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在使用，只是没有北方丝绸之路名声响亮。
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国南方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南方丝绸之路的早期通道如何打开，目前难以考证。据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的丝绸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远及欧洲。
南方丝绸之路总长有大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它以四川宜宾为起点，经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
主要路线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老国际通道，它和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也是富于盛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
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已开通，古代中国在西南方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它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
名称由来
早在古代，《史记》就记载了中、印、阿富汗的经济文化交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也提到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四川）”。
季羡林教授的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德国雅各比在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报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考第亚所著书，说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学术界认为这些丝织品来自中国四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任乃强、邓少琴等曾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强又于20世纪80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年代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童恩正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港台学者桑秀云、饶宗颐、云南学者方国瑜、陈茜、张增祺，均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进行了研究。最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对南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巴蜀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明显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形成时间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四川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丝绸织锦自古称奇。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史前时期“蚕神”嫘祖的后代、古蜀王蚕丛在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引发了巴蜀丝绸的兴起。到商周时代，成都的丝绸制作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蜀都赋》称，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这说明，可能在商代，中国已经同印度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史记》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到印度出售，再转口贸易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均出土大量来自缅、印的象牙，还出土了数千枚来自印度洋和南海的海贝。这些外来文化因素集结在像三星堆和成都金沙这样的大型都城和区域中心内，说明商代南方丝绸之路已发挥了中国西南与南亚地区贸易的功能。
南丝路的研究从1980年代逐步开始形成风气，出版发行的研究论著和一系列学术活动、宣传报道，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其中明显的印度地区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于是提出南丝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段渝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早于曾由季羡林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纪，向达所提公元前5世纪，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纪，日本藤田丰八所提公元前11世纪等说法。
南丝路研究在学术界达到了多方面的共识，认为这是一条以商贸为主的多功能道路，国内的起点是成都，开辟年代在先秦。
蜀身毒道
《史记》载：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 ），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欲与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张骞于建元二年行至陇西，经过匈奴控制区域，被俘，十三年后，元朔三年（前126 ）张骞历尽艰辛辗转回到长安，虽没有达到出使大月支联合抗击匈奴的目的，但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成功的。张骞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 ，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据大夏人告之购自身毒（今印度），张骞推测在大汉的西南方有一条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国转而至大夏。《后汉书》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 。在此以前，汉代还完全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通道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这就是蜀身毒道。而此时此道还不是官道，仅为民间商道。汉武帝意欲通过同大宛、康居、月氏、身毒和安息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以期彻底孤立匈奴，便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几次派人到滇国，希冀打通通往大夏的通道。汉使到达滇池区域十多年间，一直未能打通前往身毒国的道路，受到滇国周围部族的抵抗。在元封二年汉武帝派出兵力强行开道，大将郭昌于“元封二年（前109 ），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迫使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令复率其民。汉武帝苦心打通“身毒道”，历经挫折后，终于获得成功。从此结束了云南割据一方的历史，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也正式打通了通往缅甸、印度的通道，南方丝绸之路由此进入史册，就此拉开丝绸之路的文明进程。
中国于1950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部份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当年已存在。
方国瑜先生从战国楚墓出土的“料珠两件”中推断，此类物品应是从蜀身毒道由印度传来，古道最迟于公元前4世纪已开通 。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2），汉使张骞向汉武帝报告时就已推断蜀身毒道的存在。季羡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也谈到了“蜀身毒道”：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此道与长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该道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枢纽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考庇利耶的《政事论》记载：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支那成捆的丝”，而季羡林先生解释成此为“来自中国成捆的丝”。他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认为：“中国内地的丝织品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
一条成熟的通道形成往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在形成规模通道以前，民间一定相应存在了一些较为方便的交通网络遍布各乡村小镇，尤其当两端之间存在有必要的交换物资时，路途通道也就应运而生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网状的乡村线路就会演变为商道，尤其是在官府的投入下会演变成为官道。发端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蜀身毒道”不是没有可能，随着考古发现的推进，时间还在前移。
