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高粱论文开题报告

作家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长篇新作《檀香刑》，标志着其创作的重要转向，由先锋实验转向民间，转向传统，在其创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继余华之后又一位当今小说大家的成功转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创作走向的一个路标。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有意识排拒，对本土创作资源的自觉吸收和再创造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而《檀香刑》丰瞻的意蕴内涵和精妙的叙事艺术对读者构成一种挑战，它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这种挑战不仅是指解读上的困惑，也是指触目惊心的血淋淋文字对读者神经的一种折磨、考验，甚至是对阅读行为本身的一种挑战，因为它更多的是诉诸人的听觉，是声音的艺术，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分析这部小说。 刑场狂欢还记得令莫言声誉鹊起的小说《红高粱》中剥人皮的场面，它那津津乐道的文字为人所诟病，岂料此后，暴力、血腥、死亡成为先锋作家的共同嗜好，俨然文坛一大时尚。与《檀香刑》中蔚为大观的刑场刑罚相比，剥人皮表演实在是莫言的牛刀小试，偶露峥嵘，也许莫言是当代“刑场文学”的始作俑者？中有余华的《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现实一种》和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的推波助澜，至《檀香刑》才集“刑场文学”之大成，叹为观止。小说中有六大刑场处决场面：赵甲看刽子手处决犯人；刽子手余姥姥腰斩国库库丁；余姥姥和赵甲到宫内，在皇帝面前用“阎王闩”处死太监小虫子；赵甲斩首“戊戌六君子”；赵甲凌迟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五百刀；赵甲给孙丙上檀香刑。行刑的场面越来越壮观，行刑者的技艺越来越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小说接连不断地蓄势、铺陈，直至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檀香刑。莫言以神来之笔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于历史、权力、民间、人性间，酣畅淋漓地解剖了纠结在刑场行刑之上的权力、历史的幽深晦暗，刽子手处决犯人之时正是莫言剥离权力、历史之时。《檀香刑》以刑罚命名，书中的种种行刑场景无疑是华彩乐章，它们展现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奇异运作、“政治躯体”的充分表演、历史书写的吊诡和刑场（广场）狂欢节对权力的颠覆。无论是咸丰、慈禧、袁世凯还是德国总督克罗德，他们极尽刑罚之能事，无非是显示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及对围观者的震慑以起到杀一儆百巩固权力的意图。如果说皇帝的肉体是有形物质和无限权力的二元性的复合物，是权力过剩的肉体，那么，作为皇帝对称而颠倒的形象的罪犯，其肉体就是显示权力匮乏的微不足道的肉体。（1）因其微不足道和任由处置、宰割的处境，戊戌六君子、钱雄飞、孙丙的肉体就成了统治者想方设法演练权力的所在。正如福科所言，在过分的酷刑中包含着一整套的权力经济学。它将胆敢践踏法律的臣民与展示具有威力的全权君主之间的悬殊对比发展到极致。它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的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因此，酷刑极刑又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2）这一意图和死亡降临的无限延宕使行刑成了可量化、可控制、可调节的制造痛苦的行为艺术，根据肉体效果的类型、痛苦的性质、强度和时间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罪犯特点的不同,这个行为艺术的每一次表演各异。这种酷刑的残酷性、展示性、仪式化、力量悬殊的演示等特点使之具有了”观赏性”,满足了统治者看一场独一无二的大戏好戏的心理,统治?咴?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880000'>看戏之中体味自身权力的至高无?这种观看需求刺激了刽子手赵甲的想象力、创造力、表演欲,使刑罚不断花样翻新精益求精。在公开处决中,旁观者和围观的民众是行刑不可缺少的主角,他们是权力威慑的对象,统治者从他们的?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从持性俅窝橹と�Φ耐�ξ薇群妥陨淼闹粮呶奚稀9糇邮执�鎏�嗪颓�鄯墒?旁观的太监、宫女、大臣、新军官兵吓得面如土色,胆战心惊。但是对围观的草民百姓而言,由于处于权力辐射的边缘,这种威慑已效力甚微,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趋之若骛地奔向刑场,是为了看一场大型戏剧仪式,一场酷烈的人生景观,“在那里他们能够发现有罪和无罪,过去和未来,人间和永恒的秘密。观众所感兴趣的是揭示真相的时刻: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哀号,受难的持续时间,挣扎的肉体,不肯离开肉体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符号。”(3)这是福柯的剖析。“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肉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这是余姥姥行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的一个道理。