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中华先民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未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从原始先民通过劳动摆脱了动物状态开始懂得装饰自己,便出现了最早的审美意识活动,其审美意识就已经产生了。在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中华美学思想获得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传统美学思想。中国传统音乐绵延几千年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决定了中国古代先哲奉行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方式,将矛盾双方作为一种内在的和谐,即中华文化传统“和”的精神。“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作为一种审美品格,“和”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笔者将古代不同时期对音乐思想“和”的阐释作一梳理和简要述介。“和”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和同之辩”的论争。《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断,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这里说明了在听觉感知上,只有不同的乐音组织相配才能生产美的音乐,相异的音乐组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好听的音乐。这是从音乐审美的角度对“和实生物”规律的体验和理解。春秋时期晏婴是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他对音乐有精辟的见解,曾说:“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将音乐各种特征的“相成”“相济”都归属到音乐审美的和谐统一之中。晏婴在谈音乐诸要素之间的谐和时,并没有忽视音声与人心的谐和关系。“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只有“和”的音乐才能使君子听了产生心平气和的感情。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倡导礼乐思想,对音乐所看重的主要是它的社会教化作用。他们对“韶”一类的雅乐推崇备至,认为“中和”的音乐是最能移风易俗具有教化作用的,讲究借中和的音乐修身养性。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汉代《乐记》从“德音”“中和”来看“乐”之美的社会属性与情感属性。只有具有“中和”情感特征的才是“和乐”,这就要求在情感表现上处于“中和”状态,“乐而不乱”“乐而不流”“刚而不怒”“柔而不慑”。魏晋时期阮籍在其论乐专著《乐论》中,一方面以“和”作为乐的顺乎自然的本质属性,要求以协和阴阳的音声去适万物之“情气”,另一方面在音乐生活中继承乐教思想,要求“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礼作乐“使天下为乐者,莫不仪焉”。嵇康在《琴赋》中以平和之声为琴音乐美的特征,在琴声具“自然之和”的基础上描写琴音的美妙。他讲的“礼乐之情”是以“乐之为体,以心为主”的角度讲“平和之乐”对人心的作用。唐代白居易对琴乐审美问题上有较多论述,他视恬淡、平和为琴乐与“正始音”的音乐审美情感特征,以“淡”“和”为其审美标准。宋代朱长文在“琴史”中以政不和故人心不和,人心不和故音不和的角度强调“乐之和”在于“正——心——音”之音的关系是否和谐。从音乐与人心的关系认为只有能够协调民心,“顺气正声、为群情之影响”的音乐才是“和”乐的,才是美的音乐。哲学家朱熹在《紫阳琴铭》中对琴乐审美明确提出“养群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体现了他对琴乐中和美的认识,即“中和”美的实现有赖于通过自我修养达到人心之正性。明代徐上瀛的《溪山琴况》是中国美学思想史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之一。《溪山琴况》提出二十四况,其中“和”是最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溪山琴况》开首即写道“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为琴。其所首重者,和也。”这表明了“和”作为琴乐审美范畴,在《琴况》中具有其他诸况不能替代的地位。“和”在《琴况》中具有多义的内涵,如“和”况以琴乐陶冶人之性情,琴乐的实施目的在于使人心“和”,这具有社会伦理学的意义。“和”在《琴况》中与音乐审美理想有关,强调“和”的存在并不只是于技艺,要获得“和”之美存在的真谛要“不以情性中和相遇”。“和”是《溪山琴况》的主要精神,是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清代王夫之以“和”作为乐的审美规范和准则。他首先强调“律为和”,重视“律为和”的作用,纵观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史,“和”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其有不同的解释。“和”是我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优秀传统,至今这种美学传统仍普遍存在于我国民间传统音乐之中。但“和”又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今日的“和”已不是儒家仅用于“雅颂之乐”的中庸之和,而是与多种非“和”品质相互融合的优美、平和、细腻的美学品格。
【内容提要】作为一门超经验的理论性学科,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性品格必然以范畴的形式显现。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进行系统研究,是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关键词】 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音乐审美活动的一门超经验性质的理论学科。音乐审美活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音乐审美经验,一是音乐审美观念。研究音乐审美经验的,是音乐美学史,它以时间为线索,展示在音乐审美历史上,有过哪一些音乐美学家,提出过哪一些音乐美学理论。研究音乐审美观念的,是音乐美学范畴,它用逻辑关系为线索,把整个音乐审美历史看成一个广泛关联又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研究各个时代,各个学派的音乐理论是围绕着什么问题展开的,有没有发生争论,这种争论的背后,体现了一种怎样的价值取向等等。在二十世纪近百年的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中,我们在音乐审美经验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音乐美学史等基础性著作得以问世。相对而言,在研究音乐审美观念方面,我们还有所欠缺,这主要表现在,我们还没有建立一整套中国音乐美学的范畴体系。音乐美学作为概念存在还是作为经验存在,曾经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这种争论的背后,是音乐美学究竟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还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通过近十来年的探讨,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韩锺恩认为:音乐美学(Aesthetics in music)是人用理性的方式去研究人如何通过音乐的方式所进行的审美活动及其结果的现象。[1]张前认为:“音乐美学是以研究音乐艺术的美学规律为宗旨的一门基础性的理论学科。”[2]赵宋光认为:“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立美审美实践普遍规律与总体目的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3]王宁一认为:“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音乐立美、审美实践普遍规律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4]音乐美学是一门超经验的学科[5],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科。[6]以上学者对于音乐美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还是一致承认音乐美学具有理性学科的性质。正因为如此,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音乐学家威廉•奥斯丁(William W. Austin 1920-2000)认为:“音乐美学至今仍然是德语国家的擅长领域。英语世界关心音乐的思想家(以及具有思想或没有思想的音乐家)都受益于德语的哲学传统。”[7]萧友梅说:“音乐是美学是推理的音乐理论”。[8]如果我们撇开西方音乐美学理论,单看中国音乐美学部分,从《国语》到《左传》到《乐记》,再到后代的各种乐论,都体现出鲜明的理论化倾向。中国的音乐美学是完全形态的理论学科。黑格尔说:“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9]既然如此,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也应该是一部范畴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有哪些范畴,这些范畴构成了一个怎样的体系。[10]这是由我们的学术进程和研究方法所决定的。近百年来的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重要学术问题的辨析、中国音乐美学史的构建三项重要任务,产生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从研究方法上看,中国音乐美学长期停留在一般的专门史研究阶段,还没有进入理论史研究的层面。中国哲学、中国诗学都早已由普通史研究进入到范畴研究。相对而言,中国音乐美学研究明显有些滞后。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列传氏”的音乐美学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从研究中国音乐美学的范畴史入手,去揭示和把握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开创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新局面,加速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中西音乐美学的交流,是当前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迫切要求。一、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意义开展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并非把中国音乐美学史用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写一遍[11],而是以更加深刻的理论,重新审视中国音乐美学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把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前苏联舍斯塔科夫:“美学范畴不仅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而且具有价值意义。”[12]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意义。一、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是揭示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陈列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哪些音乐美学家,有过多少音乐美学的论著和观点,产生了多少命题,而是要揭示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批判地继承传统中国音乐美学的优秀遗产。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思维,音乐美学的存在方式必然是超经验的,甚至是从概念到概念的,中国音乐美学史就是音乐美学范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音乐美学范畴提出、发展、聚合、裂变的历史。我们要对中国音乐美学进行深入地研究,就必然要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是怎样提出的、怎样丰富的、怎样发展的,这些范畴由不完整到完整,由单一到系统,由音乐美学领域到非音乐美学领域,或由非音乐美学领域到音乐美学领域。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知道中国音乐美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才能揭示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规律。