在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中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经缅甸的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亲敦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 ”说明此时该通道已非常成熟，运输品种多为奇货珍宝，交易终端远达欧洲，为南方发展贸易经济提供了较为便捷的条件。《三国志》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永昌是东汉初设置的郡县，为今日之保山地区一带，《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其边界与缅甸接壤，时至今日任然是云南通往外界的门户，从疆域来看那时整个伊洛瓦底江上游属于哀牢国（古哀牢国内接巴蜀，外壤缅甸、印度，是中国与印度经济文化的连接地带），即后来的上缅甸部分属于永昌辖地。“永昌出异物”，说明那时已有来自于缅甸、印度甚至于大秦（古罗马）的异域商品，西南商道已经出现。
南方丝绸之路既是民间商道，同时又是使节往来、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文化通道，还是与中央王朝得以维系上下关系的政治通道。
西南是中国毗邻周边国家最多、边境线最长的省区之一。南方丝绸之路跨越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四省区，沿途有江川河流、高山峻岭，在云南境内海拔从米到6740米，经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元江（红河）和南盘江（珠江）六大水系；翻越乌蒙山、高黎贡山、横断山、哀牢山、无量山等山系。气候变化巨大，境内有七个气候类型。由于地形复杂和垂直高差大等原因，气候垂直变化差异明显。在这条通道上过去以马帮运输为主，在一天之间赶马人和马队有如经历一年四季，看似烂熳传奇，但对人的生理考验却到了极限，没有强大的适应体能则无法跨越险峻的高山深流。
南方丝绸之路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成为一条纵贯东西南北的大通道，道路不断延伸，如网状遍及周围各地，它是从古至今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丝绸、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与内地的物资交易。曾经繁荣兴盛的南方丝绸之路同样也遭遇了不可逆转的挑战，道路改道，南方丝绸之路逐渐被214、317、318国道、铁路甚至航线所取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南方丝绸之路逐渐沉寂，只有为数较少的村寨之间还有少量使用。
汉朝时期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
公元前126年，在外漂泊13年的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西域的情报，促使武帝大破匈奴。同时张骞还汇报说，在汉帝国西南可能有一条途经身毒（今印度）的秘道，通往大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消息引起了汉武帝高度重视，于是派出4路人马前往探索，却被藏在深山峻岭中的当地部族阻挡。其中一路幸运来到滇池。滇王热情款待了远方来客，并留他们一住就是十来年。其间帮助他们西行，却为昆明人所阻，终未能完成对身毒的探险。
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由来。中国于1950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部份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当年已存在。
唐朝时期
新唐书·艺文志>记有地理学家贾耽所著的《皇华四达记》书名，全书已失，原七道只剩下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通天竺道和七：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了唐代由中国经交州、广州通西域、印度，远至巴格达的通路：
1. 安南-交趾-太平-峰州-南田-忠城-多利州-朱贵州-丹棠州-古涌步-汤泉州-曲江-剑南-通海镇-安宁故城-灵南城-白崖城-蒙舍城-龙尾城-太和城-永昌郡-诸葛亮城-悉利城-骠国-黑山-东天竺-伽罗都河-奔那伐檀那-中天竺-恒河-摩格陀
2. 诸葛亮城-腾充城-丽水城-龙泉水-安西城-弥诺江-大秦婆罗门国-大岭-
最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对南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茶马古道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以商贸交易为主的通道，最早应是中国丝绸的输出。据唐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记载，在运输的物资中还包含了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而来自康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流散到滇、川等地。
随着此道物资的转运，从最早开始的土特产品到丝织品的发展，到唐宋以后，茶叶贸易份额加大，因此茶马贸易逐渐加重份额，古道上茶叶、马匹成为交易的重心，茶马交易成为贸易的象征。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输出，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上的市场繁荣，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到了唐宋时期，茶饮大量传播至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及吐蕃藏区，尤其是茶叶被藏族同胞大量接受后，西南商道则更多以茶叶、马匹等贸易为主，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兄弟民族饮用而得名。如此，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滇川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随着马帮转运，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形成了一条以茶马贸易为代表性的商道，即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首先是与茶有关，其次是与马有关。云南盛产云南马，该马种素有体质结实、短小精悍、运动灵活、善登山越岭、长途持久劳役、耐粗饲、有良好的适应性等特点，受到中原战略物资的青睐。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蛮马出西南诸番……大理马为西南番之最。”蛮马和大理马都是当时滇马的别称。明代设军马场于永胜县。宋代以来，滇马仍不断向省外输出。事实上，茶马贸易是对整个西南贸易的统称，茶、马则是贸易的象征性物质，行走的古道也称之为茶马古道。
从近现代的资料反映来看，茶叶、马匹贸易利润并不那么可观，但这与茶在另一端藏区或是西北游牧民族居住区域的特殊地位有关。茶在此间区域是稀缺的物资，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而马却是中原重要战略物资，为得到马匹这一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自宋以来逐步设立完善了茶马司，茶马成为国家管控物资，以此羁縻地方势力，因此形成了“茶马互市”，达到统治者“以茶治边”“以茶驭蕃”的目的。中央王朝在西南成都、广西、云南等地设立了规模较大的马市，在茶区又推行了榷茶制，以保证这些物资的顺利管控，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意图，茶马司也成为帝国的隐喻。作为商家可以从中谋利，不必担忧商品的出售，这就意味着两地物资贸易有了足够的保障，因此茶马在整个贸易份额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是交易的中介，也是灵魂之所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南方丝绸之路上逐渐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南丝路再一次以运输货物为标志也被称为茶马古道。
随着时代发展，在古道上转运的物资一直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转运土特产到后来的丝绸，从唐宋以后，茶逐渐进入该道，当然这时期也包括有丝绸、布匹、马匹、盐、土特产品、药材等等商品，其中茶、马是较为重要的输出和购进的物资，这些物资连接着两端的贸易，也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中国西南地区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线性文化遗产。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开始致力于茶马古道的认定，木霁弘、陈保亚等专家学者对滇藏、川藏古代马帮行走路线进行了学术考察，在一路探察后，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在随后的学术研究、推介中得到了普遍认可，茶马古道被确认。
2000年以后茶马古道随着普洱茶的声名鹊起在几年间起起落落，2001年西藏昌都率先推出关于茶马古道的旅游品牌，并联合茶马古道上的甘孜、香格里拉联手组织了“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邀请到了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民族学、历史学、藏学、地质学、动植物学、旅游生态等学科开展了广泛的讨论，达成了共识：
第一、茶马古道主要穿行于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唐宋以来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
第二、茶马古道是西南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历史见证，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
第三、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险峻的驿道，部分路段还在运行；
第四、茶马古道沿线拥有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东亚植物区的核心地带；
