国问题”论》，《天涯》2010年第4期。21、《“20世纪中国文学”论与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22、《“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23、《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文艺研究》2010年6月。24、《文学性与当代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5月号。25、《叠印着（古代与现代）两个中国：1980年代“寻根”思潮重读》，《上海文学》2010年第3期。26、《打开60年的“原点”：重返八十年代文学》，《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与现实关注》，《天涯》2010年第5期。27、《重讲“中国故事”》，《天涯》2009年第6期。28、《70-80年代文化转型和“五四”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4卷·1，胡星亮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29、《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文艺报》2009年8月29日。30、《1950-1970年代诗歌的“四板块”与“重写诗歌史”》，《新诗评论》2009年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31、《80年代、“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的耦合——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9期转载。32、《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33、《1990年代中国危机与知识分子主体重建》，《天涯》2009年第3期。34、《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历史轮廓》，《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7期转载。《新华文摘》2009年第21期转载。35、《“十九世纪的幽灵”——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重读》，《上海文学》2009年第1期。36、《1980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上），《励耘学刊》（文学卷），2008年第1辑（总第7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7月。《1980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下），《励耘学刊》（文学卷），2008年第2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1月。37、《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38、《重读浩然：“金光”或“魅影”之外的文学世界》，《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9期转载。39、《想像“文化中国”的方法——“寻根”思潮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现代中国》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40、《文化理论与经典重读》，《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41、《后/冷战情境中现代主义文化政治——西方“现代派”与80年代中国文学》，《上海文学》2007年第4期。42、《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收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3、《“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文艺理论》2007年第5期转载。44、《“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问题的历史思考》，《南开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转载。45、《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另名为《“革命+恋爱”模式解析——早期普罗小说释读》，《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2006年第11期转载。46、《“当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合法性依据》，《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47、《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新华文摘》转载。48、《新历史语境下的“文学自主性”》讨论，《上海文学》2005年第4期。49、《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第7期转载。50、《三个女人与三座城市——世纪之交怀旧视野中的城市书写》，《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人文学者的想象力》，《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9、《“现代文学”的确立与50-60年代大学体制》，《教育学报》2005年第3期。收入《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陈平原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期51、《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2006年第1期。收入《2005文学评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52、《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53、《挪用与重构——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54、《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删节版），《读书》2004年第1期。《1980-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全文版），《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10期转载。55、《文学性：洞穴或飞地——关于文学“自足性”的简略考察》，《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56、《“再解读”：文本分析与历史解构》，《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4年第6期。《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57、《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1期转载。收入《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陈惠芬、马元曦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期。58、《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讨论延安另类实践中的文化冲突问题》，《Hwanghae Review》（《黄海文化》，韩国汉城），2003年。