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影片《红高粱》改编自莫言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它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经典作品，斩获了多项重量级大奖，本文试图通过对影片与小说的对照，从叙事、人物、主题三个方面说明影片《红高粱》对原作的背离与超越。 关键词：叙事；人物 ；主题 首先关于叙事。 叙事语言。无论是小说还是影片，一个共同的点在于它都在讲一个差不多的故事。影片采用了12处旁白，大量的色彩渲染，还有五处很典型的民俗音乐的插入。可以说它极大地使用着发挥着影视语言的叙事优越性，其中，出彩的空镜长镜头的运用，和民歌的点缀，都是观者所惊喜的要点。 文本的叙事语言是“浓厚”的，它的语言是浓厚的，他的抒情是喷薄的，它的色彩是浓厚的，它的画面呈现是浓厚的，以至于读完整本书，仿佛双手安在屠宰板的血肉模糊中一样沉重油腻不知所措。在于它在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时不吝笔墨，在于它寓言式的大量的铺垫暗示呼应。（比如：双片；手舞足蹈的尸体）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音乐讽刺反差比小说中大雨的到来要更具悲剧色彩，文本通过常见的雨的意向来寓言暗示主角的悲惨，电影就借着一望无际的黄土和跟送丧曲没多大差的曲子做表达，我觉得电影更胜一筹。叙事色彩的选择也有不同。影片偏爱红色，全篇贯穿着高粱一样的热烈的强烈的血腥的红色，红色的高粱，红色的太阳，红色的血液，红色的高粱酒，红色的袄子，红色的窗花，在张艺谋看来，红色是中国人某种血性某种热烈某种生机的象征，是悲剧极致的表达，这在后面他固执的用《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悲剧色彩选择中也不难发现，可能，一个多情的点是，红色，是政治立场最张扬的选择，也正是因为红色在故事中承担了这样多的色彩，影片才有了机会有了空隙捕捉生活，捕捉最平凡生命的起伏波动。色彩趋向于单一化，血腥试图隐晦化。原作的色彩则是比较多元的，我有注意到莫言他除了用大量的红色描写之外，他还用了比较多的紫色，其中还有黄色，文本他不考虑逻辑的自洽，在叙事和氛围的渲染中，我以为莫言选择了后者。 叙事时序。时序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逻辑的连贯。电影的叙事是编年史的叙述，按时间发展娓娓道来。莫言的文本则是有跳跃和穿插的，他的这种穿插没有提示，就混在一整篇小说中，跳来跳去，读者不得不时时确定，这段话或者这个文字到底是他哪个时期的爷爷。虽然电影看起来很流畅，但故事情节的缺失和人物的删减使得它的逻辑和衔接也不是很流畅自然。因而，无论是文本还是电影，都有极大的跳跃感，只不过，原作的跳跃感可以找到很好的落脚点，电影就有些牵强。 叙事效果。这个我主要想说的是，真实与魔幻的互相摒弃和靠近。无论是对于张艺谋还是莫言来说，《红高粱》都不算是自己成熟的作品，因而他们魔幻的不彻底，现实的不彻底，张艺谋坚定了自己的真实，同时又借助魔幻升华了莫言的某种魔幻，莫言小说中有几处很不合时宜的政治立场的陈情，现在看来自然是没必要的，而张艺谋借助高贵的红色拥有了删减这些色彩的特权。 张艺谋选择了真实同时补充了魔幻，比如说结婚当晚冰冷的残缺的月亮在九儿一声尖叫后变圆，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冷色调的画面，因而那月亮那么大却偏偏少了一块，让人觉得不真实；还有于占鳌与九儿高粱地里那个片段，他跪大地，有种祭祀的庄严，这中庄严，与后来的两次祭酒不谋而合，他似乎也在宣扬某种性意识的解放和重新解说，这个莫言也很感兴趣，我们从莫言的小说中，从那些污秽血腥之中，往往能发现他对于器官，对于虐待，对于人所能承受的肉体的摧残的想象和描绘，相比之下，看似污秽的性，变的平淡正常可以接受了。他是为了树立某种陌生化，某种神秘和敬畏。莫言是魔幻现实主义，他的后来加入的一点现实现在看来更像是政治立场的赤裸裸的宣告，这是不太合适的。 悲剧叙述。莫言体现着悲壮的牺牲艺术。他热衷于悲剧和死亡，他的语言变态的描述每一个死亡，他的笔下，很少有人死的容易，他对人器官的迷恋有些疯狂。无论是他檀香刑中对檀香刑不厌其烦地细致的描写还是生死疲劳中对于人与伦理的混合，他似乎要存心恶心读者，一遍遍挑战读者的想象和视觉界限，在红高粱中并没有收敛，他写死亡，他写器官，他写一般人所不能想象的死亡手段。因而他的魔幻中我往往觉得他有做某种专门恶心读者的努力，他时时挑战着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恐惧。 在这之前，有不少作家选择用女性的某些器官来实现文明的流氓窥探，这样看来，莫言喜欢虐待男性，每一个男性几乎都以十分残忍的手段死去。莫言的小说里面承载着一种看似畸形或者说就是畸形的对破败撕毁破坏毁灭的快乐，张艺谋就显得正常，他把悲凉放在人的生命之中，放在刺眼的红色，格格不入的乐调之中，因而莫言给我们一大幅灰暗的、人间炼狱的背景，而张艺谋选择用无边的黄土和那一轮红的模糊的太阳作为悲剧的成全。张艺谋偏重于稳定平淡，偏重于表现女人的美丽和男性的朝气，他不激烈，因而他没有选择成全一个激烈的革命先进分子余占鳌，也没有塑造一个光辉的高贵的信仰一样的九儿。他只是讲了一个普通女子的命运。他似乎更文明，他把狗头换成牛头，他不忍——至少不会那么张扬地冲撞时代的文明规范。其次关于人物。影片与原作共有的人物主要有四个，一是罗汉，二是花脖子，三是余占鳌，四是九儿。 对野蛮的征服与引导，对自然的崇拜与妥协——我发现影片给九儿提供了大量的男性陪衬，整部影片似乎只出现了两个女性，这种弱化九儿其他的社会关系，无疑是给这个女人以某种神秘独立化，但这种独立似乎没有体现出莫言一再强调的那种高贵，反而消解了文本中的自立，把她对男性的依恋做了某种暗示。这个我也以为是中国传统观念的妥协。 九儿与一群男性，在四下无人黄土漫天的十八里坡，热烈的努力地生活，就像是在一方不被打扰的天地里，随性所欲的存在毁灭，他们有着某种供奉神明的信仰，他们只管用力的活、大气的死，他们因而被陌生化了。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是选择了自我存在与毁灭的生命的跳动。片中的九儿没有娘，娘是继承的象征，九儿仿佛独立的个体，仿佛天上的神明一样，仿佛火红的太阳，火红的高粱一样，仿佛火红的一切事物，一样，奉若神明。 影片中有一个空镜头我觉得很妙，就是绿色的高粱地向天边延展延展成无边无际火红的天空，就仿佛那些本该属于高粱的鲜艳的红流到了天边，流到了天边的天上，那是不是——一身红的九儿，在血光在弹雨在豆官的送行民谣中，也住到了天上红红的角落，也许是太阳，也许是父亲眼中永远擦不掉的那一抹红。这里，似乎才可以窥见一点儿九儿的“高贵”。 我隐约觉得，九儿身上可能寄托了莫言对于母亲的热爱与迷恋，莫言笔下的九儿始终是自主聪明的，是妇女自立自强的典范，他没有给这个女人以任何粗暴的描写，是个神一样的指导的存在。而在影片中，九儿趋向于真实现实，她有认命有依赖有规矩，张艺谋后来也说，后悔没让九儿更野，他之前的选择，也是向之前社会背景的呼应。书中九儿与罗汉多人有染，在影片中，张艺谋不愿揭露这份真实，选择了一系列暧昧不清的镜头蒙混过关。 花脖子的改编很有意思，也很成功。原作中花脖子是为了成全于余占鳌某种霸气、匪气以及他和九儿之间的爱情而死，他裸露着死于河中；电影中他死于日本鬼子的逼迫中，他那样一个土匪，最终为民族而死，是很震撼的，一方面震撼于中国人骨子里的血气，一面震撼于日本的残暴，在日本兵出现之前，土匪是最大的灾难，很显然，这灾难同日本侵略相比，更为渺小。这里的悲剧性也很浓烈。影片在这里强调了民族血性和民族精神，这种处理我觉得更为高级，比原作中为了说明于余占鳌像个土匪要高级。 余占鳌明面上没有直接地沾上人命，张艺谋模糊隐晦的表达无疑是他对中庸的选择，他只要不明说余占鳌杀了谁，那观众没有绝对的理由抨击他的意识形态地输出。有个例外是小说中豆官的身份最后才揭晓，而电影中则是直接给了美满的肯定，这可以看作是张导对中国观众市场的妥协，也是逻辑不能自洽的所在。小说给了这个家庭一个背景一个理由，电影就直接安排，显然过于跳跃了，这对于中国的伦理道德来说都是不太允许的。 罗汉的改编也值得注意。书中九儿称罗汉为罗汉大爷，罗汉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他们之间有某种关系，而电影中，九儿称罗汉为大哥，没有强调年龄，似乎在有意营造九儿的某种“贞洁”，罗汉也的死因也用一句共产党代替，这我以为是张导的中庸之道。但也可以理解，他确实没办法像莫言一样一边写着九儿的淫荡，一边大言不惭的说她是最高贵的人，影视作品很少做到这样。小说中说罗汉是为东家而死为忘恩负义的骡子而死，这样比起来，电影似乎在成全罗汉形象的伟大。张导用花脖子和罗汉的惨死为后面的悲壮牺牲给了理由。 还有豆官。电影是真实化的，小说偏向于魔幻。对比会发现，电影中的人物比小说中少。那些被取掉的人物，比如曹县长，冷麻子。都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物的复杂性和立体性，跟莫言所说人的的矛盾有了距离。而这些差异性，这些形象的削弱或者说某些方面的加强，本质上来讲，是时代环境的选择。 最后关于主题（的偏向） 市场上把这部片子定义为抗日爱情片，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它花了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讲述故事，然后一句旁白引入抗日的情节，这些情节仿佛是为了给这些平凡的人镀上某种火红的色彩，这是有些突兀的；原作则不一样，原作本身对抗日做了大量的情节铺垫和人物设计，比如曹县长，冷麻子，后来都有参与，也是在这些人的共同作用下，余占鳌的性格得以凸显，这是电影所没能塑造的复杂。 张艺谋认为，《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部影片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片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赞美生命正常的欲望。 莫言觉得红高粱是一个令他不太满意的故事，莫言小说表现的是对野性、对远早生命形态的追逐。 因而，无论是作品还是电影，把它们归为抗战片或者说主要讲抗战爱情主题我是不认同的，我以为，他就是对于人生对于人性对于常态的思考剥离远离靠近夸张与预告。 《红高粱》不算是张艺谋最好的电影，《红高粱》不算是莫言最好的小说，可它们，无论是作为作品还是影片，都给读者和观众、给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态度，它们的启发意义，它们的氛围与色彩，值得我们为之着迷和思考，我以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并不善写论文，也不善编小说，不善讲故事，不善去学习，我写任何东西，最后主观会占据主导，甚至为了呈现主观而不管客观的矛盾，没办法，我只能写我以为的我以为，说自以为的自以为是。今天是在家的第一天，一切都很好，我很喜欢，我想长长久久地待在这个小镇，待在石头山上会长出毛茸茸的草的夏天。明天见啊，明天的我们。晚安。