第五、茶马古道的研究和旅游开发对沿线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次会议召开后，人们对茶马古道有了全面的认知，无论对其开展研究还是发展旅游休闲度假经济，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5年普洱茶热初见端倪，随着普洱茶热，茶马古道也随之再度受到关注。2007年后文物部门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云南、四川、西藏等省区都专门设立了茶马古道调查研究专题，进一步摸清了茶马古道的走向、线路、分布、相关文物遗迹和周边环境风貌等情况，为下一步文化保护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历史价值
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内接中原，外联南亚、东南亚，是佛教南传、藏传，本土宗教的交汇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杂居交错的民族聚落，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从文化线路上来说，这些区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定义的“藏彝走廊”地带，也是王铭铭教授“三圈说”的“中间圈”区域。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处于中央版图边缘地带，一方面跨境而居，与当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无，语言上交流通畅；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遥远的王权管控远达于此，在政令上畅通有效，儒学传统文化远播于此，通过人员交流、物品交换，在上下一体的秩序中，核心、中间、海外三圈间文化出现了上下纵横勾连。处于“中间圈”地带上少数民族是主体，但长期与汉族杂居交融，贸易的终点又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范围内，构成了“边缘”与“中心”的互动。
南方丝绸之路是多国、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和、排斥和吸收，是混合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特产。它对外来文化既没有照搬、移植或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本土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复合文化。转运于不同时空中的丝绸、茶马，一路适应、融合，最后移植生根，在不断地适应中变迁，不断的创造再生，将圈内圈外的文化勾连融合，浑然一体。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四川和云南考古发现的来自西亚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
西方考古发现，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5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织法与四川丝绸相同。埃及和欧洲考古发现的中国丝绸，与中国考古发现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因素，两者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发生、发展年代上吻合。
西方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来自古蜀地的产品。由此可知，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北非埃及，这条路线正是中国丝绸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西传的交通线。古代巴蜀丝绸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丰富了印度、中亚、西亚、北亚和欧洲文明的内容，而这条因丝绸传播而形成的线路，不仅对中国早期西南地区的经贸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的经贸繁荣也有较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南方丝绸之路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显示，自夏、商时羌系民族便经青藏高原的东缘（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区迁移，此后这种民族大迁移络绎不绝，到战国时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达到高潮。这些迁移的民族不单到达西南夷地区，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及南亚的东部地区。民族的迁移打通了沟通南北的交通通道，促进了文化交融。
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上是世界性的，它具备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这种创造性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放精神的必然产物，沿线文化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族群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现，是该线路民族文化的标志，是整体性的象征。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已渐渐转型为象征精神，马帮终将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彻底消逝，沿线旅游、博物馆，茶叶交易新市场等，无不是以茶马文化为内核的发展开拓，而这些也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继续传承和发。
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唐代时坊市分离，设东西两市于长安，专人管理定时开关。到了宋代，坊市的界限被打破，也不再有时间的约束，另外，在村镇中也出现了一些市。宋代的跨国贸易更加兴隆，泉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外贸业，造船业发达。
（16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构想，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外交战略和中国国家战略。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汉代丝绸之路与宋代丝绸之路
（汉代）
（宋代）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图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丝绸之路比汉朝有了哪些新发展？分析宋代海上丝路繁荣的原因。（8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从背景与影响两个角度分析新航路与中国丝路的不同。（6分）
材料三 亚欧大陆桥
（3）综合以上材料和问题，结合当今经济发展趋势，谈谈你对丝绸之路的认识。（2分）
（1）发展：到达范围更广，中国商品远销东亚、南亚、西亚、东欧、北非；贸易渠道增加，海上商运发展迅速；唐宋以来，瓷器成为外销重要商品，因此也被称为“瓷路”。（4分）
原因：北方战乱，陆上丝路受阻；经济重心南移；造船技术进步、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瓷器成为主要的外贸商品，需要稳而运载量大的承载工具；政府重视，海外贸易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4分，任意2点）
（2）背景：新航路的基础是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丝路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发展；（2分）
影响：新航路促进西欧社会转型，由封建向近代过渡，丝路没有；新航路促进西欧原始积累，给亚非拉带来灾难，丝路双方受益；对于世界一体化来说，丝路交往有限，新航路打破隔绝状态，推动世界成为整体。（任意2点，4分）
（3）认识：古代丝绸之路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顺应了东西方商贸往来的需求，为欧亚文明的交流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欧亚空间的深度整合与合作，迫切需要构建新的丝绸之路 。（2分）
【解析】
试题分析：（1）本题主要考察学生的读图能力。从汉朝到宋朝，随着时间的变迁，丝绸之路到达的范围更广，从图二可以看出中国商品远销东亚、南亚、西亚、东欧、北非；贸易渠道增加，海上商运发展迅速；结合所学知识，唐宋以来，瓷器成为外销重要商品，因此也被称为“瓷路”。 宋代海上丝路繁荣的原因，要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把握好这一时期的阶段特征分析。政治上北方战乱，陆上丝路受阻；经济重心南移；造船技术进步、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瓷器成为主要的外贸商品，需要稳而运载量大的承载工具；政府重视，海外贸易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
（2）关于新航路与中国丝路背景，主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回答。新航路的基础是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丝路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发展；关于新航路与中国丝路产生的不同影响，主要是考察学生的比较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可以从政治、社会、经济和世界的几个方面寻找比较点。新航路促进西欧社会转型，由封建向近代过渡，丝路没有；新航路促进西欧原始积累，给亚非拉带来灾难，丝路双方受益；对于世界一体化来说，丝路交往有限，新航路打破隔绝状态，推动世界成为整体。
（3）关于历史认识要结合材料中新航路与中国丝路在历史上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来回答，“当今经济发展趋势”，要注意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经济一体化。古代丝绸之路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顺应了东西方商贸往来的需求，为欧亚文明的交流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欧亚空间的深度整合与合作，迫切需要构建新的丝绸之路 。