在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的大戏中,犯人现出瘫倒在地的孬种相,看客们就鼓噪鼓动加油,让他扮演一个英雄好汉(第一场刑罚),刽子手余姥姥腰斩犯人失手,犹如名角唱破嗓子,他们就喝倒彩、起哄,以至余姥姥在凌迟美人时担心,如果活儿做得不好,愤怒的看客就会把他活活咬死。莫言笔下的看客与疾首蹙眉的鲁迅先生笔下愚昧麻木的看客迥然不同。莫言笔下的刑场景观与国民劣根性无涉,看客们的出色表演,使本来只应显示统治者威慑力量的处决仪式,变成一个狂欢节庆典,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成英雄,是非荣辱、权力秩序及其符号均被颠倒。(4)而小说的狂欢景观的极致无疑是檀香刑的行刑过程。这场声势浩大的狂欢以乞丐们过叫花子节援救孙眉娘为序幕,他们穿着五颜六色服装,涂脂抹粉,唱着猫腔在县衙前游行,其颠倒调蕴含了狂欢节的精神特征：“头穿靴子脚戴帽,儿娶媳妇娘穿孝,县太爷走路咱坐轿,老鼠追猫满街跑。”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摧毁一切与更新一切的精神,在狂欢节的时空中遵循的“快乐的相对性精神”对社会意识形态、等级制产生一种颠覆作用,而诞生了一种消除等级的平等对话的狂欢节意识形态,它具有变易性、多义性、反约束主义,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就衍生于欧洲古代的民间狂欢节游行。孙丙被押在囚车里赴刑场游行,将狂欢表演进一步向高潮推进,这是他最辉煌的演出,他边走边唱,将自己想象成岳飞,威风浩荡,在唱词中他鼓励乡亲们揭竿而起,保卫家园。大街两旁的万千百姓学猫腔猫调为他唱和,袁世凯等吓得面如土色。在他受刑时更是引吭高歌,万猫合唱,在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漫长酷刑中,高密东北乡的猫戏班子在升天台对面的戏台上,上演了一场万众若狂、轰轰烈烈的刑场大戏,杀气腾腾的刑场变成了群猫嗥叫、百兽率舞的天堂,他们沉浸在癫狂、狂欢之中置生死于度外。刑场上的狂欢节使孙丙成了流芳百世的大英雄。人生大舞台,猫戏班班主孙丙的演艺生涯到了兴办义和拳筑神坛抗德才是本色当行,已臻化境,他的岳飞岳元帅服饰扮相,率领乌合之众打德国鬼子的过程表明他一直处在演戏狂欢之中,在小说结尾,他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戏…演完了。”孙丙当之无愧的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莫言在中国小说家中是最有狂欢气质的一位,他具有残酷的天才禀赋,他的奇诡想象,汪洋恣肆的文笔常常令人惊叹不已,其小说每有神来之笔,鬼斧神工,展示了一个令读者悸动、颤栗的世界,令人在阅读的快感中伴有生理的恶心和精神上的震撼,这是奇异的阅读体验。不妨把莫言、余华、王小波的刑场刑罚文字做一番比较,余华以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以犀利、直抵内里的文字,刀刀见“红”,敞开历史的悖谬、存在的困境及人性之恶,余华是一位冷面杀手。王小波的《寻找无双》、《红拂夜奔》、《2010》等小说以游戏笔墨、闹剧色彩、插科打诨文字将刑场行刑狂欢化,戏谑化,以解构权力,刑场是权力专制收缩到顶峰的所在,是毁灭死亡之所,而受刑人却以辱骂、笑声、性游戏，消解、颠覆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刑场成了死亡与新生、摧毁与更新的分界线,受刑之躯以其”贬低化”、”低等肉体层面”的颠覆性力量,显示了它们“正反同体”的躯体政治学特征。王小波的死亡游戏以快乐的自由的相对性精神把铁板一块的世界图景敲开一道裂缝,进入快乐的通道,在死气沉沉的残酷杀戮的刑场上回荡着阵阵快活的笑声。在狂欢节的诙谐中,“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5)这种诙谐是正反同体、矛盾统一的,它既快活又讽刺,既肯定又否定,既促使旧的破产又催发新的诞生。王小波是个嬉皮笑脸的老顽童。同样是狂欢,莫言的刑场行刑文字却铺张、酷烈、暴虐、暴殄天物,血肉纷飞,他调动一切感官感觉,非得将”活儿”做得惊天地泣鬼神不可,否则就似乎无法与他搭建的“巨大行刑台”相匹配,他写尸首异处的人头,腰斩后的人体上半身的种种情状,凌迟、檀香刑,炫技斗奇,酣畅淋漓,快意无比,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写作者快意犹如行刑者,他的笔犹如凌迟三千刀的刽子手手中锋利无比的尖刀,挥舞得刀光闪闪杀气腾腾血雾弥漫,而犹如刑场边上的围观者的读者分明也感受到几分受刑的恐怖,这是作者的权力施控。莫言的刑场行刑文字自此可以封笔了。追溯莫言创作此作的诱因,也许因为他中鲁迅先生的毒太深,当他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时,读到了鲁迅的《铸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后来,“看到汤锅里翻滚着猪头,就联想到了那三颗追逐啄咬的人头,而我从小就将自己幻想成身穿青衣的眉间尺。”(6)自此莫言失去了纯真,进入了“魔怔”状态,《檀香刑》何止写了五年,其创作历史已有二十余年矣。美国学者王德威对鲁迅的“砍头”文字曾有精彩的论述,指出他的《铸剑》、《阿Q正传》等小说流露出狂欢节气息,流露出创作者自己对死亡和人心灵的幽暗面不由自主的迷恋,和非理性的奇诡曲折的恣肆快感。(7)在这一点上,莫言是鲁迅的传人。也许我们有必要条分缕析地梳理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刑场文学”。历史民间“历史”无疑是这部小说的主题词,只不过它书写的是另类历史：刽子手的行刑史,刽子手和民间话语共同创造的历史,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刽子手赵甲是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人物的支撑。小说写出了他杀人逾千行刑数十年的行刑史和心理情感的畸变史。