《红高粱》的整个符号系统就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审美范畴，其中的人物语言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是典型的高密农民在说话。
小说的主题被诠释为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
其意图是借助高密东北乡民间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来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唤强有力的生命形态，呼吁中华民族要自尊自强，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质。
扩展资料：
《红高粱》电影于1988年该片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中国电影 。《红高粱》电视剧女主角周迅获第21届上海电视节颁发的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1987年11月，香港出版《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小说选》，香港作家西西负责编选的第一辑就推出了莫言的《红高粱》。1993年，维京出版社出版了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翻译的《红高粱》。
电影艺术赏析论文范文精选篇2 浅谈《红高粱》中色彩艺术的运用与赏析 [摘 要] 当前，影视作品已经成为人们视觉审美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种视觉艺术，图像是其造型语言，而色彩是其造型语言中最重要的组成元素之一。影视作品的画面质量直接影响着观众的视觉享受，而人的视觉感受在人的感官中最为强烈。电影《红高粱》是最能反映张艺谋早期风格的一部经典作品。电影中一个个油画似的场景，勾勒出了一个以红色为基调的“红高粱”世界，歌颂黄土高坡上的中华儿女抗日生活的电影，用来祭奠那些激荡在无边无际的如火如荼的高粱地里的灵魂。 [关键词] 《红高粱》;色彩艺术;人性;魅力 高粱，象征着狂野的、自然的人性，它们在风中劲舞，自生自灭，是世间生命万物的象征。《红高粱》对红色渲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红高粱，红褂，红裤，红轿子，在烈日的灼烧下通红的汉子背，以及影片最后染满整个银幕的鲜血，既象征了面对恶势力的践踏，以最本质的方式进行反抗的原始生命力，也使整个电影充满了诗情画意。《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歌颂了中华儿女激扬亢奋的民族精神，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写实与写意联系得相得益彰，把电影语言的独特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该部电影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它颂扬了人性的本质及生命的不可抗拒，对大自然色彩的运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一、电影《红高粱》的色彩艺术效果 《红高粱》中所营造出的以红色为基调的画面以及恢宏的氛围，部分来自于作者自身所注入的感情，部分则来自于客观事物烘托的意境，情境自然结合，“情与景会，意与象通”。这正是影片创作的基础，同时也是观众喜欢的魅力所在。在这部电影意境的营造方面，色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色彩在电影创作中有助于情感的表达，它主要依赖于人们的联想来获得，即人们通过色彩而获得的感受。 人物的内心深层次的刻画能够烘托其复杂的心理活动及其性格特点。而要想在限定的较短时间里，有限的场景中来形象、细致刻画一个人的内心活动，那就需要能够让观众看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视觉载体，而美术色彩艺术的巧妙作用就恰好可以充当这一载体。张艺谋导演就是巧妙地把色彩艺术运用到《红高粱》这部影片中，形象刻画了影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他通过美术色彩的多样变换，为观众准确、清晰展现了片中角色的内心活动及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该部电影中红色基调的大量运用，不仅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也传达出了影片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人物通过色彩掺入了复杂的感情，使影片人性化。《红高粱》这部电影通过运用大量的色彩来营造一种红色中国的意境，进而捕捉观众的眼球，以达到产生共鸣的效果。影片中铺天盖地的红色，极具象征意义。每处场景的色彩、色调无不把片中人物的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从最初象征生命力、如火如荼的红高粱、红袄、红鞋、红盖头，到最后布满银幕的血红色，这些色调极具感染力，经导演的精心设计与故事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为全片定下了恢弘壮烈的基调。 二、电影《红高粱》的色彩赏析 画面与音乐，作为构成电影的两大元素，在电影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色彩是电影语言的一部分，恰当使用色彩，可以表达不同的情感及感受，有助于电影情绪的准确表达，渲染影片的风格气氛。同时，音乐在电影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情绪性。音乐是电影中声音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影响着影片的气质，深化其主体，强化观众的心理活动。一部成功的电影，出色的电影音乐是必不可少的。 夺得多项大奖的电影《红高粱》，算不上张艺谋最经典的作品，却是最激情的一部。影片自始至终，都致力于表现出感性生命的躁动。《红高粱》不仅是一部好作品，更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先生的中篇小说，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伙纯朴的农民的狂野生活以及他们浴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影片经过演员的成功演绎，颂扬了生命的奔放，敢爱敢恨，大生大死的人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令人难以预料。节奏松弛有度，画面、色彩、光线及其视觉形象热烈、活泼。该影片突破了传统的抗日战争题材，在《红高粱》中，自由奔放、气势恢宏的生命跃上了银幕。与同时代的影视作品相比，战争画面明显减少，而且不涉及任何政治色彩。影片结束时，战斗场面十分写意，虽然不如传统国产战争影片中的场面宏大，人物也不多，但画面却更多了几分震撼。日食、红霞映衬下的世界，嘹亮的歌谣响彻天地，如血海汪洋的火红高粱地…… 《红高粱》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战争烙印。影片成功在于纯美，颂扬了爱就真爱、恨就真恨、敢爱敢恨、大生大死、气势恢宏的生命。 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张艺谋导演对鲜艳的红颜色是情有独钟，红色自然成了电影《红高粱》的主色调。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红色被视为喜庆和美满的象征，后来红色逐渐被人们赋予了积极、向上、正义、革命的内涵。而且，在美术绘画领域，红色也是彰显个性与烘托氛围的一种常用手段。 影片《红高粱》一开始，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如血海汪洋般的火红色，影片女主角“九儿”那象征喜庆的大红的嫁妆：红盖头，红褂，红裤，红鞋;还有那大红的花轿;还有那火红的高粱地，以及在高粱地里让观众心情为之荡漾的野合。这些火红的画面一开始就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给人们内心带来了一次红色的洗礼。虽然整部影片的色调多是红色的，但并没有让观众感觉这是打破常规的矫揉造作，而是很自然接受了高粱本就是火红色的。另外，影片还把那种放荡不羁、肆无忌惮、自由激情和那欢乐愉悦氛围与红色的主色调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红色基调的衬托下，“爷爷”和“奶奶”的凄美爱情故事姗姗而来。 整部电影由“爷爷”与“奶奶”的相遇、相知、相爱、互助的情感构成。他们通过与世俗观念的抗争，最终走到了一起，最后浴血奋战反抗日本侵略者。影片结尾，女主人公“九儿”和其他汉子们全都死了，“爷爷”和“爹爹”静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相互凝视着对方，在血红色的太阳光下相互凝望着，很久很久，直到天空中日食出现时，天空突然暗淡了下来，紧接着出现的还是一种血红色。张艺谋导演巧妙把美术色彩在这部影片中用到了极致，画面唯美，故事感人，无限放大了人物的形象，更是对中华儿女的高度歌颂与赞美。影片歌颂了这片荒凉的土地，这段不畏世俗，令人崇敬的爱情故事，并深深颂扬了这块土地上的那种无拘无束的野性，更表达了对中华儿女不畏强暴、浴血奋战到底的优良品质。全片表达的就是对原始生命勃勃生机的崇拜之情。 在整部电影中，作者还是保留了大量的个人的风格及其自己主观的认知.影片较多固定于同一个镜头，来刻画人物的变化过程，吸引观众把心沉下来认真观看。影片多通过近景来刻画“奶奶”，当“爹爹”在酿酒缸里蹦来蹦去，不停地喊着“娘”时，“奶奶”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然后，“奶奶”注意到了远处的一个身影，侧影映在他身上，衬托出罗汉瘦小的身躯。