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以意逆志的论文参考文献

纵观我国漫长的文学鉴赏史，可见逐步形成了一些传统的鉴赏方式。这种鉴赏方式，有别于西方的模式，也不同于现代的样式，是一种传统的民族形式，显示了特有的思维范式和审美心理与表述习惯。总结和研究传统的文学鉴赏方式，不仅有助于归纳总结古代文学鉴赏的理论和经验，而且有利于发展和提高今天的鉴赏水平。 古代作品系文言写作，书面语和口头语不完全一致，因最早的书写工具不方便，用刀、漆书之于骨、甲、木、竹上，即就是到后世有了毛笔、布帛、纸张，也都力求文词简约、凝炼。古汉语本身虽有发展变化，中古之后逐步与口语接近，可是书面语和口头语仍然有较大的差异。为此，即就是古人，对前代或当代作品都有个“助读”的问题。助读的第一步是注释，诠解字义，释明名物，说清典章，交代制度。第二步是“疏”，即在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或进一步发挥，这较注详明，已较多地掺入讲述人的见解观点。第三步为“笺”，是就注加以申说或评论。《毛诗》篇首“郑氏笺”孔颖达疏：“郑于诸经皆谓之注，此言笺者，吕忱《字林》云：‘笺者，表也，识也。’郑以毛学审备，尊畅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记识其事，故特称为笺。”可见笺与疏接近，都在注的基础上再加发挥。第四步为“证”，旁征博引以印证，借以帮助理解。这四者不是对每篇作品都必须，同时疏、笺、证也无严格的界定，故有注疏、笺证之称。但也明显可见，注，多在说文解字，讲究客观性、科学性，疏、笺、证，则多主观性、学术性、艺术性。正由于这种诠释者的主观意识介入，也就逐步发展成鉴赏性文字。 古代文学鉴赏方式的独特性，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旁涉式 先秦、两汉时尚未建立纯文学鉴赏的理论，其时的哲学、思想、政治、历史性著作中，有时也涉及到文学作品，其目的并不在于鉴赏，而是作为一项例证。像孟子关于“以意逆志”的阐述：“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上）孟子的原意并不是对文学鉴赏提出见解，也不是对诗经中《小雅·北山》、《大雅·兴汉》等篇作分析鉴赏，而是与弟子咸丘蒙讨论舜与尧及舜与其父的关系，缘此涉及到相关诗句的理解，进而就诗句的理解提出了正确的观点，从而给后世文学鉴赏立下了一个不可移易的法则。 旁涉式的另一种形态，就是后世的文论、诗论中，作者取例证其论点，涉及到一些作品。原非对这些作品的鉴赏，而实际却对鉴赏起了引导作用。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饮》诗云：‘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遣怀》诗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忆弟》诗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日暮》诗云：‘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滕王亭子》云：‘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言人情对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卷一）还有《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等。这也就引发出鉴赏家对这“自”字的出神入化大加赞誉。薛雪《一瓢诗话》说：“下一‘自’字，便觉其寄身离乱感时伤事之情，掬出纸上。”赵仿说：“天地间景物，非有所厚薄于人，唯人当适意时，则情与景会，而景物之美，若为我设。一有不慊，则景物与我莫不相干，故公诗多用一‘自’字。”（《杜少陵集详注》卷七仇注引）像这种类型，始出旁涉，而后便自成门户。旁涉者本不足以称为鉴赏，但因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无成型的鉴赏文，故这也就成了一种常见的方式。 随感式 旁涉是由论带出的例，随感则是由例产生的感。这种随遇而发，随兴而发的鉴赏，取例往往有典型性，赏论具有普遍性。这种方式被大量采用，诗话、文论中屡见不鲜。既是随感，也就任人发感兴慨。 缘诗而悟诗道 从诗句感悟出作诗之理。托名白居易的《金针诗格》（按：《金针诗格》旧署白居易，而书中引宋人梅尧臣语，故为伪托。作者无考。）中说：“喜而得之其辞丽：‘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九枝花。’怒而得之其辞愤：‘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哀而得之其辞伤：‘泪流襟上血，发变镜中丝。’乐而得之其辞逸：‘谁家绿酒饮连夜，何处红妆睡到明？’失之大喜其辞放：‘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失之大怒其辞躁：‘解通银汉终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失之大哀其辞伤：‘主客夜呻吟，痛入妻子心。’失之大乐其辞荡：‘骤然始散东城外，倏忽还逢南陌头。’”作者从具体作品出发，道出了两层意思：一是诗当缘情而发，诗根在于情，喜怒哀乐之情产生丽愤伤逸之诗作；一是其情要“合度”，太过了则会失之于放躁伤荡，就是儒家美学观中的中和之美。这种感悟来自具体作品，讲来自然谐适，极易给人以启迪与教益。 缘诗而道诗艺 由具体诗句而言诗歌艺术，不必长篇大论，只要稍加点拨，则事理昭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古梅花诗佳者多矣。冯钝吟云：‘羡他清绝西溪水，才得冰开便照君。’真前人所未有。余《咏芦花》诗，颇刻画矣，刘霞裳云：‘知否杨花翻羡汝，一生从不识春愁。’余不觉失色。金寿门画杏花一枝，题云：‘香骢红雨上林街，墙内枝从墙外开。惟有杏花真得意，三年又见状元来。’咏梅而思至于冰，咏芦花而思至于杨花，咏杏花而思至于状元，皆从天外落想，焉得不佳？”作者意在说明诗“其妙处总在旁见侧出，吸取题神，不是此诗，恰是此诗”，诗要善取譬，又要逞想象，喻体与本体血缘愈远且又切合，方称佳选，也就是“天外落想”始妙。 缘诗而言人品 诗如其人，一般地说是如此。薛雪《一瓢诗话》中曾历数人品与诗品的关系：“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一般地说人品和诗品是一致的，偶而也有相悖的情况。而人品说是“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虽过分强调了先天资质，可也道出了一些规律。 随感式鉴赏，或就篇，或就句，谈自己的感受，或言诗道，或言诗艺，或言人品，甚至有时仅以诗为缘起，畅言治国、为人等等道理，形制短小，方式灵活，有理有据，颇易为人接受。它的局限性在于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有时也会出现表面性、片面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