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

扶贫工作作为党的富民政策的组成部分，作为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内容，越来越受到全党的重视和全社会的支持。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继续抓好扶贫工作。因此，如何搞好扶贫工作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宋家垭村的剖析，找出贫困地区贫困的成因，并提出一些对策。南漳县薛坪镇宋家垭村是一个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14元的贫困村，辖7个村民小组，1 2 5户，586人。 过去这里传着一句顺口溜，是对这个地方的一个真实写照：“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吃粮靠救济，油盐靠鸡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宋家垭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经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l来了，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里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民生活比较贫困。据统计，宋家垭村年人均纯收入19 8 9年只有156元，经过市民政局两年的扶持，1990年为187元，1991年达到了214元，仍比全县年人均纯收入493元的水平低。一、成因浅析调查表明，造成贫困地区长期贫困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其自身内部的原因。从宋家垭村贫困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共同促成。1、自然资源贫乏。宋家垭村地处山区，位于南漳县西部，平均海拔800多米，耕地面积678亩，人均耕地只有亩。这里资源贫乏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山上没有砍的。这里虽然山场面积大，但是山上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没有土层，长不成大树，只有一些灌木生长在石缝之中。二是地下没有挖的。据地质技术人员勘探，这里没有重要的矿藏可挖。三是耕地贫瘠。这里的耕地一部分在山沟里(当地叫冲)，大部分分布在半山坡，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梯田(当地叫架子田)，土层很薄。这种耕地既不保墒，也不保肥，更不保温，粮食产量极低。尽管近年来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良种、化肥，地膜，但年亩产粮食一直在700斤左右徘徊。四是水源十分缺乏。宋家垭村无水源，庄稼需水和人畜饮水全凭老天恩泽。近年来我市民政局拿出2万多元帮助村里建了近百口蓄水池，缓解了人畜饮水的矛盾，但对庄稼旱期灌溉却无能为力。若是风调雨顺年成尚好，若是遇到灾害，粮食就会减产或绝收。前几年曾多次在玉米扬花压米的关键时期出现“卡脖子旱”，致使好端端的庄稼大量减产。2、交通运输不便。产品能不能转化成商品，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交通运输。如果交通运输不发达，产品运不出去，永远实现不了它的商品价值。宋家垭村恰恰是在这个环节上存在问题。这里地势高、山多，125户人家分散居住在几十座山坡上和14条沟沟洼洼里，往往是一座山一个洼就是一户人家。通往各家各户的路都是羊肠小道，行走十分不便。1组3户农民住在海拔1200米的高岭寨，那里山高坡陡，道路更难行，全村农民运输全靠肩挑背驮。最远的几户，到村委会交售定购任务粮或买化肥，要用背篓背三、四公里，翻越六、七座山，走两个多小时。冬、春大雪封山后，农民们不能出门，只能呆在家里。由于交通不便利，这里山上生长的柿子、核桃、白果、樱桃、香椿、薪柴等土特产无法运出上市，白白地被烂掉或自己消耗了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信息也很难传播到这里，使这里变成了"世外桃源"。3、商品意识淡薄。贫困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意识淡薄。他们没有经商或从事商品生产的欲望,总是停留在“养猪为过年;养鸡弄几个油盐钱，种田求个肚儿圆”这个旧观念的圈子里，不敢大胆突破。如宋家垭村有这么两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各家各户每年杀猪以后，不是拿一部分到市场上去销售，变成现金，然后用于生产投入，而是分割成若干块，用松烟熏一熏保管起来，留着自家慢慢吃。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平均熏猪肉200多斤，最多的户有400多斤，使资金不能快速周转，发挥其应有的效益。二是农忙以后，青壮年劳力不是出去找活路，跑生意，搞副业，而是呆在家里享清闲，好端端的劳力和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4、产业结构单一。 贫困地区农民往往不注意因地制且调整产业结构，传统的种田顾肚子观念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其贫困的一条重要内因。据统计，宋家垭村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毛收入)为万元，其中农业收入万元，占;林、牧、副业收入万元，占。集体有一个由市民政局扶持的粮油加工房和一个小商店，个体加工和商店是个空白。桑蚕生产按说是宋家垭村一个占地少、收益大、见效快的经济项目，但在这里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生产，各家各户只是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栽了少部分桑树。全村今年春、夏、秋三季养蚕才60张，潜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今年市民政拿出资金4430元，购买了万株桑树苗和320棵速成白果树苗，让村里发展桑园和白果园。开始农民们还不乐意接受，舍不得拿好田，后经工作队员反复宣传，部分农户才算拿出了5分当家田种植桑树和白果树。5、社会化服务程度低。这是造成贫困的一条外部原因。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由过去的集体经营，变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这就要求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化服务与之相配套。但目前贫困地区的社会化服务程度较低，不能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据调查，目前少数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向农民群众征收过多，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较少。如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向镇兽医站交5元钱家畜家、禽防疫费，但兽医站却不发防疫药，不打防疫针。农户的家畜、家禽生了病，兽医站从不过问或治疗，即使费力把他们请来，还要交医疗费。一组农民刘高峰家养有一头80多公斤重的肥猪和一头老母猪，由于畜医站未发防疫药，未打防疫针，生病后又无人治疗，结果今年上半年得病后杀了一头，下半年另一头只差三天就要下仔的老母猪又病死了。刘高峰今年仅此一项就损失700多元，他的爱人还大哭了一场。另外，农民急需的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也很难买到，出售粮食、蚕茧不能完全领到现钱，存在打白条现象，农业生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6、文化教育落后。文化教育落后是贫困地区的一个通病，也是造成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即人起着掌握生产工具、改造劳动对象的重要作用。人的素质优劣，直接影响到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有依靠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但目前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和富裕的农村。这里农村没有电影、电视看，没有收音机和广播听，书报杂志也很难看到，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村办小学师资和教学条件也差，一、两个民办教师带七、八十个学生，一、四年级合一个班，二、三年级合一个班，两个老师既带语文，又带算术，其它课程只有砍掉。由于教学条件差，学生升学率极低，大部分只能读个小学。据统计，宋家垭全村586人中，高中毕业钩有14人，初中毕业的有45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80人，文盲、半文盲为216人，占总人口的。