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和（730年(庚午年)～810年？），字子同，初名龟龄，汉族，婺州（今浙江金华）人，自号“烟波钓徒”，又号“玄真子”。唐代著名道士、词人和诗人。十六岁参加科举，以明经擢第，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唐肃宗赐名为“志和”。因事获罪贬南浦尉，不久赦还。自此看破红尘，浪迹江湖，隐居祁门赤山镇。其兄张鹤龄担心他遁世不归，在越州（今绍兴市）城东筑茅屋让他居住。史载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一人，张志和让他们结婚，取名渔童和樵青。著有《玄真子》集张志和博学能文，曾经进士及第。其父张游一生在家闲居，他“清真好道”，精通庄列道家思想。张志和从幼受到其父道教文化熏陶，精通道教。事迹张志和因生活在唐帝国从鼎盛跌落中衰的转变期，“安史之乱”对他的思想和处世立身产生消极影响。张志和不过他志不在官，只是守持真元，葆养神气，已有卧在雪地上不怕冷，进入水中不沾湿的功夫。唐肃宗年间，张志和离开了养育他的婺城到京城“游太学”，取得国子学士资格。不久一举明经擢第，此年仅16岁。一个弱冠少年就能向肃宗皇帝献策，可谓少年得志，因张志和才华出众，受肃宗李亨赏识，特加奖掖，任命为待诏翰林，授予左金吾录事参军，肃宗同时还赐名“志和”与他，自此志和即为其名。正当他少年春风，荣宠之际，却不慎因事得罪朝廷，被贬为南浦（今重庆万州）为尉官。虽然被贬时间不长，中途即量移他郡，不久又遇赦回到京城长安，但却在他心灵上留下一道深痕，他似乎看破官场，泯灭仕念。于是趁家亲亡故之机，以奔丧为由请求辞官返金华。其他其兄鹤龄，担心弟弟浪迹湖海，遁世不还，写了一首《渔父歌》召其归来，张志和听从兄长安排，回越居住。他生活简朴，不修边幅。常去水滨河溪效法姜太公无饵垂鱼。如此逍遥隐居生活10年。唐大历9年秋冬，颜真卿偕同门生、弟侄、宾客前来平望驿游览，大家饮酒作词，畅酣淋漓，张志和酒酣耳热，忘乎所以，飘然若仙，他乘兴要为众人表演水上游戏。他将坐席铺在水上，并坐上去，那坐席能在水上漂浮自如，左右来回，有行舟般的声音。霎时间，一群白鹤飞来，围绕着张志和委婉鸣叫，在岸上的人们无一不惊讶的。张志和向颜真卿摆摆手，以示谢意。最后，他与白鹤一起飞上云霄。颜真卿为他撰碑铭说：张志和自沉于水。这就是他的归宿了。编辑本段人物作品张志和的著作一共有三种：《太易》15卷，《玄真子》12卷，今仅存《玄真子》上、中、下3卷，而流传于世的诗词也仅9首。《渔歌子》词牌名，此调最早见于唐朝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后来李珣、孙光宪等词人用过此调。词牌简介《渔歌子》，又名《渔夫》《渔父乐》《渔夫辞》，原唐教坊曲名，后来人们根据它填词，又成为词牌名。入“黄钟宫”。原为单调廿七字，四平韵。中间三言两句，例用对偶。后来此调多用为双调。“子”即“曲”，《渔歌子》即《渔歌曲》。张志和的这首词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优美清新的水乡画卷。
小学古诗词教学的几点思考古诗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瑰宝。古诗词在小学语文教材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何进行古诗词教学，笔者有一些体会。一、 激情导入，激发诗趣1. 朗读导入。朗读不仅能培养人的语感，也能给人带来心灵上的震撼，它是一种心灵与文本的沟通，也是情与诗意的完美交融。如果在上课之初，以美的朗诵开场，首先给学生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学生就会情不自禁地随着诗词的情感波动而心动，随着朗诵语调的抑扬而情涌。学生只有在欣赏和陶醉中才能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朗读内容可以是学过的古诗词，也可以是与要学内容相关的古诗词。描绘春景的，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表达爱国热情的，写花的，写草的，写月的……小学生能吟诵许多首，教者只要引导及时到位，就能收到效果。如教学《江南春》时，可让学生回忆描写春天的诗句，让学生背诵《春晓》，当一首首优美的诗句从学生口中流出，他们也融入春天的美景中了。2. 画面导入。苏轼曾评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教学古诗词时，可以用图画导入新课，增强直观感。小学教材编者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在每首诗篇中都配上一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都能抓住诗中情景，引发学生联想。教学前展示这些插图，让学生从插图中产生学习兴趣，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如古诗《村居》的教学，插图是一幅美丽的春色图，画中孩子们放风筝的天真烂漫情趣尤能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从而引发学诗兴趣，顺利地进入古诗的学习中。3. 诗词导入。即以熟悉的古诗词句导入新篇学习。每位小学生头脑中都储存有一定的古诗词，有些学生在一年级时就能背诵许多古诗句，虽然他们对背诵的古诗词内容并不太理解，但潜意识中总有一种或模糊或粗浅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学习相关篇目时就会不自觉地涌现出来。如在教学张志和《渔歌子》这首词时，请学生背诵胡令能的《小儿垂钓》进行对比，都是讲钓鱼的，但张志和的钓鱼与小儿的钓鱼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同样写钓鱼，风格差异较大，由小儿的天真引出张志和的失意，强烈的落差能引发学生探究的兴趣。4. 故事导入。古诗词虽然来源于生活，但是学生离古诗词作者的生活非常遥远，要想让学生一下子就进入古人的世界是不可能的。而故事导入应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方法，因为没有哪位小学生会抵触新奇有趣的故事。其实只要教师用心，每首古诗词都蕴含一个生动的故事。如果用古诗词的故事导入，就能很快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进去。如《石灰吟》《春晓》《清平乐・村居》等古诗词，或本身就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或在作者的背后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只要给学生充分的预习准备，让他们搜集相关的资料，进行充分的交流，学生说不定就会对新学的诗词有独到的见解，对诗词背景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刻。二、 吟出韵律，吟出深情1. 吟出韵律。押韵好的诗词，读起来铿锵有力，产生一种回环往复的感觉，这就是韵律美。不同的诗词作品，有不同的押韵，会形成不同的气氛，传达出不同的情感。我们朗读诗词，也应将诗词独有的韵律美传达出来。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一般古诗词都有明显的韵味。如《清平乐・村居》中的“草”“媪”“好”，都押“ǎo”韵，读起来顺畅自然。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今许多古诗词已被谱成优美的歌曲，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吟唱。学生在吟唱过程中会产生特别的美感，也在无形中增强了学习兴趣和记忆能力。只要教师善于设计，用心组织，诗词的教学其实也能达到诗情画意般的音乐境界。2. 吟出深情。诗词是一种最适宜朗读的文学形式。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有强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深邃的意境、优美的韵律。因此，我们朗读时，就应该通过丰富的想象，再现诗人词人的感情。诗词是抒情艺术，无论是抒情诗词，还是叙事诗词，甚至哲理诗词，只要是成功的作品，里面必定奔涌着作者澎湃的激情，蕴含着作者的缕缕情思。无论是思念家乡、亲人的《静夜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还是表达朋友情深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别董大》，抑或是托物言志的《石灰吟》《墨梅》等，都深藏丰富的情感。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走进作者心境，把握住作者的情感脉搏，让自己的思想和诗人、词人的思想融为一体。这样，朗读者才能与作者产生共鸣。三、 明白诗理，升华诗意1. 找诗趣。学习散文我们喜欢引导学生找出“文眼”，其实古诗词也有“眼睛”，只要在学习过程中找到它，就能顺利把握情感基调，悟出作者的思想精髓。“眼睛”是诗词的中心，是诗人要表达的“诗理”。“理”其实是和“趣”相连的。有时我们在引导学生进入诗词意境时，会让他们无形中享受到一种乐趣。在诗人营造的趣味中习得其意，进得其境，显得顺畅自然。如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一词，向我们描绘了富有乡村田园气息的情景。词中的一户人家二老融洽，孩子孝顺，老有所养，少有所事。这首词只要细细玩味，我们就会发现“趣味”无穷。“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的亲切与温馨，“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可爱活泼，都融于一个“醉”字中，“醉”字就是“词眼”，字里行间也无不让人感觉到词人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在这样的生活里，有乡村美，也有乡村趣，更有乡村乐。2. 融诗情。诗是以文字体现情感，没有诗人真挚浓烈的感情，就不可能产生动人心弦的诗词。如陆游经过长期战乱流离生活的体验，凝聚起深切的爱国激情，从而写出饱含血泪和期望的《示儿》一诗。又如李白经历了十五个月的流放生活后重获自由，怀着难以自禁的喜悦，写下了《早发白帝城》一诗。再如，李白观赏了阳光照耀下的庐山瀑布凌空直下的壮丽景观，心中勃发出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无限热爱，写下了《望庐山瀑布》一诗。可见诗词歌赋都是作者“情动而辞发”之产物。3. 悟诗理。我国古代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也留下许多至深哲理，让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在吟诵诗词歌赋时不断成长成熟。语文教师必须帮助学生提高对古诗词的感悟力。如叶绍翁《游园不值》中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朱熹《观书有感》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过躬行”。还有，李白《将进酒》中“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这些深含哲理的诗词都是教师教学时必须让学生理解的，学生只有理解了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
论据是议论文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事实论据和事理论据。事实论据指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它包括举事例和列数据两个方面。例如，有一篇发表在报纸上谈教育重要性的文章，为了论证“发展经济，教育先行”的观点，列举了日本战后发展教育事业的一系列确凿的数据，有力地证实了观点的正确性。 理论论据包括经典性著作中的理论，名人名言，党在不同时期的方针、路线、政策，科学上的公理、原理、定义、法则、定律、格言、俗语、成语、谚语，以及尽人所知并为人所工人的最普遍的道理等。选用作论据的理论必须是经过时间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至尽仍有生命力的。经典著作中的理论，如是原文摘引，应避免断章取义；如是原意概括，应该符合原文的基本内容。 在掌握丰富的论据的同时，还要善于选择论据，就是能够选择那些真实典型，确凿可靠，能充分有力地证明论点，使论点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量的论据。一句话，就是选择那些最能符合论点需要、为论点服务的论据。 一、要善于选择论据 1、吻合性原则 即要注意各个材料之间的侧重点，正确把握材料的中心，努力做到与观点的一致。 每一个材料可以用来论证的观点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角度。我们在选择论据时，要把握好材料的中心，弄清它的含义所在。特别是有很多材料，看起来能够用来论证同一观点，可细细体会，发现它们侧重点并不相同，彼此之间其实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必须对掌握的材料进行筛选辨析，区别不同材料所蕴含的要旨的细微差异。例如下面三个材料： ① 爱国诗人陆游，生活在宋王朝遭受外族肢解的时代，他渴望祖国统一，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复兴中原。他在《示儿》诗中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突出地反映了这种爱国思想。 ②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的名句。文天祥被俘后，已降元军的张弘范，一再逼迫他写信招降抗元将领张世杰，文天祥便毅然写了这首诗作了回答，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③ 鲁迅先生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年轻时东渡日本寻找救国的真理，“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表达了誓为中国人民献身的革命精神。 上述三例都引述了人物的诗作，都包含了“爱国”的内容，但是作为论据来说，这三个材料蕴含的主旨是有着细微差别的：例①表明的是渴望光复失地的爱国思想；例②反映的是为民族利益不惜牺牲生命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例③揭示的是立志为国出力、报效祖国的革命献身精神。这种差别从所引的诗句和材料的语言表述中可辨析出来。因此，同样论述爱国的文章，如果提出的论点侧重于渴望收复被侵略者掠夺的国土，应用例①；如果侧重于不怕牺牲、誓死捍卫祖国，应用例②；如果侧重于拯救多难的祖国，将个人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则应用例③。经过筛选辨析，使之最切合论点的需要，才称得上是最恰当的论据。马马虎虎地选来敷衍充数，似乎也在论证“爱国”的论点，实际上论据和论点之间的关系是不贴切、不严密的。 2、新颖性原则 选择论据，自然要挑自己熟悉的；感觉陌生、缺乏把握的，必然难以驾驭。但是“熟悉”不等于陈旧，如果选用的论据都是些尽人皆知的“陈谷子、烂芝麻”，虽然一点也不“陌生”，但是文章也没有一点新鲜感了。所以要选择最恰当的论据，包含了要选择新颖的时代感较强的新鲜材料。论据求新，要注意从时间上、空间上、角度上的求新。 新鲜材料从哪儿来？一是从生活中积累，二是从阅读中积累。例如以下两个例子： （1）现实生活中，仍有许多人不敢冒尖，不敢“木秀于林”，不敢成名成家，取得了一点成绩就“急流勇退”，害怕“枪打出头鸟”。然而知名改革家、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冯根生告诉我，只要稍稍改变一下上述谚语中的条件，结论就两样了。比如，枪打出头鸟，只是指在枪的射程之内，出头的鸟要遭殃，假如鸟飞得再高再远一些，飞出了枪的射程之外，那又奈何得了它什么呢？ （2）一个国家必须有民族自豪感。发掘民族文化中的精华，能唤起这种伟大的感情。李燕杰在《民族之魂》的讲演中曾讲了这样一件事：叱咤风云的法国大军事家拿破仑，被囚禁于圣爱伦岛时，终日读书消遣。有一天他读到了《孙子兵法》，立刻拍案叫绝。进而叹道：“倘若我早日见到这部兵法，我是不会失败的！……” 这两例中的论据都是“听来的”，例①是听谈话，例②是听讲演。作者不愧是生活中的有心人，把听来的材料十分恰当地引进自己的文章作论据：“飞出射程之外”、“拿破仑赞叹《孙子兵法》”，新鲜而又贴切，选择它们来证明论点，不仅有极大的说服力，而且发人深思。 3、分析性原则同学们在写作议论文时，常走入“观点+材料”的误区，认为有了事实，就能自然地证明观点了，其实不然。有了论点和论据，还须进行论证，阐述论点与论证的内在联系，使论点统领论椐，论据支撑论点，这样才能使你的文章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更具说服力。如果缺少论证或论证不充分，文章的论点与论据就油水分离，无法产生使人信服的力量。