《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7期转载。59、《宗璞访谈录：历史沧桑与作家本色》，《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收入《宗璞文学创作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60、《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现代中国》第三辑，2003年5月。收入《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陈平原、山口守主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61、《女性文学的“现代传统”》，《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18日。62、《面对卑微者的不幸人生——解读杨绛散文〈老王〉》，《语文建设》，2003年第1期。63、《当代中国人文思想分化的要素及其过程》，《Korean Critical Review 》（《文学评论》，韩国釜山），第46-66页，2002年。64、《“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研究的实践和可能性》，《解放军艺术学报》，2001年第3期。《东方》2001年第8期转载。65、《“现代”·“当代”与“五四”——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现代中国》（集刊）第一辑，陈平原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66、《跨学科视域中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后收入《2000中国年度论文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67、《从晚清说起——对陈平原90年代学术史研究的读解》，《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68、《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上海文学》，2000年第5期。69、《镜城地形图——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读书》，2000年第5期。70、《“没有屋顶的房间”——读解戴锦华》，《南方文坛》，2000年第8期71、《八十--九十年代对“五四”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72、《九十年代女性文学面面观》，《文艺报》1998年6月18日。《新华文摘》1998年9期转载。73、《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花城》1998年第5期。74、《沈从文〈看虹录〉研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2期。收入钱理群主编的《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75、《有性别的文学——女性话语的诗学实践》，《北京文学》1996年11期。76、《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写作——陈染读解》，《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77、《性别的神话与陷落》，《东方》1995年第4期。78、《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2006年1.明散曲发展史之重新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1期2.近几年散曲研究的新进展与相关问题思考 文学遗产 2006年第3期2005年1、论稼轩俗词的曲体特征及其意义 中国韵文学刊 2005年第1期2、关于康海的散曲创作 文学评论 2005年第1期3、元明散曲比较论略 戏曲艺术 2005年第2期4、晚明闺阁曲家群体形成原因初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5、论清代文人的小曲创作 河南大学学报 2005年第6期6、论明代成化、弘治间南曲之兴盛与明中叶曲文学之复兴 文艺研究 2005年第12期7、《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参与编写散曲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2004年1、《散曲学学理意义刍议》（载《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2、《散曲学的成绩与危机》（载《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1期）3、《中国文学史编写问题三人谈》（与李修生、宁宗一教授合作，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4、《“嘌唱”考论》（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5、《论汤式的散曲创作与历史贡献》（载《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6、《论分南北曲进行曲学批评模式的得失》（载《戏曲艺术》2004年第4期）7、《女曲家徐媛初论》（载《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8、《永乐后期至成化前期散曲文学衰微探因》（载《学术月刊》2004年第12期）9、《元散曲通论》修订本（学术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2003年1、《论元曲家笔下的苏轼形象》（在2001年8月眉山苏轼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载《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2、《明散曲兴盛年代论》（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6期）3、《论词场才子之曲与明中叶散曲之复兴》（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6期）4、《新世纪曲学研究文存两种》（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2002年1、《论词曲之异同》（在国际首届词曲比较研讨会上交流/2001年9月锦州，载大会论文集《词曲研究的新拓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又载《文史知识》2002年10期）。2、《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学术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获同行专家如吴新雷、李修生、黄天骥等教授赞赏，并有《东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书评肯定其学术价值）2001年1、《20世纪元散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该刊《编后记》特别推荐，并获该刊当年中国文学研究学术论文特别提名）。2、《元曲宫调曲牌研究述略》（《音乐研究》2001年第3期）。3、《文学史编写中的历史本位主义批判》（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4、《元散曲衬字研究述略》（载《文史知识》2001年第8期）。5、《论元代曲论的务实尚用》（1998年在北京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载《元代文化研究——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专集》/北京师师大版社2001年出版）。