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里有近五百篇的故事，塑造了不下百人的人物形象，这在古典小说中是较为罕见的。
在这一人物画廊中，又以女性形象占大多数。
由她们引发的一个个爱情故事，也是聊斋故事中最感人的部分。
这些女性形象，她们“虽为花妖狐媚，但多具人情”。
在作者的笔下，她们几乎个个美得令人眩目。
除了外表美，最可贵的是她们有着美丽的心灵，她们或温柔或聪慧，或天真或无邪，或行侠仗义。
在《聊斋志异》描写女性的篇章中，既体现了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美的一面，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才能，这些人物形象丰富了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
一、爱情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
同时，“女性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往往集中在爱情婚姻上，女性就其心理特征来说，整个心灵几乎就是一个情感世界。
”[1]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出污泥而不染，誓死捍卫爱情的鸦头和细候
《鸦头》中的鸦头是个误入风尘的女子，她敢于抗争不屈服，坚决地维护她和王文的爱情婚姻；《细候》中的细候始终不甘屈从于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决心跳出火坑，矢志跟从穷书生满生，在显现中富贾某的圈套后，愤然“杀抱中儿（细候与富贾某所生子），携所有亡归满。
”[2]
（二）执著追求美的狐女阿绣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阿绣》阿绣可以说是个真诚的、执著的美的追求者，是外貌美和心灵美的完美结合者。
她幻化为刘子固念念不忘的阿绣与其欢会主要是艳羡阿绣的美，希望和她媲美。
最终又帮助刘子固和阿绣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而《乔女》中的乔女却是个外貌丑而心灵美的女性形象。
她形体丑陋但心灵善良，老而贫的丈夫死后，她拒绝了孟生的求婚，理由是“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
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 [2]孟生“益贤之，向慕犹殷，” [2]，她终未相许。
然而，当孟生暴卒后，她却前往哭吊，当在孟家遭到侵凌时，挺身而出，为之护理家业，抚育幼子，“实际上作了孟生没有名分的‘未亡人’。
”[3]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文学作品中“来无影，去无踪”的渲染给侠者批上了神秘的外衣。
《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
主要是为报父仇。
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
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四）泼悍妒忌的女性
“在西方的故事里，爱情是自私的，一个女人宁肯叫她的情人被狮子吃掉，也不会让他投入情敌的怀抱。
”[4]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娥眉曾有有妒”之类的词句。
总而言之，女子善妒，社会使然。
同样，在《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作品描写了悍妇妒妻，比较突出的有《江城》、《珊瑚》、《大男》、《马介甫》、《吕无病》等。
《江城》中的江城，不讲孝道，不讲人情，甚至有虐待狂倾向，把公婆威严彻底打掉；《珊瑚》中的二儿媳藏姑“役母若婢”，即使婆婆卧病在床也置之不理；《吕无病》中的尹氏虐待佳人，逼得公爹做了道士，妾不仅不敢跟丈夫说话，还在怀孕后被打得“崩注堕胎”，害得弟死，弟妇再嫁，侄儿几乎丧命等等。
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共同特点是多疑善妒，彪悍无比，以虐待他人为乐，尹氏、江城、王氏等爱莫能助。
这种现象大多出现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她们虐待的对象大都是有直接利害冲突的婢妾及其子嗣和其他家庭成员等，她们面目狰狞，性格扭曲，行为可耻，体现了女性恶的一面。
这类人物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和婚姻结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
在婚姻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女子则被要求从一而终，做节烈妇，“夫为妻纲”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丈夫对妻妾的绝对统治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然而封建制度没有为她们指出反抗的道路，导致了她们反抗的变态，正当的反抗成了令人生厌的泼悍乖戾。
”[4]
二、社会背景下的聊斋女性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她们还成为商品经济中的弄潮儿。
（一）复仇女神形象
社会黑暗，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
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
《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
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
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她们作为复仇者的形象正如秋瑾《满江红》词中所说“身不得，男儿列，身却比，男儿烈。
”[5]
（二）足愧须眉的聊斋女性
《小翠》中的小翠聪明美丽，活泼好动，为“报恩”主动入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嬉闹之间把公爹的政坛对手打败，让公爹渡过了难关。
她报恩报得八面威风，玩政敌于股掌之上。
自私、怯弱、愚蠢的达官贵人在小翠面前显得一无是处。
（三）才女颜氏
《颜氏》中的颜氏，是名士之女，她在丈夫屡试不中的情况下，女扮男装，从容赴试，屡试屡中，连任官职。
颜氏把封建重压下妇女被压制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有文才，可以在文章制艺上超过男子；有制国才干，吏制超出男子。
她以其聪明才智为女子扬眉吐气，可以说与花木兰替父从军一脉相乘。
（四）近代女性经营者的形象：黄英和小二
《黄英》中的黄英是菊花精，她精于种菊，卖菊，以此致富。
她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6]以这种方式致富是“聊为我家彭泽解潮。
”[7]她与以市井牟利为耻的士子马子才婚前婚后的分歧，马子才总是处在尴尬位置。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没有社会生存能力，仰男人的鼻息生活，黄英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丈夫。
马子才非但不以她为荣，反而觉得伤害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
同时在传统重弄轻商的思想意识下，在传统士子眼里，金钱是污人清白的“阿堵物”躬耕南亩才是清高。
但她最终使马子才认输，认同了她的行为。
《小二》写“绝美慧”的女子赵小二，因跟父母一起参加过白莲教，受人迫害，不得不去山东益都西部的一个偏僻地方立脚，通过开厂致富，同时在物质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跟丈夫下棋、喝茶、看历史文学书，享受生活。
《黄英》、《小二》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女性的能力与地位，展示了女性经济地位和趋于平等的爱情生活。
三、鬼狐花妖类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
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
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如公孙九娘是“笑弯秋月，羞晕朝霞”。
聂小倩是“肌肤流露，足翘细笋，娇艳尤绝。”
如《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
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
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
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
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8]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
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综上所述，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
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
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
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主要是花妖鬼狐)不仅“多具人情”，而且多半有比人更美的品性。
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浅析《聊斋志异》的侠女形象
导语： 《聊斋志异》里的侠女形象和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相比既有传承之处，又有新变的地方。传承之处主要体现在对传统侠义精神的沿袭上，如有仇必报、行侠仗义、功成身退;新变体现在侠女的范围更宽泛，并以传承子嗣为最终极的行侠方式。
关键词： 《聊斋志异》 唐传奇 侠女形象 传承新变
Summary: "Strange" in the image and in the Tang Legend Touch of Zen Touch of Zen image compared to both the heritage of the Department, there are new variations of place. Inheritance place mainly in the traditional chivalrous spirit lineage, such as hatred must offer, chivalric, mission accomplished; new variations reflected in a broader range of Touch of Zen, and to pass 承子嗣 as the ultimate line Xia the way.
Keyword: "Strange" A Touch of Zen Tang legend inheritance new variant image
作为写女性的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为我们刻画了大量光彩照人、性格鲜明的女子。不管是花妖，还是狐精，抑或是鬼女，正是这些妖娆美丽、不可方物的女子撑起了《聊斋》瑰丽奇绝、如梦如幻的鬼狐世界。人们历来都为这些女子所倾倒，研究她们的文章也是不胜枚举，但是在以花妖鬼狐占主体的“聊斋舞台”上，还活跃着一群另类的女子，她们是一群有着侠肝义胆、铁血柔情的奇女子。如果说多情的花妖鬼狐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想象的话，那么这些侠女们则体现了作者身上的任侠思想，折射了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在《聊斋》之前，描写女侠并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言小说首推唐传奇，而《聊斋》又是“以传奇法写志怪”，可以说二者的侠女形象有不少共通之处。本文通过和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的比较，探讨《聊斋》中侠女形象的传承和新变之处。
一
唐传奇是一座文学宝藏，其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角色如同一颗颗珍珠，其中的侠女形象显得分外璀璨。谢小娥、红拂女、聂隐娘、红线等，这些侠女或快意恩仇、行侠仗义，或豪气干云、热情奔放，给后人留下了很高的审美享受。在这点上，作为后来者，《聊斋志异》受其影响是很明显的。蒲松龄在《聊斋》中经常提到唐传奇中的侠客，如《香玉》篇的古押衙，《禽侠》中的妙手空空儿，《农妇》中聂隐娘的丈夫磨镜者，等等，并且对这些侠客都是推崇备至。在这样的背景下，蒲松龄也给后人刻画了不少性格鲜明的侠女形象，如《侠女》中的侠女，《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庚娘》中的庚娘，等等。作为相同的文学形象，蒲松龄笔下的侠女继承了唐传奇中侠女的一些特质和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冤必雪，有仇必报。
复仇是侠文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信条，是侠客们必须履行的一项神圣的义务。唐传奇描写了很多侠女复仇的故事，其中以李公佐的《谢小娥》为代表。经商的谢小娥一家在一次行商过程中，一家几口至亲被贼人害死，唯其一人幸免。谢小娥为了复仇，隐姓埋名、女扮男装，不惜毁容易声，经过周密计划和不懈努力终于手刃仇人。历尽艰险而复仇之心不减，其信念之坚，态度之绝，可谓复仇侠女的典范。此外，《催慎思》、《贾人妻》也都是描写侠女为了复仇而隐姓埋名终得报仇雪恨的故事。
蒲松龄也是极力主张复仇的，认为有冤必申，有恨必雪，有仇必报，惩恶扬善，绝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好人受不白之冤。他笔下性格鲜明的侠女多为复仇女侠，这些女侠复仇信念之坚，而头脑之聪明冷静、处变不惊，卧薪尝胆、隐忍克己之处，可以说是继承了唐传奇中复仇女侠们的优良传统。
《庚娘》中的主人公庚娘和谢小娥有着相同的遭际，丈夫、公婆被贪恋其美色的王生推入江中溺死。庚娘一弱质女流，亲眼目睹一家瞬间遭灭门的惨剧，竟能处变不惊，与王生周旋，假意答应王生随之归家。至其家，则百般取媚王生，觥筹交错间将其灌醉，最终手刃仇人，自己则投水自尽。在整个复仇过程中，和王生的强悍残暴相比，庚娘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智慧，可以说远远超越了男子，有唐侠女谢小娥之风范。异史氏赞曰：“至谈笑不惊，手刃仇佳谁，千古烈丈夫，岂多匹哉!谁谓女子，遂不可比踪彦云也?”