考点：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手工业的进步·丝绸之路；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新航路的开辟·影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影响；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 自宋代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和四川成为丝绸主要产区，海外贸易进一步繁荣。据史籍记载，印度、罗马、东南亚、东非等50多个国家的海船常常直接到中国南方各地采购丝绸。 宋代的造船技术已经相当发达，此时已经发明指南针并用于航海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宋代的巨大沉船，命名为“南海一号”，这是一艘远洋货船，据初步探测，整船装载文物约有五万到八万件，相当于一个省级博物馆藏品的总量，船体巨大，其运载能力是沙漠之舟的骆驼所无法比拟的。当时的大船有的长达五六十米。这艘沉船的发现，展示了茫天沧海，帆影重重的海上丝绸之路昔日的繁华与沧桑。 当时的贸易方式，一种为“朝贡贸易”，即外国商人以呈献当地物产为主，宋王朝以回赠丝绸等贵重物产作为答谢，回赠的价值往往远远超过贡物的价值。朝贡贸易的地区，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另一种为“市舶贸易”，即正式的交易，宋朝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州），秀州（今嘉兴）、温州、江阴、密州（今山东诸城）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政府征收商税，并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出口物资也是丝绸（此外陶瓷和茶叶也很多），当时的海港以扬州、泉州和广州最为繁荣，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区大力发展蚕丝生产。直航路线也越来越远，从南洋到印度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东非海岸。这主要得益于当时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而且海运也比陆运省钱。
我也要写这个。我觉得，文化交流之路比较好写。但是我也写不来，无从下手。
中国古人的智慧，现在人根本理解不了！中国古代搞的贸易都是侵略性的贸易！ 中国需要什么，外国就进贡什么，生产什么，完全控制了海外小国的生产。而中国呢，即使生产制造大国，也是需求大国。任何国家也控制不了中国的市场。反而中国可以控制世界！建议lz从这方面写，绝对一句惊人！
是南宋还是北宋啊，个人觉得第一个好写，因为宋代商品贸易十分发达，宋代做为一个并不太强的朝代为了巩固统治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持一种支持的态度。可不可以从这条路子写：1 宋代发展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此引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2 举几个例子写宋代海外贸易的具体内容和带来的巨大收益，比如高宗年间那个人（叫啥我忘了）他借高宗一船的货物然后下海，回来带回来十船。3 再写写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对宋代经济的巨大影响，现在很多人不多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诞生在南宋年间吗我想这就够了。我很喜欢历史，而且我还生活在宋都（也就是开封啦）第一次如此认真的回答，希望采纳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 自宋代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和四川成为丝绸主要产区，海外贸易进一步繁荣。据史籍记载，印度、罗马、东南亚、东非等50多个国家的海船常常直接到中国南方各地采购丝绸。 宋代的造船技术已经相当发达，此时已经发明指南针并用于航海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宋代的巨大沉船，命名为“南海一号”，这是一艘远洋货船，据初步探测，整船装载文物约有五万到八万件，相当于一个省级博物馆藏品的总量，船体巨大，其运载能力是沙漠之舟的骆驼所无法比拟的。当时的大船有的长达五六十米。这艘沉船的发现，展示了茫天沧海，帆影重重的海上丝绸之路昔日的繁华与沧桑。 当时的贸易方式，一种为“朝贡贸易”，即外国商人以呈献当地物产为主，宋王朝以回赠丝绸等贵重物产作为答谢，回赠的价值往往远远超过贡物的价值。朝贡贸易的地区，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另一种为“市舶贸易”，即正式的交易，宋朝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州），秀州（今嘉兴）、温州、江阴、密州（今山东诸城）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政府征收商税，并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出口物资也是丝绸（此外陶瓷和茶叶也很多），当时的海港以扬州、泉州和广州最为繁荣，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区大力发展蚕丝生产。直航路线也越来越远，从南洋到印度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东非海岸。这主要得益于当时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而且海运也比陆运省钱。
是南宋还是北宋啊，个人觉得第一个好写，因为宋代商品贸易十分发达，宋代做为一个并不太强的朝代为了巩固统治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持一种支持的态度。可不可以从这条路子写：1 宋代发展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此引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2 举几个例子写宋代海外贸易的具体内容和带来的巨大收益，比如高宗年间那个人（叫啥我忘了）他借高宗一船的货物然后下海，回来带回来十船。3 再写写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对宋代经济的巨大影响，现在很多人不多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诞生在南宋年间吗我想这就够了。我很喜欢历史，而且我还生活在宋都（也就是开封啦）第一次如此认真的回答，希望采纳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 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 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你写错了，应该是1500字吧
可从“南海Ⅰ号”出土看到宋朝繁华的交通 梦回宋朝：繁华之都——“南海Ⅰ号”的那个年代 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称帝，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海I号”这艘沉没于840多年前的船，恰好承载着宋高宗失落故国的叹息。她依然完好的巨大船身上，镂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而数以万计的器物，从海底带出南宋王朝黎民生活的背影、工商百业的繁盛、海洋文明的兴盛与没落。 因为中原失落，战事频仍，国库难继，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他组建舰队，改善港口，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中国进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贸易刺激着国内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大量奢侈品进口，却也使金、银、铜钱流出海外。国内钱币越来越少，国计民生难以为继，战事挥霍引发苛捐杂税——尾大难掉，一个王朝因而没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从此如同沉船，需要在千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起航。 海外贸易：广州曾是中国代称 “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航楼云。”——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9，形容广州城市形象如同一艘“大舶”。 据专家考证，“南海I号”满载着金、银、铁、瓷器等生活用品，其中有类似阿拉伯手抓饭时使用的“喇叭口”瓷盘，还发现了眼镜蛇骨骸，专家推测为船上曾住有阿拉伯、印度商人，眼镜蛇为其饲养的宠物。专家推测，“南海I号”是一艘驶往西亚的大型商船。 北宋时期，广州、泉州、杭州三路都已设立了市舶司，类似如今的海关，还开辟了往返印度洋的航线，只用3个月时间。到南宋初期，“三方惟广最盛”；广州市舶司的海上贸易收入，仍然是“倍于他路”。毕衍《中书备对》里记载说，明州(今宁波)、杭州两港口收购了一批乳香，共5376斤，广州则一次就收了348，673斤，占总数的98％强。 简单地说，广州那时就是一特大的商品集散地，是全世界的“广交会”。由于声名远播，盛极一时，唐宋来华的印度商人甚至以广州作为中国的代称。唐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支那国》条注曰“支那即广州也”；赞宁《高僧传》则说：“印度俗呼广府(广州)为‘支那’”。 当时的“广交会”都有些什么东西呢？根据《宋会要稿》记载，广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金、银、铅、锡等五金原料和瓷器、丝绸、布帛等手工业品，进口的则主要是奢侈消费品，香料、药物、镶牙、犀角、珊瑚。 总之，是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而且进口奢侈品的数量，从北宋到南宋，只有增多，没有减少。官吏和有钱人一点也不把劳动人民的钱当钱，南宋时期，每年购入奢侈品花掉的钱，竟占去南宋年度财政总收入的1／20。 宋代广州的贪官也借这些买卖发了财。他们发财的手法，大部分跟现在的贪官差不多。一是“呈祥”，通俗说就是“收回扣”，外国货船一到，先得拿些好的送给官员。 再有就是在阅货时接受“馈赠”，亦即“受贿”。