太阳金色的光环绕在他周围，暗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奶奶”焦急地追赶过去，“爷爷”一脸不解，逆光从其身后射来，凸显他更加忧郁，好想看到了什么似的，仿佛危机正在来袭，就像光似的压在他身上，继而鬼子的掠夺呼之而出。 电影《红高粱》巧妙地将故事情节串连在一起，一个个油墨泼成的画面，扣人心弦。整片的高粱地被血色残阳染成了血红色，那是被鲜血染成的高粱地，那是象征着凄凉的残阳，是“爷爷”“爹爹”失去爱妻、母亲后心口的伤疤，是作者对高粱地上中华儿女的歌颂。一块高粱地被践踏了，但是还有如血海汪洋的高粱在疯长着，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文明，也是“爷爷”身上那股野性。“爷爷”身上的野性是原始的、野兽的疯狂，是中华男子汉所共有的特殊品质，更是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奋力反抗的基础。影片呼吁人们追求真善美，追求勃勃生机的人生。 三、电影《红高粱》的画面鉴赏 色彩具有象征性。人们在各种色彩掺杂的世界里生活着，培养了很多视觉经验。这些经验与外来刺激相呼应，而情感则在其中慢慢升华，深刻地表达着人们的信念和思想，激起了人们的思绪。 出身于摄影师的张艺谋，电影画面及色彩一直都非常唯美，如有神相助。电影《红高粱》中的画面中红色为影片的主色调。在中国，红色既代表着喜庆、美满，也代表着革命。影片中最熟悉的画面就是那片火红的高粱地，郁郁葱葱的高粱高过人头，密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秋风袭来，掀起层层波浪，一阵阵清脆的摇摆声;还有就是那血色残阳的画面，“九儿”出嫁，当花轿来到十里坡时，遇到了日本鬼子，最后死在了鬼子的刺刀下。那天的日食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血红色，“娘，娘，上西南，高高的大路，足足的盘缠，娘，娘，上西南……”影片结束时，嘹亮的歌谣响彻天地人间，无边的高粱地如血海汪洋，“九儿”躺在血泊中，安详地死去了。暗红的鲜血把太阳染成了血红色，血红的太阳燃烧着，把整个世界都烧成了红色……这就是影片的结尾 张艺谋对色彩特殊的审美价值运用恰到好处，为观众呈现了一个血红的世界。电影《红高粱》既有唯美的观赏性，更有很强的思想性，它的成功与色彩特殊的审美价值的准确把握息息相关。 影片中红色为主要基调，色彩对于人们的审美观有着特殊的视觉效应，它可以勾起人们悠远的遐想，成功唤起人们的视觉体验。 影片中还有很多唯美的画面：“九儿”出嫁时的红鞋、红袄、红裤及红盖头，甚至花轿都是红的;汉子们被烈日晒得发亮的古铜色皮肤以及他们肆无忌惮的光头;日食时血色汪洋的红，高粱地里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绿…… 四、结 语 在《红高粱》中，导演张艺谋把视觉享受与造型艺术结合得淋漓尽致，几乎每一个镜头都可看作是唯美的水墨画。造型艺术也被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人能够如此把画面拍摄如泼墨般肆意自如，而且色彩还极为浓厚。那血色残阳的红色，既愉悦了人们的视觉享受，又象征了一种不屈的生命力，一种要爱真爱、要恨真恨、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淋漓奔放、肆意自如的人生态度。两者成功结合在一起，使人恋恋不舍，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1] 尹秀茶.对生命的渴求与赞美――《红高粱》欣赏[J].作家，2008(08). [2] 辛宇杰.浅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J].华章，2011(07). [3] 黄巽斋.汉字文化丛谈 [M].长沙：岳麓书社，1998. [4] 贺友龄.汉字与文化[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 猜你喜欢： 1. 电影艺术鉴赏论文 2. 电影赏析论文范文 3. 电影音乐赏析论文范文 4. 关于电影论文范文 5. 艺术鉴赏论文范文参考
概要：影片《红高粱》改编自莫言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它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经典作品，斩获了多项重量级大奖，本文试图通过对影片与小说的对照，从叙事、人物、主题三个方面说明影片《红高粱》对原作的背离与超越。 关键词：叙事；人物 ；主题 首先关于叙事。 叙事语言。无论是小说还是影片，一个共同的点在于它都在讲一个差不多的故事。影片采用了12处旁白，大量的色彩渲染，还有五处很典型的民俗音乐的插入。可以说它极大地使用着发挥着影视语言的叙事优越性，其中，出彩的空镜长镜头的运用，和民歌的点缀，都是观者所惊喜的要点。 文本的叙事语言是“浓厚”的，它的语言是浓厚的，他的抒情是喷薄的，它的色彩是浓厚的，它的画面呈现是浓厚的，以至于读完整本书，仿佛双手安在屠宰板的血肉模糊中一样沉重油腻不知所措。在于它在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时不吝笔墨，在于它寓言式的大量的铺垫暗示呼应。（比如：双片；手舞足蹈的尸体）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音乐讽刺反差比小说中大雨的到来要更具悲剧色彩，文本通过常见的雨的意向来寓言暗示主角的悲惨，电影就借着一望无际的黄土和跟送丧曲没多大差的曲子做表达，我觉得电影更胜一筹。叙事色彩的选择也有不同。影片偏爱红色，全篇贯穿着高粱一样的热烈的强烈的血腥的红色，红色的高粱，红色的太阳，红色的血液，红色的高粱酒，红色的袄子，红色的窗花，在张艺谋看来，红色是中国人某种血性某种热烈某种生机的象征，是悲剧极致的表达，这在后面他固执的用《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悲剧色彩选择中也不难发现，可能，一个多情的点是，红色，是政治立场最张扬的选择，也正是因为红色在故事中承担了这样多的色彩，影片才有了机会有了空隙捕捉生活，捕捉最平凡生命的起伏波动。色彩趋向于单一化，血腥试图隐晦化。原作的色彩则是比较多元的，我有注意到莫言他除了用大量的红色描写之外，他还用了比较多的紫色，其中还有黄色，文本他不考虑逻辑的自洽，在叙事和氛围的渲染中，我以为莫言选择了后者。 叙事时序。时序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逻辑的连贯。电影的叙事是编年史的叙述，按时间发展娓娓道来。莫言的文本则是有跳跃和穿插的，他的这种穿插没有提示，就混在一整篇小说中，跳来跳去，读者不得不时时确定，这段话或者这个文字到底是他哪个时期的爷爷。虽然电影看起来很流畅，但故事情节的缺失和人物的删减使得它的逻辑和衔接也不是很流畅自然。因而，无论是文本还是电影，都有极大的跳跃感，只不过，原作的跳跃感可以找到很好的落脚点，电影就有些牵强。 叙事效果。这个我主要想说的是，真实与魔幻的互相摒弃和靠近。无论是对于张艺谋还是莫言来说，《红高粱》都不算是自己成熟的作品，因而他们魔幻的不彻底，现实的不彻底，张艺谋坚定了自己的真实，同时又借助魔幻升华了莫言的某种魔幻，莫言小说中有几处很不合时宜的政治立场的陈情，现在看来自然是没必要的，而张艺谋借助高贵的红色拥有了删减这些色彩的特权。 张艺谋选择了真实同时补充了魔幻，比如说结婚当晚冰冷的残缺的月亮在九儿一声尖叫后变圆，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冷色调的画面，因而那月亮那么大却偏偏少了一块，让人觉得不真实；还有于占鳌与九儿高粱地里那个片段，他跪大地，有种祭祀的庄严，这中庄严，与后来的两次祭酒不谋而合，他似乎也在宣扬某种性意识的解放和重新解说，这个莫言也很感兴趣，我们从莫言的小说中，从那些污秽血腥之中，往往能发现他对于器官，对于虐待，对于人所能承受的肉体的摧残的想象和描绘，相比之下，看似污秽的性，变的平淡正常可以接受了。他是为了树立某种陌生化，某种神秘和敬畏。莫言是魔幻现实主义，他的后来加入的一点现实现在看来更像是政治立场的赤裸裸的宣告，这是不太合适的。 悲剧叙述。莫言体现着悲壮的牺牲艺术。他热衷于悲剧和死亡，他的语言变态的描述每一个死亡，他的笔下，很少有人死的容易，他对人器官的迷恋有些疯狂。无论是他檀香刑中对檀香刑不厌其烦地细致的描写还是生死疲劳中对于人与伦理的混合，他似乎要存心恶心读者，一遍遍挑战读者的想象和视觉界限，在红高粱中并没有收敛，他写死亡，他写器官，他写一般人所不能想象的死亡手段。因而他的魔幻中我往往觉得他有做某种专门恶心读者的努力，他时时挑战着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恐惧。 在这之前，有不少作家选择用女性的某些器官来实现文明的流氓窥探，这样看来，莫言喜欢虐待男性，每一个男性几乎都以十分残忍的手段死去。莫言的小说里面承载着一种看似畸形或者说就是畸形的对破败撕毁破坏毁灭的快乐，张艺谋就显得正常，他把悲凉放在人的生命之中，放在刺眼的红色，格格不入的乐调之中，因而莫言给我们一大幅灰暗的、人间炼狱的背景，而张艺谋选择用无边的黄土和那一轮红的模糊的太阳作为悲剧的成全。张艺谋偏重于稳定平淡，偏重于表现女人的美丽和男性的朝气，他不激烈，因而他没有选择成全一个激烈的革命先进分子余占鳌，也没有塑造一个光辉的高贵的信仰一样的九儿。他只是讲了一个普通女子的命运。他似乎更文明，他把狗头换成牛头，他不忍——至少不会那么张扬地冲撞时代的文明规范。其次关于人物。影片与原作共有的人物主要有四个，一是罗汉，二是花脖子，三是余占鳌，四是九儿。 对野蛮的征服与引导，对自然的崇拜与妥协——我发现影片给九儿提供了大量的男性陪衬，整部影片似乎只出现了两个女性，这种弱化九儿其他的社会关系，无疑是给这个女人以某种神秘独立化，但这种独立似乎没有体现出莫言一再强调的那种高贵，反而消解了文本中的自立，把她对男性的依恋做了某种暗示。这个我也以为是中国传统观念的妥协。 九儿与一群男性，在四下无人黄土漫天的十八里坡，热烈的努力地生活，就像是在一方不被打扰的天地里，随性所欲的存在毁灭，他们有着某种供奉神明的信仰，他们只管用力的活、大气的死，他们因而被陌生化了。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是选择了自我存在与毁灭的生命的跳动。片中的九儿没有娘，娘是继承的象征，九儿仿佛独立的个体，仿佛天上的神明一样，仿佛火红的太阳，火红的高粱一样，仿佛火红的一切事物，一样，奉若神明。 影片中有一个空镜头我觉得很妙，就是绿色的高粱地向天边延展延展成无边无际火红的天空，就仿佛那些本该属于高粱的鲜艳的红流到了天边，流到了天边的天上，那是不是——一身红的九儿，在血光在弹雨在豆官的送行民谣中，也住到了天上红红的角落，也许是太阳，也许是父亲眼中永远擦不掉的那一抹红。