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吸收佛教和儒家文化因素，一方面逐渐系统的形成了理论体系，道教真正成为一门堪比佛教的宗派，就是这个时期。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受了老子和庄子影响，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六亲不和有孝慈。”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不迷名、货。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又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魏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王弼“贵无说”与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 “独化论”。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所以，要“崇本”，也要“末”。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而魏晋玄学，除阮籍、嵇康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东晋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故称文始派。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道家也随之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作为道家的另一支，道教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从理论贡献来看，它远不及玄学。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可以说，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处世的生活态度。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因老子姓李，与唐代皇室同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先是唐高祖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 又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道教崇尚自然无为而治，促进与自然和谐相处。道教先秦儒家和墨家学校这么多，他的弟子，地位是没有作为儒家的高贵，但与道教的历史发展，理解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哲学思想的永恒价值和活力。佛教传入中国的，但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庄子，禅宗的启发是多方面的。西汉末年，汉文帝汉景帝的国家，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从秦朝暴政的道教。史称文景之治。随后，儒生董仲舒汉武帝提倡“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通过后来的皇帝。道教已经成为一个非主流的思想，独立的道教兴起之后，宋代新儒学的基本不复存在。 道教虽然没有正式采用，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程朱理学，融合了道教演变而来的。佛教传入中国，但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庄子，禅宗的启发是多方面的。 道教的春秋我在开始，但秦和道教的名称。归纳起来有“道教”我首创，早在汉代开始，这所学校。道家此时，也被称为“道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的名为“在六个要点”先秦学校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并阐述了6个要点和利弊。他说：“道家使人精神的忠诚，动合无形，赡足所有的东西。外科大顺，因为阴阳，采矿墨家的好总结命名法，在迁移过程中，反应物改变现有海关代理，也不应该不是指约少的东西，而不是被动反应，更加轻松地采用。汉初道教盛行，再加上司马谈道教信徒，所以他给的最高评价道。他指出，道教的其他五长，同时避免其弱点用来排除修身养性，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汉景淮南叛乱自杀，所用的阴谋理论武器是黄老学，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严峻挑战。道教，道教逐渐走向没落。后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最明显的复苏。先秦各种内部和一般可以区分的许多派别，道教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汉书·？论文“一栏中有37个主要流派道家老子，庄子，道家学派，除了朱杨认为可能受到影响的老子，庄子道家著作，933，其中大部分在秦。的影响，同时混用。道家和法家思想正好相反，道教的倡导者，“顺其自然”，而法律必然要放弃所有的人，法家主张以用法律来惩罚人， ，人性的不羁，统治世界的权力。道教虽然学校不同，但精神是一样的：“自然无为路。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我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材料混合，先天的学生。孤独的西廖希独立的，不会改变的周行而不苏格兰，天堂和地球母亲吴炜知其名，强名，他说。 “我建议”道“是宇宙的起源的规则，也统治着宇宙中所有的运动，这种看法后来道家支持所有类型的道教最基本的核心。有一些差异的理解”道“之??间的派别，通过”道“的概念第一次探索所有的东西，世界的起源，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的传统。道”的关系，所有的东西在静态在所有的人“道”，是并存的，最终保证了最高的价值，终极价值根。动力方面，冷凝结构和权力的命令，说是一个“好运气”或“好运气的力量，是实现所有的东西的原则是相生相续，转型，发展。道家认为，各种形式的无数形状，但它的起源，所谓的“世界和我，和学生，我的一切。因此，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和对自然的尊重，法律，因此，宇宙中的一切，“自给自足性。个人与社会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自己”和“节约型人“，适当的方式，在世界上图的共同利益。 “无为而治”的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不是指的遗漏，但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漫无目的的行为。无为而治，其顺？丈夫什么是神圣的吗？恭一直是积极的南部。 “道教知道任何有目的的行为，本身就是偏见。”六亲不和孝慈。“表达了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作品无处不在。解决这个问题，”无为而治“的态度，可以被用于政治修身养性，也可用于道教派别坚持“无为”性质的前提下，提供了更丰富的“无为而治”的概念。我强调统治者必须重的身体，而不是球迷名牌货。随后要求更轻的重量的身体每所学校的看法。庄子，列子视图的“神圣”发挥到一个新的水平。庄子有一个非常显着的悲观情绪，他们的思想集中的生活，受到修身养性，概念的“神圣”的庄子发挥到了极致。庄子的个人理念是后使用倡导的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了的小自然世界之外的团结精神，审美认识世界，意大利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庄子对中国诗歌，绘画和其他艺术方面也已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文学上，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作品的高潮。 庄子描述了许多庄子朋友惠施。