二、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是突显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特征的基本途径。中国音乐美学究包括了哪些基本范畴?这些范畴与其他学科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它们是怎样规定了中国音乐美学的基本特征?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13]三、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史,是研究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蒋孔阳先生说:“我国古代最早的文艺理论,主要是乐论。我国古代最早的美学思想,主要是音乐美学思想。”[14]中国音乐美学理论是中国艺术理论的原理论,许多中国艺术理论范畴都是由音乐美学范畴派生出来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在新石器时代,音乐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至今能从出土的陶器上看到大量的乐舞图案。甲骨文和金文当中有大量的乐器的名字,这说明,在殷商时代,音乐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周礼》和《仪礼》中记载了周王朝严密的音乐组织和音乐制度,秦汉以来,又产生和完善了乐府制度,诸子哲学中留下了大量的音乐故事。在文字符号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以前,音乐不仅仅是人们表情达意的手段,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宗教仪式,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中国的礼乐文化,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起来的。[15]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先秦史志、诸子百家大多都参与了讨论。《左传》、《国语》、《诗经》、《尚书•尧典》、《易经》、《仪礼》、《周礼》、《管子•地员》、《墨子•非乐》、《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吕氏春秋•音律》、《吕氏春秋•制乐》中都有音乐理论的记载。这表明,音乐美学理论是中国思维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内在的逻辑性。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研究,能极大地丰富中国理论思维的成果,有助于提高我们整体理论思维能力。四、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概念、范畴,是揭示中国音乐美学特点的重要方法。中国音乐美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与中国音乐美学具有一整套范畴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理论史上,没有产生专门的音乐美学家,但却出现了许多独特的音乐美学范畴。这些范畴,构成了中国音乐美学独特的言说方式,形成了中国音乐美学的独特品格。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其他思想范畴密切相关,甚至很大一部分思想范畴是从音乐美学范畴中转化而来或受到音乐美学范畴的影响,同时,一些其他思想领域的范畴也影响到音乐美学范畴。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发展,可以探索到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脉络;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其他思想范畴的关系,可以弄清楚中国音乐美学的品质。五、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概念、范畴,是实现中西音乐美学思想交流与共享的重要途径。中国音乐美学要实现与外国音乐美学的交流,就必须有自己的言说方式与言说系统。如果没有一套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在中西音乐理论对话中,中国音乐美学将处于失语的境地。中国音乐美学是世界音乐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字文化圈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果能把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在中、日、韩汉字文化圈中作影响研究,或与西方音乐美学范畴作平行研究,将极大地丰富世界音乐美学体系。二、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体系 在漫长的音乐美学发展历程中,到底产生了哪些音乐美学范畴呢?我们暂时以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范畴命题的出处、今译及美学意义》所录100个音乐美学范畴为依据,[16]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整体情况作一个大致分析。中国音乐美学范畴陆续产生自先秦到清代的漫长的历史时期,但时间分布却很不均衡。先秦时代,就产生了48个音乐美学范畴:和;声一无听;新声;修礼以节乐;耳所不及、非钟声也;乐从和,和从平;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省风以作乐;无礼不乐,所由判也;中声,淫声;德音;哀有哭泣,乐有歌舞;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尽美;文之以礼乐;乐则《韶》、舞,放郑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非乐;察国有之所以亡者;今之乐由古之乐也;与民同乐;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五音令人耳聋;大音希声;法天贵真;天籁;心斋;坐忘;无声之中独闻和;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乐者乐也;审一定和;中和;礼乐;以道制欲;美善相乐;乐以道乐;濮上之音;亡国之音;靡靡之乐;悲;乐本于太一;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以适听适则和矣;凡音乐通乎政。产生于汉代的音乐美学范畴有17个:无声之乐;意;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感于物而动,故行于声;乐者,德之华也;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礼外乐内;乐者,天地之和也;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德音之谓乐;发乎情,止乎礼义;中正则雅,多哇则郑;琴德最优;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移情。魏晋时期的音乐美学范畴有7个:声无哀乐;音声有自然之和;躁静者,声之功也;声音以平和为体;音声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近自然。隋唐以下的音乐美学范畴有28个: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水乐;不得其平则鸣;有非象之象,生无际之际;正始之音;此时无声胜有声;唱歌兼唱情;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以自然之为美;有是格便有是调;诉心中之不平;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论其诗不如听其声;人,情种也;以痴情为歌咏,声音而歌咏,声音止矣;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以音之精义而应乎意之深微;求之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声争而媚也者,时也,音淡而会心者,古也;不入歌舞场中,不杂丝竹伴内;必具超逸之品,自发超逸之音;藉琴以明心见性;希声;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则诚淡也;惟其淡也,而和亦至焉矣;丝胜于竹,竹胜于肉……。纵观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发展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先秦时期,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发韧期,出现了大量的礼乐原范畴和学术争论,决定了中国音乐美学的基本框架。第二个时期为汉代,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系统化的时期。《乐记》、《史记•乐论》对先秦时期尚处于自由状态分布的礼乐范畴进行了整合,形成了较为纯粹、系统的礼乐理论体系。第三个时期为魏晋时期,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丰富和转变的时期。嵇康、陶渊明等继先秦诸家之后,对礼乐理论范畴体系中的一些基本命题进行了否定。第四个时期为隋唐以后,是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时期,礼乐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同时,也遭到不平则鸣、发乎情性,由乎自然等范畴的挑战。第五个时期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学界为顺应世界音乐的发展,围绕振兴国乐这一课题而进行的探讨。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现代转换与新生时期。就逻辑结构而言,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感。有的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提出“音乐美学的逻辑起点,也许应当从一个乐音上的乐理(物理)——心理(生理)二重性的分析开始”的理论。[17]从哲学上说,这样的提法是不错的,但从中国音乐美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做二重分析似乎远远不够。因为中国音乐美学涵盖的范围远比二重结构要宽泛得多。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音乐思想包括声、音、乐三层结构。万绳武说:“夫治乐者有三趋,其旨各不同:有乐政焉,有乐理焉,有乐声焉。奏文乱武,康乐和亲,出之以征诛,入之以揖让,此乐之政也。王者习之,以兴天下,乐之属于治术者。聆音察理,以物和声,正之以宫商,继之以律吕,此乐之理也。儒者习之,以永后世,乐之属于学术者。调丝弄竹,悦性陶情,托声调之抑扬,写胸襟之郁鬯,此乐之声也。技者习之,以鸣一时,乐之属于艺术者。”[18]据我们的观察,中国音乐美学包括“感觉与感知(声)——序化与象征(音)——礼乐制度(乐yuè)——价值认同(乐lè)”四层结构。《乐记》中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即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是音乐的基本手段和材料,《乐记》说:“声者,乐之象也”。声具有物理属性,是中国音乐范畴空间的第一层。《乐记》中说:“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又说:“声成文,谓之音”。“变成方”、“声成文”,都是文之以礼乐的意思,是将自然音响序化、体系化、象征化,并用金、石、丝、竹等乐器表现出来。这个音,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感叹和摹拟了,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生活的印记。音是中国音乐范畴空间的第二层。《乐记》中说:“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说:“乐者,所以象德也”,“德音之谓乐”。可见,这个乐不同于我们今天在音乐厅里听到的音乐。音乐厅里的音乐,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是一种审美关系。《论语•阳货》中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已经超出审判关系的范围,抽象为一种政治伦理关系,这就是礼乐制度。乐(yuè)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空间的第三层。《礼记•乐记》中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这个乐(lè),与孔子所言的“回也不改其乐”之“乐”相同,都表示对儒家礼乐制度的价值认同。乐(lè)是中国音乐思想的第四个层次。《尚书•虞书•舜典》说舜曾“同律、度、量、衡。”《周礼•春官宗伯》说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左传•文公六年》中记载:“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这说明,律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音乐技术的指标,而是中国古代整个社会政治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们可以说,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标准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乐》乐所立,故长于和。”