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华清宫绝句 杜 牧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首咏史诗是杜牧路经华清宫抵达长安时,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荒淫误国而作的.华清宫曾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游乐之所,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因此,许多差官累死、驿马倒毙于四川至长安的路上 .《过华清宫绝句》截取了这一历史事实,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昏庸无道,以史讽今,警戒世君. “长安回望绣成堆 ”,叙写诗人在长安回首南望华清宫时所见的景色 ,“回望”二字既是实写,又启下.诗人在京城眺望骊山,佳木葱茏,花繁叶茂,无数层叠有致、富丽堂皇的建筑掩映其间,宛如一堆锦绣 .蓦地升腾起一种回顾历史、反省历史的责任感,由景而发历史之感慨.正是“山顶千门次第开”以下三句,承上而来,是回顾历史.骊山“山顶千门”洞开写出唐玄宗、杨贵妃当年生活的奢华,并给读者设下疑窦 ：“山顶千门”为何要“次第”大开?末两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答案.原来这都是杨贵妃使然 .当她看见“一骑红尘 ”奔驰而至 ,知是供口腹享受的荔枝到了,故欣然而“笑”. 而其他人却以为这是来传送紧急公文,谁想道马上所载的是来自涪洲的鲜荔枝呢!诗的结句既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揭示“安史之乱”的祸根. 咏叹天宝轶事,旨在警醒后来的君主,不要因贪图享乐而延误国事 .但是 ,诗人既未写“安史”乱起、玄宗仓惶出逃、马嵬坡演出悲剧的惨状,也没有罗列玄宗游乐疏政、骄奢淫逸的生活现象,而是把千里送荔枝博取贵妃一笑这样一件“小事 ”突现出来,于细微处发现历史问题.“一骑红尘妃子笑”,把骑马飞奔,千辛万苦赶送鲜荔枝的差官,同贵妃嫣然一笑进行了绝妙的对比,把如此严肃的历史主题在一个“笑”字中形象表现出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性. 赤壁 杜 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于会昌二年（842）出任黄州刺史期间 ,曾游览黄州赤壁矶.站在滔滔东去的大江之滨,观“赤壁”而思史,回忆三国时代在鄂州赤壁矶所发生的吴蜀联军大败曹兵,从而尊定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 ”.抚今追昔,兴之所至,挥笔写下了这著名的咏史诗. 一、二句写作者在江边淤沙之中,诗人以一柄残戟置于诗端,引发后两句的历史议论,具有历史的纵深感. 三、四句是说周瑜的获胜是偶然的机遇所致,仅凭一时侥幸并不是安邦定国之策.假若不是东风骤起,蜀军相助,周瑜的火攻之计大显神威,那么,东吴政权就必然为曹操所灭.这两句诗颇具史论意味,见解独到 .诗人对周瑜的谐谑揶揄 ,暗示了对曹操的肯定. 诗人即物感兴,托物咏史,点明赤壁之战关系到国家存亡,社稷安危；同时暗指自己胸怀大志不被重用.以小见大.泊秦淮
《赤壁》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
杜牧的咏史怀古诗也是相当出名，留下了不少名句。他喜欢到处凭吊古迹，然后到此一游，作诗一首。 他的咏史诗饱含借古鉴今之意，也有评论历史表达自己的独特见解，或是借题发挥，融入自己的政治际遇以表政治感慨与见识。1、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就为了博得杨贵妃的嫣然一笑，唐玄宗派人去遥远的岭南采买贵妃最爱吃的荔枝，然后命令专门送公文的驿站以快马加鞭的方式运送献给杨贵妃。可怜那些运送荔枝的官差马匹啊，因为十万火急的赶路奔跑，常常是到了一个驿站后就给累死了。当驿马终于飞奔冲进长安城内时，人们纷纷避让，都以为是什么紧急的公文呢，却不曾想只是讨美人欢心的荔枝而已。在没有某丰和某东的年代，最惨的是那些物流与快递员啊！杜牧经过骊山华清宫，想到当年唐宪宗与杨贵妃在这里骄侈淫逸的生活，不免有感而发。全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2、流水无情草自春。3、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金谷园》金谷园在河南洛阳的西北处，是西晋卫蔚石崇筑园所在，极其奢华。繁华往事已随香尘散尽，早已烟消云散，只有流水依旧无情地流着，茵茵花草年年随春天自然地盛开。黄昏时分，鸟儿在东风里啼出哀怨的声调，那飘飞的瓣瓣落花就像那坠楼的美人。那个坠楼的美人，是指石崇的爱妾绿珠，她是石崇家的歌妓，擅长吹笛。这里有什么典故呢？原来当时的赵王司马伦杀掉了贾后，篡权朝政，石崇本来是想投靠他的。但是司马伦手下有个小人孙秀，很得司马伦赏识。孙秀向司石崇求绿珠，石崇不肯，孙秀就力劝司马伦杀石崇。兵士们上门来抓石崇，石崇就对绿珠说，我这可是为了你才得罪他们的啊。绿珠只好含泪自已坠楼而死。杜牧经过金谷园遗址，想到昔日的西晋富豪石崇的生活是多么的繁华奢侈啊，可是如今都已物是人非，所有的繁华、不可一势都如香尘飘散，成过眼云烟，不禁很是感慨，再看到那让人感伤的片片落花，联想到那个无辜的美人的命运，难免有凄凉之感。全诗：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杜牧的怀古咏史诗数量比较多，而且大多抒写对于历史上繁荣昌盛局面消逝的伤悼情绪，寓有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按内容和艺术特点可分两类：一类借古喻今，讽刺帝王的荒淫，议论朝政得失，如《过华清宫》在史实的基础上，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既引人人胜，又耐人寻味。全诗不着一句议论而题旨自见。另一部分以诗论史，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政治感慨与识见，具有史论色彩。如《赤壁》，借慨叹周瑜因有东风之便取得成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这一写法尤为后代许多诗人所仿效。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杜牧诗中形成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即使是流连山水、描摹自然之作，也常常融合了他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有一种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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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杜甫诗歌“诗史”性论文
现如今，大家都经常看到论文的身影吧，论文可以推广经验，交流认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试析杜甫诗歌“诗史”性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文关键词：
诗史说杜甫诗孟荣宋祁胡宗愈
论文摘要：
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但是胡宗愈的杜甫诗歌“诗史”说不特别限定写作背景，与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相距较大。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虽然不限诗歌的写作背景，但侧重安史动乱的背景意义，突出其对杜甫诗歌所烙印的乱离色彩。章培恒、骆玉明说，杜甫的诗歌是“乱离时世的悲歌”，“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杜甫诗歌“诗史”说经孟茶提出，由于其对写作背景的过于狭窄的规定，杜甫一部分具有“诗史”性质的诗歌被排除在“诗史”之外;宋祁否定孟茶的“诗史”论，修改了“诗史”的范围，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胡宗愈既否定宋祁，也扬弃孟柴，提出新的“诗史”说。胡宗愈新的“诗史”观如果突出安史动乱对杜甫诗歌创作的意义，则十分完善。
拓展：
杜甫诗歌名句
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2、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
5、朱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6、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7、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
8、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9、昔闻洞庭湖，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
10、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
11、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12、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
13、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14、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15、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抒怀》
16、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17、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18、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其一）》
19、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0、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21、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22、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化卿》
2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4、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25、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26、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