村干部的文化结构也极不相称，全村6名干部中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名，另4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很难想象，象这样文化教育状况的地区，怎能快速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二、对策展望如何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道难题。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联结民政、财政、科技、供销等众多部门，并且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企于短期内即达目标。针对上述分析的原因，我们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切实加强领导，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实践证明,搞好扶贫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一步体现党的宗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政治大事;是落实党的富民政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行动;是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稳定农村局势的实际步骤，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重要的经济任务。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切实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扶贫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常抓不懈。具体讲，其一，要成立扶贫工作常设机构，配备素质较高的干部，组织协调扶贫工作，研究、交流扶贫工作方法和经验。其二，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坚持采用派驻扶贫工作队和工作组的有效形式;实行对口承包，不脱贫不脱勾，并具体规定一些奖惩办法将责任落实到人。其三，要组织和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支持，帮助扶贫工作。2、制定扶贫规划，确立扶贫目标。要想使贫困地区改变贫困面貌，首先必须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选准主攻方向，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扶贫规划。规划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总体规划，即通过扶贫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应达到的总的目标;二是年度规划，即每年所应实观的目标;三是各项具体规划，如人才培养规划，科技兴农规划等。规划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各地实践证明，凡是制定了一个好的规划的地方，那里的扶贫效果就明显。反之，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人一套搞法，其结果只会是年年扶年年贫，浪费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贻害无穷。3、扶本、扶智，增强造血功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其根本原因有两条：一靠政策，二靠科技。长期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扶贫工作，国家拔出了大批救灾、救济款物，并取得了显著效益。但一个值行注意的问题是，在扶贫过程中，由于对人才与技术的开发与扶持不够，其结果是：“救济年年搞，年年不温饱，专靠钱和物，穷根断不了。”这说明光靠输血只能维持生命，只有传授技术，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才能健康成长。扶贫工作必须抓住“扶本扶智”这个根本。扶本扶智就是要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苦干实干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就是要发展教育，输入信息，更新观念，改变人的愚昧状况;就是要向广大贫困户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传授一技之长，发展生产，使他们获得脱贫致富的实际能力。4、分清贫困户类别，因人施扶。我们在调查中发观，虽然一个村是贫困村，但穷衬里也不乏富裕户。为什么在相同的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下，却有穷有富呢?这就需要对贫困户进行分类，再分析原因，最后因人施扶。目前农村贫困户按其原因来分，大致有如下十种类型：(1)缺劳力型，(2)缺资金型，(3)缺技术型，(4)缺门路型，(5)经营无方型，(6)痴呆傻弱智型，(7) 孤老(小)型，(8)懒惰型，(9)家大口阔型，(10)天灾人祸(包括疾病)型，等。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扶持办法。如对缺劳力型户，我们就要发动同村同组农民义务帮工，并减免其义务工，帮助他们发展食用菌，桑蚕、家禽等轻体力、技术型、收益大的生产项目。对懒惰型户，一是要扶志，即帮教立志，使其克服好逸恶劳的恶习。二是制度约束，防止其外出乱跑。三是诚心帮助，解决其具体困难。对天灾人祸和患病致贫型户，政府和集体要及时扶持资金和物资，给予救济，使其增强抗灾自救的能力，尽快恢复生产。5、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人口控制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贫困地区能否最终脱贫致富的关键问题。在贫困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要尽快控制住。不能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要采取措施，克服近亲生育、人口素质下降的倾向，避免痴呆傻和弱智等新的贫困因素再生。如果贫困地区不把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工作抓好，即使我们的财富和生产能力不断增加，但有相当大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吃掉，结果仍旧摆脱不了贫困，达不到小康。特别是我们农村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要把好第一关，坚决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为控制人口做出积极的努力。6、跳出“以粮为纲”的圈了，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病根。贫困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普遍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的艰巨任务。以选择发展具有当地优势的产业为目的的调整，是扭转贫困地区经济恶怀循环的一大工程。如宋家垭村人平只有亩地，种粮食充其量只能混个肚儿圆。若充分利用当地荒山坡地，大力发展优质烟叶，茶叶、桑蚕、板栗、核桃，白果、杜仲、枣皮等收益大的经济项目，再辅之以其它工付业项目，尽快脱贫致富是不成问题的。7、发挥上级和基层两个积极性，启动内在活力。区域贫困、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制定了许多扶贫的优惠政策，上级每年把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投放到贫困地区。这有它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即从客观上助长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因此，扶贫工作必须注意把上级政府扶贫的积极性与当地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脱贫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结合起来，改变过去那种把扶贫工作单纯看作是上级政府的事，而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和部门处于应付被动地位的状况。当地政府及其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向农民及时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社会化服务，同时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杜绝乱摊派，减少不合理的收费，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精准扶贫论文精选三篇