《商三官》中的商三官与庚娘一样，也是个弱女子，但是其复仇的决心和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机智远远超出了她的两个哥哥。三官的父亲因得罪权势而死，她的两个哥哥只知讼于 衙 门而别无他法。三官深知官场黑暗，靠诉讼无济于事，于是离家出走，乔装打扮成戏子，乘机混入仇人府中，百般取媚奉承仇人，终得机会亲手刃之。三官的壮举，连作者都感叹：“三官之为人，既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沉浮者耶!”蒲松龄所赞三官者在其技艺之精，实际上三官最为人佩服之处在于其复仇的决心，诉讼无门之下仍不灰心，坚决要致仇人于死地的刚烈让人肃然起敬。
和庚娘、三官不同，《侠女》中的`侠女则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剑侠，能“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烂若长虹”。她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为了复仇，偕老母隐居乡里。家贫，“室无隔宿粮”，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面对顾生母子的眷顾，侠女安然接受，却从不言谢。对其爱慕有加的顾生想与其成秦晋之好，她冷言相拒，却私下委身于他，并为他铲除狐精白衣少年，后为顾生产下一子。一日，侠女手提仇人首级与顾生作别，顾生“方凄然欲询所之，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留下顾生一人“叹惋木立，若丧魂魄”。至此，顾生方知侠女真实身份。侠女为了复仇，隐姓埋名、隐忍克己，为了不连累他人，拒绝顾生的求婚，可谓是用心良苦;即使后来有了腹中之累，也丝毫没有消减复仇的决心，这和唐传奇《贾人妻》中的贾人妻是何其相似。贾人妻为了复仇，隐没身份，嫁为人妻，历经数年终得成功。
庚娘、三官、侠女是《聊斋志异》中复仇女侠的典型代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有仇必报、有冤必雪的侠士精神，其气质和唐传奇中的诸复仇女侠们可谓是一脉相承，这也体现了蒲松龄对传统侠义精神的肯定和推崇。
(二)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心理，而侠士更是以此为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很好地秉承了这种侠义精神，如《荆十三娘》塑造了具有此种义侠精神的侠女荆十三娘的形象。十三娘本是一有颇多资财的商人，朋友之弟李三十九有个爱姬被父母强卖给他人，十三娘仗义相助，为其夺回爱姬，并将其父母的首级割下来送给李三十九。十三娘的行为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不求回报，并且她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财任赵进士取用，而毫不在意，可以说她身上除了具有传统侠女的特质外，还具有超脱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胸襟。蒲松龄笔下的许多侠女也有这种义侠的气质，她们为人处世，萍水相逢而能拔刀相助，只求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只求奉献他人，自己则一无所求，可谓是“最纯粹的侠，是侠群体中的精英和中坚”。
《纫针》的主角虽是纫针，但是古道热肠、无私帮助纫针的商人之妻夏氏却让人印象深刻。夏氏与纫针毫无瓜葛，可谓萍水相逢，听了纫针母女的遭遇后，“怜之……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谓之曰：‘母子勿戚，妾当竭力。’”之后，夏氏为了替纫针母女偿还三十金的债务，竟不惜“典质相付”，百计为之营谋，筹得三十金后却被贼人所盗。虽为萍水相逢而能助人至此，已为难得，财物被盗，实非夏氏所料，她已经是尽人事而知天命了。一般人可能会就此作罢，但是夏氏竟“对灯啜泣……乃引带自经”。夏氏“自经”者，为的是没能最终帮上纫针而自己却允诺之，其心之热、其行之烈者，不正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精神最好的注脚吗?
《聊斋》中有很多诸如夏氏的女子，她们外表是个很普通的女性，但内里却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风骨。《丁前溪》中的杨氏妻，家中一贫如洗，却能慷慨招待投宿者丁前溪，不惜用自家屋顶上的茅草喂养丁的马匹。丁再三授之以金，杨氏妻拒不接受。蒲松龄在篇末对之大加赞扬：“贫而好客，饮博浮荡者尤为之;最异者，独其妻耳。”又如《大人》中的山中女子，与诸客商萍水相逢，却能为之铲除祸害人的两“大人”，而不图任何回报。再如《农妇》中的农妇，“健勇如男子”，经常为“乡中排难解纷”，她所挣的钱财“有盈余，则施丐者”。蒲松龄称赞她为“女中丈夫……与古剑仙无殊”。
(三)功成身退，飘然若逝。
唐传奇中的侠女在完成自身的使命后往往都是归隐出世，行迹不知所踪。如红线功成后“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聂隐娘亦是无人见其踪迹;荆十三娘行侠后“与赵进士入浙中，不知所止”;《催慎思》和《贾人妻》中的两位侠女复仇后不知所踪，“尔后莫知其音问也”;谢小娥复仇后则出家为尼，如鹤远游。这些女侠或归隐，或远游，或不知所踪，都是功成身退、飘然若逝，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聊斋》中亦不乏此类女侠。《霍女》描写了一位如妖孽般精灵古怪的奇女子霍女。霍女三易其夫，对吝啬而又好色的朱大兴用撒娇取媚让其用锦衣玉食服侍自己，最终使朱家败落，后到同样好色的何家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之。最后她到穷书生黄生家中，则一改往日奢靡作风，勤俭持家，并用计假卖己之身，获取千斤银两，为黄生娶妻，待黄生娶得阿美之后，霍女行迹不知所踪，再也没有在黄生的生活中出现过。霍女的所作所为虽与传统意义上的侠义有所区别，但是其行为的出发点和所产生的效果都可纳入侠义伦理道德范围之内。“妾生平于吝啬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也。”霍女的自剖，让我们明白她表面的奢靡之下隐藏的却是一股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她救济贫苦的黄生，助其致富娶妻之后却飘然若逝，功成身退，其形象和红线、隐娘们又有何区别呢?
又如《小翠》中的小翠在为了王家安排好一切之后，自己则只身离去，不知所踪。此外，如上文提到的侠女，复仇报恩后也是“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
二
与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相比，蒲松龄笔下的侠女形象除了上文提到的传承之处外，还有其发展和新变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对侠及侠义行为的理解更为宽泛，塑造了更多的新女侠形象。
除了像侠女、商三官、庚娘等这些具有传统特质的女侠形象外，蒲松龄将更多的具有侠义品格和精神的女性都纳入侠的范围。这些女性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侠，但是具有侠义情怀，比如那些花妖鬼狐往往都有侠肝义胆。《聊斋》中的狐仙多为侠义之狐。如《红玉》篇中，那个虬髯丈夫能助萍水相逢的冯生报仇雪恨，固然是个豪气干云的豪侠，但是作者称赞狐女红玉“非特人侠，狐亦侠也”。红玉并没有替冯生复仇，但是她能在冯生遭难时代冯生抚养子嗣，后来又帮助冯生重振家业，助其考取功名，可谓是竭尽所能，为所爱者谋，义而忘私，从不为自己着想。在作者看来，凡能在人危难之际无私助人、舍生忘死的举动都是侠义之举，所以他将红玉也归入侠女之列。清代的王士祯甚至将红玉和《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相提并论，赞她为“巾帼英雄”。《张鸿渐》中的舜华，《小翠》中的小翠都是像红玉一样的侠义之狐;《宦娘》中的宦娘和《小谢》中的小谢及秋容则都是有侠义侠情的女鬼。这些狐仙鬼女既有非人类的美貌、善心、多心计、来去自如的共性，又有独特的助人为乐、舍生忘死的侠义行为。人有侠义，实为不易，而蒲松龄赋之与鬼狐，更为难得。以往的文学作品对于鬼狐，多聚焦于其淫、媚，迷惑众生上，而蒲松龄却能于这些异类身上提炼出侠肝义胆、贞节刚烈的特质，较之唐传奇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
浅说《聊斋志异》中的两位女性形象 【摘要】：清丽脱俗，善良纯真的狐女婴宁，在看似无心的憨笑中展现了她的狡猾可爱，也体现出了她对爱情的坚贞不屈。她的笑让人看到了她的天真无邪，不食人间烟火。另一狐女阿秀她三次与民女阿秀比美，每次都刻意求美，看似在乎外表美，实则向我们展示了她对美的坦荡追求和对爱情的成全之美！实在是让人肃然起敬！两狐女是蒲松龄笔下的典型代表，她们虽然非人，却向我们展示出了比人类更加善良、纯洁、勇敢的女性形象。这两女狐让我们体会到了深深的女性之美！【关键词】：女性 婴宁 阿秀 心灵美 《阿秀》、《婴宁》是《聊斋志异》中描写狐女形象的名篇佳作。蒲松龄以如椽巨笔和火样的热情精心刻画了一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她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而且美貌绝伦、富于智慧、有爱心、纯真诚挚、勇于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处处闪烁着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可以说她们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聊斋志异》笔下的异类形象时有这样一个概括：“《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①”这一论断也被研究者所引用来说明狐女形象的特征。《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下面我就以自己的观点来浅析阿秀、婴宁的女性形象。一、 婴宁的形象特点（一）清丽脱俗，善良纯真蒲松龄在《婴宁》中给我们展现的是美如仙人的狐女 “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她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往往使男子一见倾心。更难得的是，这些狐女不仅姿容秀美，而且内心纯洁、善良机智。婴宁虽为妖异，却非常善解人意，“每值母忧怒，女到一笑即解”。她怀念相依为命十多年的鬼母，于荒烟错草中找到“媪尸”，妥善安葬了岑寂山阿的养母。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就内容而言,它和善相同。”②换言之，凡是“善的”，就是美的。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大都以她们内心的善良和正直产生了感染人、陶冶人性情的美的力量。狐是生活在山野间，居无定所的。狐一般都没有固定的住处，幻化成人的狐狸一般都租用或占用人类的房子，这种特征表现在狐女身上。婴宁也是狐母生，鬼母养，这也决定了狐女少有人间女子以及鬼女和仙女的束缚，具有天真无邪的真率美。她积极主动地对待爱情，并且坚贞对爱的精神实在值得敬佩！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对于爱的要求是主动的，不受礼教的约束，从不计较名份，和男子交接比较自由，但是她们并非淫荡，而是表现出对爱情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执著坚贞。③婴宁和王生的对立关系中，以王生作衬托，着力塑造婴宁。王生未见婴宁，先闻其笑；既见婴宁，对其施以常规礼仪，先“揖之”，后问“妹子年几何矣”，“女复笑，不可仰视。”王生乘机 “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婴宁“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 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这一连串动作描写，流动自如，宛转传神，活化婴宁。及婴宁在树上见王生来，竟“狂笑欲堕”；王生扶婴宁下树，“阴捘其腕”，“女笑又作”；王生出示婴宁上元节所拂花，“以示相爱不忘也”，婴宁对曰： “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生欲与婴宁夜共枕席，婴宁即以此语告知其母。