27、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28、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
29、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蜀相》
30、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31、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
32、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梦李白二首》
33、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佳人》
34、万里尽征戍，烽火被冈峦。《垂老别》
35、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1、中国古代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刍议 2、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的美学意义 4、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5、论《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的忧患意识 6、论《诗经》的婚恋诗 7、论《诗经》中的妇女形象 8、论《诗经》的讽刺艺术试论 9、《诗经》大小雅怨刺诗之异同 10、孔子与《诗经》 11、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2、浅析《左传》中关于“梦”的叙述 13、论《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 14、《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 15、《战国策》的寓言艺术 16、论《战国策》的纵横家形象 17、《孟子》与《庄子》寓言异同论 18、从《孟子》看孟子的人格魅力 19、《庄子》的神话意象 20、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的比较 21、《史记》人物塑造论 22、汉乐府叙事诗研究 23、汉乐府与《诗经》中弃妇形象比较 24、汉乐府中女性题材作品研究 25、论《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 26、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27、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28、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侧重内容，也可侧重艺术特色） 29、三曹诗歌比较 30、论“正始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关系 31、嵇康与阮籍诗歌风格比较 32、南朝乐府特色及其成因 33、陆机诗论与创作的关系 34、《玉台新咏》所选宫体诗研究 35、从《世说新语》看西晋文人的心态 36、论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 37、论唐人的咏马诗 38、王孟山水田园诗（可分别写王、孟，也可分写山水、田园） 39、中唐山水田园诗（可选某一、二个作家，也可以比较研究） 40、李白诗与酒的关系 41、论李白的古题乐府 42、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 43、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多义性 44、唐宋咏物诗之比较（也可着眼于一个朝代，或者某一主题） 45、论柳宗文散文风格的发展变化过程 46、论白居易诗歌艺术的演变过程 47、论李贺与李白诗歌想象艺术的异同 48、论中晚唐咏史诗的艺术
我也是霸州一中的 找到了杜甫眼中的人间疾苦杜甫的诗歌一向以雄浑顿阔的风格著称，中国千年诗坛上还没有一个人能以如此的大气磅礴、深沉博爱和他平起平坐。李白虽然飘逸脱俗、高高在上，但没有杜甫的博爱。苏轼虽然才华横溢，激情豪放，但没有杜甫的深沉。我每每读起杜甫的诗，不仅被他那炉火纯青的诗歌才华所服膺，更被他那颗崇高、善良的灵魂深深地打动了，有时竟为他的怀才不遇感到愤愤不平，有时为他那多蹇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同情，更为他那种虽九死而不悔的执着振臂高呼，激情澎湃。有时我不禁地问：杜甫既然得不到狗皇帝的信任，那就算了，干脆学李白那样，不做官了，过着“散发弄扁舟”的隐士生活，倒也落着个清净闲适。况且他还可以凭借着年轻时的盛名为自己捞点好处颐养天年是不成问题的。他早年的结交多是一些政治、文坛上的大腕人物，再加上他那显赫的家族史，足以使他有条件过着处尊忘忧的贵族生活。然而他却“笨”得很，偏偏不走这条路，他好象天生就像耶酥、释珈磨尼那样为拯救苍生甘愿承担痛苦，他很自觉地走上了那条承担痛苦的不归之路。在漫长的旅途中，他经历了凄惨的战乱，刻骨铭心的骨肉分离，极度恐慌的大逃难，亲朋好友的分离聚散，疾病的折磨，他亲眼看到了战乱给天下苍生带来的深重的苦难，看到了他所誓死效忠的唐王朝一天天地走向自我毁灭，看到了自己这一生注定难酬壮志的悲惨人生。总之，人世间所有最悲惨的事情他都经历过，尝试过，品尝过，吞咽过。这么多的苦难岂非常人所能包容呢？然而杜甫的伟大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的博爱容忍了这些凄风苦雨、装下了那么多的人间悲苦，然后用他最深沉的声音唱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歌。人们至今还被这个崇高的灵魂所吸引着、感动着。“诗圣”这个响当当的荣誉称号，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舍他还有谁能够负得起这个沉重的称号呢？杜甫的诗歌多采用境界开阔的意象，他总是从大处落笔，或如燕赵之士慷慨悲歌，易水送寒，或如北方游牧少年策马奔腾，谈笑风生，或如才气纵横、壮志满怀的志士目极八荒，壮志凌云，或如不可一世的魏武曹操包举宇宙，囊括乾坤，或如英雄暮年虽年老，仍强打万丈豪情，其勇绝不输少年时代的血气方刚。十四五岁的杜甫气概就与众不同，有诗为证：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 试问除了杜甫，谁又能年纪轻轻就写出这样睥睨八极，霸气十足的诗来呢？即使有也是强装出来的，让人一看就知道底气不足。而杜甫确实是有资本的，他的狂是天然的。少年杜甫，从七八岁起一直到弱冠，都是在枯燥的书斋里度过的。他少了与外界的接触，同时也少了很多世俗味，书斋虽小，但他的世界却很丰富。可以说，书斋是个没有时春夏秋冬，寒暑交替的永恒世界，杜二在这里看到了永恒，沿着上下五千年的绳索，他看到了屈原、贾宜、诸葛亮，还有庾开府、何逊、谢灵运等，更使他感到骄傲的是他在史书上看到了他那文治武功都赫赫有名的十三世祖杜预，还有他的祖父杜审言——初唐大名鼎鼎的宰相，“文章当得屈宋做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如此显赫的家族史，怎能不让他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呢？所以当前辈诗坛领袖催尚、魏启心称赞他的文章可压倒杨雄、班固时，他也默认了，他当之无愧的。这种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很自然地溶入到他的诗歌里，他在诗的国度里，他就像一位天神，鸟瞰着人间的一切，他不仅熟悉这个世界的过去，更清楚如何构建世界的未来。他是他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天才。二十岁的子美带着匡扶社稷的志向，远离家乡，游历四方，寻求功名。二十四岁的子美登临巍峨挺拔、突兀而起的泰山，就雄心四起，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看来，他这次的出游，是铁了心要干番轰轰烈烈、名垂青史的大事，而且是那么的有信心。这段时期，杜二的诗歌明显有一种建安风骨，积极进取，信心十足。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数是写快马、苍鹰之类让他意气奋发的动物，如“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 然而，自古英雄磨难多，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受到了他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冷落和打击。二十四岁的子美在洛阳考功名落第了。虽然，他并没有因此自卑，因为他知道那些考上去的士子他们的小脚文章哪能和自己比呢，但是他确实失去了一次难能可贵的为官的好机会，毕竟他也是个没落的贵族士子，没有皇亲国戚的提拔，也没有得到达官显贵的重视，子美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这是没有办法的，谁叫他生活在科举盛行的唐朝呢？然而他对科举实在很不屑，同时，狭小的科举场也容不下子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让一般士子看了就汗颜的天才。杜甫毫不犹豫的放弃洛阳的功名，直奔他日夜盼望的长安城，希望在那里能够像历史上的诸葛亮一样，得到唐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是英雄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他在长安的十年，不仅没有捞到半点功名，而且还寄人篱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最后他的自尊受不了，不得不离开他曾经神往的长安城，开始漂泊四海，浪迹江湖。 他的这次出游，是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最后十年，在这十年里，那些达官显贵，尤其是那群皇亲国戚都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昏庸无能的玄宗宠信杨贵妃，荒淫糜烂，耽于政事；那奸相杨国忠、李林甫搬弄是非，淆乱朝纲，杀害忠良，几乎葬送了李唐天下；北边的野心家安禄山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改朝换代。还有西边的吐蕃、回纥也在虎视眈眈。这一切，亡国的征兆，杜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有爱才有恨，有热爱才有憎恨。