加大投入力度 健全补偿机制

要开创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新局面，必须要认真解决广大农民群众

饮水安全问题、集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问题、农村畜禽水产养殖治污问题、化肥农药白色污染的防治问题、水土流失防治问题、农村秸杆综合利用问题、提高农村清洁能源利用率问题，等等。而解决好这些问题，加大投入力度、健全补偿机制，则至关重要。

目前，贫困地区农村环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遏制，从笔者在农村调研来看，根本原因之一，在于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譬如在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等问题处理中，缺少运行资金、难以保障;建污水处理厂，以现在贫困农村的经济状况来看，收取排污费不现实，运行资金还是要靠政府补助为主。此外，处理生活垃圾和污水，缺少相应的治理设施，也因资金投入明显不足。解决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投入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实际出发，首先确立起“政府主导、部门主体、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思路。

坚持政府主导，为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资金保障，这无疑是国家应当考虑的。虽然国家在农村饮水、沼气建设、水土流失防治、林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等多方面给予了投入，但与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需求相比仍显得杯水车薪。贫困地区政府财力十分有限，难有较大作为，环境治理投入必须主要靠国家。

首先，要落实好中央有关政策，譬如国家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石漠化治理、防沙治沙、湿地保护与恢复、坡耕地综合整治、退牧还草、水生态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创新生态资金使用方式;合理调整贫困地区基本农田保有指标，加大贫困地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力度。

其次，国家应该统筹考虑，譬如在下达的农业项目资金、交通建设资金及其它专项资金中环境治理资金应占一定比例，强制性推进环境治理;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的环评经费应留一定比例给当地乡镇政府用于环保项目建设。只有通过国家的环保项目投入、其它项目的环保投入、地方政府投入、群众个人投入的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环保投入严重不足的现实，才能实现农村环保的综合治理，改善农村环境。

在环境治理投入上，实施生态保护补偿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是调动各方积极性、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譬如提高森林覆盖率既可以涵养水源，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和防沙治沙，促进降雨、净化空气、维护粮食和水资源安全，减轻洪涝灾害，提供可再生能源，还可以保护动植物的多样性。森林还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最大的吸碳器，也是最长久的固态碳形态，具有调节气候的重要功能。贫困地区由于森林覆盖率较高，每年既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生态贡献，又为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国家应该尽早从财政角度设计生态补偿机制并出台相应的生态补偿政策，通过补偿的形式激励长江、黄河上游地区持之以恒地抓好生态建设，有序推进农村环保工作，达到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为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宽松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各有关地区、各有关部门有序推进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总体来看，生态保护补偿的范围仍然偏小、标准偏低，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措施行动的成效。应按照国家有关“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要求，坚持“谁受益、谁补偿”等原则，到“十三五”末，实现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补偿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跨地区、跨流域补偿试点示范取得明显进展，多元化补偿机制初步建立，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确立新思路 运用新方式

为解决日益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近年来贫困地区相继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并取得一定成效和经验，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现稳定趋好。但是，随着 脱贫攻坚 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贫困地区农村环境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不少农村被生活垃圾包围，畜禽养殖造成污水横流，大量使用塑料农药化肥致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推进贫困地区环境治理，需要确立新的思路，采取新的方式。