以上作者刻意写婴宁之笑，其琅琅笑语如在耳际，其百无禁忌、俯仰大笑之态如在眼前。在婴宁的笑语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不拘礼俗、坦荡无私而又极其机智的少女形象。而这一形象和王生作对比写来，是很见作者的思想倾向性的。 婴宁明明知道自己的丈夫王子服会被敌人利用，而使自己面临被打回原形的危险，可是她并没有选择离开子服，而是安然地留在他的身边。当恶毒的敌人将婴宁困在妖火中，她并没有恨子服，只是流下了失望的泪水……在她身上，我看到的不是现代男女间放纵而自私的爱情，而是一种无私的爱，一种为了所爱的人而愿意付出自己一切的爱，一种可以原谅对方不可以也不该原谅错误的爱，超越名利，超越生死，超越这尘世的一切！ “善恶终有报”，狠毒的敌人最终被打为畜生，永坠轮回之道，而婴宁也在雷神的帮助下得以脱身。翻然省悟的子服恨死了自己，作为世人，肯定也恨死了他。可是，婴宁没有，正如自己说过的，她对子服的爱——矢志不渝！婴宁和子服终于找到了人世间最美丽而忠贞的爱情，虽然他们面对的即将是天各一方，可是心已相连，距离就永远不会遥远！（二）伶牙俐齿，狡猾可爱婴宁是蒲松龄理想中的人物，但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人物。她“出于幻域，顿入人间”（鲁迅评《聊斋》语）④，是当时生活的反映。生活中的活人，艺术反映中真实的艺术典型，即使在现代，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存在；正相反，《红楼梦》胭脂评说得好：“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婴宁的形象，蒲松龄自指有两特点，一是“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二是“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既天真又狡猾，是蒲松龄对婴宁的认识、对婴宁的设计。狡黠是婴宁的陋处，也正是婴宁的真处和美处。婴宁一方面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用笑声蔑视一切，用笑声动摇一切；一方面嫁入人间，依从文士，既畏狱之酷，又恪守男女大防的封建道德，轻施颦笑，严惩意淫。她是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既有所突破又无法脱离的真正的美人。故事的转折点是婴宁的恶作剧。恶作剧的描写表现了婴宁 “笑里藏刀”的一面，揭示了婴宁性格的复杂性。她看似随和，其实极有主见；看似“全无心肝”，其实极有城府；看似放荡不羁，其实极为贞静。但是由恶作剧引起了官司，婴宁慑于封建礼法，出于家庭名誉的考虑，“由是竟不复笑”。这才是最耐人寻味的。它显示了婴宁对社会礼法的认同，而其后婴宁安葬其母的要求更表现了她对社会伦理的认同，或者说伦理观念在她身上的苏醒。至此，婴宁由一个自然形态的人变成社会形态的人，独特性向普遍性转化，神奇归于平淡，浪漫无羁的婴宁已不复存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封建礼法竟迫使了一个人天性的改变，它的震慑力量如此巨大，足见其残酷性。婴宁尚且如此，其他人在这张无形的网面前又是怎样的噤若寒蝉就更可想而知了。最后需要分析一下作者对婴宁转化的态度。作者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他认为婴宁是“隐宁笑者”，即说笑是她的伪装，她的本质是合于社会规范的贤妻良母；另一方面，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看到的却是婴宁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除了自己合于这一规范，别无选择。一方面，作者又大书特书婴宁之笑，对婴宁的不复往日有好梦难再的失落感，对婴宁的音容笑貌怀念不已——这种感情从文末一句“女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尤其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理想和现实之间以及作者思想内部的深刻矛盾。（三）婴宁的憨态可掬婴宁之美，全在于纯朴无饰，从内而外散发着原始与青春的活力，最接近人天真的本性。先前近乎憨，似乎不懂儿女之情，却在戏弄王子服的同时尽现佳人情态。王子服拿出上元节拾到的婴宁丢下的花，业已枯萎。婴宁说：“枯了，为何还着留着？”王说：“是妹妹你丢下的，所以留着。”婴宁又说：‘留着有什么意思？”王说:”表示相爱不忘。”婴宁说:“都是亲戚这有什么呢？等你回去时，叫老奴才捆一捆给你带上。”王说:“妹子怎么就不懂呢？”婴宁说:“我怎么不懂了？”王“说:我并不是爱花，是爱拈花之人嘛。”婴宁说:“我们本来是远亲，说什么爱与不爱的？”“王说:我不是说亲戚间的那种爱，是夫妻之间的爱。”婴宁问“:这有什么不同吗？”王说:“夜间是要在一起睡觉的。”婴宁说:我“不习惯和生人睡觉。”这番对话，真的笑死人。婴宁虽憨，却更显得王子服急于表白的笨拙来，情趣盎然。从表面看，婴宁似呆痴，实则以“憨”为“慧”之隐身衣，装作不懂王生的痴情话，正是为了让其将爱意表达得更加热烈。她的真性情在文中处处流露，敢作敢为，以退为进，通过痴迷花草将其热爱生活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婴宁离开了自己的小天地，随王生来到了所谓“姨家”，仍不改其笑；这段描写有重要意义。婴宁到王生家前，过的是一种远离人世的生活，她的笑无所顾忌，尚情有可原。到王生家后，她所接触到的已经是人间社会的方方面面，她需要拜见亲属，需要和邻里相处，需要“行新妇礼”……但她只是觉得好笑，以致新妇礼因“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婴宁这时候的笑，虽不乏其好奇、天真的成份，但在我们眼里，它恐怕更多地是对约定俗成的礼仪的另一种态度，甚或是一种嘲弄，一种“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对“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⑤二、 阿秀的女性形象特点（一）浓浓的爱美之心《阿秀》一篇，描写了两个女人：狐狸精阿秀、美丽的少女叫阿秀。一个书生爱上少女阿秀，一个狐仙幻化成阿秀和书生结合，书生知道阿秀是冒牌的就要驱逐她。狐女阿秀说她不是为了占有书生，而是为了和人间的阿秀媲美。文中没有大写特写狐女的美貌，通过三次比美，来烘托出狐女爱美之心。狐仙与阿秀的比美共有三次直接的较量：第一次是狐仙以假代真，变成阿秀并赢得刘子固的喜爱；第二次是狐仙从兵荒马乱中救起刘子固，并化做阿秀以惑之，但她“索镜自照，赧然趋出”；第三次是她借刘子固醉酒眼昏之际，再次化成阿秀迷惑子固。用一生的时间去争妍斗艳，其爱美之心可见一斑。（二）深深的心灵之美狐女阿秀并不是为了和少女阿秀两女共一夫，而是狐女阿秀和人间的阿秀前世是姐妹，都去模仿西王母，人间的阿秀修炼得更好，狐女阿秀修炼得没有她好，狐女继续修炼自己的美丽，要把自己的美丽修炼得和民间的阿秀可以媲美，这是修炼形体美修炼人格美的故事，当狐女阿秀受到冷落的时候，并不利用自己狐仙的力量去占有，而是利用狐仙的力量促成和民间阿秀的复合，自己继续和民间的阿秀媲美，这是非常优美的狐狸精的故事，也是讴歌真善美的故事。1．坦坦荡荡 ，谦虚承认之美孤女阿秀为什么要化生民间阿秀呢？在篇尾狐女自己道明了原委 ：“阿秀，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时，与余从母至天宫，见西母，心窃爱慕，归而刻意效之。妹较我慧，一月神似，我学三月而后成，然终不及妹。今已隔世，自谓过之，不意犹昔耳。”2．伟大无私的成全之美阿秀变幻莫测，无私帮助刘子固找到真的阿秀；狐女还体现了一种成全之德，她尽管为爱而痛苦，但是却为爱而成全相爱的人，阿秀帮助自己的爱人找到所爱。这等胸襟实在让人称叹！《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狐女世界里，狐女都具有近乎完美的品质，比人更具德行、比人更讲人情，因情而相爱、因友而相交、因德而相助。蒲松龄以狐写人，把狐女作为他理想中的女性人物，从而赋予她们以灵性，她们神出鬼没，不受任何社会、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帮助别人达到目的。他让她们充当落魄书生的救世主，让她们惩恶扬善，这都离不开狐女广大的神通。主要体现在她们对未来事情的预知上，她们能清楚的预知男主人公的寿命与男主人公面临的危难，而先进行预防。狐女的神通还体现在其处世的方法上，婴宁嘻笑之间用木头惩戒邻家子，使其丧命。这些描写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但是却体现了狐女的灵性，体现其作为异类的特征。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蒲松龄笔下描述的这些狐女的形象，一反传统狐狸形象的丑恶属性，而是赋予她们以美好的思想、品质、感情和个性，使她们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尤其成为女性真善美的象征。在她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他借助“狐狸”的聪明、机智、狡黯和超自然无所不能的灵性，赞扬了女性的聪明、机敏和智慧.这种观点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的“天下钟毓灵秀之气都集于女人身上”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它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赞美之情。这一切，都是《聊斋志异》以前的文学作品没有触及到的一个世界，蒲松龄以神奇浪漫的笔触，为我们第一次描绘和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这也正是《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独特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注释注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注②袁益梅.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4卷第4期.第29页.注③转引自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袁益梅.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4卷第4期.第29页.注④陈炳熙.论聊斋志异中的狐情.聊斋志异研究.2003年.第21页注⑤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2000年. 第32页参考文献[1]蒲松龄.聊斋志异.长征出版社，1999，7[2] 施耐庵.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5[3]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出版，2007，7[4]袁益梅.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
浅析《聊斋志异》的侠女形象
导语： 《聊斋志异》里的侠女形象和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相比既有传承之处，又有新变的地方。传承之处主要体现在对传统侠义精神的沿袭上，如有仇必报、行侠仗义、功成身退;新变体现在侠女的范围更宽泛，并以传承子嗣为最终极的行侠方式。
关键词： 《聊斋志异》 唐传奇 侠女形象 传承新变
Summary: "Strange" in the image and in the Tang Legend Touch of Zen Touch of Zen image compared to both the heritage of the Department, there are new variations of place. Inheritance place mainly in the traditional chivalrous spirit lineage, such as hatred must offer, chivalric, mission accomplished; new variations reflected in a broader range of Touch of Zen, and to pass 承子嗣 as the ultimate line Xia the way.