对于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杜甫是毫不留情面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醒世警言写的如此的露骨、如此的激愤，如果他对天下苍生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怜悯之心，如果他对李唐天下缺乏强烈的责任感，他能如此激愤、忧虑、大胆吗？“诗圣”这顶帽子，只有他一个人才能戴的起！除了他，谁都没资格，谁都戴不起！ 公元756 年，唐王朝终于在它长期埋下祸根、国家积贫积弱的形势下爆发了一场导致它从此走向衰落的内乱。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乱世识忠良。”杜甫原本就有管乐之才干，苏武之忠节，像他这样的奇能异士不在乱世建立奇功伟业，那真是历史的悲哀。事实证明唐王朝确实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唐肃宗虽有力挽狂澜、王朝中兴的决心，然而终究能力有限，再加上是非不分，听信谗言，任用小人，排挤忠良，杜甫也在这些不必要的权力斗争中丧失了报效国家、中兴唐朝的机会，而且彻彻底底地丧失了，从此历史上就少了一位中兴名臣，添了一位悲情诗人。或许历史就是因为有了像屈原和杜甫这类为了追求光明理想，虽九死而不悔的仁人志士才显现出他它的伟大，它的光辉，它的魅力。杜甫那发自肺腑的诗歌，总是刺激着人类那根善良博爱的神经，读来不禁潸然泪下。那首〈登高〉至今还在后人的耳边荡气回肠。 风急天高鸟飞回，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我特地要提一下历史上的一位伟人，是他，只有他可以牵动杜甫那根独特的神经，人们可以通过看他的一生就能想象杜甫如果被皇帝重用将会是什么样子，他就是“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诸葛亮。杜甫对诸葛亮的崇拜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有诗为证：诸葛大名垂宇宙，忠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一种崇敬之情流于诗表，杜甫还有很多诗歌都是颂扬诸葛亮其人其事，杜甫一生都在效仿诸葛亮，对自己的报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江汉〉写于他逝世前两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公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尤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何必取长途。 这首诗是杜甫一生的漂泊史、血泪史，读罢掩卷，不忍再想象下去了。 在杜甫后半辈子流浪的生涯中，那些弃妇、少年得志但晚年魄的故友总是拉动着杜甫那根敏感酸苦的心弦，他对这些人实在太敏感了，他每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要吟诗挽唱。〈佳人〉写的凄切哀婉，如果没有倾注了他自己感时不遇的悲愤之情，是绝对写不出来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岁暮将终，壮志仍未伸展的杜甫在落花时节遇到了当年红顶一时，如今却穷困潦倒的著名歌手李龟年，他再忍不住了，他不发牢骚怎么行呢？。还有一代名画师曹霸、一代大文豪郑虔、还有他的莫逆李白、高适，这些好友相继落魄不得志，一个个先他而逝，给他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使得他的晚年遭受了人世间最大的悲哀，“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是杜甫在经历了风雨飘零、尝透了人间种种苦难的一生后发出的最惨痛的嘶喊，这声音犹如杜鹃啼血，嘶哑而深沉。这歌声震动了那个黑暗时代的每个角落，这歌声浸入到每个炎黄之孙的心灵里面。这歌声穿洋过海，传到了世界七大洲，；陶移着大洋彼岸的人们的情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那段历史的不幸给造就了杜甫的不幸，然而杜甫的不幸却光辉灿烂了那一段历史，使后世看到，那个时代除了血泪、卑污之外，还有崇高和光明，这就是我读杜甫诗最大的心灵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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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杜甫诗歌“诗史”性论文
现如今，大家都经常看到论文的身影吧，论文可以推广经验，交流认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试析杜甫诗歌“诗史”性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文关键词：
诗史说杜甫诗孟荣宋祁胡宗愈
论文摘要：
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但是胡宗愈的杜甫诗歌“诗史”说不特别限定写作背景，与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相距较大。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虽然不限诗歌的写作背景，但侧重安史动乱的背景意义，突出其对杜甫诗歌所烙印的乱离色彩。章培恒、骆玉明说，杜甫的诗歌是“乱离时世的悲歌”，“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杜甫诗歌“诗史”说经孟茶提出，由于其对写作背景的过于狭窄的规定，杜甫一部分具有“诗史”性质的诗歌被排除在“诗史”之外;宋祁否定孟茶的“诗史”论，修改了“诗史”的范围，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胡宗愈既否定宋祁，也扬弃孟柴，提出新的“诗史”说。胡宗愈新的“诗史”观如果突出安史动乱对杜甫诗歌创作的意义，则十分完善。
拓展：
杜甫诗歌名句
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2、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
5、朱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6、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7、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
8、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9、昔闻洞庭湖，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
10、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
11、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12、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
13、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14、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15、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抒怀》
16、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17、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18、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其一）》
19、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0、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21、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22、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化卿》
2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4、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25、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26、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
27、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28、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
29、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蜀相》
30、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31、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
32、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梦李白二首》
33、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佳人》
34、万里尽征戍，烽火被冈峦。《垂老别》