先秦时期，著名龚辉石，代表中国古代语言的危机高峰期。田氏代齐，为了摆脱莫名其妙的指责阴谋家，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他创造了稷下学宫，四人才很快就出现了哲学家迟浩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稷下学宫百家最强的人数最多的著作中，大部分公司的力量，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铺天盖地百。和他们的代表蓬蒙神刀，田骈，捷克共和国，袁子环，宋兴文贤，已经失去了他的代表作“田子”，“幼虫的蚊子”，“宋子”至今保??留着“持谨慎态度。“，”殷温孳与黄老道家密切的杰作 - “管子。 “战国后期，齐可惜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薛红褪色，稷下黄老学的继任者渐渐散去。不久，当他是秦相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已经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顾问和助手，在“春秋”编制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补喂也法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秦实施黄老政治的短期繁荣，经济和文化的国家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出生楚辞“鹖冠子黄 - 老挝重要的作品。 “吕氏春秋”，展示了后期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风格。 司马谈曾这样总结“黄老学：”虚无遵循“由于黄老学派”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无为而治“的理念冲突不可避免的”道“，老子，庄子的”道“差异。 道教是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很快道教更换，但道教融入社会的各个方面。道教在西方也流传很广，无论是叔本华的意志和悲观的生活态度或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存在主义的哲学是自然无为的态度，许多西方人接受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道教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一个非常短暂的辉煌。 庄子“虚无”论道“，”无“被解释为斯塔克强调我虚无主义的发展。他说：”开始，没有无名“认为宇宙原始”无“是指“没有。”他说：“一切外，没有更多的前景并不乐观相反，没有更多的什么都没有。”（“已知的北游”）“无”是什么都不洁净。“齐物论”说， ：“俄而无论是男人，并没有也没有未知的所有水果，所有的事情，他们没有的，所有的东西。 “没有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区分，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提出的概念否定这一切只能用”无“来实现绝对的虚无境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发展的最高阶段“有或无”的最高阶段的讨论。“神秘”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第一章中的“I”：隐匿，门的奇迹。“汉书·扬雄，”太极玄玄摘要：“神秘，隐蔽的抽象万元级的，而不是塑造。略“魏王弼”我的意思是“：”神秘的深。 “形而上学问题的理论。深深刻而神秘的何艳，王弼，阮籍，嵇康的主要代表显示，PEI危机页，郭翔。魏晋南北朝时期辩证”是否“为中心。后期战国至西汉时期，黄老道试图超越论“道森”和“生而自由”，所以，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于“有或无”，“无为而治和有前途的。 魏晋南北朝重“有或无”提出的问题，何艳，王弼的本体论范畴，“你不说”和“裴炜在冲的反对，它们将出现郭襄”单飞“赫哑嗯，王弼的基本论点是“没有的导向”，在无为体“和”没有“走向世界的根本，作为世界统一的基础上作为”存在的根据。他们相信在各种现象背后的多样性，必须是同一个身体，或将混乱的现象的多样性，没有统一的，和这个机构没有在他们看来，“不能被视为他们的基础自己的存在，必须依赖于身体的“无”。王弼说：“天下之物，量身定制生活的开始，没有补充道：”一切，我还借给道德，虽然价格昂贵，无用的，而不是家庭不再体“（”老子注“），这是有没有外在的表现形式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存在着一个面向非的作用。但是，不也是分不开的，因为总是可以没有“明天”，将于明日在崇本“，但也”结束。 “任何股息你的关系，对”是否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解释I，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这是本质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本体论高度讨论“是否”问题的理论规范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门阀士族集团形而上学学校的世界观，崇尚老庄，合作儒家和道家的特点是投机性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表达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阮籍，一般是先秦旧庄Xuechong的，自然的，对规范（儒家儒学）。调和儒家和道家的根本目的，调和自然和规范。形而上学有说明从“我”庄子“易经”，被称为“三旋”，“统治”到“I”庄子“，”老子“，”庄子“注”易经“。王弼的“书变动请注意”的变化略有案件书“援助道佛儒注”书变动“，以调和儒家，道家和都，是的解决方案，”书的变化“老挝字和庄梓杰作。 儒家，道家及行政全面，没有结束的基本原则，王弼的性质，规范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体现，是已故的规范，他们把车前马后身体的关系，统一的必要，并明确提出“崇本举到底”的倡导者。阮籍与司马力量的政治对手的政治。为了揭露虚伪的规范大衣的状态，他们强调规范不合格的自然主张更加规范任何自然“（”释放私人'）。的基础，他们的“不采取行动”的一元论的生命力，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与跟踪。他们公然蔑视放弃了儒家礼法规范“，谴责”六经芜湖脏“和”美德又臭腐“（”难自然好学“）更多相反的玄学思潮的推力。因此，他们的哲学批判形而上学的异端显着表现在思想倾向。然而，片面地认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极端。金特里中队西金凯过贵族享受的特权谈放荡，“山药”恶性膨胀的放纵之风，甚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与裴，郭翔纠正在。 裴炜的专书“创”，“昂贵”的理论提出了“以静制动辞职，旨在强调自然分开，规范，没有价格昂贵，冲，自然应更好地统一和规范理论。裴炜在崇上郭襄庄子注意完成这个任务，论证??规范与自然的理论上的一致性。他巩固崇一些主张名教即自然，所有的“啄向上和向下的顺序是与”正义性质，从而统一的规范与自然的矛盾，形而上学的理论西晋士族到了登峰造极的氏族垄断政权暂时的趋势稳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 “形而上学”没有，演变的自然和规范，信息上的曲折反映士绅理论的发展要求，党的执政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的政治现实中队抓获。无论是“规范在”自然“，冲”自然分开，规范“郭象独化论全面展示了”名教即是自然的。 “东晋僧肇，佛教的形而上学最后完成了魏晋时期的思维发展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冲，然后连同或不理解的过程，也就是从没有。从永嘉丧乱开始东晋，社会动荡和分裂佛教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出租车土壤。形而上学普遍的情况，佛教徒佛教的印度佛教的更大发展，我们有形而上学的解释，所以佛教形而上学。僧肇。