分析的方法有以下几种：（1）因果分析法：古代有一个穷人，饿得快死了，有人丢给他一碗饭，说：“嗟，来食！”（喂，来吃！）饿人拒绝了“嗟来”的施舍，不吃这碗饭，后来就饿死了。不食嗟来之食这个故事很有名，传说了千百年，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这个味道是不好受的。吃了这碗饭，第二步怎样呢？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了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那位穷人是有骨气的：看你那副脸孔、那个神气，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饭。 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分析饿人不食“嗟来之食”的原因。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是施舍者的态度，吆喝一声“喂，来吃！”，是如此蛮横和冷漠！另一个是施舍的目的，吃他的饭就要乖乖地听命于他，可见其目的之卑劣！这是对饿人人格的极大侮辱，因而饿人“宁可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至此，文章水到渠成亮出了观点：“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极具说服力！这样的分析就是因果分析。我们写作时可以用因果关系复句来表达。关联词语有“因为……所以……”“之所以……是因为……”，或者单用“因为”“所以”“因此”等皆可。如《想和做》中“人类能够这样劳动，能够一面做，一面想，所以文化能够不断进步。”（2）条件分析法：《勤能补拙》：“由此可见，一个天资笨拙的人，只要勤勤恳恳，做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就能变得聪明起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对其条件进行的分析，用的是条件关系复句。其关联词是：只要……就……。我们还可以用“只有……才……”、“无论……都……”等句式来分析条件。（3）假设分析法：《想和做》中有这样一段话：“除了学习功课以外，做种种课外活动，也要把想和做联结起来。例如开会，演说，办壁报，组织班会和学术团体，这些实际的行动，如果光凭一腔热情，埋头苦干，不根据已有的成绩和经验，想想怎样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更有效果，那么结果常常会劳而无功。”这段是从危害的角度来进行假设分析的。关联词语是：如果……那么……，其他句式还有“如果……就……”“假使……那么……”等。（4）对比分析法：《想和做》：“人在劳动中不断地动脑筋，想办法，才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做这件事为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缺点，才渐渐想出节省劳力，提高效率的方法。人类能够这样劳动，能够一面做，一面想，所以文化能够不断进步。要不，今天的人类就只能像几万年以前的人类一样，过着最原始最简单的生活了。”此段是从意义和危害两个方面进行正反分析的。正面用的是因果分析，反面用的是假设分析。由此可见，一段分析可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这样可使分析更全面，更深入，富有思辩性，令人信服！ 4、充分性原则 （1）正反例结合A.如来佛祖抛除私欲，性格沉稳，终修成正果，普渡众生；诸葛孔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终运筹帷幄，功成名就。有了私欲，心中自然无法沉稳下来，遇事则慌，处事则乱。霸王以一己私欲，赶走亚父，气走韩信，终被困垓下，遗憾千古，长使英雄泪满襟。霸王之败，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则必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B.张志和渴求隐逸，而在桃花流水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林黛玉在冷雨敲窗之时倍感寄人篱下的凄凉，便觉秋窗秋雨秋不尽了，风雨却还要助凄凉；刘禹锡心胸开阔，众人悲秋，他却从排云而上的白鹤中品出了诗情，欢歌“秋日胜春朝”……（2）不同时空事例组合文中常用“纵贯历史长河”“古今中外”等字句。也可用现实生活中日常现象作为论据来写以强化论证效果。例：诚信是买东西忘记带钱时，老板仍将货物塞在你手中送你出门时的轻轻一笑。诚信是在一连串失败后，朋友们主动伸出的那一双双温热的手。诚信是为徘徊在路边的陌生人指路后，看到他脸上的粲然一笑。诚信可以是从前百年老店里赊帐的帐单，也可以是今天人们手中的信用卡。（3）详略事例组合二、善于剪裁论据论据又有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之分。我们用得比较多的事实论据，又能从不同角度证明不同论点，所以使用时是需要剪裁的。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议论文事实论据的剪裁方法。 （一）了解同一材料可以多角度立论 请看下面例子思考： 材料：“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曹刿论战》） 讨论：用曹刿和他同乡对话的材料作论据，对材料可作怎样的分析？可以从哪些角度立论？确定什么论点？ 明确：材料中“请见”、“遂见之”是结果；曹刿有才有胆有识有主见和鲁庄公有容人之量国家有民主参政的环境是原因。从曹刿的角度可以确定二个观点：1、关心国家大事，要有强烈的参政意识。2、位卑末敢忘忧国。从鲁庄公及国家的角度可以确定这样的观点：要积极创设民主参政的环境。并请学生阅读例文。 （二）明确剪裁原则 三段例文对材料的表述都有不相同有的突出点，分别是什么？为什么突出这个点而其它则都省略了，为什么要突出这个点而省略其它呢？ 学生思考讨论。 明确：论点一突出“请见”；论点二突出鲁庄公采纳建议；论点三突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根据论证论点的需要截取材料，突出论证论点的有关内容，摒弃无用的材料。这就是剪裁的原则。 （三）探讨剪裁的步骤和方法 从鲁庄公的角度确定一个观点：要积极创设民主参政的环境。 请看例文：关心国家大事，要有强烈的参政意识。 例文： 春秋时代的曹刿是个普通百姓，属于“非肉食者”一类。就是说，他无职无权。但他关心国家命运，在齐国军队来进犯自己的国家之际，他不放心光让那些“肉食者谋之”，于是挺身而出，主动要求“入见”鲁庄公，阐述对怎样打仗的看法。 思考讨论：此例文选取材料与论点的吻合点是什么？这个吻合点在材料中是因还是果？在表述中是如何突出这个点的？ 明确：吻合点是“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是结果。是通过合理扩充内容想象情境来突出的。 再看例文二：要积极创设民主参政的环境。 例文： 曹刿论战是发生在二千多年前的事，那时候，平民百姓要见国君，说句话，参与商量国家大事，似乎还是很容易的。曹刿和他同乡说的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是对鲁国统治者的尖刻的批评，但也没有遭到“穿小鞋’’的打击报复。相反，鲁庄公还诚心诚意地请教曹刿，并按曹刿的正确意见发布军令，确实是很有民主气度的。可见，曹刿能积极参政，发表意见，恐怕不仅仅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才能，还因为当时有一个允许参与的民主环境。如果曹刿贸然找上门去，却被一顿军棍轰出来，也就不会有什么求见论战之事了。 思考讨论：此例文选取材料与论点的吻合点是什么？这个吻合点在材料中是因还是果？在表述中是如何突出这个点的？ 明确：吻合点是“曹刿请见，并能入见。”是因。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扩充来突出这个吻合点的。 再看例文三：位卑末敢忘忧国。 例文：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人应该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政议政，发挥主人翁的精神。我们不能像春秋时代那个曹刿的同乡，面临国家遭受侵犯，却说什么“肉食者谋之，有何间焉”的话。如果抱着让少数人去“忧天下”而自己“何必去参与”的思想，来对待当前的改革和开放，那就丢失了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资格了。 思考讨论：此例文选取材料与论点的吻合点是什么？这个吻合点在材料中是因还是果？在表述中是如何突出这个点的？ 明确：吻合点是“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是结果。通过合理的对比来扩充内容突出吻合点。 上述三例都用曹刿和他同乡对话的材料作论据，但因立论角度不同，文章中论据的表述也不一样，这就是对论据材料的灵活剪裁。那么对论据材料的灵活剪裁又有什么方法呢？ 明确： 1、找准材料与论点的吻合点。 2、通过合理想象和扩充来强化和突出这个吻合点，从而有力地证明论点。 3、对材料中无关的内容大胆舍弃。 （四）实例训练 我们知道了这个方法，就可以通过训练来掌握和巩固这个方法， 练习之一：修改病例。 题目：《谈“伯乐”精神》 论点：奖掖后来者，争当新时代的伯乐。 材料：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原来家里很穷，年过三十还在一个小学里替别人代课。他很爱画画，由于生活所迫，他常常拿自己的作品到街上去卖。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画被著名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发现了，徐悲鸿高度地评价了傅抱石的绘画技巧。后来，徐悲鸿冒雨拜访了他，并且为他申请了留学经费，送他去日本留学深造，他终于成为享誉中外的画家。 病例：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是对人才被埋没的感叹。一匹千里马，无缘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一个人才被无端埋设，能不令人惋惜吗？所以当代领导者应该学做伯乐争做伯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发现人才多举荐人才。 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原来家里很穷，年过三十还在一个小学里替别人代课。他很爱画画，由于生活所迫，他常常拿自己的作品到街上去卖。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画被著名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发现了，徐悲鸿高度地评价了傅抱石的绘画技巧。后来，徐悲鸿冒雨拜访了他，并且为他申请了留学经费，送他去日本留学深造，他终于成为享誉中外的画家。 如果没有徐悲鸿这个伯乐哪有傅抱石这只千里马驰骋于中国当代画坛。 明确： 病因：照抄材料，没有根据证明论点的需要剪裁。 处方：找准徐悲鸿发现人才这个吻合点，进行扩充，对无关内容要略述概述 展示修改后的文段： 著名画家傅抱石因穷困不得不卖画为生。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画被著名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发现了，就像伯乐发现了千里马一样，徐悲鸿眼睛一亮拍案惊呼，高度地评价了傅抱石的绘画技巧。后来，徐悲鸿冒雨拜访了他，并且为他申请了留学经费，送他去日本留学深造，这只千里马终于找到了纵横驰骋的疆场，找到了建功立业大好时机。成为享誉中外的画家。 练习之二：用孔乙己的故事作材料论证“坚持未必胜利”的观点。 展示例文： 坚持未必胜利 君不见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青灯黄卷，寒窗苦读，口疮舌茧，兀兀穷年，每日诵习“之乎者也”，沥尽心血地坚持科举考试，然而科举考试并没有垂青于他，“结果半个秀才也没有捞着”，穷困潦倒，“断腿”而死，他失败了，败得很惨！真是“科场末捷身先死，长使后人泪满襟”！个中原因，不难明白：人生目标错误，即便坚持到海枯石烂，也必然胜利无望。 练习之三：请以《曹刿论战》和《邹忌讽齐王纳谏》作论据写一篇议论文。 观点：说也要讲究方法。 要求：运用议论文事实论据剪裁方法对材料进行剪裁。字数800左右。 练习之四： 瑞典女足是“业余队” 只为荣誉没有奖金 据新华社电：主要由业余选手组成的瑞典队负于德国队，获得第四届女足世界杯亚军。不过，即使瑞典队夺得冠军，她们也不会拿到分文奖金，她们为国家队踢球“只为荣誉”。 瑞典队除了10号永贝里之外，清一色都是业余足球选手。她们有各自不同的谋生职业，足球只是她们共同的爱好。5号本特森是包裹邮递员，她每天下班之后才能参加国家队的训练，6号队长莫斯特罗姆是学历最高的队员，这位金融学硕士是瑞典一家银行的分析师。 近日，本特森告诉记者：“瑞典足协只是把我们组织在一起来比赛，没钱给我们发奖金。我很喜欢踢球，为国家队踢球只为荣誉。” 18号队员弗里达告诉记者，她们全家都喜欢足球，她从4岁开始跟父母学踢球，已经有超过20年的球龄。整个瑞典队只有永贝里靠足球吃饭，她每月可以从足协那里领取大约500美元的津贴。 （1）爱好（兴趣）可以创造奇迹 范例：一只获得世界杯亚军的队伍，球员居然都是业余的，第四届女子世界杯瑞典队勇夺银牌，战果骄人，但其队中除10号永贝里之外，清一色是业余球员，各有职业，如五号本森特是包裹邮递员，6号队长则是一家银行的分析师，她们只能在下班之后参与国家队的训练，但她们共同一点就是“足球是他们的至爱“，是兴趣将她们聚集在绿茵场上，并以业余队的身份勇夺亚军，由此看来，一个人的兴趣可以创造奇迹。 分析：本论点应强调——（1）业余，（2）困难，（3）巨大成功 强调了（1）（2）才说明（3）的巨大意义，才说明兴趣之力量 （2） 荣誉 一只夺取了世界杯亚军的队伍，队员们竟然没有分文经济上的收益，勇夺本届女足世界杯亚瑞典女足，除10号永贝里可以从足协每月领取区区500美元，其他队员分文全无，那么她们图个啥？太傻了吧！还是5号球员本森特一语道破天机：为国家队踢球只为荣誉，荣誉高于一切。 练习之五：（根据不同观点来处理下面一则材料） 贝利从小家境贫寒，买不起足球，就用塑料盒，汽水瓶，椰子壳等练习，有一天，一个足球教练发现他很有天赋，就送给他一个足球，后来又对贝利进行专业训练，经过努力，贝利终于成为一代球王。 （1）逆境出人才 一提起贝利无人不知，可有谁知道鼎鼎有名的贝利小时候家境贫寒，竟然买不起他心爱的足球，只能用塑料盒，汽水瓶，椰子壳来当成足球来进行练习，对球王贝利来说，逆境不但没有消蚀其斗志，反而成为激励他奋斗的动力，看来，只要心中有了目标和动力，逆境就是人才成长之摇篮。 （2）有伯乐才会有千里马 球王贝利从小家境贫寒，尽管他爱足球，但连心爱的足球都买不起，只能用塑料盒，汽水瓶，椰子壳等来代替，后来，多亏一位教练无意中发现了小球王的天分，送给他足球，指点他，最终对他进行专门培训，终于将他造就成一代球王，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假如不是有了教练这个伯乐，也许贝利这匹千里马，也只能骈死于槽枥之间了。
关于张姓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 一问题的提出我们班许多人姓张，他们都说几百年前是一家。姓氏是值得研究的，于是我就对关于张姓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研究报告。二。调查方法 1．上网浏览了解张姓的来源和历史名人。 2．了解张姓人口分布情况。 3．搜集张姓的名人故事，并作出结论。 张姓的来源 关于张姓的最早源地，由黄帝直接传下来的挥这一支，最初源于现今的太原。太原，是中国张氏的源地，也是中华民族张氏望族所在地。到了周代的韩国和晋国之后，由于加入新的系源，张姓的源地也发展至多处，当时的韩国，“其得望者十二”，前已引袁桷之说，此处不再。当时的晋国，成为张氏望族的有““清河、南阳、吴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阳、犍为、沛国、梁国、中山、汲郡、河内、高平十四望”。韩、晋国中改姓为张姓者，虽晚于挥之后裔，但却后来居上，繁衍很广。在张氏姓源中，也有少数民族加入的成分。这是到了汉代之后，由于刘汉的强盛，一部分少数民族改姓为刘，也有一小部分少数民族改姓为张。 还有许多的名人如张仪、张苍、张禹、张敏、张温、张四知…… 张姓的分布情况：大体上都有分支始祖及迁徙原因。河东张氏，出自晋司空张华裔孙吒子，自范阳徙居河东张氏；始兴《今广东韶关市东南莲花岭下）张氏，亦出自晋司空张华之后，随晋南迁，至君政，因官居于韶州曲江；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张氏，出自东汉司空张皓少子纲，东汉时任广陵太守；吴郡（今江苏苏州市）张氏，出自张嵩第四子睦，东汉时任蜀郡太守，始居吴郡。 四。结论 在历史的长河中张姓人才辈出。有高宗宰相张文的儿子张锡，有明治家张居正。有西汉谋士张骞……我们为张姓祖先创造的辉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我国源远流长出自黄帝之后挥。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黄帝少昊青阳氏弟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由此可知，曾经是重要武器弓的发明者挥，其后有以张为姓氏的。是为河北张氏。出自黄帝姬姓的后代，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晋国有大夫解张，字张侯，其子孙以字命氏，也称张氏。又载，张氏世仕晋，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后，除部分留在原地外，大部分随着三国迁都而迁移。是为山西、河北、河南之张氏。出自赐姓或他姓、他族改姓。世居云南的南蛮酋长龙佑那，于三国时被蜀相诸葛亮赐姓张，以后其子孙便以张为氏。魏国大将张辽本姓聂，后改为张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改姓张氏的。 张姓目前是中国第三的，据统计张氏有9450万人。