35、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4、对人民的热爱。 在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同时，作者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人民的深切热爱和同情关心。统治阶级实施罪恶行为的对象是劳苦大众，而作者亦是其中受害的一员，有切肤之痛，诉诸笔端时，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不愧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在《寄柏学士》中作者吟出了“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环有堵”由此可见作者对人民的拳拳关爱之心。更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⑧”(《咏怀五百字》)的一颗火热心肠，爱民之情尽显无遗。还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为天下穷苦人民的幸福而我牺牲的精神，其格调之高，可光照千古。 作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诗句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一矛盾的同时，也寄寓了对人民的深深同情，同此类的诗句如“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况闻处处鬻男女，割忍慈爱还租庸”等，无不饱含着作者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热爱。在书写人民的巨大苦难时，作者始终怀着一颗暖暖的关爱之心，为人民的痛苦而痛苦，为人民的疾苦而大声疾呼减轻税赋。即使在隔了千年之后，我们仍能感受到他那颗火热的心的温度，同时也温暖着我们的心。 二、杜甫诗表现爱国思想所用艺术手法特点的探讨： 杜甫诗的爱国思想不是说教式地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运用纯熟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他的诗歌风格多种多样，是一种集大成式的，他的诗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而在众多的艺术手法中，从大的方面来说，取得最大成就的是现实主义。这与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他的诗大多取材于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现实密切相连。加之作者本人的性格深沉，思想深邃、感情真挚又饱经忧患，发之为心声的最好办法便是采用现实主义。因此，善于用典型化手法对现实生活作出典型的艺术概括，就是杜甫诗的艺术表现手法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而作者的爱国思想也被这种手法很好地体现出来。 1、善于用典型化手法对现实生活作出精练的艺术概括。 从诗人许多有名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善于从众多的事物中选取最有代表性者，又从众多的现象中提炼出本质，挖掘意蕴，加以集中概括，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以此来表现出作者的爱国思想。 比如：《石壕吏》中那位老妪被频繁战乱中兵役所造成的悲惨遭遇，“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的悲惨现象，所反映的虽只是一个家庭的家破人亡，实际上是反映出了战乱中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共同命运，而作者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深深同情也就寄寓在这当中了，同样的手法在《兵车行》中被如法炮制，路上那个“行人”所述的遭遇，“或从十五北防河⑨，便至四十西营田⑩。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种十五便从军，头白还戍边的悲惨遭遇也是千万个征夫戍卒的共同命运，作者对人民的热爱与同情也由此而得到体现。 更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它千百年来都一直震撼人心中，究竟原因就是它对现实生活中的黑暗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作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它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严重的贫富悬殊一针见血地捅了出来，封建地地主阶级的奢侈挥霍与农民阶级的食不裹腹、民不聊生、被饿死冻死现象的严重对立被形象地刻画了出来，而这人们肯定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不合理的现象呢？作者的批判矛头对准了整个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这一被剥削阶级的深深热爱和同情也相应地被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了。而这正是作者采用典型化手法对现实生活作出精练的艺术概括，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这一手法特点的最有力地体现。 2、粗中有细，细中见粗的手法。 纵观杜甫的许多诗歌，经常是既有雄浑壮阔的意境的粗笔勾勒，也有精细入微的细节描写刻画。这种粗细结合手法的统一恰好将作者博大的爱国思想和对人民的细致入微的同情，抒发出来。 例如：《春望》中的“国破山河在，城看草木深”，大处从一国着眼，放眼山河，宏阔的意境勾勒出来后，再工笔描绘草木长势之深。处于春日的城市竟然是荒草茂盛。对于国破城荒的凄凉景象，作者内心的痛楚可想而知，接下来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细笔刻划，无不衬托出作者为国破而忧伤泪流的一腔爱国情怀。粗中有细，细中见粗手法在这首诗中起到了很好地抒情作用。 另外，在《兵车行》中，作者用“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这一粗笔勾勒了整个征人队伍出征的宏大场面，继而用“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这样一个细节描写，提示了那一个“役夫”敢怒不敢言的痛苦心理，而这个细节很好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对于人民的残酷压迫。粗笔突出了队伍庞大，征人众多，细笔提示了敢怒不敢言受强迫入伍的残酷现实。这种粗细结合手法的统一，把共同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作者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憎恶，对人民的同情之情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了。 3、融主观情感于客观描写之事物中。 作者采用的手法以现实主义为主，在对现实生活作客观的反映时，作者往往是如实写出客观现实后而不加以主观点评，但作者的褒贬又融于客观之事物中了。作者对国家的热爱和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憎恶之情都融于客观描写之事物中了。 例如：《兵车行》中所描绘的“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完全是借一个“行人”之口的叙述出来的，而作者不加一字予以点评，但作者对频繁战乱的残酷兵役的痛恨之情已传达出来了，对百姓的悲惨遭遇的同情之情也已显现出来。 又如：《丽人行》中“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这些诗句只是对杨玉环的服饰、行动作具体的刻画，不加谴责之语，但是对于杨贵妃的奢侈浪费的批判之情自然从诗句中传达出来。 还有《石壕吏》中，作者也是通过客观地描述自己的所见，以及老妇人自述的事实，将老妇人家中的悲惨遭遇客观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而作者并未加以点评，只是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感受。读者自然而然地会对残酷兵役产生憎恶之情，老妇的遭遇会让读者同情怜悯。作者的感情已完全融入客观描写之事物中了。 4、以议论为诗的倾向。 杜甫把议论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传达表现出了作者“每念社稷、动忧苍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且这种手法大量被成功运用于诗歌中，不能不说这是作者的一种大胆创新。 作者的爱国诗中的议论手法多种多样，在各种诗体中都运用自如。在发出作者自己对现实的观点看法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那一颗忧国忧民的伟大心灵的温暖。 比如在五言古诗中的名篇《咏怀五百字》中，作者先是记叙了“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惨痛现实，继而发出“生常免租税，名不来征伐”的美好愿望，然后更让人感觉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热爱人民之情感真切。这种以叙事为基础的议论，言之有据，议不空发，让作者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得到了很好地寄托。在七言近体《诸将》中，“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开平？”的句子中，作者谴责了许多只图安逸享乐的统治阶级将领不为国尽职尽责，只贪顾个人享乐不顾国难不恤国事。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七言古诗中，作者在叙述了自己家庭所遭遇到的万分穷苦的凄惨景象后，再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议论。让人深得这议论是由肺腑中发出来的，由一已之育联想到天下所有穷苦人民的痛，忧民爱民之心可想而知。 5、杜甫诗歌语言精炼苍劲的特点。 杜甫自身具有深邃的思想，深入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加之又有“为人性辟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志向，因此他的诗歌语言就具有了精炼苍劲的语言，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用一个“臭”字就活现出来了，他们的奢侈浪费的基础肯定是对人民变本加厉地残酷剥削和压榨，从而导致了民不聊生，“路有冻死骨”的悲惨场面。区区十个字，将统治阶级的罪恶彰显出来，作者的爱憎之情也已表露无遗。真可谓是言简意丰，简洁有力的语文典范，即使经过了千年，仍然在震撼着我们的人心。诸如此类语言的诗句，在作者的许多诗作中都大量出现过。例如：《壮游》中的“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一“上”一“下”饱含了作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国家的兴亡，百姓的苦乐都是作者最为关心牵挂的事。作者的语言既精炼苍劲又饱含爱国思想感情。 三、杜甫诗的爱国思想及其艺术表现手法对后世的影响和意义; 综上所述，杜甫的“每念社稷，动忧苍生”的爱国思想及其艺术手法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和作家。他的爱国思想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都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真可谓是“光照千古，泽被万代”。而他的集大式的艺术表现手法成为后世之人取之不尽的一个艺术宝库，滋润灌溉了无数的诗人作家。他的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一座现实主义的高峰，他的影响是永远可垂范于后世的。 ①干谒：向上级献文求官或是钻营请托。 ②选自(《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整句言报效国家人民的理想。 ③崆峒：山名，在甘肃平凉西，泾河发源地。 ④天柱：神话传说中支撑天的柱子。实言担忧国势颓危。 ⑤鬻：卖。 ⑥彤庭：朝廷，汉代宫殿以朱漆涂饰，称。后泛指皇宫。 ⑦聚敛：横征暴敛。城阙：本为城门上的建筑物，此指京城、朝廷。 ⑧穷年：一年到头。黎元：老百姓。 ⑨防河：当时吐蕃侵扰河右，曾征召河西、关中诸军防秋，故云防河。 ⑩营田：屯田。无战事时则耕田，有事则战。
