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实主义国内研究现状论文

《红与黑》：批判现实主义之宗教批判 ——兼论作者的世界观《红与黑》一书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伟大的开篇之作，他集中力量主要批判了封建总趋势没落和暂时复辟时期的政治和宗教现实。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教会势力一场沉重的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是随着统治阶层的态度而不断变化的。1789年8月4日，革命党废除了主要的封建制度，同时也就废除了教会的一大经济来源，即取消了十一税。接着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变卖它们，补充国库。革命派还对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做出了试图防止日后反抗新政权的重大规定，即有关僧侣的非宗教体制条例，使神职人员在政府和教会之间作出两者必居其一的决定。几经波折， 到1794年5月7日，议会根据罗伯斯庇尔的建议，通过了建立崇拜“最高实体”的决议，其中第一条称法国人民承认最高实体和灵魂不灭。 但到了拿破仑时代天主教教会的命运就同拿破仑的活动及其妄图主宰世界的欲望紧密相连了。拿破仑为笼络天主教会实力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在占领意大利之后，于1801年同罗马教廷缔结条约。但条约于1809年就遭撕毁，拿破仑称教皇的领地使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同时，罗马教皇当即颁布敕令，把拿破仑及其反教会的支持者开除教籍，而拿破仑也下令将教皇押解法国。拿破仑垮台后，教皇庇护七世才返回罗马，作为国际教会势力的罗马教廷的历史才得以继续下去。此后的十五年，是波旁王朝在神圣同盟支持下在法国复辟的十五年。这十五年里，也是罗马教廷在经过拿破仑的洗劫之后进行恢复和巩固的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神圣同盟竭尽全力帮助天主教会，首先重建教皇国，紧接着为其建立显如中世纪的崇高的地位。被拿破仑摧毁了的那些反动制度有重新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起新的修士网体系等制度。但是无论如何，此时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鞭长莫及，支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作品中，为了组织起一只镇压资产阶级起义的队伍，教会和封建政权联合起来，甚至采用勾结远在三千里的地方的罗马教廷的手段，控制神甫、五万教士，进而控制士兵（一般百姓）。而罗马教廷也显然非常乐意去做虽然违背宗教道德的在宗教领袖指定的日子里，可以都经同样的话的事，因为法国人首先愿意说一切都应归于教士所有这样的话。贵族们还特派于连到英国向某要人口传密信，无非是以国家的林产和人民的自由为代价，换取无爱国刽子手和贵族的封建利益。所有这一切，没有别的原因，唯有利益，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我们说，宗教和政治从来就是同源异流，紧密联系的，都源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有把人余人之间关系的结果（政治）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虚幻反映（宗教），归结余人于自然之间关系的结果（经济）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反映（经济）。宗教和政治的紧密关联性在小说中虽未表现出政教合一的高级形态，但事实是，大到整个罗马教廷，小到教士个人如卡斯塔奈德神甫之流，都在为政治上的地位和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宗教和政治相互利用。可以说，宗教是政治和法律，而非哲学，艺术和伦理。因为他既是观念性的，又是体制性的；既可以作为西向理论控制民众，又可以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去统辖民众。这便注定了它与政治关系更紧密，更容易为社会斗争各方所利用。宗教有时哲学、艺术和伦理，有不是政治和法律，因为宗教具有一种超脱的外表，比如贝尚松神学院走廊墙上的字句：“六十年的苦修，比起永世的身安心乐或地狱里的刀山火海，那算得什么？”宗教企图宣讲这样的思想来势民众放弃目前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利益，并用以掩盖自己的世俗意图。卡斯塔奈德神甫每一句当众讲出的话都是对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宗教道德的解释，而他的每一个背后作出来的动作都是阴谋家职业精神的体现。这个神甫的形象是教民眼里的牧师，使政治家受理的刽子手。当然，教徒中的个别形象与政治中的个别角色却始终没有放弃过斗争，甚至矛盾甚深，如弗利赖神甫与拉穆尔侯爵。但是这种矛盾只是有权有势的集团或个人为取得更多的权势而作的斗争，是狗咬狗的斗争。这种矛盾始终没有上升至主要矛盾，而且当有了第三方（国家或民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损失的补偿时，他们之间所谓的矛盾也就不了了之了。教会中达神甫之间的斗争是壮烈的，声势号大的。相比之下，教会中小教士一面听这信徒的倾诉，一面也受着主教的颐指气使。而在神职人员或准神职人员之中，神学院的那些小学士的命运则是最悲哀的。神学院，在于连“望见大门上的镀金铁十字架”时，就认为是“人间地狱”了。神学院的大门只乐意为金钱敞开。于连的朋友傅凯第一次见到于连时说：“两枚锃亮的五法郎银币教我明白，自己真是蠢货，没在第一次来就摸出来。”而那些农家子弟学士来神学院也并不是为了研习教义、教规、教理，而是好像在学习和实践着某种潜规则：在眉山的宗教道德的外表下追求丑恶的世俗利益。“他们呕心沥血，弄到几乎病倒”，学问上却无所进步；他们可以说出“卡斯塔奈德神甫把彼拉先生当地人对待”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从他们死气沉沉的眼里，饭前只看到期待饱吃一顿的生理需求，饭后之看到口腹之欲满足后的生理快感”。“神学院里每份每秒都得饰行欺世。”任何一个学时都不能破坏这种潜规则。于连破坏了，他被人猜忌，被人告密，也只有懂得并履行这种潜规则才能生存。作者对于这些农家子弟学士应没有什么蔑视和歧视，但是对他们所履行的这种潜规则则既是同情的，有时批判的。一方面，教会和教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对来讲是相当高的，但同时教士发迹的机遇却是极有限的，这就迫使他们在积极追求“理想”的同时又不能有所暴露，这样就形成了他们呆里耍奸的表现形象。但是，这种表现形象的根本原因却在与宗教教会的稳步发展需要被欺又能欺别人的人。所以可以说，学士们既已是悲剧的演员，有梦想这座悲剧的导演。但是，作者显然是批判的，在批判他们的言行中就包含这对潜规则的批判，他批判“长时间的苦修仪规”，批判“食用带壳煮的溏心蛋吃法”，批判聪明的夏泽尔“总不忘说两句糊涂话，被发落到第五十名”。在《红与黑》中，有两位神甫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深刻的印象：彼拉神甫和贝尚松大主教。他们都是聪明善良的人，所不同的是前者严厉，而后者更“可爱”。彼拉神甫自从与于连在神学院相识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帮助过他，事业上的和情感上的。在神学院时，处处关照，对于陷害于连的那封信并没有深加追究；临走将于连隆重推荐给后来改变他人生的拉穆尔侯爵，有不厌其烦地提醒其在拉穆尔府的为人处世，还帮他联系了个神学院继续学习。可以说彼拉神甫是于连的严父，有是于连的慈父。在事发之前，他防微杜渐，严格要求于连的言行举止；一旦于连落难，彼拉神甫深深引咎自责，顾不得老命而为之奔走。而于连也是彼拉神甫忠实的儿子和朋友。