张姓的起源，可以推溯到远古传说时代。挥，其后有以张为姓氏的。4、据公安部统计人口最多的姓氏是张排第三，有8750.2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83％古代:中国道教创始宗师（张天师）张道陵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武术宗师 张三丰三国时期最著名的将领之 张飞 张辽 张颌 张任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 张说 张九龄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生之一 张仲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者之一 张仲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辩士之一 张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谋士之一 张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女之一 张丽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丞相之一 张居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阴谋家之一 张角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张衡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官之一 张骞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 张旭（草圣）梁山好汉 浪里白条—张顺梁山好汉 菜园子—张青明教教主他爹—张翠山明教教主—张无忌张作霖 张自忠 张之洞 张云逸 张朝阳 张艺谋 张东健 张娜拉 张又赫 张治中 张春桥 张爱玲 张大千 张燊悦 张艾嘉 张柏芝 张德豪 张德兰 张凤凤 张镐哲 张国荣 张含韵 张学友 张洪量 张惠春 张惠妹 张家辉 张敬轩 张可颐 张可芝 张克帆 张丽瑾 张立基 张萌萌 张明敏 张清芳 张琼瑶 张桑悦 张善为 张伟文 张卫健 张文森 张信哲 张玉华 张元蒂 张震岳 张振富 张振宇 张志家 张智成 张智霖 张智尧 张曼玉 张靓颖张雨生 张国立 张铁霖 张丰毅 张瑶 张也 张茵 张宇 张杰 张俊 张蔷 张行其实还有,古往今来的张姓名人，数不胜数。有人统计，张姓中共出了63位宰相，56位将帅.张姓起源▲关于“张”字张是一个象形字，整个样子像一个张弓欲射之人张，繁体字作眼，由弓和长左右相合而成，张姓人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姓氏时，都说成“弯弓张”，可见他们是十分看重其姓氏构件中的“弓”的。从文字学上来看，“弓”对于“张”字实在也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张字，但金文及石刻文中却有很多，其写法也各不相同。这些张字虽然写法各异，但却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与弓、矢、长，尤其是与弓分不开，可以说没有弓就没有张。从字形的演变来看，张最早是弓与矢的联合体。弓矢是自然而然联用的，有弓就必然会有矢，不必再强调，因此后来矢就渐渐退出，而让位于长，最后稳定为长弓的联合体。长弓则表示这弓比一般的弓还要厉害，更有威力。张字的意义很多，新版的《汉语大字典》计有21个义项，一般的字典皆作十余种，如夸张、张开、强、盛、张贴、看、望、扩大、布置等等，但这大多是后人引申而来的，最早的字书所记义项不多。《说文解字》说：“张，施弓弦也。从弓，长声。”《广雅·释诂三》：“张，施也。”另外还有一层意思，见于《周礼·秋官》：“罗取鸟兽曰张。”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汉明帝水平七年》中“劳勤张捕，非优恤之本也”时也说：“张，设也，设为机阱，以伺鸟兽曰张。”▲张姓来源主要有三：一、出自黄帝之后，挥为始祖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这支张氏是由黄帝直接传下来的，最早发源于尹城国的青阳，目口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祠附近，其后望族也出于这一带。张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它起源于遥远的传说时代。据说张姓的始祖名“挥”，他是黄帝的孙子(一说是黄帝的儿子)，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发明了弓箭和网罟 (gu)。弓箭和网罟作为当时的新的生产工具，使人们可以猎取更多的鸟兽，捕捞更多的鱼虾，又能够减少猛兽对自身的伤害。挥所在的氏族部落世代以生产弓箭和网罟为业，于是他的后裔就以“张”作为自己的姓氏。张姓公认的血缘亲祖黄帝是远古传说时代华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以德经天地，以仁，信治天下，选贤任能，严惩顽凶，开创了一个歌舞升平的盛世。据《帝王世纪》记载，黄帝由其母有峤氏女附宝感电而生。“(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后人据此推演出两种传说。一种传说是：黄帝降生于天帝下凡之际，那时正是神农氏时代，神农的舅舅有个儿子名叫少典，他是有熊国(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内)的国君。当时少典族正与有峤氏族互通婚姻。于是少典便娶有（虫乔）氏的女儿附宝为妻。有一天，少典和附宝扛着木耜去田间种地，正走着，天空突然暗淡下来，顿时星斗满天，和晚上一模一样。这时，附宝抬头仰视，只见上空有一道闪闪发亮的电光像蛇一样不时绕着北斗七星旋转，刹那间，四野罩上了一层浓郁的青光。不一会，附宝只觉得腹部有什么东西猛地一动，吓得她大喊大叫，等少典急忙回头询问时，她却说没有什么。打那以后，附宝便怀孕了。自怀孕那天起，经过24个月，也就是在第三年的一天，附宝在新郑西北的轩辕之丘(一说在山东曲阜)，生下一个男孩。由于出生在轩辕，所以便给这个孩子起名为轩辕。传说轩辕刚生下来就会说话，非常精灵。还在孩提时代，他看见人们在树上构筑房子，便说：“把房子建筑在树上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如果盖地上不是更好吗?”不久，神农氏闻知黄帝这种见解，大不以为然。于是，黄帝便在地上盖了一间房屋让他看，神农氏这才信服了。另有一种传说：附宝与少典成亲后不久，便迁徙到山东曲阜的寿丘。在一个初冬的夜晚，附宝独自一人来到郊外散步，她仰望星空，思念故土之情油然而生，忽然间，天空出现一道银白色的闪电，只见那闪电绕着北斗星中的枢星转了几圈，然后迅速地由天及地，很快消失了。这时，大吃一惊的附宝顿然感到身上有奇特的感觉。不一会，她才意识到自己受雷电感应而怀孕了。此后，经过24个月，于第三年冬季的一天，在寿丘生下黄帝。刚出生的黄帝，额骨隆起，形状像太阳，而且面部有龙的相貌，其手足也似龙爪龙趾。更奇异的是，黄帝有四张脸，传说这样黄帝可以随时随地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观察、了解一切情况，以更好地相机行事。黄帝刚出生就咿呀说话，不久就会走路了。他十岁左右离开寿丘，到处拜师学艺，遍访名山大川。黄帝生活在原始氏族公社时代，当时中国大地的社会结构表现为氏族——由若干氏族组成的部落——由若干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各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常常发生战争，黄帝开始还只是姬姓部落的首领，在长期的征战中，他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最终完成了对其他各部落的统治，坐上了部落联盟盟主的宝座。对炎帝、蚩尤与刑天的战争是黄帝通向盟主道路上的三个里程碑。据文献记载，黄、炎二帝本是同胞兄弟，《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峤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新书·益壤》说：“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当黄帝成为姬姓部落首领并开始兴盛强大之时，炎帝部落已步入虚弱衰微之路，各氏族之间相互征讨，暴虐百姓，而炎帝则无力平息战乱，保护臣民，于是黄帝遂起而教民习用干戈，以征残暴。结果，各氏族都前来朝拜并归服于黄帝。炎帝乃迁居涿鹿(在河北涿鹿，一说在山西运城)，但仍然大行无道，史称“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逸周书史记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帝再次“振德修兵”，决定与炎帝在涿鹿进行决战。据文献记载，黄帝所率以熊、罴、狼、豹、躯、虎等为图腾的各氏族部落联军挥舞着用（周鸟）、鹃、鹰、鸢等羽毛制作的战旗，向涿鹿猛烈进攻，炎帝则退到城东一里的阪泉。经过血战，黄帝方“诛炎帝而兼其他”，于是“天下乃治”。战败的炎帝部落被迫向南方和东方转移，与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犬牙交错，渐趋融合。黄炎战争的胜利确立了黄帝对原属炎帝势力范围的黄河中游地区的领导权，使他登上了中原各部落联盟盟主(有称“中央天帝”者)的地位。当黄炎之战结束，黄帝刚登上中央天帝地位之时，居住在黄河下游(即今山东及江苏北部一带)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就率众西进涿鹿城下，向新盟主提出了挑战。九黎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部族，他们英勇善战，以蚩(一种毛虫)尤(同蚍，即人腹中的长虫)为图腾。到黄帝时代，该部族出了一个有名的首领，人们就将其称作蚩尤。蚩尤通晓天道，精明强干，长于战事，史书中也把他描绘成超乎凡人的神明，说他人身牛蹄，四日六手，鬓发如剑戟，头上长角。不仅如此，他还有“兄弟八十一人，并铜头、铁额、食沙石”，武猛异常。凭着强大的武力，蚩尤不断向四邻扩张，大有与黄帝分庭抗礼之势。其时黄河中游一个以榆罔为首领的部落在受到蚩尤侵扰后，遂向黄帝求援，于是就引发了黄帝与蚩尤的涿鹿大战。此次大战对黄帝来说极为艰难，所谓“流血百里”，“九战九不胜”，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在经过炎帝、蚩尤之战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以后，黄帝把寻求治邦安民之道建立在遍访天下贤明之士的基础上。为此，他不辞艰辛，连续奔波，走王屋而受丹经，越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上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人金谷而咨滑子，论导养而质玄素二女，精推步而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岐伯、雷公，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兽之辞。(《抱朴子》)足迹所及，“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黄帝的巡游，一方面扩大了黄帝族的声威与影响，从而使黄帝的势力范围日益拓展，《轩辕黄帝传》所说：“帝所理天下，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东及蟠木。”另一方面使黄帝游历之处的外族人民受到深深的感化，他们在黄帝仁义之德的感召下，纷纷前来向黄帝族朝贡，首先是诸北、儋耳之国来向黄帝族贡献礼物，接着南夷族乘白鹿献上美酒，后来四方之外族人都不断地前来朝贡。外人朝贡进一步加强了黄帝族与其他族的友好往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就为黄帝族和其他族的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巡游天下，了解各地情况，获得养民安邦之道之后，黄帝遂提出并开始实施自己的治世方略。黄帝一生娶有四个妻室，她们是嫘祖、方雷氏、彤鱼氏、嫫母。据《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路史·疏仡纪·黄帝》等文献记载，嫘祖又作（亻累）祖，西陵氏女，为黄帝正妃。她发明了养蚕缫丝之术，并教人以丝织帛，做成衣服暖身遮羞。次妃方雷氏、彤鱼氏皆贤淑。嫫母相貌很丑，但贤而有德，因没有名字，出嫁前人皆呼为丑女。黄帝认为“属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貌)虽恶何伤”(《吕氏春秋》)，故娶为妻室，封号嫫母。关于黄帝的子孙，文献记载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唯青阳与夷鼓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藏、任、荀、僖、姑、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史记·五帝本纪》、《世本》、《大戴礼记》等书，与此大体一致。与《国语》、《史记》等书所云不同，《山海经》说：“黄帝生禺（豹-勺+虎），禺貌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貌处东海，是为海神。“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禺番，是始为舟。禺番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狄。”黄帝一共有25子却是历来所公认的。25人虽是伺父之子，却有不同的姓，仅就得姓的14人来说，又分为12姓，这说明他们是嫁出之夫，各自以他们所嫁的氏族的姓氏为姓氏。至于“同姓者二人”，是指他们同时嫁给一个氏族。据《路史·国名记》记载，黄帝子孙所封之国有陈、昌、张、资、寇、郦、瞿等，凡七十，其分布地域遍布今全国各地。这些黄帝子孙的进一步繁衍则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假若说他们并非黄帝子孙，或者说历史文献记载有所依附的话，那么，他们也当是黄帝这一“中央天帝”统领下的各部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都自称自己是“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黄帝逝世后，葬于桥山。桥山隶属的郡县在何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在今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墓既是号称“天下第一墓”的中华民族始祖之墓，也是我们将要在下面介绍的张姓家族的血缘亲祖之墓。张挥是张姓的得姓始祖，但张挥与黄帝的关系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张挥是黄帝之子，另一说则认为他是黄帝之子少昊青阳氏之子，即张挥为黄帝之孙。《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姓氏急就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有关姓氏学的史籍记载虽稍有出入，但都主张挥为黄帝之孙说，其称：张氏出自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造弓矢，实张罗以取禽兽，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后世张氏后裔所修张姓族谱、张姓家谱多有沿用此说者。清乾隆甲寅重修裕裔堂版《张氏家谱》卷三《受姓渊源考》云：“张氏出自黄帝轩辕氏，生少昊金天氏，又号青阳氏，第五子挥始制矢，官为弓正，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持张挥黄帝之子说的有《广韵》(下平声十阳)、马《绎史》等，张氏后裔所修张姓家谱也有很多赞同此说。