理解和分析记叙文中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综合运用的特点和作用。
杜牧（803-852），字牧之，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生于世代官宦并很有文化传统的家庭。他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曾祖杜希望为玄宗时边塞名将，爱好文学。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先后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学，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卷。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早逝。杜牧对自己的家世很自豪，他说："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 杜牧的童年生活富裕而快乐。杜佑的樊川别墅在长安城南，其地有林亭之美，卉木幽邃，杜枚常在园中嬉戏。祖、父相继去世后，他家日益贫困，"食野蒿藿，寒无夜烛"。穆宗长庆二年（822），杜牧20岁时，已经博通经史，尤专注于治乱与军事。23岁写《阿房宫赋》。文宗大和二年（828），26岁进土及第。同年又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冬季，入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幕，后随其赴宣歙观察使任，为幕僚。大和七年（833），淮南节度使牛僧孺辟为推官，转掌书记，居扬州，颇好宴游。大和九年，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开成二年，入宣徽观察使崔郸幕，为团练判官。旋官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员外郎。武宗会昌二年（842），出为黄州刺史。后任池州、睦州刺史。为政能兴利除弊，关心人民。宣宗大中二年（848），得宰柏周墀之力，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大中四年，出为湖州刺史。次年，被召入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三年，迁中书舍人。岁暮卒于长安，终年五十岁。著有《樊川文集》。 杜牧生当唐王朝似欲中兴实则无望的时代，面对内忧外患，他忧心如焚，渴望力挽狂澜，济世安民。他在《郡斋独酌》里说自己："岂为妻子计，未在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商。"他主张削平藩镇，收复边疆。其"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的气概很像后来岳飞的《满江红》。他在《燕将录》里褒扬谭忠，是因为他能劝说河北诸镇不反抗朝廷。为了实现这些抱负，他主张读书应留心"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他强调知兵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兴亡："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注孙子序》）。为此，他写了《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和《孙子注》。由于怀才不遇，他的愿望不能实现，所以往往在生活上旷放不羁。这些都影响到他的创作。 杜牧多才多艺，工诗文，能书画，前人甚至说"有唐一代，诗文兼备者，惟韩、柳、小杜三家"（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 杜牧的诗现存二百多首，众体兼备，内容丰富，情调豪放爽朗，风格清新俊逸。他的近体诗，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尤其七言绝句更是名篇迭出，脍炙人口，如《过华清宫绝句》、《赤壁》《题乌江亭》、《泊秦淮》、《江南春》、《寄扬州韩绰判官》、《山行》、《秋夕》等，历代传诵，家喻户晓。他的七律《早雁》、《河湟》、《润州二首》、《题宜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九日齐山登高》、《登九峰楼寄张祜》等篇也为人称道。至于他的五绝、五律、五言排律，亦不乏佳什，如《长安秋望》、《秋晚早发新定》、《题扬州禅智寺》、《华清宫三十韵》、《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等便是这些诗体的代表作。他的古体诗写得也很好，尤其是五言古诗写得非常出色，叙事议论，精采感人，如《杜秋娘诗》、《张好好诗》、《郡斋独酌》、《感怀诗》等。 杜牧的诗歌，内容丰富，反映面广。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党争严重，社会动荡。杜牧从小有着经邦济世的抱负，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使他壮志难酬，长时期的幕僚生活、不稳定的朝野升迁，使他感慨良多。杜牧的诗作就其内容题材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关心世事，爱国忧民之作。此类为数不多。如他25岁时写的《感怀诗》，通篇夹叙夹议，笔力雄健，慨叹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急征暴敛造成的国弱民贫的深重灾难，歌颂太宗李世民顺应民心，以文德治天下的业迹，肯定宪宗李纯武力削藩平叛之举，希望朝廷励精图治、平息战乱、实现安定统一。同时也抒发了壮志难酬的苦闷心情。诗中"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等句，质朴简洁，精警动人。又如《郡斋独酌》、《河蝗》、《早雁》、《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等。 第二类，品评历史，借古讽今之诗。这是杜牧诗中最引人注目的篇什。此类诗大体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论史之作，以七绝为代表，如《赤壁》、《题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春申君》等。杜牧很注意研究国家治乱的经验教训和经济、军事问题，所以在咏史诗中往往有新颖独特的评论。二是借古讽今之作。诗人针对晚唐朝廷的黑暗政治和腐朽没落的社会现实，借历史上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加以讽喻。历史人物吴王夫差、秦始皇、隋炀帝、陈后主，特别是本朝的唐玄宗，都是诗人笔下批判的对象。如《过勤政楼》、《过华清宫三绝句》等。 第三类、写景抒怀，纪行咏物之作。此类数量不少，佳作迭出。如《登乐游园》、《江南春》、《泊秦淮》《山行》、《清明》等。 第四类、以女性为题材的诗。如《题桃花夫人庙》和《月》诗，同情被楚王虏获、终身不语的息夫人和被汉武帝遗弃、禁闭冷宫的陈皇后。在《金谷园》和《宫人家》中，他感叹被逼跳楼的绿珠和身如囚犯的宫女。在长篇叙事诗《杜秋娘诗》和《张好好诗》中，他采用对比的手法具体写出杜秋娘和张好好两位女子今昔生活的坎坷变化，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宫廷的斗争和社会的变化。 第五类，酬赠抒怀之作。如《寄扬州韩绰判官》等。 杜牧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他非常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看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杜牧才华横溢，又善于吸取前人长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洪亮吉说得好："杜牧之与韩、柳、元、白同时，而文不同韩、柳，诗不同于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可云特立独行之士矣"（见《北江诗话》）。 前人评价杜牧诗"俊爽"、"俊迈"、"气俊思活"、"雄姿英发"、"情致豪迈"、"轻倩秀艳"、"豪而艳，宕而丽"等。李商隐曾写诗极表对杜牧的关切和倾倒之意："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杜司勋》）。含蓄而准确地道出了杜牧诗歌那种把忱国忧民的壮怀伟抱与伤春伤别的绮思柔情交织在一起的豪放爽朗、清新俊逸的艺术特征。 杜牧既善用比兴手法，状物抒情，又善用白描手法，直叙见闻；既长于舒徐宛转地描述人物故事，更长于敏捷真切地捕捉景物的动态变化、自己的瞬间感受；既注意叙议结合，又注意情景交融；既常用对照手法，又巧以数字入诗。杜牧诗歌的语言风格既绚丽多采，又清新自然；既明丽爽俊，又含蓄委婉，既风流华美，又神韵疏朗。诚如全祖望所说"杜牧之才气其唐长庆以后第一人耶！"（《鲒绮亭集外编》）。
