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分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通过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1、侵犯的客体：是公民个人身份信息的安全和公民身份管理秩序。
2、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以窃取、收买等方法大肆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3、犯罪主体：一般主体，单位可以构成本罪。
4、主观方面：故意。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这篇谈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还不错，你可以借鉴一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何为公民个人信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犯罪目标从特殊群体扩大到普通群体，早前不法分子的犯罪对象主要是公务员、医生、教师等收入稳定的职业群体，现在则扩大到普通民众，任何人都可能中招；涉案信息种类繁多，囊括身份资料、通讯资料、车辆资料、职业信息、银行卡信息、行踪轨迹信息、住宿信息等；信息提供者通常为“内鬼”或者“黑客”；犯罪主体集中于投资公司，通常是将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推销、拓展业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与电信网络、敲诈勒索、绑架等犯罪呈合流态势，社会危害愈发严重。
犯罪手法简单、来钱快、成本低
信息提供者通过简单技术手段或者利用职务之便即可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信息收受者只需低价便可大量收购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分子法制观念淡漠
不少犯罪行为人为大学专科乃至重点大学本科学历，却缺乏基本法制观念，错误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不构成违法犯罪。
相关单位监管存在漏洞
部分单位缺乏切实有效的内部信息管理制度，对内部人员保密培训不足，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惩治力度不够；同时，计算机信息系统存在安全隐患，技术体系不够完善，安全防范功能落后，难以抵挡专业网络犯罪的攻击盗取。
公民保护个人信息意识薄弱
不少民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资料时不够慎重，点开网络链接不够警惕。
法官建议：
相关单位应强化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应做好信息泄露防范工作，提高系统监管技术水平，建立健全内部人员管理机制，加强普法宣传；公民应增强个人信息保密意识。妥善保管个人重要证件，丢失身份证件、驾驶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后，应第一时间挂失报案。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自己的个人资料，切莫点开来源不明的网络链接，妥善保管好银行卡及密码，收取快递包裹后应及时涂抹包裹上面的个人信息，网上购物等时应使用化名，以防泄漏个人信息。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目 录一、隐私权的涵义及历史沿革…… 1二、我国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3三、我国隐私权的保护方式…… 5四、我国隐私权的保护体系中存在问题与完善… 8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自我隐私保护的观念也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程度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法制和文明程度。世界各国对公民隐私权保护都有相关的立法，然而，我国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同其他国家相比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缺乏力度，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只是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问题在于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往往让受害人处于尴尬的境地，故用法律手段直接保护公民隐私权就成为理论界和实践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关键词：公民隐私权形成特征保护 立法保护隐私，又称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定不受他人非法干扰，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一并受到保护，不被他们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是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个人宁静生活以及决定私人事务等享有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权，个人生活不受干扰权和私人事务决定权。作为公民的一项人格权，隐私权在性质上是绝对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目前我国在人格权保护上，其制定的法律较为完善，但仍然没有形成价值趋向明确的体系。特别是隐私权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款加以保护。本文旨在通过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分析，来阐释个人观点。一、隐私权的涵义及历史沿革（一）隐私权的涵义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隐私权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项：（1）隐私隐瞒权。又称保密权，它首先包括公民对身体隐秘部位的保密权，这是公民一项最根本的隐私权，从上述隐私权的特征可知，隐私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人格权，故权利主体有隐瞒的权利，是维护自身人格利益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婚恋中的男女双方对以前的婚恋史、性生活行为史有隐瞒对方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作为坦诚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从而造成婚恋关系破裂。这种隐私权专指自己对自己的隐私有不向任何他人告知的权利。（2）隐私利用权。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不但享有消极隐瞒不用的权利，还同时享有利用的权利，这种利用权是指公民对自己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这种利用可以是自己利用，也可以是允许他人利用。（3）维护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维护其不可侵犯，并在受到非法侵犯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4）私支配权。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 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近现代的法制化进程中，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代表，也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隐私权的理论。1980年，美国法学家路易斯�6�1布兰蒂斯和萨莫尔�6�1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当时英文里面提到隐私权的概念是这句话：“就是让我独处一种权利，让我独善其身的一种权利，不受别人打扰的一种权利。”文章特别强调上述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文明教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进而珍视它。此后，这项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关于隐私权，学者们对其下了许多种定语。（1）美国学者威廉�6�1荷尔在《新闻法》中认为，隐私权可以下定义为一种每个人要求个人的私人事务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以前，不得公之于众的自然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2）英国学者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关于个人私生活不受他人侵犯、不为他人非法公开的权利，并将侵害隐私权的形式归纳为侵扰、盗用及披露私人事务等三种。（3）日本学者前田雄二认为隐私权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控制个人情报流传的权利。人，无论谁都具有不愿被他人知道的一部分私生活。这些如被窥见或者公开发表，让很多人知道，便会觉得羞耻不快。（4）我国台湾学者吕光认为：“隐私权是对个人私生活的保护，使每个人能安宁生活，不受干扰，未经本人同意，其与公众武官的私人事务，不得刊布或讨论，其个人姓名、照片、肖像等非事前获得本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刊布，尤不得做商业上的用途。”（5）我国大陆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以下几种：佟柔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王利明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1]。”杨力新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对其秘密信息加以控制、保护的权利。”张新宝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控制私人活动、个人信息等私人领域内不为或不欲为他人所悉的秘密，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但不以危害公共利益为限，包括动态性和静态性的隐私权[2]。”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隐私权保护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但是问题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利益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但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状在我国司空见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丛林中尚无一席之地，迄今仍未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从立法上予以确认，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暧昧性规定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就连《民法通则》也通篇不见隐私权的踪影，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缺憾。由于立法的缺席，因侵权的保护往往于法无据，致使公民隐私权的司法救济相当尴尬和被动。最高法院的司法结实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范畴予以保护，涉嫌侵犯隐私权的官司，通常只能牵强附会地以侵犯名誉权、肖像权或姓名权等为案由立案审理，这种张冠李戴的司法器官令人匪夷所思。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保护个人资料不被泄露和滥用，立法上远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审判的经验欠缺，理论研究也比较落后。因此可以说，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是社会发展给立法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个人资料被商家使用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商家需要利用用户资料以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获得更多、更周到的商业服务。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商业公司收集个人资料时，没有明确告知用户将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个人资料，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用户资料作为商业用途等等。尤其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利用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将居民提供的个人资料作为商业情报，提供一些商业公司赚钱，甚至于倒买倒卖用户资料。比如将孕妇体检、生产分娩、幼儿入托、上幼儿园、小学等资料和信息出卖给相关商业公司，这些公司在从中挑选目标客户，从事商品销售等活动。在用户不需要相关商业服务的情况下，这样的销售就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发生在医院的患者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例，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于是，医院也被称为“最没有隐私的地方”。据报道，新疆石河子市某妇女在医院作妇科检查时，事先并未征得本人同意，医院竟将她当成教学的“活标本”，让十几个实习医生围着她观摩身体各部位。尊重并保守患者的个人医疗隐私，不仅仅是医院的义务及医生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应成为医院及医生的法律义务。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但医疗隐私权的保障问题却没有在现行《执业医师法》予以规定之中，立法缺憾主要是由于观念滞后所致。