中国人姓氏之得皆有渊源，而且遵循一定的原则。姓氏命名的原则概括起来有以国、邑、乡、亭为据的，有以人之名、字、出生秩序、官、官名、爵、爵系、国符、技、事、谥、谥氏、邑系、邑谥、族、族系等等为据的。张姓始祖挥之得姓亦基于上述原则。尽管在张挥是黄帝之子还是黄帝之孙这一问题上，古文献记载各持一端，但具体到张挥本人的情况，则无大的分歧，都承认其制弓矢、官弓正、祀弧星这一基本事实。然则，细心的读者还会从我们前引文献中发现，记张挥之得姓，有“观弧制矢，赐姓张氏”，“始制弓矢，官为弓正，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和“性长弓矢，善张纲罗，世袭其职，因赐姓曰张”等微小区别。据此，我们可以说挥之得姓为张，是以技即职业为姓，也可以说是以官为姓，或者记作以职官为姓。春秋时由周文王的姬姓后裔所建的晋国有大夫解张，字张侯，其子孙以字命氏，也称张氏。始祖张挥传21世，历数百年，大概到商代初期，出了张嵩，字仲山，任御驾将军，后封为济国公。他生有张亮、张奉、张文、张进四子。这些仅见于世系而不见于古文献。再传30代至51世祖张仲，字忠嗣。他与尹吉甫共同辅佐周宣王中兴周王朝。生有张象、张宜二子。据史籍记载，张仲生活在周王朝实行共和行政的前后。当时周厉王因大行无道而被国人推翻，逃出王宫，朝中大臣就公推共和伯代行天子之职。共和元年(前841)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14年之后，周厉王病死于彘(今山西霍县)，共和伯请太子姬靖即位，史称周宣王。周宣王依靠一批大臣，重振国势，征伐戎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历史上被称作“宣王中兴”。张仲之后，张姓先民有很多人载人史籍。如《左传》在成公二年(前589)记有手和臂肘被箭穿连，仍奋力推车，冲向敌阵的张侯。昭公二十一年(前521)有怒杀华多僚的宋国大臣张句。另外，还有张良的先祖张老、张（走翟）、张骼、张抑朔等人，他们籽在下一节中进行介绍。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世卿升立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它标志着中国进入战国时代。这个时期，张姓先民们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如魏国人张仪西走秦国，合纵连横，大展其才能。而楚国则有大臣张旄，曾出奇计让楚王将充当秦国使臣的张仪赶走。齐国有张丐，说服鲁国在齐楚战争中保持中立。但张姓先民主要还是以原晋国属地为其建功立业之所。在赵国，张孟谈策反韩、魏，反击智伯，一举解晋阳之围。魏有张丑力谏，阻止张仪为秦国在魏国开展外交；张倚出使赵国，使赵国在秦魏交战中倾向魏国。韩有张去疾、张谴及张良的祖父张开地、父亲张平等。秦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在那里也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张姓先民——张若。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16年派大将司马错率兵攻占四川，贬蜀王，派张若为蜀国守。上任伊始，他迁移秦民万家人川，实行农垦，发展生产。又与张仪一起共同经营成都，按照秦国都城咸阳之制建有里闾、下仓、市肆、官舍、楼宇等。又设置锦官、盐铁官，发展官府手工业，为增强秦国国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元前285年，秦国废除巴、蜀侯国封号，改设蜀郡治川。张若因功被任命为首任蜀郡郡守。二、少数民族赐姓改姓元朝末年，有一个出生在山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说大兴安岭)的蒙古将领，名叫伯颜帖木儿，他作战英勇，曾率兵多次打败农民起义军。但在一次战役中，败在朱元璋的手下，于是归附明朝。明太祖佩服他的武猛，就赐给他张姓。他的后代一直从军，传至玄孙张晟，官至都督事，进入明代中央最高军事机构的核心领导层。又如鞑靼人(明代对东部蒙古地区的蒙古族人的称呼)哈剌尔敦，英勇善战，被明成祖朱棣赐姓张，改名隆善。永乐七年 (1408)十月，张隆善被任命为北京右军都督签事，也成为一名中央军事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另一个鞑靼人奴儿，是明代一位有名的北方边疆守将，屡立战功，宪宗皇帝朱见成为表彰他的英勇，赐姓张，改名友。成化八年(1472)八月，张友被任命为金吾卫指挥使。明代前朝，有一个女真族(满族人的祖先)人，名叫咎卜，官女真千户，领兵征战，勇猛异常，其事迹传到首都北京，明成祖朱棣非常高兴，赐姓为张，改名志义。永乐八年(1410)张志义被任命为建州卫指挥使，治所在今黑龙江省东宁县东大城子。四年之后，治所移至今跨吉林、辽宁两省的浑江流域。今岫岩县前营乡张氏，本为蒙古族治良匡氏，是清代改姓张氏的。其始祖是元代的马札尔台，他历任武宗、文宗、惠宗三帝，曾任行营都统，陕甘、湖广等省平章，并知枢密院事，官至中书右丞相。二世祖也曾任中书右丞相。元朝灭亡后，其后裔世居长白山麻加乐和忽密拉，大多从事畜牧业，也有人经商巴唐地区。到11世纪继英授德时，正值爱新觉罗氏崛起于东北，于是弃牧从戎，成为努尔哈赤帐下的一员勇将，属镶黄旗。清兵人关，建立统一政权后，治良匡氏迁居盛京(沈阳)。13世祖名叫伯尔格，精通汉文，熟悉汉书，文武双全。乾隆六年(1741)调任岫岩防御使。因为热爱当地秀丽的山川，就奉侍母亲佟氏，携弟吾令吉定居下来。兄弟二人在此繁衍，子孙都改姓张氏。赫舍里氏分布在于都英额、哈达、辉发、长白山、佛阿拉、伯都讷、宪颜等地，在清代有一部分改姓张氏。扎库塔氏分布在瓦尔喀(今苏联东海滨省南部)、扎库塔、松花江、长白山等地，在清代全部改为张姓。扎拉哩氏分布在瓦尔喀、扎库木、赫图阿拉等地，在清代全部改姓为张。，爱义氏分布在爱湖流域一带，在清代全部改为张氏。明洪武元年(1368)，回族人张某任宝庆(湖南邵阳)卫指挥。据《宝庆府志》卷33记载，指挥张氏的先人叫璞罗德，北平三河人。张氏任满之后，即定居武冈车林铺鸡脚塘，依靠屯田百余亩田产为生。今天邵阳市各地的回民，以马、张、苏、海、蔡姓为多，其中的张姓回族人或许就是璞罗德的后裔。唐代初年，在云南洱海地区近百个白蛮部落中，有一个相传从陇西迁来的张姓部落。公元7世纪中期这个部落的首领名叫张氏进求。这时正值乌蛮部的蒙舍龙和他的儿子龙独罗(又作细奴罗、细诺罗)开始扩张势力，建立南诏政权。7世纪70年代，细诺罗势力推进到洱海地区。据文献记载，张氏进求因抵挡不住南诏的攻势，就将自己的部落政权“禅让”给了细诺罗，而细诺罗为了酬谢张氏，就将自己的大儿子罗波海，改姓为张，改名叫张朝凤(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这支蛮人张氏，后来演进为彝族的一部分。清末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各族人民起义的队伍中，有一个叫张兴癸的彝族将领，史称他是南诏王细诺罗之后，他的祖先大概就是改姓张的乌蛮人罗波海(即张朝凤)了。匈奴是古代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它主要活动在秦汉、三国魏晋时代，内有19个部落，其中屠各部等少数几个部才有资格成为最高统治者单于，是匈奴族中的贵族。东汉时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北匈奴则归附汉室。三国曹魏时期，在今山西汾阳地区设置西河郡，安置南匈奴左部，—即匈奴族屠各部，历史上把他们叫做西河胡或屠各胡。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屠各胡张XX”“西河胡张XX”的记载，这些就是匈奴张氏。如《晋书·符坚载记》云：“屠各张罔聚众数千，自称大卑子，坚遣邓羌讨平之。”《魏书·太宗纪》云：“神瑞元年六月，屠各胡张文兴等率流民七千余家内属。”《魏书·太宗纪》：“天兴元年三月，西河胡张贤等率营部内附。” 羯族是古匈奴族的一个别支，出自匈奴羌渠部，居住在今山西省东南部地区。主要活动于我国魏晋时期，十六国时代，以石勒为主曾建立过后赵政权(319—351)。羯族中张姓很多，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例如《晋书·石勒载记》云：“胡部大张旬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勒往从之。”《十六国·后赵录》称：“张季，字文伯，羌渠部人也。”后赵国内张姓人特别多，石勒起兵时，十八骑中就有张噎仆、张越二骑。石勒自立为后赵王时，以张离、张良二人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传至石虎为后赵王时，离、良二人都官至尚书仆射，另外还有张群、张豺、张散、张茂、张斯、张屈支、张夷、张举、张舂、张贺度、张沉等，都是后赵的达官显贵。姚薇元先生在《北朝胡姓考》外编第八《羯族诸姓·张氏》中对上述张氏作了一番考证之后，得出了他们是羯族张氏的结论。他认为羯族张氏之张，是“羌渠” (康居)谐声转读而来。由此看来，羯族张氏是为后赵政权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渤海族是古代生活在我国东北(包括前苏联、朝鲜一部分)的一个古老民族，辽金时期有一支由高姓改姓而来的渤海族张氏。隋况已在前面作了介绍。在这之前的渤海国时期(720—962)，还有一支渤海族张氏。如大将张文林、大臣张仙寿等，共有达官显宦二十余人，他们活动于上层，是渤海国的贵族。但这支渤海张氏之姓张的缘由却不是很清楚。奚族是一个活动于唐宋辽金时期的古老民族。历史文献中常把它记作“奚人”、“奚回”。辽代末年，奚回离保曾在今东北地区称帝，建立奚国，改元天复。唐代奚族张氏知名的有张孝忠，曾任义武节度使。另有张忠志，本是奚人，居住在范阳，因善骑射，被范阳宋将张锁高收为“假子”，遂从义父姓张。后屡立战功。官至礼部尚书，封赵国公。唐代宗即位，拜成德军节度使，又改赐姓名为李宝臣。李宝臣，有的文献将其原名误作张宝臣。战国以后，不断有汉人移居云南，他们和当地的土人长期杂居、通婚，相互影响，到隋唐时期就形成白蛮族。唐初，在洱海、滇池周围有数以百计的白蛮部落。白蛮的族源主要是汉族，因此在语言、文字、风俗等方面和汉族大体相同，他们的姓氏也基本沿用汉姓。当时，在洱海地区有赵、李、杨、董姓等大部落。其中有一个张姓部落，相传是从陇西辗转迁来的。他们的首领名叫张氏进求。其子孙衍繁，人口日多，移居各地。到明代初年，白蛮张氏就分布到云南太和县洱西驿、云南县、浪穹县十二关、阿迷州东山江、猛丁塞(今元阳县老猛)、镇南州英武关、楚雄县、腾冲州、孟合驿、宁番(今北胜县)等地，并且很多人做了土司的驿丞、巡检、主簿、通把等官吏，其中官阶最高的是腾冲州土知州张铭。按照明代官制规定，土司官是世袭的，因此，明代的白族张氏大多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在今湖南、广西等省，有很多瑶族张氏的聚居点。如武冈县上洞乡的石界；资源县河口乡的葱坪、猴背、高山；鹿寨县沙寨的乡兴；那坡县百合乡的那乐、民兴、平坛，下华乡的上华、规六，那隆乡的坡芽；凌云县加龙乡的下伞、尖里；钦州市洞中乡的洞中、那丽、板兴，板八乡的板沟、大坑、细坑、和平。那俊乡的东山、那钦；上思县有妙乡的更辟、有生；江城县瑶家乡的象脚山、象庄、于龙塘、六家村、大碑村、莫作山、新山、席草塘、小曼凸、牛厩房、勐板山、温箐、漫薄山、甘蔗园、依郎、高山寒；龙胜县的马堤乡等，都有瑶族张氏分布。瑶族张氏的知名人士有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张有隽。壮族张氏主要分布在广西，其由来不很清楚。在清代，广西上林县有一个很有名的壮族张姓家族，兄弟二人，弟弟叫张鸿慧，康熙四十一年(1702)举人，著有《女训》、《家训》、《董训》等。哥哥叫张鸿翮，康熙间任永宁州学正。鸿翮的儿子张友朱，曾任庆远府学教授。友朱生滋。滋生鹏展，乾隆时官至通政使，著有《山左续抄》、《三难通解训言述》
张姓出自皇帝之后代挥。得姓始祖：张挥。黄帝少昊青阳氏第五子，自幼聪明过人，爱动脑筋。他从星星的组合中得到启发，发明了弓。于是黄帝封挥为专门制造弓的官叫“弓正”。 2. 张姓繁衍昌盛，人丁兴旺，支脉众多，在全国许多地方发展成为名门望族。张姓自古为英才辈出的姓
关于张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 一、 调查方法我通过上网查资料知道张姓的历史名人。 [张氏来历] 张姓之源，可追溯至黄帝。《元和姓纂》记载，黄帝的第五子青阳，生子名挥，挥聪颖异常，他通过观看天上的弧星，而仿照其形状制造出弓矢，因此被赐姓张。“张”本义为弓上弦，引申为开弓，即必须用力将弓拉开才能使用弓矢，“张”就是根据此而来的。另外，还有一些史书也有提到张姓的其他来源，但数来源于黄帝的这一支最古老[张氏名望] 张氏族大支繁，历史上的张姓名人不胜枚举，在这里略举一二： 战国时魏国政治家张仪，以游说六国连横事秦而闻名于世。西汉大臣张良，是辅佐刘邦夺得天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以善出奇谋良计而颇受刘邦重用，汉朝建立后，被封为留侯。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中原文化与中亚各地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西汉还有历算家张苍、诸侯王张耳等张姓名人。东汉的张衡，是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精通天文历算，创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也叫浑象仪）和用于测定地震的地动仪，在文学方面，则有《二京赋》等作品传世。张仲景，东汉著名医学家，他总结了前代的医疗经验，对我国医学发展有重大的贡献，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被后人誉为“医圣”。书法家张芝，其书法被称为“今草”。汉以后，张姓名人还出现了如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三国时名将张飞、张辽，晋朝文学家张载、张协，北魏教育家张伟，南朝画家张僧繇等。到了唐代，张氏更是英才辈出。张九龄，即是玄宗时的宰相，同时又是著名诗人。文学家张鷟，书法家张旭，画家张萱，诗人张若虚、张继、张籍、张祜、张志和等也为张姓赢得了赞誉。除此之外，北宋词人张先，诗人张耒，名画《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南宋将领张世杰、张宪，词人张孝祥、张炎，书法家张即之，大学者张栻，明朝著名政治家张居正，清朝诗人张维屏等等都是张氏中颗颗璀璨的明星。 历史上的张姓名人不绝于史，张姓家族对我国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一个古老的名望姓氏。 今天，张姓在当代百家姓中位列第三二、结论 在历史长河中张姓人才辈出。在汉朝汉武帝时期派张骞曾两次出始西域，加强了西域各国的友好往.真是一位聊不起的人物我为张姓能出来这样的人物,我感到很自豪.我也为张姓祖先创造的辉煌感到自豪..
百年张说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依据20世纪以来对张说研究的文献，从文学史意义、生平与仕历交游、思想、诗歌、文章与传奇等几个方面对张说的百年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
［关键词］ 百年；张说；研究；述评
Abstract： Zhang Yue is a famous literati and statesman at the turn of early Tang Dynasty。 The article bases on the material of literature from 20th century，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s on Zhang Yu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history， life ＆ official position， thought， poetry， essay ＆ legend， etc。
Key words： 100——years； Zhang Yue； researches； review
“开元宗臣”张说在初盛唐转变之交，“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1］，身兼朝中重臣和文坛翘楚的双重身份。然而对张说的研究，却跟张说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极不相符，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才逐渐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目前的研究专著仅见《张说年谱》［2］，研究论文有大约六十篇。本文将全面梳理百年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主要成就与不足，展望张说研究可供拓展的研究空间。
文学史意义与地位述评