他狂妄、卑微、猥琐、倨傲、偏执,他既冷漠无情又良心未泯,小说中表现了他到宫内行刑的恐惧,处决六君子时的悲悯、柔情、感动,凌迟钱雄飞时的惭愧、紧张、恶心,处决孙丙时的颐指气使、得意忘形、极尽铺张之能事等多角度多侧面的心理情感。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骨的刽子手形象。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丧心病狂的偏执,这使他行刑数十年不懈的追求杀人艺术,杀人之道,不断地调动他作为一个刽子手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智慧,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把受刑者的凄厉尖叫看作是高明的乐师制造出的动听音响,他砍头时能感觉到刀人一体,他凌迟时能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精确地设计下刀的位置、间隔,他能意识到不同肉体的不同质感影响到行刑的完美与否,檀香棒打进孙丙的身体时,他眼睛笑成一条缝,他听孙丙的尖叫,像听人唱戏。他又像名角一样有强烈的舞台表演欲。他有刽子手的独特逻辑和思维方式,他认为自己用高超的技艺向六君子表示了敬意,他认为檀香刑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刑罚,名称典雅、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行刑精致讲究,西方的刑罚望尘莫及,他要让行刑完美无比,不能让洋鬼子看笑话。在他心里分明是担当为国争光发扬中国文化的使命。赵甲有着自觉的权力意识,执刑杀人时他把自己看作是神,鸡血涂面行刑时他不用给皇帝下跪,这是他的特权。在他眼里自己是庄严神圣的国法的象征,至高无上,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权力意欲假他之手使犯人屈服,他和犯人之间的对峙、较量、冲突,就是权力和反抗者之间的短兵相接。“公开处决不仅伴有一整套庆祝胜利的仪式,而且还包括一种冲突的场面,后者是单调的进程中的戏剧核心。这就是刽子手对受刑者的肉体的直接行动。”(8)凌迟钱雄飞五百刀是他的杰作,但他在大义凛然的受刑者面前产生了惭愧、紧张、反胃、倦怠、心神不安等生理心理?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从?从此他还落下了一种动辄双手灼热如火烧的怪病。这象征了权力和反权力者关系的吊诡之处,权力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戕害、摧残犯人肉体时,意图宣告它至高无上的威严,却恰恰表明它的无力、懦弱、色厉内荏,它用这种方式妄图征服犯人的精神、思想,也可以说正因为它征服不了反抗者的思想才穷凶极恶的毁灭犯人的肉体,赵丙行刑的过程其实是权力失败的过程。但是,赵丙却因之受到皇太后皇上的召见、赏赐。官封七品,这是刽子手所能达到的辉煌人生。刽子手辉煌的行刑史又造就一个更加轰轰烈烈世代传诵的民间史,这是历史的奇诡莫测之处。赵甲把檀香刑看作是对自己“一世英名”的维护,他更有明确的大历史意识,他有意识地参与到创造历史之中去,他几次三番表白让孙丙流芳百世、千秋壮烈,他创造了檀香刑这一奇迹,它的奇特、残酷、漫长，浓墨重彩大肆渲染地塑造了一个新的孙丙,“他已经成了一个圣人”；“他多活一天就多一分传奇和悲壮,就让百姓们的心中多一道深刻的印记,就在高密的历史上也是在大清的历史上多写了鲜血淋漓的一页。”这是一场刽子手和受刑者配合默契联袂演出的亘古大戏,谁能说刽子手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谁能说这里没有权力的颠覆、民间英雄孙丙的大获全胜?刽子手赵甲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明白无误的建立在他的杀人艺术家的追求上,而民间英雄孙丙的百世英名却靠了赵甲的刑罚,刑场上他的慷慨悲歌、尽情尽兴表演和民间话语的流布、传播。孙丙英勇抗德的事迹不见于正史、官方史,当地百姓却把它编成猫腔调广为传唱,他受刑的情景也在口口相传中不断的加工渲染成一个传说、传奇、神话,显示了民间话语缔造历史的神奇之功。福科认为：“传单、小册子、史书和冒险故事所描述的罪犯就是这种黑道英雄或认罪的罪犯、正义或不可征服力量的捍卫者,在把他们当作反例的警世道德说教的背后隐藏着关于冲突和斗争的完整记忆。一个罪犯死后能够成为一种圣人,他的事迹成为美谈,他的坟墓受到敬仰”；“这也是为什么民众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非法活动的民间传说的东西兴趣盎然的原因。”(9)这里,又存在着民间话语和民间文化心理及民间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正是后者的质朴、底层意识、对受害者的亲和力,对当权者的天然的排斥心态,对历史记忆的民间情怀和本真立场及对历史真实情景的还原才使得民间话语在特定历史时空和人群中成为主流话语和历史的言说。但是,民间话语在尽情渲染受刑者的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同时,也给统治者和刽子手耀武扬威的口实,显示了民间话语的驳杂和两面性。戊戌六君子受刑的行状被各种版本的传言渲染得神乎其神,他们以此对六君子的人格表达了敬意,但也为刽子手带来了巨大声誉,甚至传到宫内慈禧的耳朵里,才有了一个刽子手受赏加封的巨大荣耀。在此,统治者置民间话语的“革命性“而不顾,却大大强化、突出它的对杀人技艺的津津乐道上,也就是对权力施暴的干净利落、速度奇快的猎奇上,这又表明民间话语无力的一面。小说中还有另一种历史的书写,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遭斩首,留日归来的钱雄飞刺杀袁世凯未遂遭凌迟,两榜进士高密县令钱丁的夹缝人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何尝不是精英知识分子屡战屡败壮志未酬无力回天的历史?小说中这三类人物的命运遭际未尝不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其中,钱丁的生命形态、精神世界、存在困境,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饱满、丰厚。