僧肇的“真空论”和“有些事并不止步”的人在当时的佛教思想影响，特别是总结形而上学学校。他认为，形而上学的思维，冲犹似要的是与片面的理论武装起来的真正含义应该是连同或不带一个，他说：“虽然没有”，虽然没有不“，”没有什么不同，也表示，其情形之一，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不，不统一。僧肇所以所谓的“是”或“否”真正的意思是“佛教的”苏堤“，”真谛“，”苏堤“，这是唐末五代以来，丹表示理解参同契“逐渐压倒外丹派的风格，成为仙主流科学。仙学度人的著名的内丹科学家的钟离权，吕洞宾，翠溪范，朴赞陈抟施肩吾刘旋影冯丹内结束，绰号“周易参同契”丹通过祖“童七”值的的仙家实践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了社会的认可。然后内丹美分学校已经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独特的教派。这些内丹门派可追溯到黄帝，庞，王乔，赤松依托I.派自称是流传下来的关殷资，它被称为营开始的文本。 其他派别声称要通过东华紫府邵阳市望帝宣府（汉族人），邵阳派。前的文字发送到虚无定向培育情况下，法律的“我”，“庄子”，开始圣经“是一个乘虚大道，虚拟静笃，大彻大悟海盗的天堂和地球虚无顿真机超直入均匀非我的同事，混乱的境界天无地的可维修性和未成年人在生活中。少阳派主张无为而治法有前途的方法和精气，子炼油炼气化神，炼神虚步的生命，杨双实践阴阳，顺序不同的武术艺术再现广阔。以来晚唐五代，邵阳发送一个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麦稻，真正的火龙，刘操，绰号结束敞开法门，后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了南派北派中派东，西派，青城派，吴柳饼武术。因此，内丹美分科学文开始发送的最高邵阳发送的最大的争议。元明间张三丰的真正综合文本开始派和邵阳学院派的导演，创意三丰派既不执行，在无为承诺不执行，然后创建一个干净的法门种植的阴阳，南宗和北人的特点。汉，魏和社会动荡之际，各种各样的想法开始活了过来，道教也将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的深刻的形式。作为其他部门的道教，道教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贡献然而，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远远小于的形而上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复活，以取代汉代的谶纬神学，其主要代表：何艳，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襄。形而上学的“我”，“庄子”，“易经”，并呼吁他们了解道家儒家经典，儒家，道家及行政综合的思维模式，形成“三旋;同时，他们与宁静自然的生活态度，以节省抑制儒家规范，人性化，试图摆脱繁文缛节的束缚，儒家主张提出了一种超然的生活追求。可以说，从创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局势的变化，很多的考验，表现出的遇险不惊，临危不乱，冷静的态度生活的世界。 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予了较高的地位和荣誉的道教。我姓李，相同的姓氏，以提高它们的起源与唐代皇室统治者，他们自称是老子的后代。第一高祖规定的顺序三教儒，释，道教之前。其次是我的唐朝皇帝的雕像是“轩辕皇帝太多，”公州人必须兼通的“道德经”，并下令。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直接向他的祭司皇家宗室的本家，玄元帝庙是建立在国家，另一尊封道教名人一前一后，设置轩博物馆，建道家园家居卫生的行为，隰捞撞评论“道德经”，并亲自诏令人必须拥有的一员，以促进道教，道教的地位，不断提高。 唐武宗的宝座，把我的生日2月15日降圣节。更重要的是，许多帝王的祭司精炼保护，为了长生不老，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但到了金丹中毒热衷于唐代的皇帝唐武宗和唐，唐玄宗等，这是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此。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者的做法，寻找各种途径和道教相关的情况下，宋徽宗甚至僧侣和尼姑穿的gi。 因此，古代文人都读圣贤书，他们闻到了世界的东西，它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巨大的悲痛忧伤，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鬼烦不公平的旧鬼哭，天阴雨湿潺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之忧而忧“，杜牧的”复杂的悲伤后代，使后代都透着浓浓的悲伤。很少有人有王昌龄金战金甲，不破楼兰年底尚未“的精神。它有自己的命运，同时，像“田雅堕落的人，满足，何必曾相识对方。”阅读的世界里长，伤心，但单独然涕下“这样的意义上的挫折和大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爱的话，乐琴书也失意的生活，消除忧虑休闲的感觉无奈地叹了口气。只有最别致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醉酒后，将有“人就是人，清除也很复杂”骄傲的女儿。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读诗书，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事业心，更好地发挥为国家。但愚蠢的国王，奸臣当道，怀才不遇，甚至诬陷拥挤，自生的生命也危在旦夕，“朝鲜打了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态比比皆是，根本谈不上什么展览红。因此，文人隐居山林，玩花，虫，鱼，花自己的愿望，只留下“开轩菖蒲桑麻”的田园有趣的句子，酒，然后站在寂寞的人偶尔做了一些“可怜的午夜虚拟前排座位，不问老百姓问的精神抱怨;阳性“奉献出自己死去的国王的感情，感动，说服人绳之以法，如果幸运的话王赞赏，填补激增的命运的关注也担心，退忧“的感情，对皇帝的忠诚。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字符，温顺友善良，他们不敢像英国执行”查理一世“不敢像俄国人赶下台的”尼古拉二世唯一的全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生命的最后郁郁而终。所有伟大的诗人不犹豫的女儿买了一把剑，貂裘的葡萄酒值得豪“，诗仙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英雄的诗句。中国古代思想是不是唯一的儒家，秦哲学家，佛教传入汉，汉，唐，许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尽管儒家派别学术的传统和连续性，但也存在其他派别否则，韩吴尊乳，其他学校也不能消灭的思想交锋和集成创新的先决条件。因此，研究中国文化的精神，不应该只限于儒家经典的精神和渠道产品，物我一体，但最高境界生活中，很多作家和艺术家追求的艺术境界。心是空的，虚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澡雪精神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精神境界，时刻。老庄深远的影响的精神境界，生活旨趣。这是一个看似无形的和其实无处不在。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经典时反映从王汐止“兰花馆”柳宗元的玉溪诗序，然后苏施的“三都赋”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学习，道教势力复兴，七贤竹林七贤的倡导者，然后洗去的学究气味，并打开空谈。在这种空气中，道教的心理深度人的心灵，周Qinsi要紧张盛开，宁静的适应性，如植被，盛夏的的宣繁荣渗透在初秋的英雄深远的。因此，建立一个明确的德禤踏嗯魏晋晋学者强度的约翰逊野生不同，性格是发展成熟的诗人陶钱靳陶潜冷漠自适应，还有没有悲伤的屈原。“返回辞职”曲元“卜居”渔夫“比较自恋，但没有搅拌悲伤愤怒的语气。他主张回返自然庄子，庄子，和世俗的评论，不清晰。陶拒绝向现实低头，看到了世界玉露差为五斗米折腰。约翰逊被骂干路人工喂养的牛屠宰猪。约翰逊愤怒的笑声，道谦，只有一个温柔的微笑。