事发之后，于连想到的第一个人正是彼拉神甫。至于这个贝尚松大主教，他“是个可爱的老人，生来就该住在京城巴黎，现在来贝尚松，简直是流放”；他又是“慈祥的”，“是个很有才情的人，虽长年迁徙，饱经忧患，却并不消沉”；他“与神学识（于连）讨论起贺拉斯有没有钱”，“但他的记性时而有点偷懒”；他在把羽翎花球搁在华盖顶上，“弄得胆战心惊，生怕手下哪个人会丢了性命”；他“爱看大家吃的高高兴兴，津津有味”；他“礼贤下士的态度，尤使于连受宠若惊。想不到温文尔雅如许，与平时那种天然的独尊之概，竟相得无间”。在这里，作者没有否定大主教的一个字。相反，全文的直接叙述和字里行间自觉或不自觉地倾注了作者的无限敬重和爱戴之情。在作者心目中，这样的神职人员是完美的，人格上更是完整的。他们不仅心灵中有一个“最高实体”，而且处处表现出友爱和救人危厄的精神，他们既是神圣而严肃的，又是可接近甚至可爱的。可以说，作者并没有彻底否定宗教的每一个方面，而是在试图寻找一个宗教道德与人道主义道德的和谐的紧密的契合点，这便是作者的宗教观。但是，我们认为宗教道德和人道主义道德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宗教道德寻找着一种和谐的人神关系；这个关系的产生和维持下去实质上要求人对神盲目的信仰，绝对的敬畏和单方面的服从；要求神在支配和操纵人类命运方面的主宰作用，要求人神关系的实质是主奴关系、君民关系。当以宗教道德“审时度势”时，人的独立地位便不复存在了。而人道主义道德旨在规定人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求人要爱人类，爱他人，爱社会，爱集体，要求对人的肯定而对神的否定，人于人之间互爱关系才是至高无上的。当然，根本上的对立并不完全意味着随时随处都对立。当在人之爱神的前提时，人道主义的道德便得以体现；否则的话，人之爱人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个神甫形象的塑造来阐释自己的宗教观。但是，我们认为，在宗教道德沦丧的大背景下，提倡这样的宗教观只会是徒劳。这实在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宗教观理论下，产生的片面和不彻底。唯愿没有苛求前人之意。

一、现实主义电影的勃兴现状1、政策扶持度高，市场包容性强2、艺术性呈现与内容深度的平衡一方面现实主义的电影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其深刻性严肃性和批判性未减二、对现实主义电影的反思审视1、内容过多停留于边缘主体2、过分迎合受众导致价值迷失3、现实主义语境下的叙事受制这些都可以掌握好啦！也可以写一写练练哟1 中国现实主义电影井喷的原因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社会蓬勃发展，新旧媒体处于更替阶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量生产信息的新兴媒体出现，新闻信息变得碎片化，受众多样化的需求，使国产现实主义电影出现了新趋势，依托社交媒体进入了井喷式发展的时期。 肆意消费的大娱乐背景下，观众渴求精神回归近年来，国内热播节目主要为娱乐真人秀，以明星为基础。综艺文化的圈层传播塑造了“全民娱乐”的拟态环境，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规则渗入电视公共空间，消费主义思潮开始掌控媒体，使客观真实的信息内容、文化让位于消费与娱乐[1]。有些节目为了争夺收视率，不惜报道低俗新闻，抢占舆论话题，但这对社会正能量的宣传引导、主流价值观的塑造没有任何作用，反而严重挤压了公共传媒空间，也影响了观众对主流媒体的印象[2]。过度娱乐化生成了象征符号与模因，全民狂欢，人们出现审美疲劳，渴望精神文化的回归，受众开始对现实主义电影产生需求[3]。 紧贴社会热点，把握民生2018年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浙江宁波召开全国电视剧创作规划会议，对伪现实主义题材的悬浮剧进行了批判。所谓悬浮剧，是指某些脱离中国现实的现实题材剧，剧中的事件、情感都没有根。表面上看，剧中人物从事着和当下生活紧密相关的工作，但剧中充斥着无病呻吟的情感倾诉和生搬硬套的情节套路。与此同时，国产现实主义电影爆款频出，电影市场用实打实的佳作扛起了复兴现实主义的大旗。2018年上半年，《爆裂无声》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对当代国产电影现实主义浪潮的一次延续。在《爆裂无声》中，我们可以看到与《烈日灼心》《心迷宫》一脉相承的影子，有根植本土的生活气息，有反思社会的力度，更不乏人文关怀的温度，紧贴民生。 新媒体时代的广泛传播与分享在传统媒体时代，一部电影能否引起广泛关注，主要取决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传播情况;而在新媒体时代，一部优秀的电影可以借助社交媒体迅速传播，甚至实现广泛分享[4]。进入时代，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格局，传播受众由单一的接收者变为受传合一者，不断分化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主流媒体的影响力[5]。人们在信息化时代习惯接收碎片化信息，新媒体依据独有的优势抢占先机，覆盖人们的话语圈。例如，《我不是药神》上映后，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出现了大量的相关分享与讨论话题，电影知名度迅速提升，电影票房节节攀升

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 一、文学批评的性质 1．文学批评的含义 批评一词源于希腊文kritikos，原义为判断和评论，后来引伸为批评、鉴定、审定等意思。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就将“批评”和“评论”相提并论；伏尔泰把批评家称为评论家，说当时的评论家“为几行诗歌写出了成部的评论作品”；①狄德罗认为“批评”就是“评判”，他说：“一个作品最严肃的评判者应该是作者自己”②；别林斯基认为：“在广义上来说，批评就是判断”，“因此，不仅有对于艺术及其文学作品的批评，也有对科学、历史、道德及其它事项的批评”③；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说：“批评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论”。①我国较早提出文学评论一词的是梁代颜之推。他在讲创作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时说：“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者，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②批评一词出现在文学领域始于明代。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中说：“予于是乎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日《八大家文钞》”。这里的批评是对“八大家”文章妙处的撮要点评，以引导读者阅读。正如后来陈衎所说的：“且所谓批评者，一则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决之疑；一则援引商略，判然详尽，以自见其赅博。”（周亮工纂：《尺牍新钞》）从中外古今的有关论述来看，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可以说是一个意思，都指的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同一切其它理论一样，都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它随着文学创作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创作的繁荣发展而逐渐完善。