也就是在抽查检验商品时，你给我钱多，我给你定个一级品；给得少，定个合格；没给，对不起，不得销售。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就是说你这货不行，得低价卖给政府，甚至没收充公。 有的官员还不满足于“分利”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行动，跟现在很多领导爱在煤矿参股一样，借助手里能批条子，自己开起公司，私营海外贸易。 私营海外贸易玩得最大的恐怕要数南宋初与岳飞一同被解除兵权的大将张俊。《鹤林玉露》记载，张俊有天看到一个退伍老兵睡在后院，就问他，懒成这样，干嘛呢，会不会干点什么？老兵说他会做生意。问，会做多大的生意呢？回答说是“百万不行，五十万是可以的”。于是他就造了一艘大船，买来一百多个能歌善舞的美女，再买些零落绸缎，奇珍古玩，出海而去。一年后，他回来了，说自己是冒充“大宋回易使”，用美女换名马，以绫锦奇玩换珠犀香药，获利几十倍。 要说宋朝没钱，他是一个将全国财富都盘剥到手的政权；要说他有钱，他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乃至几乎不能维持其运转。海外贸易的兴衰，正是南宋矛盾的缩影。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总结的：“南宋政府，所以取于民者如此，其民乌得而不困，其国亦乌得而不亡！” 瓷器：风靡世界 “宋瓷成群，举国罕见。……惜哉！彩云易散，宝瓷易碎。洋人巧弄译笔，瓷器代称中国。南宋，乃狼主爪中之釉瓶……” ——《遂宁赋》魏明伦 “南海I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南海I号”上出水的瓷器连呼惊叹：“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对比明清时期华丽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被不少瓷器爱好者们奉为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宋代各地烧瓷名窑迭出，官窑首屈一指。宋徽宗登基在河南禹州神垕镇建立钧瓷官窑，专门为皇宫烧造花盆、盆奁等陈设贡瓷。在他的主持下，钧瓷表面烧制出异常奇丽、变幻无常的线条，由于后人难以仿制，故有“钧瓷无双”之说。 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其精美绝伦，遂以“景德镇”之名久久风行。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能工巧匠纷纷赶赴景德镇，带来了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迅速发展。宋代，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将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对外贸易的港口附近出现了不少瓷窑，如“南海I号”上发现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瓷器等就是当年著名的外销瓷。考古学家曾在磁灶窑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宋代，广东瓷业进入一个空前的兴旺期，出现了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等著名窑场，计有窑址80多处，年产瓷器达亿件，比唐代增加近22倍。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有专家称，目前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宋瓷，大部分都是当年广州的外贸商品。 随着宋瓷的光芒远播海外，外国人对宋瓷趋之若鹜。在国外，宋瓷的使用成为阶级和身份的象征，甚至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俗。据记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宋瓷输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用上了精美实用的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如今在印尼国家博物馆，还依然摆放有许多产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从“南海I号”上出水的胭脂盒和胭脂瓶。“南海I号”上出水的宋代青白瓷。 海船：世界之冠 “蕃舶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百里，千百人之命，直系于一舵。”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专家告诉记者，“南海I号”之所以采用整体打捞的方案，很大一个原因在“古沉船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考古信息”。由于此前出土的宋代沉船大多破损、残缺，“南海I号”出水后，较为完整的船体将可能为专家破解大量宋代造船术、航海术的谜团。 从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船舶开始取代波斯、大食、印度、昆仑等外国海舶，逐渐控制印度洋的海上霸权。面对北方好战民族的侵袭、围困，宋朝发展出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高峰。 宋廷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了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宋高宗更是亲自寻求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向波斯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商业霸权挑战。南宋时期，中国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直接将阿拉伯人手中的海上贸易掌控权争夺过来。 一般的宋代远洋商务船平均30米长，10米宽，可载百余吨货物、60余名水手；而最大的船可载300吨以上的货物外加500、600人。对比前朝，宋船的设计更显气魄、规模，船体更加巍峨，装修更为华美。宋船头小，船底变窄有如刀锋一般在海上乘风破浪，船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面对狂风巨浪仍然能稳若磐石。宋船还设计了密封隔水舱，配备小船救生艇。 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有这样的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观指南针。”据考证，宋代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特别是广州地区的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时间最晚不迟于11世纪末。当年，广州港外海面上千帆竞过的巨大舶船都配备了指南针导航。宋人糅合了唐人、阿拉伯人的占星术，一起用于远洋航海。宋人还利用发达的天文、地理知识绘制出了初步的航海图。宋钦宗时，徐竞奉使高丽，就曾将所经岛屿绘成了地图。 “一舟数百人，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面对茫茫大海、无限航期，宋船上装载美酒、养猪，鲜肉与醇酒成为宋人海上生活的一大乐事。 宋代遣使出洋的情景蔚为壮观，有官方特别制造的巨型海船“神舟”并雇用民间的大型海船“客舟”尾随，洋洋洒洒数海里。宋神宗曾派臣往聘高丽，命人在明州建了两艘大海舶。两艘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到达高丽后，高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巨船，“倾城耸观、欢呼出迎”……因此，宋船当时颇具国际盛誉。 宋船模型生活：有点奢华 “碧睛蛮婢头蒙布，黑面胡儿耳带环。几处楼台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围山。” ——宋·丘濬《赠五羊太守》 鎏金腰带、精美化妆盒，这些从南海I号出水的生活用品，将800多年前古人生活神秘的面纱掀起了一角。 一千年前的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居民，一千年前的宋人，生活其实很奢华。 今天的人买辆“本田”基本就是高级白领。那时的林冲，放在今天，说不定还不爱坐高级写字楼，他买一把刀，就用了差不多20万元。 《水浒传》中写林冲买刀一段如下： 林冲接在手内，同智深看了，吃了一惊，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 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 讨价还价，最后以一千贯成交。一贯为一千文铜钱，一文铜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毛5到2毛，一贯钱就是150元到200元人民币，一千贯可不就是15万元—20万元人民币。 宋朝商业高度发达，所以公务员工资也比较高。北宋时，国家财政收入中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计，则一年纳税商品交易额即达8亿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也就是说1041年至1048年，全国每人年商品贸易收入就超过了1000元人民币。 司马光在《训简示康》一文中叹道：“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做点小生意也穿名牌，农民也穿意大利皮鞋，这说明，宋人生活确实小资。 宋代的娱乐业分得更明确，大致分为了“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宋代的“妓”，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她们基本是才貌双全，琴棋书画造诣深的，又数“官妓”最为人仰慕，她们品貌、学识、才智和艺术趣味都出众超群，基本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广州当时虽然比不上首都汴京，但怎么说，也是大中城市，而且是一个异域风情浓厚的大中城市，一片中外文化交融的盛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较丰富。 唐宋广州聚居大量外国人，唐时据说有10多万。岳飞的儿子岳霖曾任广州地方官，岳霖儿子岳珂到广州来旅游时，四处交游，经常去外国人聚居区泡。他得出一条经验，外国商人中以蒲姓商人为身价最高，生活奢华。绍兴元年(1131年)，大食商人蒲亚里进了一次货，全是象牙、犀牛角这样的奢侈品，结果广州市舶司一下子还买不起，还得分期付款，然后拍卖一半货物，才能把蒲亚里的本钱付清。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受番商影响，广州的官员和有钱人，就像现在香港人请一个菲佣一样，蓄养一个“鬼奴”(黑人)干家务活。南宋时浙江温州人周去非为官岭南，卸职后写了一本《岭外代答》，里面说“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卷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朱彧《萍洲可谈》里也说“广(州)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不眨眼，谓之昆仑奴”。由此可见，黑奴买卖唐宋以来就很盛行。至于后世不断有论说广东人有黑人血统，大概也是据此捕风捉影，开开玩笑。 出水的阿拉伯风格的瓷器碎片鎏金腰带