Keyword: "Strange" A Touch of Zen Tang legend inheritance new variant image
作为写女性的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为我们刻画了大量光彩照人、性格鲜明的女子。不管是花妖，还是狐精，抑或是鬼女，正是这些妖娆美丽、不可方物的女子撑起了《聊斋》瑰丽奇绝、如梦如幻的鬼狐世界。人们历来都为这些女子所倾倒，研究她们的文章也是不胜枚举，但是在以花妖鬼狐占主体的“聊斋舞台”上，还活跃着一群另类的女子，她们是一群有着侠肝义胆、铁血柔情的奇女子。如果说多情的花妖鬼狐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想象的话，那么这些侠女们则体现了作者身上的任侠思想，折射了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在《聊斋》之前，描写女侠并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言小说首推唐传奇，而《聊斋》又是“以传奇法写志怪”，可以说二者的侠女形象有不少共通之处。本文通过和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的比较，探讨《聊斋》中侠女形象的传承和新变之处。
一
唐传奇是一座文学宝藏，其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角色如同一颗颗珍珠，其中的侠女形象显得分外璀璨。谢小娥、红拂女、聂隐娘、红线等，这些侠女或快意恩仇、行侠仗义，或豪气干云、热情奔放，给后人留下了很高的审美享受。在这点上，作为后来者，《聊斋志异》受其影响是很明显的。蒲松龄在《聊斋》中经常提到唐传奇中的侠客，如《香玉》篇的古押衙，《禽侠》中的妙手空空儿，《农妇》中聂隐娘的丈夫磨镜者，等等，并且对这些侠客都是推崇备至。在这样的背景下，蒲松龄也给后人刻画了不少性格鲜明的侠女形象，如《侠女》中的侠女，《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庚娘》中的庚娘，等等。作为相同的文学形象，蒲松龄笔下的侠女继承了唐传奇中侠女的一些特质和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冤必雪，有仇必报。
复仇是侠文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信条，是侠客们必须履行的一项神圣的义务。唐传奇描写了很多侠女复仇的故事，其中以李公佐的《谢小娥》为代表。经商的谢小娥一家在一次行商过程中，一家几口至亲被贼人害死，唯其一人幸免。谢小娥为了复仇，隐姓埋名、女扮男装，不惜毁容易声，经过周密计划和不懈努力终于手刃仇人。历尽艰险而复仇之心不减，其信念之坚，态度之绝，可谓复仇侠女的典范。此外，《催慎思》、《贾人妻》也都是描写侠女为了复仇而隐姓埋名终得报仇雪恨的故事。
蒲松龄也是极力主张复仇的，认为有冤必申，有恨必雪，有仇必报，惩恶扬善，绝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好人受不白之冤。他笔下性格鲜明的侠女多为复仇女侠，这些女侠复仇信念之坚，而头脑之聪明冷静、处变不惊，卧薪尝胆、隐忍克己之处，可以说是继承了唐传奇中复仇女侠们的优良传统。
《庚娘》中的主人公庚娘和谢小娥有着相同的遭际，丈夫、公婆被贪恋其美色的王生推入江中溺死。庚娘一弱质女流，亲眼目睹一家瞬间遭灭门的惨剧，竟能处变不惊，与王生周旋，假意答应王生随之归家。至其家，则百般取媚王生，觥筹交错间将其灌醉，最终手刃仇人，自己则投水自尽。在整个复仇过程中，和王生的强悍残暴相比，庚娘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智慧，可以说远远超越了男子，有唐侠女谢小娥之风范。异史氏赞曰：“至谈笑不惊，手刃仇佳谁，千古烈丈夫，岂多匹哉!谁谓女子，遂不可比踪彦云也?”
《商三官》中的商三官与庚娘一样，也是个弱女子，但是其复仇的决心和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机智远远超出了她的两个哥哥。三官的父亲因得罪权势而死，她的两个哥哥只知讼于 衙 门而别无他法。三官深知官场黑暗，靠诉讼无济于事，于是离家出走，乔装打扮成戏子，乘机混入仇人府中，百般取媚奉承仇人，终得机会亲手刃之。三官的壮举，连作者都感叹：“三官之为人，既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沉浮者耶!”蒲松龄所赞三官者在其技艺之精，实际上三官最为人佩服之处在于其复仇的决心，诉讼无门之下仍不灰心，坚决要致仇人于死地的刚烈让人肃然起敬。
和庚娘、三官不同，《侠女》中的`侠女则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剑侠，能“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烂若长虹”。她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为了复仇，偕老母隐居乡里。家贫，“室无隔宿粮”，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面对顾生母子的眷顾，侠女安然接受，却从不言谢。对其爱慕有加的顾生想与其成秦晋之好，她冷言相拒，却私下委身于他，并为他铲除狐精白衣少年，后为顾生产下一子。一日，侠女手提仇人首级与顾生作别，顾生“方凄然欲询所之，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留下顾生一人“叹惋木立，若丧魂魄”。至此，顾生方知侠女真实身份。侠女为了复仇，隐姓埋名、隐忍克己，为了不连累他人，拒绝顾生的求婚，可谓是用心良苦;即使后来有了腹中之累，也丝毫没有消减复仇的决心，这和唐传奇《贾人妻》中的贾人妻是何其相似。贾人妻为了复仇，隐没身份，嫁为人妻，历经数年终得成功。
庚娘、三官、侠女是《聊斋志异》中复仇女侠的典型代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有仇必报、有冤必雪的侠士精神，其气质和唐传奇中的诸复仇女侠们可谓是一脉相承，这也体现了蒲松龄对传统侠义精神的肯定和推崇。
(二)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心理，而侠士更是以此为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很好地秉承了这种侠义精神，如《荆十三娘》塑造了具有此种义侠精神的侠女荆十三娘的形象。十三娘本是一有颇多资财的商人，朋友之弟李三十九有个爱姬被父母强卖给他人，十三娘仗义相助，为其夺回爱姬，并将其父母的首级割下来送给李三十九。十三娘的行为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不求回报，并且她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财任赵进士取用，而毫不在意，可以说她身上除了具有传统侠女的特质外，还具有超脱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胸襟。蒲松龄笔下的许多侠女也有这种义侠的气质，她们为人处世，萍水相逢而能拔刀相助，只求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只求奉献他人，自己则一无所求，可谓是“最纯粹的侠，是侠群体中的精英和中坚”。
《纫针》的主角虽是纫针，但是古道热肠、无私帮助纫针的商人之妻夏氏却让人印象深刻。夏氏与纫针毫无瓜葛，可谓萍水相逢，听了纫针母女的遭遇后，“怜之……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谓之曰：‘母子勿戚，妾当竭力。’”之后，夏氏为了替纫针母女偿还三十金的债务，竟不惜“典质相付”，百计为之营谋，筹得三十金后却被贼人所盗。虽为萍水相逢而能助人至此，已为难得，财物被盗，实非夏氏所料，她已经是尽人事而知天命了。一般人可能会就此作罢，但是夏氏竟“对灯啜泣……乃引带自经”。夏氏“自经”者，为的是没能最终帮上纫针而自己却允诺之，其心之热、其行之烈者，不正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精神最好的注脚吗?
《聊斋》中有很多诸如夏氏的女子，她们外表是个很普通的女性，但内里却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风骨。《丁前溪》中的杨氏妻，家中一贫如洗，却能慷慨招待投宿者丁前溪，不惜用自家屋顶上的茅草喂养丁的马匹。丁再三授之以金，杨氏妻拒不接受。蒲松龄在篇末对之大加赞扬：“贫而好客，饮博浮荡者尤为之;最异者，独其妻耳。”又如《大人》中的山中女子，与诸客商萍水相逢，却能为之铲除祸害人的两“大人”，而不图任何回报。再如《农妇》中的农妇，“健勇如男子”，经常为“乡中排难解纷”，她所挣的钱财“有盈余，则施丐者”。蒲松龄称赞她为“女中丈夫……与古剑仙无殊”。
(三)功成身退，飘然若逝。
唐传奇中的侠女在完成自身的使命后往往都是归隐出世，行迹不知所踪。如红线功成后“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聂隐娘亦是无人见其踪迹;荆十三娘行侠后“与赵进士入浙中，不知所止”;《催慎思》和《贾人妻》中的两位侠女复仇后不知所踪，“尔后莫知其音问也”;谢小娥复仇后则出家为尼，如鹤远游。这些女侠或归隐，或远游，或不知所踪，都是功成身退、飘然若逝，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聊斋》中亦不乏此类女侠。《霍女》描写了一位如妖孽般精灵古怪的奇女子霍女。霍女三易其夫，对吝啬而又好色的朱大兴用撒娇取媚让其用锦衣玉食服侍自己，最终使朱家败落，后到同样好色的何家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之。最后她到穷书生黄生家中，则一改往日奢靡作风，勤俭持家，并用计假卖己之身，获取千斤银两，为黄生娶妻，待黄生娶得阿美之后，霍女行迹不知所踪，再也没有在黄生的生活中出现过。霍女的所作所为虽与传统意义上的侠义有所区别，但是其行为的出发点和所产生的效果都可纳入侠义伦理道德范围之内。“妾生平于吝啬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也。”霍女的自剖，让我们明白她表面的奢靡之下隐藏的却是一股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她救济贫苦的黄生，助其致富娶妻之后却飘然若逝，功成身退，其形象和红线、隐娘们又有何区别呢?
又如《小翠》中的小翠在为了王家安排好一切之后，自己则只身离去，不知所踪。此外，如上文提到的侠女，复仇报恩后也是“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
二
与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相比，蒲松龄笔下的侠女形象除了上文提到的传承之处外，还有其发展和新变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对侠及侠义行为的理解更为宽泛，塑造了更多的新女侠形象。
除了像侠女、商三官、庚娘等这些具有传统特质的女侠形象外，蒲松龄将更多的具有侠义品格和精神的女性都纳入侠的范围。这些女性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侠，但是具有侠义情怀，比如那些花妖鬼狐往往都有侠肝义胆。《聊斋》中的狐仙多为侠义之狐。如《红玉》篇中，那个虬髯丈夫能助萍水相逢的冯生报仇雪恨，固然是个豪气干云的豪侠，但是作者称赞狐女红玉“非特人侠，狐亦侠也”。红玉并没有替冯生复仇，但是她能在冯生遭难时代冯生抚养子嗣，后来又帮助冯生重振家业，助其考取功名，可谓是竭尽所能，为所爱者谋，义而忘私，从不为自己着想。在作者看来，凡能在人危难之际无私助人、舍生忘死的举动都是侠义之举，所以他将红玉也归入侠女之列。清代的王士祯甚至将红玉和《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相提并论，赞她为“巾帼英雄”。《张鸿渐》中的舜华，《小翠》中的小翠都是像红玉一样的侠义之狐;《宦娘》中的宦娘和《小谢》中的小谢及秋容则都是有侠义侠情的女鬼。这些狐仙鬼女既有非人类的美貌、善心、多心计、来去自如的共性，又有独特的助人为乐、舍生忘死的侠义行为。人有侠义，实为不易，而蒲松龄赋之与鬼狐，更为难得。以往的文学作品对于鬼狐，多聚焦于其淫、媚，迷惑众生上，而蒲松龄却能于这些异类身上提炼出侠肝义胆、贞节刚烈的特质，较之唐传奇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当爱情遭到背叛时能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因此，环境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下卷．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2]清·蒲松龄著:刘跃宵主编．《聊斋志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马瑞芳:《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东方出版社.2017年．
[4]朱一主:《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周先慎:《明清小说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7]姜维枫:《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浅议》．
《聊斋志异·青凤》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其中青凤美丽聪慧、情理兼备、知恩图报，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狐女形象；书生耿去病狂放不羁、执着痴情，富有狭义心肠；狐叟则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但同时他又具有长者风范；而孝儿是一个恪守孝道、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一、青凤形象
1、美丽聪慧
青凤在文中正式出场较晚，但作者对她的描写却极为传神。耿去病夜闯旷废已久的宅第，与狐叟一家相遇，相谈甚欢。当谈到狐叟先祖的谱系时，狐叟遂命孝儿“请阿母及青凤来”，让她们也来听祖上的功德，于是青凤出场了。作者通过耿生的眼睛来描写青凤的美丽，“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以至于让耿生一见倾心，“瞻顾女郎，停睇不转”，不能忘情。从狐叟口中得知，青凤“颇惠，所闻见辄记不忘”，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子，难怪耿生会念念不忘。