我国先秦时期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偏重于好坏、美丑、爱憎等方面的直感判断。吴公子季札听了《郑风》认为：“其细已甚，民弗堪也”；听了《陈见》认为：“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魏风》认为：“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明主也。”这些直观评论可以说是我国文学评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出现，孔子从文学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兴、观、群、怨”说，从作家道德修养方面又提出“文德”说。后来孟子总结了我国初期的文学批评经验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原则（《孟子·万章》）。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学批评经验不断积累，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著作，为建立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了理论准备。唐宋以后，我国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以及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漫评、杂谈，形成了我国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特色。由此可见，文学批评总是离不开文学实践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学批评呢？所谓文学批评是指人们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运用一定的观点、方法对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等各种文学现象乃至文学批评自身所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它与文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社会作用等基本原理。原则，是对文学活动中规律性现象的研究和表述，要借鉴文学批评的成果。文学批评则是从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原则出发，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价。同时，文学理论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实践，对文学创作和鉴赏发挥推动和指导作用；又通过这种实践活动来提高、检验文学理论的正确性，进而使之丰富、发展和完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进，共同担负着总结创作经验、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指导文学鉴赏的重任。在文学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学批评家，都有很高的文学理论水平。优秀的文学批评著作，往往也是优秀的文学理论著作，钟嵘的《诗品》、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别林斯基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等都是这种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可以合称为文学评论。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遵循艺术自身的规律，对作家作品及其他各种文学现象所进行的探索、分析和评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使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批评更加趋于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分析，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为我们正确进行文学批评做出了典范。 2．文学批评的性质 文学批评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也不是平庸刻板、缺乏真知灼见、枯燥无味的说教。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随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而发展，是一门不断运动、逐渐完善的极其活跃的科学。别林斯基把它叫做“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文学批评的基本性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 文学批评是在审美鉴赏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理论把握和评价。在整个文学批评的动态过程中，批评主体既要通过艺术感受进入作品，深入体验，以求对作品中的形象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又要跳出作品、冷静地、客观地运用文学理论的原理进行分析评判，得出关于作品成败得失的理性结论，力求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因此，与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主要运用形象思维不同，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更注重客观性、科学性。 其二，文学批评具有倾向性。 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批评的对象和文学批评的主体都有阶级性。文学批评总是在批评各种文学现象中，有针对性地宣扬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扩大本阶级的影响，把一定时代、阶级的政治、道德、美学等观点贯穿其中，对敌对阶级的意识加以抨击和排斥、因而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思想理论斗争性质，这使它成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在文学领域进行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审美理想，就决定了对文学本身的不同评价，从而也决定了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如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席卷全国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文人一反常态，由敌视托尔斯泰到大肆吹棒其“不以暴力抵抗恶”的说教和僧侣主义，把托尔斯泰歪曲成一个反动专制制度的捍卫者和宗教教义的保护人，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则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地、辩证地分析托尔斯泰，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法律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另一方面，痴呆地鼓吹‘不用暴力去抵抗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混蛋的一种东西，即宗教。”