分析宋代的钱荒，我们首先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钱荒现象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二是钱荒并不是当时所生产并拥有的铜钱总量真的无法满足市场上商品流通的需要。对于第一点，我们可以从众多宋代的史料记载中看出来。早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即已出现“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宋史》卷180《食货志下》)的记载。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据田锡所云，江南、两浙等处，“彼中难得钱”(《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46，成平三年三月丁未条)。北宋中叶，欧阳修说：“今三司自为阙钱，累于东南划刷，及以谷帛回易，则南方库藏，岂有剩钱!闾里编民，必无藏镪。故淮甸近岁，号为钱荒。”(《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三《论乞不受吕绍宁所进羡余钱札子》)历仕仁、英、神三朝的大臣张方平说：“东南六路……农民困于输钱，工商窘于射利，谓之钱荒，人情日急。”(《张方平集》卷二六《论讨岭南利害九事》)苏轼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苏轼文集》卷三十《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在众多议论中，所提到的“钱荒”多发生在东南地区。这既是因为东南地区是宋代财政赋税的重要征收地区，每年都会向中央政府上供大批铜钱，更是与当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紧密关联。相形之下，在北宋都城开封和西北沿边诸路，是没有钱荒现象的，因为这些地区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钱币汇聚而来。这说明前引袁一堂、高聪明、汪圣铎等先生对宋代垄断性货币投放体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第二点认识是：钱荒并非因为铜钱数量短缺所致。北宋中叶李觏曾经说：“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积尝朽贯矣。而近岁以来或以虚竭，天下郡国亦罕余见。夫泉流布散通于上下，不足于国则余于民，必然之势也。而今民间又鲜藏镪之家，且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李觏所说的“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反映了宋代可使用的铜钱在数量上是惊人的。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铜钱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宋太祖开宝九年(976)，仅升州(建康，治今南京)铸铜钱30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与中唐鼎盛时期的铸币量相差无几。到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饶、池、江、建四大铜钱监全部建立，铸钱量达到每年135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稍后到景德末年(1007)，增至岁铸183万贯的水平(《长编》卷九七，真宗天禧五年岁末附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更创下年铸300万贯的记录(《梦溪笔谈》卷一二)。到铸造铜钱最多的宋神宗时期，每年铸造量高达五百万贯以上，用铜约2千万斤(《文献通考》卷九《铸币考二》)。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3年的考证，有宋一代仅官铸铜钱就有二亿贯。我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计，北宋自铸钱币，连同前朝旧币，“全部货币流通量当在二亿五六千万贯”[8]541。汪圣铎认为，若不考虑铜钱被销毁的情况，到北宋末年政府铸行的铜钱总共约有三亿贯。以当时有一千万户计，平均每户可支配30贯[8]128～129。因此宋代的铜钱在数量上并不少，应该能够满足民间细碎性日常交易的需要。显而易见，认为钱荒就是铜钱不够使用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关于钱荒的成因，南宋时有人分析说：“今日之钱，鼓铸不登，渗漏不赀，鉟销日蠹，私家藏匿，叠是四弊，固宜铜钱日少而无以济楮币之流行。”(《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三)这个认识，比较完整地勾勒出导致钱荒局面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就会产生新的疑惑。为什么政府铸造铜钱的数量会减少?为什么铜钱会大量外流?什么原因促使民间居然冒死犯禁去销毁铜钱?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民间持续贮藏铜钱，使其沉淀下来而退出了流通?事实上，这些表面原因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深层原因，那就是铜钱的钱面值(名义价值)小于其币材值(实际价值)。判定宋代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还需要对宋代铜的价值变化进行分析。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它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关系。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价值呈现下降的趋势。就宋代铜的生产来说，生产技术确实得到一定的提高，据记载，宋仁宗景祐二年，“[许]申在三司，乃建议以药化铁与铜相杂铸，轻重如铜钱法，而铜居三分，铁居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因入内都知阎文应以纳说，朝廷从之，即诏申用其法铸于京师”(《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春正月壬寅条)。这是宋代开始使用胆水制铜法的开端。胆铜的质地不如以前冶炼方法生产出来的铜，因此宋仁宗朝实行胆水制铜一段时间以后就停止了，直到宋哲宗朝，才恢复用这种方法制造铸钱用的铜材[14]。由此我们可以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宋代铜的价值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呢?据此能够否定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判断吗?我认为，宋代铜的价值下降的趋势当然会对铜钱的价值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足以弥合当时铜钱的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的差距。因为宋代基本的冶炼技术没有发生变化，而宋哲宗朝以后用胆水制铜法生产出来的铜材数量有限，特别是南宋时期各钱监多有废弛，每年产铜和铸钱的数量更少。据王菱菱考证，宋代可考的胆铜最高年产量是北宋徽宗政和年问的187万多斤，但是到了南宋高宗绍兴末年，胆铜的产量锐减到21万斤，以后更是每况愈下[12]104～105。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推断，宋代提炼铜的技术进步虽然对铜的价值有影响，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事实。所以我们可以说，宋代产铜技术的进步不能成为否定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理由。事实上，宋人叶适已经觉察到了铜钱购买力的改变。他说：“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钱未尝不贵而物未尝不贱。汉宣帝时，谷至石五钱，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乱而致富强，米斗十钱以上为率。何者?治安则物蕃，物蕃则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钱无所用。往者东南为稻米之区，石之中价(财)[才]三四百耳，岁常出以供京师而资其钱；今其中价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预计，惟极南之交、广与素旷之荆、襄，米斗乃或上百钱为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瓜(匏)[瓠]果蓏，鱼鳖牛彘，凡山泽之所产，无不尽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汉、唐之赋禄较之于吾宋，其用钱之增为若干?以承平之赋禄之于今日，其用钱之增又若干?东南之赋贡较承平之所入者，其钱之增又若干?昔何为而有余?今何为而不足?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明矣。”(《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叶适通过从汉唐到宋代的物价比较，看出宋代较之汉唐“钱多”而又“钱贱”这一社会现实，仍然反映了当时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其实际价值。
东海丝路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南海丝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被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
参考《中国经济史· 宋代经济卷》，和《宋代交通管理制度》