论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摘要公民个人信息关系到公民个人人格、财产等诸多权益,现实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日益频繁和严重。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一直以来就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较为全面的阐述了《刑法修正案(七)》中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款,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并提出建议,以期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制度。 关键词公民个人信息 刑法保护 刑法修正案(七)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6-024-02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屡有发生,并且有越发严重的趋势。如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进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已经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立法意义解析 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兜售房主信息、股民信息、车主信息、患者信息、电信用户信息等现象。同时,一些公司和个人出于谋利等目的,以收买、窃取或者其他方式非法大肆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该项勾当的“专业户”或专门机构,这些都对公民个人信息泄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信息泄露交易逐渐开始呈现专业化和行业化的特点。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值得注意的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不但是对公民隐私利益的侵害,同时也会诱使不法分子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洗钱、盗窃等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与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危及公共安全,该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利用刑法这一最严厉的制裁和威慑方式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是十分必要的。 二、现有制度解读 (一)犯罪构成 1.客体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客体都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2.客观方面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3.主体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单位均构成上述两罪的犯罪主体。但是,依照条文间的内在逻辑,应将前罪的单位理解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而将后罪的单位应“指那些没有权力获取、知悉个人信息的单位,如私人企业对其员工以外的人的信息,没有权力获取、知悉。” 4.主观方面 两罪的主观方面都应为故意。 (二)适用刑罚 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前述两罪的,实行“双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述规定处罚。 三、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一)主体的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展 仔细分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会发现,现行条款中所规定犯罪主体被限制在公权力范围内,或者是提供垄断性、强制性的公共服务的领域。毫无疑问,这些主体的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因为公民的日常生活同这些单位联系十分密切,向这些机构提供个人信息往往是没有选择性的,而同时这些单位也汇聚了最大范围的公民个人信息。但是,现实生活中,其他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也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到公民个人信息,比如许多房地产公司,物业公司,中介机构,调查机构,相关网站,建立会员制度的商家等等。另外,公司在招聘劳动者时也会拥有大量求职者的个人信息。这些主体将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给他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也屡见不鲜,这些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不将这些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纳入刑法规范的主体范围之内,恐怕会造成刑法适用的不平衡,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作用亦将大打折扣。”有学者主张应将本罪的主体进一步扩大,扩大到一般主体,即任何单位和个人,似乎有打击面过大之嫌。笔者认为,应将可以合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都纳入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范围。 (二)犯罪对象有待进一步明确 前述两罪的犯罪对象均为公民个人信息,究竟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和范围,还有待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范围不清,界定不明,必然会给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犯罪时造成障碍。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个人信息的概念应与个人隐私有所区别。广义上的个人信息,应当包括和个人生活有关的全部信息;而隐私一般是指“不愿被窃取和披露的私人信息”。个人信息的范围要比个人隐私的范围广泛得多,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应当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刑法保护不应该只局限在隐私的范畴。社会上之所以会大量出现出售等非法提供和窃取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根本上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公民个人信息具有极大的经济利用价值,而究其价值根本,在于个人信息的识别性特征,这一特征是界定个人信息时应当考虑的重要内容。另外,个人信息不应当简单的理解成一项或几项信息,它应当是能够识别个人的多种信息的集合,既包括公民的年龄、身高等自然状况,也包括公民的医疗记录、教育背景等社会状况。基于上述原因,同时考虑到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笔者认为,前述两罪中个人信息的界定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的定义,即是指现实生活中能够识别特定个人的一切信息,包括姓名、年龄、体重、身高、档案、医疗记录、收入及消费和购买习惯、婚姻状况、教育背景、家庭住址与电话号码等。 (三)前端实体法有待进一步补充 法律在描述客观方面时明确提到了“违反国家规定”,这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并不是全部提供和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现实中当然存在一些合理合法提供和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刑法并不打击任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而是只打击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非法提供和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而判断标准就是是否违反国家规定。 [1] [2] 下一页 本文选自591论文网591LW
如果你只研究这一项具体罪名的话，就应当将该罪名完整引述，专业论文题目太长没关系，只要能准确反映文章内容便可。法律方面的文章和文件题目大多都很长，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不但充当着重要的家庭角色，也开始充当重要的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近年来的敦煌市院受理女性犯罪的统计可以看出，女性犯罪的比率不断上升，这种趋势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本文针对当前女性趋势、犯罪的特点及原因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预防女性犯罪的对策。一、女性犯罪呈现四大趋势1.犯罪类型多样化。现阶段女性犯罪不仅仅局限于盗窃、这些侵财型罪名，而且已经迅速向暴力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性犯罪、危害公共管理秩序犯罪蔓延。如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恶性案件。2.团体犯罪增加。女性犯罪已由过去的单独一人作案转向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配合实施犯罪，主体呈群体状态。3.作案手段智能化。当前女性犯罪如同一些男性犯罪，显示出智能化。一是预谋性强，事前经过预谋，选中对象，选择时间，周密准备后方开始行动。二是隐蔽性强，4.社会危害性增大。以往女性犯罪多是轻刑案件，危害较小，但当前女性犯罪重刑已普遍，她们作案手段残忍，不计后果，危害特别严重。二、女性犯罪的特点及原因敦煌市女性犯罪涉及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及寻衅滋事、容留、介绍卖淫、贩毒罪名等。1.隐蔽性、欺性。一是由于女性一般较怯懦胆小，且较细心和耐心，做案前考虑多于男性，在主观上增加了犯罪的隐蔽性；二是由于社会对女性一般比较信任、宽容、谅解，使女性犯罪易得逞而不易被揭露，从客观上增加了隐蔽性女性作为犯罪的实施者，女性一般都是性情温和，软弱，体力不如男性，认识水平也不如男性，因而在犯罪实施中很少出现暴力的现象，很少利用自身的力量去侵害别人，女性犯罪人多采用投毒、盗窃、等一系列低暴力型的手段去犯罪，因而充分显示了女性犯罪多具有手段隐蔽性。2.情感性、暴力报复性。女性大都是感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情绪的稳定性却很差，女性对待事物认知上一般带有肤浅性和表面性，因而在行为上表现出一种偏激性和冲动性，感情的瞬间爆发不能用意志来控制。所以女性犯罪。多怀有报复心理。3．犯罪类型增多，以财产犯罪为首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经济日趋繁荣，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具体变化。少数女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失去了正确把握自己的能力，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犯罪类型主要表现为：侵犯财产罪，暴力犯罪，组织、容留、强迫妇女卖淫，毒品犯罪。侵犯财产型犯罪主要包括：盗窃、、敲诈勒索；暴力犯罪主要包括：故意伤害、抢劫、绑架。4．文化教育程度低,认知能力差。研究学者认为,人对自身的控制能力的强弱,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精神境界越丰富,对自身的控制能力也相对增强;反之,自我控制能力就弱。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犯罪与文化素质低有内在的联系。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三者始终构成总数中的大多数。这样的文化教育程度状况,导致她们思维的批判性、深刻性、逻辑性差，缺乏主见，易受暗示和盲从。她们不善于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同时，看待问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缺乏逻辑和连贯，不能从多角度认识事物，认识问题带有很强的情绪色彩。这就使的一些女性在处理事情时，有可能走向极端。女性犯罪的趋势直线上升，究其原因： 1.社会方面的原因。根据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社会因素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因素。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尤其是女性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一些女性的物质欲和金钱欲，强化了她们原有的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爱慕虚荣的心理。另一方面，现在的女性有能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又必须承受各种社会压力，就业与经济结构体制并不完善，以及传统思想、社会化角色不当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现实中的一些女性在升学、就业、工作中遭到轻视或歧视，在社会化过程中面临更多的挑战与困惑，易造成女性生活无着，很难避免一部分人为谋生而走上犯罪道路。2.