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是20世纪对张说进行专文评说的开山之作，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3］惜此后嗣响寥寥。近二十五年，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渐渐凸显，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张说在初盛唐之交文坛上所起的作用。葛晓音在《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张说是介于四杰、陈子昂和盛唐诗人之间的过渡人物，为盛唐文学勾勒出“奇情新拔”、“天然壮丽”的风格和“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的旨趣相结合的理想艺术风格［4］。许总《盛唐诗繁荣的人学视野》将张说置于文化史中予以观照，认为盛唐诗的繁荣除了政治社会背景及文学史自身规律因素外，张说及张九龄标举弘远阔大的审美境象并提拔众多杰出诗人，以其宰辅地位的权威性力量，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和走向，是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的一环［5］。邓小军《盛唐时期诗歌人文意义的再发现》指出，以张说为代表的盛唐人把唐诗提升到与六艺经典同等的高度［6］。这些新见的提出，对于确认张说的文学史地位很有推动意义。
概而言之，对于张说的文学史地位的认识整体上尚有不少值得审视和开拓之处，研究相对薄弱，视野较为狭窄。对张说文学史意义和地位的评价，乔象钟《唐代文学史》涉及张说生平、文学业绩以及诗文、传奇、版本，认为其是“盛唐文学的开路人”［7］，是当下文学史对其评说最为详尽的。其他对张说立有专章的文学史还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8］、章培恒《中国文学史》［9］、聂石樵《唐代文学史》［10］、王永宽、白本松《河南文学史》［11］等，而更多文学史则对张说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不重视其文学史地位。在张说在初唐渐盛文学的转型意义未被学界正式确认之前，这种局面还将维系很长一段时间，学者对张说意义的探讨，一时之间还很难激起研究的热潮，但是张说文学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已经渐渐呈现升温之态势。深入理解张说的文学思想、文化活动和诗歌散文创作实绩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剖析其研究未受重视的原因，是将来张说文学史意义研究或有进展的突破口。
生平、仕历与交游研究
对张说生平与仕历考证发明甚多的《张说年谱》，对谱主的文学史地位、籍贯、生平、交往以及作品系年都有比较确切的论述，体例完备，言简意赅，参考价值很高。傅璇琮通过对《唐才子传》的校笺，也梳理了张说的生平、仕途、文学诸方面［12］。海外汉学也对张说的生平及诗歌予以考证评价，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张说传记与文学》［13］、美国学者克罗尔《张说卒日考》［14］、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张说及过渡到盛唐》［15］等，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张说生平仕历的某些细节。通过这些努力，基本理清了张说的生平与仕历的若干问题，比如籍贯归属，就考证得相对明晰；但家世脉络、仕宦系年等似是而非的问题，仍然有待廓清，以明了张说的仕宦生涯对“开元之治”和“盛唐气象”形成的确切贡献。
对张说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进行评价，学界做过一些努力。曾智安《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 *** 到来的曲折过程》论及张说在贬谪生涯中汲取教训经验，主动迎合玄宗追求时用的政治观念，逐渐实现对现有吏治格局的突破，对盛唐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6］，突破传统囿见，颇见新意。汪篯提出的“吏治与文学之争”为学者关注，杜晓勤《“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指出开元前期张说等“文学”派，较之姚崇、宋璟的“吏治”派实则处于劣势，这对于文学的影响是促成以张说为核心的贬谪诗人群体的形成；而张说开元九年复相以后对文坛的积极影响和对诗歌艺术发展的推动，要到开元十五年以后逐渐显现［17］。作为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张说引起了很多关注（包括负面的，如其对封禅的鼓吹、“泰山”称谓的由来等），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但是与文学相关的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张说在国史监修与大型图书编撰中的文化意义、身为文儒的文治主张、三度从戎生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后进的诱掖奖劝对盛唐文学的带动意义，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对张说交游和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丁放《张说、张九龄集团与开元诗风》力证“二张”是开元政坛和文坛的双重领袖，同备识拔文士之功，并考察二人诗歌的渊源和创作倾向，得出结论二张集团代表的是盛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18］。张说、苏颋合称“燕许大手笔”，两人散文充溢着格调雄浑、气势恢弘的盛唐气象，开启了由骈趋散、清拔宏丽的一代新风，王太阁《论“燕许大手笔”》就苏张之关系、“大手笔”之由来及演变、“燕许”散文的共性与个性详加考论，指出二人在唐文由骈趋散的发展史中的开拓之功［19］。但纵观研究史，张说与其他士人的交往研究所见寥寥，实则张说与初盛唐诸多文士如杨炯、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卢藏用、王翰、王湾、李邕、贺知章、孙逖、孟浩然、崔颢、房琯、高力士皆有过从；而以张说为中心的代表初盛唐文化转型的士人群体的研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珠英学士集团、集贤学士集团、湘岳贬谪诗人群三个文士团体中张说的地位和意义等重要问题，则较少有学者论及。若能从张说为圆心的诗人交游与诗人群的角度来把握初盛唐文人交往，对于全面理解初唐渐盛的时代风尚和文化背景，当是不无裨益的。
思想研究
唐朝的宗教文化政策是“三教并流”。张说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认为张说是以礼乐和仁义扭转初盛唐之交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和在复兴儒学的进程中文儒知识阶层的领军人物［20］，持论比较中肯。张说的佛禅因缘也很深，张海沙指出张说不仅与僧人交往甚密，还参与译经，深受空观和定慧理论的影响，而这些禅学思想促使张说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崇尚天然、素而不饰的观点，对其创作由初唐渐入盛唐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21］。总体来说，在唐代“三教调和”的背景下，对张说儒释道的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其思想的主导性和偏向性，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甚突出；对张说三教思想的融合及其对文化建设的影响问题、道家思想的表现与在文学创作中的印记等问题还重视不足，仍需要做更深入地考察。
文艺思想方面，作为盛唐气象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张说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又强调文学表现的各种艺术，其文艺思想对于初盛唐文风的转变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杨洁琛比较完整概括了张说的文艺思想，其《“完美”的追求：张说文学思想论略》认为张说兼备功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强调“风雅”、“吟咏性情”，再加上对“风骨”、“滋味”、“文采”、“声律”更为具体的要求，构成张说传统儒家诗教的思想体系［22］。尽管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文艺思想已有一些总结，但仍然值得继续探讨，以对张说在初唐渐盛过程中之于文学的意义予以确认，在更为总体的把握和综合的考察中，横向比较其与同时代的有突出创见的文艺理论提出者如陈子昂、苏珽等的异同，有助于重构张说在中国传统思想史和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在初唐向盛唐文学转变中，唐初史学家、四杰、陈子昂等已经在理论和创作上有所准备，但是就整个文坛来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创作风尚和创作队伍。要使整个社会出现文学高度繁荣的局面，这一任务事实上是由张说来承担的。张说以四杰、陈子昂的诗歌、散文理论为基础，综合诗歌发展的方向和主张，提携后进而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改变了个人孤军奋战变革文风的局面，转向形成团体创作的兴盛繁荣，以共同的审美风尚带动诗风的转变，推动了当时诗潮向盛唐转变的进程，这应该是将来张说思想研究的方向。
诗歌研究
闻一多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张说的第一人，他把张说的诗介于初盛唐之间，张说不仅承继初唐风格，而且作品整篇匀称，无句可摘，使人精神有所寄托，代表盛唐新调，并认为他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对唐诗的影响重大［23］。但此后便无嗣音，学界往往笼统地认为张说多作应制诗，充满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基调，往往与初唐的上官体、颂体诗相提并论，谈不上对张说诗歌艺术价值的客观评价。
八十年代以来对张说诗歌研究多维度次第展开。许总《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将张说的诗歌艺术创作置于唐诗史的大背景中，认为其诗歌创作实践以时代性主题为基点和核心，其多样化表现特点是时代各种艺术范式和类型的融汇，提到其对诗境的构造是对新的艺术理想和境界的标举和倡立［24］；杜晓勤从文化阐释的角度指出张说在诗歌表现题材、诗歌形式、诗境、骨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开创盛唐诗歌新风貌作了全面的准备［25］。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诗歌的研究涉及到风格、境界、气象、韵味、体裁等诸方面，张说诗体现魏晋与齐梁诗风的结合的倾向，是初唐跨入盛唐的新起点的标志之一，其诗歌创作在题材深化、构思方式、文体类型、表现风格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这些认识是非常可喜的。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如张说诗歌发展脉络、诗风的多样性、诗学渊源及影响、时代性主题的表现力度、应制诗的价值估量等则几无学者触及，值得进一步梳理和挖掘。
题材方面，学界对张说诗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山水诗的关注相对较多，如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开元前期的山水诗虽然再度复兴了齐梁诗风，却并未重蹈其绮靡的覆辙，原因之一便是张说的正确引导，兼取大、小谢两种不同的风格，促使晋宋与齐梁两体趋于合流；而张说更大的贡献在于其以一代文宗的地位引导诗歌发展的方向［26］，概括张说在山水诗的发展上所做的努力。张说贬谪岳州，诗风为之一变，人谓得江山之助，关注者相对较多，这对于研究的深入很有帮助，但对于其山水诗承前启后的意义似乎未能形成共识，而对张说其它地域如京洛、蜀道、荆州、岭南等诗作则未加深究。张说其他诸如送别诗、边塞诗、感怀诗、咏史诗、感怀诗等题材，都没能引起学界重视，对张说诗歌艺术如体裁、格律、修辞等方面的研究也是亟待填补的空白。目前所见极少部分涉及到地域、音乐等题材的研究论文是对张说诗歌进行多面阐释的尝试，丰富了研究的畛域，但是多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少有创获，这也许是将来张说诗歌题材研究突破的重点，而张说诗歌对于后代诗人诗作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散文、骈文及传奇研究
张说存文二百五十余篇，但对其文章方面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一方面是散文研究方法论上的单调，一方面也在于对张说文价值认识的不足。初唐时骈文大行于世，张说将部分表奏改为骈散夹杂，在应用文转向散文化的过程中起着过渡作用，如王太阁《论张说散文创作的“新变”》认为张说开一代散文之新风，文章体式上运散体之气于骈体之中，气格情调则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之气，文法技巧开创以传记手法撰写碑志［27］，颇有建设性，然而对此的探讨却显得异常单薄。而对于张说散文“大手笔”的认识则相对深入一些，如肖瑞峰《论“大手笔”张说的散文》从时代特征着眼，以张说的礼乐雅颂和碑文墓志两类文章为研究对象，指出其散文特点是创作手法多样，体式骈散兼行，气势雄浑，肯定了张说在文体革新过程中最早大量创作“笔”类应用文的重要作用［28］。张说的碑志久负文名，他力图摆脱传统碑文虚假和程式化的弊病，以创作手法之新、章法结构之变开创了碑志文创作的新局面，但费解的是，学者很少对这块肥沃的土地勤加开垦，几无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对张说文研究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整体把握，往往未能深入，少有研究者通过作品的细读来把握张说的创作心态，多凭一、两篇作品的阅读印象遽下结论，往往采用简单的印象式的批评术语，缺乏对其散文与韵文创作真正深入的剖析。张说在唐代文章史的发展中具有转折作用，研究其文整体的创作情况，探讨其骈散相间、运散于骈的艺术创造，以及其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大手笔的气格，对确定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帮助的。
传奇研究是张说研究中的新领域。早在五十年代，王运熙就提出张说可能是《虬髯客传》的作者一说，认为其可能填补盛唐无传奇的空白［29］，但臆测大于坐实。对张说传奇进行考论后面还有一些视野有所开阔的研究成果，然而囿于文献的匮乏，对于张说是否撰有传奇，撰有哪些传奇，学界尚未统一认识，这限制了张说传奇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版本与系年考证
作品系年与考证方面，陈祖言《张说年谱》和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0］对张说的大部分作品予以系年，据理考证、精细梳理，不可不读，但其中仍有一些遗漏舛误之处；朱玉麒在整理《张说之文集》过程中检讨张说诗文重出、误收的几类原因，并对重出于他人名下的张说作品二十八篇、误收于张说名下的他人作品二十四篇进行了辨识，很见功力［31］。版本方面，万曼对《张说之集》的版本介绍详尽可信，颇有发明之功［32］；朱玉麒研究宋本《张说之文集》的流传，对宋刻本的著录与影宋本的发现作了介绍［33］，材料详赡，考辨精细，较有参考价值。
