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温州盐业论文范文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 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 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 宋代还是我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宋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盛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市场的扩大，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在急速扩大。史实表明，宋代在工商业文明因素急剧成长的历史环境中，其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矿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据许惠民先生的研究，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已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并用作工业能源(如炼铁、烧瓷)是在北宋，其时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且有考古发掘为证。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专指煤炭。《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之语。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据估计北宋铁的年产量在3．5万吨到15万吨之间，接近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14．5万吨至18万吨的水平)；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鍒”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凿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获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刷新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盐业史专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如无改善即与井主“豪者”算帐，索取工资，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谋高就，所谓“又投一处，习以为业”，显然来去自由。三是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17个省份和130余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窑性质。特别是福建路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丝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印度迈索尔邦、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区的分布实况。南朝鲜学者崔淳西说过，“朝鲜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宋瓷，特别是北宋产品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中南部沿海地区”，而且产品“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窑的制品。”这说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四是数万纺织机户的涌现和包买商惯例的形成。宋代“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数量可观。问题是这些机户除少数在城市(如浙东金华是“城中民以织作为主，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外，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永乐大典》卷13161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包买商的典型事例，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等地的机户发放生产性贷款(“贷出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再向外运销。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放钱收布的代理人。仅乐安一地就“积布至数千匹”。从“如是久矣”看，这种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这种做法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惯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表丝花钱物”等惯例⑥，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五是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同样是民营作坊占主导地位，从事商品性生产，拥有可观的市场，在其内部亦可见到雇佣劳动的存在。详情细节请参阅拙著相关章节。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造纸、印刷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二、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因为盐是重要的生活用品和必需品。贩卖私营直接影响了国家收益，同时有人恶意抬高食盐价格，会引起国家的动荡。

中国古代私盐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不合理的食盐专卖制度的直接产物，有盐业专卖就必然有私盐，盐业专卖越严，私盐越好卖，利润越高。

私盐得以盛行的原因还在于供求关系。人口激增，盐为生活必需品，食盐的需求也大增。盐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但由于盐业专卖，政府控制了盐的运销，人为地造成了盐的供求失衡，价格上升本来供求可以平衡的盐业由于受政府控制而失衡。既有需求，又有供给，这样私盐就有了发展的条件。

扩展资料：

私盐日渐成为中国古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中唐以后的事。随着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不断发展和强化，国家机器也越来越庞大、复杂，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思想也愈益膨胀，两税收入已远远不能满足专制统治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多种巨额的财政开支。

于是，专制国家便凭借其政治权力，进一步加强了对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茶、盐、酒等物品的垄断和控制，禁止私人自由经营，其中尤以对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食盐的控制最为严格。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私盐

东海丝路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南海丝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被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

其实是从唐代就开始了，唐朝的赋税制度从租庸调制转变为两税制，此后中国的税制一直以两税制为基准的，到了宋代，都市的里坊制被打破，城市商业突破了场地限制，变得更加繁荣，农村里，宋代不抑兼并的政策让佃户成为普遍，并在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都没有改变，直到土地改革。

因为在当时，像盐和铁等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已经收归官办，所以民间是禁止私自生产的。

唐代的城市的"市"和"井",也就是商业区和居住区都是明显的划分开来的,而宋代的城市,两者就没有明显的区分开来了.这说明了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和进步。