2、情礼兼备
《聊斋志异》中青凤与其他狐女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封建礼教的遵从。青凤自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对她十分严格，处处以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她，为了恪守封建礼教，她在面对所爱时内心是矛盾而犹豫的，所以青凤与耿生的感情一波三折。两人初次见面时，耿去病对青凤一见钟情，目不转睛，青凤则“俯其首”，一副娇羞之态。后来耿生故意用脚轻压她的脚，“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说明青凤对耿生并无憎意，只是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让她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狐叟一家搬走前夕，青凤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只身来见耿去病，她小心翼翼，迈着细碎的脚步。看到耿生后，她又“骇而却退，遽阖双扉”，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将青凤迫切希望见到耿生却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刻画的真实可感。幽会中的青凤羞涩、半推半就，对待爱情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结，这正是情礼之争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青凤告诉耿生“过此一夕，即相思无用矣”，依依惜别之情可见一斑。后来二人在幽会中被叔父撞见，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在叔父的责骂声中“低头急去”。此时的青凤不像一个无拘无束的狐女，更像一个知书达理、恪守封建礼教却又无比痴情的大家闺秀。
3、知恩图报
青凤同时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形象。青凤与耿去病幽会时被狐叟撞见，狐叟丝毫不姑息叔侄之情，认为两人私会伤风败俗，青凤回房中后，其叔父依然“诃诟万端”。但当狐叟有难时，青凤不计前嫌，全力以赴要救出叔父。孝儿前来耿去病处求援，耿去病故意不同意。后来耿生将这件事告诉青凤，青凤大惊失色，曰：“果救之否？”随后青凤为叔父开脱，说自己从小被叔父抚养长大，养育之恩不能忘怀；另外，之前叔父责骂自己也是家范使然，不是叔父的个人意志。当耿去病救下狐叟后，青凤不计前嫌，将黑狐抱在怀中三天三夜，狐叟方才苏醒。狐叟苏醒后，青凤恳求耿生将原来的宅第借给他们，以成全自己回报叔父养育之恩的心意，这些都表现了青凤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
二、耿去病形象
1、狂放不羁
《青凤》中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他的叔叔一家不堪诸多怪异惊扰搬离旧宅，
耿去病却嘱咐看守老翁看到或听到怪异之事就奔来相告，这种不惧邪祟的勇气表现出他的狂放不羁。闯入旧宅后，狐叟一家正在饮酒，耿去病大胆闯入，并笑说自己是不速之客。结识狐叟一家并对青凤一见钟情时，耿去病更是动手动脚，当众调戏青凤。后来竟至“神志飞扬，不能自主”，口出诳语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后来，耿去病见到偷偷与他私会的青凤狂喜不已，青凤把门关上时，耿生跪在门前恳求她，说只希望捏一下她的手。青凤开门后，耿生便抱住青凤并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耿去病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
2、执着痴情
耿去病在对待爱情上又是一个执着痴情的人物形象。初次结识青凤，耿去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老媪发现他喝醉后愈发狂傲就领着青凤离开，耿去病“而心萦萦，不能忘情于青凤也”。在爱情的驱使下，他甚至搬到旧宅中居住，只为再次遇到青凤。后来狐叟为了让耿生知难而退，幻化成厉鬼相吓，耿生却染指研磨自涂，将自己也涂黑与之对视，使厉鬼惭愧而去。之所以不避险恶，正是因为耿去病对爱情的执着痴情。
当耿去病与青凤幽会被狐叟撞见，狐叟对青凤严厉责骂时，耿去病心如刀割，大声曰：“罪在小生，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铁钺，小生愿身受之！”正是源于对青凤的痴情，耿去病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自己，生怕青凤受到一丝委屈。
3、富有侠义心肠
耿去病富有侠义心肠，清明节扫墓归途中，他见到两只狐狸被一犬逼逐，一只逃走，另外一只“依依哀啼”。耿去病“怜之，启裳襟，提抱以归”，这一细节足见耿去病极富同情心和侠义心肠，并没有因为狐狸是异类而放弃它们。同样，当得知所救狐狸就是青凤时，耿去病也没有因为青凤是狐女而憎恶她，反而“如获异宝”。
后来狐叟有难，孝儿请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耿生表面不同意，实际还是不计前嫌，救下了狐叟。
三、狐叟形象
1、严苛的封建家长
《青凤》中的狐叟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形象，他代替青凤的父亲行使家长的职权，对青凤管教甚严。青凤明知耿去病的??成钋椋?却不敢接受，原因在于“叔闺训严，不敢奉命”。当狐叟发现耿去病与青凤的深情厚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成全青凤的爱情而是怕青凤与耿去病的私情有辱门户，所以化作厉鬼恐吓耿生，好让他知难而退。不料耿生在爱情的驱使下却对这险恶处境无动于衷，后来狐叟不得不举家搬迁。在搬迁前夕，狐叟撞见青凤与耿去病幽会，便严厉苛责青凤，怒骂：“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狐叟的所作所为正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做派。
2、长者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冥顽不化的狐叟在被耿去病救下性命之后，了解到耿去病对青凤的痴情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耿去病“惭谢前愆”，冰释前嫌。后来就像一家父子一样，再也没有猜忌，和和美美地和谐共处。遵守封建伦理的狐叟也非蛮横无理之人，而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
四、孝儿形象
作者对孝儿着墨不多，却将其形象塑造的真实鲜活。耿去病私闯旧宅，惊到狐叟一家，狐叟与耿去病谈话间招来孝儿，“孝儿亦倜傥”，与耿去病一见如故。后来，冰释前嫌后孝儿还经常到耿生书房谈笑喝酒，其乐融融。后来还当了耿去病儿子的老师，“循循善教，有师范焉”。可见孝儿在文中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除此之外，孝儿又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理想化人物。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横祸时，孝儿找到耿去病，伏地不起，悲怆欲绝，希望耿生能伸出援手拯救他的父亲。耿去病佯装不救时，孝儿“哭失声，掩面而去。”
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共同书写了狐女青凤和书生耿去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演绎，青凤和耿去病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由矛盾彷徨最终上升到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相守。
原著女性形象主要为狞鬼和王生妻，总体来说反映了女性地下的社会地位。《画皮》一方面将女性视为阴气浓重、凶恶残忍的厉鬼化身；另一方面又极力赞扬忠守妇德的女性温柔贤淑、不计前嫌、宁为亡夫尝受羞苦的高尚品性，同时也体现了儒教文化下的坚韧、执著。这样极好与极坏的强烈对比，使得讥讽的意味更浓重。
然而无论如何，女性的地位始终都处于一个低谷，很难翻身。鬼，必须是女的，而且行为越是恶劣，就越显出其不晓人情，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一面。女鬼的形貌先是迷惑人的假象，接下来就要显出原形，而原形必定要有缺陷，这就与男性的阳刚、英武之美形成了反差。即使女性想要极尽敦厚之美，也还是先要尝一点污秽的东西，女性的身体便成了藏污纳垢的后方，等有需要的时候，再把那救命仙药呕吐出来，翻来覆去，就是要把你折磨得没脾气。
女性是很少有尊严的，道士说什么你就照做；疯子打你你也要忍着，人家让你吃痰津，你眉头都不能皱一下；亡夫咽气了，那血腥的场面就是要你收拾；想要死人活过来，你就得像鬼一样的嚎叫，直至把心呕出来。
女性始终扮演卑微的服务者角色，翻身之日遥遥无期。对于《画皮》社会文化意义的探究远不至此，而蒲松龄老先生当时是否考虑了如此深远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析的妥帖与否，也只由各人评说了。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当爱情遭到背叛时能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因此，环境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下卷．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2]清·蒲松龄著:刘跃宵主编．《聊斋志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马瑞芳:《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东方出版社.2017年．
[4]朱一主:《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周先慎:《明清小说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7]姜维枫:《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浅议》．
《聊斋志异·青凤》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其中青凤美丽聪慧、情理兼备、知恩图报，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狐女形象；书生耿去病狂放不羁、执着痴情，富有狭义心肠；狐叟则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但同时他又具有长者风范；而孝儿是一个恪守孝道、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一、青凤形象
1、美丽聪慧
青凤在文中正式出场较晚，但作者对她的描写却极为传神。耿去病夜闯旷废已久的宅第，与狐叟一家相遇，相谈甚欢。当谈到狐叟先祖的谱系时，狐叟遂命孝儿“请阿母及青凤来”，让她们也来听祖上的功德，于是青凤出场了。作者通过耿生的眼睛来描写青凤的美丽，“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以至于让耿生一见倾心，“瞻顾女郎，停睇不转”，不能忘情。从狐叟口中得知，青凤“颇惠，所闻见辄记不忘”，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子，难怪耿生会念念不忘。
2、情礼兼备
《聊斋志异》中青凤与其他狐女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封建礼教的遵从。青凤自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对她十分严格，处处以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她，为了恪守封建礼教，她在面对所爱时内心是矛盾而犹豫的，所以青凤与耿生的感情一波三折。两人初次见面时，耿去病对青凤一见钟情，目不转睛，青凤则“俯其首”，一副娇羞之态。后来耿生故意用脚轻压她的脚，“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说明青凤对耿生并无憎意，只是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让她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狐叟一家搬走前夕，青凤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只身来见耿去病，她小心翼翼，迈着细碎的脚步。看到耿生后，她又“骇而却退，遽阖双扉”，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将青凤迫切希望见到耿生却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刻画的真实可感。幽会中的青凤羞涩、半推半就，对待爱情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结，这正是情礼之争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青凤告诉耿生“过此一夕，即相思无用矣”，依依惜别之情可见一斑。后来二人在幽会中被叔父撞见，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在叔父的责骂声中“低头急去”。此时的青凤不像一个无拘无束的狐女，更像一个知书达理、恪守封建礼教却又无比痴情的大家闺秀。
3、知恩图报
青凤同时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形象。青凤与耿去病幽会时被狐叟撞见，狐叟丝毫不姑息叔侄之情，认为两人私会伤风败俗，青凤回房中后，其叔父依然“诃诟万端”。但当狐叟有难时，青凤不计前嫌，全力以赴要救出叔父。孝儿前来耿去病处求援，耿去病故意不同意。后来耿生将这件事告诉青凤，青凤大惊失色，曰：“果救之否？”随后青凤为叔父开脱，说自己从小被叔父抚养长大，养育之恩不能忘怀；另外，之前叔父责骂自己也是家范使然，不是叔父的个人意志。当耿去病救下狐叟后，青凤不计前嫌，将黑狐抱在怀中三天三夜，狐叟方才苏醒。狐叟苏醒后，青凤恳求耿生将原来的宅第借给他们，以成全自己回报叔父养育之恩的心意，这些都表现了青凤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