6、四卷本《中国文学分体史》（全书四卷150万字，与李修生先生共任主编，并组织全国13院校20位学者共同编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同年9月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鉴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同行专家对该书的学术创新给予度评价。《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发表了中国社科院吕薇芬研究员和北京师大郭英德教授撰写的书评）7、《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参编，北京出版社2001年出版）2000年1、《元散曲章法技巧及修辞艺术研究述评》（《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2、《元散曲发展分期研究述评》（载《东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3、《20世纪元散曲体制特征研究述评》（载《佛山大学学报 》2000年第4期）。1999年1、《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2、《元曲渊源研究述评》（1999年9月在“世纪之交中国戏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交流/广州、东莞，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1999年第2期）。3、《论元代曲论的开渠布道之功》（《文艺争鸣》1999年第2期）。4、《斜出斋曲论前集》（个人学术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获学界同行如李修生、宁宗一、吴新雷、吴国钦等教授高度评价）5、《中国文学通典小说通典》（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1998年1、《笔下苍生苦 曲中汗血声——张养浩哀民散曲简论》（在中国散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交流/福建泉州，载《四川师院学报》1998年第2期）。2、《务实必有得——评〈元散曲艺术论〉》（《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2期）。3、 15卷本《巴蜀文化大典》（四川人出版社1998年出版，全书500万字。本人任全书常务副主编、文学卷主编）4、《小品文观止》（参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1997年1、《文学史编写的重大突破》（《重庆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2、《古本戏曲剧目提要》（参编并参与全书统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1996年1、《风雅文化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人任副主编，并独著其中《君子的风范松竹梅兰》一书，四川人出版社1996年出版）2、《中国文学大辞典》（参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1995年1、《元曲大辞典》（参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本人任编委）1994年1、《马致远、张可久等散曲创作年代论考》（1993年于河北承德首届国际元曲学术讨论会上交流，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之《国际元曲研讨会论文集》）。2、《中国哲理诗鉴赏辞典》（参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3、《山水美探胜》(参编，重庆出版社1994年出版)1993年1、《陈草庵、鲜于必仁考略》（《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论宋金俗词及其对元散曲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3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3、《论元散曲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1993年于河北承德国际元曲学术讨论会上交流，载《中国韵文学刊》1994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4、《元散曲通论》（笔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元散曲研究的终极成果，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该书出版后得到王利器、李修生、邓绍基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赞；国内有三家刊物发表了书评；在新旧世纪之交，北京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单位联合推介20世纪优秀学术著作，本书获得推介）5、《中国一绝》（参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1992年1、《近年来元散曲研究概论》（与李修生合作，载《文学遗产》1992年4期）。2、《四川历代曲选注》（巴蜀书社1992年出版，在《巴蜀艺文五种》内）3、《元曲百科大辞典》（参编，学苑出版社1992年出版）4、《中国古代各体文学作品选讲》（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5、《中国历代诗分类鉴赏辞典》（参编，中国旅游出版社1992年出版）6、《中国历代词分类鉴赏辞典》（参编，中国旅游出版社1992年出版）7、《稽古拓新集》（参编，成都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1年1、《元散曲发展叙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元代文学研究专号》）。2、《从关汉卿笔下女性形象的描写重新审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访问学者专辑》）。3、《论元山水散曲的意境与元代文人的审美趣尚》（《吉安师专学报》1991年1期）4、《中国游记鉴赏辞典》（参编，青岛出版社1991年出版）5、《历代小品文鉴赏辞典》（参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1990年1、《论关汉卿散曲艺术的审美特征》（1990年于石家庄国际元曲学术讨论会上交流，载《河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2、《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物塑造的审美特征》（《四川师院学报》1990年4期）。3、《花鸟诗歌鉴赏辞典》（参编，中国旅游出版社1990年出版）4、《唐宋元小令鉴赏辞典》（参编，华岳出版社1990年出版）1989年1、《论诗乐同源及分流与中国诗歌之基本特色》（《四川师院学报》1989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山水诗歌鉴赏辞典》（参编，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年出版）1988年1、《关于秦观名的读音》（《文史》第29辑）。2、《唐宋词鉴赏辞典》（参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出版）1987年1、《论近唐异宋的淮海诗》（《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2、《论秦观词的风格》（《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1986年《唐宋词鉴赏辞典》（参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1983年《试论秦观歌妓词的思想意义》（《南充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年鉴》有关部分摘要介绍）。