杜牧（803-852），字牧之，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生于世代官宦并很有文化传统的家庭。他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曾祖杜希望为玄宗时边塞名将，爱好文学。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先后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学，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卷。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早逝。杜牧对自己的家世很自豪，他说："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 杜牧的童年生活富裕而快乐。杜佑的樊川别墅在长安城南，其地有林亭之美，卉木幽邃，杜枚常在园中嬉戏。祖、父相继去世后，他家日益贫困，"食野蒿藿，寒无夜烛"。穆宗长庆二年（822），杜牧20岁时，已经博通经史，尤专注于治乱与军事。23岁写《阿房宫赋》。文宗大和二年（828），26岁进土及第。同年又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冬季，入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幕，后随其赴宣歙观察使任，为幕僚。大和七年（833），淮南节度使牛僧孺辟为推官，转掌书记，居扬州，颇好宴游。大和九年，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开成二年，入宣徽观察使崔郸幕，为团练判官。旋官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员外郎。武宗会昌二年（842），出为黄州刺史。后任池州、睦州刺史。为政能兴利除弊，关心人民。宣宗大中二年（848），得宰柏周墀之力，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大中四年，出为湖州刺史。次年，被召入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三年，迁中书舍人。岁暮卒于长安，终年五十岁。著有《樊川文集》。 杜牧生当唐王朝似欲中兴实则无望的时代，面对内忧外患，他忧心如焚，渴望力挽狂澜，济世安民。他在《郡斋独酌》里说自己："岂为妻子计，未在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商。"他主张削平藩镇，收复边疆。其"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的气概很像后来岳飞的《满江红》。他在《燕将录》里褒扬谭忠，是因为他能劝说河北诸镇不反抗朝廷。为了实现这些抱负，他主张读书应留心"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他强调知兵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兴亡："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注孙子序》）。为此，他写了《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和《孙子注》。由于怀才不遇，他的愿望不能实现，所以往往在生活上旷放不羁。这些都影响到他的创作。 杜牧多才多艺，工诗文，能书画，前人甚至说"有唐一代，诗文兼备者，惟韩、柳、小杜三家"（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 杜牧的诗现存二百多首，众体兼备，内容丰富，情调豪放爽朗，风格清新俊逸。他的近体诗，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尤其七言绝句更是名篇迭出，脍炙人口，如《过华清宫绝句》、《赤壁》《题乌江亭》、《泊秦淮》、《江南春》、《寄扬州韩绰判官》、《山行》、《秋夕》等，历代传诵，家喻户晓。他的七律《早雁》、《河湟》、《润州二首》、《题宜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九日齐山登高》、《登九峰楼寄张祜》等篇也为人称道。至于他的五绝、五律、五言排律，亦不乏佳什，如《长安秋望》、《秋晚早发新定》、《题扬州禅智寺》、《华清宫三十韵》、《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等便是这些诗体的代表作。他的古体诗写得也很好，尤其是五言古诗写得非常出色，叙事议论，精采感人，如《杜秋娘诗》、《张好好诗》、《郡斋独酌》、《感怀诗》等。 杜牧的诗歌，内容丰富，反映面广。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党争严重，社会动荡。杜牧从小有着经邦济世的抱负，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使他壮志难酬，长时期的幕僚生活、不稳定的朝野升迁，使他感慨良多。杜牧的诗作就其内容题材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关心世事，爱国忧民之作。此类为数不多。如他25岁时写的《感怀诗》，通篇夹叙夹议，笔力雄健，慨叹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急征暴敛造成的国弱民贫的深重灾难，歌颂太宗李世民顺应民心，以文德治天下的业迹，肯定宪宗李纯武力削藩平叛之举，希望朝廷励精图治、平息战乱、实现安定统一。同时也抒发了壮志难酬的苦闷心情。诗中"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等句，质朴简洁，精警动人。又如《郡斋独酌》、《河蝗》、《早雁》、《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等。 第二类，品评历史，借古讽今之诗。这是杜牧诗中最引人注目的篇什。此类诗大体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论史之作，以七绝为代表，如《赤壁》、《题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春申君》等。杜牧很注意研究国家治乱的经验教训和经济、军事问题，所以在咏史诗中往往有新颖独特的评论。二是借古讽今之作。诗人针对晚唐朝廷的黑暗政治和腐朽没落的社会现实，借历史上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加以讽喻。历史人物吴王夫差、秦始皇、隋炀帝、陈后主，特别是本朝的唐玄宗，都是诗人笔下批判的对象。如《过勤政楼》、《过华清宫三绝句》等。 第三类、写景抒怀，纪行咏物之作。此类数量不少，佳作迭出。如《登乐游园》、《江南春》、《泊秦淮》《山行》、《清明》等。 第四类、以女性为题材的诗。如《题桃花夫人庙》和《月》诗，同情被楚王虏获、终身不语的息夫人和被汉武帝遗弃、禁闭冷宫的陈皇后。在《金谷园》和《宫人家》中，他感叹被逼跳楼的绿珠和身如囚犯的宫女。在长篇叙事诗《杜秋娘诗》和《张好好诗》中，他采用对比的手法具体写出杜秋娘和张好好两位女子今昔生活的坎坷变化，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宫廷的斗争和社会的变化。 第五类，酬赠抒怀之作。如《寄扬州韩绰判官》等。 杜牧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他非常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看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杜牧才华横溢，又善于吸取前人长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洪亮吉说得好："杜牧之与韩、柳、元、白同时，而文不同韩、柳，诗不同于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可云特立独行之士矣"（见《北江诗话》）。 前人评价杜牧诗"俊爽"、"俊迈"、"气俊思活"、"雄姿英发"、"情致豪迈"、"轻倩秀艳"、"豪而艳，宕而丽"等。李商隐曾写诗极表对杜牧的关切和倾倒之意："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杜司勋》）。含蓄而准确地道出了杜牧诗歌那种把忱国忧民的壮怀伟抱与伤春伤别的绮思柔情交织在一起的豪放爽朗、清新俊逸的艺术特征。 杜牧既善用比兴手法，状物抒情，又善用白描手法，直叙见闻；既长于舒徐宛转地描述人物故事，更长于敏捷真切地捕捉景物的动态变化、自己的瞬间感受；既注意叙议结合，又注意情景交融；既常用对照手法，又巧以数字入诗。杜牧诗歌的语言风格既绚丽多采，又清新自然；既明丽爽俊，又含蓄委婉，既风流华美，又神韵疏朗。诚如全祖望所说"杜牧之才气其唐长庆以后第一人耶！"（《鲒绮亭集外编》）。 杜牧的文章在晚唐也自成一家，“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据他的《上知己文章启》中说，他所写的《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与刘司徒书》、《送薛处士序》、《阿房宫赋》等，都是对现实有感而发，具有针砭时事的政治内容，尤其是《罪言》一篇，为宋祁写《新唐书·杜牧传》全部收录，并得到欧阳修的赞许，认为笔力不可及（费衮《梁溪漫志》）。另外，《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辟佛思想。文章语言方面，杜牧坚持使用散体，笔锋犀利，明白晓畅，在晚唐四六骈文风行的情况下，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他还把散文的笔法、句式引进赋里，写出像《阿房宫赋》那样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的新体“散赋”，突破六朝、唐初以来赋作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后来赋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历黄、池、睦三州刺史。入为司勋员外郎，常兼史职，改吏部，复乞为湖州刺史。逾年，拜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卒。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其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甫云。《樊川》诗四卷，《外集》诗一卷，《别集》诗一卷，今编为八卷。
杜牧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擢进士第，复举贤良方正。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府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擢监察御史。移疾，分司东都，以弟顗病弃官。复为宣州团练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累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改膳部员外郎。历黄、池、睦三州刺史。入为司勋员外郎，常兼史职，改吏部，复乞为湖州刺史。逾年，拜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卒。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其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甫云。《樊川》诗四卷，《外集》诗一卷，《别集》诗一卷，今编为八卷。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是第一首。阮籍《咏怀》诗（包括四言《咏怀》诗十三首），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总汇。《晋书·阮籍传》说：“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这是指他的五言《咏怀》诗，可见他的五言《咏怀》诗无散失。