金榜题名时,他意气风发,想为国家建功立业,但宦海险恶,他抑郁不得志,心境黯淡,放任物产丰饶的高密,他又志气昂扬、精神健旺,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但他很快意识到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世,只能随波逐流、独善其身。他是一个受制于环境缺乏强劲意志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正直正派、有情有义、体恤民情、不趋炎附势、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人。对洋人在高密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义愤填膺,星夜奔驰,为民请命,自杀未遂后,他前去劝孙丙归案,又产生了挽狂澜于既倒,拯万民于倒悬的历史责任感。在面临洋人破城,生灵涂炭的紧急关头,他又挺身而出,只身入城,劝孙丙投降,随即而来的无情现实彻底摧毁了他的英雄气概,暴露了他的幼稚、天真。他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反躬自问,有着自省意识的人物,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诼沂辣渚种�?他意识到自己唯唯诺诺、委曲求全、首尾两端、瞻前顾后、窝窝囊囊,缺乏舍身求仁、手刃奸臣的勇气。转念间他又对袁世凯对自身前途抱有一丝幻想,旋即他又意识到自己的卑鄙愚蠢,在孙丙生死的问题上,他尴尬、无奈、左右为难,在洋人、官府、和民众之间他举棋不定,直到德国人在刑场上再次滥杀无辜,夫人殉死,他才幡然醒悟,毅然决然的与刽子手赵甲、受刑英雄孙丙同归于尽,打破洋人的美梦。这是一代士子的悲歌。复调腔调音乐上的复调是指同时展开两个或若干个声部(旋律),他们尽管完全合在一起,但仍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基本原则是各声部平等,任何一个声部都不能超越其他,任何声部都不能充当简单的伴奏。米兰?昆德拉认为,运用音乐复调理论进行小说创作是奥地利作家布洛赫的革命性创举,而精通音乐的米兰?昆德拉无疑进一步把这种小说结构法发扬光大。这种小说结构模式中国传统小说中不曾有过,它是西方小说的独擅专长。《檀香刑》成功地借鉴了这种结构法,小说中的凤头部和豹尾部运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形成巴赫金所言的众声喧哗多音齐鸣的效果,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拼贴在一起,它遵循了一种音乐对位法的美学原则。狗肉西施眉娘的叙述夹杂着谚语、俗语、俚语、歇后语、顺口溜、戏文、粗话,活脱脱一个泼辣、大胆、放浪、热情、爽快的山野村姑的口吻；小甲傻话,是一个不谙世事不通人情傻里傻气的童声叙述,尽管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屠夫,成年人,他眼里的世界却是变形的、怪诞的、不可理喻的,?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从薅鄄换�⑸裰俏纯��志哂谐�8兄�暮⑼�?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00aa00'>莫言的专擅胜场；钱丁恨声,是知县钱丁醉酒面对夫人说的一番肺腑之言,他用文绉绉的官话雅言,拿腔作调又语无伦次地诉说着自己遭受的深重侮辱和他的愤懑、怨气、委屈。这一部分顾盼生姿、灵动飞扬。凤头部和豹尾部各章有个大致的时间前后相继性,中间又运用了倒叙、插叙、预叙、复叙、叙事中有叙事,每个叙述人叙述的事件时间跨度数十年、半年、几天、一天、半天不等。莫言相信一个作家的风格指的是他独特的叙述腔调,它包括叙述的语言,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处理故事的方式,叙述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檀香刑》猪肚部运用了全知全能叙述,叙述者时而柔肠寸断语意绵绵地描绘爱情魔力,时而语带诙谐地表现民间风情,时而纤毫毕现绘声绘色地渲染毛骨悚然的行刑过程,时而纵横捭阖展现壮观场面,地点时而高密时而天津时而北京,时间从戊戌年到1900年,时空纵横交错,全方位地展示了檀香刑前有关的方方面面。这一部分内容饱满、丰厚、阔大。语言挥洒自如,“制造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豹尾部叙述了几天里的行刑过程,第14章,赵甲叙述刑前准备,第15章,与此同时,眉娘和乞丐们的援救孙丙过程,第16章,孙丙上刑场,第17章,小甲叙述上刑过程,事件时间一上午,在全书中最短,却占了10节,28页,这是全书节数最多叙述节奏最快的一章,这种深层处理突出了行刑的紧张、刺激,用愚钝的小甲的视角展开叙述,使之尽可能地摒除主观色彩,专注于过程、场面的物化、客观化、自在呈现,最后一章,钱丁叙述从上刑到手刃孙丙四天内的情景。这一部分干脆、利落、劲道十足、嘎然而止。小说叙述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猫腔戏《檀香刑》戏文的大量融注、韵文和戏剧化效果的追求。叙述的腔调在此很大程度上又可理解为猫腔猫调的群猫嗥叫，赵甲狂言化用猫腔《檀香刑?走马调》，小甲傻话、放歌，化用猫腔中的娃娃调，眉娘诉说是长调，赵甲道白是猫腔中的道白与鬼调，钱丁恨声是醉调，知县绝唱是雅调。不同的猫腔调好比宋词的不同的词牌，规约人物身份，叙述内容，感情表达方式。由此形成了小说的音乐美，这是说唱艺术的小说，莫言早期小说《民间音乐》曾受到孙犁老人的赞赏，其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用说书艺人瞎子张的唱词串连篇章，直至《檀香刑》方悲歌欢歌绝唱，一唱三叹余音绕梁，联想到少年莫言在某个瞬间，忽然茅塞顿开引吭高歌一串怪调异音时，莫言在音乐上的秉赋已经崭露头角，或者说，莫言在用文字创造美之前已经在用声音创造美了，以至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半个县的孩子都学会了他那“呜哩哇啦嘻哩吗呼”的唱腔，现在，他的“唱腔”唱遍了全国，却没有人能模仿的来了。