宋代是在经历了大约200余年的天灾、战乱之后的虚弱社会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权。政治上是一个新兴的政权，经济上尚需百废待兴，文化上也有待恢复和重建。在有宋一代，尽管国力远不及唐代，但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还是有了显著的进步。在农业方面，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的提高、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人口的增加上。在手工业方面，也较隋唐发达，主要表现在矿冶、陶器、造船、兵器、纺织、造纸、制盐、制糖等手工业门类的不断扩大，以及分工更加细密。正是由于宋朝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宋朝时期的城市才在前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致使宋朝时期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本文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宋朝时期城市发展的基本特点作一探讨，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指正。一、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职能出现了多样化在宋代，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有了进一步加强。在城市建设上，那种传统的坊里制度逐渐被打破，出现了临街设店的景象；而在商品流通上，产生并逐渐推广了“交子”（纸币），“交子”的出现与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赋税制度上，也开始征收商税，据《宋史》卷85～90《地理志》记载，宋朝时期全国著名的经济都会总数不下四、五十处，仅征收商税在10万贯以上的就有42个城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许多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已逐步演变为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城市类型开始多样化。从经济角度看，宋朝时期的经济性城市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工商型城市、商业型城市和手工业型城市等三种类型。1、工商型城市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它们既可以利用周围农村提供的原料发展手工业生产，又可以吸收周围乡村集市的商品和自身生产和商品来发展商业贸易。例如，成都在北宋时期，既是成都府治，又是历代全国的纺织生产基地，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都会。当时，蜀锦乃为全国著名的丝织品，有“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之称。[1] 蜀锦的产量也相当可观，仅北宋中央政府每年就从四川地区采购“上供绫锦鹿胎万二千匹”。[2]在南宋时，国都临安（今杭州）、婺州（今江西金华市）、平州（今苏州市）、镇江、常州、湖州等地已成为当时全国最主要的丝织业中心。尤其是平州，既是府治所在，又是全国纺织生产基地和商品交换中心，成为江南地区工商业都十分繁荣的都会。[3]2、商业型城市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交通枢纽地区，主要是由于货物中转和商业贸易比较发达而形成。随着大运河的疏浚，在大运河沿岸，一些较大的政治中心城市如临安、汴京（今开封）等一跃成为全国的重要商业城市，其规模之大，人口之众，商业之繁华，在当时是其它城市望其项背的。据《汴都赋》记载：当时的汴京是“竭五都之镶富，备九州之货贿”。据周宝珠研究，在北宋元丰年间，东京（即汴京，今开封）的工商业者及其他服务行业共约有15000多户。[4] 唐朝时期的坊、市制度已被打破，工商业者临街开店，大小商号鳞次栉比。主要商业区，终日车马杂沓，交易繁忙。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开封城中汴河沿岸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这些商业区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晓市。另外，开封城中还有相国寺、鼓扇百索市、巷陌杂市、乞巧市等定期交易市场，其交易规模也很大。[5]长江沿岸交通发达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城市，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芜州、江州蕲口、鄂州、荆州等，其中鄂州尤盛，其商业影响范围东及于海，西至于川，南抵珠江，北达淮水，“盖川、广、襄、淮、浙贸迁之会”[6]，“市邑雄富，列市繁错”。[7] 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在北宋时也已替代了隋唐时期的扬州的地位，成为两淮、江浙诸路货物的集散地。[8]3、手工业型城市这种类型的城市，与隋唐时期的手工业城市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起源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交通枢纽，它主要是依赖于手工业或矿业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宋朝时期在纺织、陶瓷、造纸、印刷、造船、兵器、冶金、制盐等的生产规模、品种、数量和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使手工业型城市排除了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而独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造纸技术已进入了相当成熟的时期，因而都城开封、浙江杭州、福建建阳、江西婺州、四川成都和眉山等都发展成为印刷业的中心，而吴江府的粉笺、温州的蠲纸、台州黄岩玉版纸、杭州的藤纸、绍兴府的竹纸、宣州的宣纸等，在当时也都是非常著名的纸制品。从纺织业来看，有蜀锦、定州的刻丝、婺州的花罗、东阳的花罗、润州的花罗、青州与邵州的隔织、抚州连花纱、越州的寿陵和绵州的巴西纱子、亳州的轻纱、明州象山女儿布、平江府昆山药班布等。从制瓷业来看，窑址遍及全国，非常发达。其中定州的白瓷、汝州的青瓷、耀州的青白瓷、景德镇的影青瓷等都相当著名。[9] 由此可见，手工业型城市在宋代是相当发达的。二、农村商品经济发达，“草市”逐步演化为商业性集镇商业性集镇繁荣，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大特色。