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载《法学杂志》1995年第2期；5. 《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变革》，载《月旦法学》第14期（1996年6月版）；7.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载《法学家》1996年第2期；8. 《国外规范律师辩护行为的立法与实践》，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2期；9. 《起诉制度的重大变革》，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10. 《集中审理与延期审理之研究》，载《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9月版；11.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诉讼问题研究》，载《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文集——反贪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文版）》，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12. 《更新律师执业观念，完善律师执业制度》，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4期； 14. 《保障〈刑事诉讼法〉正确实施的重要举措——试议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部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载《中国法律》1998年第2期；15. 《略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中的若干问题》，载《法学杂志》1998年第3期；16. 《公诉审查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17. 《西方六国刑事诉讼制度》，载《法制日报》1998年4月25日；18. 《依法治国与刑事诉讼》，载《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9. 《关于建立我国证据规则的思考》，《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20. 《英国对沉默权的限制》，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6月版；21. 《沉默的权利》，载《南方周末》1999年7月30日、8月6日； 22. 《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23.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24. 《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7期；25. 《美最高法院重申“米兰达警告”》，载《检察日报》2000年7月13日第8版；26. 《如实陈述与抗拒从严》，载《广州日报》2000年8月；27. 《诉讼证明概念辨析》，载《检察日报》2000年8月31日第3版；28. 《提起公诉实施问题研究》，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29. 《略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11期；30. 《从起诉效力看刑事审判中的罪名变更》，载《诉讼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1. 《司法鉴定及其规范运作》，载《刑事司法指南》（2001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版；32. 《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33. 《规范我国司法鉴定的思考》，载《检察日报》2001年4月5日第3版；34. 《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比较》，载《检察日报》2001年4月9日第3版；35. 《罪刑法定的程序价值》，载《检察日报》2001年5月8日第3版；36. 《为司法改革切脉》，载《检察日报》2001年6月5日第3版；37. 《诉讼证明：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载《证据学论坛》（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8. 《举证责任的承担》，载《检察日报》2001年11月29日第3版；39. 《主张责任与量刑建议的关系》，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3日第3版；40. 《主张责任的实现》，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6日第3版；41. 《关于举证规则》，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0日第3版；42. 《举证责任的转移、倒置及免证》，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7日第3版；43. 《控方应否承担通知证人出庭责任》，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0日第3版；44. 《证明标准的若干问题》，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4日第3版； 45.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版；46. 《个案监督与审判公正》，载《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学报）》2002年1月刊；47. 《查明 证明 判明》，载《检察日报》2002年1月10日第3版；48. 《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3期；49. 《个案监督研究——兼论人大审判监督的合理取向》，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50.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4期；51.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52. 《综合各种力量解决问题》，载《检察日报》2002年3月1日第3版；53. 《个案监督与审判公正》，载《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54. 《困境与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现象分析》，载《司法公正与律师辩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55. 《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56.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转移》，载《诉讼法学研究》（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7月版；57. 《关于公诉制度的讨论》，载《司法改革报告：检察改革、检察理论与实践专家对话录》，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58. 《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版；59. 《罪刑法定的程序性要素》，载《刑事法评论》（第1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60. 《证据法学三人谈（一）》，《证据学论坛》（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版；61. 《解析“辩诉交易”》，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7日第3版；62. 《“证据展示”面面观》，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3版；63. 《如何看待公诉中的检察一体化》，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3版；64.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载《政法论坛》2002年12期； 65. 《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理念》，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66. 《刑事证明主体新论——基于证明责任的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1期；67. 《司法鉴定的基本属性与制度定位》，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4期；68. 《应审慎推进沉默权》，载《检察日报》2003年3月7日第3版；69. 《证据法学三人谈（二）》，载《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版；70. 《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图景——兼论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普遍性》，载《四川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71. 《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载《法学家眼中的中国法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10月版；72. 《人民才是法律监督的源头活水》，载《检察日报》2003年12月22日第3版； 73. 《证据法学三人谈（三）》，载《证据学论坛》（第7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月版；74. 《中国刑事辩护的困境与出路》，载《“3R”视角下的律师法制建设——中美“律师辩护职能与司法公正”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4月版；75. 《从我国刑事法庭设置看刑事审判构造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76.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对司法鉴定管理的影响》，载《中国司法鉴定》2004年第3期；77. 《“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笔谈》，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78. 《检察官：司法品性和职业素养同等重要》，载《检察日报》2004年10月29日第1版；79. 《执正义权杖 护法制尊严》，载《检察日报》2004年11月7日第1版； 80.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优化——以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81. 《规范司法鉴定程序之立法势在必行》，载《中国司法鉴定》2005年第4期；82. 《关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若干思考》，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3期；83. 《再论诉讼模式转型与证明观念更新》，载《证据学论坛》（第10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0月版；84. 《建构诉讼证明标准是“乌托邦”吗》，载《检察日报》2005年11月29日第3版； 85. 《See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trial structure from China’s criminal courtroom arrangements (tribunal design)》，载《Frontier of Law in China》2006?Volume1?Number2?April；86. 《无罪推定与举证责任问题》，载《山西检察》2006年第2期；87. 《论司法鉴定的诉讼程序立法》，载《中国司法鉴定》2006年第4期；88. 《论我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职权的改革与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89. 《诉审关系论辩——兼论对诉审关系异化的程序性抑制》，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90. 《检察机关没有理由不介入死刑程序》，载《检察日报》2006年4月6日第3版；91. 《公诉案件终有证据标准可资参考》，载《检察日报》2006年6月11日第3版；92. 《保持特色不断创新》，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2期；93. 《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刍议》，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5期；94. 《重构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载《检察日报》2006年10月16日第3版； 95.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展望》，载《中国法律》2007年10月号；96. 《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构成论要》，载《金陵法律评论》2007年春季卷；97.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98. 《论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结构体系的立法完善》，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期；99. 《迈向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学》，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100. 《鉴定机构性质辨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7年第2期；101. 《刑事诉讼中“诉”之辨析》，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8期；102. 《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比较与借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改革路径》，法律出版社2007年4月版；103.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和热点难点问题》，载《人民检察（湖北版）》2007年第12期；104. 《点评“坚持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载《检察日报》2007年9月28日第1版；105. 《人物专访：刑事诉讼中如何实现权力和谐化》，载《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1日第3版；106.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五大热点与难点问题》，载《法制日报》2007年10月14日第2版；107. 《以死刑案件为切入点建立程序制裁机制》，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3期； 108. 《刑事程序法治化的期待》，载《中国司法》2008年第1期；109. 《刑事程序中“诉”的功能思考》，载《刑事法前沿》（第4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110. 《西方司法证明科学的新发展》，载《证据科学》2008年第2期；111. 《行进中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关键词展开——2007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112. 