①列宁的这种批评，倾向性是明显的，科学性也是突出的。 文学批评的思想倾向性不仅表现在对立的阶级之间，还表现在同一阶级对如何维护本阶级利益、发展文学艺术等问题上。近几年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争鸣，以及对《调动》、《黑玫瑰》、《在社会的档案里》、《谁之罪》等一批作品的争鸣，对一些反映社会改革的作品的评价都表现出各自的思想倾向性。 其三，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性。 文学批评不仅以文学作品为直接评价的对象，而且还要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间接评价对象。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对文学的批评就不能不触及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现象，对社会生活本身也给予分析和评价，这就使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的性质。每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批评家，也往往就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文学批评论著，不仅帮助我们认识文学现象，而且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批评著作也就可以是社会思想史的一种重要文献。如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的评价就联系到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考察，从而得出正确结论。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通过对果戈理、奥斯特罗夫斯基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评价，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前些年我国文艺界对《人到中年》的讨论也不是局限于文学艺术本身，而是涉及到如何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若干重要社会问题。对《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血总是热的》、《乡场上》、《故乡事》等文学作品的评论，也不局限在文学作品的本身，同时也表现了对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正在改革的经济体制的认识。至于对那些格调不高、思想不健康、艺术上拙劣的作品的批评，则不但是为了有利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侵蚀和毒害，有助于社会主义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二、文学批评的作用 1．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任务是评价其得失成败，因而，它对文学创作有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通过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评价，指出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高下成败、得失优劣，从而帮助他总结创作经验，扬长避短，或端正其创作思想，或弥补其艺术的欠缺，或提出完善其作品的意见，促使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这个增删修改过程中，脂砚斋的评点给作者不小的启示和帮助。从现在见到的脂砚斋的评语看，不仅有对《红楼梦》的肯定赞赏，也有建议批评，甚至何处该删、何处该增，为什么删、为什么增都有说明。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30年代许多青年作家的成长就同鲁迅对他们作品的批评和关怀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而涉及广泛的文学现象时，会影响一个时期甚至一代文学的发展动向。进步的、科学的文学批评能促成进步文学的繁荣兴旺。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空前繁荣，就直接与文学批评界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一大批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分不开。果戈里的《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问世后，由于揭露了农奴制的罪恶，受到了反动批评家们的围攻。当果戈里感到徨惑不安的时候，别林斯基凭借他锐敏的文学感觉，写了著名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分析了果戈里作品的意义和特点，以巨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气势，充分肯定了果戈里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对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迫切意义。这不仅大大地鼓舞了果戈里，促使他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写出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不朽之作，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与果戈里同时代的一批进步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正如罗马文艺批评家贺拉斯所说：批评能起“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示（别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汲取丰富的材料，从何处汲取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① 2．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时代、阶级、艺术形式等多种原因，可能形成读者与之隔膜、不易感受理解、不易鉴赏接受的情况，这就需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分析、评价来沟通或消除。因而，文学批评是读者和作家作品之间的一道桥梁，可以帮助读者进行正常的、有益的阅读和鉴赏。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读了别林斯基称赞普希金的文章”，“我才真正了解普希金的文章。”② 文学批评之所以有助于文学鉴赏，有助于读者提高鉴赏水平，是因为文学批评是在文学鉴赏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和提高。在优秀的文学批评中，本身就包含批评者可贵的鉴赏经验，因而，它对于广泛的文学鉴赏必然具有启示意义。