和是中国音乐美学的宇宙哲学。它广泛辐射到中国音乐美学各个层次。“声一无听”,各种不同的音响要相互调和,这是物理音响之和。“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国语•周语下》) “审一定和”。(《荀子•乐论》)这是器乐之和。“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国语•周语下》)这是政治之和。“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国语•周语下》)“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吕氏春秋•大乐》)人与神、器物与制度、观念与哲学合而为一,构成了浑然一体的宇宙哲学模式。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这样层层构建起来的。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无数的理论家前赴后继地参与了这一体系的构建,这是世界音乐美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发展时间很长,范畴也很多,但这些范畴并非游离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聚合两大范畴体系:声、音、乐、和、律、风等系列范畴都是从礼乐这个核心范畴生发开去的;五音令人耳聋、法天贵真、天赖、心斋、坐忘、声无哀乐等系列范畴,基本上是从非乐引申出来的。三、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特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有以六大特点。第一,原范畴在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音乐美学的原范畴基本直都产生于先秦时代,汉代对儒家的礼乐范畴体系进行了系统化,奠定了礼乐范畴体系的大局。魏晋时代,嵇康等人又对道家的音乐美学范畴进行了系统地思辨,奠定了道家音乐美学的框架。绝大多数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都是在先秦时期建立起来的,后代基本上没有产生多少新的范畴。这些原范畴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内涵和外延发生了许多变化。如风,在孔子以前与孔子以后就有不同的含义。范畴含义的不确定性给范畴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第二,反映音响结构方面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发展缓慢。反映音响结构方面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自秦以来,就没有多大发展,这与日益发展的中国音乐很不相符,是中国音乐理论构建方面的天然缺陷。第三,反映音乐社会功能方面的范畴特别发达。自汉以来,几乎历代正史的礼乐志都要就音乐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第四,大部分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缺乏独立的理论品格,很多范畴都围绕某一中心范畴,构成一个范畴群,集中反映某一方面的音乐问题。如在“礼乐”这一范畴的周围,就有礼乐教化之功、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教等一大批范畴。构成了一个小小的范畴群。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音乐美学的范畴体系是由一个一个的范畴群构建的。第五、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范畴相互重叠。如和,是一个音乐美学范畴,又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范畴。“乐者,乐也”这样的范畴,既谈音乐、又讲体制,最后归于人情,既是乐理、又是伦理,还是心理。礼乐这一范畴本身就是由礼制和乐制两个范畴合并而成。第六、相对于音乐审美经验而言,中国音乐美学理论体系一直占据强势地位,这对中国古代的音乐创作造成了重大影响。由于过分注重音乐的政教功能,音乐家在创作主流作品的时候,十分注意音乐的调性和标题。因此,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音乐创作史中,纯粹声音陈述式的音乐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都是只有歌词,没有乐谱,甚至还有六首只有标题没有歌词的笙诗。这说明,标题的意义要大于音响本身。四、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的资料与方法我们做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就是要从史源上弄清楚中国音乐美学中的主要范畴的提出,原始含义及其发展、演进过程;从逻辑结构上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群的结构和层次以及其逻辑关系,揭示中国音乐美学的逻辑特征。做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最大的资料缺失是中国古代的音响作品留下来的并不多,古时的音乐没有办法听到,古人遗留下来的珍稀的曲谱资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第一类资源。就理论形态的资料而言,历代正史、通史、典制中多有记载,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二类资源。历代官私书目中保留了当时一部音乐文献的信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进行考辩,大略可以多掌握一些当时音乐理论发展的情况,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三类资源。《全上古三国魏晋南北朝文》、《先秦汉魏六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文》、《全宋诗》以及《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唐会要》、《唐六典》等书志中有一些音乐理论材料,这是我们研究的第四类资源。文学、绘画、雕刻、出土文物中的相关记载以及其形式,是我们研究的第五类资源。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广泛蒐集原始资料之外,还有一些方法。第一,作品分析法。正如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aus,1928-1989)所言:“音乐美学这门学科常常遭到质疑:它似乎仅仅是思辨,远离其真正的对象,更多是出于哲学观念的启发而不是真正的音乐经验。”[19]要将对中国古代音乐的思辨与音乐经验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二、坚持细读批评与整体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既弄清楚音乐美学范畴的文本含义,又注意到范畴的普遍联系。第三、坚持借鉴传统国学的精华,广泛采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注疏学、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的已有成果,决不强作解会。第四、历史参证法。任何中国音乐美学范畴都不仅仅只是范畴本身,必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我们在阐释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时候,不能抛开这一背景。如新乐与古乐之争,就只可能产生在后《诗经》时代与前乐府时代之间。乐府至秦初到汉武帝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广收并蓄的专门音乐机构,此后的古乐与新乐之争,就没有多大意义。第五、学说参证法。任何音乐美学范畴的提出,都与一定的学术背景相关。非乐与礼乐的争论、声无哀乐论与声有哀乐论的争论,既是音乐美学上的争论,又是不同学说之间的争论。离开学派而论学问,是十分片面的。第六、理论构建法。我们要把一人的理论、一时的理论与一个学派的理论有效联系起来,把单个的范畴与其所在的范畴群联系起来,构建起中国音乐美学的完整体系。第七,史料学方法。坚持用史料学的方法,追溯中国音乐范畴的史源,挖掘音乐范畴的原创意义;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中国音乐理论史料,将史料置于时间历程中进行研究,以探讨音乐美学范畴的演变历程。有显性的史料,有隐性的史料,显性的史料,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对隐性的文史料,我们可从目录学和考据学中进行索引。如果只运用显性的文献,我们把作的研究只停留在现代的层面,如果能尽可能利用隐性的史料,则可以很好的把握当时的音乐美学情况。由此看来,建立一门中国音乐美学史料学,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基础工作。第八、纵横比较法。中国古代的音响资料在正式文献中看不到了,但我们可以用民间音乐进行参照。这个研究方法可以参照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有些音响资料,在国内看不到了,可以用日本、韩国等汉字文化圈中的宗教音乐进行比照。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参照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影响研究。同时,也可以将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中的某一个范畴群与西方音乐美学范畴作平行比较,这样,能更清楚地把握中国音乐美学的特征。此外,作为一门不算十分成熟的学科,完全可以借鉴其他更成熟的学科的发展经验,如哲学范畴研究、文学范畴研究等。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研究,是一个十分宏大的工程,需要许多学者作长期的努力。可以先研究若干个中国音乐美学核心范畴的重要含义,再研究这些核心范畴周边的范畴群,然后研究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最后融入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美学思想当中。
我国古代文学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历史悠长,光彩夺目,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形象和故事,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不断学习、探索、挖掘的富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王兆鹏;江汉论坛2006-05-1545
2、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王水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2037
摘要: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王兆鹏;文学遗产2006-03-1547
关于三国的人物形象分析,的确研究的已经比较普遍,但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写,比如,三国的人物形象和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在写法上的比较。关于这一点,金圣叹已经说过,是因文运事和以文生事的区别,可以以这个为切入点详加论证。应该是个比较好的题目。下面我就为大家说推荐一些关于古代小说 论文 的参考题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徐渭《四声猿》的悲剧色彩 2.由三言二拍看明代的重商思想 3.由张岱小品文看晚明文人的心态 4.《聊斋志异》反映的女性意识 5.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婚恋模式 6.试论魏晋志怪小说的结构特点 7.《任氏传》中任氏形象的创造性 8.比较霍小玉与李娃形象 9. 璩 秀秀形象试析 10.试谈杜十娘形象(可与其他妓=形象做比较研究) 11.试谈《二拍》小说《青楼市探人踪》的情节艺术 12.《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思想价值 13.《三言》中具有反抗性的妇女群像 14.比较类似于《薛仁贵》和《琵琶记》这样的创作 15.《牡丹亭》的创新出奇之处 16.由《十二楼》看李渔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 17.刘基与柳宗元寓言之比较 18.谈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关系 19.李渔小说的艺术特点 20.比较魏晋志怪与《聊斋》中的狐仙形象 21.李翠莲形象分析 22.尤三姐形象与李瓶儿形象的比较 23.近二十年研究综述 24.《清波杂志》的文学思想 25.《鹤林玉露》的文学思想 26.某代唐诗选集研究 27.鸿门宴场面描写的深刻涵义 28.李广形象塑造过程中的缺陷描写 29.李斯的历史功过及人品优劣 30.《史记》个性化语言举例 31.《史记》叙事中的史笔和文笔 32.薄命司的象征意义 33.试论李纨性格二重性的意义 34.谈梦游太虚幻境的梦幻描写 35.海棠诗社与桃花诗社的不同 36.《红楼梦》个性化语言举例 37.王熙凤形象与潘金莲形象的比较 38.《水浒传》小人物分析 39.《史记》创作上的科学性 40.陶渊明的生命与酒 41.王维山水诗的情感模式 42.谢灵运思想构成的复杂性 43.宋代文学对道统观的背离 44.清代女诗人创作面面观 45.唐代五言六句古体诗研究 46.晚唐五代诗人研究