《优化侦查程序中的检警关系》，载《检察日报》2008年2月22日第3版；113. 《抓住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契机 推进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载《诉讼法学研究》2008年6月第13卷；114. 《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4期；115.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检察权的配置》，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116. 《论刑事诉讼中权力的和谐化》，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4期；117. 《陈光中：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领军人》，载《中国审判》2008年第5期；118.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论要》，载《法学》2008年第6期；119. 《论刑事诉讼中权力的和谐化》，载《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与前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7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120. 《对话：侦押分离，打开律师会见之门》，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6月29日第3版；121.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回顾与展望》，载《检察日报》2008年7月17日第3版；122.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载《东方财经》2008年11月；123. 《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以刑事谅解为基础》，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6期；124. 《诉讼模式视角下的证明责任》，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一、检察机关性质及职能
宪法规定是法律监督机关。与政府和法院并称一府两院，均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检察院通过履行侦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支持公诉等法律监督职能，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具体职权包括如下七个方面：
1、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
2、对于直接受理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案件，进行侦查。
3、对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4、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和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5、对于监狱、看守所等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6、对于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提出抗诉。
7、对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提出抗诉。
二、与法院、公安机关的关系
法院是国家专门的审判机关，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在公诉人、辩护人（律师）平等参与基础上依法独立进行审判。未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判，任何人不得被确定为有罪。
公安机关是国家侦查机关，承担发现犯罪事实，收集犯罪证据，缉获犯罪嫌疑人的任务。与检察机关同属控诉一方。
检察机关与法院、公安机关是代表国家参与刑事诉讼的三个机关，他们相互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一起完成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任务。
没有检察机关的公诉，法院不得主动进行审判；没有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公安机关不得逮捕、起诉任何人。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法院诉讼行为进行监督，一旦发现任何违法事件，可以要求改正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三、检察官的权力
什么叫执法权？就是执行法律的权力，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应该履行什么职责，检察机关或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的过程，就是执法的过程。这就是执法权！
如果没有执法权？哪如何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如何履行上述的7大具体职能？最简单的提起公诉的权力，没有检察官，谁来控诉犯罪？让罪犯逍遥法外吗？
如果检察官不严格执法，难道他想起诉谁就起诉谁？同样不行。
所以检察官必须规范执法，一切严格依法行事。
四、检察机关的地位
宪法规定的是“一府二院”。说是独立的，其实不是。
在财政上，工资靠地方发放；在人事上，受上级检察机关与本级地方党委双重领导，当地党委一把手，如区委书记、市委书记不点头，人事调整难，什么科级、处级的岗位编制也在当地的组织部门里掌握着，想动人，必须组织部同意；想添置设备，必须有地方财政的支持；检察官的任命、调级必须经过人大；
总之，人、财、物等等，统统在地方政府党委手里攥着，何来的独立？
五、何谓独立办案
必须明确一个认识，独立办案不是指检察官独立办案，而是指检察机关独立办案。
简易案件，检察官可以独立判断的，当然按正常程序走就是了；如果是疑难复杂的或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必须经过检察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另外，我们是党领导的，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即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时，还要履行党内汇报制度，对科级以上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在立案前要先向当地的党委汇报，如果党委不同意，那……。当然上级检察机关还可以指定管辖，把本地的案件交给异地的检察机关办理，以避开地方保护。
六、上诉与抗诉
对一审判决不服的，当事人与检察机关都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法律上，上诉专指普通的诉讼当事人（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抗诉专指检察机关。意思是一样的，只是检察机关代表的是国家及公共利益。
我们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员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条核心原则！因此为了保证党的领导，检察官会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正常情况下，检察官基本上都是党员。
三、远近结合、统筹规划、软硬并举、注重软件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基本途径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监狱系统共同奋斗的目标和工作重点。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应当遵循五个原则，即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举的原则，尤其要注重软件建设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分层次建设的原则；讲求实效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是从宏观上指导全国监狱系统建设现代化文明的原则，也从微观上为每一个监狱指出了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方向。我个人认为，就每个监狱来讲，远近结合、统筹规划、软硬并举、注重软件是进行“建设”工作的基本途径。每个监狱，都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能畏难不前无所作为，也不能好高鹜远，不切实际，纸上谈兵，要根据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和近期安排，滚动发展，每年办成几件事，这样就能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向着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目标迈进。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从总体上讲包括两个方面，即以监狱设施、技术装备、管理教育设施、生活卫生设施以及生产方面的技术、设备、工艺为内容的硬件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以及监狱人民警察素质、执法水平、管理制度、教育方法、劳动手段、改造效果为内容的软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二者缺一不可。做为监狱领导，必须认识到硬件与软件是辩正统一的，硬件建设搞好了，有利于软件建设；软件建设搞好了可以促进硬件建设二者相辅相成。在指导思想上必须确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如果只抓硬件的物质文明建设显然不是现代化文明监狱，而只抓软件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达不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要求，二者是辩正统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得软硬并举。当然硬件建设是要花钱的，在当前财政和投资保障不能很快到位，多数监狱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在具体实施上，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分清轻重缓急，做出规划逐项分步进行。而且这些建设项目与当地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水平应当相适应，争取一次建成达标避免时过不久又得更新改造，造成二次投资或浪费。软件建设，主要强调监狱人民警察素质、严格执法、科学管理、教育改造措施和方法、改造效果等。从经济角度讲，这些可不花钱或少花钱，在条件尚不具备的单位，可以软件先行，但这决不是说软件好搞，容易达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软件建设比硬件建设更重要，难度更大。司法部提出：“要注重软件建设”、“软件要强”，这不仅说明中国监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软件建设上，同时也有利于克服我们一些同志一味强调物化建设的误解，从而推动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进程。软件需要硬功夫，当前在软件上，要结合贯彻《监狱法》，一条一条地检查自己监狱的工作，凡与《监狱法》相抵触的，应当立即停止；凡不符合《监狱法》的规定的监规制度等，应当及时修改调整。同时要继续发展十多年来我国监管改造工作改革的成功经验，坚持对罪犯实行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继续抓好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完善计分考核、依法奖罚的制度。全面推行三分工作，把防逃、防重大恶性案件、防非正常死亡的各项安全防逃制度和措施落到实处，确保改造秩序的持续稳定。在教育改造工作方面，要加大力度，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办好特殊学校，建设丰富多彩，有益于改造的监区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辅助教育，进一步搞好社会帮教等。通过这些切实使监狱的软件强起来，上一个新水平。这就是现代化文明监狱软件建设实实在在的工作，也能促进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硬件建设，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实实在在的基础工作。参考文献 : 1.吴宗宪 《中国现代化文明监狱研究》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6年8月版2.张秀夫 《中国监狱现代化建设》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论文摘要]：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现代化的监管改造设施和健全的狱政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改造的社会主义监狱。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应当遵循五个原则，即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举，尤其要注重软件建设的原则；分层次创建的原则；分类建设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讲求实效的原则。[1]我国的现代化文明监狱是社会主义的监狱。着意味着它要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监狱工作经验，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词]：现代化 文明 监狱我国的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神圣职责，对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主义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及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明监狱事在必行。一、正确认识、深刻理解贯彻《监狱法》和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关系，是增强现代化文明监狱紧迫感、提高自觉性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颁布施行，是全国监狱机关和全体监狱工作监狱人民警察盼望已久的盛事。《监狱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工作法典，它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决心和法制建设工作的日趋完善，也反映了我国监狱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大趋势，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贯彻《监狱法》与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二者是相互联系互为要求，相辅相成的。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既是贯彻《监狱法》的内在要求，也是贯彻《监狱法》的必然结果，为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尤其是“软件”建设的硬性标准集中体现在《监狱法》的概括规定中，用精练的法律语言表述出来，为监狱工作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提供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这不仅使现代化文明监狱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而且还有利于保障和制约现代化文明建设在法制建设轨道上健康顺利的发展。