二、耿去病形象
1、狂放不羁
《青凤》中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他的叔叔一家不堪诸多怪异惊扰搬离旧宅，
耿去病却嘱咐看守老翁看到或听到怪异之事就奔来相告，这种不惧邪祟的勇气表现出他的狂放不羁。闯入旧宅后，狐叟一家正在饮酒，耿去病大胆闯入，并笑说自己是不速之客。结识狐叟一家并对青凤一见钟情时，耿去病更是动手动脚，当众调戏青凤。后来竟至“神志飞扬，不能自主”，口出诳语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后来，耿去病见到偷偷与他私会的青凤狂喜不已，青凤把门关上时，耿生跪在门前恳求她，说只希望捏一下她的手。青凤开门后，耿生便抱住青凤并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耿去病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
2、执着痴情
耿去病在对待爱情上又是一个执着痴情的人物形象。初次结识青凤，耿去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老媪发现他喝醉后愈发狂傲就领着青凤离开，耿去病“而心萦萦，不能忘情于青凤也”。在爱情的驱使下，他甚至搬到旧宅中居住，只为再次遇到青凤。后来狐叟为了让耿生知难而退，幻化成厉鬼相吓，耿生却染指研磨自涂，将自己也涂黑与之对视，使厉鬼惭愧而去。之所以不避险恶，正是因为耿去病对爱情的执着痴情。
当耿去病与青凤幽会被狐叟撞见，狐叟对青凤严厉责骂时，耿去病心如刀割，大声曰：“罪在小生，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铁钺，小生愿身受之！”正是源于对青凤的痴情，耿去病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自己，生怕青凤受到一丝委屈。
3、富有侠义心肠
耿去病富有侠义心肠，清明节扫墓归途中，他见到两只狐狸被一犬逼逐，一只逃走，另外一只“依依哀啼”。耿去病“怜之，启裳襟，提抱以归”，这一细节足见耿去病极富同情心和侠义心肠，并没有因为狐狸是异类而放弃它们。同样，当得知所救狐狸就是青凤时，耿去病也没有因为青凤是狐女而憎恶她，反而“如获异宝”。
后来狐叟有难，孝儿请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耿生表面不同意，实际还是不计前嫌，救下了狐叟。
三、狐叟形象
1、严苛的封建家长
《青凤》中的狐叟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形象，他代替青凤的父亲行使家长的职权，对青凤管教甚严。青凤明知耿去病的??成钋椋?却不敢接受，原因在于“叔闺训严，不敢奉命”。当狐叟发现耿去病与青凤的深情厚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成全青凤的爱情而是怕青凤与耿去病的私情有辱门户，所以化作厉鬼恐吓耿生，好让他知难而退。不料耿生在爱情的驱使下却对这险恶处境无动于衷，后来狐叟不得不举家搬迁。在搬迁前夕，狐叟撞见青凤与耿去病幽会，便严厉苛责青凤，怒骂：“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狐叟的所作所为正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做派。
2、长者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冥顽不化的狐叟在被耿去病救下性命之后，了解到耿去病对青凤的痴情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耿去病“惭谢前愆”，冰释前嫌。后来就像一家父子一样，再也没有猜忌，和和美美地和谐共处。遵守封建伦理的狐叟也非蛮横无理之人，而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
四、孝儿形象
作者对孝儿着墨不多，却将其形象塑造的真实鲜活。耿去病私闯旧宅，惊到狐叟一家，狐叟与耿去病谈话间招来孝儿，“孝儿亦倜傥”，与耿去病一见如故。后来，冰释前嫌后孝儿还经常到耿生书房谈笑喝酒，其乐融融。后来还当了耿去病儿子的老师，“循循善教，有师范焉”。可见孝儿在文中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除此之外，孝儿又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理想化人物。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横祸时，孝儿找到耿去病，伏地不起，悲怆欲绝，希望耿生能伸出援手拯救他的父亲。耿去病佯装不救时，孝儿“哭失声，掩面而去。”
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共同书写了狐女青凤和书生耿去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演绎，青凤和耿去病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由矛盾彷徨最终上升到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相守。
聊斋志异小说中关于狐狸精青凤的描写极简，即使是重要的地方也只有寥寥几句，而极为传神，耿生一见青凤，便跌入情网，悄悄地踹一踹青凤的脚以传递信息，青凤“急敛足，亦无愠怒”，信息收到，她也有点意思了，但不便反馈。
后来当他们的幽会被叔叔冲散之初，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依床，拈带不语”，然后就“低头急去”。封建秩序下少女们毫无办法，只能如此。跟许多无拘无束风流放诞的狐鬼不同，青凤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狐狸精。
扩展资料：
从篇幅上来说，《聊斋志异》中的作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特别短，只有一个梗概，相当于现在的微型小说；另一类比较长一点，故事曲折，描写较详，但笔墨仍然是比较简明的，正如纪昀所说，是“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
鲁迅先生则说成是“以传奇法，而以志怪”。后一类最能代表《聊斋志异》的特色和水平，《青凤》一篇，可以说是其中的杰出之作。
《青凤》故事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耿去病初会青凤，一见钟情；第二，次夜相见，互诉衷情，不料被青凤的叔叔撞破，不欢而散；第三层写第二年清明上坟，得一狐，提抱以归，则青凤也，于是同居，生活得很幸福。
最后写两年以后青凤的叔叔遭横难，耿去病挺身救之，“由此如家人父子，无复猜忌矣”。故事首尾完具，曲尽其妙。在封建社会里，像这样曾经遭到家长反对后来终于得到谅解的恋爱和婚姻，有是有的，比较少见，但有狐狸精的介入，事情就好办一些了。
痴男怨女却是最真挚人性的表现...
狐女传说本身的美感和魅力，中华泛神的文化传统，加之文人的推波助澜，狐女作为文学形象的诞生不难矣。但事实上，三代而下，文人而有意为狐作传的不多，这不多的人中清朝的聊斋先生当是一个独特而闪光的存在。一部《聊斋志异》几成狐仙异闻的洋洋大观，如果说以前的各种狐传说还只是素材的话，那么现在到了聊斋先生的笔下则已俨然成为美轮美奂的成品；如果先前的各种狐传说，都还有群体创作的影子，则聊斋先生笔下的狐女已更多烙上的是自身及时代的印痕。试略述之。 《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 一、她们多年轻美丽、善良、纯洁。且看蒲松龄如何摹状她们的容貌：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正面描写还嫌不够，又用了侧面描写：“生望见颜色，呻吟顿望，精神为之一爽。”写婴宁：“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再看青凤：“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胡四姐：“年方及笄, 荷粉香露，嫣然而笑，媚丽欲绝。”莲香：“觌面殊非，年仅十五六，禅袖垂髫，风流香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古有秀色可餐，蒲翁如此笔法，若个女子真如面而忘饥也，更难得的是这些女子，不仅姿容秀美，更兼内心纯洁、善良, 娇娜为救孔生不顾女子的体面矜持, 毅然以“舌度红丸入”生之口，又“接吻而呵之”，婴宁爱笑“每日母忧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过, 恐遭鞭楚，辄求诣母其话，罪婢投见恒得免”，狐初遇书生时，多十三四岁或十五六岁，与书生合而犹处子之体，又言笑举止常带天真, 少识人事, 婴宁年十五还不辩“葭莩之义”与“夫妻之情”，小翠与痴丈夫谑笑犹如两小孩。 外既秀矣而内亦美，偏偏她们都是狐女，非我族类，悲夫。野语有云：所歌即所无。固也，但何尝又不是所歌即所慕所寓。《边城》中，沈从文以塑造原始而质朴的湘西世界，展现人性之美，寄托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甚至意图以此重塑民族品格。聊斋先生很难说没有这方面的追求，在他所处的时代，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钳制和扭曲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男子或皓首穷经、迂腐酸涩，或附庸风雅、俗欲熏心，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脑子节义贞烈思想，处处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可想而知，一个有着清醒心智的人，绝对不能接受以如此人格特征为主的社会。蒲松龄饱读诗书，进学却久不效，终以坐馆为业薄济余生。他的人生经历使他能广泛接触社会各方人士，见之广从而触之深，于是他对现实社会常怀幽愤。《促织》《席方平》中可见一般，对社会的批判归根结底还是对人的批判。情萦于心必泄于外。《聊斋志异》“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是之谓也。众多狐女美丽、善良纯洁是蒲柳泉对理想人格的理解，同时也是他的精神寄托与追求，现实肮脏，诚不可为，且待之于狐仙世界，柳泉之心实堪怜。] 二、狐女多能干且兼具神通，可与丈夫共同撑起一个家来。《鸦头》中，狐女鸦头与王生私奔，但王生却不过一穷书生，家徒四壁，他担心养不活鸦头，没想到鸦头却自有主意：“今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非特见识卓远，而行动亦不让：“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顾赡甚优。”《小翠》中，小翠不但治好了痴丈夫的呆病，更几次以机智和神通力保全家转危为安。《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有察人之明，力劝丈夫远恶友避祸，丈夫不听劝告终陷囹圄也是辛十四娘从中周旋，使丈夫化险为夷。男权伸张，女权受压抑，一直以来都是封建社会一个现实，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女子成为男子的附庸和玩物，由此而来，在一个家庭里面，养家糊口的重任主要的就落在男子身上，对士宦之家而言，女权缺失是他们所高兴的，而对蒲松龄这样处社会底层的人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况，女权缺失，必然要求男子独撑大厦，实际上这很辛苦，蒲松龄几十年坐馆深解此中滋味。《聊斋志异》中能干的狐女形象的出现，我们不妨把它认为是蒲松龄对女权的一种呼吁，对男权独张的哀叹。无论如何在一个家庭里面，两双手总比一双手能更多更轻松地获取生存资料。 三、狐女与书生的结合，在大多数情况下，狐女是主动的一方，而狐女的出现又常常能为书生解除困厄。《莲香》中，“倾国之姝”的莲香在一个晚上敲开了书生的门, 书生“启门延入”, 惊艳之下结为情好，后书生为鬼李所伤，是莲香十日夜相傍榻旁，为其疗伤。书生不纳莲香忠言，及至羸卧空斋，又是莲香施仙术为其治愈使其“精神焕发”。《红玉》中，红玉与书生的相遇更离奇。“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馆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共寝处。”红玉后被生父骂走，却助生娶得美妇。当生几近家破人亡，“悲怛欲死、辗转空床，几无生路”之际，是红玉“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出金治织具，租田数十亩，雇佣耕作。荷鑱诛茅，牵萝补屋，日以为常”，直助生“人烟腾茂，类素封家”。我们可以想象，长年坐馆毕家的蒲松龄，于长夜难眠之时推窗对月，该是怎样的凄凉无助，此刻他大概正幻想着某位如“红玉”“莲香”一般美貌的红颜知己来解除自己的寂寞，给自己以精神的慰藉吧，而蒲翁一生辗转辛苦，举业不成，家累在肩，以区区书生之肩何堪承当，他不正是需要被救助的对象吗？毋宁说，蒲松龄创造出具有如此这般形象特点的狐女，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安慰与鼓舞，无涯的人生苦旅何时才是尽头，活下去需要莫大勇气，或许某日亦会有天人相助吧。一念之转，不禁生念弥炽，那么还是活下去，哀哉，柳泉！但又何止柳泉，人生苦辛，世人莫不如此，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当我们孤苦无依时，当我们寂寞无聊时，我们不是也渴望着“红玉”、“莲香”的从天而降。不得不承认，柳泉之笔透过“红玉”“莲香”这方面的形象特征，实际上写出了全人类共同的悲哀，人原来如此脆弱。 一直以来，狐女与书生间充满自由主义与浪漫气息的爱情故事，最受世人称道，就当时主流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男女结合的状况而言，狐女与书生的结合是如此不同。他们是那样的自由而且浪漫，婴宁与王生，王生路上惊艳婴宁，随之思念成疾，因一个谎言而造访深山，却如愿携得美人归；小翠与王元丰，小翠为报恩而主动委身痴呆王元丰，不仅屡次救王家于灾厄，还治好了元丰痴病，结下美满爱情婚姻；耿去病与青凤，二人席间相互留情，虽横遇阻碍，最终也因耿生对青凤的救命之恩而成为眷属；冯生与辛十四娘，也是冯生行路惊艳辛十四娘，虽他得鬼姑之助而与辛十四娘结为姻缘，他们的婚姻毕竟还是得了爱情为基础，且相互恩爱。