确立新思路。贫困地区村庄特别是自然村落普遍规模较小、面广分散，加上复杂的历史、区域等因素，特别是目前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着力补齐扶贫开发这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既要补齐贫困居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短板”，又要补齐贫困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的“短板”。在此背景下，如何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环境治理，最为迫切的是需要确立新思路，运用新方式。这就是要把脱贫攻坚和环境治理结合起来，转变扶贫开发和环境治理方式，实现脱贫攻坚与环境治理的双赢。

两者相结合。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农村贫困居民摆脱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是，全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832个扶贫重点县、片区县，万个贫困村，万个贫困户和5575万个贫困居民。据统计，95%的贫困居民和大多数贫困地区分布在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和重点保护的地区。因此，贫困地区农村普遍面临着消除绝对贫困与环境治理保护的双重严峻挑战。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与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高度重合，四川旺苍等多数扶贫重点县境内都包含禁止开发区域，贫困地区整体上是国家、区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功能定位上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主要任务。

还要看到，这些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教育资源缺乏、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脱贫难度大，属于扶贫开发工作的硬骨头。只讲消除绝对贫困，不顾环境治理保护，将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只讲环境治理保护，不考虑消除绝对贫困，也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做好环境治理保护扶贫工作，就是要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到发展和扶贫工作中，推动贫困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环境治理保护与消除绝对贫困的内在统一。这样，既能达到扶贫减贫、促进公平的目标，又有利于保护治理贫困地区农村自然生态、提升当地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运用新方式。一方面，必须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特别要深化精准扶贫，做到对象识别、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扶贫监管精准等“七个精准”，做到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劳务输出、实施易地搬迁、结合生态保护、着力加强教育、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的“七个脱贫”。这也就是说，既要做到纵向分层“七个精准”，又要做到横向分类“七个脱贫”，织牢“7+7”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纵横网络。

另方面，必须要清醒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转变环境治理方式。当前从整体上看，贫困地区总体需求正在从“盼温饱”“求生存”向“盼环保”“求生态”转变，生态环境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青山绿水、宜人景色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大的财富、最重要的资本。做好环境治理保护工作，就是要突破眼前、短期利益局限，统筹好当前与未来、短期与长远、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努力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在适度开发、缓解贫困的同时，也为贫困地区留足持续发展的生态资本，走出一条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优化环境的新路子，建立起统筹推进环境治理和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

因而，要大力加强行业扶贫，改善当地人居环境;要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加大环境治理力度;要加强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解决环境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机制、落实责任，切实推进环境治理。

强化法治力度 提供治理保障

从笔者在贫困地区农村调研情况来看，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发展观念和策略层面上的原因、农村特定原因以及环境法治层面上的原因。在农村环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的诸多原因中，比较突出的是缺少依法有效监管使环保链条断裂在“最后一公里”。依法治理农村环境问题既是根本手段也是必由之路，应从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几方面着力，改善立法不足、执法偏软，管理不善，监督不力的状况，使农村环境问题得以标本兼治。

实施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有效治理，有法可依最为重要的一环。虽然在立法方面作出了不少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譬如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立法问题仍然有待加强。部分环保法律仍属空白，造成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处理难。譬如，在个体养殖污染问题的处理过程中，目前国家对个体养殖、特别是微小型养殖场的管理并未做具体标准要求，法律监管还是空白，面广量大且不属于规模养殖的微小型养殖场普遍存在选址不当、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环境纠纷不断。由于无法落实责任主体，个体养殖污染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总之，法治化是从源头上防止和加强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制度保障，要应时而为，顺势而变，及时修订完善农村生态环保有关法规。同时，还应建立健全贫困地区农村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还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要健全执法管理体制，建立起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专门环境治理机构，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环保进行统一部署、管理、指挥、协调，各地政府参与辅助本地环境治理机构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要强化执法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执法水平。目前，贫困地区农村基本上只有县区一级有环保机构，不像公安、工商等部门，几乎在各乡镇都设有办事机构。乡村没有专职的环境监管工作人员，环保日常监管和服务工作断在基层。农村环境治理主要由县级环保部门下属监察机构负责，人手少、执法手段又极为有限，有的县要不是乡镇数量多要不就是地域宽广，不用说日常监管就是全部走一遍，也得跑上十天半月，所以，基层环境污染问题很难监管。因此，特别应充实加强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同时也要妥善解决好他们的待遇问题，做到赏罚分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环境治理执法人员应由权力至上向法律至上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在行政执法中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要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明确每个执法岗位和执法人员的执法任务、权限、标准、程序及违法执法、不作为应承担的责任。完善行政处罚报告和备案制度，制定和完善工作程序和廉政规范，强化执法人员执法资格管理。还要加大处罚力度，以环境法律的规定标准为尺度，尽量考虑规定标准的上限，使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环境治理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形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相结合的机制。