这里，似乎才可以窥见一点儿九儿的“高贵”。 我隐约觉得，九儿身上可能寄托了莫言对于母亲的热爱与迷恋，莫言笔下的九儿始终是自主聪明的，是妇女自立自强的典范，他没有给这个女人以任何粗暴的描写，是个神一样的指导的存在。而在影片中，九儿趋向于真实现实，她有认命有依赖有规矩，张艺谋后来也说，后悔没让九儿更野，他之前的选择，也是向之前社会背景的呼应。书中九儿与罗汉多人有染，在影片中，张艺谋不愿揭露这份真实，选择了一系列暧昧不清的镜头蒙混过关。 花脖子的改编很有意思，也很成功。原作中花脖子是为了成全于余占鳌某种霸气、匪气以及他和九儿之间的爱情而死，他裸露着死于河中；电影中他死于日本鬼子的逼迫中，他那样一个土匪，最终为民族而死，是很震撼的，一方面震撼于中国人骨子里的血气，一面震撼于日本的残暴，在日本兵出现之前，土匪是最大的灾难，很显然，这灾难同日本侵略相比，更为渺小。这里的悲剧性也很浓烈。影片在这里强调了民族血性和民族精神，这种处理我觉得更为高级，比原作中为了说明于余占鳌像个土匪要高级。 余占鳌明面上没有直接地沾上人命，张艺谋模糊隐晦的表达无疑是他对中庸的选择，他只要不明说余占鳌杀了谁，那观众没有绝对的理由抨击他的意识形态地输出。有个例外是小说中豆官的身份最后才揭晓，而电影中则是直接给了美满的肯定，这可以看作是张导对中国观众市场的妥协，也是逻辑不能自洽的所在。小说给了这个家庭一个背景一个理由，电影就直接安排，显然过于跳跃了，这对于中国的伦理道德来说都是不太允许的。 罗汉的改编也值得注意。书中九儿称罗汉为罗汉大爷，罗汉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他们之间有某种关系，而电影中，九儿称罗汉为大哥，没有强调年龄，似乎在有意营造九儿的某种“贞洁”，罗汉也的死因也用一句共产党代替，这我以为是张导的中庸之道。但也可以理解，他确实没办法像莫言一样一边写着九儿的淫荡，一边大言不惭的说她是最高贵的人，影视作品很少做到这样。小说中说罗汉是为东家而死为忘恩负义的骡子而死，这样比起来，电影似乎在成全罗汉形象的伟大。张导用花脖子和罗汉的惨死为后面的悲壮牺牲给了理由。 还有豆官。电影是真实化的，小说偏向于魔幻。对比会发现，电影中的人物比小说中少。那些被取掉的人物，比如曹县长，冷麻子。都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物的复杂性和立体性，跟莫言所说人的的矛盾有了距离。而这些差异性，这些形象的削弱或者说某些方面的加强，本质上来讲，是时代环境的选择。 最后关于主题（的偏向） 市场上把这部片子定义为抗日爱情片，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它花了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讲述故事，然后一句旁白引入抗日的情节，这些情节仿佛是为了给这些平凡的人镀上某种火红的色彩，这是有些突兀的；原作则不一样，原作本身对抗日做了大量的情节铺垫和人物设计，比如曹县长，冷麻子，后来都有参与，也是在这些人的共同作用下，余占鳌的性格得以凸显，这是电影所没能塑造的复杂。 张艺谋认为，《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部影片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片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赞美生命正常的欲望。 莫言觉得红高粱是一个令他不太满意的故事，莫言小说表现的是对野性、对远早生命形态的追逐。 因而，无论是作品还是电影，把它们归为抗战片或者说主要讲抗战爱情主题我是不认同的，我以为，他就是对于人生对于人性对于常态的思考剥离远离靠近夸张与预告。 《红高粱》不算是张艺谋最好的电影，《红高粱》不算是莫言最好的小说，可它们，无论是作为作品还是影片，都给读者和观众、给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态度，它们的启发意义，它们的氛围与色彩，值得我们为之着迷和思考，我以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并不善写论文，也不善编小说，不善讲故事，不善去学习，我写任何东西，最后主观会占据主导，甚至为了呈现主观而不管客观的矛盾，没办法，我只能写我以为的我以为，说自以为的自以为是。今天是在家的第一天，一切都很好，我很喜欢，我想长长久久地待在这个小镇，待在石头山上会长出毛茸茸的草的夏天。明天见啊，明天的我们。晚安。
似红似火的精神抗争
——浅析《红高粱》的视听风格
电影《红高粱》是由张艺谋改编莫言同名小说而来，影片延续了张艺谋导演重色彩、 重时代刻画等艺术风格。红色色调是这部影片的灵魂，起起伏伏，挥挥洒洒的红高粱，有着寄寓当地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导演借九儿、余占鳌等人物讴歌了三十年代西北淳朴却拥有抗争精神的劳动人民，延伸出现当代人们对此炽热的感慨。这是他对故事绘声绘色的彰显，亦是对于小到封建礼教束缚，大到对民族侵略的伟大抗争精神的赞颂。
红色调的炽热，贯穿至影片灵魂深处。导演从开头便紧扣抗争的主题，从画面的最开始，九儿便是在浓艳的红色下出场。此刻的红色不仅仅是婚嫁的基本衬托，从九儿沮丧不甘的面部特写便可看出，这更是对此刻九儿抗拒的内心心境的衬托。“坐轿不能哭， 哭轿吐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然而九儿却掀了盖头，哭了轿，这是她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抗争，而红色正是她此刻内心最好的诠释。直到影片的末尾，红色的表现力则更加鲜明亮眼。九儿、余占鳌以及几个弟兄夜晚在酒庄以高粱 酒祭拜英勇献身的罗汉大哥时，周围熊熊的焰火将整个屋子充斥着红色的热烈，映衬的是他们此时此地心中燃烧着的对日本人抗争的熊熊烈焰。
红高粱的内涵，诠释着人物真实独白。红高粱作为片名，不仅仅是因为故事中的人民生活总是围绕着红高粱，更是因为高粱代表了当时朴实的劳动人民；一个“红”字， 也不仅仅是因为高粱的颜色是红色，更是因为它代表了朴实的劳动人民也拥有着红色所 传递出来的抗争精神。从小的方面看，余占鳌等抬轿工人在送九儿的途中，在高粱地遇到了劫匪，面对劫匪的蛮横威胁，他们为保全大局作了小小的妥协便给了钱财，可当劫匪打了九儿的主意，余占鳌为首的弟兄便奋起反抗打倒了劫匪。这一小插曲为接下来大的方面作了呼应。同是在这片高粱地，结尾的高潮部分，面对日本人对当地人民的压迫， 以及九儿的英勇献身，一场热血的战争在这片高粱地一触即发，过程中导演有大量对高粱地的镜头特写，一场血红而壮烈的斗争在火红的高粱间相得益彰地展现，将红高粱的内涵相得益彰地寄予在了抗争的人群当中。
意境的浓墨渲染，给予了画面想象空间。影片中有着不少重写意的片段，往往以远景的方式呈现，并且没有人物对话......（此处省略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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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给你提供一份大纲你看下合适不合适内 容 摘 要本文以人民币升值背景为开端，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综述，重点论述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包括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运用基本经济模型与数据进行分析，详细有力地论证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总结出我国政府应对的策略。文章最后，笔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现今人民币升值情况进行分析，得出人民币适时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并进一步提出合理建议。
红高粱里面的人物和主题主要的是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些个特征抗日的一些特征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您
赏析《红高粱》 选自《影响中国学生的80部书》 <红高粱>显然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2002年它又十分醒目地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侯选名单上,不单是仅有的中文创作名目,更是80年代以降二十年中唯一入榜书.在<红高粱>中设有两条平行的线索,”过去式”写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故事;”现在式”写爷爷背着父亲正在进行着的一场伏击战.这两条线时隔几十年,交叉进行,且均属于过去,与现在无关.但令人无不惊诧的是,莫言何以能把他尚未经历过的抗日战争写的那样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他何以具有如此丰富瑰丽的想象力;他的文字何能如此无拘无束舒卷自如;他怎么就能把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写的饱满畅酣淋漓尽致震撼人心.显然,莫言在小说中的历史描述别具一格. 莫言曾被归为”寻根”一派,那么莫言在自己的故乡山东高密寻到了自己的根.对于莫言来说,高密是一个悖论,简单说来它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又最丑陋,最超脱又最世俗,最圣洁又最龌龊,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最能喝酒又最能爱的地方.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莫言竖立起了一个复杂的形象-----爷爷(我们甚至可以忘掉他的名字),他是一个劳动者,一个杀人犯通奸犯,一个土匪,而他又是个抗日英雄.如此这样一个形象,完全不同于文革文学当中平板的格式化的英雄形象,而集美丑善恶于一身,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作品中的奶奶也是极端反传统的.作为一个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奶奶反叛了传统的价值道德观念.当她被父母为换取一头骡子而许配给麻风病人单扁郎时,她勇敢的选择了与爷爷通奸,以此来进行反抗.而奶奶临死的独白正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 “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可见,莫言的历史小说推翻了传统抗战小说创作中的二元对立模式,重构了历史,模糊了过去和历史,死亡和生存,以及善与恶,好与坏的界限.正因为如此,他的笔下才有如此丰满而复杂的人物形象. 不仅如此,<红高粱>里还在浓浓的乡愁里洋溢着对父辈们的深深的崇拜: “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拙,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 在莫言的心里,爷爷(父辈)充满了让人着迷的男性的力与美.爷爷是一个桥夫,但却胆敢为了奶奶,为了一段”奸情”去杀人;他本是个农民,却为反抗日寇而成为”余司令”.奶奶本是一女子,却也感爱感恨,深明大义,具有男子汉的气魄.就连当时年仅十多岁的父亲,也是一个敢拿起勃郎宁就射的小英雄.这就是神秘的高粱地生活过的人们,他们代表着一种健康的精神-----而那片”高密辉煌””凄凉可人””爱情激荡”的红高粱,就是莫言要寻找的故乡,要寻找的精神家园吧.