中国是一个古代文学发展相当兴盛的国度,对于古代文学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我国对于古代文学的重视程度,造就了古代文学教学的高要求,不仅仅要求学生们能够掌握到足够的古代文学知识,还要有足够的文学素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思想
一、温故而知新
在孔子的名言中,我想大家都应该对“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很熟悉,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分析和理解,首先,温故而知新中的“故”通“古”,也就是暗指过去的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等;“新”也就是指今,通俗地讲就是指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孔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他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过去的文化知识,更要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知识,这种文化要求来自各个方面。孔子在《季氏》中还提到了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更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矜么;说得言语,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大家请教;将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到。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们要善于创新。创新就是做别人所没有做的,想别人所没有想的。孔子曾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无所作为,但实际上他对我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编写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和《春秋》,都是非常宝贵的著作,为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学而优则仕
孔子一直认为学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的这种观点也在《子路》中这样写道:“一言可以兴邦。”他曾在《阳货》中这样写道“: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句话也就是说言为心声,知言才能知人心。这些都充分地说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孔子编制的六经适合所有的人群,在六经中他教人们去学习,教人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发现与思考,教导人们要学会孝顺父母,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充分地去思考,去领悟其中的真理。为当时的朝廷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那么对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点来进行阐述和理解。
(一)孔子倡导言语上的温文尔雅
孔子的这种观点在《左传》中也进行了特别概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的意思是,言语如果没有文采,那么它就流传不远。这也就充分表明讲话要有所讲究,要讲究方法。他还曾在《颜渊》中这样说过:“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文采和内容同样重要,这就好比豹子和狗羊去掉了身上的花纹和色彩之后的毛,这两类皮革的价值就发生了变化。这些语句都证明了一点,孔子在教育弟子,要求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要讲究方法,讲究文雅。在《论语》的书中充分地体现出了孔子与弟子们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表现为各种形式,哪怕人物的形态也表现得极为生动形象,也正说明孔子要求其弟子在讲话的时候要讲究艺术、发挥文采。
(二)孔子倡导诚信
在《宪问》一书中,孔子曾这样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从这句话中也充分地说出了言和德之间的重要关系。孔子一生一直在倡导“仁”、“礼”,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的主张和他所倡导的精神所在。在一整部《论语》中,涉及到“仁”字的就有58章,其中“仁”字就有百余处,从这些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极其重视。这也道出了孔子在教育思想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仁”,要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仁”的来之不易和其重要性。
(三)孔子倡导德才兼备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愤”则启,“悱”则发。朱熹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之开意“;发”,未达其辞。孔子曾在《子张》中这样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孔子一心想要从政,所以他就大力倡导他的弟子们在学成之后要从政。这句话也就是说,做了官的人,除了尽力干好本职的工作外,还须不断地学习,没有做官的人,首先要进行学习,在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之后再做官。这句话也道出了孔子所倡导的学习和仕途是分不开的思想。
三、孔子倡导循循善诱
孔子是我国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倡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每个人的优势和劣势,再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从循循善诱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因材施教
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对不同情况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曾在《雍也》一书中这样说:“中人以上,可以悟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说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给他讲授高深的知识;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难于理解的知识传授给他。
(二)兴趣先行
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孔子强调学生必须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也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知道的人赶不上喜好的人,喜好的人追赶不上乐于实行的人。孔子通过对他的弟子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促进他的学生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地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努力培养自己学习知识的强烈兴趣,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
(三)多听多看
《雍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不轻易下判断;要存疑,把有疑问的地方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能少犯错误;要多看,有危险的事情要回避,有把握的事情就去做,这样就不会后悔。多闻多见,是把话说好、把事做好的一条基本途径。在《论语》一书中,也曾反复地提到过这些道理,也充分地说明了其中所蕴含道理的重要性和哲理性。我自小对古典文学很挚爱,十年的寒窗苦读,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也再一次呈现在了我们莘莘学子的面前,但我仍感觉只是学了点皮毛,可否建议我们的教学多从古代文学中吸收蕴含在其中的教育思想,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并积极将其投入教学实践中来,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自身的修养,同时也有利于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李少雍文学遗产1996-03-2031
2、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乔以钢天津社会科学1988-03-0130
摘要:每一次实践教学完成之后,要进行总结和反思,要看实践目的、教学目的是否完全实现,要看各个环节是否顺利,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以便于进一步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实践的水平,从而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
宋代的朱熹说:“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答吕子约》)清代的王夫之也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尚书引义》)意思就是“离开行必然不能获得真知。”“知”是“行”的结果,对“行”具有指导作用,但必须回到“行”中才能得到检验和提高,“行”是“知”的源泉,“知”“行”合一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古代文学教学之所以教学效果不理想,主要就是没有做到“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本表现就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教书轻育人,学生的发展与所学内容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联系。近些年来,尽管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开始普遍重视实践教学,强调教学的实践性,对于技能性、技术性课程而言,实践教学不在话下,但是像古代文学这样的人文类课程如何开展实践教学,充分发挥课程的实践性,论者大多语与不详。要使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比较清晰,具有可操作性,真正对古代文学教学起到促进作用,还必须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考察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以及古代文学课程实践的情况,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有观察实践、阅读实践、赏析实践、表达实践、教学实践以及人文实践等六大环节。这些环节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古代文学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一是观察实践。观察是人类最为基础的学习方式,那些具有突出才能的人都是观察能力特别强的人。高职院校古代文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是要善于观察,向他人学习。