狐女与书生的结合是见面倾心后的结合，他们彻底消除了父母和媒妁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难以想象在封建社会简陋而落后的感情店铺里，蒲松龄居然横空建构出一个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情感超市，他无疑是成功的，这个凭空想出来的超市不仅在当时就深入人心（这一点从《聊斋志异》手抄本的流行，及至摹仿本的兴起，可以见出），即使是现在，也仍然在感动和鼓舞着人们。另一方面狐女与书生间爱情之纯洁，也令人神往。爱，不仅爱他（她）的人，更爱他（她）身上的一切缺憾和不足，哪怕他落魄潦倒，鬼迷心窍；哪怕她非我族类。耿去病与青凤是这样，婴宁与王子安是这样，莲香与桑子明是这样，红玉与冯生是这样，小翠与王元丰更是这样。爱情不沾丝毫俗恶，本真地呈现它所应该呈现的面目。至此，蒲翁神思不仅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同时也超越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曾几何时，我们不也翘望着那纯洁爱情的来临。 只有一味的丑，丑或许也不那么让人觉其丑，而如果美丑并立，丑才立马呈现出它令人难以忍受的一面。至此，蒲翁神笔实际上也完成了对封建礼教下的所谓“三从四德”，所谓“父母命、媒妁言”等束缚爱情成长的教条，乃至整个封建礼教的一次大大的讽刺与质疑。蒲翁其神乎！ 呜呼！洋洋大观《聊斋志异》，众美纷呈诸狐女。大概柳泉先生自己也不会想到，多少年过去了，他的书，以及他书中众多脱俗可爱的狐女居然还打动着世人，并让世人以前赴后继的精神去研究它、解读它。这个19岁以三个第一中秀才，此后却终身不举的老贡生，这个饱读诗书却数十年坐馆为生的老夫子，这个常自言穷困潦倒，几月不知肉味的可怜老叟，现在不知是否还泉下有灵，他一生喜人谈鬼，而自己更著文说狐论怪，他塑造了如此众多丰满、可爱的狐女形象，不知在那个幽冥世界里，他可曾寻得自己的幸福。让我们这些后人轻轻、轻轻的吧，或许，饱尝辛酸的老人仍在做着他的梦，那就让他继续做下去吧。他的灵魂与狐女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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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剖析张爱玲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想必已不陌生了，很多人都细致的描写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道德摧残女性的痛或多或少地读过她的作品。看过她作品的人可能会不约斥与愤恨以及对这些女性遭遇的叹息和同情。而同地发现一个问题，张爱玲爱写女人，尤其爱写 20世纪曹七巧，无疑是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最典型的一个女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女人，而且写得与众不同，栩栩如生，深性人物。她，原本一个健康、活泼开朗的姑娘，只因哥嫂的入骨髓。如她所塑造的许多特殊女性形象一样，张爱玲的贪财，姜公馆传宗接代的需要，在交易中就被无情地当做女性意识别具一格，独放异彩。一件物品嫁给了一个全身瘫痪，只有一息尚存的陌生男人，做起了生育的机器。从此，封建的道德使她失去了自一、作品背景由，家庭的纲常使她尝尽了他人的眼色，内心的真情得不张爱玲 1921年出生在上海，出身名门，从小就受到传到释放，时间久了，心理上发生了变化，人性开始变得扭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20世纪三曲，导致后来竟残忍疯狂地把封建伦理道德对她的毒害加四十年代的上海，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得到了很好的发倍地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恨展，西方的文化与观念冲击了人民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也与不满。这样的行为无疑是让人痛恨的，这个女人也是让使很多女性认识到女性解放的深刻社会命题，但封建的伦人厌恶的。可在愤恨的同时我们又不自主地对她充满了理道德体系依然存在，仍然在某些范围内维持、发挥着它深深的同情。就如张爱玲在作品中描写七巧遭到姜季泽强大的威力。精神上，女性没有彻底地解放思想，没有完拒绝后的表现 :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全走出男权社会的意识 ;而经济上，女性也没有取得独立小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 ———玻璃匣子里蝴蝶的的地位，离开男人，很多女人根本没有生存的能力。封建标本，鲜艳而凄怆。”曹七巧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被套上了观念与习俗牢牢地禁锢着女性的思想，使她们在生活尤其一把 “金色的枷锁 ”，锁在了封建宗法制度铸造的笼子里，是婚恋问题上深深地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和男人永远喘不过气来。张爱玲痛恨封建的宗法制，可她并不是的摆布，严重的 “奴性心理 ”在她们的心里不断滋长，最终直接地痛斥，而是借七巧的口流露出对封建遗老遗少的蔑根深蒂固，扭曲了她们的人格和灵魂。视和憎恨以及对受迫害女性的同情。娇蕊，是张爱玲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人物，二、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原来是一个开放热情、充满欲望的女人，把生活的所有张爱玲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她，一个女人，都寄托在男人身上。她，以自己的美貌和妩媚身姿吸引了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敏感的心灵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的黑众多男人的视线，让他们都围绕着自己。她天真地以为这暗，深刻地体察到了女性在封建道德和意识的毒害下身心样就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女人就是有了独立的地遭受的摧残和苦难。对此，张爱玲用自己细腻的笔触生动位。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错了，振保，这个自私、无情、虚地刻画了许多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伪、满脑子假仁义道德、不负责任的男人打碎了她原有的观念，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女人的世界不是只有男人的身影。振保的爱深深地伤害了她，可这个坚强充满活力的女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可以说，和曹七巧相比，娇蕊是张爱玲塑造的另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张爱玲通过对她生活、爱情观转变过程的描写，向读者传达出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 :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女人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甘做他们的附庸，而是应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勇敢地追求真正的幸福。张爱玲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远不止她们两个，但大多也都和她们相似，命运都渗透着不幸和悲哀，不论是戴着金枷锁的曹七巧、拥有温暖家庭的娇蕊、为爱情的葛薇龙，还是知识女性白流苏。记得张爱玲曾说过 : “生命是一件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其实，她自己及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本身就是一件件华美的袍子，但不幸的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宗法制度却把这些美丽的东西撕坏了、弄脏了。张爱玲看清了这些，但她不堪忍受这样的残忍，所以她勇敢大胆地执起笔写出对封建伦理的控诉，流露出对不幸女性的丝丝同情，更重要的是她把笔伸向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层次，启迪女性解放思想，挣脱男人的牢笼，争取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为女性命运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三、作品人物的女性意识 1.女性意识的觉醒谈到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我们不能不从她的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谈起。《不幸的她》是作者第一篇反映女性意识的雏形代表作。说她是呈现女性意识雏形的开端，是因为这部小说仅有 1 400多字，写法还很幼稚，刊登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1932年第 12期上。在这部微型小说中，张爱玲运用跳跃式的叙事方式，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当代女性生命的历程，而这个历程恰恰反映了女性纯洁美好生命被毁灭的过程。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 “她”在童年时代拥有着快乐和幸福，而当她长大以后，便开始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她被母亲许聘给了纨绔子弟。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表示抗争，“她”最后离开了自己的母亲。而她的离开，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奢华的生活 ”，意味着漂泊的开始。在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是多么希望女性独立，尽管这种希望还是建立在女性反抗 “腐败的积习 ”基础上的，还仅仅表现在女性对婚姻自由追求层面上，还没有触及到女性生存世界的根本，但它还是流露出作者在其小说中首次表达的女性对自我的关注，因此，这种流露完全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觉醒。张爱玲作品中的曹七巧和郑川嫦的命运是一样的，她们来到这个社会，却一天福也没有享受过，就连女性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过，活的是那么不体面，所有的生存意识都被以男权主义统治为主宰的腐朽社会吞噬了。在张爱玲的笔下就是要借两位女主人公的死为代价，来唤醒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觉醒，激起她们强烈的女性意识。她号召中国女性要为自己争取平等自由，要有尊严地活着。 2.女性意识的成熟张爱玲和曹七巧、郑川嫦虽然同处在一个时代里，但张爱玲是一个勇于批判，敢于宣泄，并能够以文学为武器，向那些束缚着女性的陈规陋习挑战的人。通过塑造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激发起那些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的反抗，号召她们向 “男权主义 ”进行抗衡，争取在社会地位上的自我解放。张爱玲笔下的娇蕊身上充满着孩子气，她以挑战男人为荣耀，表达了张爱玲想借助娇蕊探索女性价值的欲望。娇蕊本以为只有在男性社会才能体现女性的价值，以为凭借自己动人的身材就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些早期女性意识的反映在娇蕊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她对佟振保彻底失望后，娇蕊的女性意识逐渐走向成熟，当她在爱情失败后还能够继续勇敢地去追求爱情的真谛，对爱的欲望还是那么强烈时，她的世界里开始不再只有男性，她能从依附男人中解脱出来，变得开始在男性世界里闯荡，她对爱的执著追求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女性所拥有的价值和幸福，自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丈夫对她的爱让她有了尊重感，并且爱得很光明正大。张爱玲所塑造的娇蕊是女性意识成熟的典型代表。她所描写的曹七巧、小艾、郑川嫦等，都是下层女性的代表，她为她们的不幸深表同情，通过对她们悲惨命运的描写唤起更多女性的觉醒，让女性群体能够得到她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在张爱玲以后的作品中，从传统的男女关系出发去反思女性的生命存在，到书写男女两性的平等关系，再到颠覆传统男尊女卑关系书写男女关系的错位和倒置，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转向。它意味着张爱玲小说女性主体意识在逐渐膨胀，这种膨胀显然与张爱玲追求女性绝对独立的意识相关，它以张爱玲追求摆脱女性的男性附庸地位为起点，先是转向追求男女平等，进而转向女性对男性的超越。参考文献 :［1］朱爱莲．个体与组合的冲突———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主题矛盾探析［J］．作家，2012，( 2)．［2］欧芳．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对比分析［J］．作家，2009，( 4)．［3］毛正天，冉小平．独特深刻的女性问题思考———张爱玲“女性书写 ”的人性观念［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5)．［4］吴著斌．论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人性关怀［D］．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5］苏丽．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在电影改编中的流变［D］．苏州 :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6］谢理开．论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流变［J］．绥化学院学报，2008，( 2)．〔