与此同时，还应加大法律监督。近年来，在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中，权力机关的监督和行政机关的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团体组织的监督主要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而舆论监督程度还很低，作用也很有限。司法监督主要是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块基本上是空白。群众的监督主要表现为以环境评价制度等为内容的公众参与，这要求在加强公众宣传的同时，培养一批环境监督员，并给予必要的保障。贫困地区农村环境保护治理的执法监督机制应由两个监督层面组成，即一个方面是上级政府把下级政府关于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开展的好坏作为政绩量化考核的一项依据;二是环保机关形成上下级的垂直监督关系。譬如国家环保总局要从法律和行政上对各级环保机关各部门加大稽查力度。对个别环保机构工作不力或不作为进行严格查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及法律责任。这两种监督制度的实施，既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的发生，又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保证贫困地区农村环保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法治是贫困地区农村环境治理的关键，但决非农村环境治理的全部，还必须注重环保教育与环保法治相结合、环境制度安排与环境法治相呼应等多方面的配合与协同。

精准扶贫是党中央、国务院新时期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推进精准扶贫、建成全面小康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下面是我收集的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通过在苍溪县的调查，结合对全省88个贫困县的比较分析，当前各地在推进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上积极性很高、干劲很足，但在如何更好地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从“灌”到“滴灌”上，还有六个方面的共性问题需要重视研究。

1.解决识别误差和处于贫困边缘的困难群体问题

做到“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是基础。按照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736元的标准识别和确定贫困户并建档立卡，既公开透明又简便易行，但在实际筛选统计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入户调查误差带来识别偏差。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户大多有“藏富”心理，仅靠短时间的入户调查，难以对农村家庭收入完全摸清，调查统计人员对数据的采集和在对数据真实性的确认上手段有限，不一定能做到完全精准。加之还有少数群众有争当贫困户思想，有的农户在识别前将子女与父母户口分开，导致收入微薄的老年贫困户增多;二是群众平均主义心态造成人为“漏统”现象。部分地区评定贫困户，群众认为拿了低保再评贫困户，是“骑了双马”，部分基层工作不细致、把关不严，导致部分贫困户被“漏统”;三是处于贫困线临界值之上的农户，因病因灾极易返贫。从抽样调查情况看，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刚迈过2736元的农户仍占到近2%，这类群体无法直接享受精准扶贫带来的政策红利，抗灾抗风险能力较弱，容易演化成为相对弱势群体。

2.影响和制约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突出问题

调研中发现，随着经济新常态的来临，广大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影响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制约贫困群众脱贫奔康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带来“空心化”。目前，农村人口普遍向外流动，大多数青壮年长期外出务工，农村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儿童。劳动力的缺乏，已难以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二是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带来“低收益”。贫困村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种粮、养猪等传统产业，结构单一、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农民很难直接从传统农业中获利。加之贫困山区新的合作经济组织发育迟缓、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存在大量“空壳”现象，造成贫困村土地流转价格低，贫困户获得的收益少;三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带来“奔康难”。部分贫困乡镇、村地处偏远山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道路“晴通雨阻”，农田水利设施不完善，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未彻底扭转，当地老百姓以“垮垮房子烂泥路，乱七八糟无人顾，乌鸡凤凰都外飞，男人难以娶媳妇”的顺口溜来形容他们的生活环境。

3.扶贫攻坚参与性不强和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的问题

调研中发现，目前社会和群众对扶贫开发攻坚的期望值过高，不少人单纯认为脱贫奔康只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为有效统筹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形成扶贫攻坚合力最大值，必须正视主导性、参与性和主体性作用的发挥，研究破解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部分乡(镇)、村党组织引领带富能力不足的问题。乡镇干部任务繁重，承担多个角色，既是组织领导者，也是具体实施者，既牵一条线，也管多个面。有的边远乡镇还因工作人员流动快，难以保证扶贫攻坚力量。个别村党支部班子软弱涣散，村党组织书记和村主任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低。以苍溪县为例，214个贫困村党支部书记平均年龄岁，大专及以上学历36人，仅占，且党员平均年龄57岁以上，在扶贫观念、政策掌握、组织发动、技术指导、服务群众方面跟不上形势需要，“老马拉大车”有心无力;二是一些部门帮扶措施简单、针对性不强的问题。调研发现，负责帮扶贫困村的一些部门和单位有重资金物资帮扶、轻脱贫内力涵养，重当年增收见效、轻长期规划扶持的现象。部门性质和行业特点不同，贫困对象受益效果也不同，特别是警察、医生和教师等群体，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对联系对象的帮扶往往以送钱给物为主，帮扶效果达不到群众的心理预期;三是社会扶贫整体呈点多、力弱“碎片化”的问题。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公益扶贫事业不同程度存在功利性，注重形式上的扶贫，加之信息的不对称和整体联动不够，容易产生多头救助、遗漏救助、重复救助现象;四是群众主体作用激活不够的问题。部分贫困群众缺乏自主脱贫意识，认为扶贫就是国家给钱给物，甚至只拿钱不做事，存在“等靠要”依赖思想，缺乏主动性，出现了“上急下不急、外热内冷淡”的现象。少数基层干部对扶贫政策宣传不够，还没能通过有效的脱贫激励机制，真正把贫困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4.扶贫开发项目资金不足的瓶颈问题