古代文学的观察实践主要有以下一些:一是教师课堂上的授课,这种授课具有榜样示范作用,如何学习古代文学,怎样分析作家作品,如何将思维的成果用语言表达出来等等,如果是学习的有心人,完全可以从教师的言行当中受到很大的教育;二是聆听讲座,无论是本系教师、本校教师还是外校专家的讲座,必定是讲者关于某个主题的研究或者整理的成果,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讲者的学识、水平,而且还能从中窥见讲者的研究方法、表达方式、分析方法等等,不清楚的地方还能与讲者面对面近距离地对话与交流;三是影视观摩,这里观摩的影视都是由古代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视最大的特点是可视性、形象性,可以让学生短时间内形象地接触到部分古代文学作品,但是影视本身已经包含了编剧、导演的理解,学生在观摩时更多的也是在接受一种现成的结论,不利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四是教学观摩,教学观摩既可以是把中小学教师请到高校做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公开课,也可以是学生到中小学去具体观摩教师的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主要是观察教师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如何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处理教学突发事件,如何有效使用教学语言等等。无论何种观察实践,教师事先都要教会学生观察的方法,讲清观察的角度,怎样得出观察的结论,如何利用观察的结果等等。第二是阅读实践。阅读是古代文学学习的重要方式,如果连作品内容都不甚了了,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都是在做无用功,更不要说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了。阅读是古代汉语所学内容的实践,也是自己多年所学习的阅读方法的实践。
就古代文学而言,阅读实践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浅层阅读,追求读通、读懂,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的意思要弄清楚,整个作品是什么意思,表达的是什么主题,使用的是什么表达方式要大致知道;二是中层阅读,追求对作品反复阅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要引导学生读“情”悟“理”,“涵咏体会”,体验感悟作者的思想情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获得情感上的升华;三是深层阅读,是在对作品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入“化”的境界,获得思想智慧的启迪,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感染,得到语言表达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借鉴,成为自身文学素质的组成部分。对于经典作品,不仅能够达到读懂、理解,更重要地是要能够背诵,做到张口即诵。第三是赏析实践,主要就是鉴赏分析,鉴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是对文艺理论的具体运用。古代文学中优秀作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对作品的鉴赏就是要发现和甄别古代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思想美、情操美、人格美、语言美、艺术美等,而这些美存在于栩栩如生的形象、情景交融的意境、健康向上的情趣、优美动人的形式之中[1]。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帮助学生逐步掌握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建立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识别标准,引领学生去发现美、表现美和创造美。分析和鉴赏密不可分,鉴赏的过程也是分析的过程,赏析实践不仅要对作品本省进行鉴赏,还要联系作品出现的年代与作者的身世背景、创作理想和创作风格对其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进一步的欣赏美文,陶冶性情,抚慰心灵,善待人生。第四是表达实践。观察、阅读是信息的输入过程,表达是信息的输出过程。表达实践分为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实践。口头表达实践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故事复述、师生问答、课堂讨论、专题辩论、读书报告会等。
故事复述主要是培养学生抓住故事要点的能力和学生当众说话的能力,这种实践形式在教学中应用时间长(小学已经开始),在大学教学中不常用。师生问答是最为基本的口头表达实践,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要能正确回答,或者给出合乎情理地分析,再进一步,学生能够在师生问答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并且在教师的帮助下主动寻求问题的答案;课堂讨论一般都是分小组进行,有两种形式:临时小组讨论和正式小组讨论,临时小组讨论就是根据教师或学生提出的问题,临时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然后每小组推荐代表报告讨论结果;而正式小组讨论是事先就布置讨论的问题,划分好学生小组,由小组推选出小组长,在小组长的组织下进行资料查阅,课下组织讨论,上课由小组代表报告讨论结果。专题辩论主要根据教学需要设定,先根据辩题把全班分成正反双方,由学生自己准备材料,推选主持人一名,推荐正反辩手各四名,按辩论赛的组织程序组织辩论,组织专题辩论可以引导学生查找资料,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敏性和团结协作意识。读书报告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定向读书报告会,由教师事先公布阅读篇目,规定好时间,由学生向全班汇报读书心得;一种是非定向读书报告会,由学生自行确定阅读篇目,并在约定的时间向全班汇报读书心得。这两种读书报告会的参与人员最为广泛,报告人既可以事先确定,也可以临时确定。书面表达实践有两种类型:一是研究论文,包括专题论文、学期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二是创作尝试,包括诗词创作尝试,小说创作尝试,剧本创作尝试。
专题小论文一般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安排,如讲《三国演义》,要求学生写统计报告:第一,统计曹操的笑、刘备的哭,写出具体回目、事件过程;第二,叙述西蜀“五虎上将”的一生事迹,写出具体回目、主要事件;第三,统计三国主要战事的谋略、得失关键。第五是教学实践,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语文教育专业培养的基本目标是基础教育所需要的教育者,教学能力就是合格师范生必备的能力,教学实践是一种综合实践,它基本上可以包括以上所有的实践。教学实践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试讲;二是试教;三是实习。试讲中,学生面对的是自己大学的老师和同学,这种教学带有模拟性质,主要是实战前的演练,其目的是让老师和同学帮助即将实习的学生在出校门前进一步地查漏补缺。试教就是尝试教学,是在真实教学环境中的教学尝试。实习生到了实习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跟班听课,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就需要走上讲台,在真实的教育环境中将自己所有学习和掌握的古代文学的教学技能技巧进行展示和练习。实习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实习生经过指导老师的引领,慢慢地自己逐渐熟悉了各种技能技巧,而且开始得心应手地加以应用。第六是人文素质实践。人文素质的核心是思想道德素质、情感素质、心理素质。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人文素质因素,我们通过阅读实践、赏析实践,已经能够与正确地理解这些素质,并且能够对这些素质进行恰当的分析,也能把这些素质正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即使学生在这个层面上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人文素质没有与学生本人发生联系,没有对学生有所影响。
思想道德素质要求我们讲文明、讲道德,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情感素质要求我们心中有爱,爱国家、爱人民、爱家人、爱环境,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心理素质要求我们积极进取、珍惜时间、善于计划和安排人生,正确地面对人生不利的局面和人生逆境,知足常乐,时刻保持健康和快乐的心态。这些都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人们的为人处世的具体细节之中。其实,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身处人文素质的实践活动当中,关键是要将相关的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的学习与学习者本人以及当下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感同身受,不断地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切实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以上这些实践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直观接触、现场感悟、开展表述,培养学生运用课堂上所学的文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让学生自己动手尝试理论分析与作品鉴赏的互动。”
而且这些实践活动大多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截然分开的,我们这里将其分开,纯粹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古代文学教学在开展这些实践活动的时候一是要考虑实践的整体性,要做到通盘考虑,合理安排,比如各个实践环节开展的形式、开展的次数都要考虑进来;二是要注意实践的层次性,这是由不同层次的学生决定的,要注意因材施教,不同水平的学生安排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所进步,有所发展;三是每一次实践教学完成之后,要进行总结和反思,要看实践目的、教学目的是否完全实现,要看各个环节是否顺利,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以便于进一步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实践的水平,从而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吴承学文学评论1994-01-1543
古代文学不仅成就了一代代文人雅士,也缔造了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史;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历代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乃至普通人还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营养,提高社会文明的步伐,提高个人的修养。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一) 1. 浅论《史记》的游侠精神 2. 论乌江流域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 3. 论乌江流域竹枝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 4. 论乌江流域古代贬谪文人的诗歌创作 5. 论乌江流域民间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 6. 乌江流域历代碑刻文学艺术价值略论 7. 论王维山水诗田园的诗情与画意的交融 8. 论李白诗歌与道家精神的关系 9. 杜甫夔州行迹及诗歌创作考论 10. 负重生活下的自我寻求——从杜甫诗歌看其性格 11. 杜甫成都诗与夔州诗的差异比较 12. 试论李清照的词学观及其创作 13. 浅谈苏辛词风之异同 14. 论苏轼的出世和入世 15. 论高适诗歌深沉悲凉的风格特色及其成因 16. 试论杜诗中的“哭”字诗 17. 试探陆游的“梅”情结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二) 1. 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缺失性体验 2. 杜牧、李商隐咏史诗比较 3. 论李商隐诗歌创作中的内转倾向 4. 论宋元时期的李商隐研究 5. 论李贺诗歌的神秘美及其成因 6. 论禅修队苏轼词境的影响 7. 论宋元明清时期黄庭坚诗歌的传播 8. 苏轼、黄庭坚诗歌艺术特征比较 9. 论黄庭坚诗歌对杜甫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10. 论通俗小说的历史发展轨迹 11. 论《金瓶梅》中的民俗描写 12. 论李贽对明后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13. 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研究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三) 1. 从乌台诗案探苏轼政治悲剧的根源 2. 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朦胧意境 3. 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比较 4. 论李白诗歌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5. 李白、李贺浪漫主义诗歌比较研究 6. 论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因素 7. 论李白的咏侠诗 8. 李白、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诗风比较 9. 李白和杜甫对诗歌创作的贡献与影响比较研究 10. 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及其演变 11. 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探源 12. 论尚侠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13. 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歌创作及其审美观照 14. 论杜甫咏怀咏史诗的超前意识和批判精神 15. 论杜甫人文精神的构成要素 16. 论杜甫的律师成就 17. 论白居易的闲适精神及其思想根源 18. 论李商隐咏史诗对杜甫咏史诗的突破创新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2.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 3.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4.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5.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范文