这八十二首诗是诗人随感随写，最后加以辑录的，皆有感而作，而非一时之作。虽然如此，第一首仍有序诗的作用，所以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这是有道理的。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他有雄心壮志。《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由于当时政治黑暗，壮志难酬，所以陶醉酒中。其实酒并不能浇愁，他的忧愁和苦闷，终于发而为《咏怀》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出自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王粲夜不能寐，起而弹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忧思。阮籍也是夜不能寐，起而弹琴，也是为了抒发优思，而他的忧思比王粲深刻得多。王粲的忧思不过是怀乡引起的，阮籍的忧思却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南朝宋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这是说，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忧谗畏祸，所以发出这种“忧生之嗟”。清人何焯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以为阮籍的“忧思”比“忧生之嗟”更为深刻，注家并不了解这一点。一般读者当然更是无法弄清究竟是何种“忧思”。不过，《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由此或可得其仿佛。史载诗人“善弹琴”，他正是以琴声来排泄心中的苦闷。这里以“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着意写诗人的苦闷和忧思。诗人没有直接点明诗中所抒发的“忧思”，却写道：“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写清澈如水的月光照在薄薄的帐幔上，写带有几分凉意的清风吹拂在诗人的衣襟上，造成一种凄清的气氛。这似乎是在写自然景色，但是，景中有人。因为在月光下徘徊的是诗人，清风吹拂的是诗人的衣襟。所以，可以说写景正是为了写人。这样写，比直接写人，更富有艺术效果，使人感到含蓄不尽，意味无穷。“孤鸿号野外，翔鸟鸣北林。”是继续写景。是写孤鸿在野外哀号，而盘旋的飞鸟在北林上悲鸣。如果说，上两句是写诗人的所见，这两句就是写诗人的所闻。所见者清风、明月，所闻者鸿号、鸟鸣，皆以动写静，写出寂静凄清的环境，以映衬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但是，《文选六臣注》中，吕延济说：“夜中，喻昏乱。”吕向说：“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翔鸟，鸷鸟，以比权臣在近，谓晋文王。”好像诗中景物皆有所指，如此刻意深求，不免有些牵强附会。“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在月光下，清风徐来，诗人在徘徊，孤鸿、翔鸟也在空中徘徊，月光朦胧，夜色苍茫，他（它）们见到什么：一片茫茫的黑夜。所以“忧思独伤心”。这表现了诗人的孤独、失望、愁闷和痛苦的心情，也为五言《咏怀八十二首》定下了基调。阮籍五言《咏怀八十二首》，是千古杰作，对中国古代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刘勰说：“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李善说：“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卷二十三）都说明阮籍诗隐晦难解。阮诗隐晦难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多用比兴手法。而这是特定的时代和险恶的政治环境及诗人独特的遭遇造成的。《咏怀》诗现存82首，是阮籍平生诗作的总题。由于生活在政治黑暗的魏末晋初时代，阮籍之诗大多隐晦曲折。刘宋时期的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阮籍）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猜测。”（《文选·咏怀诗注》）这是第一首。阮籍《咏怀》诗（包括四言《咏怀》诗十三首），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总汇。《晋书·阮籍传》说：“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这是指他的五言《咏怀》诗，可见他的五言《咏怀》诗无散失。这八十二首诗是诗人随感随写，最后加以辑录的，皆有感而作，而非一时之作。虽然如此，第一首仍有序诗的作用，所以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这是有道理的。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他有雄心壮志。《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由于当时政治黑暗，壮志难酬，所以陶醉酒中。其实酒并不能浇愁，他的忧愁和苦闷，终于发而为《咏怀》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出自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王粲夜不能寐，起而弹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忧思。阮籍也是夜不能寐，起而弹琴，也是为了抒发优思，而他的忧思比王粲深刻得多。王粲的忧思不过是怀乡引起的，阮籍的忧思却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南朝宋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这是说，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忧谗畏祸，所以发出这种“忧生之嗟”。清人何焯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以为阮籍的“忧思”比“忧生之嗟”更为深刻，注家并不了解这一点。一般读者当然更是无法弄清究竟是何种“忧思”。不过，《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由此或可得其仿佛。史载诗人“善弹琴”，他正是以琴声来排泄心中的苦闷。这里以“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着意写诗人的苦闷和忧思。诗人没有直接点明诗中所抒发的“忧思”，却写道：“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写清澈如水的月光照在薄薄的帐幔上，写带有几分凉意的清风吹拂在诗人的衣襟上，造成一种凄清的气氛。这似乎是在写自然景色，但是，景中有人。因为在月光下徘徊的是诗人，清风吹拂的是诗人的衣襟。所以，可以说写景正是为了写人。这样写，比直接写人，更富有艺术效果，使人感到含蓄不尽，意味无穷。“孤鸿号野外，翔鸟鸣北林。”是继续写景。是写孤鸿在野外哀号，而盘旋的飞鸟在北林上悲鸣。如果说，上两句是写诗人的所见，这两句就是写诗人的所闻。所见者清风、明月，所闻者鸿号、鸟鸣，皆以动写静，写出寂静凄清的环境，以映衬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但是，《文选六臣注》中，吕延济说：“夜中，喻昏乱。”吕向说：“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翔鸟，鸷鸟，以比权臣在近，谓晋文王。”好像诗中景物皆有所指，如此刻意深求，不免有些牵强附会。“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在月光下，清风徐来，诗人在徘徊，孤鸿、翔鸟也在空中徘徊，月光朦胧，夜色苍茫，他（它）们见到什么：一片茫茫的黑夜。所以“忧思独伤心”。这表现了诗人的孤独、失望、愁闷和痛苦的心情，也为五言《咏怀八十二首》定下了基调。阮籍五言《咏怀八十二首》，是千古杰作，对中国古代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刘勰说：“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李善说：“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卷二十三）都说明阮籍诗隐晦难解。阮诗隐晦难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多用比兴手法。而这是特定的时代和险恶的政治环境及诗人独特的遭遇造成的。《咏怀》诗现存82首，是阮籍平生诗作的总题。由于生活在政治黑暗的魏末晋初时代，阮籍之诗大多隐晦曲折。刘宋时期的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阮籍）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猜测。”（《文选·咏怀诗注》）
由于生活在政治黑暗的魏末晋初时代，阮籍之诗大多隐晦曲折。此诗起首，诗人就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孤冷凄清的夜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酣饮为常”的诗人在此众生入梦之时，却难以入睡，他披衣起坐，弹响起了书法心曲的琴弦。这是从实景来理解。然而，也不妨把这“夜”看成是时代之夜，在此漫长的黑夜里，“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伟大的孤独者，弹唱起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章。“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其六十一》）呵！纵观全诗，似是“反复零乱，兴寄无端”（沈德潜语），“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王夫之语），但如果把握了诗人“悲在衷心”的旨趣，就自可理解这首“旷世绝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在《诗品》中对阮籍诗的评价，当是不易之论吧！《咏怀诗》的核心内容，是带有哲理性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且集中于个人的内在意志与外部力量相冲突，生命从根本上无法获得自由这样一个命题。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阮籍（210-263），魏晋交替时期的著名诗人，字嗣宗，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其代表作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在这些记录诗人政治感慨的诗中，阮籍用隐约曲折的形式表现了寓藏于内心的、无由发泄的痛苦与愤懑，情绪往往愤激，辞旨往往隐晦。