调研中发现，缺项目资金是目前制约贫困地区脱贫奔康的一大瓶颈。一是专项资金条块分割来源分散，整合难。各种项目资金在审批、拨付、管理、验收等程序要求不一样，地方政府只能将“买米的钱用来买米，打油的钱用来打油”，导致“小股汇不成大流”，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县乡本级财政体量不足，配套难。贫困县大多属于“吃饭财政”，90%以上的项目要求地方配套资金。迫于收支矛盾、新增债务等多重压力，有的基层干部对项目资金“既盼又怕”，有的项目因地方财政拿不出配套资金而放弃申报;三是扶贫项目对社会资本吸引力小，融资难。扶贫项目投资回报率低、周期长、潜在风险多，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难度较大。县级融资平台发展程度低、融资平台缺乏，受信用等级所限，金融环境相对滞后，加之农民缺乏有效的资产抵押和第三方担保，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有效融资。

5.对脱贫摘帽后政策削减带来的返贫担忧问题

调研中反映，各级脱贫奔康的目标已经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都十分清晰，但对提前实现脱贫摘帽的激励措施还不明确。一是各级政府没有明确脱贫摘帽的相关数据指标。目前省上对贫困县下达了减贫任务，但尚未出台明确的脱贫摘帽退出机制。2014年试行的《四川省贫困县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考核办法》中，也没有对工作目标、保障目标、成效目标提出明确的量化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应以什么标准对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进行验收。随着经济增长和物价指数的变化，每年应按多大增幅才能如期完成脱贫任务，没有具体参照标尺，因此帮扶措施和力度难以做到精准有效。若以县为单位，各自根据扶贫规划和实际情况测算出相关指标并付诸实施，如果与省上未来出台的脱贫指标不一致，很多基层干部担心相关工作将重新返工;二是脱贫摘帽后巩固期的压力预期造成“摘帽减政策”的担忧。有的基层干部认为，脱贫摘帽后扶持政策、项目资金迟早要减少，加之目前没有明确对率先脱贫县(市、区)的奖励机制，因而对率先脱贫摘帽心存顾虑，担心贫困边缘人口由于无法预期的疾病、自然灾害等影响会再次返贫，部分干部对主动摘帽的积极性不高。

6.一些干部中固有的“路径依赖”导致粗放扶贫问题

推进扶贫开发攻坚，干部是决定因素。实现省委确定的脱贫奔康各项目标任务，广大干部的能力素养还需要加快提升。一是在思想观念上需要进一步革新。调研中反映，部分基层干部对扶贫攻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对新阶段的扶贫政策把握不准，用老眼光看待新扶贫，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认为扶贫就是送钱送物、拆旧建新、修路架桥，导致扶贫资源配置失序和工作效率低下;二是在工作方法上需要进一步改进。认为群众“穷根”难拔、“穷病”难治，扶贫短期难以见效，习惯性地用抓示范点代替精准扶贫，搞盆景式、插花式、堆点式扶贫。有的扶贫项目资金没有完全用到刀刃上，造成点上锦上添花，面上推进却明显滞后;三是在对症下药治穷病上需要进一步强化。部分地方“因地制宜、一户一策、标本兼治”的精准脱贫规划和措施还没有具体落地，或者干脆把扶贫规划当摆设，说一套做一套。有的地方还是按照传统的思维，均衡用力、“撒胡椒面”，统筹不够;四是在对精准扶贫的.认识把握上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基层干部对精准扶贫认识不到位，补短板的意识不强，认为只要通过持续发展就可以解决扶贫攻坚中的所有问题，仍然用重大项目驱动发展效应来掩盖精准扶贫困境。调研中了解到，一些地方扶贫攻坚重点项目清单里列的多数是招商引资项目、重大工程项目，片面地用发展项目来代替精准扶贫项目。

对策建议

笔者在调研中深切感到，精准扶贫对实现全面小康意义重大，必须结合实际，重视研究扶贫开发攻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提出解决的对策和措施，推动省市委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地。

1.坚持对象精准、分类明确，聚焦“六个精准”