一般来说，鉴赏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往往更需要文学批评的帮助，因为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往往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有的读者受自身各种条件的限制，分不清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把精华当成糟粕，以丑为美。这就需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学批评，指导读者正确鉴赏，使读者有所得益。对散布封建毒素的文学作品，则要撕下它们的伪装，还其本来面目，帮助读者鉴别。总之，文学批评家以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深刻分析、科学评价，能使读者正确地鉴赏作品，获得真正的美的享受。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批评在促进文学繁荣、提高读者鉴赏水平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建设，使自己得到发展。因而，文学批评也是自身发展的能动因素。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就是在广泛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

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发展概况 文学史上产生过各式各样的创作方法，但“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①。当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艺史上的流派，同作为作家对待现实的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学的创作方法，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时代和作家世界观的不同，又表现为不尽相同的形态和性质。文学一开始就有以描写现实为主和以表现理想为主的两种倾向，这在古代原始歌谣和神话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以后随着时代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在文学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至于二者的名称。则是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才先后出现于欧洲，②在“五四”前后开始传入我国。 在欧洲，古代希腊文学，特别是希腊的悲剧、喜剧和史诗，就已为这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奠定了基础。恩格斯所推崇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便富于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而荷马的史诗，就具有更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对英雄业绩的歌颂。这时神话的时代还没有完全过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中世纪而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就更趋完善，出现了像《神曲》、《十日谈》、《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佩斯》那样一些名著。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反映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要求，作�恢中滦说慕�浇准兜奈难В�词故窍质抵饕宓淖髌罚�捕几挥诶硐牒腿惹椋��幸恢置骼是逍潞屠止鄣纳�省6�裆�勘妊呛腿�蛱崴沟任按笞骷遥��浅32煌�潭鹊匕严质抵饕搴屠寺�饕褰岷显谝黄鸬摹?/P> 到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先后形成为遍及全欧洲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它否定一切旧的制度和旧的传统，要求个性解放和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它是对反映君主专制制度要求的古典主义的一种否定。它打破了古典主义的一切清规戒律，带来了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的解放与革新。拜伦、雪莱、歌德、席勒、雨果等，就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继浪漫主义运动之后掀起的，那时资本主义开始走向没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并明显暴露，人们对它也日益产生怀疑和不满。当时，从资产阶级或旧的封建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些有着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作家，用现实主义的武器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和种种罪恶，并且反对当时那种美化和粉饰资本主义的反动的浪漫主义，一时形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学思潮。这种现实主义，因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其主要特色，所以一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有相当的进步性，在艺术上也达到了高度的水平，产生了像巴尔扎克、狄更斯、列甫·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的许多优秀作品。 在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是古已有之，源远而流长的。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其中《国风》里有许多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同时，也产生了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他那光同日月的诗篇《离骚》。千古传诵的《国风》和《离骚》，可说是我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开端。以后经过两汉和魏晋六朝，这两种创作方法就日益丰富和发展，并且经常联系在一起。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魏晋六朝的诗人左思、陶渊明、鲍照等，都写过许多现实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杰出诗篇。发展到唐代，就出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李白和杜甫，集前代诗歌创作经验之大成，分别地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以后在小说、戏剧等领域中，从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元代的杂剧，以至明清的小说和传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元代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等，明代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等，以及明清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已经高度成熟。