法律观念淡薄、心理障碍难除。大多数女性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在判断和处理问题时，缺乏科学的分析能力，因此同一问题采取的解决方式和方法同较有知识的人采取的方式、方法相比更为简单、粗暴。这些方式、方法有可能和犯罪直接相关。女性暴力犯罪大都存在心理障碍，人格不健全。有些女性器量狭小，受不得半点委屈，遇到事情喜欢斤斤计较，稍有不顺心就会产生报复或泄愤的心理，正是由于某些女性在性格上有自私、偏激和狭隘的缺陷，遇到冲突时不易冷静，甚至采取极端方式进行发泄。如自暴自弃心理。女性犯罪者由于在家庭或社会生活中创伤或挫折，进而颓废，以至产生消极厌世情绪，并促发犯罪。挫折情绪犯罪人大多数都是那些原来就是有不良情绪倾向，敏感脆弱和控制力差的人。行为人受的挫折感越强烈，心胸越狭隘，其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与强度就越大。如赵某盗窃案。赵某与前夫离婚后就与胡某同居，其前夫屡次要求复婚被拒之后将胡某杀死，赵某也因此被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终于抵不住压力实施盗窃才减压，最后获罪。三、女性犯罪的防治对策 犯罪预防是指，为消除犯罪发生的原因和条件，预先防止犯罪的发生，避免犯罪的现实危害而制定的各种政策和采取的各种措施，是对犯罪的事先预防。1.政府各相关部门应大力宣传教育，提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使女性平等地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使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够得到与男性平起平坐，享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劳动就业部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她们的文化素质，培养她们的劳动技能和生存能力，扩大她们的就业竞争门路，发展经济增加她们的劳动收入，减少妇女因为贫困而导致的违法犯罪。2．应尽力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法制教育。加强法制教育，对于预防女性犯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法制教育，可以使她们分清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违法的，什么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什么是法律禁止的，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逐步养成守法意识，并懂得依靠法律来处理各种矛盾纠纷，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律己，不行违法之事。3．重视对女性犯罪的心理预防。心理预防是指社会个体进行健全人格的社会培养和自我修养的活动，这项活动是消除犯罪思想和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方面。根据女性犯罪的实际情况，具体实行方法为：由于生理原因的影响，某些女性的性格容易朝向自私、狭隘、偏激的方向发展，因此应着重提高女性辨别是非的能力，学会宽容大度地对待和处理问题，克服依附心理，强化自我保护及自立、自强能力，使女性群体在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时能够顺利得到解决，排除和化解心理障碍。还要注重对女性心理素质的教育和培养，学校、家庭和社区要善于沟通，对女性所遇到的挫折，进行及时的开导和劝解，使其危险状态扼杀在萌芽之中。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当中，要帮助女性学会理解和宽容，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竞争和挑战，有了稳定的的情绪，社会生活才能更和谐，对于减少女性犯罪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综上所述，女性犯罪在当今社会中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某中意义上讲，女性犯罪率是衡量社会道德水平的标志之一。因此，研究女性犯罪的原因、特点、以及防治对策，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多管齐下，形成有效的措施，以期望对抑制女性犯罪产生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不同的犯罪人具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女性犯罪人除具有一般犯罪人所具有的犯罪心理和犯罪因素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女性犯罪心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 提及女性，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善良、温柔、贤淑，然而古往今来都不乏“坠落天使变恶魔”的 故事 。在现代社会，女性已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妻子”“母亲”“女儿”的角色，她们正逐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然而，女性在取得成就和地位的同时也出现了违法犯罪日趋增多的问题。也许是无知让她们误入歧途，也许是物欲让她们坠入深渊，也许是畸爱让她们迷失方向，每一起女性犯罪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背后都有她们特殊的心理过程。本文在近年来女性刑事案件办理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女性犯罪特点及犯罪心理，希望能为预防女性犯罪提供思路。
关键词 犯罪 情感 心理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9-0592(2013)11-283-02
一、基本情况
从案件类型来看，女性犯罪罪名较为集中，主要为侵财型犯罪(盗窃、)，故意伤害、性犯罪和毒品犯罪。据统计，上述四类犯罪约占我市女性犯罪案件总数的50%以上。女性由于体力上明显弱于男性，心理上胆小怕事，因此多实施轻体力、隐蔽性的智力型犯罪，较少实施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同时，女性属于弱势群体，多为被保护对象，因此社会上对女性的警惕心理容易降低，女性更为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并且女性也善于利用该性别优势，因而女性实施等侵财犯罪活动与男性相比容易得手。
从受 教育 程度来看，女性罪犯多集中于小学、初中 文化 。文化程度是影响犯罪机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教育对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文化程度低则认识水平也相应较低，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不足，导致性格偏激、狭隘，遇事容易感情用事，易采取片面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时，受教育水平与法律意识水平成正比，低文化水平人群多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甚至不知自己的行为已触犯法律。再者，受教育程度低者过早地离开校园步入社会，因认知水平有限，不能明辨是非，容易受到他人的唆使、欺和利诱而走上犯罪道路。最后，文化程度低导致找工作受限，迫于生计，也有女性走上盗窃、卖淫的犯罪道路。
从犯罪频率上看，女性罪犯基本为初犯，累犯和再犯的几率较小，累犯的情况主要发生在盗窃、、贩毒案件中。
二、女性犯罪特点
(一)情感犯罪居多
女性是天生的情感动物，感情细腻、丰富、敏感，且多为感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女性控制感情的能力明显不足，情绪稳定性差。司法实践中发现，许多女性暴力犯罪的动因源于情感问题，她们的恋爱观、婚姻观、家庭观发生了扭曲，犯罪对象也多为她们感情的倾注者(如丈夫、情夫，近年来针对第三者的暴力犯罪有增多趋势)。当女性对某人倾注了感情，做出了牺牲，换来的却是冷漠、打骂、背叛、甚至抛弃时，女性往往会产生愤怒、嫉妒、仇恨心理。该些负面心理如没有畅通的排解 渠道 ，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在强烈刺激下，仇恨的洪水就会冲破理智的闸门，从而产生残酷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报复行为。
(二)加害者受害者难分
在很多案件当中，女性犯罪嫌疑人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两者之间存在转化过程。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女性在受到伤害后(例如家庭暴力、丈夫婚外情等)，通常会委曲求全，希望以此挽回感情，但现实又常事与愿违。当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强烈的报复仇恨嫉妒心理，在该心理的驱使下，部分女性实施了暴力犯罪。另外，一些青少年女性在本应茁壮成长的年纪，因缺少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关爱和正确引导，走上犯罪道路;再如一些被性侵害的女性，因无法承受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自暴自弃，最终身陷囹圄。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法律上，她们的行为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法意;但情感上，她们本身也是受害者，有“情有可原”之处，社会应当弥补对她们缺失的关爱。
(三)多团伙作案，女性在其中扮演从属性角色
在封建社会时期，儒家思想要求女性“在家从父、嫁夫从夫，夫亡从子”，因而女性不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这主要是由其生理、心理特点所决定。现代社会，女性仍对男性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女性多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同时她们一般不是主犯，多带有胁从、被教唆、帮助犯的特点。
三、女性犯罪心理
女性犯罪多由于安全需求(如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情感与归属需求(如爱情、婚姻)、尊重需求(如成就、地位)未被满足而实施过激行为，以致触犯刑律。以下着重分析几种常见的女性犯罪心理。
(一)嫉妒、仇恨、报复泄愤心理
相比较男性，女性一般承担更多的家庭职责，投入在家庭建设上的时间和心血也更多，因此女性对于婚姻家庭的期望和重视程度远超男性，一般表现为希望婚姻延续、家庭幸福。但现如今婚外情现象日益蔓延，使得部分家庭陷入情感危机;家庭暴力现象仍屡禁不止，为女性犯罪埋下不定时炸弹。
1.家庭暴力
封建时期男子凌驾于女子之上，认为可以对妻子随意打骂，该种思想至今仍有残余，尤以农村为甚。执法机关一般不插手普通家庭纠纷、居委会村委会不管也是常态，这也导致女性在家庭暴力中长期处于无助境地。加上性格懦弱、经济不独立，以及“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妇女受到家暴后常选择默默忍受，这又进一步助长了丈夫的暴力倾向。当仇恨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性格偏激者会产生“鱼死网破”的复仇心理，此时琐碎的小事就会触动“情绪的扳机”，用她们特殊的方式发泄对婚姻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弱女子身上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案。
2.婚外情
除了家庭暴力外，夫妻之间的不忠实也是造成女性犯罪的重要原因。当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正在弱化，诱惑因素逐渐增多，一些人产生了扭曲的婚恋观，对家庭不负责任，纵情过度，男性在该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心理学上认为女性的原则性、精神性较强，对婚姻的期望值也高于男性，因此一旦婚姻家庭出现变化，女性极难接受变故，心理极易发生扭曲，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原则，以求精神上的慰藉。此类案件中，被害者多为丈夫或情夫，但近年来“原配怒杀小三”的恶性犯罪增多，影响恶劣。杀死情敌固然存在一时激情冲动犯罪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对扫除障碍、恢复原有家庭生活的向往。同样的，作为第三者的女性，也会因为被冷落、抛弃而产生仇恨心理，或是出于为自己的感情扫除障碍的目的，采取极端的 方法 解决感情问题。 (二)逞强斗狠心理
心胸狭窄、小心眼也是女性的标签之一。心胸狭窄的女性自我排解情绪的能力普遍差，极易产生争强好胜心理。平日细小的邻里矛盾、家庭纠纷如没能及时化解，容易形成积怨以致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例如我市2011年发生的一起恶性杀人案件，邻里间因琐事产生纠纷，长期不合。案发当日，母亲、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共同商议如何报复，并积极准备作案工具。傍晚在家门口遇到被害人一家后，儿子、母亲、女儿、儿媳分别持匕首等工具共同打击手无寸铁的被害人，最终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数人轻伤的严重后果，最终上述几人均以故意杀人罪定罪。这种因邻里纠纷而导致的恶性凶杀命案并不多见，而全家人一起作案更是罕见。双方多年的恩怨，难解的怨气，酿成了一个人间惨案。该案件三名女性罪犯的犯罪动机外表上看只是个“气”字，其实质是心中没有法制观念，因为某些微小利益受到侵犯或者受到损害便放纵宣泄，逞强斗狠，走上犯罪道路。
(三)铤而走险心理
在现代社会，女性在继续相夫教子责任的同时，也部分地承担起了家庭供给，更有单亲妈妈等群体几乎需要独自供养家庭。然而，女性在就业、待遇等方面极易受到歧视及不公正待遇。部分女性无一技之长，无固定职业及住所，缺乏生存能力，为生计容易为财而铤而走险，实施盗窃、、色情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
(四)爱慕虚荣、急功近利心理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投入最小、利益最大”的功利性也潜移默化着民众的价值观，女性爱攀比、好嫉妒的性格特点更加剧了这种现象。当现实与理想无法平衡时，部分女性迷失方向，有的走上盗窃、、贪污、受贿的不归路，有的贪婪地出卖肉体换取不义之财;有的甘愿做第三者，埋下犯罪隐患。心理学研究分析，女性的意志力弱于男性，在具有同样的接触钱财物的情况下，女性更容易为贪婪所侵袭。并且，女性的认知系统较为薄弱，很多时候都是以自己的低级需要和直接 经验 为标准，因此很容易被小恩小惠所诱惑，从而沦为他人的犯罪工具。
