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研究小论文

有关的历史论文如下，敬请参考：[摘要]民初政党政治的存在虽极其短暂，但它的存在连同它的失败都是极有意义的。它是此后影响中国人制度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政治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剖析其失败原因，可以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东西。文章着重从经济、政治、文化、政党本身四个方面探析了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对近代政党政治研究借鉴意义。[关键词]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原因民国初年，中国政坛实行了政党政治，但经历了两年就走向失败，它的失败既有外部原因，又有深刻的自身因素，给中国后来的政治发展带来很深的警思。一、民初政党政治发展轨迹辛亥革命后，组党热潮风靡一时。据统计，辛亥革命后到民国2年间，全国出现“党”、“会”之类的政治性团体多达320个。在民初政党政治运作之中，最重要的几个政党分别是由同盟会转变而来的国民党，由昔日资政院时代旧议员为主组成的民主党，由光复会转化而来的统一党，以及由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和湖北黎元洪派军人势力为主的民社联合而成的共和党。民初各种政党的建立、消亡及分合离散十分频繁，几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在民国建立时，由于国民党风头正劲，大有包揽政局之势，遂导致其他党团的联手对抗之局。1913年5月29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组成立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独大之势。政党政治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两极分化和对峙阶段。两党对峙、两极分化，成为民初政党政治中的一大高潮。但是进步党内三党之联合局面未久，内部再次纷争和离析；在此期间，国民党党势渐衰，导致其议会势力的大减；袁世凯用各种手段对国民党内部分议员进行分化瓦解，以及运用暴力对政党政治及议会进行的公然非法践踏，则从外部扭曲了政党政治的正常进程。两党和平竞争之前景早已黯淡下来，政党在萎缩，舆论在消沉，国民心态则日益绝望，而1913年9月18日袁世凯御用党公民党的成立，则正式标志着政党政治走入了末路。可以说，它已基本上不属于政党范畴而沦为了私人权欲之工具。它的出现并操纵议会，议员形同傀儡，也标志着民初政党政治从内部已腐烂变质。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438人，导致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正常开会。国会成为“行尸走肉”，政党政治已名存实亡。至次年1月10日，袁氏非法取消国会，代之以其御用工具政治会议。釜底抽薪，政党失去其合法活动场所，政党政治至此名实俱亡。由希望到失望，由兴而衰，政党政治之所以在民初的中国遭扭曲而失败，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二、失败原因浅析(一)经济因素绝大部分关于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研究的材料都认为政党政治失败是由当时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即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极为有限，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相比尚有巨大的差距，这就使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缺乏实现的必要条件。虽然这种结论有经济决定论的影子，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表面上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实权却掌握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里，资产阶级并未真正掌握权力，其民主共和是虚假的，在这虚假的共和国体上，希图建造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大厦，根基原本就不牢靠，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一个不能代表本阶级经济利益的政党，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政党本身没有经济来源，不能代表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从根本上失败的，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是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政党。而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弱性和强控制特点，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被完全遏制和破坏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才开始产生和得到一定的发展，至辛亥革命前夕仍很微弱。中国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社会结构分化和分工程度很低，没有产生独立的利益集团，因此也就没有形成代表一定独立利益集团的政党。那么民初的政党政治也就不具有纯粹性，其走向衰亡，在所难免。(二)政治因素首先，政党政治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容，虽经清末十数年的鼓吹与宣传，但相当一部分^对西方的政党政治认识极为肤浅，对政党制度的精义了解不够，将之与中国古代之朋党相提并论，认为政党不过是野心家借以争权夺利之工具。因此政党政治在民初试行即是畸形的、残缺的。同时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传统小农文化，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帝制观念仍很强大，共和观念非常薄弱，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采行西方的政党政治必然遭到失败。民初政党活动范围仅仅限于国会中，最高目标就是组织内阁，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因此脱离阶级，脱离群众，认为中国下层社会群众愚昧落后，素质低下，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不能以下层群众作为一种借用力量，政党活动成为少数上层人的活动，由此广大民众对于政党政治也好，议会政治也好，几乎都是漠不关心，也完全不了解何谓政党政治，何谓议会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民初政党政治走向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缺少规范认同。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宪法被视为保持个人权利、协调利益冲突的准则。而在中国，宪法被看成是可以唤起集体力量的当下社会目标的根本表述，或某种促进共识、防止失误的装置。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治的必然结果。既然对宪法有此内在的误解，那么民初政党对于“程序违宪”似乎视而不见则是容易理解的了。人治观念还渗入政党观念和政治行为中，表现为“以党为政”，政党之争流为个人之争。最后，就政治伦理化，竟以“有道伐无道”作为攻击政敌的口号，因而模糊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构造。传统文化将政治伦理化，人们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往往用道德的眼光，因此要求王权圣化，“圣治”是最高的道德政治。道德的观念又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结合在一起，那些标榜和致力于“大一统”建设的人容易获得民众道德力量的支持。民国初年，袁世凯就常以代表国家统一的形象标榜，因而赢得不少民意支持。而政党纷争却给人一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坏印象。虽然民主势力和专制势力都打着“有道伐无道”的旗号，但传统的政治道德标准却妨碍了人们对构建新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三)文化因素重点就政党文化而言，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和评价取向等等因素形成的政党活动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政党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它，政党制度的生存和发展更离不开它。