电影与电视是同一种艺术论文

如果说电影艺术是一种以电影技术为手段，凭借画面和音响为媒介，通过银幕上不断运动的时空来创造形象，再现或表现生活的艺术，基本上能得到人们认同的话。那么，电视艺术是什么，自一开始就有很多歧义。

贝拉·巴拉兹在他的《电影的精神》(1929年)一书中，将电影艺术的三个表现元素，特写镜头、蒙太奇、拍摄角度视为电影艺术的独特特点。

前苏联著名的电影理论家维塔里·日丹则指出：“被人们说成是‘电影的光荣和骄傲’的特写镜头的概念，在文学中也是早已有之的，更不必说绘画、雕塑以至音乐了。”

为此，前苏联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影视理论家们认为电影与电视是同一种艺术。

虽说将电影完全等同电视不甚确切，但从艺术本质和审美的角度看，它们又的确是“同构”的，它们都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依据“视觉暂留”原理，并且有相似的音画操作系统。都与现当代的文化思潮、文化形态有关。所以，它们美学理念的基础也应当是基本相同的。

这就好象中国传统的诗文、绘画、书法尽管是不同门类的艺术，但书论、诗论、文论、画论、甚至乐论、舞论等可以互用互证一样，许多美学理论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是共通的，具有普遍的通约性，有的审美理论和方法几乎关涉到一切中国艺术，不仅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规范着中国传统艺术思维的想象、思绪、感情、直觉，而且对中国影视艺术标举本民族的特性，也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事实证明，电影所具有的特质，今天的电视的确也都具备。如一般认为电影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特殊规定性表现为：

综合性，电影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体。它既像时间艺术那样，在时光的流逝中展示画面，构成延续的艺术形象，又像空间艺术那样，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地点、画面上叙述事件的发生、发展、展开形象。它吸纳了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元素，并使之相互融合，构成一个具有全新特质的有机整体。

视象性，电影是诉诸视觉为主的视听艺术，镜头、画面是其审美价值的重要条件。镜头、光影、色彩、音响直接构成形象生动的感性形式。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本身也都须有强烈的视象意识。

逼真性，既能纪录现实生活中人与物的空间状貌，又能再现事物的声音和色彩。还能表现人的深层心理变化，无意识和梦。尤其是特写镜头更能反映形象的细部特征，正如路易斯·贾内梯在比较《替身演员》和《野孩子》两部影片的镜头时所言：“在大全景镜头中，只有大的运动才能看见，而特写镜头中，眼睛的一闪都能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野孩子》中男孩眼泪流过的距离比《替身演员》里飞行员跳伞降落时所占的空间还要大。

运动性，运动是电影的命脉，电影正是通过不断变换着的画面来表现运动着的人和事件，并在运动中获得时间延续性的叙事功能，通过摄像机的运动(推、拉、摇、移、跟、升、降等多种方式)，产生各种不同的景别和角度，层次和空间。

蒙太奇，它是电影最重要的构成方法。即可通过分切，选择和概括，按照特定的创作构思把镜头有机组成一个连续，完整的运动整体，使画面上的直接形象产生连贯，对比、联想、衬托、悬念、象征等作用，深化艺术审美的视觉效果。

群众性，电影是直观艺术，相对其他传统艺术更为通俗，甚至能使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国籍的人都能看懂，电影的商品属性要求盈利，所以必须顾及群众的审美趣味和观赏水平，群众性是电影工业赖以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

技术性，电影自诞生之时起，就是借助现代科技来创造形象的。电影的发展也有赖于高技术的开拓和引进。电子技术，全数字化的HDTV系统正在改变着传统电影的创作，也为电影制作降低成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这些特性电视都具备，而且也缺一不可。而目前认为电视的特性，如兼容性、多样性、参与性等等，在现代电影中同样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如除了银幕上的故事，人物、情节、氛围会深深地打动观众的心，使观众不由自主地与影片中的角色同悲喜，共命运外，观众还会不自觉地设想情节的发展逻辑、戏剧矛盾的合理性，故事应该有个怎样的结尾等等。

《红高粱》上映不久，反响热烈，尤其是张艺谋在国际上得了大奖，评论文章纷至沓来，广大观众也积极参与，“张艺谋神话”首次掀起高潮。赞美的认为《红高粱》“体现了我们的祖辈和民族的神气”，成功地建立起“异于传统中国电影的现代形态”。否定的指责它是以奇异文体来丑化中国人的形象，是为了夺奖，取悦于外国评委，认为是美学上的严重堕落。又有人认为，这是后殖民语境中的“征服”中国的结果。接着《秋菊打官司》和开禁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又一次产生轰动效应，形成了“文化转型期”自一开始起，观众、学者和影视创作人员对电影和文化的自觉参与的热闹场面。涉及到的问题也已远远超出了电影本文的界面，如文化语境、弑父与从父、原始情调与边缘化、中国电影的出路和文化格局、娱乐性与艺术性等等。不难看出电影不仅也有参与性，而且这种参与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对以往习惯性思维的突破。与电视一样，电影美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关怀和文化市场的需要。