全力推动扶贫攻坚规划落实落地对象精准是落实“六个精准”的前提，苍溪县完善识别评定办法，对贫困户基础数据进一步全面摸底调查，确保贫困对象识别准确无遗漏。建立贫困人口数据库管理系统，切实加强建卡立档贫困户动态管理。一是着力消解“政策性贫困级差”。积极实施有针对性地扶贫，对调查中确定的建卡立档户之外的贫困人口、边缘贫困人口，发动引导社会力量进行帮扶，杜绝出现宣布脱贫奔康后还有群众仍在贫困线上徘徊的窘境;二是着力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坚持进村入户宣传扶贫政策，加强党员干部带动示范、乡村先进文化引领，逐步破除部分群众攀比心态和“等靠要”思想，摒弃“争当贫困”“不愿脱贫”的不良风气，形成干群一心、共谋脱贫的良好局面;三是着力实现对农村“懒人”的扶志转化。对少数四肢健全但不愿通过劳动致富，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村“懒人”，探索实施“有责任的扶贫”机制，制定责任清单，以量化劳动量、社会公益活动参与度、子女升学率等方式，由村民监督委员会评比打分，作为其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运用经济学手段，调动激发农村贫困“懒人”脱贫奔康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2.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激发农村经济内生活力

坚持把脱贫解困和致富奔康结合起来，两步并作一步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因村施策，推动新村建设和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突出规划引领，统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和乡村风貌改造，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梯次推进。在新村建设上，本着“宜聚则聚、宜散则散”，体现小规模、微田园、组团式山区村落特点，打造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民居。在产业发展上，本着“突出特色、农旅融合”，打造户成园、组成片、村成带、乡镇成规模的主导产业。大力推广苍溪县现代农业园区“一区四园”综合开发模式，综合打造特色产业园、休闲旅游园、科技示范园和创业孵化园，辐射贫困散户发展产业、进园务工，多渠道实现农民增收。不把贫困区域经济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区域内产品与劳务产出的增长和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加。

3.坚持统筹调度、整合资源，集聚各方力量支持参与扶贫攻坚

扶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在规划设计、安排部署、统筹协调、重点投入、考核验收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又需要各级各部门协同配合、真帮实扶。同时，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苍溪县在扶贫攻坚中，探索建立的“县级统筹、乡镇主抓、群众主体、部门联动”的机制，较好地发挥了扶贫攻坚责任主体、实施主体和群众主体的作用。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是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建立扶贫目标、任务、资金、权责“四到县”制度，提高县级党委、政府对扶贫资源的统筹整合能力;二是分解落实各级各部门的扶贫开发责任，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建立扶贫开发统计监测和绩效评价机制，进一步督促调动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1名联系领导、1个驻村帮扶工作组、1个驻村帮扶单位、1名“第一书记”，层层传导压力、落实责任;三是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解决好“都来扶”的问题。积极培育多元社会扶贫主体，建立特困人口社会帮扶信息平台，及时通过网络、媒体布特困对象扶贫需求和社会帮扶动态，提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精准性、有效性。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爱心人士参与扶，促进社会资源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聚集;四是坚持激励导向提高群众参与度，解决好“自己扶”的问题。运用市场手段推进扶贫开发，鼓励群众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发展产业，引导农村致富带头人以“传帮带”的方式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促进贫困户在产业链上持续稳定增收，加快实现精准脱贫。

4.坚持探索实践、广开渠道，以多元投入破解扶贫开发资金制约

进一步拓宽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融资渠道，解决扶贫开发攻坚“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一是推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优先向贫困县倾斜的政策连续不变。允许符合政策的秦巴山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结余指标，优先在省内一线城市挂钩使用。支持规划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等专项债券发行项目。对于县级平台实力弱、融资难的地方，可采取“以市带县”的方式发行项目收益和国家专项债券，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二是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引导工商资本、民营资本、社会资本投向基础建设领域，破解因扶贫专项资金来源分散、需求面大而对地方投入不足的问题。有效整合金融资源，强化覆盖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便利化特惠金融政策措施，延伸金融服务链条;三是千方百计撬动金融资金投放。把财政直接补贴的项目资金更多转变为政策性贴息、担保资金和风险补偿基金;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抵押登记服务平台，适度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扩大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投放规模和范围。引导农业担保公司、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优先向从事扶贫开发的龙头企业提供信贷担保服务。试点推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模式，多渠道增加金融对贫困户发展的支持;四是严格监督管理。加强对扶贫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的巡回督查，确保项目落实精准到位、资金使用精准到位，防止跑冒滴漏。

5.坚持着眼长远、脱贫奔康，以扶贫政策的持续深化助推持续发展

改变“脱贫即断奶”的“反向激励”，实施“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正向激励”。一是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研究出台检验贫困村、贫困人口脱贫解困的指标体系和操作办法，明确贫困县、贫困村退出标准;二是坚持扶持力度不减。保持对贫困县扶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县的投入力度，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三是奖励鼓励率先脱贫。出台脱贫减贫激励政策，对提前实现脱贫的贫困村、贫困户，给予一次性奖励。试行“摘帽”绩效与政绩考评挂钩，对提前“摘帽”的县乡领导班子给予表彰鼓励。