(五)自暴自弃，放纵心理
女性的心理承受能力普遍不如男性，因此在遇到挫折、创伤后容易颓废，产生消极厌世情绪，进而“破罐子破摔”走上犯罪道路，该种情况在性犯罪中多见。对于性过错，社会对女性的批判明显多于男性，在强大压力面前，一些女性不敢、不愿、甚至不能通过正常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继而产生自暴自弃心理，沦为卖淫女，进而极有可能演变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者。
(六)无知、盲从心理
该种情况多发生在未成年女性，该群体在世界观和价值观未完全形成时即接触社会，从而误入歧途。
女性犯罪虽然在绝对数量少远低于男性犯罪，但其上升势头明显，其对于家庭、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通过对女性犯罪心理的分析，针对不同的犯罪心理，设计不同的应对策略，可以为预防和减少女性犯罪提供思路。笔者倡导在社会上多些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多打温情牌、亲情牌，及时对负面情绪进行疏导、化解，从而从源头上减少犯罪诱因。当然，女性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减少和预防女性犯罪同样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从女性自身、家庭、社会多管齐下，将保障女性权利的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女性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社会各类事务中来，但是与此同时也导致女性犯罪的比例逐年上升，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女性犯罪者进行了心理分析，并提出了几点防范措施。
关键词 女性犯罪 心理分析 防范措施
作者简介：瞿业，六盘水市广播电视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240-02
在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条重要的维系纽带，那就是女性，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其心理特征相对于男性来说，最突出的在于富于更多的情感，因此女性的神经系统兴奋程度更高，在受到刺激时很容易产生各种敏感的反应。基于此，女性的犯罪现象要比男性少很多，不过一旦女性成为罪犯，将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情节。最近几年以来，女性犯罪行为逐渐增加，阻碍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女性犯罪心理，提出并落实有效的防范措施成为了现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女性犯罪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一)女性犯罪的主要类型
(1)暴力犯罪。相比于男性来说，女性暴力犯罪的现象要少很多，不过随着妇女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范围越来越大，女性暴力犯罪行为也在逐渐增加，特别是现阶段女性故意伤害及杀人犯罪等问题愈加严重，而被伤、被杀对象则主要为丈夫，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被动性。(2)财产犯罪。相关调查资料表明，女性财产犯罪的概率也有上升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盗窃、贪污及罪等，该类犯罪是女性犯罪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3)性犯罪。在整个女性刑事犯罪案件中，性犯罪的比率最为突出，并且严重腐蚀到了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其主要特点为流动性、隐蔽性及依附性等，主要表现为聚众淫乱、引诱或容留妇女卖淫罪等。
(二)女性犯罪的具体特点
(1)女性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具有被动性。虽然目前社会发展中强调男女平等，但是由于男权主义仍然在家庭关系中广泛存在，家庭暴力问题的频繁发生导致很多妇女无法再继续忍受虐待，一部分女性并没有通过法律形式维护自身权益，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女性犯罪的主体具有年轻化、高文化程度的特点。有调查研究发现，女性犯罪的特点越来越趋近于男性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的犯罪在逐年增加，而且女性犯罪存在年轻化的特点。(3)女性犯罪的手段具有明显的欺性。由于性别差异，女性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通常都不会直接采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投毒以及盗窃等方式来达到犯罪目的。(4)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由于女性受到生理条件的局限，在体力上弱于男人，因此在社会中是一类较为弱势的群体，所以很多女性犯罪人多会为男性犯罪人进行踩点或者为其提供更多的犯罪工具，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依赖性，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团伙犯罪当中。
二、女性犯罪心理的形成因素分析
(一)家庭因素
(1)一部分女性在家庭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人格缺陷。相关部门研究发现，在一些家庭关系比较紧张，甚至是在一些关系破裂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性格都存在冷漠、阴郁等特点，而很多少女为了逃避家庭带来的不愉快，过早的在社会中游荡，想要从中寻找更多的安慰，不过由于其在社会中接触了很多不良因素，最终导致犯罪心理的形成。(2)家庭暴力可以说是家庭美满生活的腐蚀剂，同时也破坏社会稳定发展的一颗定时炸弹，很容易造成婚姻的破裂，子女在此时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在农村，发生家庭暴力的概率要比城市高很多，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在这些家庭中的女性没有直接的经济收入，地位较低，受到丈夫的打骂是经常的事情。一部分男性由于受到男权主义的影响，认为丈夫永远要比女性地位高，可以随便打骂妻子，甚至于一些女性觉得在遭受到暴力虐待之后是一种家丑，难于对外人启齿，因此一旦这种伤害超出妇女的忍耐底线，她们都会直接通过伤害或者杀害的方式来反抗丈夫，从而形成犯罪。
(二)社会因素
(1)社会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传统的观念中存在“男尊女卑”的思想，而且儒家文化中推崇女性要“三从四德”，千百年来压制着女性的自由发展，导致很多女性的心理遭受到长期以来的压制。(2)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观念遭到了彻底的颠覆，逐渐开始塑造现代新型女性，导致很多女性产生了强烈的“高消费”欲望，很多女性的“拜金”行为明显，她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和财富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3)外界传媒的不良诱导也是女性形成犯罪心理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一些黑色反动的、黄色淫秽的文化传播，直接影响到了女性正常人格的塑造和形成。
(三)个人性格因素
从女性犯罪心理形成的自身因素来看，通常可以分为不良心理、变态心理以及精神疾病症状等三个大类。其中不良心理主要表现为情绪遭受长期的压抑而变得暴躁，产生较强的报复心，还包括较强的贪婪欲望及明显的自私心理等。另外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一些妇女为了贪图享受、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逐渐产生了严重的贪婪心态，导致其愈加爱慕虚荣，使得其为了尽可能的满足自身产生的畸形需要，不惜采取犯罪手段来谋取利益。此外，还有一部分女性在刚开始时通常都处于被害状态，但是由于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权益，维权意识淡薄，逐渐在后期从被害者的身份转化为害人者，伴随着其强烈的报复欲望最终发生犯罪行为。
(四)个人生理因素
在女性犯罪中最为常见的类型为性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女性个人生理因素的影响。首先，与男性相比，女性的青春期变化要早一到两年，体内的雌性激素分泌量多于男性的雄性激素，因此会过早的对异性产生更为敏感的体验。其次，生物学上认为，当女性在处于月经期、怀孕期以及绝经期等各个生理周期时，会直接对其生理状况及心理状况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一部分女性还会由于植物神经的紊乱，导致大脑皮层失调，很容易产生心烦易怒的情绪，一旦受到不良刺激，将会大大增加女性犯罪的几率。 三、女性犯罪的防范措施
(一)加强女性心理知识的教育力度
女性犯罪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并且会给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 反思 。因此，应该将加强女性心理知识的教育力度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首先，要加强对女性进行 心理 健康知识 的教育力度，通过开设一些专业课程及相关讲座等，推广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橱窗等各类型的宣传媒介，营造女性心理健康知识教育的良好氛围。另外，还要加强女性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咨询及治疗机构的建设，在市场机制的促进下，促进女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并不断扩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队伍。要充分的认识到，女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离不开人的努力，因此提高教育团队的素质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在保证数量的同时，针对现有的教育工作人员，大力开展相关的专业知识及必要技能的培训工作。最后，还应该不断完善女性心理健康的测评制度。通过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女性心理健康测评工作，不断的从信息反馈中寻找问题、改正问题，确保心理教育工作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二)加强女性思想水平的认识程度
一方面，要重塑妇女的传统观念。中国儒家文化自古以来推崇女性应该“三从四德”，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发展。随着新时代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变化，女性婚姻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大部分女性犯罪就是因为在处理家庭婚姻矛盾时发生的，因此如何正确解决家庭矛盾已经成为了这些女性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所以，现阶段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倡导女性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在遭受到家庭暴力的破害时，在面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诱惑时，一定要保持冷静，通过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一部分女性的生活态度过于消极，而改变这些女性的思考方式也是一个重要任务，帮助女性形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确立新的生活目标，有利于降低女性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对女性犯罪个体进行心理治疗
针对女性犯罪个体，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进一步加快相关心理矫治机构例如劳教所、戒毒所以及监狱等的建设，同时要做好犯罪个体的心理治疗工作。由于现阶段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很多机构没有深刻的认识到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严重缺乏专业的心理治疗人员，针对这种状况可以加强与大专医学院校以及医院等的合作力度，配合社会力量来做好女性犯罪个体心理治疗工作。另外，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和借鉴现阶段心理科学的相关知识与原理，根据我国女性犯罪个体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应用，尽可能的起到改善女性犯罪心理治疗的效果。在这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女性犯罪个体的心理治疗并不是特殊的治疗，其与一般心理治疗的本质是一样的，在治疗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把她们当作犯人来看待，而是应该将其作为病人，尊重她们的人格，与他们友好沟通，建立融洽的治疗氛围，增强她们的自我整合能力，改变她们的心理结构，使其逐渐对其生活方式感到满意，从而改善女性犯罪个体的心理状态。
四、 总结
总而言之，女性犯罪需要得到社会各界长期的关注。本文主要针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女性犯罪心理进行了分析，因此女性犯罪的预防措施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一定要更加全面、更深层次的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的预防并减少女性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魏颖.试论女性犯罪的成因及预防控制.法制与社会.2009(8).