当然，也有人认为电影与电视是相异的，如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认为电影、照片是以高清晰度延伸人的感觉的，可称之为“热媒介”，电视是低清晰度延伸人的.感觉的，应称之为“冷媒介”。但如前所言，高清晰度电视已经出现，HDTV的扫描线数已达1500根以上，而且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这种观点亦已不攻自破。国内也有人为了强调电影与电视的不同，或为了在理论上标识电视艺术的独立，对电视艺术的特点，电视是什么作了种种界说，出发点当然都是好的，但有些定义似乎下得太过匆忙，而又缺乏科学性。

又如，对电视下的定义：“电视是科技发展的产物，是一种技术。” “就本质来说，‘电视’是一种技术的产物，是根据人眼视觉特性以一定的信号形式来传达活动景象的技术。”这样的 定义似乎太武断，太简单化了。

还有人认为“电视艺术是一种即时传真的艺术。”把电视看作一种传真媒介，这当然没错。但电视和电视艺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如有些一时不能播放的电视剧和复现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等，就不可能都那么“即时”，却反而往往是“过时”的，即过了段时间才会播出的。

就对电视艺术的界定来说，我比较同意张凤铸先生的看法：“电视艺术是电视的派生物，主要指电视屏幕上播出的运用电视艺术手段塑造审美对象(形象)的各类文艺节目。”其前提是“电视和电视艺术是两个概念，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电视是母体，它包括新闻节目群，又包括艺术节目群，它具有新闻属性，又具有艺术属性。”

但同时还应指出的是，今天，电视不仅仅只是传播工具或一种大众艺术，它已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不可或缺。

另外，电视的再现性本身就具有审美效应和审美价值，而至远远超越了亚里斯多德所言之“求知”的界面。屏幕上的强化真实和再现生活具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审美效果，其观照的张力不仅刺激着人们的视听机制，而且也会加深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引起人们的广泛思考。

而从符号学原理的角度看，电影与电视的本质更是一致。且不说卡西尔的构型理论和苏珊·朗格的“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就是拿麦茨的电影符号学的一般原理作对照，其实也都适用于电视艺术。为此，我们认为共同的质性是影视美学生成和发展的基础。如硬要将二者拆开，既不科学，(电视很难构筑起一整套完全不同于电影的理论和美学体系)，也不利于电影和电视的拓展，而且在生产、制作和理论上都必然会出现重复建设叠出的弊端。更难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需要跨学科的配合，艺术门类间应相互渗透的必然趋势。只有排除门户之见，消除影与视的人为对立，电影与电视的互动和互补的必要性才会真正得以体现。

19岁的少女九儿单纯、善良、聪慧，但却被父亲卖给麻风病人当媳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和磨难之后，九儿逐渐成长为个性鲜明的女子。

在与余占鳌的情感方面，她敢爱敢恨，不惧束缚，勇于冲破封建牢笼，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爱。在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她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家园。

因为一匹骡子，九儿的父母要嫁她给一位拥有一座酒坊的麻风病人。九儿乘坐花轿出嫁时，在途中被一名强盗拦截。九儿的丈夫死后，九儿接管了酒坊。

后来，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九儿的老朋友被日本人杀害，于是九儿要向日本人复仇，她请她的工人来帮忙。为了不让工人们饿肚子，九儿带来中饭犒劳大家，结果被日本人杀害。

扩展资料：

《红高粱》意义：

歌颂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通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思想既张扬活得豪爽、个性解放、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个性解放”，指“人”的个性的解放。

“人”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精神”与“物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红高粱