其中，《咏怀诗》（其一）写道：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作为阮籍全部“咏怀诗”的序曲，此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写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不能平静的苦闷心情。那么，作者何来这种苦闷的心情呢？ 阮籍所生活的魏晋易代之际，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历史时期。司马氏集团与曹魏统治者为抢夺政权而激烈斗争，政治异常黑暗险恶。司马氏全面夺取了曹魏政权后，为巩固统治，肆行杀戮，铲除异己，与曹魏宗室及其它司马氏的敌对力量有牵连的社会名流很难有幸免。例如，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所以，“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残酷的屠杀与迫害，造成了魏晋文士对自身前途、社会命运的迷茫和恐怖，他们的生存和心灵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这一苦衷含蓄的流露。本篇作为其中一首有代表性的作品，给人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 夜深人静，诗的主人公起而弹琴。无疑，这深夜象征着昏乱的社会。诗人多才多艺，善弹琴瑟，好酒会啸。而鸣响的琴音，又寄托着诗人什么样的思绪呢？还有那窗外的明月，徐徐的清风，难道不是诗人内心一片希望的所在吗？ 接着，诗人的注意力由近及远，听到了孤鸿的鸣叫，看到了月光下鸟的飞翔。诗人此时除了忧愁、苦闷和彷徨，还会有别的什么呢？如果把“孤鸿”比作魏王，“翔鸟”当指司马氏；如果把“孤鸿”比作诗人自己，“翔鸟”当为司马氏的爪牙。不管如何比喻，处于昏暗的社会之中，自己如何是好？作者似乎苦无知心可言，因而便有“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感叹。透过诗人“徘徊”的身影，我们不是似乎可以看到魏晋易代之际，一群知识分子苦闷、焦虑、孤独的灵魂在天地之间“徘徊”吗？ 其实，阮籍年轻时曾胸怀儒家的济世之志。诗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志气豪放。阮籍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权相对稳定。他经受了建安时代的积极精神的洗礼，因而“本有济世志”（《晋书》卷四九本传）反映在作品中的，是一股渴望为国建功立业、气吞山河的豪情。在《咏怀诗》（其三十九）中，诗人热情歌颂了壮士驱车远行、受命自忘、义无反顾的精神：“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这些，正是阮籍青年时期不甘寂寞、渴望为国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慷慨磊落的情怀的倾情表白。 但是，由于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早期的济世志向渐趋破灭。阮籍的父亲阮瑀是隶属于曹家的文人小集团“建安七子”之一，曾在曹操幕中任亲随吏员多年，是曹家的门生故吏，并深得曹氏父子的赏识。因此，阮籍在感情上是偏向曹魏政权的。他对司马氏的阴谋弄权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在道家思想中寻求精神依托，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超然态度，躲避矛盾，不问世事。或者闭门读书，或者观山玩水，或者借酒佯狂，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与一些文人相继陷入权术的罗网而丧命相对照，阮籍则以谈玄纵酒、佯狂放荡等方式来寻求生存之道。《世说新语》中记载着他的许多轶事，例如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又传说，当司马昭提出要与阮籍联亲时，阮籍由于很难明拒，曾大醉达六十天之久，使司马昭无从进言而止，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阮籍是正始时期很多政治理想落潮的诗人的一个典型。在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之后，魏晋隐逸思想特别盛行，阮籍也与左思、陶渊明等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阮籍等正始诗人本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不满现实的腐朽。针对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他们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出于这种隐逸思想，虽然没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但追求逍遥、自我超脱难道不也是一种默默的抗争？ 虽然也曾有过痛苦地徘徊、消沉，虽然也曾有过对人生短暂的哀叹，然而阮籍等正始诗人并没有逃避社会现实，没有丧失生存的勇气，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一方面老庄思想浸润着他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他们在隐逸生活中仍然守正不阿，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其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其基本精神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这些也使得其执着的生命在隐逸中具有令人敬仰的亮色。 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有时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曾长期混迹于司马氏的官场之中，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阮籍的出仕，是迫不得已的，他做了官也是虚于周旋。身在官场又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其消极的反抗更为艰难。阮籍如此才得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 究竟是什么使诗人忧愁伤心，夜不能寐？诗中并没有明说。但是，只要知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集团消灭异己，许多仁人志士受到牵连和迫害，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那么，我们就可以深切地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在诗中采用“孤鸿”、“翔鸟”、“夜中”等比兴、寄托、象征手法，使诗中的形象含蓄而隽永；我们也可以理解，这首诗为什么会以景衬情，感物兴叹，言近旨远，耐人寻味。 《咏怀诗》在艺术上的魅力正在于此。诗人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比兴象征手法，并加以玄学性的创造发展。阮籍《咏怀诗》中的比兴运用极为普遍，或以求仙访道、香草美人作比喻，或以自然事物象征，或用历史典籍、神话传说暗示，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这就形成了浑朴、洒脱、隐约曲折的风格，而且创造了黑暗政治下文学斗争别具一格的形式。 凶险的世态，使得诗人不得不在外表上装饰得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其实诗人的内心仍在强烈地执着于人生。他的诗那么隐而不显，闪烁其词，其中的矛盾和孤苦是欲写又不能写的。如此隐约曲折的风格，无疑有一种深沉苍凉、自然飘逸的美丽，因而赢得了后人如此的评价：“阮旨遥深”（刘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鲁迅）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开创了五古咏怀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成组的咏怀之作，都不难看出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
六朝时期，五言诗的发展成为诗坛的主流。在正始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应推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籍有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抒写一生的志向、感触，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写夜中不寐，独自弹琴的情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直写不寐弹琴之事，中间似有一段忧愁。幽独不寐原来在《诗经》中就是君子忧时忧世的表现，如《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但此诗全无一字明说忧愁为何，只是在明月清宵之中发散着一片忧愁的气氛。“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明月清风的明亮清爽，是中宵实景，正衬出诗人弹琴的高致。一片心境如明月的澄澈，又如清风的舒爽，寄托于夜半琴声之中，此中原无忧愁可以寻绎，但后面四句的徘徊忧思，却写出夜中不寐的根由，而使如此明亮的夜晚，如此高洁的琴声，都似弥漫着无穷的“忧思”。“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由室中之景而移到户外，可看到听到外野北林之间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也许另有它们自身的原因，但在明月清宵之中飞鸣，正隐隐提示夜里耸动的一种不安。诗人与飞鸟，都在这种不安之中徘徊而不寐。“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人与鸟的中夜徘徊，最后只是拥有满怀忧思而已，意望中的事物既不可得见，而只是让忧思淹没自己，触痛心弦而已。这忧思是什么？作者没有具体明言，但整个明月清宵，中夜鸣琴的情境，都由此而似沉浸在一种忧愁里面，那种生命中的忧思，就在明月之中，在清风之中，随月照临，随风吹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