因此，要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就必须严格 贯彻执行《监狱法》，依法建设是前提，是基础，决不可偏废，这样才能保证准确正确地建设好现代化文明监狱。另一方面，贯彻《监狱法》，严格依法治监，离不开与社会文明相适应的基本物质条件，较好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是监狱依据《监狱法》，发挥刑罚执行机关的职能，落实“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强化三大基本改造手段，完成惩罚和改造基本任务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障，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加强监狱的现代化“硬件”建设。同时随着《监狱法》的贯彻落实，《监狱法》所要求的物质保障体系，尤其是监狱的财政经费、投资保障、资产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必将逐步到位，这也为我们建设现代化文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增强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紧迫感。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警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要有一支过硬的监狱干警队伍。不论是硬件建设，还是软件建设，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通过干警的活动去实现。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是建设好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有力保证。政治坚定是根本，全体监狱干警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队伍各项建设的首位，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善于从政治的高度观察问题，保持清醒头脑，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坚持坚定的思想立场，善于运用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创建工作实践；纪律严明是保证，作为准军事性的司法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没有严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工作就不能顺利进行和保证完成，纪律是执行实践的保证；作风过硬是基础，勤政廉洁，遵纪守法，顾全大局，遇险不惊，沉着镇定，具有独立处理和应付复杂问题的能力，是对监狱人民警察素质的最起码的要求；业务精通是前提，业务素质是监狱人民警察素质的基本素质，包括政治法律水平、职业道德水平和执法水平，只有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才能把创建工作真正地做好，“犯人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但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在没有完成这个艰苦过程的情况下，这些人有许多都是‘饿老虎’，我们的监狱、劳教警察都是‘训虎人’，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咬死、咬伤。”[2]所以做为监狱、劳教警察一定要保证能够做到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这样才可以有效的避免被那些“饿老虎”咬死、咬伤。但是近年来，在少数监狱人民警察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性质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还有不少干警法治观念不强，政治业务素质不高，因此，必须从严管理、从严教育、从严培训、从严要求，不断提高政策水平、执法水平和业务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需要。 同时，还要看到，加强队伍建设也是我们贯彻落实国家经济政策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要加强全党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我们司法行政系统来说，要进一步把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工作推向前进。现代化文明监狱要靠有现代化知识的监狱人民警察去建设，不可能设想用落后的监狱人民警察去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那是不可想象的。再从犯罪率和犯罪性质来看，现在关押的犯人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再加上这几年的“严打”收押的犯人和过去也不一样，暴力犯多，团伙犯罪多，重新犯罪多，改造的难度、保障监狱安全难度也比过去大大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想更好地完成我们所担负的任务，确保监狱的稳定，努力提高罪犯的改好率，降低重新犯罪率，为国家社会稳定做出我们的贡献，要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警素质，抓队伍、促业务，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工作不断地得到提高，才能够保障监狱的稳定，罪犯的改好率才能不断提高，重新犯罪率不断降低。我们才能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保障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顺利进行。要建设好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必须加强监狱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充分发挥监狱党委的核心作用和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通过建立对监狱人民警察的严格考核体系，合理的竞争机制，良好的奖惩机制，实行优胜劣汰的机制，培养和选择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进入监狱各级领导班子，增强领导班子的生机和活力。总之，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整体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组织保证，也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全过程中，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工作的顺利进行。
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监狱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历史新课题，直接关系到监狱的改革、发展与稳定。随着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的不断推进,健全监督机制、构建公正高效行刑环境，实现人力资源平衡互动，是支撑其体制改革的根本以及促进其向前推进的不竭动力。本文就监狱体制改革中的“人力资源”整合谈一些看法，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各级领导及同行的重视和关注。 一、 监狱体制改革中人力资源整合的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全额保障、监企分离、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核心内容的监狱体制改革正按计划进行。强化行刑职能、转移社会职能、分离经济职能，纯化监狱功能的重要措施是深化监狱工作改革，也是体现监狱本质属性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人力资源”是最活跃、最积极、最具主动性的生产要素，是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一）、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体制改革的新时期，实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现代化文明监狱成果，推进监狱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也有利于依法治监，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促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和提高监狱工作整体管理水平。 （二）、人力资源是监狱发展的最基本的组织保障 监狱职能、行刑目标和任务的实现，除了硬件设施以外，主要是依靠监狱的人力资源去执行，依赖于监狱人力资源的技能与潜能去完成。因此十分重视监狱人力资源的研究，认真分析队伍现状，明确工作目标，探索科学的激励机制，是我们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三）、目前监狱人力资源存在的诸多弊端 体制改革，实现监企分离引起的人员分流和身份置换，使传统监狱人力资源的配置、管理暴露出一些更为突出的问题： ⑴、目前监狱工作人员配置不合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对不同岗位的工作专业性要求不明确；二是工作职责太笼统，缺少分工；三是工作标准和要求难以界定，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太宽泛等。 ⑵、监狱内部分配奖惩制度不合理、用人机制不健全、人员使用不科学、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传统观念束缚以及工作环境制约等因素阻碍了人力资源的开发，影响了监狱功能的正常发挥。 ⑶、现有民警综合素质适应不了新形势的变化：一是部分民警只停留在简单纯粹看守性的工作，而对如何矫治罪犯，解决教育改造中的深层次矛盾缺思路、少方法、没措施，致使教育改造工作质量一直上不去；二是部分民警责任意识不够强、缺乏敬业精神。面对社会上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待遇差异，造成心理失衡，产生了消极情绪，缺乏工作热情，以致到岗不到位、到位不尽责，严重阻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三是法治观念淡薄，缺少政治免疫力。在改造与反改造、腐蚀与反腐蚀的风口浪尖上，少数思想觉悟低、意志薄弱的监狱民警面对各种诱惑，逐渐丧失了各种警惕性，站错了位，徇私舞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严重损害监狱警察的形象。 ⑷、监狱工作与社会断层，使得监狱人力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依托和保障。 二、体制改革中人力资源整合的基本思路 人力资源整合是监狱体制改革中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进行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以至形成公正高效的执法机制 （一）、科学规划，合理开发与利用，构建资源整合体系 监狱体制改革必然非常突出监狱的专政职能和教育改造的核心功能，而核心功能的成功到位，关键因素是人才到位。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多维的人才观，盘活现有人力资源；既要重视有所成就的监狱民警，又要关注潜在的人才；既要重视优秀年轻民警，也要重视各个不同年龄层次的民警，发挥人才整体优势，逐步实现人才资源的配置，建立与民警贡献相适应的人才激励机制，鼓励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到监狱参与收益分配，通过肯定其贡献的市场价值来显化和肯定监狱民警的价值。 1、转变传统观念，合理分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新刑罚和法治文明必然要求监狱活动的规范化、专业化。按照现代监狱功能对监狱民警进行科学分类、合理分工是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监狱应当以开放的姿态与社会广泛融合，创造条件让社会团体和公众广泛参与监狱活动，逐步形成由高素质监狱人民警察、监狱机关雇员和社会工作者相结合的教育改造专业队伍。具体地说一是监狱人民警察，负责监管安全、教育改造、罪犯刑罚的执行的相关工作和罪犯的待遇保障，纳入现行公务员制度管理。二是监狱机关雇员，借鉴政府雇员制，按照市场化契约化的概念和做法吸收教育学、精神学、心理学、犯罪学、医学等专业领域和行业的优秀人才为监狱机关服务，从事罪犯教育、心理矫治、思想转化、医疗服务等技术性服务。监狱机关雇员不占用行政编制，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利，但可享受与公务员同等的休假、工伤、抚恤等福利待遇。监狱机关雇员对原来所处的环境领域有着深刻的了解，又求真务实，会把大量的社会信息、技术知识和学术成果带进监狱工作中，既打破了监狱警察为主导的“大公务员机关”模式，又降低了监狱管理成本，提高了教育改造水平，解决了监狱工作人员能进不能出、终身制和不能合理流动的弊病。三是社会工作者，以制度化、系统化的形式规范非政府民间力量参与监狱工作，突破现有社会帮教的可为、可不为、不可为三者界限模糊的状况，并注重由单一的思想教育“看望型”、“安慰型”向给罪犯送知识技术和思想教育并重转变，由单方孤立的社会帮教向社会各阶层各部门多方参与型转变。 2 、健全用人机制，科学管理，激发人力资源内动力 在体制改革中要彻底改变一些束缚监狱人力资源的传统观念，有效革除用人机制中的弊病，注重调查研究，适应形势，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实践中把握几点：⑴、不断创新和完善适宜于人才成长的环境，设法建立本单位内部科学分工和公正评价机制，为民警提供一个适合成长并充满希望的平台，鼓励监狱民警参与与监狱形象和任务有关的个人目标的设定。⑵、改进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理顺奖励升迁机制，实现动态管理机制，用人力资源的一般规律来规范人才选拔工作，实现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化；扩大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规范任前公示制和任职试用期制，同时从根本上打破干部工作神秘化、封闭式运作的做法，改变由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的状况，逐步扩大民主，依靠群众选贤任能。⑶、建立健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加大调整不称职干部的力度，严格淘汰机制，把人才的“出口”打开，“公务员铁饭碗”，其弊端显而易见，平庸者能够在公务员队伍谋得一个职位，就等于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逐月领取“饭票”，不利于竞争。⑷、根据“彼得原理”，在各种组织中，由于习惯于对在某个等级上称职的人员进行晋升提拔，因而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实践中要彻底改变根深蒂固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把部分民警晋升到不称职的岗位上的管理理念。目前在监狱基层，优秀民警通过晋升提拔而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剩下的一批多是年老体弱或者升迁无望导致监狱基层一线执法水平的低循环徘徊。因此，应十分注重对基层民警的培养和提拔，将这些民警安排到可以胜任的岗位，并通过制度创新将竞争和激励机制不断引入，注重培养具有较强潜力的接班人，保证及时补充基层的新鲜血液，在人力资源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潜力。⑸妥善处理新老更替问题。