1、主题思想莫言描绘了一片红如鲜血的红高粱，整个世界都是血红的，以这种狂欢式的语言、天马行空式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在伦理道德边缘的红高粱世界，一种土匪式的英雄，他们做尽坏事但也报效国家，他们缱绻相爱、英勇搏杀，充满着又离经叛道又拥有无限生气的时代气息。2、简介《红高粱》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作品。《红高粱》主要通过“我的奶奶”戴凤莲以及“我的爷爷”余占鳌两个人之间的故事，讲述发生在山东的生命赞歌。在充满野性的红高粱地里，我的爷爷和我的奶奶在红高粱地里进行了野合。《红高粱》主线是“爷爷”余占敖率领的武装压击日军，辅线是“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高密东北乡。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有的是自发的造反势力，有的是混乱和无纪律的地方首领。他们没有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主动意识。他们反抗的原因来源于为自身的生存而抗争。整部小说中没有着墨太多的正面形象，“我爷爷”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是“土匪”又是“抗日英雄”的双重身份，土匪的野性和英雄的血气使人物更加丰满和真实，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一幕。3、创作背景《红高粱》以抗日战争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为背景，故事融合了多种混乱的异质，最终通过一种强烈的刺激来塑造时代背景，从民间的角度给读者再现了抗日战争的年代，展现的是一种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就像他所说的：“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就是在这片充满梦幻与神奇，浪漫与纯真，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上，展现出壮美的画面：站立着无边无际凄婉可人的、激荡着爱情波浪的红高粱；款款流动着的墨水河；伴随着螃蟹散发出的腥甜。高密东北乡的壮美画面对应着作者开阔、宏大、丰满、艳丽、血腥的语言。莫言用这种语言追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叙述者以及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时候的那场华丽的战役，表现出细腻独特的生命体验。4、作者简介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代表作品：《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出嫁的路上，新娘被赶跑劫匪的轿夫余占熬所吸引。三天后新娘回门，与余占熬在红高粱地里激情相爱。新婚丈夫被人杀死，新娘勇敢的主持了酿酒厂，再赶走其他土匪之后，余占熬在酒缸里撒了一泡尿，竟成了喷香的好酒。9年后，日军强迫村人砍倒高粱修建公路，并将罗汉大爷剥皮示众。余占熬带领乡人报复日军，乡人们全死了。痴呆的余占熬，站在女店主的尸体旁，放声高歌……
你的论文题目重点论述的是“叙述视角”，这要联系到莫言的创作风格，所以你必须多读两篇他的小说。同时上网收集一些关于莫言小说的评论。 这样一篇论文没有个6000字是没办法说清楚的，再说毕业论文是提升自己能力的工具之一，不要光靠大家。 我当初的毕业论文是《由司马迁的<史记>看新闻真实性》，为了这个我收集的资料就打印了几十页A4纸。
作家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长篇新作《檀香刑》，标志着其创作的重要转向，由先锋实验转向民间，转向传统，在其创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继余华之后又一位当今小说大家的成功转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创作走向的一个路标。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有意识排拒，对本土创作资源的自觉吸收和再创造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而《檀香刑》丰瞻的意蕴内涵和精妙的叙事艺术对读者构成一种挑战，它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这种挑战不仅是指解读上的困惑，也是指触目惊心的血淋淋文字对读者神经的一种折磨、考验，甚至是对阅读行为本身的一种挑战，因为它更多的是诉诸人的听觉，是声音的艺术，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分析这部小说。 刑场狂欢还记得令莫言声誉鹊起的小说《红高粱》中剥人皮的场面，它那津津乐道的文字为人所诟病，岂料此后，暴力、血腥、死亡成为先锋作家的共同嗜好，俨然文坛一大时尚。与《檀香刑》中蔚为大观的刑场刑罚相比，剥人皮表演实在是莫言的牛刀小试，偶露峥嵘，也许莫言是当代“刑场文学”的始作俑者？中有余华的《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现实一种》和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的推波助澜，至《檀香刑》才集“刑场文学”之大成，叹为观止。小说中有六大刑场处决场面：赵甲看刽子手处决犯人；刽子手余姥姥腰斩国库库丁；余姥姥和赵甲到宫内，在皇帝面前用“阎王闩”处死太监小虫子；赵甲斩首“戊戌六君子”；赵甲凌迟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五百刀；赵甲给孙丙上檀香刑。行刑的场面越来越壮观，行刑者的技艺越来越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小说接连不断地蓄势、铺陈，直至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檀香刑。莫言以神来之笔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于历史、权力、民间、人性间，酣畅淋漓地解剖了纠结在刑场行刑之上的权力、历史的幽深晦暗，刽子手处决犯人之时正是莫言剥离权力、历史之时。《檀香刑》以刑罚命名，书中的种种行刑场景无疑是华彩乐章，它们展现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奇异运作、“政治躯体”的充分表演、历史书写的吊诡和刑场（广场）狂欢节对权力的颠覆。无论是咸丰、慈禧、袁世凯还是德国总督克罗德，他们极尽刑罚之能事，无非是显示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及对围观者的震慑以起到杀一儆百巩固权力的意图。如果说皇帝的肉体是有形物质和无限权力的二元性的复合物，是权力过剩的肉体，那么，作为皇帝对称而颠倒的形象的罪犯，其肉体就是显示权力匮乏的微不足道的肉体。（1）因其微不足道和任由处置、宰割的处境，戊戌六君子、钱雄飞、孙丙的肉体就成了统治者想方设法演练权力的所在。正如福科所言，在过分的酷刑中包含着一整套的权力经济学。它将胆敢践踏法律的臣民与展示具有威力的全权君主之间的悬殊对比发展到极致。它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的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因此，酷刑极刑又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2）这一意图和死亡降临的无限延宕使行刑成了可量化、可控制、可调节的制造痛苦的行为艺术，根据肉体效果的类型、痛苦的性质、强度和时间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罪犯特点的不同,这个行为艺术的每一次表演各异。这种酷刑的残酷性、展示性、仪式化、力量悬殊的演示等特点使之具有了”观赏性”,满足了统治者看一场独一无二的大戏好戏的心理,统治?咴?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880000'>看戏之中体味自身权力的至高无?这种观看需求刺激了刽子手赵甲的想象力、创造力、表演欲,使刑罚不断花样翻新精益求精。在公开处决中,旁观者和围观的民众是行刑不可缺少的主角,他们是权力威慑的对象,统治者从他们的?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从持性俅窝橹と�Φ耐�ξ薇群妥陨淼闹粮呶奚稀9糇邮执�鎏�嗪颓�鄯墒?旁观的太监、宫女、大臣、新军官兵吓得面如土色,胆战心惊。但是对围观的草民百姓而言,由于处于权力辐射的边缘,这种威慑已效力甚微,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趋之若骛地奔向刑场,是为了看一场大型戏剧仪式,一场酷烈的人生景观,“在那里他们能够发现有罪和无罪,过去和未来,人间和永恒的秘密。