电影艺术赏析论文范文精选篇2 浅谈《红高粱》中色彩艺术的运用与赏析 [摘 要] 当前，影视作品已经成为人们视觉审美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种视觉艺术，图像是其造型语言，而色彩是其造型语言中最重要的组成元素之一。影视作品的画面质量直接影响着观众的视觉享受，而人的视觉感受在人的感官中最为强烈。电影《红高粱》是最能反映张艺谋早期风格的一部经典作品。电影中一个个油画似的场景，勾勒出了一个以红色为基调的“红高粱”世界，歌颂黄土高坡上的中华儿女抗日生活的电影，用来祭奠那些激荡在无边无际的如火如荼的高粱地里的灵魂。 [关键词] 《红高粱》;色彩艺术;人性;魅力 高粱，象征着狂野的、自然的人性，它们在风中劲舞，自生自灭，是世间生命万物的象征。《红高粱》对红色渲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红高粱，红褂，红裤，红轿子，在烈日的灼烧下通红的汉子背，以及影片最后染满整个银幕的鲜血，既象征了面对恶势力的践踏，以最本质的方式进行反抗的原始生命力，也使整个电影充满了诗情画意。《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歌颂了中华儿女激扬亢奋的民族精神，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写实与写意联系得相得益彰，把电影语言的独特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该部电影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它颂扬了人性的本质及生命的不可抗拒，对大自然色彩的运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一、电影《红高粱》的色彩艺术效果 《红高粱》中所营造出的以红色为基调的画面以及恢宏的氛围，部分来自于作者自身所注入的感情，部分则来自于客观事物烘托的意境，情境自然结合，“情与景会，意与象通”。这正是影片创作的基础，同时也是观众喜欢的魅力所在。在这部电影意境的营造方面，色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色彩在电影创作中有助于情感的表达，它主要依赖于人们的联想来获得，即人们通过色彩而获得的感受。 人物的内心深层次的刻画能够烘托其复杂的心理活动及其性格特点。而要想在限定的较短时间里，有限的场景中来形象、细致刻画一个人的内心活动，那就需要能够让观众看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视觉载体，而美术色彩艺术的巧妙作用就恰好可以充当这一载体。张艺谋导演就是巧妙地把色彩艺术运用到《红高粱》这部影片中，形象刻画了影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他通过美术色彩的多样变换，为观众准确、清晰展现了片中角色的内心活动及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该部电影中红色基调的大量运用，不仅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也传达出了影片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人物通过色彩掺入了复杂的感情，使影片人性化。《红高粱》这部电影通过运用大量的色彩来营造一种红色中国的意境，进而捕捉观众的眼球，以达到产生共鸣的效果。影片中铺天盖地的红色，极具象征意义。每处场景的色彩、色调无不把片中人物的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从最初象征生命力、如火如荼的红高粱、红袄、红鞋、红盖头，到最后布满银幕的血红色，这些色调极具感染力，经导演的精心设计与故事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为全片定下了恢弘壮烈的基调。 二、电影《红高粱》的色彩赏析 画面与音乐，作为构成电影的两大元素，在电影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色彩是电影语言的一部分，恰当使用色彩，可以表达不同的情感及感受，有助于电影情绪的准确表达，渲染影片的风格气氛。同时，音乐在电影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情绪性。音乐是电影中声音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影响着影片的气质，深化其主体，强化观众的心理活动。一部成功的电影，出色的电影音乐是必不可少的。 夺得多项大奖的电影《红高粱》，算不上张艺谋最经典的作品，却是最激情的一部。影片自始至终，都致力于表现出感性生命的躁动。《红高粱》不仅是一部好作品，更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先生的中篇小说，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伙纯朴的农民的狂野生活以及他们浴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影片经过演员的成功演绎，颂扬了生命的奔放，敢爱敢恨，大生大死的人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令人难以预料。节奏松弛有度，画面、色彩、光线及其视觉形象热烈、活泼。该影片突破了传统的抗日战争题材，在《红高粱》中，自由奔放、气势恢宏的生命跃上了银幕。与同时代的影视作品相比，战争画面明显减少，而且不涉及任何政治色彩。影片结束时，战斗场面十分写意，虽然不如传统国产战争影片中的场面宏大，人物也不多，但画面却更多了几分震撼。日食、红霞映衬下的世界，嘹亮的歌谣响彻天地，如血海汪洋的火红高粱地…… 《红高粱》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战争烙印。影片成功在于纯美，颂扬了爱就真爱、恨就真恨、敢爱敢恨、大生大死、气势恢宏的生命。 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张艺谋导演对鲜艳的红颜色是情有独钟，红色自然成了电影《红高粱》的主色调。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红色被视为喜庆和美满的象征，后来红色逐渐被人们赋予了积极、向上、正义、革命的内涵。而且，在美术绘画领域，红色也是彰显个性与烘托氛围的一种常用手段。 影片《红高粱》一开始，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如血海汪洋般的火红色，影片女主角“九儿”那象征喜庆的大红的嫁妆：红盖头，红褂，红裤，红鞋;还有那大红的花轿;还有那火红的高粱地，以及在高粱地里让观众心情为之荡漾的野合。这些火红的画面一开始就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给人们内心带来了一次红色的洗礼。虽然整部影片的色调多是红色的，但并没有让观众感觉这是打破常规的矫揉造作，而是很自然接受了高粱本就是火红色的。另外，影片还把那种放荡不羁、肆无忌惮、自由激情和那欢乐愉悦氛围与红色的主色调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红色基调的衬托下，“爷爷”和“奶奶”的凄美爱情故事姗姗而来。 