①现实中，在基层一线的监狱人民警察，一旦没有得到职务的晋升，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在50岁左右(有的单位甚至是45岁左右)退居二线养老，而这种年龄，对于绝大多数监狱人民警察来说，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光，但由于许多单位有了这种政策，就使许多基层一线的监狱民警一过40岁，就感到“船到码头，车到站”，丧失了继续奋进的信心，因此要适当延伸老民警的工作舞台。②为了优化年龄、知识、性格等结构，加快新老更替，因此建议把这些退下来的民警尽量向监狱管理中的入监、出监两头倾斜，随着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这两个岗位的工作成了刑罚执行关键性环节，但工作量较之其它平时行刑过程相对轻松。这既可以使老同志发挥经验丰富的优势，突出行刑的“两头”工作，又能够激发工作热情，使其更好地实现其身价值。⑹、在民警的使用上尝试监区党支部对基层民警优势特长的二次分配，设立若干较少、职能较强的岗位，面向基层民警开展竞聘，把交流轮岗、竞聘上岗意识渗透到基层每个民警。 （二）、创新理念，强化教育培训，推动资源长效发展 在改革中要求结合行刑模式和发展趋势，深化人力资源的思路创新，突出教育培训，与时俱进地抓好队伍建设，从法律上和财政预算上强化并分期、分批切实组织好基本素质培训、业务培训、警衔晋升培训、知识更新培训、交叉培训为主要形式的干警轮训，并把培训的立足点从封闭的环境转向到社会上接受培训，把培训重点从准军事化、监管安全、法律法规为导向转向人文技能为导向（能够理解人类的行为、动机、成长和发展的复杂性的监狱民警将会是最成功的教育改造能手）。⑴通过培训必须达到监狱民警对时代要求的变化要敏感并有积极回应的目的，使其更好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来自于适应时代变化需要的监狱工作的挑战；⑵委派条件合格的监狱民警到地方大学学习，开展与其他部门间的参观、交流，组织人员出国考察，甚至是到外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比较研究，熟悉世界其他监狱管理的最新发展成果，吸取先进经验，适应押犯形势和体制改革要求。（3）、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继结合，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当前行刑社会化、开放处遇制等一些新理论运用越来越频繁。在实践中“重具体事务，轻理论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日趋明显，在监狱系统并没有形成一支能够与监狱实践紧密联系的监狱理论研究力量和研究机构，对研究人员的安排多半带有安置的性质，监狱班子成员也鲜见有监狱理论研究出身的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因此，平时要多举办讲习班、多开展经验交流会或者论文（或理论）研讨会，倡导监狱民警尤其是监狱管理人员重视理论研究、创新，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研究和把握监狱工作规律。 （三）、依法治监，健全监督机制，构建公正高效行刑环境 体制改革后的监狱内部设立的纪检、监察等机构并未从监狱分离出来，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行刑执法权、行刑监督权集中于某个行政部门，难以从监狱的影响力中解放出来，因此在实践中必须规范人力资源的执法环境：（1）、要求公正执法水平不断提高，监狱建章立制、规范制度，监狱逐步实现程序化、标准化管理；（2）、要求依法治监理念进一步落实，职业道德水平进一步提高，公正、文明执法成为自觉行动；（3）、监狱多渠道、全方位地执法监督，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监所检察制度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监狱视察委员会进行行刑监督以及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他社会团体以及新闻舆论参与监督，尤其要邀请人民群众参加监督。 （四）、面向社会，实现平衡互动，打造资源共享社会格局 利用体制改革的契机让监狱从神秘、封闭、孤立的境地中走出来，监狱应当积极向社区、团体、学校做演讲，介绍情况，组织民警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组织社区矫正、教育改造、狱政管理、狱内活动等展览，鼓励文学创作力量深入监狱体验、挖掘题材，以期改变公众对监狱的看法，并在其心目中形成良好的印象；积极宣传监狱工作和改造成果，提高监狱透明度，建立一支关心、理解和支持监狱工作的基本力量，利用当地电视台、报社等主流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或者设立如“忏悔录”、“监狱生活”、“狱警手记”等专栏，在广播电台开办如“大墙内的声音”等直播节目，既扩大监狱人民警察的社会影响力和树立执法形象，又配合社会的法制教育，使监狱工作与社会进步同步发展。 在体制改革时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监狱民警社会地位、政治待遇、工作条件、工资待遇、生活福利并通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建议通过立法提高监狱工作人员的法律地位，明确监狱工作人员的待遇、权利问题，增加实质性内容，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切实提高监狱的政治待遇；①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可以借鉴英国内务大臣直接管理监狱，并每年向国会报告监狱工作的管理模式。在我国，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却没有监狱的声音，因此，司法部也应该每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汇报监狱工作，有利于监狱引起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②对监狱机构和级别进行适当的调整，目前一些市属监狱享受副厅级别与省属监狱反差太大，因此建议把部分押犯在万人以上的大型监狱下设的监区调整为分监狱，按副处级配置，既适应押犯规模，又适应提高监狱政治待遇，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③突破民警交流范围，实现监狱领导与地方领导的双向交流，特别是要定期安排一定数量的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张扬和实践现代精神，注重监狱民警的情商培养,是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长期从事基层一线工作的监狱民警，生活圈子狭窄产生孤单寂寞和厌烦的心理，复杂多变的狱情导致紧张的心理，罪犯抗改和违规又使产生焦虑畏惧心理。因此，要十分关心监狱民警的心理健康，关心其精神存在，关心其生活、家庭，体现警察队伍的“人性化”建设；其次，与时俱进，张扬和实践“权利、法治、公正、平等、效率、文明”的现代精神，以此来提高监狱民警的满意度、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三是注重情商培养，关注民警情绪宣泄，提高自控力、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和挫折承受力以及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重视非理性因素的长期积淀，促进人力资源全面、和谐发展。
科举制度是先秦诸子选贤举能思想的社会产物，是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论语·卫灵公》记有孔子关于读书做官的名言：“学也，禄在其中矣。”在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以贤任官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王霸》“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仪，则归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仪，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明确的倡导政权开放，社会阶层上下流动，这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无疑是进步的，科举制度正是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政治付诸实践的结果。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初创于隋，到了唐代，这种政治制度已经日趋完善，成了一种为封建社会选取人才的手段，并且封建 社会的教育紧密结合，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制度的一块坚实的基石。唐代的科举，自唐初经百年演变，至开元年间已日臻完善，唐代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官吏选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与唐朝以前实施过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更能体现任人唯贤，见人为才的相对公平的选士精神，并对唐朝的社会政治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还绵延着整个封建社会。唐代的科举制度对唐朝的政治统治有积极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基础，巩固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两汉的察举制最主要的科目是孝廉，官贵和富豪子弟要占应试者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以家世定品，以门贤入仕，寒门庶士无门路登进，这使得考试的入选面十分有限。选官的范围实际上只限于地主阶级中的头面人物，这种状况，对于统治者取得社会支持，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而科举制度是在士族地主势力逐步衰退，庶族地主势力逐渐上升的情况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冲破了九品中正制设立的门第界限，为庶族地主开辟了入仕之途，使大批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进入士流而登上政治舞台。唐朝初年，特别市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统治的年间，是士庶势力发生更大变化时期，出现了“门第兴替”不常的变化。李肇《唐国史补》载：“张燕公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这一材料乃是庶族势力增强的最好例证。我们还可以从玄宗朝宰相的数字加以说明，玄宗朝宰相三四十人，其中庶族宰相为十八人，占玄宗朝宰相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科举出身的宰相二十三人，占其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在二十三人中，庶族宰相为十四人，占科举宰相的百分之六十，并且玄宗朝的重要宰相如姚崇、宋璟、张说、刘幽求、郭元振、张九龄等人为庶族出身。玄宗以后，庶族地主通过科举途径取得高官的人愈益增加。 但是士族地主并没与因此而被排挤在仕途之外，他们虽然丧失了在魏晋时期的种种特权，然而在经济和文化传统上却仍然粗语优越的地位，他们同样地把科举考试作为其晋身之阶进而跃居高职。唐代科举承杨隋旧制，早在高祖定鼎长安就开始悬禄取士，其考试科目尤以进士科为著，士族为谋求高官以隆显家族，对进士科考试之热情绝不让于寒素。第二，由于科取士，唐朝统治集团上层不断更新，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力量对比也不断变化，士庶势力一消一长，最终引起士庶合流。 唐初，李世民排定《氏族谱》时下诏曰：“···不顺论数世之前，至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其修订的方针是不拘泥于数世之前的士族特权，而是“崇重今朝冠冕”。“官至五品者皆开士流”。这样一来，士族地主在政治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出现了世家大族中“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悬隔”的情况。而庶族出身位至五品者，则可以升入谱限。自此以后，唐代官品的高下之分，便逐渐取代了士庶之分。 由于以官品的高下区分其享受特权的不同，因而唐代知识分子竞趋于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一科。到唐代后期就逐渐产生了一个具有特权的新的户等，即“衣冠户”。衣冠户的正式出现是在唐武宗时期，武宗会昌五年（845）诏：“或因宦游，遂轻土著，户籍既减，征徭难均。江淮客户及逃移规避户税等人，比来虽系两税，并无差役。或本州百姓”，子弟才一沾官及官满后，任住邻州，兼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广置资产，输税全轻，便免诸色差役。其本乡家业渐自典卖，以破户籍。所以正税百姓日减，州县色役减少。从今以后，江淮百姓非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纵因官罢职，居别州居住，亦不称为衣冠户。其差科色役，并同当处百姓流例处分。”这一诏令说明，衣冠户是一种特殊的户等，在经济上有许多特权，而这个阶层中既有原来的士族出身者，又有庶族出身者。衣冠户的产生，无疑是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上官员享有种种特权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士庶合流的必然趋势。第三，唐代科举为唐政府培养了大批的官僚。 根据徐松的《登科记考》，唐代及第进士六千多人，今可考察的有两千余人。据刘海峰的统计，新旧《唐书》有传之官员，除去后妃官宦和宗室、宦官等特殊出身者，及武功出身任武职者，共有官员1383人，而其进士有469人，占总数的40%。唐后期697名官员中进士出身者达344人，占总数的49%。看到唐代的进士科对其文官的培养起到巨大的作用。进士出身的官员操纵了部分政治权利，他们掌握了省、部、寺台（御史台）、府（京兆、河南）各中央机构以及各州县刺史、县令、参军、丞、尉、主薄等地方官职。甚至在玄宗之后，行政系统之外而能影响唐代政治的翰林学士也大都是进士出身者所把持。这批进士出身的人，其升任大都从九品的主薄、丞、尉开始，最后登上高职；而且唐代三百多名宰相，科举出身的宰相数字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不断上升的。通过科举取士，将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利都集中到了中央使得大批士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僚机构形成了一种“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的局面。对于唐代有着重要的贡献，有节气、有学问，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专长并有实干精神的人物，不少都是科举出身，特别是进士一科。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就指出：“国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他列举了房玄龄、郝处俊、来济、上官仪、李玄义、娄师德、张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崇、宋璟、刘幽求、苏环、苏颋、张说、张九龄、张巡、杜黄裳、裴度十九人，其中姚崇、刘幽求、张说三人为制举，其余均为进士科出身，他们有功于唐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又如政治家狄仁杰，理财家刘晏，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思想家刘禹锡、柳宗元都是科举出身的并有卓越才能的人。通过科举制度，唐政府把一些学有专长的地主知识分子不断地吸收到官僚队伍中来，这样就提高了唐代官吏的文化素养，加强了吏治，最终把唐朝建设成为一个雄踞于世界东方的封建大国。总的来说，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一部分的科举制度，在唐代的历史条件下，在这政治上无疑是具有重大积极影响的。科举制度是封建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它在唐代被正式确立，比起两汉的察举制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有极大的优越性，它使得封建国家把官员的选用权集中于中央，以适应于大唐帝国统一的政治局面的需要，科举制度面向地主阶级整体，招徕人才，这说明，科举制度对唐朝的社会政治是起了积极影响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唐朝科举制度它在唐朝后期的发展完善中，出现了许多的弊病，使得对唐朝的文学、政治统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唐朝的社会、政治、文化都是有意义的。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选题方向有治理改革、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