这圆明园遗留在很多文章中都得到了体现，从疯狂的激动“陋室铭”宁静“山居秋晚会。有时在法律范围内的外儒”，有时是“局部儒内黄老”的君主的目标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黄老道家来的生活，并带来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像这样的明君唐玄宗，宋徽宗皇帝，康熙年间，有注明“道德”，“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的宋代，明清启蒙思想，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和开放，与道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民间的”世道治，乱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史记·孟子，荀缉嗯传记：环苑体埯片，神刀，接头等，”学习道德黄老说，因发明序列的含义是指。 “还包含：河妻子的父亲教安全期的健康，徐安琪学生到教头发燃烧公开，毛歙天主教音乐的缺陷公众，音乐缺陷天主教音乐部长的公开，岳陈天主教盖公众，盖天主教俞齐，密度塑料西曹相国师。“人物画，改变了主题，描述人的道德，而是个人风格的个性的崛起，而不是顾恺之提出的”样式“的生动写照。 画“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特征色彩的运用，风墨压倒一切的绿色景观成为主流。古老的风景画家几乎没有道教，山水画的兴起本身也由道教的影响。 绘画技法的实际情况和白色墨水，自由的精神。作为画家的生活和技术之间的路“的最高境界。我短羲它的味道，”大音“中国古琴重要的审美品格。I”短“儒家”和“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短看法。王清赋李薛斋琴谱儒，释，道，“短”一节的定义，保持有序，没有促进韵，无风扇的声音，没有足够的甜。 “在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伟大的音乐“音乐之声作为参考，肯定了无声的永恒之美的喜悦，强调的泛音成为古钢琴的人，追求环境的重要性。 BR />明代李贽庄子“天人合一您的真实”，这一命题也提出尖锐的批评典型的儒家审美观念的“钢琴禁令秦心脏，钢琴，尹苏彦威心。 “琴心”是音乐的本质定义为一个自由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艺术表达情感的基本价值，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美国自然，追求的古琴自由表达的观点，人的各种感受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庄子的哲学，生活的影响，中国戏剧“还是真正的”灵魂的戏剧美学。在中国戏剧表现的个性本质上是一种境界，我的境界，常与平民的气息。 庄子寓言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方法，基于对生命和生活中提炼。 创意的表演意识的最高境界。钌神，最终的汤显祖庄子虚拟“作为演员的要求。
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庄为代表的学派，它把“道”作为最高哲理范畴，主张遵道贵德，效法自然，以清净无为法则治国修身，因此被称作道家。 至于道教，则是在汉代黄老道家理论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而形成的一种宗教。 因此，道教作为一种既有信念又有组织的宗教，和学术思想上的道家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作为有组织的宗教实体，道教创立于东汉。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过近四百年的改造发展，其经典教义、修持方术、科戒仪范等渐趋完备，新兴道派孳生繁衍，并得到统治者的承认，从早期民间宗教演变为成熟的正统宗教，成为足以与儒释并论的宗教。葛洪、陆修静、寇谦之、陶弘景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文选题参考：
1、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2、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
4、继承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写论文注意事项：
1、论文里面千万不可以出现“我”这个词，论文具有科学的严肃性、严谨性，避免出现“我”人称代词。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论文改成了“笔者”呢，实际上，用“本文”来替代比较是聪明人的做法，也是在各类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2、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出现感叹号，论文应以陈述语句为主，出现语气叹词瞬间降低论文的层次，问句主要在写文章的结构和结论的时候使用，其他的地方能少就少。
3、杜绝排比句，排比句很没有逻辑，尤其是文科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排比句会让别人将你的论文当成作文，切记论文不是作文。
4、直接引用不超过文章全文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间接引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主要放在文章的前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避免直接引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把直接引用放在注解里面。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望能帮到亲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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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是钱穆的文章最早发表于香港新亚研究所《新亚学报》第五卷二期（1963年）国内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出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3册 三联书店2009也有出版
《近代史研究》《文史》《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史学月刊》《中国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农史》《唐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国学研究》《燕京学报》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法藏文库45，2001年8 月，再版 50.《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中村圭尔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11年，待刊49.《长沙东牌楼东汉简〈光和六年诤田自相和从书〉考释》，《汉帝国制度与社会秩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待刊48.《东汉洛阳南郊刑徒墓的性质与法律依据——从〈明钞本天圣令·狱官令〉所附一则唐令说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2本，2011年，待刊47.《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待刊46.《汉代律令与传舍管理》，《简帛研究2007》,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51-16443.《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汉代聚落自名的新证据》，《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总第82期），页62-6642.