伟大祖国的56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不仅有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而且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还拥有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等。 我国南方气候温和，少数民族的服饰多种多样。男子一般穿对襟上衣和裤子。妇女穿的飘逸轻盈，各有特色。如傣族的绸料筒裙，景颇族的毛织花裙，苗族、布依族和部分壮族妇女的百褶大筒裙，彝族的多层百褶裙，黎族姐妹的绣花衣裙等。 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同，经济、生活方式也不同，他们的住房结构各具特点。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一般居住在干栏式楼房里。这种楼房分上下两层，所用材料以竹木为主。楼房上层用于圈养家禽、牲畜，放置农具或杂物。有些少数民族人民甚至完全用竹子做材料，建成别致的小竹楼。一栋栋造型独特的小竹楼，掩映在青青翠竹和香蕉，柚子树织成绿色帷幕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美丽极了！ 不同少数民族，对大米的吃法也各有不同。南方的傣族、佤族、黎族等少数民族，喜欢把米装入竹筒放在火上烧烤，使米饭带着竹子的清香味。壮族、布依族群众喜欢吃五色糯米饭和糯米糍粑。朝鲜族群众习惯用糯米打成糯米糕食用。新疆的维吾尔、乌孜别克等民族，常把大米和羊肉、胡萝卜、洋葱，有的还加入葡萄干、木瓜等，炒焖成喷香可口的什锦饭，由于焖好的饭用洗净的手抓食，所以又叫“抓饭”。 在春暖花开或秋收季节，壮族群众喜欢开展抛绣球的活动。抛绣球是壮族男女相互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青年们在草坪或空地上竖起一根高十米的木杆，顶端钉一块木板，木板中心有些圆孔。男女各为一队，以抛出的绣球穿过木板上的圆孔为胜。也有在场中间搭歌棚，绣球抛不过棚或抛出界，或接不住对方抛过来的绣球，就要被罚唱歌，非常有趣。 少数民族也有许多风格各异的传统节日，如：火把节、泼水节、那达慕大会、开斋节、洛萨节等。其中泼水节是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四月中旬举行，时间为三到五天。节日期间，人们身着盛装，互相泼水祝福，还举行划龙舟等活动。晚上灯火通明，人们点花灯，放烟花，纵情欢呼歌舞，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人啊。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中共铜陵市委党校李宁博士，长治市清真食品消费市场研究，晋中学院学报2017年4期。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主要文学作品集：《忧郁的田园》、《暮色笼罩下的祠堂》、《红葫芦》、《蔷薇谷》、《少年》、《大水》、《追随永恒》、《三角地》等。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等。主要学术性著作：《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面对微妙》、《曹文轩文学论集》、《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等。文章约150篇（略）有作品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主编的书《落日红门——50年小说选》（上、下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50年儿童文学选》（上、下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国外文学导读本》（6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国外儿童文学导读本》（5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新潮儿童文学丛书》（8卷），21世纪出版社，1989年《现代名篇导读》（4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荣誉与奖励被列入北京市跨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人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承担国家教委八五科研项目“小说的艺术”和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获北京大学首届青年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年《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文学评论科研奖，1998年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获第三届宋庆龄文学奖金奖、一九九四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蓝花》（短篇小说）、《草房子》获冰心文学大奖。短篇小说集《红葫芦》获《中国时报》一九九四年度十大优秀读物奖。短篇小说《再见了，我的小星星》和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分获中国作协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儿童文学奖。短篇小说集《红葫芦》、《三角地》和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分别获得1994、1997、1998年度由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民生报》、《国语日报》等联合颁发的最佳读物奖。《草房子》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1999）、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9）。电影《草房子》获第十九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一九九八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第四届童牛奖以及影评人奖、第十四届德黑兰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红瓦》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图书特等奖（1999）。并获2000年北京市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奖。国外学术活动1992年10月应日本NHK电视台邀请，接受采访，做关于文学创作的发言。1993年10月至1995年4月应日本东京大学邀请任教。1999年11月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出席“中国电影”研讨会并发言。1999年12月应日本戏曲家协会邀请，出席“电影剧本创作”研讨会并发言。