观众所感兴趣的是揭示真相的时刻: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哀号,受难的持续时间,挣扎的肉体,不肯离开肉体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符号。”(3)这是福柯的剖析。“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肉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这是余姥姥行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的一个道理。在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的大戏中,犯人现出瘫倒在地的孬种相,看客们就鼓噪鼓动加油,让他扮演一个英雄好汉(第一场刑罚),刽子手余姥姥腰斩犯人失手,犹如名角唱破嗓子,他们就喝倒彩、起哄,以至余姥姥在凌迟美人时担心,如果活儿做得不好,愤怒的看客就会把他活活咬死。莫言笔下的看客与疾首蹙眉的鲁迅先生笔下愚昧麻木的看客迥然不同。莫言笔下的刑场景观与国民劣根性无涉,看客们的出色表演,使本来只应显示统治者威慑力量的处决仪式,变成一个狂欢节庆典,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成英雄,是非荣辱、权力秩序及其符号均被颠倒。(4)而小说的狂欢景观的极致无疑是檀香刑的行刑过程。这场声势浩大的狂欢以乞丐们过叫花子节援救孙眉娘为序幕,他们穿着五颜六色服装,涂脂抹粉,唱着猫腔在县衙前游行,其颠倒调蕴含了狂欢节的精神特征：“头穿靴子脚戴帽,儿娶媳妇娘穿孝,县太爷走路咱坐轿,老鼠追猫满街跑。”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摧毁一切与更新一切的精神,在狂欢节的时空中遵循的“快乐的相对性精神”对社会意识形态、等级制产生一种颠覆作用,而诞生了一种消除等级的平等对话的狂欢节意识形态,它具有变易性、多义性、反约束主义,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就衍生于欧洲古代的民间狂欢节游行。孙丙被押在囚车里赴刑场游行,将狂欢表演进一步向高潮推进,这是他最辉煌的演出,他边走边唱,将自己想象成岳飞,威风浩荡,在唱词中他鼓励乡亲们揭竿而起,保卫家园。大街两旁的万千百姓学猫腔猫调为他唱和,袁世凯等吓得面如土色。在他受刑时更是引吭高歌,万猫合唱,在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漫长酷刑中,高密东北乡的猫戏班子在升天台对面的戏台上,上演了一场万众若狂、轰轰烈烈的刑场大戏,杀气腾腾的刑场变成了群猫嗥叫、百兽率舞的天堂,他们沉浸在癫狂、狂欢之中置生死于度外。刑场上的狂欢节使孙丙成了流芳百世的大英雄。人生大舞台,猫戏班班主孙丙的演艺生涯到了兴办义和拳筑神坛抗德才是本色当行,已臻化境,他的岳飞岳元帅服饰扮相,率领乌合之众打德国鬼子的过程表明他一直处在演戏狂欢之中,在小说结尾,他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戏…演完了。”孙丙当之无愧的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莫言在中国小说家中是最有狂欢气质的一位,他具有残酷的天才禀赋,他的奇诡想象,汪洋恣肆的文笔常常令人惊叹不已,其小说每有神来之笔,鬼斧神工,展示了一个令读者悸动、颤栗的世界,令人在阅读的快感中伴有生理的恶心和精神上的震撼,这是奇异的阅读体验。不妨把莫言、余华、王小波的刑场刑罚文字做一番比较,余华以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以犀利、直抵内里的文字,刀刀见“红”,敞开历史的悖谬、存在的困境及人性之恶,余华是一位冷面杀手。王小波的《寻找无双》、《红拂夜奔》、《2010》等小说以游戏笔墨、闹剧色彩、插科打诨文字将刑场行刑狂欢化,戏谑化,以解构权力,刑场是权力专制收缩到顶峰的所在,是毁灭死亡之所,而受刑人却以辱骂、笑声、性游戏，消解、颠覆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刑场成了死亡与新生、摧毁与更新的分界线,受刑之躯以其”贬低化”、”低等肉体层面”的颠覆性力量,显示了它们“正反同体”的躯体政治学特征。王小波的死亡游戏以快乐的自由的相对性精神把铁板一块的世界图景敲开一道裂缝,进入快乐的通道,在死气沉沉的残酷杀戮的刑场上回荡着阵阵快活的笑声。在狂欢节的诙谐中,“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5)这种诙谐是正反同体、矛盾统一的,它既快活又讽刺,既肯定又否定,既促使旧的破产又催发新的诞生。王小波是个嬉皮笑脸的老顽童。同样是狂欢,莫言的刑场行刑文字却铺张、酷烈、暴虐、暴殄天物,血肉纷飞,他调动一切感官感觉,非得将”活儿”做得惊天地泣鬼神不可,否则就似乎无法与他搭建的“巨大行刑台”相匹配,他写尸首异处的人头,腰斩后的人体上半身的种种情状,凌迟、檀香刑,炫技斗奇,酣畅淋漓,快意无比,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写作者快意犹如行刑者,他的笔犹如凌迟三千刀的刽子手手中锋利无比的尖刀,挥舞得刀光闪闪杀气腾腾血雾弥漫,而犹如刑场边上的围观者的读者分明也感受到几分受刑的恐怖,这是作者的权力施控。莫言的刑场行刑文字自此可以封笔了。追溯莫言创作此作的诱因,也许因为他中鲁迅先生的毒太深,当他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时,读到了鲁迅的《铸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后来,“看到汤锅里翻滚着猪头,就联想到了那三颗追逐啄咬的人头,而我从小就将自己幻想成身穿青衣的眉间尺。”(6)自此莫言失去了纯真,进入了“魔怔”状态,《檀香刑》何止写了五年,其创作历史已有二十余年矣。美国学者王德威对鲁迅的“砍头”文字曾有精彩的论述,指出他的《铸剑》、《阿Q正传》等小说流露出狂欢节气息,流露出创作者自己对死亡和人心灵的幽暗面不由自主的迷恋,和非理性的奇诡曲折的恣肆快感。(7)在这一点上,莫言是鲁迅的传人。也许我们有必要条分缕析地梳理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刑场文学”。历史民间“历史”无疑是这部小说的主题词,只不过它书写的是另类历史：刽子手的行刑史,刽子手和民间话语共同创造的历史,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刽子手赵甲是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人物的支撑。小说写出了他杀人逾千行刑数十年的行刑史和心理情感的畸变史。他狂妄、卑微、猥琐、倨傲、偏执,他既冷漠无情又良心未泯,小说中表现了他到宫内行刑的恐惧,处决六君子时的悲悯、柔情、感动,凌迟钱雄飞时的惭愧、紧张、恶心,处决孙丙时的颐指气使、得意忘形、极尽铺张之能事等多角度多侧面的心理情感。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骨的刽子手形象。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丧心病狂的偏执,这使他行刑数十年不懈的追求杀人艺术,杀人之道,不断地调动他作为一个刽子手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智慧,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把受刑者的凄厉尖叫看作是高明的乐师制造出的动听音响,他砍头时能感觉到刀人一体,他凌迟时能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精确地设计下刀的位置、间隔,他能意识到不同肉体的不同质感影响到行刑的完美与否,檀香棒打进孙丙的身体时,他眼睛笑成一条缝,他听孙丙的尖叫,像听人唱戏。他又像名角一样有强烈的舞台表演欲。他有刽子手的独特逻辑和思维方式,他认为自己用高超的技艺向六君子表示了敬意,他认为檀香刑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刑罚,名称典雅、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行刑精致讲究,西方的刑罚望尘莫及,他要让行刑完美无比,不能让洋鬼子看笑话。在他心里分明是担当为国争光发扬中国文化的使命。赵甲有着自觉的权力意识,执刑杀人时他把自己看作是神,鸡血涂面行刑时他不用给皇帝下跪,这是他的特权。在他眼里自己是庄严神圣的国法的象征,至高无上,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权力意欲假他之手使犯人屈服,他和犯人之间的对峙、较量、冲突,就是权力和反抗者之间的短兵相接。“公开处决不仅伴有一整套庆祝胜利的仪式,而且还包括一种冲突的场面,后者是单调的进程中的戏剧核心。这就是刽子手对受刑者的肉体的直接行动。”(8)凌迟钱雄飞五百刀是他的杰作,但他在大义凛然的受刑者面前产生了惭愧、紧张、反胃、倦怠、心神不安等生理心理?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从?从此他还落下了一种动辄双手灼热如火烧的怪病。这象征了权力和反权力者关系的吊诡之处,权力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戕害、摧残犯人肉体时,意图宣告它至高无上的威严,却恰恰表明它的无力、懦弱、色厉内荏,它用这种方式妄图征服犯人的精神、思想,也可以说正因为它征服不了反抗者的思想才穷凶极恶的毁灭犯人的肉体,赵丙行刑的过程其实是权力失败的过程。但是,赵丙却因之受到皇太后皇上的召见、赏赐。官封七品,这是刽子手所能达到的辉煌人生。刽子手辉煌的行刑史又造就一个更加轰轰烈烈世代传诵的民间史,这是历史的奇诡莫测之处。赵甲把檀香刑看作是对自己“一世英名”的维护,他更有明确的大历史意识,他有意识地参与到创造历史之中去,他几次三番表白让孙丙流芳百世、千秋壮烈,他创造了檀香刑这一奇迹,它的奇特、残酷、漫长，浓墨重彩大肆渲染地塑造了一个新的孙丙,“他已经成了一个圣人”；“他多活一天就多一分传奇和悲壮,就让百姓们的心中多一道深刻的印记,就在高密的历史上也是在大清的历史上多写了鲜血淋漓的一页。”这是一场刽子手和受刑者配合默契联袂演出的亘古大戏,谁能说刽子手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谁能说这里没有权力的颠覆、民间英雄孙丙的大获全胜?刽子手赵甲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明白无误的建立在他的杀人艺术家的追求上,而民间英雄孙丙的百世英名却靠了赵甲的刑罚,刑场上他的慷慨悲歌、尽情尽兴表演和民间话语的流布、传播。