[2]肖兴政，郝志伦主编.犯罪心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3]吴海燕.女性犯罪的特点、原因与对策.中外企业家.2008(2).
[4]王海燕.女性犯罪心理研究现状及趋向.政法学刊.2005(1).
[5]王金玲编.社会转型中的妇女犯罪.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6]王骏.新时期女性犯罪原因论.鄂州大学学报.2004(1).
浅谈女性犯罪心理论文相关文章：
1. 关于变态犯罪心理学论文
2. 浅谈青少年犯罪论文
3. 大学犯罪心理学论文
4. 论少数民族大学生犯罪心理与预防论文
5. 试论犯罪心理痕迹在命案现场勘查中的作用论文
女性犯罪是指由女性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是犯罪学领域中的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别。在当今社会中,未成年女性、青年女性及职业女性的犯罪显得较为突出。
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女性吸毒为艾滋病传播提供的空间更广阔，带来的社会危害更大。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总人数为86万，女性吸毒人数为13．8万人，在一些省区，女性吸毒所占比例高达40％多。专家指出，为从根本上遏制毒品和艾滋病的流行，应建立有效的三级预防体系。在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毒品和艾滋病问题的今天，女性吸毒因其特殊性而开始受到关注。由于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女性吸毒为艾滋病传播提供的更广泛的空间，决定了女性吸毒带来的社会危害更大。联合国禁毒署、艾滋病规划署和中国国家禁毒委不久前在南宁举行了名为"女性滥用毒品社会后果与健康危害"会议。来自联合国的官员和专家会同中国专家学者就女性与毒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据联合国禁毒署对亚洲国家的一项减少毒品需求的调查显示，亚洲国家的吸毒在继续增加，并不断出现更为有害的吸毒方式。许多人吸食多种物质，注射多于吸入，共用针具、注射器、吸毒用具、毒品溶剂和制剂现象严重。而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在被调查的7个国家中，毒品和艾滋病的形势非常严峻。注射毒品人群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主体。在缅甸，62％的吸毒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泰国为30％－40％，尼泊尔为45％。马来西亚大约77％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为吸毒人员，越南为65％，而目前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的72％是吸毒者。专家们在调查中发现，女性吸毒在这中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女性吸毒问题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在过去的10年中，我国女性吸毒者数量上升，占总吸毒人数的比例也在上升。根据公安部统计的数字，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总人数为86万，女性吸毒人数1999年为11．8万人，到2000年上升为13．8万人，上升幅度近17％，在一些省区，女性吸毒所占比例高达40％多。女性吸毒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俗话说，一个女人一个家。女人在家庭中承担着生育和哺养后代的重任。而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吸毒女性年龄偏低且未婚。据卫生部的一份专家调查报告，女性吸毒者平均年龄在22－27岁之间，比男性平均年龄小三四岁，高中以下文化居多，一半以上未婚。她们面临着成家和生育的问题，对家庭和后代的危害可想而知。吸毒女性由于长期吸毒、卖淫，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性病、传染病比较普遍。调查显示，吸毒女性的丙型肝炎感染率在8．3％－79％之间，梅毒感染率在1．4％－29．2％之间。更令人担忧的是，女性吸毒者普遍存在"以淫养毒"现象，通过卖淫获取高额毒资，这一比例高达一半以上。重庆市公安局的调查显示，该市女性吸毒群体中以淫养毒者高达95％以上，年龄最小的仅有11岁。而女性吸毒共用注射器比例高的特征，决定了她们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加大，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25％。由此产生的恶果是，吸毒女性特别是已感染艾滋病病毒女性的性乱及高比例的卖淫行为，将艾滋病病毒从吸毒人群向正常人群扩散。专家说，从社会人群的角度来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吸毒女性的性行为，是一个地区艾滋病流行最具威胁的因素。在广西百色市文明街永安巷，有一个家里11人全部染上毒品的家庭，家长叫凌玲，44岁，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曾经因为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劳释后不久就成了百色市的第一代吸毒人员。他1990年在云南做生意时染上毒瘾，从此不可自拔，并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他的妻子、妻妹、女儿最终都走上了吸毒道路。为了谋求毒资，凌氏家族成了毒品"零包批发站"，他们将毒品分成一小包一小包卖给吸毒者，赚取高额的利润。1991年，凌氏家族靠卖"白粉 "居然盖起了一栋三层的楼房。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原本性格外向、聪明伶俐的女儿凌敏无心学习，经常跟一帮13、14岁的烂仔吃喝玩乐，并且染上了吸毒，从此像一朵放纵的野玫瑰，谁有钱和白粉就和谁睡觉。不到一年，凌敏发现自己的身体免疫力明显下降，经常感冒喉咙痛，然后就发起低烧。自治区卫生检疫部门来到戒毒所进行艾滋病毒血液检测时，发现凌敏不但感染了艾滋病毒，而且右腿并发症引起动脉血管瘤。2000年5月13日，凌敏在与吸毒人员厮打时，右腿被人踢了一脚，造成动脉瘤爆破，右腿全部萎缩溃烂，逐步变成了干枯的木乃伊的样子。凌敏看着自己可怕的右腿，歇斯底里地大喊：" 我还活着干什么，让我去死吧！"艾滋病今天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杀手。艾滋病影响到很多国家的人口死亡率、生育率、人口增长以及家庭结构。联合国最新发表的一份人口报告称，今后5年内，全球预计将有1500万人死于艾滋病。2000年，全球有3610万人携带艾滋病病毒，因艾滋病而死亡的达300万人，为历年来最高数字。更让人担忧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目前每天有约1．5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95％以上在发展中国家，其中有1700人是15岁以下的儿童，约1．3万人年龄在15至49岁之间；妇女占50％，约50％年龄在15至24岁之间。艾滋病在我国也呈现加速流行趋势，专家最新测算显示，我国目前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过60万人，性病发病实际病例数至少为400万例。由于吸毒与艾滋病感染的真实规模难以统计，有关专家估计的数字远远高于公布的数字。官方和专家对此深感忧虑。针对女性吸毒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专家们呼吁有关部门应对女性吸毒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必须加强落实针对女性吸毒者的预防艾滋病干预措施，尽快控制这一核心人群把艾滋病病毒感染继续向一般人群扩散。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吴尊友博士认为，过去人们对女性吸毒的严重性未充分认识，研究人员也忽视了这一点。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已开始重视女性吸毒问题。但从可观察性看，女性获取毒资的手段与男性不同，更具有隐蔽性；女性滥用毒品后，比男性更容易感染艾滋病；女性有着比男性更好的毒品药理感觉，她们具有上瘾快、感觉好、依赖性强和戒断难等特点，而由于女性的心理脆弱、承受能力差，所以她们更容易陷入复吸。这些都给研究和预防工作增加了难度。吴尊友说，在吸毒传播艾滋病严重的地区，公安和卫生部门应该信息资源共享，加强沟通和交流，以便决策时更科学、更有针对性。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女性吸毒和低龄化日趋严重，而我们的家长缺少毒品危害意识和危机意识，总觉得毒品和艾滋病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我们做过一些调查，一幢楼里有一个孩子吸毒，很快就有另一个孩子也跟着吸，会一个传染一个。所以家长和老师要有紧迫感，告诉孩子今天是一个有毒品存在的社会，及早采取预防教育行动。否则，毒贩子就会抢在我们前面。如何从根本上遏制毒品和艾滋病的流行？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建华认为，应建立有效的三级预防体系。首先是建立面向公众的预防宣传教育体系。李建华指出，目前我国关于毒品与艾滋病的宣传流于简单化，一些公益性广告生硬、单一，没有根据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且宣传呈阶段性，主要集中在每年的"6．26"国际禁毒日和12月1日的国际艾滋病宣传日。专家建议宣传体系的建立应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发挥社区功能，通过社区辐射到全社会。其次是建立针对脆弱人群的预防体系。对行为易于出问题或已经出现问题的人群除了进行有关预防知识的教育外，还应提供生活技能的帮助。