《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页127-18241.《朝廷视野中的“民众”——北朝的观念与实践》，收入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334-35640.《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总第93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3月，页57-9338.《北魏申洪之墓志考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页207-22337.《西汉长安“孝文庙”位置考》，《简帛研究2006》，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206-20936.《〈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所见史事考》，《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页262-27835.《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页168-182，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9年第1期，页3-1534.《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年第3辑（总第84辑），页5-5333.《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页4-28,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8年第11期，页57-7732.《传舍使用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页61-82，收入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页40-7131.《长沙走马楼吴简“里”“丘”关系再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6年12月，页14-2630.《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乐教化述论》，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1月，页453-4629.《长沙三国吴简三州仓吏“入米簿”复原的初步研究》,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二辑，武汉：崇文书局，2006年9月，页1-1328.《走马楼竹简的限米与田亩记录——从“田”的类型与纳“米”类型的关系说起》，同上，页157-17527.《吴简所见“折咸米”补释——兼论仓米的转运与吏的职务行为过失补偿》,同上，页176-19126.《长沙走马楼吴简“肿足”别解》，同上，页214-22025.《朝廷、州县与村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页213-24724.《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页3-2123.《北朝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的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1 期，页10-20；亦见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页117-13622.《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从魏末启立州郡到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页53-8021.《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205-23520.《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乡”与“乡吏”》，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一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页87-11319.《三国吴简中的“鋘钱”》，同上，页230-23518.《长沙吴简所见盐米初探》，同上，页249-26017.《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观念——北朝村里社会研究之一》，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0-4116.《北朝“三长制”四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 期，页33-4615.《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页16-29；修订稿收入佐藤智水主持：《4～6世纪における华北石刻史料の调查·研究》（平成13年度～平成16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盤研究（B）（1）研究成果报告书,课题番号 13571028），页37-5314.《北朝村落考》，《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61-18213.《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简帛研究200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514-52212.《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282-30611.《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页172-17410.《东晋南北朝佛教天堂地狱观念的传播与影响——以游冥间传闻为中心的考察》，《佛学研究》1999年刊，页247-2559.《当代中国史学如何规范？如何发展？》，《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1日，第9版8.《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与佛教发展关系新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55-617.《<如来在金棺嘱累清净庄严敬福经>的整理与考释》，《藏外佛教文献》第4辑，1998年11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页373-3936.《东晋南北朝“释氏辅教之书”性质及作用新探》，《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页273-2885.《十六国北朝时期僧人游方及其作用述略》，《佳木斯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页28-344.《论南北朝时期造像风气产生的原因》，《文史哲》1997年第5期，页60-643.《<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造像部分补正》，《北朝研究》1997年第2期，页38-412.《东晋南朝小农经济补充形式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页18-271.《东晋南朝江南地区封山占水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页97-106 14.《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评介》,《中国中古史年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11年，待刊13.《读〈从平城到洛阳〉》，《南方周末》2007年3月1日第21版12.