既是初唐渐盛之际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兼为唐代诗文由初入盛的发展过程中关键人物之一，张说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文学特长建功立业，展现盛唐蓬勃慷慨的精神风貌，但是张说研究整体上来说仍然相对冷落，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通行的唐诗分期研究法，忽略了过渡阶段的作家作品；其二，研究多以印象式的批评为主而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张说文学以歌功颂德为主调；其三，张说作为封建统治的中坚分子，本身会受到历史阶级主义者的批判，而力倡封禅，则被认为助长了玄宗骄奢淫逸的执政作风。可喜的是，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文学研究方法的丰富、文献资料的新发掘和整理，新时期张说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涵盖文艺理论、美学思想、诗歌创作、散文韵文创作、传奇创作、文化政策的制定及其文化活动、文士提携、对盛唐文坛的影响等诸方面。但是各方面的研究都还存在诸多不足和谬漏之处，研究领域狭窄，热点过于集中在其政治地位、山水诗等，研究往往失之总体性、厚重感，尚不足与张说在文学史的地位相匹配，还有很多空白亟待填补（如，仍无学术专著以及点校本、注释本面世）。加之学界对张说的研究向来关注不足，且言其一端，各自为阵，没有出现以张说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者，目前很难扭转张说在文学研究史上地位不高的现实，这是十分遗憾的。学界呼唤对张说更为整体、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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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解析: 二张研究 张说、张九龄不但是初盛唐之际极为重要的政治家，而且是当时诗坛的领袖，对盛唐诗歌兴盛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上他们本身的文学创作成就比较大，故本世纪有关他们文学作品和创作活动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一、张说研究 关于张说的专题论文，本世纪上半叶只有一篇，即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大部分成果产生在八十年代以后。张说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说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陈祖言的《张说年谱》、傅璇琮《唐才子传笺证》第一册"张说"条、乔象钟《张说》等。 关于张说的籍贯，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曰范阳人，一曰洛阳人。陈著对此两说均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辨，最终认为，张说籍贯河东，范阳既是越认，洛阳亦属讹传。。傅著则认为，张说籍贯应为洛阳人。 对于张说生平重要行事，陈著发明较多。如张说制举登科之年，《新唐书》等说是永昌元年，清人徐松说是垂拱四年，据本书作者考订应为载初元年；张说迁荆州之年，唐史学者岑仲勉《唐史余沈》提出开元五年、六年两种可能，本书作者则认为是开元五年；张说镇并州之年，《旧唐书》说是开元七年，本书认为应是开元八年，等等。 另外，作者还化了大量的笔墨考证了张说与盛唐著名文士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提携，强调了张说对盛唐文学兴盛的巨大贡献。将张说诗文能考知所作月份的，都予以系年。不能确定作于哪一年，只能确定一段时期的，则系于这段时期的最后一年，并予以注明。这些都有助于对张说文学创作活动和诗文成就的进一步研究。傅著在陈谱的基础上稍有补充。 张说诗文成就研究 对于张说的文学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陈子展在《张说一千二百年忌》中作了较详细的、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张说"是代表一个时期的文学家，今年是他的一千二百年忌。现在我们要提起他，就该重估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至少也该知道他在当时文坛上的位置。""他在当时，不曾明白的提倡散文。他的文章也还未脱出整体的型范。可是他以碑文墓志叙事之文见称当世。而他的文章也很可以拿来代表那时文体由整列散的这一趋势。""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也就正因为他的文章能把握当时的社会意识的缘故。自然，他于当时文坛上有不小的权威，有不小的影响。……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他在文学上虽不曾有若何明白主张，而宋初《新唐书》却把他列在王杨和韩柳之间，作为由王杨变到韩柳的一个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四十年代，闻一多把张说划到盛唐时期第一个复古阶段"齐梁风格"的作家群中，但他又认为，"张说的诗比同派其他诗人写得深刻，如'闲居草木待，虚室鬼神怜。'（《闻雨》）竟有泛生主义看法。又如：'云霞交暮色，草木喜春容。'（《侍宴浐水赋得浓字》）态度更为积极，认为自然是神秘而有灵性者。……张说的'雁飞江月冷，猿啸野风秋。'是模仿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中的两句，而他的身分官职，正好证明他是直接继承了初唐的风格。"张说的《还自端州驿与高六别处》五律一首"整篇匀称，无句可摘，才是盛唐新调"，"张说的诗能高于这一派的小家诗人，这是重要的原因"。"他又以自己的地位把这种作风加以提倡，当时除了孟浩然、李白、杜甫等大家之外，一般想由科举出身的举子们谁不竞先响应。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张说说成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也就是他对唐诗所起的重大影响，而试帖诗的影响唐代诗坛，也就是张说影响的普遍化了。" 此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似乎将张说淡忘了，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唐诗研究专著对张说大都很少提及或一笔带过。直到八十年代，人们才又开始注意张说的文学成就，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作出评价。如陈祖言在其《张说年谱·前言》中就着重强调了张说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他主要的建树在文学上。他'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是开元前期的'当朝文伯'，而唐代文学由初入盛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后完成的。""张说所奖掖的文学后进（包括一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现在我们能考知的就有：张九龄、贺知章……等二十余人（还有些当时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却并非以文学著称者，如房琯、李泌、刘晏等）。这简直就是一张开元前期的文学家名单！这批人又提携了一批盛唐的大师，如张九龄之于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之于李白，孙逖之于李华、萧颖士。可以说，张说的'延揽后进'，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张说本人的文学成就，本书作者认为，"他的碑志文和山水诗尤其出色"，"同时，张说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曾以权威的口吻对当时的著名文人逐一作了精彩的评论。"文章还说："要了解张说对唐代文学的贡献，还应注意他和玄宗的关系。玄宗尚在东宫时，张说为太子侍读，两人就异常亲近。后来张说又'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正是凭藉这种特殊的关系，张说对玄宗的文学好尚和由此制定的政策，可以施加很大的影响。比如，张说在景云二年《上东宫请讲学启》中提出的'崇道尊儒'、'博采文士'等主张，即为玄宗全面采纳。因此，韦述曾说：'上之好文，自说始也。'宋祁则说：'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 乔象钟《张说》也曾对张说的文学成就详加论述，该文认为，"以大手笔驰名的张说为初盛唐大臣、名将所写的碑铭、行述，是唐史的原始资料，也是唐代将相的画廊。其中有王方翼、裴行俭……等。他为一代伟人所树立的形象，是不朽的。""张说的诗歌有一半是奉和应制之作，这样的体制已限制了他的诗歌自由发挥，抒情写性。歌功颂德，四平八稳，词藻富丽是其特点，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可以使人了解到当时社会一些侧面。不过，他的更多的诗歌着重抒发自己的情怀的。描写了他一生多变的政治生涯和他的欢乐悲愁。""张说的山水诗也写得景象开阔，活泼而富情趣，……就是那些奉和应制的诗，也不可一概予以抹煞。有的写得也很工巧。" "在形式的运用上，张说写过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歌行，这些诗歌都明丽、流畅，音韵响亮，可资吟咏。他是初、盛唐间一位重要诗人。"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对张说在唐代山水诗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该书认为，"开元前期的山水诗虽然再度复兴了齐梁诗风，却并未重蹈其绮靡的覆辙，而且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为盛唐山水诗奠定了优美清新的基调。除了吴越山水诗境界开阔、生机勃勃、新鲜健康等自身原因以外，张说、张九龄的正确引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论述张说山水诗时，她认为，"张说的思想以儒家济世的观念为主，不喜道教的方外之说"，"因此张说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在山水诗中表现了拯世济人的理想，躬逢盛世的自豪感，以及不计沉浮得失的达观心情，使山水诗显示出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张说虽不喜方外之说，但他向陈子昂一样，常常探索天道变化的规律，并往往落实到社会人事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张说这些思考在行役贬谪之时为多，所以能和山水诗相结合。"这样无疑就深化了山水诗的意境。同时，张说的山水诗还"将陈子昂提倡的比兴寄托引进了山水诗"，"虽然张说这类诗作极少，但为盛唐诗人进一步将比兴寄托融入山水诗打开了思路。""张说的山水诗能兼取大小谢两种不同的风格，促使晋宋与齐梁两体趋于合流。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部分游览诗中，有的效法大谢式的双声叠韵字和艰涩声调"，"但张说不像陈子昂、沈、宋的古体那样追求大谢的重涩繁缛。或许是因为岳州面临浩渺的洞庭，他更多地吸取了小谢描绘水景的艺术"，"小谢式的清朗和大谢式的密实相协调，体现了张说所理想的中和之美。"文章还指出，张说对开元诗风的影响不仅在他的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他一代文宗的地位引导着诗歌发展的方向：张说所提携的许多人"在南方山水诗传入京洛的过程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张说还从理论上倡导'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的风骨，以及'属词丰美'的中和之气'的辞采，预见到'天然壮丽'应是盛唐诗理想的风貌。"在谈到张说称赏王湾《次北固山下》诗的诗史意义时，文章认为："王湾这一联以宏大的气魄写出诗人从海日生于残夜、新春入于旧年的自然景象中领悟的哲理意味，较之崔、杜之句仅限于写景的意境更为深广，标志着五律诗境已彻底摆脱齐梁山水诗赋物象形、即景寓情的阶段，进入了盛唐。张说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的意义，并'每示能文令为楷式'（ 《全唐诗话》），便及时防止了开元前期齐梁清媚诗风流行，容易失于肤浅的潜在危机，并为近体山水诗指出了艺术升华的途径。" 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也比较重视张说在初盛唐之际诗风转变过程中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 "由于张说等人外贬时间较长，此时之政治斗争乃是持不同政见朝臣间的倾轧，远不如武周朝酷吏对朝臣残酷，所以他们便能在初唐宫廷诗歌艺术传统之外，另寻野径，从汉魏诗歌，从陶潜、王绩的隐逸诗，从阮籍、陈子昂的感遇、咏怀诗，从南朝的山水诗中吸取艺术养料，作更多的艺术尝试，为盛唐诗歌新风貌的形成作了必要的艺术铺垫。""在这些作品中，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张说等人直接继承汉魏文人诗言志述怀，表现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思想，以及对人生功名的思考"。"而这种乐观的心态、不灭的理想正是盛唐诗人学习建安诗风而又有别于建安诗风的关键所在，张说于此点实有首倡之功。""其次，张说遭贬之后，还有意学陶渊明、王绩之达观、萧散，而隐逸自适，静以待时"。"也许正是在张说的影响下，王维、孟浩然等盛唐诗人才不至于沉沦于山林、田园之中，而是形成了乐观、任真、自然、放达的健康人生观。""在张说等人的贬谪诗中还有一些直接秉承了阮籍、陈子昂《咏怀》、《感遇诗》的艺术传统，感慨怀抱，兴寄遥深"。"后来盛唐诗人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等在天宝初年游梁宋时多作有感慨古今、意气纵横之诗，疑亦有张说的影响。"该书最后说："总之，张说在开元初年遭贬时期，在诗歌艺术方面博采众长，从诗歌表现题材、诗歌形式，到诗境、骨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开创盛唐诗歌新风貌作了比较全面的准备。" 另外，八十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张说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的论文，比如肖砾的《唐大手笔张说在钦州》、李剑国的《张说的传奇考论》、彭菊华的《张说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徐定祥的《漫论张说及其〈邺都引〉》、张步云《论从初唐到盛唐的过渡诗人张说》、陶新民《初论张说对盛唐文学的贡献》等，也都各有侧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张九龄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广东学者做出的，而且其中很多成果是在三四十年代的《岭南学报》和八十年代的《韶关师专学报》发表的，这反映了整个学术界对张九龄研究并不是十分重视，这自然影响了张九龄研究的发展。不过，八十年代以后，其他地区的学者和学术刊物也逐渐刊发了一些有关张九龄的论文，而且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突破，加上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诗歌史和唐诗研究论著也加强了对张九龄文学成就和在唐代文学史上地位的论述，故到世纪末张九龄的研究也就显得比较充实了。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何格恩的《张九龄年谱》、何格恩《曲江年谱拾遗》、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张九龄》、李世亮《张九龄年谱》、乔象钟《张九龄评传》、崔文恒的《张九龄小传》、刘斯翰《张九龄年谱简编》、张明非《张九龄生平事迹考辨》等。 何格恩文《张九龄年谱》将张九龄一生重要行事都作了考证、系年，如：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张九龄生；武后载初二年（690），张九龄十三岁，上书王方庆；长安二年（702），二十五岁，擢进士；长安三年（703），见张说；中宗神龙三年（707），三十岁，中材堪经邦科，授校书郎；睿宗太极元年（712），三十五岁，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迁左拾遗；玄宗先天二年（713），上书姚令公，劝其远谄躁，进纯厚，不纳，拂衣南归；开元四年（716），三十九岁，请行郊礼，开大庾岭路；开元八年（720），四十三岁，四月八日转司勋员外郎；开元十年，转中书舍人内供奉；开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加中散大夫；开元十五年，三月，授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十八年，七月三日传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十九年（731），五十四岁，三月七日，守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开元二十二年（734），五十七岁，五月二十七日，加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开元二十五年，左迁荆州大都督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六十三岁，五月七日，卒于韶州曲江之私第。