以某个人的形象来代表自己心目中现代女性形象
女性是社会生活的半边天，没有女性就没有了人类。不可否认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一直是处于弱者的地位，相夫教子是历史赋予她们的人生追求。因为这个追求，她们甚至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尊严、甚至是自己的幸福。翻开历史的画卷，在绵延的岁月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许多女性留下的斑斑血泪；仿佛能听见许多凄厉而尖锐的呼救声。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思想渐渐开放。整容”、“美体”等现代潮流强烈冲击着人们的大脑神经，时尚、休闲服饰逐渐抢占了女性市场。“一夫一妻”制的实施，标志着女性的地位有了一个跳跃性的突破，许多女性摆脱了“弱者”这个称号，挣脱封建的枷锁，走向社会，用自己的实力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我心目中的现代女性应该是自信的。这种自信是源于自己的意识和自我暗示。她们把自己收拾得靓丽多姿，有着美丽的容颜，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引人注目的、羡慕的、嫉妒的。它展示了一个女性的阳光、乐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如今，在职场、在商海、在国家机关、在三尺讲台，到处可以看到女性们自信的身影。我心目中的现代女性应该是自强的。当生活的狂风巨浪袭来时，仍能临危不乱，处事不惊；当生活的担子重压在肩时，仍能咬紧牙关，挺起胸膛；当家庭遭遇命运的捉弄时，仍能擦干眼泪，微笑面对，向世界展示出坎坷命运中折射出的女性光辉。我心目中的现代女性应该是多情的流水。她们柔情似水，如缓缓流淌的山泉；她们纯情如水，像清澈的小溪；她们深情似水，像深邃宁静的港湾；她们激情如水，像高山上潺潺飞溅的瀑布。女性是水做的，她们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丰富的感情。我心目中的现代女性应该是高雅却不失才情的代名词。作为一名女性，尤其是当代女性，华丽的装束、艳丽的打扮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女性之美的名词。现代的女性美开始逐渐地被气质和才情所替代。她们可以没有太阳的靓丽光芒，却有着温文尔雅的气质，那么的令人舒心，使人不由自主靠近。我心目中的现代女性应该是母性与善良的化身。母性意味着宽容，意味着善解人意，意味着平易谦和，母性让女性显现出一种奇异的光辉，给人以一种平和和安宁之感。她时而轻轻拂过，温柔得令人陶醉；时而清爽凛凛，使人沁入心脾，时而强力凛冽，给人强大的动力。这便是我们心目中的现代女性，虽然自信自强，却不失高雅多情、母性善良的一面。她们不在是历史的陪衬，而是自己的主人，是命运的主宰者，已经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半边天。
古代艺术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时代特点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摘 要：作为绘画的表现对象，女性艺术形象具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战国、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帛画上，就已有体态动人的妇女形象，至今，女性仍作为绘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被生动地表现着。
女性形象的创作在中国画中被称作“仕女画”。
早期的绘画，题材分科没有细目化，女性形象揉杂于人物画的创作中。
随着画作中女性形象日益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女性为题材的画家队伍日益壮大，逐渐在人物画科内建立起一个专门表现女性生活的分目。
尽管，画面中出现的并不一定都是佳丽美女，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仕女画称为“美人画”。
仕女画的画家们则更是在其作品中寄托了对于“美”的向往。
他们按照自己心目中“美”的理想来塑造各类女性形象，而“美”的标准又因时而异，不同时代的画家都以其当时对于“美”的理解来进行创作。
因此，了解绘画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时代特点，有助于仕女画的研究与鉴定。
关键词：古代艺术;女性绘画;时代特点
中国古代悠久的绘画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作品。
其中，不乏有各个时期的女性形象出现。
魏晋以前的卷轴仕女画今已无存，我们所能见到的迄今最早的“仕女画”是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
在这幅帛画中，出现了以为战国时期的女贵族。
她虽然身材窈窕、衣着华丽，面部表情却显得十分肃穆。
再参看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所绘女墓主的形象，她年纪稍大，体态肥硕，虽然在外形上与《人物龙凤帛画》中的女人大不相同，但也是一幅尊贵冷峻的样子。
为何这两幅帛画中的女人都显得如此庄重严肃?因为魏晋以前，中国绘画尚未进入自觉状态，这类帛画的创作多是带有明显巫术礼仪性质的。
它们被应用在丧葬仪式过程中，起着某种神秘的作用，比如是引魂升天，或是作为死者的符号代码等。
这样庄重严肃的用途决定了这类帛画中女性形象程式化的肃穆。
魏晋南北朝是仕女画的早期发展阶段。
描绘的女子主要是古代贤妇和神话传说中的仙女等，这类形象的原型一般来自于诗、赋等文学作品和世间传说。
画家在表现这些远离现实生活、带有理念化色彩的女性时，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对女性外在形体的表现，张扬出其内在的精神气质。
从目前存世最早的卷轴仕女画，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诗意创作的《洛神赋图》(宋人摹本)中对洛水女神的描绘，可见典型的魏晋美女瘦骨清象，气度高古的风姿。
洛神面型椭圆，眉目清秀，体态纤丽淑婉，轻盈修长。
她没有因在洛水边与曹植巧遇而显现出欣喜欲狂的神态，也没有因与曹植离别而流露出伤感悲愤的情绪，她绐终以淡泊平和的表情面对事态的发展，从而成功地昭示出洛神超凡脱俗的高逸美，这种美与魏亚时期人们崇尚玄学、关注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追求超脱的时代特征相吻合。
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
画家们以积极入世的行乐观密切地关注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尤其热衷于表现贵族妇女闲逸的生活方式，单调而悠闲的生活情调。
张萱、周昉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仕女画家。
周昉笔下的《挥扇仕女图》代表了唐代宫苑仕女画在形神兼备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画家在造型上注重写实求真，女子脸型圆润饱满，体态丰腴健壮，气质雍容高贵，展示出大唐盛世下皇家女性的华贵之美。
这种美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迎合了中晚唐时期大官僚贵族们的审美意趣，而备受瞩目，并成为唐代仕女画的主要艺术特征。
继唐代之后的五代是个政权交替频繁的时代，画家们在仕女画的创作上，即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又有所变革。
如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笔下的女伎与唐代的仕女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歌伎丰腴的肌肤因缺少唐代宫女臃懒的体态，而更具健康之美。
阮郜《阆苑女仙图》中仙女们修长的身材更是越出了唐代仕女丰满肥胖的造型程式，一改唐代即使画仙女，也始注重表现女性身段线条的曲线美及娇媚之姿。
宋代作为政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时代。
在仕女画的创作上承袭了唐、五代兴盛之势而又有所创新，尤其是在题材方面，其表现范围已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宽泛地步。
除宫廷贵族妇女、神话传说中的女子仍被描绘外，生活中最低层的贫寒女子也开始为画家们所关注，如王居正《纺车图》中的女性，她们与晋代顾恺之、唐代周昉笔下的仕女相比，没有娇美的相貌、诱人的身材、华丽的服饰及尊贵的地位，她们仅是生活中最为普通的农村妇女。
衣裤迭经补缀的老妇面容憔悴动作迟缓，艰辛的生活令其相貌充满沧桑感。
作者以写实的艺术手法不加美化地表现她们，意在赞扬她们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及朴实无华的个性美，同时也表达了对她们贫苦生活的同情。
图中反映了宋代仕女画的艺术特点，人物造型严谨，形体比例准确，体态生动自然。
元代作为蒙古贵族统治时期，特殊的社会目前状况和民族冲突，令画家们避居山野，倾心于抒发隐居情怀的山水画创作，由此而导致元代仕女画呈衰退之势。
画家们在题材的选取上，没有继承宋代积极地表现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各样处境下诸多女子的传统，而是，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在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中寻找表现题材，人物造型上则继承了盛唐人物“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遗风，如周朗所绘《杜秋图》中的杜秋，她与周昉《挥扇仕女图》中的人物形象相仿，既圆形脸丹凤眼，高鼻梁，嘴唇小而丰满，面部没有过多的表情。
躯体丰腴肥胖并着以直筒形长裙，遮掩住了女性腰身的曲线美。
明代是封建社会的政权稳定时期，仕女画在文人画家的积极参与下获得极大的发展。
在题材上，除肖像外，戏剧、小说、传奇故事中的各色女子则成为画家们最乐于创作的仕女形象。
人物的造型由宋代的具象写实逐渐趋于带有一定唯美主义色彩的写意。
仕女身材婀娜匀称，面容端庄清丽，举止间流露着女性文雅恬静之美，尤其，他们怡情于亭台之间，身着贴体紧身的明服，更增强她们体姿的修长与典雅的`风致。
明代作为仕女画的艺术成熟阶段，这时期，不仅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仕女画家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而且在表现技法上亦丰富多彩，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吴伟的《武陵春图》代表了明前期白描仕女画的最高水平。
武陵春以细匀的淡墨线绘成，画面清雅、秀润，更贴切地表现出女主人的纤弱文静之气。
文徵明的《湘君湘夫人图》代表了淡彩仕女画的最高境界。
人物以朱砂粉白为主调的浅彩设色，表现出女神温柔娟秀的美感。
仇英的仕女画有“周昉复起，亦未能过”之评。
其《贵妃晓妆图》，充分地展示了他工笔重彩仕女画的深厚功底。
图中所塑造的杨贵妃及宫女虽然是唐代宫苑仕女，但实际上她们已完全是明代文人心目中理想美女的形象。
她们修颈、削肩、柳腰与周昉笔下曲眉丰颊、短颈宽胸的宫女有着全然不同的审美意趣。
清代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仕女画发展至此，被抬高到居山水、花鸟诸表现题材之上的至尊地位，正如，清代高崇瑞《松下清斋集》所言“天下名山胜水，奇花异鸟，惟美人一身可兼之，虽使荆、关泼墨，崔、艾挥毫，不若士女之集大成也。”这时期的仕女画在创作上日益脱离生活，成为一种概念化，程式化的表现题材，画作中的女子无论是贤妇、贵妇、仙女或从军习武的花木兰、梁红玉等皆拥有着修颈、削肩、柳腰的体貌，长脸、细目、樱唇的容颜，“风露清愁”、暗然神伤的小家碧玉般韵致等。
因为，不论是宫廷画家焦秉贞、冷枚，还是文人画家改琦、费丹旭等，均以表现女性“倚风娇无力”的仪态为他们的审美追求。
这种程式化“病态美人”状，直至海派画家任颐等人的出现，才有所改观。
画家们热衷于女性形象的创作并不表明对她们人格的尊重，女性只不过是被用来展示的艺术观赏品而已。
因此，女性题材画在清代画坛中的地位的提高，折射出来的却是女性社会形象的日益低落。
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好比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特色。
观照她们能使我们窥见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其演变轨迹。
这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不断出新的话题。
我相信通过从各个角度不断的深入、不断扩展的研究，我们对这一领域还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古代的仕女，终将撩开她神秘的面纱，向我们讲述有关她的更多故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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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琦.浅析中国绘画中的“女性艺术形象”[J].文艺生活：中旬刊.. 174-174.
[3]王巾.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女性形象[J].跨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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