《评田余庆〈拓跋史探〉》，《中国学术》2005年第1辑，总第21辑，页248-251；英译本收入CASS Journal of Humanities（《中国人文学术》）.: Commercial Press, 2008,.《别出心裁的断代经济史——评何德章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2期，页28-3210．《〈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评介》，《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 期，页162-1679.《一点遗憾》，《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9月10 日，第7版8.《评谷川道雄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唐研究》第9卷，2003年，页534-5427.《阎步克著〈乐师与史官〉读后》（与许兆昌合著），《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 期，页149-168；收入沈志华主编《史学新书评2000-200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页28-526．《气贺泽保规教授〈复刻本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1期，页30-315.《传统中国城市的多彩画面——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读后》，《书品》2001年第5期，页52-554.《节日：社会的透镜——〈中国中世纪的鬼节〉评介》，《国际汉学》第六辑，页508-5163.《读汪桂海著〈汉代官文书制度〉》，《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页27-292.《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议》，《中华读书报》1998年8月19日，第11版1.《一部成功的中国史学史教材——评〈中国史学史简明教程〉》，《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6期，页90-92札记、短论与综述22.《从方法角度看中国古代专制说的论争》，《中华读书报》2010年5月26日第9版21.“Recent Research in China on Wei-Jin Nanbeichao History”, Asia Major The third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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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2010), .《卷首语》，《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页1-1318.《喜撰史书与弃置档案：我国史学传统中历史意识的偏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5月10日第3版17.《三国魏（两）晋南北朝史研究》，陈高华、张彤主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页69-7416.《西汉初律令中的母、妻——母方亲属地位的新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 月29日，第3 版15.《〈文馆词林〉载“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敕”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页14414.《〈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勘误一则》，《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页8813.《美国中国史研究动向》，《学习时报》2003年3月3日第8版12.《〈魏书〉〈通鉴·梁纪〉勘误各一则》，《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页10（署名东波）11.《〈隋书〉标点勘误及校勘补遗五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页9210.《〈隋书〉标点勘误及校勘补遗四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页669.《跨学科交流： 中国史学发展的战略构想》，《社会科学管理》2001年第3 期，页50-528.《北朝民间佛事活动与民众佛教信仰》，《文史知识》2000年第8期，页15-227.《魏晋南北朝研究50年成果斐然》，《中国教育报》1999年9月7日，第9版6.《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释文补正》，《中国文物报》1999年7月21日，第3版5.《造像记与北朝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期，页2-84.《20年历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教育报》1998年12月29日，第8版3.《八十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页6-142.《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2期，页20-251.《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页1-8
我把我收藏的六朝史方面的书给你说一下。11. （清）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13.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14.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15.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16.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17.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18.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19. 汤用彤、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20.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1. 沈任远：《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60年22. 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4.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25.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6.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7.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30.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32.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33. 陈玉屏：《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巴蜀书社，198836.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7. 张尚谦：《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39.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4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42.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43.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44.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5.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47. 〔日〕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彭恩华译，岳麓书社，1986六朝史方面真正的大家是唐长孺，陈寅恪的重点在隋唐