其《曲江年谱拾遗》首先对张九龄集中所言"始兴林泉"与《旧唐书》本传中所说的曾祖家于始兴的问题，作了辨析，认为曲江在世日未尝居于始兴，此乃沿用旧称。另外，对上期发表的《年谱》中"曲江屯田"一节（开元二十二年）作了补正，而且对张氏广屯田议之动机也作了说明。总之，何谱考证精审，系年详明，许多结论现在仍为学界所援引，后出的一些《张九龄年谱》很少有从整体上超过它的。 傅璇琮《考略》首先针对五十年代以后的一些文学史专著及唐诗选本都定张氏生年为673年的情况，结合1960年新出土的《张九龄墓志》对张九龄的生年重新作了考辨，最终认为张九龄的生卒年应为高宗仪凤三年（678）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年六十三岁。此说与闻一多《唐诗大系》和上引何谱相合。此文其他关于张氏生平的考证结果亦多与何谱相合。唯其对张九龄与盛唐文人交往的考述，可补何氏之阙。 刘斯翰《年谱简编》虽然在主要观点上也没有超过何谱，但它对张氏诗文作了一些系年，便于对张氏文学创作活动的作进一步的研究。 张明非的《考辨》一文考证了张九龄一生的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关于张九龄的生年，她从三个方面证明张氏应生于仪凤三年，而非高宗咸亨四年；二是关于张九龄开元初的辞病告归，虽然其结论也与何谱接近，但对张氏乡居时期活动的考证更细致；三，关于张九龄与张说的关系，该文也作了深细的辨析，认为九龄刺冀州后改洪州，确系受张说罢职之牵连，但改太常少卿，却不在此之列。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政治生活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政治生活的专题文章，只有何格恩的《张九龄之政治生活》，该文认为，"唐自武德贞观以来，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之。开元中，薛讷……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九龄无军功，独以文词显；而能致相者，则张说倡导之力也。"该文又对张九龄柄政时所实施之政策作了阐述：（1）守古礼，（2）慎爵赏，（3）重守令，（4）尚学问，（5）轻武功，（6）防胡将。此外九龄在政治上之设施：如废循资格，复置采访使，大抵率由旧章。如驰禁铸钱，则以同僚反对，未见实行。广屯田之议，未详其实施之方法。文章结尾说："总之，张九龄之政策与李林甫完全冲突。玄宗用张九龄致开元之治；用李林甫成天宝之乱。" 乔象钟《张九龄评传》则侧重从张九龄的思想出发来论述其政治主张，如指出张九龄继承了儒家的人本思想，他幼长边远地方，注意到地方官对人民的重要性，曾上疏批评朝廷不重视地方官，往往把犯了罪的京官贬到地方去任官，有才能的人皆不愿任地方官。他主张凡是没有担任过地方官的，不得担任侍郎、列卿、台、卿、给、舍等京官。 顾建国《论张九龄的穷达出处观》联系张九龄的思想和创作特征作了较为深入具体的探索，细致地分析了张九龄穷达出处观的形成过程，指出张九龄"将勤劳国事与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及时建功立业的紧迫感，"同时在宦海风波与人生旅途上，坚守不屈己、不阿私的节操"，这是他穷达出处观的重要特征。而他之所以形成这种出处观，"又与他先后经受忤相辞归、因事外放和被贬荆州这三次大的挫折有关。"顾文认为张九龄选择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这种思想萌发于开元十五年他外放洪州时"，"这次外放与张说的倒台有关"， 因而"自然触发了他潜藏在心底的势孤族寒、难以立足朝廷的意识"。而张九龄的所谓退隐，实际上是把外放当作赋闲。文章还分析了张九龄所确立的"逢时报恩、功成身退"的盛世出处观对王维、李白等盛唐诗人的影响。这些论述，较之以前一般化地评价张九龄思想的文章，显然深入了一大步。 类似的文章还有钟梅坤《论张九龄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贡献》、黄志辉《试论张九龄的神道观》、顾建国《张九龄与岭南文化》、李锦全《张九龄思想探微》、曹作之《论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王镝非《论张九龄的政治远见》、萧文苑《张九龄的人格美》等。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诗文成就研究 对于张九龄的诗文创作成就和在唐代文学史上的作用，学界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少泉在《诗人张九龄》中指出，"九龄之诗，在当时已有凌驾张说之评语矣"，并谓其《感遇诗》与子昂"皆注重意境，撇开词藻，风骨高古，华丽诗风，为之一扫。但九龄所作与子昂稍有不同之处，盖正字古奥，曲江蕴藉；虽本源同嗣宗而精神面目各自别也。""按陈张二人个性不同，处境亦有顺逆，故发为诗歌，子昂沉雄激越，九龄温润而蕴藉。所以其诗能回旋于沈宋时代，而别有所自得也。"文章还认为，九龄诗之渊源，学自阮籍，但自有其特点：一，五古风流蕴藉，二、律诗婉而有致。 乔象钟《张九龄评传》认为张九龄的作品是相当精彩可观的，只是纯文学的诗、赋较少。她认为九龄集中那些看似枯躁、平实的敕、书等应用文，是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记录。张九龄在朝时所作的奉和应制诗虽然率多平平，但也留下了一点开元之治的影子，而张九龄外出时所写的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如《壶口望庐山瀑布水》和《望月怀远》等。"张九龄的诗多发自胸臆，情真意切，没有什么雕饰，这和唐代早期李峤、沈、宋的诗风大不相同"，"他的诗作虽不算丰富，也是有助于开一代风气的作家"。 刘逸生《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贡献》则对张九龄在岭南诗史和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他是继陈子昂之后，力排齐梁颓风，追踪汉魏风骨，打开盛唐局面的重要一人。""正是由于他提拔、奖掖和团结了一批能诗善文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诗歌上的主张和实践，也就得到诗坛上许多人的赞扬拥护，进而'蔚成一代风气'。我们不妨这样说：陈子昂提出的诗歌理论，是通过张九龄这座'桥梁'而迅速到达盛唐诗国的。这是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重要贡献。""当然，张九龄的创作实践对当时诗风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张九龄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五言律句最为突出。他的五言古诗，上接汉魏，而与陆士衡、谢康乐为近，不崇绮采，自有苍秀朴茂的韵味，其中《感遇》十二首，尤其深得风 *** 兴之旨。置于盛唐大家之前，也毫无愧色。""大抵张九龄的五律，法度严整，语言挺拔，恢然自有大家风度。""他的五言排律也颇有可观。对仗蝉联，在工整中自然流畅，很少刻缕雕琢的痕迹。"对于张九龄促使当时诗风转变的原因，作者这样认为：第一，张九龄是以奖掖风雅的当朝大臣的身分进行创作的。由于他的身分地位和社会声望，他的作品自然带有一种大的影响力量，足以转移或左右诗坛上的风气。第二，初唐诗坛上的齐梁颓风，到了先天、开元之间，已进入穷途末路，许多人都迫切要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事实上也已有人在进行探索。恰在此时，张九龄以朝廷大臣的身分，参与了这一探索，这就使探索者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加速了诗坛上风气的转变。第三，张九龄公忠为国、正直不阿的道德品格，不但贯注于他的诗歌创作中，更体现在他的政治措施上，他生平处理几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保护太子，阻李林甫、牛仙客拜相，知安禄山必反，铁骨铮铮，昭然在人耳目。做到"人如其诗，诗如其人"。这样也就为诗坛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促进诗坛风气的改变。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张九龄诗歌的文章，主要有李玉宏的《论张九龄的诗》、沈贻炜《张九龄和他的〈感遇诗〉》、汪维尔《谈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玉宏《张九龄的生平和诗文新探》、陶文鹏《清思健笔 妙画活水——读张九龄山水诗札记》、陈建森《张九龄与陈子昂诗歌理论比较》、陈建森《张九龄与盛唐山水诗》、曹凤前的《续革新之业 开盛唐之先――论诗人张九龄》、陈新璋的《论张九龄诗歌的主体形象与艺术风格》、张明非《论张九龄山水诗的清澹风格》、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等。 其中陶文鹏文认为张九龄的山水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写水的篇章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多为意境清新的佳作"，文章还认为，张九龄对诗画有明确的美学要求，即写景状物不仅要"笔贵形似"、"极其天姿"，更要"意得神传"、"见其风骨"。文章在分析张九龄的具体作品时说："他在诗中描绘山水景物，吸取了谢灵运的繁冗堆砌、晦涩平板之弊，着重写出对于景物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寓神于形，以形传神，从而创造出许多风格各异的山水形象。"文章最后还涉及到对张九龄山水诗"清澹"风格的理解，作者认为，"清澹"确是张九龄的主要风格。所谓"清澹"，即清新、澹远，不仅指所写的山水景物形象新鲜脱俗，色彩素淡而有神韵，而且更指诗中有深远的情思、意蕴，悠长的韵味。 张明非文专论张九龄的清澹风格，论述更加细致，文章认为"笔墨清新简淡而有隽永的韵致，此即胡应麟所谓'清澹'的含义，这也是由他提出并得到后人认同的张九龄诗所具有的风格特征。"具体地说，张九龄在诗中对"清"景的确情有独钟；他诗中的景物很少着色，着色部分使用最多的也是"青"、"绿"、"白"三种清淡的颜色，造成和谐鲜明而又清新淡雅的审美情趣；从写景上看，张九龄诗中多写薄暮、夜景及烟景。清澹虽然应属阴柔之美，但张九龄的山水诗却能不落纤巧柔媚一格，于清澹中透出一股"清拔"之气。这一审美效果的产生，首先是由于他气魄宏大，极少着眼于琐细的景物，多摄取大景入诗。其次，本写静物，偏用动词点染，化静为动，也是张九龄诗富有气势而又不失清澹风格的一个原因。文章最后还指出张九龄的美学观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极力推崇"自然"，以此为美的最高境界；二是在象、言、意三者的关系上，认为言不尽象，言、象都不能尽意。 葛晓音文则将张九龄的山水诗放在整个唐代山水诗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文章首先对胡应麟认为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早年行役途中虽有几首描写江上清幽景色的诗篇，也只是当时风气使然。因清淡的吴越山水诗神龙中便流传上京，何况这不是他的代表风格。从他的大多数诗篇来看，他的特色恰恰是在神龙至开元中清媚诗风流行之时，以大谢式的沉厚凝重的风格另立一宗。张九龄诗本以情思深远见长，并不善于细致刻划景物的形貌动态，因此他取法大谢体，比起陈子昂和沈宋来，章法与词语模仿的痕迹更明显。所以文章认为，张九龄继陈子昂之后，将山水引入感遇类诗，创造出以感怀为主兼咏山水的五古体，充实并深化了山水诗的思想感情，使建安正始诗歌的风力在山水诗中得到体现，其实是他最重要的贡献。由于作者是在对原始材料的阅读、爬梳中得出这一观点的，故显得新警而又有说服力。 曹凤前文则着重分析了张九龄诗歌创作的艺术特征及其在盛唐诗歌革新中的作用，认为张九龄"在文学上沿着陈子昂业已开辟的革新之路将诗歌遗传进一步推向完善"，"用托物比兴的委婉笔法以表现自己幽独自守而又不甘寂寞的愁叹，成了其诗歌表现手法的主题部分。"曹文认为张九龄诗歌创作的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表现在雍容平和、温雅醇厚的诗歌意境上"，这"与他受儒家的'大雅正声'、 '温柔醇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诗教影响不无关系"；三是"反对浮华，摒弃雕琢、崇尚自然之气"，诗歌语言"随风卷舒、自然成态"。他"避免了陈子昂情与景游离的局面，把感情巧寓兴象之中且出乎自然，语言也比陈子昂圆熟清新、朴实而不质木"。因而"以其成熟的诗作昭示了这场革新的实绩"。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作品和研究资料整理 本世纪的张九龄作品整理的新成果有刘斯翰校注的《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该书总分诗集、文集两部分，并附著者张九龄年谱简编。本书主要部分是诗集，对诗作做了编年、题解、注释。文集仅作了校点。另外，梁健编的《张九龄研究资料篇目索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你是来自钱还是来自姚？。。。撞题了。。或者是cls其他班上的，还是我想多了？
楼上不要胡扯！1、当年正是张学良不抵抗和逃跑导致日军如此轻松的拿下东三省。2、张学良晚年良心发现，一方面多次拒绝大陆的回国邀请，另一方面在多处场合声明，当年的不抵抗政策是自己发布的，和蒋委员长一点关系没有。3、张学良晚年的口述中，表明了自己对“西安事变”的后悔。西安事变对中国抗日形式实际上起到的更多的是负面效果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史学家反思抗战这14年历史（前6后8），已经可以或敢于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真实的历史。请不要再拿着十几年前某些人小孩子的所谓“历史”来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了！！
———由张学良先生谈“西安事变”想到的 许多朋友常常问起，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张学良先生在访谈中谈到，如果没有宋美龄的力保，他早没命了。这已经表明了西安事变中作为担保人的宋氏兄妹与张学良所具有的特殊关系，而与杨虎城的关系则很一般了。张学良还谈到对蒋介石为何要杀掉杨虎城感到困惑。其实原因应当是很清楚的。 一是历史上蒋介石与杨虎城一直是有较深的矛盾，但这还不是主要的。 二是在1936年10月间，蒋介石在前往西北布置剿共前，要杨虎城去奉化晋见。蒋在这次谈话中对杨张的关系进行了挑拨，蒋介石表示：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不堪重用。你是同盟会时期的老党员了，有革命的历史，与张学良不同，将来西北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你。从而对杨虎城给予了表面上的极大信任。或者说蒋介石把到西安的安全押在了张杨不和的前提下以及对杨虎城的收买上。因此，西安事变中，当杨虎城去见他的时候，他曾满怀希望地问道，你事先知道不知道？得知真相后他大失所望，一言不发，其怨恨之情可以想象。 三是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杨虎城与张学良产生严重分歧，他坚持在蒋介石应当有个文字表示之后再释放蒋介石。这其实也是参与事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多数将领，包括中共中央的意见，但在张学良坚持己见的情况下，杨虎城仍然以大局为重作出让步。而这一过程蒋介石是很清楚的。 四是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之后，杨虎城主持西安的大局。他为了逼迫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的承诺，不顾蒋介石好面子的心理，在致各县长书中，将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公布于众。特别是为了营救张学良，他不惜多次向蒋介石抗争，并不顾一切地表示不惜兵戎相见。这种示威，更令蒋介石愤怒。对于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来说，很难宽恕部下这种忤逆。杨虎城在欧美的考察中，还不断发表激烈的抗战言论，更招致了蒋介石的不满。 因此，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一再要求回国参战，但是蒋介石回电要他“继续考察”。之后就始终不予答复，反而通过驻外的外交人员要杨虎城注意自己的抗日言论。