上述这些作品，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或是两者结合的，它们在概括时代生活的广阔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上，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在对人们的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具体描绘上，以至在细节的真实和情节的典型化上，都分别地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 我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主要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所以具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思想倾向上具有批判封建制度、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剥削，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和穷兵黩武，反映人民群众要求摆脱封建奴役，争取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等特色。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时期的文学，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等作品，就有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揭露和批判他们的罪行和丑恶面目的新的特点，“五四”以后，在无产阶级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就具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新的性质。 根据以上的简略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文学创作上反映现实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法，不论我国或外国，都是自有文学以来，就并存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潮流或倾向，尽管在十八世纪以前，文学领域中还没有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名词。十八世纪末，当近代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刚刚兴起，而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德国的席勒在一七九四至一七九六年之间，写了有名的美学著作《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从古代到当时的文学创作方法上的两大倾向。他用“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来说明这两种不同倾向的特点。他认为：素朴的诗的特点是“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感伤的诗是“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是“表现或显示理想”。前者打动人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而后者打动人的则是“观念”，是“诗人沉思事物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印象”，所以，席勒从他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得出如下的结论：素朴的诗的表现方式是“模仿现实”，他们“以现实性胜过感伤诗人”；感伤的诗的表现方式是“表现理想”，他们能够比素朴诗人提供“更崇高的对象”①。席勒所说的“素朴的诗”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而“感伤的诗”就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只是席勒的时代，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没有兴起，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给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因而从发展文艺的需要出发，总结了从古代诗人到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创作实践经验。 到了别林斯基从事文学评论活动的时候，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达到了全盛期，不仅西欧已有了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大作家的成就，即在俄国，也已有了从普希金到果戈理的丰富的经验，这就给别林斯基以更全面地总结文学经验提供了有利条件。他明确提出：“诗歌可以说是分成两个部门——理想的和现实的。”他认为古代的“理想的”诗歌的特点是“从生活中仅仅汲取崇高的高贵的东西，把一切平凡的、普通的、日常的东西统统抛开”；而当代的“理想的”诗的特点，则是在诗人面前“展开着整个现实的和设想的世界，整个想象的丰饶王国”。“他所矢忠不渝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法则”是他“自己创造”的。他认为，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到司各脱的“现实的”诗的特点，则是“真实，最高的真实”，“他的人物，是真正的人，像他们实际的那样，应该的那样”，“它不再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像凸面玻璃一样，在一种观点之下把生活的复杂多彩的现象反映出来，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①。 毫无疑问，别林斯基所说的“理想的诗”就是浪漫主义的文学；而他所说的“现实的诗”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 无论是席勒或别林斯基，他们都只从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根据文学创作的实际经验，指出历来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存在两种基本倾向，但是，他们都不把这两种倾向看作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不能并存的。尽管，就个人的偏爱来说，席勒倚重浪漫主义，别林斯基倚重现实主义，但是，他们又承认这两种倾向的创作都可以得到重大的成就，并不厚此薄彼。别林斯基说得很明白，“应该对哪一种更看重些，这是很难决定的。也许，彼此都不分轩轾，当它满足着创作条件的时候……”①。 到了高尔基时，世界文学己累积了更丰富的经验。