-南海问题论文 _最新南海问题_南海题目的打破点在哪里？关于南海题目的争端，虽然随着与中国有争端的越南菲律宾两国纷繁派出高官访华而氛围松弛上去，但思虑到两边的来往出招和残暴的现实处境，中国南海题目的另日前景如故穷苦重重，不容达观。本年的南海争端以越南菲律宾两国的挑战侵占初步，对于南海。以维持现状、各说各话地中越、中菲言和而告一段落。外表看是和棋，但越南菲律宾此番对中国南海的侵占并未获得有用控制，事实上中方暗输一筹。其实中国的主动是一种一定。南海问题之我见。与越南、菲律宾保卫领海领土的毅然断然相比，听听南海争端问题。中方碍于国际形势、国际抵牾等缘故而显得有些惶然失措。我有幸插手了凤凰卫视南海争端的一期节目录制，那时在场的美国、日本、韩国三位番邦嘉宾都起色并确信中国不会动用武力处置南海争端，而目前看来的结果也正印证他们的预言。再联想到吴建民师长教师“制止是一种自傲”的概念在支流媒体上的通俗宣扬，足以让那时的军方嘉宾罗援将军的“中国嗜好安宁，南海。若越南要战将奉陪到底”铮铮宣言化为乌有。两军比武，未战之前我方的底牌即被对方洞悉，这仗要如何打都特殊穷苦。首回合中方失利的基础缘故，就在于战略指引思想有过失，过失几许，最新南海问题。在此略过，请各位联想。正如拳王争霸逐鹿要打十数个回合一样，最新南海问题。南海争端也是一个历久掠夺的态势。听听南海。本回合的失势，只管即便有些难受，也?失了较佳的时机，小损中方的士气，问题。超频三2代散热 但至多来说总的大局尚不算太坏，想知道南海问题论文。另日尚有可左右的不妨。所以在此我想说明一下南海题目的另日，宛如彷佛更故意义一些。围棋中经常提到大场和急所。在围棋中，大场当然是争取决胜的主战场，但急所更是选手必争的要所。由于大场缓手尚有取胜的机缘，我不知道南海。而急所则是战机稍纵既逝，一旦缓手结果难以挽回。南海问题之我见。若是套用在南海题目上，相比看之我见。什么是大场，什么又是急所呢？就目前的形势来说，越南占领了南海中的西沙和南沙群岛中的大多半岛屿，关于南海问题。是据有南海岛屿最多、侵占陆地资源最多的国度。南海。只须摆平了越南，南海题目基本就胜券在握，学习南海主权问题。越南可谓是南海题目中的大场所在。前段时候网络上磋议南海题目时，打不打越南、何时打越南成了当仁不让的主题，论文。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这其中的关键相关。而菲律宾则依仗与美国的盟国相关及支持，近来对我南海的海岛及油气资源频频下手，事实上南海问题论文。武力进驻海岛、关闭油田开采等，成为早先侵犯南海的急先锋，其势气焰万丈之。我以为，看看南海主权问题。南海题目中的急所非菲律宾莫属。南海争端一旦动武，那么中国先向越南开战，还是先向菲律宾开战呢？遵照围棋的实战秩序，先下急所，再采用大场。看着南海主权问题。如此一来，则该当先拿菲律宾祭旗。说明如下：1、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国，只管即便现在美国表态在南海题目上支持菲律宾的立场，之我见。但却并公然公告南海局限也是其两边安保的有用局限（统统所谓菲律宾在南海遭袭击华盛顿将回应的说法均出自菲律宾之口，更多的是一种式样，南海问题之我见。增添菲律宾在南海题目上的筹码而已）。南海争端问题。一旦美国日后公告南海局限适用美菲配合防卫条约的话，中国将特殊主动。力争在此之前处置菲律宾，看看南海主权问题。既可以有用防守南海主权，学会南海。又可阻止美国藉此介入南海题目，南海。可谓是两全其美。即使美军介入战争，中方也可借此摸索出美军的底线，并以此为由，鼎力大举增添在南海的军力安排，遏制住菲律宾对我南海的侵犯趋向。2、菲律宾目前在南海多个岛屿虽有驻军，但其军力绝对越南而言薄略许多，最新。武器装置也比力落伍。对阵菲律宾，看着南海问题之我见。比与越南开战的胜算更大，听听南海主权问题。付出的代价相应更小，看着南海。本钱则更低一些。不论当兵事上还是从经济下去说，都划算得多。而若是一旦让菲律宾在美国的襄理下把军事气力坐大至越南般局面，其结果不可思议。南海问题论文。3、与菲律宾作战，越南出于战略思虑与菲律宾联手作战的不妨极低，真相中国与越南不但有冗长的海上边境线，还有着冗长的陆地边境线。越南若是冒然联手菲律宾，势必会思虑到中国从陆路及北部湾向其带头反击的战争风险。问题。是以，与菲律宾开战的风险较低。反之，南海。若是先攻击越南的话，势必打成持久战，有美国撑腰、外乡无忧的菲律宾极不妨会趁机趁火打劫，乃至从南海的另一侧进击我方，从而形成我方两翼作战之窘境。而人人都显露，目前我国海军尚不齐全同时打两场大规模海战的才华。南海。4、若是拿下菲律宾，我们即可震慑越南，从而不妨以商讨等代价较小的方式处置西沙、南沙群岛题目。即使遇到美军阻滞未能摆平菲律宾，也可经过此战向南海各方表达我方为南海不惜一战的信念，而非薄弱虚弱不敢战之辈。从而促使南海各方收敛其行为，尽量回归到南海宣言的局限内，问题。而非目前心口不一的做法。5、对菲律宾作战的结果比对越南作战的结果更易经受。由于越南在南海诸岛规划多年，军事实力相当可观，在企图不充斥的处境下匆忙作战，一旦腐化不妨就进一步坐实了越南目前对南海诸岛的占领事实，从而越发主动。越南南海问题。而对菲律宾则不同，由于其军备较差，军力较弱，取胜的左右大；即使退一步说因美军介入（这种概率相当较低，第一美国并未声明南海局限适用美菲安保条约，第二美国也会思虑是以引发亚太地域军备竞赛的风险与中国的国际相关）未能取得现实的成功，美军也绝不会襄理菲方反攻中方现实控制的海岛，中国南海问题。中方没有现实的战略亏损，反而可以籍此在南海增添军备投入，择机（即美军得空草率之时）再次进击，进退的主动权掌握在自身的手中。经过以上说明，现时形势之下，先拿下菲律宾这个急所，对南海争端的窘境之处置，听听南海。无疑是最适当的打破点。怜惜的是，问题。最佳战机在前段时候菲律宾叫嚣将南中国海更名为西菲律宾海之时，早就往时。听说南海问题论文。不过，当菲律宾挟美军之势再次挑战之时，便是中方决断反击之日。否则，一味绥靖殆误战机，招致美国日本等他国气力间接卷入南海局限，南海争端还将越发杂乱化，我领土被侵占之势仍将延续好转，事实上最新南海问题。结果难以联想。当然，以上说明是设备在“能战方可言和、不惜一战以卫领土”前提之下，否则，中国在南海题目上慢慢边缘化乃至拱手相让，南海问题之我见。也不是什么不不妨发作的事情。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甘露醇和它的性质和用途，文章outlins各种国内外主要方法合成甘露醇，它从山梨糖醇今后的研究中分离应侧重提高甘露醇的混合物中的比例（中.. ，甘露醇和山梨醇）关键词：甘露醇，山梨醇，生产，应用;分离父母，自己的翻译，望采纳啊
众所周知，南海问题由来已久，一直是中国的心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在南海几番动容，演绎了西沙的交响、南沙赤瓜礁的长号。此后，我国“一心一意谋发展”，“搁置”了主权之争。而在上半年，周边国家的挑衅使这个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我国渔政船多次遭外国军舰的威胁，多起中国渔民被非法扣留，2月中旬菲律宾国会将我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海礁划为其领土，三月五日马来西亚总理登陆我国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和光星仔礁以宣示马对这些岛礁的“拥有主权”，越南更是明占我南海岛屿……面对如此多的周边国家对我国南海片区的肆虐，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对此问题应理性对待，以大局为重，不可轻言出兵。看过凤凰台有关南海问题的一期论讨节目，节目中分两派：主战派和主守派。主战派个个义愤填膺，其中更有气得说话都扯到“天朝大国的耻辱”了。而主守派多是年轻大学生，都是主张“理性分析”，却都被在场许多人“炮轰”。似乎只有出兵南海，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果真如此吗？我倒认为“主守派”的观点符合中国当下的国情。对于南海，我想每个中国人都是想夺回我们的主权，不再让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强占。但为什么大多数人要如此情绪化？只要一谈到类似的“越南滚出去！”&ldquo,状物作文;中国的军事力量无可比拟”便掌声雷动，但一旦谈到“我们应以长计议”、“中国的远洋作战能力还不成熟”、“南海问题牵涉到美国、日本、俄罗斯的利益”时，便几乎骂声一片。“我们还会怕小越南？”、“中国的军事肯定还有隐藏的！”似乎一旦不打仗就等同“懦弱”、“重走清政府路线”、“就不算是个中国人”云云。但你要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海问题的话，你考虑了世界大国的虎视眈眈吗？你考虑了国际舆论吗？你考虑了战争导致的后果吗？就算真的要打，那么理性冷静地听完“不该打”的分析后再表达意见而非别人一张嘴你就搬出“不敢打是懦夫”的口号来吧？我去了凤凰论坛、军事论坛、铁血社区等了解更多关于南海问题的情况，发现网友基本观点都更偏向主战派。一有说要“统筹帷幄”的就会被一群“愤青”围攻，甚至被骂脏话。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想起梁文道先生在《快周刊》和《明报·笔阵》上发表的文章中的谈到过的“雪耻型民族主义”。中国人永远忘不了我们的百年国耻，同时也怨恨着瞧不起中国的人，于是想方设法寻找认同感（有点像孟实先生说的“人的对象化”）于是战争成了他们心目中“宣扬天朝国威”的不二选择，而政治手段和理性冷静、统筹帷幄在他们眼中仅仅是“没骨气”、“纸上谈兵”、“等死”的表现……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因为慈禧曾假借“中国以和为贵”来包装过她的私心后，“和”便成了一个虚伪的代名词？总是讲“中国打仗，缺的就是”的所谓“爷们”你们内心的民族主义和精神必须以这种途径实现吗？也许从中国与周边国家就南海问题引发的各种国际关系变动，可以看出许多军事玄机。我想，如果一个民族长期处在非理性的仇恨中、“雪耻心理”中的话，我想这会是这个民族的悲哀！对南海问题同样需要理性。在南海争端中,美国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外角色.中国欲解决南海问题,首先必须排除或者尽量减少美国在此区域的干预和对我国在南海行动的阻挠.在地缘经济、政治战略的影响下,出于对海上贸易通道、南海油气资源等的考虑,美国积极干预南海问题.美国通过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加强在此区域的军事存在,争取在此地的安全主导权,以南海问题为契机打压中国的崛起.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合作展开的军事演习更显频繁,中国南海的周边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的崛起必将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排挤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因而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合作,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而南海相关国家也正好借美国之力打压中国,双方于是一拍即合.但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上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是无法遏制的,美国急需中国在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对其予以支持.