这一工作应以非政府即民间社团组织为主，强化非说教性和非强制性色彩。第三是建立针对吸毒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怀体系。通过社区和家庭对已吸毒人员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给予帮助和关怀，从根本上帮助他们恢复生理特别是心理的健康。目前我们的强制戒毒所虽然有心理恢复治疗，但大多都很粗浅，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心理恢复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吸毒人员复吸率达90％以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专家们呼吁，针对女性的特点，社会应给予吸毒女性以更多的关爱。吸毒女性的心理压力比男性更大。一个家庭如果丈夫吸毒，妻子往往帮助他戒毒，而如果妻子吸毒，丈夫通常的做法是跟她离婚。女性吸毒者大多不能过正常的婚姻生活。她们由于吸毒造成生理和心理的巨大变化，失去家庭生活的信心，已婚女性也往往因为染上毒瘾而导致婚姻破裂。因此，需要对吸毒女性进行专门的帮助和治疗，开展心理咨询，为她们重返社会提供社会支持系统，这包括医疗关怀、心理支持、法律、经济、就业等支持，使女性远离毒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以及军工科研单位对保密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涉及保密管理的内容也越来越多,__的难度也随之变得更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保密信息化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 档案信息化保密管理工作的研究 》
[摘 要]随着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发展，对于信息保密意识的不断增强，在档案管理工作中要结合多方面的要求对信息化资料进行安全保障。本文从档案信息化基础入手，深入分析了信息化档案__的重要性，研究了用科技手段在资料保密中发挥出的实际作用。
[关键词]档案信息化;保密管理;模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G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9-914X(2016)13-0151-01
0 引言
我国的档案信息化建设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自建设初始便将档案管理的安全工作放在了首要位置上。在实现由纸质资料向数字化资料转变的过程中，对于档案管理的模式及技术应用都随之发生了变化，新技术的加入即要求管理制度体质的转变，又要求信息化软硬件的技术更新，这也为档案信息化的__提升了难度。本文立足于在档案信息化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与难点，详细阐述了档案信息化变革中如何对__影响和解决策略等问题。
1 档案__在信息化变革中的问题
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趋势势在必行，这也要求与档案有关的相关工作必须紧跟改革的步伐，能够完全与信息化轨道接轨。尤其像__这种较为特殊的管理工作，不仅要在制度及管理上转变，还要根据信息化平台的要求，在技术条件和人员素质上满足__岗位的实际需求。在档案信息化的转变中，__主要遇到了以下问题：
1.1 管理规范中的问题
实现信息化的主要目的在于简化复杂的管理流程和精准的确立管理规范。在传统管理模式的层层审批中，__需要接触的流程较为复杂，这就相对提高了__的安全性。批阅式的审批流程，需要根据保密规则进行签字确认，最终的结果还需要人工核对，这虽然较为繁琐，但也为__起到了关键的保障作用。在实现信息化管理后，涉密审批不再如此繁琐，根据信息化的技术条件，在网络中即可形成审批核定，人与人的接触活动减少，反而降低了__的严格性。
1.2 硬件条件遇到的问题
实现信息化档案管理后，资料的储存以数字化档案为主，兼顾纸质文稿档案，表面上看来增加了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与之相关的配套设施更加多样化和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以某单位档案信息化建设为例，传统的保密档案保存要求为独立的密闭空间、安全锁具、通风及消防设施等，改制后还要增设机房、空调、供电保障等必要设施，不仅在空间上没有得到节约，反而增加了设施的投入费用。
1.3 人员素质问题
在档案信息化的改革中，对__人员的要求也随之提升，导致了部分工作人员因条件不能达到要求而产生情绪思想波动。例如：某机关保密科的一位员工，在职几十年从未出现工作纰漏及疏忽，属于机关绝对放心的人员，但实现信息化管理后，因对技术设备操作的掌握不能达到要求而被迫转岗。这样的例子说明在以__为核心任务的管理人员，，首先要根据工作实际情况，达到岗位基础需求，才具备任职资格，其次必须在政治思想觉悟上满足__的规范要求。
2 档案信息化__的改进 措施
档案信息化的安全__是档案工作的重要内容。主要是保障档案实体、档案信息和数据的安全，避免泄密问题的出现。档案信息化过程中应优先考虑__的问题。
2.1 管理模式的变化
从传统__衍伸到信息化__，其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档案信息化的__主要将信息化数据的处理流程和读取存储权限进行严格监管，通过对电子信息设备的软硬件设置建立起安全操作流程，并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管。其系统组成包括了：档案信息系统及设备使用的安全保密 规章制度 ，数字化信息涉密人员的管理办法，数据存取的安全保密方案，信息化设备的管理方案，人员身份识别管理方案，访问控制规则方案，密码密钥的管理规定，保管维护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管理职责等。
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信息化档案__的规程管理要从上至下统一贯彻，依据保密管理工作中对人、物、环境因素的运动逻辑规律，找出漏洞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弥补，有效降低泄密事故的发生概率。档案信息化工作的安全保密控制主要包括：规章制度的建立，网络和计算机安全方案的确立，场所的选择和安防系统的建设，档案实体的使用和保管，数据库的维护、整理和数据备份。
2.2 硬件技术的提升
档案信息化首先要在场所的选择上符合安防要求，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数字化信息档案的建立必须符合计算机主机房的技术条件要求，在供电、消防、控温控湿、监控、防盗的配套设备要符合具体要求。例如：监控设备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24小事实时监控，视频数据的保存期限不得低于120天，视频监控设备必须由专人专职监管，监控设备必须采用独立供电线路及备用电源，信号线路必须采用内部走线等。
(2)对于机房的进出管理，采取用户身份识别与密码双重验证，通过输入密码时对指纹的核对实现了双重身份验证的保障。并采取伪装报警措施对密码报警进行伪装，以防工作人员被胁迫状态下的报警伪装登陆。
(3)信息化档案资料的存储设备必须经过国家安全部的技术认证，实现唯一性的读取接口，避免资料外泄;其存储介质不可拆卸及轻易破坏，具备防水、防电磁、防撞击的能力。数据读取的拷贝及下载须经2人的共同认证完成。
2.3 人员素质的转变
对于信息化档案保密管理人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作为专职的信息化档案保密管理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基础 文化 素质，具备计算机操作基础能力，能够独立完成作为档案信息化管理中对设备操作的基础要求，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安全使用意识，能对信息化__的基础常识有深入的了解。
(2)在满足第一点的基础上，信息化档案保密管理人员还应具备极高的政治思想觉悟，还要具备很强的保密意识和相应的保密专业知识技能。涉密人员还应认清保密形势和敌情 教育 ，__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教育，保密知识技能教育， 岗位职责 教育等。
(3)管理人员还应在实际工作中，根据接触的实际情况，提出合理化的整改意见和方案，通过查缺补漏的方式杜绝涉密问题的发生。
3 总结
档案__要适应社会、经济、科技等发展的需要，在保护国家秘密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完善各项管理度，加强对秘密档案的管理工作，进一步做好档案开放中的__，是每一个档案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通过对档案信息化保密管理工作的深入探讨，了解了在具体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与难点，这就要求作为管理者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按照我国档案保密的方针，依靠科技的强大生产力与制度和管理体制的变革，通过对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升能够更大的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使档案__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 观演互动 保密知识和技术入脑入心[J].__，2010(11)：15.
[2] 《涉密文件上网之前》的案情剖析与法规链接[J].__，2011(2)：42.
[3] 进一步做实做好重点区域__[J]. __，2011(5)：18.
[4] 张 玲.试论档案保管工作中的保密和利用[J].海南档案，2007，(3).
[5] 陈冬云.档案利用过程中的__浅析[J].海南档案，2007，(2).
[6] 魏菊芳.浅谈档案管理的__[J].中国档案，2006，(12).
[7] 李 虹.如何做好档案__的探讨[J].学习月刊，2009.