1.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华北平原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十辑,1990年。2.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3.应用彩红外航片研究城市历史地理--以九江、芜湖、安庆三座沿江城市的文化景观演化与河道变迁关系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4.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和形态的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四辑,1993年。5.记英国伦敦所见四幅清代绘本北京城市地图,《国学研究》第二辑,1994年。6.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几点看法,《北大史学》第二辑,1994年。7.中、西封建社会城市形态的比较研究,《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1998年。8.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保护与误区,《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9.老北京城地域结构启示录(中法学术系列讲座报告),《法国汉学》第七辑,中华书局,2002年。10.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唐代的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11.清末《云南省城图》与昆明城市建设发展史,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城市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12.明清时期地方城市形态试析,载《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496—536页。13.中国城市形制演变历史阶段之考察,载台湾大学《城市与设计学报》,第[一]十七期,2007年3月,页2—75。14.忆古道今——北京城市历史演变和传统文化风貌,载武晓峰主编《人文日新——清华文新论坛演讲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页162—186。15. 甘、青地区考察所见古城址初识,载《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页527~556。 1.赤河考——关于宋代黄河下游河道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2.论中国古代陂塘水利工程湮废的原因,《中国农史》1986年第三期。3.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4.英国境内的古罗马哈德里安长城遗迹及其维护,《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5.历史上欧洲地域的界定,《欧洲的分与合》,1999年。6.迈向21世纪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第21—29页。7.历史时期农牧业接壤地区的交通、聚落与文化互动,《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8.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西大学学报编辑部,第30卷第2期,页1~6,2007年3月。9.古地图上的治河保运工程与淮安——兼倡议淮安市建立古地图与运河工程博物馆,载《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页48--66。10.偶然抑或必然——运河中的地理因素,载《华夏地理》2009年第3期,2009年,页68—69。 1.欧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图的调查与研究,《国学研究》第三辑,1995年。2.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兼论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布与影响,台湾东吴大学《东吴历史学报》第四期,台北,1998年。3.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舆图,《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2000年。4.古地图和中国城市形态变迁史,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历史地理》——中国文化中心讲座系列,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2年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城市遗址与布局图组的编纂——兼谈历史地图与读史地图之别,《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6.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舆图特藏,《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7.地图与档案,载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7月,页170~182。8.(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清代舆图的初步整理与认识,载台湾,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五卷第一期,2007年,页151—178。9.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一)——中国王朝时代舆图的绘制与收存,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2期。10.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二)——中国古旧地图的流传与收藏,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3期,第8—13页。11.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三)——古地图的利用,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4期,第8—10页。12.黄、运河工水利舆图及其科学价值,载《水利学报》第39卷第8期,2008年,页947—954。13.古地图史料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载《中国名城》2008年第2期,扬州:《中国名城》杂志社,2008年,页37—39。14.中国传统河工水利舆图初探,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794—818页。15.古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徐少华主编、晏昌贵副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474--482页。16. 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载广州市规划局、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1月,第80~87页。17. 中国古地图的调查与地图学史领域的国际汉学交流,载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一期),中华书局,2010年3月,第145~207页。18. 记16—18世纪中西方舆图传递之二三事,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第466~481页。19. 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载刘迎胜主编、杨晓春副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丛书2,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12月,页164~184。 1.La Formation de reseaux urbains dans la Chine du XI siecle,translated by Christian Lamouroux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TOME 82, Paris, 1995.2.Survey and Study of pre-1900 Chinese Maps seen in Europe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 Edited by Luis Saraiva, CMAF-UL 2001, Lisboa, Dec. 2001, pp. 23-44. ISBN:972-95229-3-63.Father Matteo Ripa and the Complete Map of the Empire in the Emperor Kangxi Era: Disseminating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maps in Europe since the 16th Century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LA MISSIONE CATTOLICA IN CINA TRA I SECOLI XVIII-XIX,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Atti del Colloquio Internazionale Napoli, 11-12 febbraio 1997.A cura di Michele Fatica e Francesco D'Arelli, Napoli, 1999, pp.123-134.4.Geographical Space on the Chinese History Studies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vol.10,pp.213-226, Dakeu, Korea, 20005.Survey and Study of pre-1900 Chinese Maps seen in Europe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 Edited by Luis Saraiva, CMAF-UL 2001, Lisboa, Dec. 2001, pp. 23-44. ISBN:972-95229-3-6Published by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ISBN:981-256-078-56. Chinese map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Portolan, Journal of the Washington Map Society, Number 62, Spring 2005, pp. 37-44.(该文刊载在美国华盛顿地图学会杂志)7.The Chinese maps drawn by Korean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In Memory of the Late Dr. Chan Lee,Journal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16, no.1 (Series No.22) April 30, 2004. pp.343--3478.Coastal Space and Coastal Maps in the Chinese History,The Perception of Maritime Spa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urces,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2,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Angela Schottenhammer and Roderich Ptak,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06,pp.155—176.9.中国古地図の再会——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図の整理と考察,载藤井譲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编《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语る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第410—424页。10. Research Trends of Urban History in China,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No. 3 (2008) Published by The Toyo Bunko, pp. 1-23.11.近世以後における中国都市形态史研究,森部豊訳,载『都市と环境の歴史学 第2集特集 国际シンム东アジアの都市史と环境史——新しい世界へ』,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3月。