因此,中国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由如下构成：1.尽可能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外交关系,排挤美国在此区域的势力；2.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反恐等重大外交事件上对美国予以合理的支持,以要求其在南海问题上对我国的支持.同时,对于日本,则应在外交上承诺保证其南海贸易航线的安全,以此力争其对南海问题上持中立态度.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外交政策——从这一点说,我们发展海洋军事力量,建造大型水上作战舰艇、建造航母的确已是燃眉之急.军事上的支持对于此类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外交谈判的胜利是不可或缺的.我国在南海问题相关谈判中的最主要目标是确立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我们必须加大外交斡旋,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以支持其对南海资源的开发为诱饵,逐一展开对南海相关各国的外交攻势,力求通过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迫使其对南海主权归我的外交要求达成妥协.增强中国军力 ,保证航线的安全 .首先,应加快建设航母、新型核潜艇和大型海上作战舰艇,加强远洋作战能力.综观二战以来海战经验,以制空权夺取制海权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以中国目前的海空军实力,尚不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完全无法与美国抗衡.一旦美国介入南海事端,则中国将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其次,中国若对东南亚相关国家中的某一国发动战争,考虑到唇亡齿寒,相关国家极有可能相互联合,共同抗击中国海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印度等国出于对华遏制政策的考虑,日本出于对海上生命线安全的考虑,极有可能出兵干预,届时中国将处于极端恶劣的军事环境,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海军发展将是一场灾难.战争只因当是政治的延续,单纯以军事手段解决南海问题可以说是下策.第三,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广泛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促进军事互信,通过军事合作,打击该海区的海盗,展示中国海军实力,对南海各相关国家产生威慑作用.重视南海经济开发 ,充分利用南海的丰富资源.由于南海距离中国大陆较远,加上综合国力有限,中国在南海的开发力度还很小 .南海诸岛是中国最早发现和最早经营的 ,我们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这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我们实际占领的南海诸岛数量有限 ,并且在南海的经济力量也很弱.所以,我们在提高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同时也要采取合作开发的方式来解决南。南海问题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不是现在才有的.从2010年开始,美全球战略出现大问题,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起美刺激贷款经过一年多美的腾挪,还不见胡底的情况下,尤其是美一手妄图借资源大棒,一手拿军事大棒,欲将美的危机转嫁到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通过适当的军备曝光,相对强硬的对抗策略后,南海问题才激化的.这个大体方向,如果你能摸清脉络,那么,南海问题的突然激化,从而浮出水面,就很容易理解了.想想这期间发生的事,东亚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导致日本的首相轮换如玩政治游戏,而棒子宇宙大国的几十个士兵的生命如草芥,钓鱼岛争端突然加剧,都是在这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南海问题的激化,是中美斗争的主轴看,中国从配角,变成主角,就是这一时间段下发生的.而同一时期,中亚突然出现问题,尤其是有关中亚国家被政变成功,南亚孟买爆炸神突然震惊世界,而巴基斯坦爆炸声此起彼伏,中国XJ,XZ突然出现相当严重的恶性恐怖事件,也是这一时间段发生的.而印度洋的海盗突然猖獗,迪拜金融突然出现问题,能源特别是石油价格扶摇直上,世界经济如疟疾般突上突下,资源价格突然暴涨.中国因应这种情况,果断出兵亚丁湾,反导,歼20出现,全面介入中东问题.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这些都与南海问题是相关联的.南海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南海问题这么简单,其实,是美作为牵制中国的手段,在背后鼓动,支持南海的有关国家,采取“故意”高调,刺激中国的策略.在2008年前,这些国家都事实中占有,并利用大量的南海资源,目前还是这种局面,以前是闷头发财的方法,突然高调的背后,我猜测,是美国人在背后,用刺刀威逼,逼迫他们走向前,目的是挑逗中国的神经,通过南海有关国家的明示,一方面是激怒中国政府,激怒中国国民；另一方面,就是牵制中国的战略资源,分散中国的注意力.这就是南海问题的实质.在APEC会议上,有关媒体透露出,美总统奥巴马,警告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遵守”规则,在汇率问题上,要遵守规则的背后,还是通过采取高压的手法,逼迫中国RMB升值,从根源上打击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为什么汇率问题,美这么津津乐道.可从三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就是通过RMB升值,可将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债券“相对贬值”,从而相对降低美的债券总量,让中国财富缩水.第二个方面,就是RMB升值后,中国企业成本加剧上升,特别是中小企业因RMB升值,导致市场萎缩,成本上升,资源周围出现断链.目前,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民企,已经出现这个问题.所谓温州问题,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因民企借贷高利率的“民间资本”导致成本上升,出现的问题,资本链条出现问题后,使企业无法在正常成本下运转.第三个方面,RMB升值后,国内的CPI指数直线上升,结果是RMB上升后,导致国际市场萎缩,成本加剧,而国内因升值,导致物价走高,对外贬,对内则相对升.同时,为应对升值局面,国家在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货币供应上,利率水平上都要调整.朋友们看到,这两年,中国经济运行成本上升,利率上调,物价上升,大体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催生的.这就是美对中国攻击的目标,美目前妄图通过强大的压力,在中国周边制造混乱的目的所在.南海问题,走向前台,是在美在东亚地区制造混乱,在日本采取种种手段,躲避成功后,而天安舰事件,又因日不敢配合,棒子在看到日的表现后,看到中国的决心后,向后退缩,导致制造天安舰事件的效果失灵.在美在背后鼓动,特别是希拉里高调宣布,美准备重返亚洲,南海问题逐步恶化,逐步抬高中国南海的成本.而近期,美一直在作某些大的调整.前几天,我鼓吹要注意美在南美采取手段,有将南美有关国家,拖入经济泥潭的意味,现在我还是这样强调.从军事部署上看,有美从伊拉克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刚才看到有朋友说美准备从冲绳撤军的报道,尤其是,美准备在澳大利亚驻军的报道,更证实了我原先的猜测.美在澳大利亚驻军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在某些时机,通过澳大利亚这个跳板,从南海到马六甲,然后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到大洋洲,也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一线,通过这个线路,必要是掐断中国与南美有关国家的水上通道.另一方面,非洲方向,可通过美强大的海军实力,在必要时掐断中国与非洲的外部联系,这两条通道,非洲通道涉及面广,而南美消水路,主导涉及到亚洲国家.象日本,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如果这个路线被美控制,那么,中国会极其被动,而日本只能因水路被人控制,只能更加听从.我是如此猜测的,至于是否如此,我的看法是这样.南海问题,逐步升温的背后,是美在军事准备上,逐步加码,升级.而澳大利亚,作为英美集团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历史渊缘上看,澳大利亚虽本土没有过战争,但澳大利亚一直跟从英美集团在后面冲锋陷阵.而中国应对的,解决问题的钥匙,我认为,不是在南海的经上,因为目前南海不是经营的最佳时机,这把钥匙恰恰就在澳大利亚那里.如果澳大利亚,真的一直走到黑,那么,从目前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后,近几年澳大利亚的经济在整个西方经济中,只所以一枝独秀的真实原因,不在于它体制多优越,而在于其位置,亚太的位置,在于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才“一枝独秀”.只要中国采取相应的手段,让澳大利亚当局,感觉,开罪中国,其手里的选票,会流失,那么,美这一策略的效果就会降低到最小.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要在态度上,可做及时的调整了,不要让南海有关宵小感觉,中国现在不会如何,而一定要让有关宵小感觉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如果能达成这个目标,美近期的所谓亚洲军事策略的调整,成功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到难以实施.美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南海有关国家的牵制,掩护美大洋洲线路的战略转移.因此,回到开头说,南海问题,实质不是南海的问题,而是中美间世界策略的碰撞问题.昨天,我只所以要提醒有关方面,要警惕小日本近期的动作,原因也在于,小日本为配合主子的策略,可能对中国进行一定力度的牵制.最后,用一句口号结束,中国,不畏惧任何挑衅,只要有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