除了十八世纪以前的经验之外，他不仅可以回顾整个十九世纪欧洲和俄国的文学经验，而且，他自己就经过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并且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的历史条件之下，又累积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经验，因此，他对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基本特点，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他认为从文学创作的原始阶段——神话、传说的阶段开始，就存在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他说：“从客观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并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从客观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测——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并以此使形象更为丰满，——那末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② 高尔基的最大特点是对过去时代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都肯定了它们各自的光辉成就，同时又指出了它们各自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并在这基础上，要求新时代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汲取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因素；创造新时代、新阶级的文学。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现实主义的作品据以反映生活、构成形象的原则的共同特点，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偏重于描绘客观的现实生活的精确的图画，描写那些在生活中已经存在或按照生活的规律可能存在的事物，而不是代之以作家自己的愿望。现实主义作家当然也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在反映生活时也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爱憎感情，但是，他们的社会理想、爱憎感情以及作品的政治倾向，是通过对生活的真实的、具体的、历史的描绘，通过生活和形象本身的规律自然地流露出来的，他们并不因此而改变生活的真实面貌。这种描写生活的具体性和客观性，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大特色之一。高尔基说：“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如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①契诃夫也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②”。列甫·托尔斯泰说他的创作“除了意图塑造性格及其活动以外，除了表现性格的冲突这一意图而外，我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表现历史”③。 鲁迅的《祝福》描绘了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写她原来是多么善良和能干，逃到鲁家帮佣以后，如何勤奋地干活，希望用劳动来换取生活的权利，又如何被婆婆卖到山区，如何再一次失去丈夫和儿子。为了摆脱鬼神的‘惩罚”，她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庙里捐门槛作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但仍遭歧视和打击，终于在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后，于除夕的爆竹声中倒毙在雪地里。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眼前就展现出一幅幅现实生活的逼真的图画，犹如亲身经历了那种黑暗的时代，了解到那时的劳动妇女血泪的生活历史。契诃夫的《万卡》，也有同样的特色。可怜的万卡在给爷爷的信中所叙述的生活情景和他的天真的希望，是用最朴素的笔调描写出来的，故事是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到处都会发生的最平常的事。读了这篇小说，人们都会感到：这一切全都是真实的，那时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农奴的儿子，在那时是不会有更好的命运的。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曾说“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巴尔扎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也正是因为他生动地表现了生活的“直率的真实”。由于对这种“直率的真实”的追求，使得现实主义作家努力于对生活作客观的观察与解剖，并特别重视细节描写的真实性。 现实主义作家表现生活的具体性和客观性，决不等于对生活现象作简单的、机械的抄袭和记录。它所要求的不是对生活表象的“摹写”，而是高度的艺术真实。前面已经谈过，对生活现象不加选择地作机械摹写，即使做到毫发不差，也并不见得就是真实的，反而常常会模糊、掩盖以至歪曲了生活的本质。所以，现实主义的上述特点，总是和另一个根本特点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对生活进行广泛的概括，塑造出典型形象，对叙事作品来说，就是要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现实主义选取生活中那些有典型意义的现象，予以集中、概括和加工，以揭示生活的本质。祥林嫂和万卡的遭遇，在旧中国和旧俄罗斯，都是有普遍意义的。祥林嫂悲惨的一生，代表着在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重压下千百万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共同命运，也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作者并没有抄袭生活，而是进行了高度的集中、概括，使读者觉得像是写某个特定的人，“又像是写一切人”①。所以鲁迅认为作家应该“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②。高尔基也说现实主义是“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创造成活画景和人物典型。……现实主义作家倾向于综合、归并他的时代一切人们所特有的、具备一般意义的特点，使之成为唯一完美的形象，③。可见，现实主义重视细节的真实，一来是为了加强真实感，而更主要的却还是为了要更好地揭示生活的本质。离开了这一根本的目标，细节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对生活进行概括，当然容许虚构、想象和夸张。但现实主义的虚构和夸张，不同于浪漫主义。它忠实于生括本身的规律，是实际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叫人觉得合情合理，而不像后者完全可以是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甚至是全属幻想的。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何夫的《套子里的人》鲁迅的《阿Q正传》都是有高度的艺术夸张的，同时又都是人情入理，最真实不过的。像毕里可夫这样的人，直到现在还可以在一些不敢接触新事物、害怕生活的变革的鼠目寸光的保守主义者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上述两个方面，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基本的特征。