6.坚持选好育优、建强队伍，进一步提升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开放意识和能力素养

精准扶贫的推进，是扶贫思路之变，是发展理念之变，也是选人用人和考核评价干部之变。一是坚持把扶贫开发工作实绩作为选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注重从扶贫开发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工作全心投入且成绩突出的提拔重用，对工作不力甚至弄虚作假的严肃问责。注重把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基层经验丰富、作风务实的干部选配到乡镇、村级领导班子中，对重点贫困乡镇应选配那些熟悉农业产业、旅游发展、村镇建设、农村金融、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注重加强对“第一书记”队伍的考核管理，选派的“第一书记”中优秀的可进入乡镇党委班子，确保扶贫攻坚力量充实、引领能力强;二是全力推进贫困地区干部人才培训提能。建立专门的人才培训基金，开设专门的基层干部和扶贫人才培训班，加强同高校、

科研机构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合作，对扶贫人才因材施教、分类培训，提升基层干部和人才精准扶贫政策水平和实践技能，激发扶贫“造血”潜力;三是优化贫困地区人才引进激励政策。对有意愿回贫困乡镇、村工作的贫困地区大学毕业生，在大学生“村官”招考、公务员录用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加大在外创业优秀人才回引力度，优化创业环境，鼓励各地建立回乡创业园，多渠道引进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队伍。通过“人才+项目”、“人才+基地”、“人才+产业”等创办实体，开辟绿色通道，给予政策优惠支持。

我县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中，向我镇8个村都派驻了驻村工作队，首次实现了驻村工作队对贫困村、贫困人口的两个全覆盖。通过开展对贫困户的摸底建档立卡，解决了“扶谁的贫”的问题;通过开展结对帮扶，解决了“谁去扶贫”的问题;通过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帮扶，将“漫灌”式扶贫转变为“滴灌”式扶贫，形成了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取得良好成效。但当地部分干部群众“等、要、靠”思想严重。贫困村里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产业支柱缺乏，气候条件恶劣，生存资源匮乏，安居难、运输难、灌溉难、饮水难、行路难、求学难、求医难等7个“拦路虎”严重制约着农民的生产生活。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由于扶贫资金投入不足导致驻村工作队缺乏服务手段;村级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村级集体经济普遍为零，“无钱办事”的问题十分突出;三年时间内所有贫困户都要脱贫等等原因，必然出现贫困户是否能够稳定脱贫、走出“扶贫-脱贫-返贫”怪圈问题。

建议：

一是深入推进驻村帮扶与精准扶贫深度融合，切实解决“无钱办事”的问题。在县属范围内对扶贫项目实行“乡镇申报、县级审批、乡村实施、乡镇初检、县级验收、镇级报帐”的管理体制。其核心就是以村为基础，乡镇申报及实施项目，并且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意见作为项目申报的必备条件，否则，县级扶贫部门将不受理所申报的项目;

二是实行驻村工作队“四个全程”。在坚持规划引领和发挥贫困群众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村民自治和“一事一议”等方式，实行驻村工作队“全程参与项目申报、全程指导项目实施、全程加强项目监管、全程督促项目评估”等扶贫项目资金“四个全程”管理，加大项目公开公示力度，有效提升驻村工作队行为能力和群众的内生动力，促进精准扶贫和驻村工作的深度融合，把党的强农惠农富民和扶贫开发政策落到实处;

三是深入推进驻村帮扶与“队伍”建设深度融合，切实解决“无人办事”的问题。一是打造一支“永不撤走”的工作队。采取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的办法，重点整顿软弱涣散和处于瘫痪状态的村党支部，不断提高村支两委班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打造一支“永不撤走”的扶贫工作队，为长效脱贫打下坚实组织基础，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扶产业就是扶根本，大力推进山地特色农业建设，注重短平快的特色产业，又要注重长期产业的发展，实现农民有长期增收项目的结合。探索“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扶贫龙头企业+农户”、村企合一、农工商贸工农一体化等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同时，对有贷款需求的建档立卡扶贫对象，通过银行支农再贷款，实行“5万元以下、3年以内、免担保抵押，对基准利率扶贫贴息”政策，逐步解决贫困户贷款难、贷款成本高的问题。

四是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的全程监管作用。围绕扶贫项目申报、立项、审批、资金拨付、报账、实施、监管、验收、绩效评价等重点环节，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的全程监督作用，从源头全面加强监督检查，切实避免“长官意志”，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守土有效。各职能部门要主动公开扶贫项目申报条件，严格项目申报程序，切实做到对扶贫项目资金申报“最先一公里”和实施“最后一公里”全程接受监管，让精准扶贫充满活力，切实做到阳光扶贫、公正扶贫和精准扶贫，使所有贫困户真正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