一、治理改革。
1、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2、网络时代（某一特定人群）政治参与相关问题研究。
3、政府政务公开与政府形象（地方治理）（电子政务）（构建透明政府）问题研究。
4、大数据时代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政府形象）（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5、基于智慧政府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行政效率提升的路径研究。
二、城市治理。
1、基于增长联盟的府际治理创新研究——以市为例。
2、城市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市为例。
3、“城中村”政策的历史演变研究——以市为例。
4、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与对策——以市为例。
5、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有效途径。
6、生态城市建设问题研究 。
7、智慧城市发展的整体框架和路径研究。
8、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电子政府研究——以市为例。
三、乡村治理。
1、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改革研究——以村为例。
2、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与构建。
3、我国行政村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市（县）为例。
4、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机制的创新——以县为例。
5、新农村文化建设探索——以市（县）为例。
6、村民“自治”问题研究——以市（县）为例。
7、村务公开制度研究——以市（县）为例
8、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以市（县）为例。
9、大学生村官的培养机制研究——以村为例。
10、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研究——以市（县）为例。
一、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现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完善,国家领导对行政公开制度给予了高度重视,我国公开制度在各级国家机关中逐步建立起来,如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执法公开制度(暂行)中就规定了执法的内容和期限;办事的程序;收费的项目、标准、依据;违反公示行为的处罚规定。公安系统发布了《公安部关于在全国公安机关普遍实行警务公开制度的通知》。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在走向深入。 我国的行政公开制度已经有一定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经形成了以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主持的机关报等大报为核心,以《国务院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人民日报》等定期出版物为依托,以各种形式的法律、法规汇编为补充的法律公告体系。也存在一定的依申请公开的立法。如《行政复议法》第23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供的书面答复、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 实践中的做法主要是通过一些政策对行政公开的内容、形式、监督和评价体系作出规定。政策的共同点主要有: (1)规定公开的主要内容 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公开;办事程序和办事时限公开、承办部门和人员公开、办事结果公开、收费收税公开、廉政规定、监督办法和责任追究公开。 (2)公开的形式根据 公开的内容和公开的范围、对象采用不同的公开形式。如向社会公开,公开的内容主要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化社会传媒;向相关群众公开的内容主要是通过设立办公大厅、印发办事指南(明白卡)、设置公开栏、咨询服务台等形式;对于向单个对象公开的内容则采用通报、信函、回访等形式;向机关内部人员公开的内容,则采用通报会、文件、谈话、专栏等形式。 (3)公开的程序 公开程序的制定采用了我国政策制定的一贯做法。先让各部门拿出公开方案,方案中除了包括相关的职能规定、法律法规、办事标准、办事程序和期限等内容以外,还要规定违反规定的责任追究和处罚措施,以及负责监督实施的机构和方式。 (4)建立公开的监督和评价体系 一般做法是建立政府内部的监督机构,把政务公开列入干部考核的范畴,同时建立外部评价和监督机制,如设立市民投诉中心,定期进行民意调查。 二、我国行政公开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和政策的建立对于推行行政公开制度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对于改善干群关系、提高工作效率、预防和治理腐败有着明显的作用。但是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 (1)缺乏对于行政公开理论的深入研究,将行政公开与相关制度混淆使用 实践中公开制度主要有:政务公开、厂务公开、审务公开、村务公开、街居务公开、立法公开、行政公开。有些人对行政公开的内涵和范围界定不清,在研究中和实务中任意扩大或者缩小行政公开制度的范围、方式。如实践中对于行政公开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最广义说,一切有关公共事项都应该予以公开。广义说,代表性观点有:所谓行政公开,就是指国家权力在其运作过程中,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予以公开,从而使党政机关的所有事物和活动都置于人民的普遍监督和关注之下。狭义说,代表性观点有:所谓行政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一定的形式,依法将有关行政事务的事项向社会公众和特定的人公开,使其参与讨论和决定国家事务、公共事务和公益事务,对行政权实施监督的原则和制度。最狭义说,代表性观点有:行政公开是指政府机关的政务活动除涉及国家安全或国家秘密并由法律规定不得公开的内容外,通过多种形式公之于众。 对比上述观点,可以发现对于行政公开的主体范围和形式存在不同认识。如最广义说中行政公开的主体包括了党、政、军、法院、检察院等各级系统,甚至包括了实行自治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业的厂务公开。而广义说将行政公开的主体范围界定为党政机关,狭义说将行政公开的主体界定为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最狭义说将行政公开的主体界定为政府机关。将行政公开等同于政务公开,或者是将行政公开的范围扩大到村务公开等属于居民自治范围的事项,或者将行政公开的公开范围仅限于行政机关的公开,而忽视了法律、法规及规章授权组织的公开,这样做不利于行政公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2)行政公开具有浓厚的政策性,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行政公开制度一经推出,立即为各地广泛推行,但因其浓厚的政策性,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导致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在行政公开的范围和内容等方面表现出随意性和零散性,难以成为稳定的制度。同时,有的地方片面理解中央领导的讲话,将行政公开的范围局限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只要群众满意就行,而不管行政公开本身的制度建设。这种做法在行政公开制度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应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和做法。这种做法暴露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同时行政公开的推行存在着任意性和持续性,落实未能法制化。由于行政公开主要在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实施,中央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法规对行政公开的事项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行政公开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弹性,行政公开的实施受制于当地领导的认识、权威和创造力,如果领导认识到位,给予高度重视,并有足够的权威推行和协调政务公开,制定有力可行的策略和措施,那么行政公开就能够开展得好,落实得深。反之,行政公开就落实不了,就会流于形式,走过场。这种现象也反映了行政公开制度的浓厚政策性,具有浓厚的“清官意识”和“不确定性。” (3)行政公开的主体范围狭窄 由于中央在建立行政公开制度的初期,曾经指出地方基层政权是行政公开的实施重点,所以当前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公开的过程中,对基层的注意力较多,行政公开的主体主要集中在乡镇级和市县级的政府机关,中央机关和省部级机关基本上处于原来的状态。同时理论界对于行政公开主体也缺乏深入研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行政公开的义务主体,对于行政公开的权利主体的研究较少。当然,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解决透明度问题的需要,相关部级机关也正在拟定相关政策。 (4)行政公开的内容范围狭窄现行制度关于行政公开内容的规定非常不完善,最大的缺点表现在对于除外事项的解释过于宽泛。如对于行政公开的内容一般的界定是“除国家规定保密以外的其他事务”,这样的界定实际上是非常不明确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为例,保守国家秘密法完全偏重于对国家机密的保护,以防范国家机密的外泄为核心。对国家机密的适度开放及开放程序没有明文规定。同时该法将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似乎有对国家秘密的等级分类过多的嫌疑,容易造成国家秘密的泛滥。确定何为国家秘密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国家机关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很容易将国家秘密扩大化,使得在具体实施行政公开的过程中,行政主体往往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向公众提供信息。 因此,在以后的立法中,应该明确何为国家的秘密事项,何为国家机关可以公开的对象,应该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明确公开和秘密的界限。 (5)行政公开的方式简单 行政公开制度中,公开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各种不同的公开方式构成了行政公开的制度多样性。现行制度中多采用主动公开方式和对所有人公开,除此之外,还有依申请公开的方式和对利害关系人的公开。不同的公开方式的公开范围、公开对象、救济途径都是不一样的,应该加以区分。 (6)行政公开的手段落后在现行行政公开制度的手段中,多局限于通过印制小册子、上墙公开、工作流程表等传统媒体方式公开,或者是公开的范围多局限于行政公开主体的组织内部,公众如果需要获得信息,往往需要前往义务主体内部获得信息,这种做法不利于提高行政公开的效率。即使强调了网上政府的概念和网上公开的手段,但网页上的信息或是更新得较慢或是内容狭窄、时间短、随意性大。如笔者曾经登录某直属局网站,网页公开内容中介绍领导人员的章节竟然是其某前任因贪污被判处有期徒刑的领导,网页公开内容的陈旧可见一斑。 (7)对于不予公开的救济手段规定不足 现行制度中,如果义务主体不予公开,最多只是追究内部责任,缺乏对不予公开的法律救济途径。 三、完善行政公开制度的对策 (一)完善行政公开立法,实现行政公开的法制化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行政应该是法治行政,要逐步使法律法规成为行政机关行为的主要合法性依据。如前所述,我国的行政公开制度有政策性强的不足之处,政策作为行政公开制度建立初期的主要依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全国推行行政公开制度并使之更加深入,有必要制定和颁布行政公开方面的法律法规,对行政公开的主体、机构设置、程序、救济途径等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从世界范围看,行政公开制度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制定《信息公开法》、《财产申报法》、《政府采购法》等行政公开方面的特别法,其他程序方面的总则性规定适用《行政程序法》。代表国家有美国和日本;第二种是没有特别法的规定,相关问题规定在《行政程序法》中,代表国家为德国。中国应该在吸取外来经验的基础之上根据中国行政公开的现实情况,制定出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公开立法。在立法安排上,应该先制定《财产申报法》、《政府采购法》、《信息公开法》等特别法、然后在这些法律的基础之上,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二)加强对于行政公开制度内涵的研究 行政公开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企事业组织和公务员依法主动或者依申请将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外的其他事项予以公开的制度。行政公开制度不同于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除了包括行政公开制度以外,还包括其他诸如院务公开、检务公开等公开制度。行政公开制度不同于村务公开制度,因为村务公开制度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因此说我国公开制度是由不同层级的制度组成的。 (三)逐步扩大行政公开的义务 主体范围目前行政公开的主体范围主要集中在各级行政机关中,其中又主要集中在基层行政机关。而实际上行政公开的主体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行政机关,而且应该包括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行政主体,如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组织。在实际推行中,对于行政主体的行政公开,可以采用先以行政机关的行政公开为龙头,取得一定经验后再行扩大到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组织。 (四)深入研究行政公开的公开方式 根据公开方式的不同,行政公开可以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根据公开对象的不同,行政公开可以分为对所有人公开和对利害关系人的公开;根据公开的地点不同,可以将之分为公报的公开、阅览室的公开、复制的公开;根据收费与否,可以分为免费的公开和收费的公开。在我国,行政公开的主要形式是行政主体主动公开,缺乏对于依申请公开的详细规定和深入研究,从而影响了行政公开的效果,因此,我们应该加强行政公开方式的多样化,增加依申请公开的规定和对利害关系人公开的规定。 