推荐书单的问题，基本上是琳琅满目。而本人认为书单推荐应该有几个标准：第一，推荐者本人要看过，或者至少部分看过，这样才有独特的心得，而不是人云亦云；第二，推荐书单要讲究循序渐进，至少要有入门级——教材级——提高级三个层次，而不是剪刀加浆糊随便列举；第三，推荐书单要相对全面，比如历史类书单，就不能完全偏重一个时期。带着以上三条标准，本人来推荐一份独到的历史类书单。入门级：入门级的主要是提高兴趣，理清史实，不需要非常专业。现代出版社有套《历史中国》系列，包括醉罢君山《夏商周原来是这样》、姜狼《春秋原来是这样》等，基本有全套中国通史。断代史也有一些优秀读物，比如月望东山《那时汉朝》、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等等。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不错，简明扼要，既专业又通俗，还有同名纪录片播放。教材级：教材级的主要是系统学习，不容易被个人风格的作品带偏。不少大学院校都有历史本科教材，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等。这里推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学基础课配套教材》系列，《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史学史》等等。虽然教材可能有些枯燥，但是专业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级：这个阶段可以读点学术专著，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断代史系列》就不错，包括杨宽《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等等；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二十世纪史学名著》，包括顾颉刚《古史辨自序》、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等；另外有一些通史、断代史史学名著，比如钱穆《国史大纲》、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顾诚《南明史》。外国的也可以看看，比如《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限于篇幅就不多介绍了，但是按照这个思路，本人认为是比较科学的书单。感谢阅读，欢迎关注！林屋公子作家 代表作《先秦古国志》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万粉丝 · 万赞搜索有关历史的好书及书一生必读的10本书樊登推荐女性读的书30-40岁必读十本书十五部最好历史小说10岁孩子必读历史书
中国历史系列-三国两晋南北朝作 者： 龚书铎 I S B N： 9787807207849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二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张习孔，田珏主编；张福裕，刘占武编著.三国两晋南北朝大事本末-中国历史大讲堂 作者:刘宁勋 , 许辉 出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华丽血时代（台湾大陆双出版）<晋书解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 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 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从东汉末汉献帝建安年间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前（ 196-589 )， 期间约四百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是一个战乱和分裂的年代，朝代更替频繁，统治集团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战争、饥馑、瘟疫等，不知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 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争而遭杀戮，如孔融、嵇康、陆机、潘岳、谢灵运、鲍照等。这些反映到文学中，作家们往往感慨人生的短促、命运的无常。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宁，儒家的正统思想有所动摇，玄学与佛学思想盛行，学术文化在相对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中发展。 辞赋创作沿着东汉末年的赋风继续前进，随着经学的衰微，人性的觉 醒，抒情小赋得以迅速繁衍，呈现出一派生机。这时赋家在题材内容上表现出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广阔性，他们把视线从宫廷转向社会生活和自然美景，注重抒写心灵世界。在艺术形式上’此时的赋大都篇幅较短，注重对偶与音律，由此形成骈赋创作的主流。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在五言诗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形成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即“建安风骨”。他的辞赋创作，主要以四六言的骈偶句抒情小赋为主，显得工整精致。 王粲，字仲宣，才高而貌丑，年少时去拜访蔡邕，恰逢蔡府宾客盈门，蔡邕知道王粲来访，急忙出迎以至于连鞋子都穿倒了。蔡邕对王粲如此敬重，是因为欣赏他的才华。王粲十七岁时因避乱，投靠荆州刺史刘表，可是因为王粲长得矮小，其貌不扬，刘表不喜，多年不加重用。王粲感到时光流逝，十分忧伤，登城抒发自己的忧思，写下了千古名赋《登楼赋》，赋以“虽信美而非吾土兮”为写景抒情的线索，把登楼眺望之景与思归不得的忧思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曹植，字子建，天资颖慧，博学多才，得到父亲曹操的宠爱，几乎被 立为嗣子，但因他任性放荡，不拘小节，逐渐失宠。曹丕登上帝位后，对他多加猜忌、迫害。曹植在其封地都受到监视，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终抑郁而死。曹植今存赋六十多篇，题材广泛，不少赋作富有深意，或针砭时弊，或疏泄悲愤，或追求自由。曹植赋中最有特色者，还是那些物言志的咏物赋。如《白鹤赋》《蝉赋》《鹞雀赋》等。《鹞雀赋》似一则寓言，曹植以生动通俗的语言，通过鹞雀与麻雀的对话，表达出对弱小者的同情之心。曹植最为人称道的、影响深远的当属《洛神赋》，赋写曹植从京师返回封地途中，经过洛水，与洛水女神相知、相恋，到最后因人神殊途而不得不分离的爱情故事，其中对洛水女神容貌姿态的描写尤为细腻传神。此赋以爱情的失败象征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的幻灭。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 魏自曹丕以后，司马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正始文学的代表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其中又以阮、嵇两人更突出。 阮籍的诗文多表达其身处脸恶政治环境中的内心苦闷及愤世嫉俗的情感，但大多隐晦曲折。《猕猴赋》借对猕猴的具体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当时社会上那些人面兽心之徒的丑陋嘴脸。