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毕业论文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而党的诞生纪念日却是7月1日。这是为什么呢？ 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当时在延安的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由于缺乏档案材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七一” 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最早见于中共中央 文件是1941年。当时，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日四周年纪念指示》，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 党的一大开幕日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成果，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虽然党的诞生纪念日并不是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它成为人们每年进行纪念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一部分。

最早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5月26日至 6月3日，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到：“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把“七一”作为诞生纪念日。这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由于隔了十几个年头，再加上手头没有确凿的历史材料，他们已经记不清“一大”召开的准确日子，只记得是在1921年夏天，天气炎热。于是就决定把7月的月首作为党的纪念日了。

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中共党史上第一部党纲全称为“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后称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拉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序幕。与会代表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会上，主要有四项议程：目前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章、组织问题。关于制定党的纲领和党章，“根据希夫廖特同志(即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引者注)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给予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在推选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的人选时，张国焘以会议主席的身份入选，李汉俊精通外语且博览马克思主义著作，刘仁静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被选入起草小组。董必武、李达也参加了起草工作。8月5日，代表们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以下简称纲领)，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这个不足1000字的简短纲领，共十五条，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纲领》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本党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这个纲领现仅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所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陈公博硕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版。两种外文本均缺第十一条，现已由中央编译局译成中文。之所以将这部《纲领》放入党章发展史中，是因为它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实际起到了党章的作用。如关于党员条件，规定“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党的组织方面，规定“不到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只设书记一人管理事务;超过十人者，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超过三十人者，应组织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方面，规定“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等内容。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同时，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这部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章程，共六章，二十九条。章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第一次详尽地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也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原籍广东乳源县，寄籍广东南海。生于1892年10月19日，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政治人物。

他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而后脱党而去，跻身国民党行列，以“左派”自诩，曾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后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与蒋合流，是蒋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1946年6月3日，陈公博被执行枪决。

早年教育

自9岁开始至15岁，陈公博正式入学堂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教书先生是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他在讲解经义和历史的时候，也不时说些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的思想，使陈公博在接受正统的封建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学说。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似乎没有在陈公博的心灵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陈公博对于旧小说依然情有独钟，日间背读四书五经，晚间阅尽广州能够得到的小说。为了证实小说里的事实，他又迷上了历史书籍。先是读《通鉴辑览》和《易知录》，随后嫌纲鉴纪事过于简单，便去翻读二十四史。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汉族，广东南海人，原籍福建上杭，寄籍南海。他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之后脱党而去，加入国民党行，曾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后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与蒋合流，是蒋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一生。  像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也有几个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  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  静便是如此。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尤其是陈公博是汪伪政权的 二号人物，中国的大汉奸。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13人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陈公博，王尽美、邓恩铭，周佛海，包惠僧。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7月底，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做向导。

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转登王会悟预订的游船，并在游船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船上，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

党的生日为何定在“七一” 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书写了翻天覆地的历史篇章。既然党的“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那么为什么把党的诞生时间定为7月1日呢？这里还有一段历史的渊源。 最早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5月26日至 6月3日，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到：“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把“七一”作为诞生纪念日。这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由于隔了十几个年头，再加上手头没有确凿的历史材料，他们已经记不清“一大”召开的准确日子，只记得是在1921年夏天，天气炎热。于是就决定把7月的月首作为党的纪念日了。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演讲发表不久，1938年6月1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7月1日至7日定为抗日周年纪念与中共建立17周年纪念宣传周。6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从此，7月1日被作为建党纪念日固定下来。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党章诞生于上海辅德里625号。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篇章。

1922年，中共二大又在这里的辅德里625号召开，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第一部党章，该章程共有六章29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也都作出具体的规定。它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终完成，党的事业由此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扩展资料

首部党章的保存：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结束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章程和9个决议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此同时，还铅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党内的有关人员学习贯彻。

1928年冬，张静泉奉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经再三考虑，他决定将这些文件、书刊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乡下，托父亲张爵谦代为保管。

张静泉于1932年牺牲，直至新中国成立，老人也没有盼到儿子归来，想想自己年事已高，这批重要的东西不能再“秘藏”下去了，于是叫在上海的三儿子张静茂连登几期寻人启事，但几个月后仍无音讯。老人便让张静茂回趟家乡，并向他揭开了“衣冠冢”之谜。

他将从墓穴中取出一大包文件书报交给张静茂，要他带回上海交给相关部门。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专门刻了两枚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和“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纪念图章，分别盖在文件和书报上。

在这些秘藏文物中，仅建党初期党内学习的著作、杂志就有几百本。这之中就包括了铅印的“二大”小册子，“二大”通过的所有正式文件由此被完好保存下来。1950年与1951年，根据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文件精神，上海将该小册子上交中央档案馆。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第一部《党章》在这里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