曾开设的主要课程中国当代文学小说的艺术小说十家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热点分析出版年表出版日期内 容出版者1983年2月《没有角的牛》（中篇小说）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5月《古老的围墙》（长篇小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云雾中的古堡》（短篇小说）重庆出版社1986年12月《哑牛》（短篇小说）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年6月《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埋在雪下的小屋》（中篇小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暮色笼罩的祠堂》（中篇小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1月《忧郁的田园》（中短篇小说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思维论》（专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山羊不吃天堂草》（长篇小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4月《绿色的栅栏》（短篇小说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红帆》（短篇小说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3月《水下有座城》（与左珊丹合作）（短篇小说集）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7月《山羊不吃天堂草》（长篇小说）台湾民生报社1994年7月《红葫芦》（短篇小说集）台湾民生报社1994年12月《埋在雪下的小屋》（短篇小说集）台湾国际少年村1996年7月《少年》（散文）台湾民生报社1996年8月《蔷薇谷》（短篇小说集）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曹文轩文学论集》21世纪出版社1997年《红瓦》长篇小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年《三角地》（中短篇小说集）台湾民生报社1997年《追随永恒》（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草房子》（长篇小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1999年《面对微妙》泰山出版社1999年《根鸟》（长篇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红瓦房》（长篇小说）台湾小鲁出版社
你最好给我， 任务书， 要求的，
自己做吧，孩子啊~
∞∞∞口∞∞◇∞∞巾
语言是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认知工具， 文化 的载体、信息(知识、情报、资料)的载体。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篇1 浅谈英语语言中姓氏的文化内涵 摘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姓氏，它作为一种符号，构成了文化载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英语姓氏有着极其复杂的构成和来源，其中可能埋藏着历史、经济、文化、地理等众多因素。对于接触语言、文化的研究者，探析英文姓氏来源的工作十分必要。本文尝试探索英语姓氏的演变历程，从而揭开现代英文姓氏与其本源的关系。这必将对英文教学以及加深学生了解 英语文化 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英语姓氏 来源 文化 英语语言 自从有了文明，人类为了便于繁衍生息、交流沟通，就发明了姓氏。随着历史进程和社会的发展，姓名的构成和习用逐步形成。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姓氏，它作为一种符号，构成了文化载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英语姓氏有着极其复杂的构成和来源，其中可能埋藏着历史、经济、文化、地理等诸多的因素。对于 学习英语 语言的人来说，探析英文中的姓氏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英国在经历了多次外族入侵，才得以形成英语民族及其语言。这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凯尔特人为主的世界上众多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到了近代，英语民族的活动舞台随着大英帝国不断向海外的扩张而进一步扩展，也就更大范围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血统和语言。其中，尤以美利坚民族和美国英语的形成最为典型。 这自然也就让英语姓名系统变的更加复杂化。尤其是在现、当代，英语民族血统进一步多元化，英语语言体系进一步扩大化，这当归功于大批涌入英语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尽管外来移民的姓名不断被英语同化，但多多少少都会保持原民族的某些特征。据英美 姓名学 家统计，如今英语姓名的语源就与三十多个大小语种相关。下面，我们着重来看英语姓名在其本土的演化发展过程。 在英伦三岛被诺曼底人入侵以前，即公元1006年的诺曼征服前，英国人没有姓，只有名。 英国封建主义的高峰是在公元9世纪到15世纪。在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关系与市场关系不断加强，英国人口也急剧增加。由于备选的个人名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剧增的人口需要，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只好选择了相同的名字作为个人名。这样当同名的人相遇或同居相处时，问题就产生了，通常会出现诸如呼此彼应、一呼几应之类的误会。所以，人们就在自己的名字上添个词来区别。于是，英语民族的先民们便开始在个人名后面添加个人附加名，作为区分同名人的手段，以增强人名的社会区分职能。 个人附加名大多是本人的出生地名、职业名称或着绰号等。例如，一个名叫 Mike 的人，如果他的职业是渔夫(the Fisherman)，人们就叫他 Mike the Fisherman(渔夫麦克)。如果一个人的名叫作 Hen-rye，而他出生于牛津(Cambridge)，人们就习惯性地称呼他为 Henry of Cambridge(牛津的亨利)。个人附加名并不世袭，因此还是在个人名的范畴内，而“正宗”的英语姓往往是由个人附加名发展而来的。例如，Mike the Fisherman 和 Henry of Cam-bridge 分别演化成 Mike Fisherman(麦克?费士曼)和 Henry Cambridge(亨利?剑桥)。 到了十七世纪，英国的封建制度逐步腐朽没落，而资产阶级却迅速发展。于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文化不断进步，英国人口也急剧上升，人们联系日益密切，而随之出现的同名现象给人们的交往带来了不少麻烦。以防混淆，人们便在附加名和姓之间再添加一个或多个词来进一步区别。后来加上可变的中间名(middle name)。例如： George McadamSmith，其中的“Macadam”即为可变的中间名。 那么姓又是何时在美国出现的呢? 一些学者的结论是美国的姓始自公元 1000 年。其实，在 1492年美洲新大陆被哥伦布“发现”之前，现在美国境内的原始居民，即土著印第安人没有姓，只有个人名。姓是随着 16 世纪欧洲白人的到来才开始出现的。16 至 17 世纪，英国移民及其后裔姓名的基本构成部分是名和姓，如法学家 James Iredell。从 18 世纪起，由于英籍移民的增加和社会联系的增多，美利坚人作为全美的主体民族也开始用中间名(Middle name )了。现 在 我 们 熟 悉 的 前 总 统 George W.Bush，他的名字就是这种情况。 英语姓氏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以变得纷繁复杂，来源更是多种多样，但是有些来源却是相同的。一种是来自地名。世界各民族的姓都和地名有密切关系 ，英姓中也有类似情况，如由祖先居住的地名而沿用下来的“Arlington”、“Ford”、“Scott”等姓。还有的是起源于行业名。在中世纪后期，英国经济曾突发地繁荣，各种手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于是人们就根据职业或者工种来决定自己的姓。