这种特色的标志就是“草市”的大量涌现，并逐渐演化成商业性集镇。“草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正如《中国古代史》所评价的那样：“在城市的周围及广大乡村中形成了许多定期的贸易集市，北方称集，南方称墟，江淮地区称草市，统称之为坊场。这些坊场是连接城市和乡村，乡村和乡村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得以使农民自用自食之外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与市场发生日益密切的关系。”[10]纵观枕宋朝“草市”向集镇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把其分为草市大量涌现、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和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镇转化三个阶段。1、草市的大量涌现草市始见于南北朝，隋唐时期已有了初步发展。[11]至唐末，在某些商业繁荣的城市开始出现夜市及附城草市，农村中定期的小市也越来越多。此类草市，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各有不同的集期，如二日一集、三日一集、五日一集、六日一集、乃至十日一集等。[12] 到了北宋，由于城市建设彻底冲破了坊、市之间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从而导致了城市内部集市的产生。与此同时，许多城市由于规模的扩大，限于城垣以内的范围已不够使用，商业区域不断向外扩展，与农村中的草市相呼应，从而加快了草市的大量兴起。[13] 2、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随着草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大量兴起，使一些大的农村集市成为附近地区的集散中心和城乡交流的联结点，从而演变为市镇。在早期，我国的市和镇之间是有着比较严格的界线的。据《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记载：“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可见，“市”仅具有经济职能，“镇”则是镇守地方，具有军事、行政的职能。但是，到了北宋时期，这些市镇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纯粹以贸易为特征的镇市大量涌现，“诸镇监官，掌警逻盗窃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14]于是，在县和草市之间也就有了镇的建置。镇的出现又加快了商业性集镇的发展。这样，市和镇之间的区分标准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15] 。据樊树志研究，北宋时代，黄河流域的市镇发展占有明显的优势，四京尤为突出，东京开封府有31镇，西京河南府有22镇，北京大名府有20镇，南京应天府有13镇。而同时代的江南地区相对较少，苏州有4镇，秀州有4镇，杭州有12镇，湖州有6镇。南宋时代，随着江南经济的飞速发展，江南地区的市镇异军突起。临安府增至28市镇，嘉兴府达15市镇，苏州达19市镇。可见，经有宋一代，草市不仅发展成集镇，而且数量增加也相当迅速。3、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城镇转化在宋代，各地市镇尽管商业贸易职能较强，但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即手工业生产活动也非常活跃，也是市镇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宋会要�6�1食货》记载：“市户自有经纪，工匠自有手作”。如江西景德镇，当时陶瓷生产就相当兴盛，有瓷窑达“三百余座”，而且分工也相当精细，已有陶工、匣工、土工、利坯、车坯、釉坯、印花、画花、雕花等工种及工艺程序类别。可见，有宋一代，随着市镇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分工与生产进一步扩大，在原有商业性集镇的基础上，又涌现了一批具有手工业专业倾向色彩的市镇。除了上述的陶瓷专业镇外，还有筠州清溪市矿冶专业镇、陵州赖钁盐业镇、彭州蒲村茶业镇、遂州凤台糖业镇、兴化军龙华糖业镇、泉州安海航运业镇、秀州青龙航运业镇等。这批市镇的出现，不但显示了宋代经济作物、手工业与商业的高度发达，同时还标志着草市、镇的经济自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海外贸易空前发达，港口城市大量出现宋朝时期，宋海外贸易十分兴盛，比之盛唐时期还要繁荣一些。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印度、中南半岛、东南亚各岛屿，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宋朝向各国输出丝织品、瓷器、茶叶、工艺品、金、银、铜、铁、锡等，输入的物品主要有香料、珠玉、犀角、象牙、珊瑚、苏木等。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在东南沿海地区海港城市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6] 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市）、泉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市）、密州（今山东胶县）等，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为了加强管理，宋朝还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除了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外，长江以北的通（江苏南通市）、楚（江苏淮安市）、海（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镇）诸州，长江以南的越（今浙江绍兴市）、台（今浙江临海县）、福（今福建福州市）、漳（今福建漳州市）、潮（福建潮州市）、雷（今广东海康县）、琼（今海南省）等州，以及镇江、平江（今江苏苏州市）两府也都是通航的海港。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宋朝的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安，海港城市兴废繁衰也较多。如北宋时，山东半岛以北属于辽政权所有，而辽政权又有航海之禁，因而唐时的主要港口登、莱二州，一蹶不振，与沧州、平州等同降为次级的海港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