孙丙英勇抗德的事迹不见于正史、官方史,当地百姓却把它编成猫腔调广为传唱,他受刑的情景也在口口相传中不断的加工渲染成一个传说、传奇、神话,显示了民间话语缔造历史的神奇之功。福科认为：“传单、小册子、史书和冒险故事所描述的罪犯就是这种黑道英雄或认罪的罪犯、正义或不可征服力量的捍卫者,在把他们当作反例的警世道德说教的背后隐藏着关于冲突和斗争的完整记忆。一个罪犯死后能够成为一种圣人,他的事迹成为美谈,他的坟墓受到敬仰”；“这也是为什么民众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非法活动的民间传说的东西兴趣盎然的原因。”(9)这里,又存在着民间话语和民间文化心理及民间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正是后者的质朴、底层意识、对受害者的亲和力,对当权者的天然的排斥心态,对历史记忆的民间情怀和本真立场及对历史真实情景的还原才使得民间话语在特定历史时空和人群中成为主流话语和历史的言说。但是,民间话语在尽情渲染受刑者的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同时,也给统治者和刽子手耀武扬威的口实,显示了民间话语的驳杂和两面性。戊戌六君子受刑的行状被各种版本的传言渲染得神乎其神,他们以此对六君子的人格表达了敬意,但也为刽子手带来了巨大声誉,甚至传到宫内慈禧的耳朵里,才有了一个刽子手受赏加封的巨大荣耀。在此,统治者置民间话语的“革命性“而不顾,却大大强化、突出它的对杀人技艺的津津乐道上,也就是对权力施暴的干净利落、速度奇快的猎奇上,这又表明民间话语无力的一面。小说中还有另一种历史的书写,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遭斩首,留日归来的钱雄飞刺杀袁世凯未遂遭凌迟,两榜进士高密县令钱丁的夹缝人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何尝不是精英知识分子屡战屡败壮志未酬无力回天的历史?小说中这三类人物的命运遭际未尝不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其中,钱丁的生命形态、精神世界、存在困境,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饱满、丰厚。金榜题名时,他意气风发,想为国家建功立业,但宦海险恶,他抑郁不得志,心境黯淡,放任物产丰饶的高密,他又志气昂扬、精神健旺,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但他很快意识到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世,只能随波逐流、独善其身。他是一个受制于环境缺乏强劲意志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正直正派、有情有义、体恤民情、不趋炎附势、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人。对洋人在高密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义愤填膺,星夜奔驰,为民请命,自杀未遂后,他前去劝孙丙归案,又产生了挽狂澜于既倒,拯万民于倒悬的历史责任感。在面临洋人破城,生灵涂炭的紧急关头,他又挺身而出,只身入城,劝孙丙投降,随即而来的无情现实彻底摧毁了他的英雄气概,暴露了他的幼稚、天真。他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反躬自问,有着自省意识的人物,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诼沂辣渚种�?他意识到自己唯唯诺诺、委曲求全、首尾两端、瞻前顾后、窝窝囊囊,缺乏舍身求仁、手刃奸臣的勇气。转念间他又对袁世凯对自身前途抱有一丝幻想,旋即他又意识到自己的卑鄙愚蠢,在孙丙生死的问题上,他尴尬、无奈、左右为难,在洋人、官府、和民众之间他举棋不定,直到德国人在刑场上再次滥杀无辜,夫人殉死,他才幡然醒悟,毅然决然的与刽子手赵甲、受刑英雄孙丙同归于尽,打破洋人的美梦。这是一代士子的悲歌。复调腔调音乐上的复调是指同时展开两个或若干个声部(旋律),他们尽管完全合在一起,但仍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基本原则是各声部平等,任何一个声部都不能超越其他,任何声部都不能充当简单的伴奏。米兰?昆德拉认为,运用音乐复调理论进行小说创作是奥地利作家布洛赫的革命性创举,而精通音乐的米兰?昆德拉无疑进一步把这种小说结构法发扬光大。这种小说结构模式中国传统小说中不曾有过,它是西方小说的独擅专长。《檀香刑》成功地借鉴了这种结构法,小说中的凤头部和豹尾部运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形成巴赫金所言的众声喧哗多音齐鸣的效果,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拼贴在一起,它遵循了一种音乐对位法的美学原则。狗肉西施眉娘的叙述夹杂着谚语、俗语、俚语、歇后语、顺口溜、戏文、粗话,活脱脱一个泼辣、大胆、放浪、热情、爽快的山野村姑的口吻；小甲傻话,是一个不谙世事不通人情傻里傻气的童声叙述,尽管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屠夫,成年人,他眼里的世界却是变形的、怪诞的、不可理喻的,?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从薅鄄换�⑸裰俏纯��志哂谐�8兄�暮⑼�?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00aa00'>莫言的专擅胜场；钱丁恨声,是知县钱丁醉酒面对夫人说的一番肺腑之言,他用文绉绉的官话雅言,拿腔作调又语无伦次地诉说着自己遭受的深重侮辱和他的愤懑、怨气、委屈。这一部分顾盼生姿、灵动飞扬。凤头部和豹尾部各章有个大致的时间前后相继性,中间又运用了倒叙、插叙、预叙、复叙、叙事中有叙事,每个叙述人叙述的事件时间跨度数十年、半年、几天、一天、半天不等。莫言相信一个作家的风格指的是他独特的叙述腔调,它包括叙述的语言,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处理故事的方式,叙述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檀香刑》猪肚部运用了全知全能叙述,叙述者时而柔肠寸断语意绵绵地描绘爱情魔力,时而语带诙谐地表现民间风情,时而纤毫毕现绘声绘色地渲染毛骨悚然的行刑过程,时而纵横捭阖展现壮观场面,地点时而高密时而天津时而北京,时间从戊戌年到1900年,时空纵横交错,全方位地展示了檀香刑前有关的方方面面。这一部分内容饱满、丰厚、阔大。语言挥洒自如,“制造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豹尾部叙述了几天里的行刑过程,第14章,赵甲叙述刑前准备,第15章,与此同时,眉娘和乞丐们的援救孙丙过程,第16章,孙丙上刑场,第17章,小甲叙述上刑过程,事件时间一上午,在全书中最短,却占了10节,28页,这是全书节数最多叙述节奏最快的一章,这种深层处理突出了行刑的紧张、刺激,用愚钝的小甲的视角展开叙述,使之尽可能地摒除主观色彩,专注于过程、场面的物化、客观化、自在呈现,最后一章,钱丁叙述从上刑到手刃孙丙四天内的情景。这一部分干脆、利落、劲道十足、嘎然而止。小说叙述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猫腔戏《檀香刑》戏文的大量融注、韵文和戏剧化效果的追求。叙述的腔调在此很大程度上又可理解为猫腔猫调的群猫嗥叫，赵甲狂言化用猫腔《檀香刑?走马调》，小甲傻话、放歌，化用猫腔中的娃娃调，眉娘诉说是长调，赵甲道白是猫腔中的道白与鬼调，钱丁恨声是醉调，知县绝唱是雅调。不同的猫腔调好比宋词的不同的词牌，规约人物身份，叙述内容，感情表达方式。由此形成了小说的音乐美，这是说唱艺术的小说，莫言早期小说《民间音乐》曾受到孙犁老人的赞赏，其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用说书艺人瞎子张的唱词串连篇章，直至《檀香刑》方悲歌欢歌绝唱，一唱三叹余音绕梁，联想到少年莫言在某个瞬间，忽然茅塞顿开引吭高歌一串怪调异音时，莫言在音乐上的秉赋已经崭露头角，或者说，莫言在用文字创造美之前已经在用声音创造美了，以至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半个县的孩子都学会了他那“呜哩哇啦嘻哩吗呼”的唱腔，现在，他的“唱腔”唱遍了全国，却没有人能模仿的来了。
电影与电视是同一种艺术论文
如果说电影艺术是一种以电影技术为手段，凭借画面和音响为媒介，通过银幕上不断运动的时空来创造形象，再现或表现生活的艺术，基本上能得到人们认同的话。那么，电视艺术是什么，自一开始就有很多歧义。
贝拉·巴拉兹在他的《电影的精神》(1929年)一书中，将电影艺术的三个表现元素，特写镜头、蒙太奇、拍摄角度视为电影艺术的独特特点。
前苏联著名的电影理论家维塔里·日丹则指出：“被人们说成是‘电影的光荣和骄傲’的特写镜头的概念，在文学中也是早已有之的，更不必说绘画、雕塑以至音乐了。”
为此，前苏联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影视理论家们认为电影与电视是同一种艺术。
虽说将电影完全等同电视不甚确切，但从艺术本质和审美的角度看，它们又的确是“同构”的，它们都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依据“视觉暂留”原理，并且有相似的音画操作系统。都与现当代的文化思潮、文化形态有关。所以，它们美学理念的基础也应当是基本相同的。
这就好象中国传统的诗文、绘画、书法尽管是不同门类的艺术，但书论、诗论、文论、画论、甚至乐论、舞论等可以互用互证一样，许多美学理论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是共通的，具有普遍的通约性，有的审美理论和方法几乎关涉到一切中国艺术，不仅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规范着中国传统艺术思维的想象、思绪、感情、直觉，而且对中国影视艺术标举本民族的特性，也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事实证明，电影所具有的特质，今天的电视的确也都具备。如一般认为电影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特殊规定性表现为：