现今较为常见的有“Archer”(弓箭手)、“Butcher”(屠夫 )、“Glover”(手套商)、“Harper”(竖琴师)、“Locker”(仓库保管员)、“Potter”(陶工)、“Smith”(金属工 )等等。这些姓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及经济发展情况。另外，贵族等的头衔也是来源之一。 有些姓最初是一些贵族家庭用来称呼一家之长的，后来为了永保家族荣誉感，便将他们传给了后代，代代相传就渐渐成了姓。“Constable”(王室总管)、“Judge”(审判官)、“King”(国王)、“Mar-shall”(元帅 )等便是此类英姓中常见的。这正是封建社会烙下的印迹。动物也给英语姓氏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某些人出于对动植物的崇拜和赞颂，就把它们的名称拿来作自己的姓。常见的如“Bird”(鸟)、“Fish”(鱼)、“Lion”(狮子)、“Swan”(天鹅)、“Wolf”(狼 )等，以及 Wood”(森林)、“Apple”(苹果)、“Flower”(花 )、“Bush”(灌木丛 )、“Rose”(玫瑰花 )等。还有一些英文姓氏来源于颜色的名称： 英语中的“Brown”(棕色的)、“Pink”(粉红色的)、“Red”(红色的)、“Silver”(银白色的)、“White”(白色的)等就是如此。江河湖海等 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英语的姓氏来源十分广博，其历史成因也非常复杂。正是由于各种多变因素的参与，才导致英文姓氏的演变这般有趣。由于姓氏与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休戚相关，因此才具有非凡的意义。进一步地研究英语姓氏来源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西方的认识，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且，对于引导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英语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关翠琼.英语姓氏的起源[J].写作，2006，(22). 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篇2 浅论英语语言文化内涵的多元化英语教学 摘要：从跨文化交际视域和语言运用的层面上诠释文化在英语语言使用中所蕴涵的多样性、内在丰富性以及该语言与其所承载的文化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要求。可为多元文化区域内如何学习吸纳异域语言，借鉴、融合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个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关键词：文化内涵;多元化;英语教学 一、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承，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特殊载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文化影响和制约着语言交际的过程和效果。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可以表达客体的概念意义;此外，作为文化的载体，还蕴涵着该语言的民族文化含义和文化心理。 二、英语与英语文化 人们在学习英语过程中，主要通过阅读了解对象国的社会风貌，文化风俗，而阅读材料多出自一两个母语国。于是有些人就认定“英语这种语言和某一两个使用英语的国家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这是一种错觉，因为这种理论不能充分解释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媒介的作用。这些人所说的“语言既不是抽象的'人类语言'，也不是微观到个人的'言语'，而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部族的语言。” 因此，似乎可得出这样的推论--英国文化即英语文化。但这种错觉是由于混淆文化离不开语言，与一定的文化离不开某一具体的语言之间的界限而产生的。所以切不可在语种与文化之间划等号。因为，今天的English culture(英语文化)一词包含甚广。 三、多元的英语文化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今天的English culture(广义的英语文化)具有多元性，其内容可以涵指：①英国文化;②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化，即狭义的英语文化，如美国文化，加拿大文化，新西兰文化，澳大利亚文化及加勒比海地区部分国家的文化;③以英语为传播媒介的非英语、非西方文化;④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文化内容。 毋庸置疑，英语运载着英美文化。作为以英美为代表的母语国家的语言，英语承载主流社会的文化，同时也担当非主流的、非英语移民社团与主流社会的交际媒介。如果英语不具备跨文化运载能力，身居于纽约市约25万的华人是无法同美国主流社会交流的(当然他们的交流是通过那些懂英语的移民来进行的)。由此看来，英语是英美文化的载体，推而广之英语是西方文化的载体，同时英语也是外来的、非英美的、非西方文化的载体。另外，作为外语型国家(如中国)的国际交流语言工具，它反映的是该国的政府的政治立场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即在中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在南非是南非文化的载体)。 四、英语与各国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国际交流语言的英语与各国的文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可以用变化着的对抗融合关系来概括。世界语言——英语正作为母语国家和第二语言型国家的内部语言而被使用，同时，还作为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非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的交流工具而被广泛使用。 在使用中，英语本身固载着的西方人的逻辑和传统与该地的使用者的母语逻辑和民族传统规范不断产生“碰撞”，即所谓的英语与该国文化的对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适应，某些英语本身固载着的东西，甚至某些“碰撞”，竟然在该国文化环境下留存下来，即所谓的英语与该国文化的融合。在世界上的多元文化区域内，时时都在进行着学习吸纳异域语言，借鉴、融合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 五、英语语言文化内涵的多元化与英语教学 “作为世界语言，英语的文化内涵是多元的，既包括西方文化要素，也包括东方文化要素;既有__的元素，也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元素。” 由此可见，英语语言教学中要充分考虑英语语言文化的多元化对英语教学过程及效果的影响。因此， 教育 者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创设立体化教学环境，避免与当地文化对抗，真正实现语言和文化的协调。 英语语言文化教学要创设立体化教学环境，是指把语言文化教学的三维即学习者、学习者将来使用语言的目的环境及学习者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立体的课堂结构。以中国的英语教学为例，“英语基本是中国人教，中国人学，在中国用”。在此环境中，“中国文化始终占支配地位，异域文化的输入只能起补充作用。” Smith 在1981年曾指出：“一种语言一旦成为国际性的，它就不可能恪守一种文化规约。” 也就是说为了用英语跟菲律宾人做生意，中国人并不需要学习欣赏英国的生活方式，也不需要发标准的英国音。