《 财务信息化在科研院所应用现状与对策 》
摘要：科研院所财务信息化应用现状。财务信息化在科研院所应用现状与对策。
关键词：财务信息化科研院所，应用
一、科研院所财务信息化应用现状
1、传统财务理念与会计核算模式，影响财务信息化的深入应用。
我国科研院所财务信息化建设普遍起步较晚，许多院所在 财务管理 方面仍然存在手工记账模式遗留下来的不规范的业务流程和核算流程，财务人员对信息化的认识不深入，致使财务信息化应用过多停留在表面层次，很多重要的项目还是通过手工作业。这样不但造成了资源浪费，而且还不利于激发企业学习适应信息系统的积极性。
此外，科研院所自身的特殊项目难以通过财务信息化软件实现。目前，多数科研院所正处于科研事业会计核算模式向企业会计核算模式转型阶段，仍有较多的个性化业务和特殊的项目核算，通用的财务信息化软件很难满足这些业务的需求，从而导致了“想用不能用”、财务信息化作用不显著的尴尬局面。
2、实施与应用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影响财务信息化的运维与推进。
财务管理是一门比较专业的学科，科研院所信息化内部实施人员大都没有财务管理的 经验 ，不知道如何参与到财务信息化管理的项目中去，在软件应用培训、业务问题的处理、系统的配置以及日常运维管理等方面，就有点力不从心。
财务会计人员信息化应用素质是财务信息化建设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没有懂技术、会操作、信息化观念新的财务会计人员队伍，财务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深入实施等都将成为空想。同时，科研院所财务信息系统尚处于利用计算机模仿手工操作阶段，在客观上也对财务会计人员信息化应用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院所财务会计人员还没有达到这一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财务信息化的推进。
3、财务信息化的信息安全风险的大大提高，影响科研院所对财务信息化的深入使用。
信息安全性对于科研院所财务信息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对于院所内部使用者来讲，如果使用权限划分不当、内部控制不严，容易造成信息滥用和信息流失。其次，实施财务管理信息化后，科研院所的科研生产经营活动几乎完全依赖于网络系统，如果对网络的管理和维护水平不高或疏于监控，导致系统瘫痪将严重影响院所的整体运作。再次，如果科研院所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是依托Internet TCP/IP协议，就容易被拦截侦听、身份假冒、窃取和黑客攻击等，这是引起安全问题的技术难点。上述种种管理与技术问题大大提高了信息安全风险，影响科研院所对财务信息化的深入使用。
二、科研院所财务信息化建设对策
1、财务信息化要求管理观念彻底更新，采用集中式财务管理模式。
财务管理信息化体现着现代 企业管理 思想，是—个极其复杂的多系统组合，其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减轻财务人员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更在于它带来了管理观念的更新和变革，不能将追求信息化流于形式，这就要求科研院所在加强财务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基础性财务管理，注重信息化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同时，要克服延续下来的潜在的惯性思维，要充分的认识到信息化对于院所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从而广开思路、更新观念，大力推广信息技术，提高财务信息化系统的效能。
财务管理模式上，财务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就是协同集中管理。在这种财务管理模式下，科研院所需设置一个中心数据库，在院所内部，各个职能部门的子系统与中心数据库相联。当采购系统、科研与生产系统和销售系统有物资流发生时，中心数据库通过内部网自动收集并传递给会计信息系统，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动态核算，然后把处理过的会计信息传回中心数据库，决策系统和监控系统随时调用中心数据库的信息进行决策分析和预算控制。这样，整个科研院所的科研、生产以及经营活动全部纳入了信息化管理之中，各部门之间协作监督，解决了信息“孤岛”问题，同时也能解决个性化核算项目的问题。
2、打造新型高素质财务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提高财务信息化的应用与管理水平。
财务信息化是科研院所信息化的核心和基础，财务信息化的关键在人，院所是否具有一批复合型信息化管理与技术人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信息化建设的成败。
对于财务管理人员，要加强引导，在院所内部促成一种学习、使用信息化的良好风气，加强团队之间的交流探讨，梳理业务流程，整合财务信息化 管理知识 ，深化财务管理人员对于信息化的认识水平。同时，要注重人才培养，建立财务信息化人才培养长效机制。通过短期培训与人员自学相结合等方式，辅以薪酬、奖励等考核激励模式，促进财务人员融入财务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提高财务信息化的应用水平。
对于技术管理人员，首先要熟悉财务管理的具体业务。财务管理是入门容易精通难。但是，对于财务信息化技术管理人员来说，需要掌握的就是入门知识而已。因为技术管理人员不需要利用财务管理系统进行数据分析，只需要了解一些业务的具体处理方式，如采购进货成本是如何结算的;先进先出、移动加权平均成本、月加权平均成本核算 方法 有什么区别，该怎么操作;凭证的填制规则以及凭证更改的流程等等。在这个基础上，了解财务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运行机制，才能维护好财务信息化管理系统。其次，在了解财务日常处理业务的基础上，技术管理人员应该知道，各项业务在财务管理系统中的处理流程。只有熟悉系统处理的基本流程之后，才能够当财务用户在处理具体业务遇到问题的时候，给与他们帮助，而不需要去请教外部的实施顾问，而且，这也是技术管理人员对系统进行维护与测试的前提条件。
3、建立完善财务信息化的安全保障体系，降低财务信息的安全风险。
财务信息管理系统不是与其他管理系统相独立的子系统，而是融入单位内部网与其他业务及管理系统高度融合的产物，其安全实质上对整个信息系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所面临的外部和内部侵害，要求我们必须构建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
一是建立科学严格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内部控制制度，从系统设计、系统集成到系统认证、运行管理，从组织机构设置到人员管理，从系统操作到文档资料管理，从系统环境控制到计算机病毒的预防与消除等各个方面都应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制度上保证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
二是采用防火墙、、入侵检测、网络防病毒、身份认证等网络安全技术，使在技术层面上对整个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各个层次采取周密的安全防范措施。
三、结束语
信息技术在财务管理中应用，能够解决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中许多原来无法逾越的困难，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财务数据安全风险、道德风险等。因此，财务人员与技术管理人员应该一方面研究解决信息技术如何与传统财务管理相融合，另一方面，在完成结合过程之后，要不断研究，发现解决信息化后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应该在传统的系统理论基础上，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财务管理的创新工作，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财务管理模式，在确保财务信息安全受控的前提下，满足科研院所自身科研生产管理与经营发展的需要，为院所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大的价值。
《信息安全层面保密管理对策 》
摘 要 在信息技术快速推广及应用的趋势下，计算机信息系统已同各个单位、各位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日常办公密切相关，但由于在信息处理、采集、传输、存储等环节中未采取科学的保密手段、未配置有效的保密专用设备和采用恰当的技术管理措施，使得窃密与泄密问题大量出现。因此，加强对有关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工作的探讨，对于改善信息安全保密管理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信息安全 保密管理 产业发展 价值 管理对策
一、我国信息通信安全产业的快速发展
2010年全球信息安全市场规模达257亿美元，增长17%，并预估2017年可达到407亿美元。根据2014年信息服务产业年鉴，2014年我国整体信息安全市场规模达106亿元，较2013年增长13.24%，而2013年较2012年增长8.6%，世界规模为15.6%。我国在这一方面仍有增长空间，从信息安全服务及产品的增长速度来看，信息安全产品在2010年后，每年维持17%以上的稳定增长，内容安全及顾问服务于2014年增长率分别为14.86%及20.67%，仍维持高增长。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企业政策规范、企业缺乏信息安全人员与专业知识等带动顾问服务需求增长，又由于我国中小企业众多，中小企业资金、人才较为不足，在黑客行为多元以及混合式攻击手法层出不穷等，再加上零时差攻击时有出现以及对应产品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要达到快速又有效的信息安全防护，凭借单一企业的产品及信息人员往往有一定的困难，信息安全工作委外顾问服务能够比企业自行管理更能兼顾企业成本及安全，因而来自于顾问服务、委托服务等的增长力道将持续维持。