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分类: 教育/学业/考试 >> 学习教材 问题描述: 我希望大家能多为我提供一些有关邸报的论文资料著作网站等,万分感谢!!!! 解析: 唐代的进奏院状报 到了唐朝,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空前繁荣强大的一个朝代。它采取了一种与前朝不同的行政制度——藩镇制度。我们在中学历史中已经学到,藩镇割据的形势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藩镇的办事代表“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立自己的办事机构,叫做“邸”,后来又改叫做“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这里的负责人也就叫做“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他们的工作是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 *** 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其中,我们注意到,由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们,为地方长官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而传抄的报告,已经不同于以往的诏书性质的文件,诏书是有强制性的行政公文,而这些报告,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仅仅是提供了信息,因此它是一种专门用来传递新闻的渠道。而“邸”或“进奏院”这样的机构,也就成为藩镇首领们设在首都的、了解朝廷和全国情况的信息中心。只是这些报告在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有称“进奏院状报”的,也有称“状报”或“报状”的,还有称“留邸状报”的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如果唐代确实存在“进奏院状报”的话,那么它将是我国最早的报纸。 现在,我们需要证明的就是,唐代确实有“进奏院状报”。有两种途径:一是需要在古籍中找到关于这种形态的报纸存在的确切记载,或者是找到“进奏院状报”的实物来证明。恰巧,这两方面的证据我们都已经找到了。 (1)先说史料的记载。 在唐人的著作和有关唐代的史籍中,已出现“新闻”、“编辑”等名词,至于“报”、“状”、“条报”、“杂报”等词语,更是频繁使用。在有些著作中还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叫孙樵的人在自己的著作《经纬集》中的一篇文章《读“开元杂报”》。 孙樵,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弟子,生活在公元八百多年的唐朝中后期,曾作过中上级的 *** 官员。 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作于公元851年,这一年,他在科举考试中中了进士,从自己的家乡——襄汉(也就是今天的湖北)一带,来到皇都长安,在长安亲眼看到了“进奏院状报”之后,回想起自己在家乡曾经见到的出自开元年间(713-741)的报纸,所作的一篇文章。(见附录) 在这篇文章中,孙樵生动地描绘了开元杂报的有关情况,使我们研究我国最早的报纸产生情况的宝贵资料。 在文章中,关于《开元杂报》的外观提了两点:一,“数十幅书”,也就是几十张未加装订的单页书面材料。二,“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也就是按日记事,没头没尾,各页之间互不衔接。 关于它的内容,文章中举了几个例子:“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等等,孙樵后来拿《开元录》核对了一下,“条条可复”,也就是说都可以得到印证。(《开元录》是关于唐朝开元年间的编年史,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们从其他的史书中仍然可以验证,《开元杂报》的内容确实是发生在开元年间的政治事件。) 孙樵还把他在襄汉间看到的《开元杂报》与后来在长安看到的“条报朝廷事者”相类比,可见它们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它的存在,为唐代中期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进奏院状报”提供了一个证明。 我们把它和现在的报纸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孙樵所看到的“数十幅书”,在当时并没有正式名称,“开元杂报”只是孙樵随意给它加的一个称呼。它没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头,是否印刷,现在也还没有定论,但是它肯定是经过复制的多份“条报于外者”的,而且,内容纪录的是最近发生的新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我国的早期报纸。这也就证明了我国在唐代就出现了官方发布、抄录、传播新闻的做法,时间可以追溯到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中引述的史实的上限,也就是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开元杂报》的原件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后人根据孙樵的记载作了一份复制品。(见附录) (2)现存的唐代报纸——“敦煌进奏院状” 我们说,孙樵的《读“开元杂报”》虽然从史实上为我国唐代报纸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开元杂报”却并不存在了,这不得不使人遗憾。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先后发现了两份唐朝进奏院状报的原件,再次为我国古代报纸的产生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两份报纸分别保存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时期,有驻地在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州的,因为沙州在今敦煌地区,这两份进奏院状又都曾长期封存于敦煌莫高窟,属于敦煌文物,所以被称为“敦煌进奏院状”。(见方汉奇通史54页图) 从两者的内容看,并不是朝廷公文所载的,而是进奏院官员收集、归纳的,具有新闻报道的性质,因此,它和开元杂报一样,也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4、我国早期报纸的形态 从以上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我国早期报纸的特征: 内容:进奏院下发的这些报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皇帝的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等等朝廷的政事活动。 发行:这些报状是不定期地由首都向地方传发的,它的主要读者是各地的藩镇长官。 版式:这些报状无报头、无固定名称,有的称为“进奏院状”,有的称为“邸吏状”,有的称为“报状”或“状报”等等。不分栏,只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纪录。 新闻来源:它所提供的信息,有不少是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的,有的则是他们所获得的朝廷动态消息中筛选出来的。 所有这些特征,我们用先前给出的“报纸”的定义来衡量一下,就可以看出,我国早期的报纸并不符合报纸所具有的全部特征,只能说,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但正是这种原始状态的报纸,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新闻传播渠道的主导。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情况。 三、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 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宋朝时的发达、明朝时的独立、清朝时的完备。下面我们就依次来看一下它的发展轨迹。 1、发达的宋朝报纸 我国早期的报纸,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在封建 *** 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发行的官报:邸报。负责发行邸报的机构是进奏院。 (1)邸报 邸报,只是从宋朝开始的,对封建官报的最经常最习惯使用的一种称呼。宋朝的报纸和唐朝一样,也没有固定的名称,邸报是其中一种。 宋朝建立之初,对唐朝的进奏院进行了整顿,我们知道,唐朝的进奏院是由各地方藩镇首领建立的,他们各自为政,各进奏院的官员们只负责摘录各自的长官所需要的信息。这种状况到宋代有了质变。宋朝在这些分散的进奏院之上建立了一个都进奏院,对各进奏院的活动实行统一管理,其中负责信息采集和传报工作的进奏官或邸吏,由封建中央 *** 统一领导。 这样一来,原来由各个地方诸州的进奏院自行开展的对稿件的采集、编辑、整理、审定等新闻信息传递的工作,就逐步由中枢部门接管,只是在发报环节上,仍由各地的进奏院和进奏官们负责。因此,和唐代的进奏院状比起来,宋代的邸报具有更多的报纸的特征和封建官报的色彩。 首先,它已经不像唐代进奏院那样,只是一种由派驻首都的进奏官向自己的上级藩镇长官报告新闻的新闻信,而是一种在封建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按照一定制度,一式多份地发往诸路州郡,向地方传报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级官报。 第二,它的读者已经不像唐代进奏院那样,只限于少数藩镇长官,而是逐渐扩展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 第三,它已经完全从官文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信息量逐渐加大,新闻的时效性也有所加强。 第四,它是定期连续发行的。发行的周期,各时期不太一样,从每日、每五日到每月,都有过。 不过,虽然邸报比起进奏院状报来显示出更多的进步性,但是邸报和进奏院状报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事物,他们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即都是封建官报。这一点大家要引起注意。 宋朝邸报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皇帝的诏旨、皇帝的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章奏、战报、刑罚等。 为了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宋代开始注意到对邸报的传发工作进行管理。其中,严令规定了不许刊登的一些不利于统治的内容,比如说灾异、军情、朝廷机事(也就是皇帝认为容易引起反对和非议的一些事情)、还有未经批转公布的臣僚章疏,这些内容一般都是不允许报道的。为此,宋代还实行了“定本”制度,“定本”,指的是经官方审定的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不得超出这个范围。 (2)小报 另外,宋朝之所以被称为我国古代报纸的发达时期,原因不仅仅在于邸报有了质的发展,还在于,在宋朝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古代报纸——小报。说到小报,我们一定会想起“小道消息”这个词,它和我们正常的信息来源相对,是一种非官方的说法。有时候,小道消息比正规的消息来得早,有时候,小道消息传播了正规渠道不传播、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又是迫切想知道的新闻。 “小报”记载的也是非官方发布的消息,它是我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民间报纸。