综合性，电影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体。它既像时间艺术那样，在时光的流逝中展示画面，构成延续的艺术形象，又像空间艺术那样，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地点、画面上叙述事件的发生、发展、展开形象。它吸纳了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元素，并使之相互融合，构成一个具有全新特质的有机整体。
视象性，电影是诉诸视觉为主的视听艺术，镜头、画面是其审美价值的重要条件。镜头、光影、色彩、音响直接构成形象生动的感性形式。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本身也都须有强烈的视象意识。
逼真性，既能纪录现实生活中人与物的空间状貌，又能再现事物的声音和色彩。还能表现人的深层心理变化，无意识和梦。尤其是特写镜头更能反映形象的细部特征，正如路易斯·贾内梯在比较《替身演员》和《野孩子》两部影片的镜头时所言：“在大全景镜头中，只有大的运动才能看见，而特写镜头中，眼睛的一闪都能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野孩子》中男孩眼泪流过的距离比《替身演员》里飞行员跳伞降落时所占的空间还要大。
运动性，运动是电影的命脉，电影正是通过不断变换着的画面来表现运动着的人和事件，并在运动中获得时间延续性的叙事功能，通过摄像机的运动(推、拉、摇、移、跟、升、降等多种方式)，产生各种不同的景别和角度，层次和空间。
蒙太奇，它是电影最重要的构成方法。即可通过分切，选择和概括，按照特定的创作构思把镜头有机组成一个连续，完整的运动整体，使画面上的直接形象产生连贯，对比、联想、衬托、悬念、象征等作用，深化艺术审美的视觉效果。
群众性，电影是直观艺术，相对其他传统艺术更为通俗，甚至能使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国籍的人都能看懂，电影的商品属性要求盈利，所以必须顾及群众的审美趣味和观赏水平，群众性是电影工业赖以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
技术性，电影自诞生之时起，就是借助现代科技来创造形象的。电影的发展也有赖于高技术的开拓和引进。电子技术，全数字化的HDTV系统正在改变着传统电影的创作，也为电影制作降低成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这些特性电视都具备，而且也缺一不可。而目前认为电视的特性，如兼容性、多样性、参与性等等，在现代电影中同样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如除了银幕上的故事，人物、情节、氛围会深深地打动观众的心，使观众不由自主地与影片中的角色同悲喜，共命运外，观众还会不自觉地设想情节的发展逻辑、戏剧矛盾的合理性，故事应该有个怎样的结尾等等。
《红高粱》上映不久，反响热烈，尤其是张艺谋在国际上得了大奖，评论文章纷至沓来，广大观众也积极参与，“张艺谋神话”首次掀起高潮。赞美的认为《红高粱》“体现了我们的祖辈和民族的神气”，成功地建立起“异于传统中国电影的现代形态”。否定的指责它是以奇异文体来丑化中国人的形象，是为了夺奖，取悦于外国评委，认为是美学上的严重堕落。又有人认为，这是后殖民语境中的“征服”中国的结果。接着《秋菊打官司》和开禁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又一次产生轰动效应，形成了“文化转型期”自一开始起，观众、学者和影视创作人员对电影和文化的自觉参与的热闹场面。涉及到的问题也已远远超出了电影本文的界面，如文化语境、弑父与从父、原始情调与边缘化、中国电影的出路和文化格局、娱乐性与艺术性等等。不难看出电影不仅也有参与性，而且这种参与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对以往习惯性思维的突破。与电视一样，电影美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关怀和文化市场的需要。
当然，也有人认为电影与电视是相异的，如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认为电影、照片是以高清晰度延伸人的感觉的，可称之为“热媒介”，电视是低清晰度延伸人的.感觉的，应称之为“冷媒介”。但如前所言，高清晰度电视已经出现，HDTV的扫描线数已达1500根以上，而且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这种观点亦已不攻自破。国内也有人为了强调电影与电视的不同，或为了在理论上标识电视艺术的独立，对电视艺术的特点，电视是什么作了种种界说，出发点当然都是好的，但有些定义似乎下得太过匆忙，而又缺乏科学性。
又如，对电视下的定义：“电视是科技发展的产物，是一种技术。” “就本质来说，‘电视’是一种技术的产物，是根据人眼视觉特性以一定的信号形式来传达活动景象的技术。”这样的 定义似乎太武断，太简单化了。
还有人认为“电视艺术是一种即时传真的艺术。”把电视看作一种传真媒介，这当然没错。但电视和电视艺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如有些一时不能播放的电视剧和复现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等，就不可能都那么“即时”，却反而往往是“过时”的，即过了段时间才会播出的。
就对电视艺术的界定来说，我比较同意张凤铸先生的看法：“电视艺术是电视的派生物，主要指电视屏幕上播出的运用电视艺术手段塑造审美对象(形象)的各类文艺节目。”其前提是“电视和电视艺术是两个概念，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电视是母体，它包括新闻节目群，又包括艺术节目群，它具有新闻属性，又具有艺术属性。”
但同时还应指出的是，今天，电视不仅仅只是传播工具或一种大众艺术，它已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不可或缺。
另外，电视的再现性本身就具有审美效应和审美价值，而至远远超越了亚里斯多德所言之“求知”的界面。屏幕上的强化真实和再现生活具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审美效果，其观照的张力不仅刺激着人们的视听机制，而且也会加深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引起人们的广泛思考。
而从符号学原理的角度看，电影与电视的本质更是一致。且不说卡西尔的构型理论和苏珊·朗格的“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就是拿麦茨的电影符号学的一般原理作对照，其实也都适用于电视艺术。为此，我们认为共同的质性是影视美学生成和发展的基础。如硬要将二者拆开，既不科学，(电视很难构筑起一整套完全不同于电影的理论和美学体系)，也不利于电影和电视的拓展，而且在生产、制作和理论上都必然会出现重复建设叠出的弊端。更难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需要跨学科的配合，艺术门类间应相互渗透的必然趋势。只有排除门户之见，消除影与视的人为对立，电影与电视的互动和互补的必要性才会真正得以体现。
19岁的少女九儿单纯、善良、聪慧，但却被父亲卖给麻风病人当媳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和磨难之后，九儿逐渐成长为个性鲜明的女子。
在与余占鳌的情感方面，她敢爱敢恨，不惧束缚，勇于冲破封建牢笼，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爱。在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她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家园。
因为一匹骡子，九儿的父母要嫁她给一位拥有一座酒坊的麻风病人。九儿乘坐花轿出嫁时，在途中被一名强盗拦截。九儿的丈夫死后，九儿接管了酒坊。
后来，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九儿的老朋友被日本人杀害，于是九儿要向日本人复仇，她请她的工人来帮忙。为了不让工人们饿肚子，九儿带来中饭犒劳大家，结果被日本人杀害。
扩展资料：
《红高粱》意义：
歌颂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通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思想既张扬活得豪爽、个性解放、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个性解放”，指“人”的个性的解放。
“人”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精神”与“物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红高粱
19岁的少女九儿单纯、善良、聪慧，但却被父亲卖给麻风病人当媳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和磨难之后，九儿逐渐成长为个性鲜明的女子。在与余占鳌的情感方面，她敢爱敢恨，不惧束缚，勇于冲破封建牢笼，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爱。在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她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家园！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典型代表！
太难了,我也不会.
多学学！就会了！！
19岁的少女九儿单纯、善良、聪慧，但却被父亲卖给麻风病人当媳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和磨难之后，九儿逐渐成长为个性鲜明的女子。在与余占鳌的情感方面，她敢爱敢恨，不惧束缚，勇于冲破封建牢笼，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爱。在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她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家园。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