1、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主动 公开是指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义务主动将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有关情况登载在有关报纸上、公报上或者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主动公开有关情况的一种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是指权利主体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条件向负有公开信息义务机关和工作人员请求公开某项情报的方式。 2、对所有人公开和对利害关系人公开 对所有人公开就是公开的对象是国家的全体公民、组织,没有资格上的限制。而对利害关系人公开就是公开的对象仅限于和公开的资料、信息、消息有利害关系的特定人。在对所有的人公开的方式中,行政主体公开的对象是国家的全体公民、组织,没有资格上的限制,而对利害关系人公开的对象仅限于与公开的资料、信息、消息有利害关系的人。如《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这是公开的范围仅限于当事人。《行政复议法》第23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供的书面答复、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这时的公开范围仅限于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行政复议第三人。我国澳门地区行政程序法第60条(利害关系人之资讯权)规定:如私人有所请求,有权取得由行政当局提供与其中直接利害关系之行政程序进行情况之资讯,并有权获知对该程序作出之确定性决定。《瑞士行政程序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权就本身之案件,向原处分官署或该官署所指定之邦之官署所在地,请求阅览卷宗。由此可见,前者的范围远大于后者的范围。这也是这两种公开方式最大的区别。 (五)扩大行政公开的范围 行政公开的范围是行政公开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世界各国对于行政公开的范围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一种是列举行政公开的事项;一种是采用概括式加排除式的规定。首先概括规定行政主体的信息应该予以公开,然后再采用排除式的规定例外事项,例外事项一般为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美国情报自由法采用第一种立法例。具体如下:第一,规定行政机关在原则上应主动积极对任何人公开行政机关所掌握的情报、资料;第二,对免除公开事项(exemptions),规定了具有可行性的标准,取代了旧法中的含糊不清的规定;第三,行政主体对拒绝公开负举证责任,行政主体必须向行政裁判机构或者法院证明拒绝行为符合法定的不予公开标准。同时,还应该注意对于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公开范围问题和不予公开的诉讼。 因此,我国行政公开对于公开内容可以采用概括式和列举式模式: (1)行政主体应当公开的内容 ①行政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②行政主体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办事规则;③行政主体的相关工作人员的录用、考核、奖惩、任免以及相当级别公务员的收入;④行政主体的财产收支要公开;⑤行政执法依据、程序、过程、认定事实、救济途径等;⑥其他重大行政事项以及决策过程。 (2)不予公开的内容 ①国家秘密;②商业秘密;③个人隐私。 (3)行政主体对不予公开的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六)建立和完善行政公开制度的救济制度 根据有权利有救济的法律原理,行政公开制度应该有救济程序的保障。在现代国家的行政公开制度中,普遍建立了行政公开的法律救济原则。申请救济的人一般有两种,要求反对公开的任何反对公开的利害关系人。根据申请人获取救济原则,当申请人的请求权遭到了国家机关的不当否决时①,或者是利害关系人认为申请人的请求构成了对自己的损害②,有权获得救济,可以向行政机关或者法院提起情报公开的诉讼。③对于救济制度的规定,各国有不同的立法情况,有的国家采用“穷尽行政救济”的原则和相对人选择原则。 我国现行的行政公开制度中对于权利主体的救济权利规定得比较粗糙,在大多数的关于行政公开制度的规定中没有规定权利主体有获得救济的权利。因此,在以后的制度中,不仅要赋予当事人查阅卷宗的权利,课予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布有关资料的义务,而且要赋予当事人就行政公开享有的行政救济权,直到请求司法审查权。 如可以通过扩大解释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将不予公开的行为纳入受案范围。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根据此项规定,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即可以向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论证相对人向行政机关提起公开行政机关掌握的资料、情报的请求时遭到的拒绝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的公开行政机关资料、情报的请求,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是行政机关的义务,行政机关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相对人的请求予以回应。行政机关的拒绝是影响相对人的权利的一种具体措施,该具体措施针对的对象是请求公开行政机关情报的申请人,拒绝的后果直接影响到相对人自身的合法权利或者利益。 因此,相对人可以依据行政复议的该项规定向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同样道理,对于行政复议机关拒绝复议或者相对人对于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或者相对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对人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改一下就行了
村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篇2 浅析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完善对基层行政管理的积极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学生“村官”从无到有,再到快速发展,经历了长时间的积累发展过程。四川省选派大学毕业生到村工作始于1999年,当时主要是各地自行挑选部分大学生到村工作。2005年,四川省正式启动“一村一居一大学生”计划,并主要结合“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和“社工人才百人”计划,选派部分大学生到村(社区)工作。 一、大学生“村官”制度的现状 大学生“村官”是指由政府部门正式发文、筛选的专科以上学历应届或往届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或其他“两委”职务的工作者。然而大学生“村官”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大学生“村官”思想不稳定。大学生“村官”虽人在农村,但心系城市,没有做好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思想准备。第二,大学生“村官”流失严重。大学生“村官”一般服务完两年就离开农村。截至2007年,四川省大学生“村官”的流失率高达70%以上,特别是条件艰苦的民族地区几乎留不住人才。第三,大学生“村官”实践能力不足。很多大学生村官从事的大多是文秘工作,与农民的接触甚少,缺乏处理农村事务的实践经验。第四,农村社会对大学生“村官”的认同感不足。农民对于大学生“村官”是否有能力替自己办事持怀疑态度。 二、基于大学生“村官”制度现状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上述不可忽视的问题。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一)大学生“村官”的选聘机制不健全 目前大学生“村官”的选拔主要看考试,只要笔试,面试通过就可以了,这样就使得很多把“村官”视为人生跳板的大学生混入该队伍,而他们进入这个队伍后,就忙着复习考公务员或研究生,没有把精力放在推动基层民主行政的进程上。而那些真正想服务农村的大学生可能因为考试分数不够而被拒之门外。当前大学生“村官”的选聘机制无法识别虚情假意者和真情奉献者,使得大学生“村官”队伍鱼目混杂,这也是导致大学生“村官”队伍思想不稳的原因之一。 (二)大学生“村官”的待遇水平不高 现在,大学生“村官”的待遇并不高,比如,四川省规定选聘到村任职的大学生干部,研究生每月补助1500元,本科生每月补助1100元,专科生每月补助900元(民族地区每月分别增加200元)。这样的补助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在目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时期就显得更少了。很多大学毕业生是冲着考公务员或研究生可以加分的政策去的,借助村官这一跳板,考取功名。 (三)大学生“村官”的培训体系未形成 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初出茅庐,阅历甚浅。很多地方在大学生“村官”上任前组织集体培训,此后在工作过程中就没有定期的培训,只有岗前培训,没有岗中培训,对于工作过程中的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样会造成大学生村官被“放养”,得不到有效的指导和培训,更别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对于基层民主行政的作用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大学生“村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提高基层行政管 理民主化的人才资源。因此要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以促进农村基层民主行政的 发展。 (一)完善大学生“村官”选聘机制,有助于优化基层行政 管理的人才队伍 我们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完善大学生“村官”的选聘机制。可以在选聘中通过延长服务农村年限,签订服务 合同等方式来区分滥竽充数者和真情实意者,以此来净化大学生“村官”队伍。选聘思想坚定的大学生,有 助于优化基层行政管理的人才队伍,使农村干部的结构更加年轻化。通过大学生“村官”的创新才能,影响农村干部的思维,共同致力于提高基层的行政管理水平。 (二)完善大学生“村官”激励机制,有助于留住基层农村的行政管理人才 完善激励机制,对于大学生村官队伍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麦格雷戈曾提出X理论和Y理论,认为人既是理性的 经济人,也是复杂的 社会人,要使人的价值效用最大化,就必须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为此,首先要改善大学生“村官”的经济待遇。如果大学生“村官”的待遇跟当地公务员的待遇一样,那么就能留住广大人才。其次,要明确大学生“村官”的 政治待遇。如四川遂宁市就从大学生村官中采取直选方式产生村支部书记,使村级党 组织班子更加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此外该市还将通过从大学生“村官”中定向公选副科级领导干部、公开考录乡镇公务员、事业人员等多种方式留住人才。 (三)完善大学生“村官”培训机制,有助于解决基层农村干群对立矛盾 地方政府要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岗前培训和岗中培训。如可以开展人大相关知识的培训,大学生“村官”一方面可以把培训的相关知识传达给广大农民,使农民了解国家的最新政策。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也可以用自己所学影响农村干部的陈旧观点,提高农村干部对政策的领悟力与执行力。同时,农民权利意识的提升,反过来又会制约农村干部权力的过大,使村干部把村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进而有助于解决农村干群对立的矛盾。 (四)完善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的良性互动交流机制,有助于推动农村民主制度建设 大学生“村官”要对事关基层选举 工作的法律法规进行宣传,让群众“零距离”接触人大制度。此外,还可以采取每周随机到村民家中谈心的形式,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只有形成村官与村民间的良性互动交流机制,才能共同推进农村民主制度建设。具体而言,第一,对于推动农村民主管理水平而言。大学生“村官”可以通过知识影响农村干部的固有办事作风,提升其民主管理的意识。第二,对于推动农村民主决策水平而言。大学生村官通过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使村民积极参与农村决策,保证村级民主决策符合村民利益。第三,对于推动农村民主监督水平而言。大学生“村官”可以通过完善村务公开的机制,让村民获得更快速真实的村务信息,同时加强村民对村务的监督力度,促进基层民主行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人学版社,1998. [3]张晓梅.中国农村入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M].中国 农业出版社,2005. [4]许文兴.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5][美]戴维.罗森布洛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猜你喜欢： 1. 农村行政毕业论文 2. 村级行政管理论文 3. 乡镇行政管理论文 4. 关于农村行政管理论文 5. 行政管理专业论文范文 6. 有关基层行政管理论文
法院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困难及对策摘要：在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的浪潮中，各地法院要怎样努力才能进一步扩大法院文化建设的成果，真正立足本地实际、借鉴经验、革故鼎新，发挥特色，把本地区法院的文化建设抓实抓好，从而真正打造好“法院文化”这一品牌，形成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的大格局？本文试总结出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共同存在的两点宏观不足和八点具体困难，并给出提纲式的对策，以期对各地法院文化建设有所裨益。关键字：法院文化 不足 困难 对策 当前，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全国法院各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各地法院的文化呈现如火如荼之势。在这种形势之下，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投身到法院文化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如河南巩义、山东东营、上海等地，尤其是地处边疆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值得借鉴。但是，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与当前迅猛发展的形势，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有的法院对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有力的组织领导；有的法院文化建设缺乏主动，内容老套，毫无新意；有的法院对文化建设消极对待、引导不力…… 从总体上看，全国法院的文化建设还缺乏必要的统筹规划，缺乏整体推进的意识，还处在各自为阵，法院文化建设如何多管齐下，突破“瓶颈”，值得我们的理论和实务界深思。一、当前全国法院文化建设面临的两点宏观不足 谈到个体法院文化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就必须从全国法院文化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谈到，只有从宏观上对法院文化建设有一个总的认识，才能够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现象出现。