政党文化由三方面内容构成，即知性认识、社会心理、情感倾向。民初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知性认识比较贫乏，不仅未尽了解西方政党制度的精神和发展过程，而且没有注意到各国政党制度发生差异的缘故，甚或忽视中国对政党制度的准备程度。在社会心理方面，则缺乏与政党政治相适应的心理认同。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克罗齐认为，政党政治是以理性模式为基础的。整个西方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性的模式。但民初党派成员对待政党的心理模式却是马基雅维里式的。对不同党派往往只有反感，缺乏共存与妥协意识，甚至表现为极端敌对的党派意识。在政治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到政党政治失败的某种必然性。首先，共和观念薄弱，儒家观念仍很顽强。从人本主义出发，西方人认为“公意是永远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人民的呼声代表着最终的权威和无限的智慧；国家只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它只能遵从民意而不能压制民意，统治者不过是人民的公仆。而儒家文化强调亲疏等级关系，强调人身隶属，其造就专制权力的内在机制在民初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到近代虽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但直到民国成立之前，这种挑战都是在民间进行的，官方的法律、制度以及学校教育都在维持着儒家独尊的局面。民初虽然从《临时约法》和学校教育改革上打倒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但影响却难以立即显现和奏效。而且袁世凯不久又企图重修儒学的地位。因此，民初对帝制仍有相当强大的心理认同。总之，政党政治的运作需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文化氛围，而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在封建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很浓厚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立宪派、旧官僚、封建遗老们的操作下，其失败的命运便很难避免了。(四)政党本身其又可以分为两大原因：政党自身原因：第一，接纳党员有很大的随意性，民初各党领导人对党员人数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党员的质量。第二，党员跨党严重入党本是人生对政治信仰的一种重大抉择，对自己选择的政党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但民初政客视入党为争权牟利的工具。第三，党纲成了空洞的招牌，政党认同非常淡薄。民初各政党竞相宣传自己的政纲，但其内容大同小异，党纲只是政党之争的工具。第四，缺乏政治基础。政党本是将国家机构和公民联系起来的工具，但民初国民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表达个人政见，更不识政党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此时政党不过是乡绅官人的专用工具，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第五，缺乏对党员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政党外部原因：由政争而党争，由党争而军争。在种种非正常的干扰中，政党政治无法实现最重要的功能，即以合法、和平手段调和各阶层、各集团矛盾，规范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进程。最典型的干扰破坏莫过于依仗北洋私军以逞权欲的袁世凯了。“宋教仁案”、非法取消议员资格案，以至于取消国会，其对政党政治的违规操作，是政党政治无法正常进行的重要原因。同时政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宗派期，政党缺乏群众参与。众多的社会势力包括商会只是议会中政党斗争的旁观者，这些斗争并不反映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并未通过政党途径真正参与政治。尽管像近代商会这类重要的社会中间团体曾一度积极参加在民初的有关政治实践，但它们并未切身感受到民主政治与他们的命运攸关，以至于当旧势力对民主议会和政党政治进行公然破坏时，他们对之漠然置之。同时民初的政党政治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给它们以任何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这种责任是双方的而非一方的，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个人而只能归因于整个社会结构和思想。综上所述，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相比尚有巨大差距，不能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政党政治存在所要求的配套政治体制不能建立，资本主义国体不能形成；旧的传统政治文化土壤的制约与缺乏民众的支持亦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民初政党的权力和派系之争削弱了其自身的战斗力，政党本身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运作方式。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三、结语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只不过给这种现代政治组织一个经验和教训，在这个充满了数千年传统包袱，近百年来又遭到列强侵凌割据命运的东方大国，西方式的政党政治无法顺利展开，并解决中国的问题。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反面的教训，成为日后孙中山坚决改组国民党，重塑政党形象的原因之一。但是，政党并未消亡，而是一举重生于孙中山的“党治”模式和后来新生的共产党身上。从宏观历史视野来看，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实践与最终确立，民初是一个绕不开的阶段。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长江中下游数省。因此它有着当时时代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洪秀全在这次起义假借了当时从西方宗教传入的新兴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鲜。这可能与当时老百姓希望求变的思想有关。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和华夷之辨。不过，太平天国排斥儒家，称儒家经书为“妖书”。他们接受基督教上帝，教名为“拜上帝教”，但其实对基督教一知半解。他们的宗教思想，可能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基督教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不过，洪秀全从基督教得到启发的这些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政治纲领，要求废除旧有土地所有制。但是这部纲领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根本无法实现。 《资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在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另有意见认为，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诸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仅有一次。 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存在非常大的非议，他的“先进性”并没有得到所有历史学家的赞同；有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更加倾向于一个封建社会暴力政权。洪秀全本人也并不被认为是理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政策大都未能成功实施或取得成效。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学界近年来也有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重新评价的声音。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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