由于这种报纸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官报所不载的和官方禁止发表的文件和新闻,满足了他们对朝廷人事变动和政事活动消息的需求,成为邸报的重要补充。而且,可以说,小报是比邸报更为先进的报纸。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仍从报纸本身的特征来看。 首先,小报的内容较为丰富,可读性较高。大家翻回去看一下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邸报,它的内容很局限,无非是皇帝的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这些正常的朝廷政事。而小报比起邸报来,内容则广泛的多,有进奏官提供的邸报没有报道的事情,也有从朝廷泄露出来的和报探大街上窃听到的,等等,内容多,来源广,人们读小报的积极性大大超过读邸报。 其次,小报传播迅速、时效性较强。由于小报不用审查,因此小报往往比邸报传播的早,而且快。 另外,小报的读者面也更广,不仅是官员、士 《邸报》是我国在世界上发行最早,时间最久的报纸。它创办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在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作“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这就是《邸报》产生的背景。自汉、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报》的名称虽屡有改变,但发行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其性质和内容也没有多大变动。 随着造纸的发明和发展,东汉年间,我国用植物纤维造了纸,《邸报》已用纸来抄写,从而使《邸报》得到进一步发展,更便于发行和传递。到了唐代,由于驿道的改善,《邸报》的传送就更快了。唐玄宗时(公元713年到755年)《邸报》又称《开元杂报》,采用雕版印刷。记载着某日京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等等,已成全国新闻刊物了。到了宋朝《邸报》的发行时间趋向固定,明代设立专门出《邸报》的通政司,专门管理《邸报》的出版发行。 到了明末崇祯年间,《邸报》从手抄或木刻印刷改为活字印刷,规模也就更大了。 清朝时代《邸报》发行量更多了,后来改名为《京报》,成为广大官吏、学者、甚至平民都能阅读的报纸了。 《邸报》或《京报》一直出版到1917年清朝皇帝退位,才停止了刊行。 《邸报》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从上面情况可以得到证实。西方有不少有认为最早的报纸是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在公元前59年所创建的《每日纪闻》,这是一种传递紧急军情的官报,但是这种报纸的寿命不长,不久就停办了。就办报年代而言,我国的《邸报》出现在西汉初年公元前二世纪左右,比罗马帝国的《每日纪闻》大约要早一个世纪。
关键词:;报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4-0099-04 >从中国第一位报学研究者戈公振先生开始至今,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载。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的,一个角度侧重于从唐代报纸本身的考证入手,探讨古代报纸的起源、形态、名称等具体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方汉奇、姚福申、张国刚等,他们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直至80年代,先后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另一个角度重在研究唐代新闻传播的全貌。以李彬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传播学理论的渗透下,把研究领域拓宽到唐代传播活动的各个层面,甚至开始了唐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文将以这两个研究角度为线索对各家观点进行综述。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及形态 >(一)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讨 >1.古代报纸源于何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古代报纸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古代报纸究竟出现于何时,新闻史学家说法不一,有说、汉朝说、唐代说。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关于“邸报”起源的论断,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研究者,也影响了国外的学者。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由于珍贵史料的发现,及学者们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分析,促使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大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人们对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究大都聚焦在了唐代。1982年方汉奇先生的《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以坚实的功力、翔实的考证和完善的论述,提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应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之报纸的论点”,表明“中国开始有邸报的时间,不会晚于唐代”。黄卓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指出:“根据目前能够发现的史料,说明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也明确的指出“邸报”产生于晚唐。 >唐代近300年间,古代报纸具体出现在哪一时段?不同学者对此问题也存在着分歧。唐人孙樵《经纬集》卷三的《读开元杂报》对研究唐代报纸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是“对原始形态的报纸叙述得最详细和最具体的”,据此认为中国原始形态的报纸始于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杨立新《中国古代报纸起始于何时(淳化阁帖)中的“状”和“状报”考》称“我国有史可考的古代报纸出现的时间上限,可追溯到年间,即公元627-649年,比《开元杂报》约提前了100年。”圈方汉奇先生把唐归义军“进奏院状”考证为最早的古代报纸,他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时间就是唐僖宗年间,即公元873-888年。 >在唐代说成为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热点时,2004年,陈力丹先生在《当代传播》发表《发现“府报”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800年》,文章以张涛对我国西北居延、敦煌一带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多年考证、研究为依据,把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再次提前到西汉。其实张涛于1998年撰写的《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报纸》一文就曾引起学术界的兴趣,2001年他在《论西汉“木简报”》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国古代成制度的官方新闻传播,起始时期不应再是较晚的唐代,而应定位在较早的西汉,即提前约1300年”。 >以上研究者在佐证报纸起源时,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力图寻找“第一份”报纸,用报纸实物的“铁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是从已发现的文字史料的名称、文书的性质方面着手,加上从古代文献中考证“报”、“报状”、“杂报”、“条报”,以至于“邸报”等词出现的时间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与上述研究方法不同,李彬提出:“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指认最早的一份邸报,不如先辨别出邸报起源处那一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低沉的嗡嗡声’,辨别出与之连带的历史条件和文明背景。”他把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更多的从孕育新闻传播的社会土壤来考察。于是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虽说正式的邸报源于唐代说目前恐怕还难于成立,但我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创生却可以‘歼元杂报’为标志。无论从历史科学还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它都昭示着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彰显着一种从混沌到清朗的转折。” >2.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探讨。在古代报纸起源的研究中,“进奏院状”的性质是学术界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简单说来,这一争论就是:“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 >1982年方汉奇先生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中说:“我的看法是,唐代已经有邸报,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就是当时的邸报。”并在《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中得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已经具有一定的报纸的作用,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的结论。这一具有冲击力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对“进奏院状”为“邸报”之始这一观点,张国刚先生以《“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一文拉开了质疑的序幕。他认为“进奏院状”不是“报纸”,而是“文书”。1986年6月,在《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一文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唐代进奏院状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从实物还是记载,都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官府公文,与报纸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江向东也持有近似的观点,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是进奏官向藩镇长官发送的一份报告,“根本找不出其他证据说明这种报告已经发展成一种超出官文书范畴的文献类型”。 >1988年吴廷俊发表《从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件看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对“进奏院状”的性质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具有情报性质,因为它“只对个人抄送,以藩镇个人为唯一读者,并且带有相当的机密性”。李彬则认为:“将状报视为报纸和将状报视为公文,都有失偏颇。深究起来,双方其实在强调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状报脱胎于官文书一脉,因遗传关系而明显地带有公文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传递信息、报道‘新闻’的关系,状报又具备‘新闻纸’的若干内在性质,显示出某种报业萌芽的苗头。”他认为唐代进奏院状报在新闻传播史上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新闻信。针对李彬的观点,颐提出“无论是进奏院状或邸吏状之类,都不能与十五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那种通过向专人订购的方式交流商业、航海等信息的新闻信相比,前者属 *** 内部文报系统活动,后者是
面向社会的信息交流。”对唐进奏院状的性质,他不同意李彬的观点,他认为“从内容(通报与职守相关的情况)和活动形式(主要报送上级)看,它距官文书很近而去新闻信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