笔者认为，当前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困难。历史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真正的法院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封建文明的国家，创造了丰富的中华文明和华夏文化，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也缺失现代法治的历史渊源和积淀，到清王朝覆灭时，我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法院，法院文化更是虚无飘渺。人治社会、儒家文化的浸染让中国的法院文化在历史的尘埃中喑哑无语。虽然建国后尤其是我国“以法治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略的适时提出，为法院文化建设铺设了快车道，但是由于时间短、任务重以及当前外来思潮冲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法院文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现实的困难主要来自法院内部：法院文化产生的土壤是法院，脱离了法院和法官来探究法院文化的不足，其结果必然是试图在沙滩上建盖坚固的大厦。首先，从法院的管理体制行政化问题上讲，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实行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行政化管理体制。法官的管理仍然带有很浓的行政色彩，姑且不论庭室领导的指令所蕴涵的强制物语权，单是法官的审判职称的评定与行政职务挂钩这一点，就值得质疑。在我国上下级法官遴选制度尚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一名基层法院法官如果不担任行政职务，那么直到其退休也只能是一级法官。而直接进入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工作的年轻法官由于所处法院授予的行政职级的不同，可能很短的时间就能达到更高的法官等级。试想，在一个千军万马挤行政职务这一“独木桥”的法院，要试图让法官保持一个超脱、平和的心态来参与法院文化建设和司法精神的塑造必然是困难的。其次，从司法地方化的角度来看。由于地方行政掌控了法院的财物核拨等重要权限，法院乃至法官的切身利益与地方利益就有了割舍不掉的牵扯，出现了法院很大限度依赖地方行政的危险。正是这种危险，导致全国各地出现了地方政府给法院分配招商引资指标、抽调法院法官参加计划生育、烤烟生产等工作等怪现状。再次，从法官的非职业化角度来说，法官之所以为法官，即是这一职业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遗憾的是，法官的非职业化现象仍然比比皆是：虽然《法官法》实施已整整十年，但是法官的审判津贴仍可望不可及，实践中收入落后于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公务员；法官职业保障并未得到真正落实，法官在办案时稍有理解偏差，就会有很大的职业风险，例如广东法院的法官莫兆军被追究一案。法官的职业保障不到位，待遇的偏低，风险大，不足以使社会产生对法院的认同感，不足以形成法官职业本身的尊荣感，不足以吸引优秀的法律人才到法院工作，也就不足以产生我们期待以久的体现法律、法院、法官精神的优秀法院文化。 二、法院文化建设面临的八大具体困难及对策 问题一：重物质文化建设，轻精神文化建设。 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院的物质文化建设搞得轰轰烈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加大审判法庭的建设、购置新的办公设备，更新公务用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法院物质建设的落后现象。但是，很多法院正是在忙于改善物质条件的同时，却忽视了法院的精神文化这一“软实力”的建设，没有深刻认识到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精神是“花瓶效应”，是“务虚工程”，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引下，部分法院的法院文化建设了无踪迹，造成法院、法官主流文化和精神的缺失。 对策：法院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是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判者，难以想象没有法院文化和法治理念的法院如何肩负起司法为民这一神圣职责。为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个法院可以参照山东东营、上海等地文化建设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为自己所用。在另一个方面，同样是地处西部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法院文化建设的大潮中，积极整合资源，形成整体合力，从而达到法院文化建设的整体推进。云南高院的主要做法是：从整体上策划一个法院文化建设方案，由高级人民法院牵头，成立云南省法院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将各级法院的文化建设拟定一个实施纲要，指派各级法院由一名院领导具体负责，将法院物质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实施法院建设物质与精神的良性互动，用外在动力对全省法院文化建设进行助跑，在短短大半年时间里，取得了《以法律的名义》专题片、《云南高院赋》等一系列成果，掀起了全省范围的文化建设高潮，完成在西部法院文化建设的系统性领跑和推进。 问题二：法官业绩考评的不科学、不合理 现象：当前，部分法院法官的业绩考评缺乏一个科学化、系统化的评价标准，法官的考核依然是按照公务员考核的“德、能、勤、绩、廉”标准，但是在实际中，由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完全按照公务员考核的标准，还不能适应法院的工作考核效应甚至容易流于形式。这种考核标准，导致部分法官对无法不能对自己进行一个正确的定位，也不利于法院对法官进行一个正确的评价，而这种情况对法院文化的直接影响是法官对法院文化没有积极性，缺乏基于法官尊荣感、自豪感而产生的原动力。对策：当前，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法院的法官都面临一个问题，这就是收入相对较低，工作压力大。要注意法院考评机制的量化和细化，将传统的“人管人”机制相“制度管人”的机制发展；要引导和培养法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要从肯定评价的前提定位出发激励法官崇德敬业；要改“相马”为“赛马”，大胆奖励那些公正廉洁、司法为民的、将法院文化精髓贯穿于日常工作中的法官，从而激发广大法官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同时，西部地区法院又有其特殊性，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例如云南宁蒗等地有的地方办一个案件要步行一个星期），单纯用公务员考核标准或者要求象发达地区法官一样用结案数等指标来考虑是不现实的。西部法官业绩的考评应当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但是又要与本地实践结合，积极建立一套符合本地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职业色彩的考评机制。问题三：没有明确具体的法院文化建设方向和目标 现象：明确法院文化的目标和方向，是法院文化的发展的前提。法院文化的建设毫无目标，没有法院文化的科学定位，导致法院文化建设的随心所欲和盲目混乱。 对策：当前，放眼全国法院文化建设成效明显的法院，无一不是确定了明确发展目标。具体体现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总结出本院的预案训和院赋，并在此前提条件下在指定具体的发展措施。如河南巩义市人民法院提出了“忠诚、公正、奉献；厚德、清廉；自律”的院训。中国广大地区同样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的深厚和广大法官对法律的奉献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宝藏。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从法律、法院、法官的角度出发，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广大法官无私奉献、公平高效的精神品质和群体精神，从而提炼出具有本地法院特色的法院文化目标，总结出溶汇着本地法院、法官热情的院训和院赋。 问题四：法院文化建设还没有形成合力，长效机制尚未形成 现象：当前各地法院文化建设还存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还存在文化建设只是政治宣传、综合行政部门重视而审判业务部门不重视的现象。法院文化建设还不能做到多个部门形成合力，全体法官共同参与、长效建设机制共同构建的良好现象。审判人员中“合力”的文化建设意识还比较淡薄，认为只要把案件质量把好就是万能的错误思想还在占有很大市场。 对策：各省高院可以考虑组织一次专门的教育培训活动，以引起全省法官的广泛关注。各级法院党组要做到充分动员，保证做到法院全员参与先进法院文化建设。法院党组应当承担起领导职责，充分发挥干部管理部门、教育培训机构、调研宣传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党团组织的职能作用，发挥资深法官和高学历人员的智力优势和资源优势，群策群力，使法院文化建设形成人员、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从而进一步构建起法院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 问题五：法院的学习宣传行政化、会议化和单一化 现象：法院的学习宣传是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部分法院的宣传学习仍然停留在读读文件、开开例行会议等传统的学习教育方面。这种方式的行政化、会议化和单一化，很难充分调动广大法官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热情，而这种方式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将我们寄予极高期望的法院文化建设流于形式。 对策：学习宣传是靠职业化、理性化、德性化内在心理主动勃发并促进升华的。为此，我们的法院文化建设在宣传教育这一问题上，还要注意到：法官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丰富的情感，我们不能将法官这一丰富的群体局限在僵化死板的模式中。所以，我们的法院文化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要做的有血有肉、生动活泼，学习可以是经典阅读、电影观看、摄影采风、法官沙龙、法官博客的方式，前两年被称为法制类影视精品的《大法官》，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人物形象鲜活，事迹生动感人。总之，要从广大法官最关心的问题着眼，从最贴心的事情入手，要最大限度地寓教于乐，最大限度地激发法官群体的活力，让他们变法院文化建设的被动为主动。 问题六：法院文化和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 现象：由于社会公众的整体素质、法院文化工作本身的缺位等复杂因素，法院的文化建设同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现象，在偏远地区尤为突出，很多群众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连法院本身的组成、职能等都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至于更高层次的认识更是无从说起。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因为历史、物质等条件的限制，导致公众素质的不足，但是这毕竟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凸现了当前法院文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 对策：法院文化本身除了内部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法院文化的外部特色。所以，除了通过司法活动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法官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质外，我们还要注重用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展示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各地的法院文化成为当地精神的代表。如可以采取巡回开庭、定期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沟通，邀请市民参观法院文化建设等方式，使社会公众了解法院工作、支持法院审判并最终树立法治理念。 问题七：法官的综合素质离先进文化法院的要求还较远 现象：先进的法院文化建设，必然要求有高素质的法官群体，由于条件限制，部分法院法官的综合素质离先进法院文化的要求还较远。具体表现在：各级尤其是西部法院的法官学历层次还不高，法官断层现象相当严重，部分基层偏远的法院甚至出现只有几名法官的现象；由于待遇偏低，许多大学毕业生不愿到艰苦的法院工作，在职的工作人员通过司法考试，相当一部分选择跳槽做收入较高的律师职业等，导致法院人才的大量流失；在职的部分法官有相当部分是部队转业、特殊时期招工招干进入法院，缺乏法律职业背景；法官续职培训的机会较少，法律专业知识陈旧，其他领域的知识更是少得可怜，凭经验办案的人员大有人在。如此等等，形成法院文化建设的“瓶颈”问题。对策：法院文化要抓好，法官的整体素质不容忽视，因为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为此，应当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制定政策，鼓励法院法官积极提高整体素质。如：加大对中、基层法院的投入，改善法官待遇，畅通进人、出人的渠道，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法院工作；加大培训力度，使法官培训系统化、深入化和制度化；鼓励法官积极参加学历考试和其他领域知识的学习；建立法官的逐级遴选制度，使这一方式成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制度；要以法律事业感召人，用法院的情感吸引人，用法院领导的人格魅力感动人。 问题八：部分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程度较弱 现象：由于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落后的经济形势，导致了部分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程度较弱。由于信息资源的缺乏，一些法院的相当部分法官还停留在“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的落后状态。许多法院没有开通互联网，相当部分的法官不懂电脑的运用，甚至在西部偏远的法院，连电视的收看都还成问题，这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对给拓宽法官的视野、增加法官的知识积累的要求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也与法院文化建设的与时俱进的要求格格不入。 对策：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法官的素质势在必行。各地法院要积极争取资金，加大法院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力进行信息化建设。如：开通互联网，实现法院内部的三级联网；积极利用网络、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等媒介，拓宽广大法官的视野；建设好法院网等法院的对外网站，将法官的注意力充分吸引到上面来；定期和先进法院进行信息的交流。总之，要在创造条件的前提下，让东西部法院法官充分享受到同样的优势资源，从而提高自身素质，达到法院文化所蕴含的要求。总之，面对建设全国一流的法院文化的目标，我们相信：只要各地法院法官齐心协力，对症下药，法院文化建设必将大有作为，打造出彰显本地法院精神特质和现代司法理念的法院文化，建设者辛勤的汗水，一定会在中国这片神奇土地上浇灌出法院文化的灿烂之花！