《大人先生传》塑造了一个超脱现实、神游天地之外的大人，其实就是作者形象的化身。表面游仙，实际上是作者内心的满腔忧愤无处疏泄而不得不向仙界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首阳山赋》是一首寄寓深刻的吊古之作。 嵇康的《琴赋》在艺术上较有特色，赋对琴声的各种曲调变化的描绘能曲尽其妙。向秀的《思旧赋》是向秀从京师归来途经嵇康旧居，听到笛声，感而作此赋。表达对故友的怀念，故友是遭迫害而死的，但作者没有直接道出，而是用李斯被赵高诬陷而处死的典故，来隐喻其对现实政治的抗议。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学，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以抒情为主。2、崇尚文采。代表赋家有张华、潘岳、陆机等。张华《鹪鹩赋》，以微不足道的鹪鹩与那些举足冲天的苍鹰等进行比较，说明有用之才遭害而无用之才安处之意。 陆机，在当时文坛甚有名气，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作赋三十多篇，咏物赋有《白云赋》《漏刻赋》《羽扇赋》等，描绘精细，文辞清丽。陆机尤擅抒情小赋，或行怀述志.或思亲怀乡，或伤逝悼亡。《愍思赋》写对亡姊的悼念。《叹逝赋》伤悼已故的亲友，其中充满对时光流逝、人生无常的感慨。悲伤的人生情绪，往往成为陆机抒情小赋的基调。 潘岳作赋讲究文辞的华美，来摹写客观物象和抒发主观感情。《秋兴赋》先描绘秋日萧瑟零落的景象及由此产生的人生无常之感，最后抒发自己欲摆脱官场束缚、归隐山林的情怀。《西征赋》历叙征行之处所见所闻，表达怀古伤今之慨。《怀旧赋》《悼亡赋》《闲居赋》等都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至深。成公绥作的《天地赋》第一次把天地当作赋的描写对象，《大河赋》第一次对黄河进行正面的颂扬。公元316年西晋王朝覆灭，偏安于江南的东晋王朝开始。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东晋的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情趣发生改变，他们规避世俗，喜谈玄虚，这直接影响到恬淡清虚文风的形成。这一时期辞赋作品中仍有慷慨不平之音。郭璞的《江赋》，用散体大赋那种铺张扬厉的手法对江海这类气象博大的事物进行描绘，局面宏大雄伟。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为后世所称道，赋作以游历为线索，把对天台山景物的描绘与玄理佛教思想合而为一。他本人对此赋也颇为得意，赋写成后，对他的友人范荣期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 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赋作共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在赋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归去来兮辞》表达其归隐田园的愿望及在田园生活中怡然自得的心情。《感士不遇赋》抒发的却是志士不遇的悲愤。《闲情赋》似有深意，不仅表达其对爱情的追求，更在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晋宋之际文风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变平淡为绮丽，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宋代作家辈出，辞赋留存的有谢灵运、颜延之、谢庄、鲍照等人。谢灵运，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其赋也颇可一观，《撰征赋》写作者于东晋义熙十二年奉命至彭城慰劳刘裕的途中所见所感，其手法颇似前代潘岳的《西征赋》。《山居赋》借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寄托其怡情山水的闲逸情趣。谢庄《月赋》，假托曹植与王粲月夜吟游来谋篇，清空的月色与遥远的悲伤之情相融合，构成清冷惆怅的氛围。古人言其“只写月夜之情，非为赋月也”，确为精到之论。 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元嘉三大家”。鲍照的赋感慨沉悲，清丽中见风华。最突出者当推《芜城赋》，赋以芜城（广陵，今扬州）昔日的繁华兴盛与今日的衰败荒芜进行对比，抚今追昔，悲愤满怀，让人产生无限的悲伤和惆怅。齐梁陈时期的统治者爱好文学，形成了宫廷文学集团。文学创作多局限于宫廷闺房和个人的狭小天地里，文风趋向轻靡而缺乏气骨。但他们在形式方面对中国文学作出了极大贡献，主要体现为追求语言的华美，精工的对偶和和谐的音律。这时期的代表赋家赋作有沈约的《丽人赋》，谢脁的《游后园赋》《临楚江赋》。江淹（江郎才尽的典故）存有辞赋数十篇，其中最为人所称颂的是《别赋》和《恨赋》。《恨赋》从恨极处着笔，后依次写帝王之恨、去国之恨、屈死之恨，最后将不同命运的人的死都归结到“恨”字上。《别赋》就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统摄全篇，然后再特写富贵别，任侠别、从军别、绝国别、夫妇别、学道别等种种人生之别，最后以难写别情结尾。江淹将恨与别两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细腻深刻地加以描写，引起了后世人们强烈的思想共鸣，无怪乎经久不衰、脍炙人口。 融合南北文风，集南北朝辞赋之大成，取得辞赋创作突出成就的当推庚信。庚信本仕于梁，后出使西魏，正值梁朝灭亡，只好羁留于西魏；北周代魏后，又仕北周。庚信的赋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仕北以前，多写宫廷生活趣昧，如《春赋》《灯赋》《镜赋》《对烛赋》等；仕北以后，着重表现的是国破家亡之痛和故国乡关之思，文风也由前期的华艳轻巧转变为后期的遒劲悲凉，如《枯树赋》《小园赋》《竹杖赋》。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哀江南赋》，被认为是中国赋史上最优秀的篇章，叙述了他的家世背景及其前半生的经历与感受，着重追叙了侯景之乱、梁元帝偏安一隅、与西魏的战争以及陈霸先篡位等一系列导致梁朝衰亡的史实。在这一系列的追叙中作者用自己的眼睛来捕捉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社会心理，哀悼故国 ，从更高的层面把握历史精神。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北魏统治集团民族界限的淡化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
作者：钱国旗
摘要：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大融合的重新组合过程,南下中原汉地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则是这个过程中历史意义最为深远伟大的一环.这次融合继承并总结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成果,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推向了高潮.中国南北的再统一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空前盛世,皆因这次鲜汉民族融合所带来的充满朝气的力量勃兴而透露最早的曙光.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南迁洛阳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为主旋律,汉化是融合的基本特征;第二阶段的融合是随着北魏末年的六镇起兵而开始的,即六镇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过胡化和汉化的反复扭缠达到统一是融合的基本特征.本文所论仅限于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的第一展开
关键词：统治集团 拓跋鲜卑 六镇 南北朝时期 鲜卑人 将相大臣 组合过程 《魏书》 民族关系 民族大融合
被引量： 9
年份：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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