在外销方面，2014年信息服务年鉴可知，2014年外销规模约为250亿元，增长率为20.16%，较2013年大幅增长。这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内容安全相关信息安全产品市占率逐渐提升，且整合式威胁管理设备(UTM)逐获重视的缘故。相较世界对于信息安全需求的旺盛力量，我国目前外销增长高于世界平均，若能将该外销动能持续开发，不仅能提升我国信息安全整体防护能力，未来也将成为我国信息服务业中的明星产业。
二、维护信息通信安全的重要意义
在全球化信息社会中，信息科技与网络提供便利的现代生活，也急剧地取代人工操作成为企业经营与政府机关行政服务的工具，也是现代化国家与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一环。有鉴于此，各国政府也将信息通信基础建设列为国家建设的根本，以及增进民生发展的基础。从国家层面来看，如果信息通信网络系统有所损害，轻者会导致个人生活食衣住行造成不便，重者则会使整个国家安全、政府运作、产业发展、国力强弱和民生发展等都会有重大影响。因此，信息通信安全重要性，已达到不容轻忽的地步。如何维护信息通信系统与网络传输过程的安全，都是企业及政府当前运营的重要课题之一。
为能提供安全及信赖的电子化组织运营服务，组织信息通信安全工作必须以全方位观念进行可持续推动，一般性的信息通信安全3E策略如下： 1)技术工程：利用防火墙系统、数字签章、加密技术等建构第一道防线。2)执行管理：落实信息安全管理政策、信息安全事件紧急处理机制、内外部计算机稽核制度、信息安全标准及规范、产品及系统质量检验机制等。3)教育倡导：强化安全警觉训练、信息安全倡导、人才培训、网络使用伦理等。
尽管当前多数组织的信息安全防护策略及应变机制已逐步建立，但是随着信息科技的普及应用，以及电子化组织与电子商务的使用日益深化，面对网络安全的威胁与风险，仍有必要对目前信息通信安全相关工作进行检讨评估，以强化企业或政府信息通信安全整体防护策略，而最为重要的就是保密管理措施的进一步创新。
三、强化信息安全层面保密管理的措施
(一)事前安全防护
(1)信息安全监控与防护。1)建立多重防护纵深的信息安全监控机制，构建信息通信安全防护管理平台，提供组织网络监控服务，以即早发现信息安全事件，降低信息安全风险。2)规划组织整体信息安全防护架构，构建组织信息安全防护措施。
(2)信息安全情搜与分析。1)搜集来自组织服务网、学术网络及因特网服务业者等网络攻击信息，分析新型黑客攻击手法与工具，掌握我国信息安全威胁趋势。2)研究??尸网络议题，提升Botnet侦测分析能力：教育倡导具体策略化方式追踪大量Botnet资讯，掌握我国Botnet散布情况，降低我国Botnet数量。
(3)信息安全侦测及渗透测试。1)建立组织信息安全侦测及扫描能力，并进行内部侦测扫描，完成已知弱点的修复。2)对组织重要信息系统提供网站渗透测试服务及修补建议。
(4)信息安全认知与质量提升。1)建立组织信息安全检测与评鉴机制。参考国际信息通信安全相关标准，制定组织信息安全规范整体发展蓝图架构，发展组织信息安全相关规范及参考指引，并建立组织信息安全检测与评鉴机制。2)推动重点部门通过信息安全管理系统验证。为强化组织信息安全防护能力，提供安全及便捷的网络服务，强化内外部人员使用组织网络服务的信心，保护使用者隐私权益，推动信息安全等级A级与B级机关通过信息安全管理系统(ISMS)验证。3)提升员工信息 安全知识 与能力。为提升员工信息安全知识与能力，应办理信息安全技术讲习、信息安全资格培训、信息通信安全防护巡回研讨会等培训课程，并发展信息安全数字学习课程。为发掘校园优秀人才，办理“信息安全技能金盾奖”、“信息安全动画金像奖”等竞赛活动，并办理信息安全周系列活动，以提升全体员工信息安全认知。同时进行员工信息安全职能规划，依据其职务与角色，规划执行业务应具备的信息安全知识与技能，并建立员工信息安全能力评量制度。
(二)事中预警应变
(1)信息安全事件实时发现。通过信息通信安全监控平台进行信息安全事件监控作业，包括信息安全事件管理系统、整合性恶意程序监看、使用者端警示系统、蜜网与内部网络警示系统等。
(2)信息安全通报与应变。1)建立信息通信安全通报应变作业程序，协助组织处理及应变信息安全事件。2)构建信息安全信息分享与分析中心。整合信息安全相关情资，进行信息安全信息分享。
三是信息安全健诊服务。推动信息安全健诊评量架构与追踪管理机制，提供组织信息安全健诊服务，强化组织信息安全防护能量，掌握信息安全防护情形。
(三)事后复原鉴识
(1)事后系统回复。1)结合产学研资源与技术能力，建立组织信息通信安全区域联防运作机制，提供不同部门信息安全事件处理与咨询服务，并提升其信息通信安全防护能力。2)规划组织重要信息系统异地备援机制，以提升信息安全事件“事后”存活能力。
(2)信息安全事件鉴识。1)研究信息通信安全鉴识相关技术。2)协助并培训组织保密管理相关人员执行信息安全事件鉴识作业。
四、结语
信息通信安全工作是个长期的、无止境的攻防与挑战，然而信息通信安全工作范围广泛又专业，有待推动地方仍多，组织应持续强化信息通信安全防护工作，加强与产学研各界合作与交流，建立安全及可信赖的网络环境，促进信息科技的普及应用，提供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安全及便捷的服务。
(作者单位为西安飞豹空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参考文献
[1] 沈昌祥.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信息安全保密[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01 (08).
[2] 姜新文，王志英，何鸿君，彭立宏，郑倩冰.信息安全保密课程教学的探索实践[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9(03).
有关有关保密信息化管理论文推荐：
1. 有关有关保密信息化管理论文
2. 信息化管理论文
3. 学习保密法心得体会
4. 文书档案信息化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论文
5. 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探析论文
6. 信息化技术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新时期信息保密工作的探索与思考如何加强检察信息保密工作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检察机关办公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计算机的普遍运用,各种办案软件和软件的使用,内部局域网的建立,极大的提高了检察机关办案效率,但是这一切又给检察机关保密工作带来了新的难点。如何加强检察机关信息保密工作成为当前技术工作的一个新的课题，下面我就这个方面的问题谈几点个人意见。1、加强保密意识教育。首先是各级领导必须重视对有关保密法规的学习和理解，要熟知信息化建设中安全保密的有关规定牢固地树立“保密无小事、保守秘密、慎之又慎”的意识，切实加强对信息化建设中保密工作的领导。因为各级领导是本单位的决策者和指挥者，干警的保密意识强不强，单位的保密措施到位不到位，落实不落实，关键取决于领导的保密意识强不强，取决于于领导艺术对保密工作的重视程度。这主要要求各级领导增强保密意识，强化保密责任，模范遵守保密法律，法规和保密守则。作为检察机关的各级领导，要有责任抓好本单位的保密工作。其次是强化全体干警的保密意识，在坚持重点涉密人员进行安全保密教育的同时，必须把保密教育的面扩大到全体干警，因为随着检察机关信息化的深入和发展，保密对象已经扩大到每一个干警。为此要运用多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和载体加强对全体干警的保密形势教育，尤其要重点加强计算机网络安全保密知识教育，使全体干警懂得用涉密计算机上互联网的严重危害性，提高信息安全保密意识，自学遵守保密纪律和有关保密规定，一是坚持每年开展“保密法”宣传月活动。通过张巾保密宣传挂图选择典型泄密案例进行通报，组织参观安全保密教育图片展，工作部署，经验交流，警钟长鸣，知识问答七个窗口，使干警能随时看到有关规定，经常提醒自己的自学遵守保密规定。三是重点做好禁止涉密计算机上互联网的宣传教育工作。将市保密局工作部署和上级检察机关关于禁止涉密计算机上互联网的有关规定上网宣传，并在各科室开展自查活动，提高干警自学遵守有关规定的意识。四是严格重点涉密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在与重点涉密人员鉴定岗位保密责任书的基础上，将保密工作责任纳入季度考核范围，五是积极订阅《保密法》杂志，使保密意识深入人心。2、强化对计算机及网络的保密管理。一是要加强教育，提高各类计算机维护、操作人员对信息安全保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要建章立制，使计算机安全保密工作有章可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根据上级机关对涉密信息网络的保密工作规定，结合起来本单位的实际制定相应规章制度不求大而全，但求实在管用，切关可行，旨在落实。三是必须严格执行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关于严禁用涉密计算机课上国际互联网的通知》精神，将涉密计算机与互联网衽物理隔离，严禁用处理国家秘密和检察工作秘密信息的计算机上国际互联网。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团结对计算机课的使用管理，上互联风的计算机课必胜情形处理涉密计算机严格区分，做到专机专用，不行既用于上互联网又能用于处理国家秘密和检察工作秘密信息，四是要严格和规范涉密文件或材料的上网审查程序，严格氢好上网关，切实做到绝密文件、信息不上网。五是要严格规范保密介质的使用和管理。建立有序领用、保管、归档、销毁制度做到谁领用、谁保管、谁负责。3、强化对计算机及网络的检查和考核。检查考核是加强对网络信息安全保密的有效方法，通过有效的检查考核可以增强各级领导和干警的保密责任意识，确保各项保密制度落到初版。检查考核羞不能流于形式，要敢于动真可知，只有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查，才能及时地查出问题，查出真实情况。只要坚持严格检查，严格考核，那么，干警的安全保密意识一定能强化，各项保密规章制度一定能落到实处。只要我们每个单位，每个检察干警在信息化建设中更新观念，高度重视安全保密工作，严格遵守各项安全保密制度那么，检察机关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保密工作一定会跃上一个新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