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是由法官创造和建立起来的，法官承担着传承和创造法律的重任，因此，专业化及博学是成为法官的前提条件。在英美国家，对法科学生的要求非常高，不仅仅要求他们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而且要求必须接受过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多门学科的训练。法官来源于律师，要想成为法官，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律科学知识、包括认识、判断、推理案件、辩论等诸能力在内的良好的认知水平，以及广博的社会学知识。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司法程序研究专家查菲所说的那样，在普通法国家，为了预测一个未来的法官的行为，最好看看他图书室里的藏书，而不是看他事务所里的诉讼委托人名单。英美法官非常注重经验，以判例形式表现的普通法，其本身就是司法经验的积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基于其知识背景、训练方法、法律思维方式的一致，英美法系的法官凝聚并形成一个“解释的共同体”。同时，借助特定的概念、逻辑推理形式，形成了司法的“方法论自治”。英国早在1701年即在《王位继承法》中规定法官只要行为良好便可终身任职。在英国，法官是终身职务，只有在违反正当行为原则并在上下两院共同要求下才能由国王予以免职。被任命为法官的人服务的年龄可以达到七十或七十五岁，实际上要比政府官员所允许的年龄限度高出十年。在七十五岁之前成为高级法院法官的许多人可以任职到更高的年龄。在美国，汉密尔顿曾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对确保司法独立来说，除了终身任职之外，没有什么比将对其与持以固定的条文明确下来更起作用了。”这种思想在美国宪法中有所反映，美国宪法第3条第1款明确规定，“最高法院与低级法院之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至于法官的待遇，“先于大陆各国形成的对法官优厚的物质待遇，成为英美法各国的传统”。在英国，法官的薪俸非常优厚，大法官的年薪与首相一样。由于各级法官之间的待遇相差并不大，经济利益方面的刺激和诱惑很小，法官对升迁并无多大的兴趣。在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相同，总体而言“法官的薪俸优厚，如果在高一级的法院任职，还会配有秘书和研究助手”。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以简洁、惜墨如金著称的《美国宪法》甚至对法官的“俸金于任期内不得减少”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英美国家任命法官对候选人的资历要求非常高。从14世纪开始，英国所有各级法院的法官都从出庭律师中产生，而高等法院的法官更是几乎全部从杰出的出庭律师中产生。即，英国法官必须从英国4个律师公会的成员即出庭律师中任命。一般来说，担任地方法院法官(不含治安法官)必须有不少于7年的出庭律师资历；担任高等法院的法官必须有15年以上的出庭律师或两年以上的高等法院法官的资历。高级法官基本上都在大学，而且是名牌大学中接受过法律基础教育，他们的父辈的职业基本上都属于资产阶级。因此，可以说，“英国的司法的主干是由少数精英所支撑的”。1963年，对100名英国高级法官中所作的一个调查的结果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法官遴选制度本身便说明经验是衡量是否授予法官资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法官在从事这一职业以前，大约要有15年到20年职业律师的经历，有近三分之一的法官在担任法官之前具有检察官的经历。实际上，在美国“大多数法官又是律师，具有法学学位和职业律师的经验是成为一名法官最普遍的资格要求”。而能否出任法官，则取决于律师执业中的成功、在律师同行中的声望以及政治影响等诸多考量因素。另外、在英美国家，由于诉讼中奉行的是当事人主义，法官处于消极中立的地位，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法官群体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行业的职业性格。两位英国法学家在其著作中曾描述了一个英国人眼中的法官：“头戴假发，身着长袍，面无表情的法官刻板无味地宣告某个被告做了不应做的事情”。美国学者约翰小努南曾比较了普通法国家历史上几位最伟大的法官，即布莱克顿、马歇尔、霍姆斯、卡多佐、布兰代斯等，他总结出这些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仅以公正无私著称，而且以简朴的生活方式而著称。据此，他认为，法官应当追求简朴的生活方式。按照科特威尔的看法，法官这种职业往往“被看作是超脱狭隘自身利益的”，法官应当在社会交往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孤独性”。而流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谚语“一个公正的法官是一个冷冷的中立者”更是形象地道出了法官超然的个性。 鉴于法官代表司法权独立审判的重要性，现今世界上多数宪政国家会将有关法官的职权行使，薪俸、地位的保障以及任免限制直接规范在国家宪法内，尤其是积极避免审判涉入政治，或是政治干涉审判，以昭公信。在一些国家，对于法官的装扮有着特殊要求，以表示法官在法庭上地位的特殊性，及协助审判庭上的人员容易做出身分上的辨别。法官独立执行国家审判权时，不因其判决有瑕疵而遭受指控，而且其判决不能由法官自行任意改判；因判决而遭受不利益之人，仅能透过上诉寻求救济。
最高院遴选主要是为了提高进入检察官队伍的入门资格条件和标准,从而精心挑选出那些不仅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能,而且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法律素养的人员,这对检察官职业化的形成意义重大。关于最高院遴选好考吗，可以参照以下内容。随着目前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逐步落实,全国各地陆续初步建立了以检察官、法官、遴选委员会为重要特征的检察院遴选制度。该遴选制度是建立高效、公正检察制度的基础,因此该考试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么关于检察院遴选考什么，则需要对检察院遴选的体系进行深入了解。 此类考试的主要形式是采取闭卷的方式，重点考察分析制作法律文书等实际操作能力、归纳争议、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焦点等。试卷内容分为职务犯罪侦查、刑事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三种类型，因此，参加考试人员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试题进行作答。考试成绩最终合格者，可以参加入额考核。要注意，一般考试成绩合格的有效期为三年。考核对象一般为具有检察员以上的法律职务人员和笔试成绩为合格的助理检察员，同时会由各级院按照省院制定的考核标准，对考核对象参加遴选的前三年司法办案和检察业务工作业绩进行考核。 在进入入额遴选的程序后，需要对该人员就前三年的德、能、勤、绩、廉等情况，提交书面述职报告。同时，要对考核对象的政治素质、廉洁自律、职业道德、职业素养等也会进行考核评价。其中，政治素质、职业素养由所在院的政治部（处）提交评价意见。现正在综合管理部门的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则主要需要考核参加遴选前三年完成工作职责和任务的具体情况。而司法办案岗位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主要考核在遴选前三年独立承办或者参与办理的案件达到一定的数量，具体办案数要由所在院根据实际的情况确定。同时，考生自选一定数量所办案件卷宗，考核案件审查、适用法律以及文书制作等办案的质量情况。廉洁自律、职业道德由所在院的纪检监察部门提交具体评价意见。对考核对象的处理和办案检察业务的工作能力，也应当充分听取分管院的领导以及所在部门干警的评价。关于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则根据案件监管、案件评查、质量考核等情况，需要对案件质量和效率作出评价。最后，还需要组织或参与制定检察业务规范性文件、研究课题、司法案例、调研报告等情况。 检察官遴选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而最高院遴选好考吗，则需要结合我国检察官遴选制度的运行现状与总体要求进行针对性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的找到所需的重点。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对宋代监察制度进行综合评价？第一,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的重要性.宋朝皇帝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得建设,懂得以权力制约权力之道 行政监察制度的运作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权力的相互制衡.以监察权制衡相权,以相权制约监察权,两者之间的权力最终在皇权手中得到平衡,这样皇权专制得以延续,从而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当前得社会形势下,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得顺利进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现行的行政监察体制.为此,首先是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第二,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确保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监察机关的相对独立,是宋代御史在监察运作机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为了维护皇权,限制官权,防止大臣们犯上作乱、贪赃枉法. 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同时,不断调整和完善行政监察体制,使监察机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由皇帝亲自控制所有监察活动这样为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避免了行政系统对监察系统的控制,从而使行政监察活动免受行政官员的干涉,有利于行政监察效能的更好发挥.第三,形成严密的监察机构体系要全面发挥监察机构的作用,必须建立起严密的监察体系.借鉴宋朝历史经验,监察机构形成了一种以御史台或都察院为主体的多层次 多元化的网络严密的全方位监察体制.因此,我国在设置监察机构时,要把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一般监察机构和专门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长设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相结合,特别是要发挥出专门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的作用同时也要避免因机构设置过多带来的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1.宋朝监察制度的建立历史背景原因在宋代之前，门阀贵族是主宰中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庶族文士只能在皇权和门阀贵族势力的夹缝间艰难生存，难有作为。唐末五代中原陷入了长久的战乱之中，军阀之间的混战虽然从根本上摧毁了门阀贵族的势力，但是在纷扰的乱世间，武力决定一切，于是武夫们纷纷拥兵自重，跨州带郡，窥视神器。而文士们往往成为武夫的附庸，处境颇为尴尬。公元960年宋朝兴起之后，宋王朝统治者吸取了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对于武人怀有很深的警惕之心，并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加以防范，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在宋代帝王看来，最坏的文臣不过只是贪赃枉法，弄权营私而已，可是最坏的武臣却可能会夺人天下再想到自己祖先建国时的经历，让君主们不寒而栗。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建立了一套以御史台为中心的监察制度，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并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谏言环境。2. 强化专制皇权的内在需求国家设置官僚的目的在理论上是为了让他们为君主服务，为天下苍生服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官员在口口声声报答君恩，不负苍生的宣誓下，却显然更愿意相互服务，虽然他们之间并非没有权力上的斗争和牵扯，但是倘若一旦整体的利益受到侵犯，即使这种侵犯来自君主，也往往遭到官僚集团的集体反对，因此对于君主而言，官僚集团这种自成派系的倾向是其挥之不去的梦魇，倘若官僚集团中恰恰又出现了足以左右舆论，深孚人望的强势者那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糟糕因此，代表最高权力的君主不得不持续长久地从事“反对官僚扩张其私人利益的斗争”3. 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家思想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他的依赖程度也愈大。为了统合帝国，维系王朝的需要，历代君主无不尊崇儒学，以儒学治天下。儒学中有大量的关于“忠”这一概念的阐释和强调，但是即使是“忠”这一概念也决非意味着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对于士大夫官僚集团而言，“忠”不是一种“仅强加于他们自己的片面义务”。事实上，皇帝在接受臣下的尽忠之时，也负有分清忠臣和奸臣的义务，即所谓“亲贤臣，远小人”，“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同时，儒学通过将忠这一概念的道德化，将谏诤直言等行为定义为“忠”，君主对这一概念必须接受，承认做出如此行为的人是忠臣。在宋代，从皇帝到官僚都谙熟孔孟之道，因此要建立一套制度给与不同层级人都可以“尽忠”，即皇帝可以广纳谏，臣民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宋朝的行政监察制度相对完善，并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严密监察网络，其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对现在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研究宋朝行政监察制度的内容，分析其建立的原因并提炼出其对当今的借鉴之处 [关键字] 宋朝 行政监察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宋朝是上承隋唐下启明清的一个封建朝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此由繁荣的高峰逐步走向晚期的标志，由于宋朝是结束了数百年的大分裂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专制政权，因此，改革政治，强化政权，是北宋政治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反映在行政监督制度上，必然是皇帝对监督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 一、宋朝行政监察制度的主要内容 1.中央的行政监察机构。 宋代的监察机关沿袭唐制，设御史台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在官职设置上，御史大夫由于官高因此并不实授，通常只作为加官授予朝臣，用以表彰其功绩或勤勉，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了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掌判台政。 御史台下分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置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在分工上，侍御史在元丰改制前例兼知杂事的差任，以御史台副长官的身份，辅佐御史中丞处理台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