整部电影由“爷爷”与“奶奶”的相遇、相知、相爱、互助的情感构成。他们通过与世俗观念的抗争，最终走到了一起，最后浴血奋战反抗日本侵略者。影片结尾，女主人公“九儿”和其他汉子们全都死了，“爷爷”和“爹爹”静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相互凝视着对方，在血红色的太阳光下相互凝望着，很久很久，直到天空中日食出现时，天空突然暗淡了下来，紧接着出现的还是一种血红色。张艺谋导演巧妙把美术色彩在这部影片中用到了极致，画面唯美，故事感人，无限放大了人物的形象，更是对中华儿女的高度歌颂与赞美。影片歌颂了这片荒凉的土地，这段不畏世俗，令人崇敬的爱情故事，并深深颂扬了这块土地上的那种无拘无束的野性，更表达了对中华儿女不畏强暴、浴血奋战到底的优良品质。全片表达的就是对原始生命勃勃生机的崇拜之情。 在整部电影中，作者还是保留了大量的个人的风格及其自己主观的认知.影片较多固定于同一个镜头，来刻画人物的变化过程，吸引观众把心沉下来认真观看。影片多通过近景来刻画“奶奶”，当“爹爹”在酿酒缸里蹦来蹦去，不停地喊着“娘”时，“奶奶”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然后，“奶奶”注意到了远处的一个身影，侧影映在他身上，衬托出罗汉瘦小的身躯。太阳金色的光环绕在他周围，暗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奶奶”焦急地追赶过去，“爷爷”一脸不解，逆光从其身后射来，凸显他更加忧郁，好想看到了什么似的，仿佛危机正在来袭，就像光似的压在他身上，继而鬼子的掠夺呼之而出。 电影《红高粱》巧妙地将故事情节串连在一起，一个个油墨泼成的画面，扣人心弦。整片的高粱地被血色残阳染成了血红色，那是被鲜血染成的高粱地，那是象征着凄凉的残阳，是“爷爷”“爹爹”失去爱妻、母亲后心口的伤疤，是作者对高粱地上中华儿女的歌颂。一块高粱地被践踏了，但是还有如血海汪洋的高粱在疯长着，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文明，也是“爷爷”身上那股野性。“爷爷”身上的野性是原始的、野兽的疯狂，是中华男子汉所共有的特殊品质，更是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奋力反抗的基础。影片呼吁人们追求真善美，追求勃勃生机的人生。 三、电影《红高粱》的画面鉴赏 色彩具有象征性。人们在各种色彩掺杂的世界里生活着，培养了很多视觉经验。这些经验与外来刺激相呼应，而情感则在其中慢慢升华，深刻地表达着人们的信念和思想，激起了人们的思绪。 出身于摄影师的张艺谋，电影画面及色彩一直都非常唯美，如有神相助。电影《红高粱》中的画面中红色为影片的主色调。在中国，红色既代表着喜庆、美满，也代表着革命。影片中最熟悉的画面就是那片火红的高粱地，郁郁葱葱的高粱高过人头，密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秋风袭来，掀起层层波浪，一阵阵清脆的摇摆声;还有就是那血色残阳的画面，“九儿”出嫁，当花轿来到十里坡时，遇到了日本鬼子，最后死在了鬼子的刺刀下。那天的日食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血红色，“娘，娘，上西南，高高的大路，足足的盘缠，娘，娘，上西南……”影片结束时，嘹亮的歌谣响彻天地人间，无边的高粱地如血海汪洋，“九儿”躺在血泊中，安详地死去了。暗红的鲜血把太阳染成了血红色，血红的太阳燃烧着，把整个世界都烧成了红色……这就是影片的结尾 张艺谋对色彩特殊的审美价值运用恰到好处，为观众呈现了一个血红的世界。电影《红高粱》既有唯美的观赏性，更有很强的思想性，它的成功与色彩特殊的审美价值的准确把握息息相关。 影片中红色为主要基调，色彩对于人们的审美观有着特殊的视觉效应，它可以勾起人们悠远的遐想，成功唤起人们的视觉体验。 影片中还有很多唯美的画面：“九儿”出嫁时的红鞋、红袄、红裤及红盖头，甚至花轿都是红的;汉子们被烈日晒得发亮的古铜色皮肤以及他们肆无忌惮的光头;日食时血色汪洋的红，高粱地里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绿…… 四、结 语 在《红高粱》中，导演张艺谋把视觉享受与造型艺术结合得淋漓尽致，几乎每一个镜头都可看作是唯美的水墨画。造型艺术也被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人能够如此把画面拍摄如泼墨般肆意自如，而且色彩还极为浓厚。那血色残阳的红色，既愉悦了人们的视觉享受，又象征了一种不屈的生命力，一种要爱真爱、要恨真恨、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淋漓奔放、肆意自如的人生态度。两者成功结合在一起，使人恋恋不舍，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1] 尹秀茶.对生命的渴求与赞美――《红高粱》欣赏[J].作家，2008(08). [2] 辛宇杰.浅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J].华章，2011(07). [3] 黄巽斋.汉字文化丛谈 [M].长沙：岳麓书社，1998. [4] 贺友龄.汉字与文化[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 猜你喜欢： 1. 电影艺术鉴赏论文 2. 电影赏析论文范文 3. 电影音乐赏析论文范文 4. 关于电影论文范文 5. 艺术鉴赏论文范文参考

、“红高粱”意象分析一方面，无边无际的红高粱是作为凸显人物性格的特殊氛围，另一方面又是意象象征。作为红色意象，“红高粱” 是生命之火生命之欲的象征，整体而言，是生命强力的象征，是诗一般沉醉、升腾、勃发的生命意志的象征。是先辈们雄强生命的象征。“红高粱”这个意象是个“原始意象”，承载着种族记忆和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原始意象”的“每个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他还讲，“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与此同时，他把他正在寻求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到永恒的王国之中。他把个人的命运纳入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摆脱危险、熬过漫漫长夜的亲切的力量。”（——荣格《论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莫言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启发下，在民间生活环境的刺激中，敏锐的捕捉到积淀着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红高粱”，找到了回返最邃远的生命源头的途径。“红高粱”显现了中国民族祖先的一种生命状态。在作品中，红高粱意象又与家族先辈爷爷奶奶叠合，使人物形象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少见的、具有巨大艺术震撼力的艺术形象。所以，在《红高粱》出现后，通过张艺谋的电影演绎，《红高粱》像红色的旋风迅速席卷了八十年代的中国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