对此，卢那察尔斯基曾有过简要的说明：“现实主义艺术一方面认为它的描写对象是本来面目的生活本身，另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艺术家并不是一个奴隶似的摄影师和‘自然主义者”，他可“说是用删除、抹掉一系列不需要的细节的方法，突出现实中的典型特征，对这个现实进行加工。”①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可以概括地说，现实主义是指作家通过典型形象，按照生活实际存在的样式，真实地、具体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 艺术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却不可以把现实主义和真实性等同起来，因为真实性是一切先进的创作方法（如积极浪漫主义）的共同特征。同时，也不能把现实主义与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等同起来，因为一方面，积极浪漫主义也可能塑造典型人物，而另方面，也并不是任何文学样式都能塑造典型人物的。例如，“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这首诗并不着力刻划人物性格，但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倾诉了在那“风雨如磐”的黑暗旧中国，诗人愿为祖国、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的强烈感情。它同样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所以，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只是像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特点，不能把它作为现实主义的定义，否则就会把很多文学样式，如抒情诗，散文等作品排斥在现实主义之外。 现实主义作家如果缺乏远大的目光、积极的理想，在观察生活、反映生活时，只局限于一些表面的、局部的真实，而看不到真正典型的、本质的东西，就容易把现实主义庸俗化，而庸俗的现实主义，就很容易成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表面上似乎跟现实主义相近，实质上却正好是它的反面。自然主义的理论家们标榜用自然科学的实验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主张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社会现象，因此在反映生活时，就强调对生活现象作“纯客观”的记录，反对进行概括和加工，也反对对生活进行主观评价。自然主义的理论认为“社会环境是一群活着的人所造成的结果，而这一群活着的人绝对地服从物理的和化学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于活着的人一如对于没有生命的物体同样是起着作用的”①。因而，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他们认为：“这里不要夸张，也不要强调，只要事实，值得称赞的或者值得贬黜的事实。作者不是一位道德家，而是一位解剖学家，他只要说出他在人类的尸体里面发现了甚么就够了。”②可是，实际上“纯客观主义”的作家是不存在的，任何作家都是抱着一定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去反映生活的。倡导自然主义理论的作家左拉，自己也并没有例外。他在创作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论去进行创作，而是在许多方面突破了自然主义理论的束缚，从生活出发，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例如，在小说《萌芽》中，他就表现了对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的不满，肯定了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和激愤。这些先进的思想感情，正是作家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根本前提。 普列汉诺夫就曾精辟地指出：某些现实主义者（例如福楼拜）“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他所描写的社会环境，正如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那样”，然而，“他对当代社会运动的评价却还是非常主观的”③。而那些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所谓现实主义者，由于“充满故意地回避当时伟大的解放运动”，就必然“排除了那些具有最丰富的内在生活的最有意思的标本”，“他们所能考察到的唯一的现象，就是平庸的小市民生活的“污秽的泥沼’中产生的‘渺小的思想’和‘渺小的激情’”，这就必然会导致他们的创作陷入“死胡同”。自然主义的所谓“实验的方法”，根本不可能理解“一个社会的人的行动、意向、趣味和思想习惯，不可能在生理学或病理学中找到充分的说明，因为这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①。这里，不仅说明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相通的一面和不同的一面，而且也说明了自然主义的根源和实质。 那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无动于衷，对生活中的新生的美好的东西漠不关心的作家，表面看来是“客观”的，实质上正代表了一种政治倾向，一种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倾向。根据这种倾向进行创作的自然主义作家，恰恰是违背真实的，因为他们只是烦琐地去记录生活的个别现象，不注意生活中真正有典型意义的东西，结果就导致用某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细节，掩盖以至歪曲生活的本质。 自然主义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人，把人看成是只有动物的本能，消极地被环境和遗传决定着一切的动物。在自然主义者的笔下，不管是什么阶级的什么样的人，都是庸俗的、低级的。丑恶的，充满着兽住和疯狂性的。在他们看来，生活中没有任何美好的、积极的东西。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没落情绪的反映。所以，自然主义的作品，虽然有时也暴露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但主要的却是经常用低级趣味和颓废情绪腐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对生活失去崇高的理想和信心。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作品，并不能真正反映生活的真实，也不可能有艺术的生命力。 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反映生活的本质和本质的某些方面，浪漫主义则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生活的理想。高尔基说：成为“神话的基础”的浪漫主义“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用革命的态度对待现实，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①。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