近年由于英语文化教学意识的加强，教师在英语语言教学过程中一味的强调异域文化的某些规约，强调片面的语言和文化的协调。殊不知他们忽视了学习者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其结果是“语言似乎纯粹了，但协调被破坏了，因为犯了与当地文化对抗的错误。” 所以，切不可忘记英语运载着的中国文化。 2.正确理解学校课程的作用。 对于少数将要从事与异域文化密切相关的工作的人来说，了解对象国的文化是必要的。即使这样学校的课程也只能起到指导作用，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教学中只顾遵循课本内容(英语的文化规约)，不能正确做到因时因地制宜(指的是不能按照言语事件发生的现实环境即学习者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来决定材料的选择，来确定言语的适宜度)，那么教学中的某些行为将导致文化误导现象的产生。因此，要正确理解学校课程的作用，切不可片面夸大其作用。“要了解异国文化的全貌并能在实践中适应它，非得深入其地住上一段时间不可”。 3.补充教学力量，聘请母语使用者任教。 为了补充教学力量，我们请了很多母语使用者来教书。他们应该清楚的意识到英语是多元文化的载体。来中国任教的人应该接受过必要的训练，对在这一异域文化(中国文化)中“交流时可能遇到的文化歧异有必要的思想准备，这样他们便不会因为听到一个不顺耳的招呼而变得愤怒，不会因为对方的自谦自贬而大惑不解。” 师生必须认识到 “学生的文化环境是文化课的起点，对象国的文化环境是终点”。只有起点确定了，师生才能最终顺利达到终点。 切不可本末倒置，在学习之初教师便一味地将对象国的文化环境强加给学生(将终点作为了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了解学生的文化环境要比让学生了解教师将把他们引进的文化环境更重要。” 而在现实的教学实践当中，外籍教师若对学生所在的文化环境一无所知，仅把对象国的文化规约呈现在课堂上，不顾冒着与该国文化产生对抗的风险，让学生模仿并接受，可想而知将会受到怎样的教学效果。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相互接触交流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格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英语已成为多元文化的载体。面对跨文化交际的需要，英语语言文化教育成为高校英语教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明确英语是多元文化的载体这一事实，从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研究英语语言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无疑将对原有的英语语言文化教学理念和 方法 提出挑战。从而为多元文化区域如何学习吸纳异域语言，借鉴、融合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个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理论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颜治强.世界英语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2]陈原.社会语言学[M].学林出版社，1983 [3]张正东.外语立体教学法的原理与模式[M].科学出版社，1999
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及研究现状论文
应用语言学在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目前已经成为语言学的最大组成部分之一。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及研究现状论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摘要： 应用语言学是与英语教学息息相关的交叉学科，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兴学科，在英语教学体系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应用语言学对其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应用语言学提高英语教学时效性和教学质量，有助于完善和改进英语教学系统。本文将以应用语言学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和简述应用语言学的基础上，着重强调探究应用语言学对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和积极影响，以帮助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应用语言学对英语教学的重要意义，为英语教学现代化改革提供有力帮助和有效途径。
关键词： 应用语言学 英语教学改革 有效途径
应用语言学在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目前已经成为语言学的最大组成部分之一。应用语言学是指运用语言学理论知识处理具体的实际问题。学习语言的最终目标是运用语言维持人际关系，提高自身的交际能力，然而，语言的基础性知识并不是交际能力好坏的仅有决定性评判依据，交际能力的好坏更依赖于人们对语言技巧使用的熟练度，换言之，语言知识是语言学的基础，技巧是语言学的媒介，而最终的目标是提高自身的交际能力。所以，学生在掌握一定语言学知识的同时还应当加强语言使用能力的培训力度，主要强调听、读、写、练等方面的技能训练。尽管英语教学在国内的推广范围已经很大，但从目前的教学情况上来看，大部分学生的英语水平都不高，基本都属于“哑巴英语”，而应用语言学在英语教学中的有效应用，可以改善这一英语学习现状，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对英语教学的顺利进行有着不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1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及研究现状
1.1应用语言学的理论
最近这些年，教学专家们以应用语言学作为研究对象和教学依据，对其进行多方面的强化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行为主义、内心主义、对照分析、错误分析以及实践分析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应用语言学对英语教学的指导是以理论原则为基础，而教学结果的成败是由应用语言学是否正确的对其进行指导。应用语言学作为实践要求较高的学科，其理论知识的积累固然重要，但若只关注理论知识的学习，没有与实践性活动相结合，就不能够发挥出应用语言学的真正指导作用。尽管我国目前的应用语言学理论体系还不够健全，关于理论知识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也正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2当前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相对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对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而国内最先对其进行研究的是广东外贸大学。最近这些年，教育工作者们又加大了对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力度，扩大了其研究范围，使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2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间的关系
2.1从学生角度出发，明确教学方法
学习语言的第一任务就是口语的练习，而口语是在学好书面语的'前提下慢慢发展起来的。英语教学中的语言学应用方法比较独特，就是确定口语和书面语两者之间的比例。从我国目前的英语教学内容来看，主要分基础和加强两部分，基础是指听说读写，加强是指英语翻译。其中听说读写之间属于协调关系，都是互相扶持的，但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和难点，需要不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来实施教学。在进行英语课程设置时，一定要明确教学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再按照一定比例安排课时。例如，实时翻译与文学翻译的培养目标就同，所以对课时设置的要求也就不同，换句话说，对应用语言学的教学应当从学生角度出发，明确教学目的，进而加强英语教学的灵活性。
2.2透过学生错误，明确学生不足
对比西方国家的应用语言学教育，我国对其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主要存在两点问题，第一，过去强调语法运用方式，忽略语言的情感表达。教师在进行英语授课时，过于注重学生对语法、发音、理解和整理语句的能力，从而忽视了对学生英语情感表现力的教育，特别是在高中的英语教学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英语教师在对课文进行分析和讲解时，对语法使用和句子结构组成进行过去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教学效果，使学生忽略了英语运用的实际环境，只注重语法使用的正确性以及意思表达的完整性。第二，当英语教学发现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错误时，有立刻纠正的习惯，不会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而事实上，教师应当针对学生所犯的错误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明确学生学习方式中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处理和完善。
3整合应用语言学与高校英语教学改革
3.1基于应用语言学理论的英语教学方法设计
（1）规划英语学习方案。我国英语教学基本上都在课堂内完成，而课堂时间有限，因此，为了强国英语课堂学习的学习效果，学生就应当针对英语的整个学习过程进行方案规划，在对英语教学内容进行分类和整理的基础上，对学习任务进行划分，将其分割成课内任务和课外任务两部门。教师通过对考试任务和教学目标的确认，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指导和教育，确保英语教学质量以及应用语言学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效果，优化英语教学体系。
（2）组织和开展英语实践性教学活动。有很强的英语交际能力和应用能力是所有英语学习者的共同目标。应用语言学中有一个原则就是以学生的具体需求为基础，制定相关的教学方案。例如，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不佳，就应当对其强化口语的培训力度，使学生养成“口说英语”的习惯。另外，实现应用语言学的有效教学还可以通过广播、报刊等多媒体形式，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鼓励他们多参加英语实践活动，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进一步提高学生英语技巧应用能力。
3.2应用语言学指导英语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1）应用语言学对英语教学有指导作用。加强应用语言学的学习可以有效的指导英语教学，深化英语教育改革和创新。英语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同全体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在英语教学改革过程总，所有的英语教师都应当不断加大应用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力度，积极有效的将应用语言学融入到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去，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其理论知识的探究力度，总结英语教学经验，并完善应用语言学教学体系。
（2）激发英语教师在教学改革中的巨大潜能。激发英语教师在教学改革中的巨大潜能，使其推动英语教学改革的现代化进程。要想应用语言学发挥出巨大作用就必须加大对其的研究力度，组织讨论小组，使所有的英语教师都在熟知应用语言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英语教学的研究工作，使其适应英语教学的未来发展。在英语教学改革过程中，英语教师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激发英语教师的巨大潜能不但是现代化教学对英语教师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英语教师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和英语能力的重要前提。英语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指导者、组织者和规划者，对应用语言学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可以在课堂上强化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将学生作为研究主体切实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协调工作，使应用语言学发展更好的适应时代要求。
（3）加大对英语说、写能力的培养力度。英语说、写能力的培养与应用语言学的学习密切相关，也是英语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交流机会越来越多，以往的应试教育已经不能够适应英语教学的发展要求了，因此，英语说、写能力的培养和加强是提高学生英语交流能力的有效保障，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国际型交际人才。为了更好的满足社会需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大对学生英语交流能力的培养力度。
（4）结合具体的教学现状进行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教学改革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英语教师应当结合具体的教学现状进行英语教育改革，强调对学生学习态度和探究态度的培养。另外，高等院校还应当着重强调对学生创意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使他们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应用语言学与高校英语教学是息息相关的。在英语教学改革中，应用语言学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性研究工程，具有复杂、灵活等特点，因此，高等院校在进行英语教学时，必须结合具体的教学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应用语言学的潜在力量，提高英语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
［1］周慧慧.应用语言学与外语教学［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
［2］李素素.浅谈应用语言学对英语教育的意义［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0．
［3］房明远.外语教学中应用语言学的应用［J］．教改聚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