这期间，杨虎城与蒋介石的联系只能通过宋子文进行。宋子文也一直向杨通报着抗战的消息。最重要的是1937年9月28日的一封电报，这实际是对杨虎城第三次要求归国抗日的一个回复。电报原文是这样的：“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报，弟意宜自动返国。”我认为这应当不是宋子文个人的意见，很可能是获得了蒋介石的默许。否则，宋子文在张学良还被扣押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难以理解的。 当时，杨的一些部下希望他能取道苏联回国，但是苏联拒绝他过境。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了，此外蒋介石始终不予正面答复的背后，肯定就有一定的文章。然而，为促成全民抗战而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实在是不能坐视日寇的暴行。杨虎城这样说：“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至，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明知多有风险，杨虎城还是在收到宋子文的这封电报后起身回国了。 宋子文始终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说明。他的个人档案以后交给了胡佛研究所，原本有一部分要在1994年解密，据说宋家的后人要求延期解密，这可能会有些涉及到他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担保的资料。之所以会要求延期解密，我想恐怕与张学良、宋美龄还健在不无关系。无论如何，宋氏兄妹在西安事变中所担保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惨遭杀害，一位被剥夺自由半个世纪，我想他们在晚年扪心忆旧之时，不能不为他们的失职而愧疚。 看了《世纪行过》，我们不能不为产生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伟大民族而骄傲。西安事变以两位将军及其家庭、以及两个庞大的地方实力集团的自我牺牲促成了全民族的团结御辱，结果使中华民族在日本亡国灭种和长期奴役的威胁下，以牺牲三千万人民的代价，艰难地从灭顶之灾中走了出来。没有全民族的共同奋力，没有各党派集团的共同牺牲，抗战的胜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中华民族经过那场血的洗礼后，民族强大了，中国强大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时至今日，人们为什么依然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团结和解放而牺牲的志士仁人，无论他们具有何种政治身份，他们都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窃以为，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是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龙江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装具有相当实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1.5万，准军事部队1.8万，吉林军5.5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19.5万，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结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的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分歧很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反映了张学良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暴露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地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支持--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龙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少帅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弃守，也在东北军内部极大地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此后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的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17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17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地离去。对张学良来说，我想此后几十年，他想到这个决定，也会感到痛切吧。
同学，我今年写论文也是张恨水的，可不可以把你的发给我参考下
论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艺术理论的贡献【内容提要】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他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文体观；在创作实践的演进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观；在追求时代精神中，发展现代通俗小说的功能观。他在“趣味性”与“时代性”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和创作的突进，完成了由俗入雅地向新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及转向。作为现代通俗小说艺术大师的张恨水，不仅为中国文坛留下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而且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小说理论着述。人们评价张恨水，大都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对他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小说理论则很少涉足。其实，张恨水不仅是现代通俗小说家，而且还是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家。张恨水说他曾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欲改为《中国小说新考》，这部系统的小说理论着作虽未面世，但在他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写作生涯回忆》、《谈长篇小说》、《长篇与短篇》、《短篇之起法》、《我的小说过程》、《我写小说的道路》以及《总答谢》等理论文章中，已能够显示其通俗小说理论的系统性、深入性。他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这就形成了张恨水小说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共振关系，这种“关系”既发展了张恨水又影响了一代通俗小说理论及其创作。本文拟从通俗小说的文体观、艺术观、功能观三个方面，探讨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一张恨水走通俗小说创作道路，大都采用章回体，他对章回体小说情有独钟，因而在理论上对章回体的性质以及如何改造旧章回体，作了较深入探讨。联系现代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张恨水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学，雅俗、新旧对峙冲撞中坚持章回体小说创作，建立通俗小说文体观的。当“五四”新文学运动掀起巨大浪潮，以“反传统”面目冲击着旧文学时，张恨水却在旧文学圈子里打转转，固守传统的章回体，发表小说《真假宝玉》、《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这便引起人们的不满，如他自己所说：“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①。但张恨水并没有“改写新体”，这就使他成了“异类”。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明确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倡导者和新文学作家仅从1919-1921年间就发动过二次对旧派文学的批判，那时批判旧文学是为确立新文学的独尊地位。但在“反对旧文学”的“反对”、“批判”中，却形成了人们一种新旧对立的二元思维定式，非新即旧，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创作、理念均是“新”的，革命的，而与之不同调的，靠近“传统”的，即都是“旧”的，作为旧形式的章回体，当然应该排除。其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旧瓶也能装新酒，旧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为新时代所利用。张恨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肯定、赞同的，但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传统”，尤其对旧文学批判批过了头，连章回体都加以扫荡，他是不满的。张恨水坚持用章回体写小说，而且在《春明外史》问世后，“略引起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②。30年代，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已达到了艺术的高峰，而新文学家们仍然坚持以“新”“旧”、“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定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是“旧派小说”，是文学花圃中的“臭草”，从而对他进行“围剿”，张恨水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礼拜六派’的遗留，文坛对我是围剿的”③。尽管张恨水遭到新文学派的“围剿”，但他并没有在自己坚守的通俗小说阵地上退役，他采取“未加深辩”的策略，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继续创作章回体通俗小说。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强调了章回体的艺术价值，在《总答谢》中，他说：“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着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明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他看到了章回小说的优长，同时也看到了新小说取法西洋而带来的“欧化”毛病，这种“欧化”倾向使得一般的普通民众无法接受，所以他要缩短新文学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愿为普通民众服务。这是他的通俗小说观所强调的“服务对象”问题。如何为普通民众服务，张恨水认为必须要改造章回体，而他的创作实践已经作了一系列的改造章回体的工作。他说：“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这里就提出了用现代意识去改造旧章回体，要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从而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如何改良旧章回小说，张恨水提出要采取渐进之法，“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他是“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这有其“恋旧”的一面。但他又认为：“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④。这“求新”的一面，正是他“改良”之所在。这些都在《啼笑因缘》等作品中运用过了。张恨水不仅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肯定了章回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还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去认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的价值的。从他的《我写小说的道路》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由武侠到言情发展到社会加言情再发展到历史与抗战小说，顺着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子，我们首先探讨张恨水对武侠小说理论的认识。张恨水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还编了一段武侠故事，讲给他的弟妹们听，并拿出自己仿照《七侠五义》的套子绘成的“侠客图”给他们观赏，引起他们“哈哈大笑”⑤。由对武侠小说的偏爱作为深深的文化积淀，使他在创作章回小说时，总会在言情中加一点“武侠”的影像，或在社会加言情中渗进一些“武侠”的因子。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下层社会，最感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因此，他在40年代还写了一篇《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的论文，形成了他的武侠小说理论与创作连带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武侠小说的利弊和下层社会之所以对其感兴趣的原因，并提出了改造武侠小说的问题。张恨水认为：中国下层社会人物都有着崇尚“英雄主义”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侠故事所教训”的结果，武侠小说教会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但是，它们教训有极大的缺憾：一是“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像黄天霸、白玉堂之流，“就变成了一条驯服的走狗”；二是“完全幻想，不切实际”；三是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下层阶级喜爱武侠小说，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受苦太深，“无冤可伸，无愤可平”，故将自己心中的愤懑，“托诸这幻想的武侠小说，来解除脑中的苦闷”⑥。张恨水这一理论的认识与他的小说创作是契合的。他在创作中，就是从适应市民社会需要的除恶惩暴的理想出发，去塑造充满“侠气”的人物形象的。他小说中的“侠”，多是贫民出身，多与邪恶势力对立，没有一个变成官府的“驯服的走狗”的。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如《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中，人物的武功，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从张恨水塑造的“侠义”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受“传统”影响而又突破“传统”的特点。其次，我们考察张恨水言情小说的理论观。张恨水创作的言情小说较多，他在理论上同样提出了改造言情小说的问题。在《〈美人恩〉自序》中，他认为历来的言情小说内容不外乎三角与多角恋爱，而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而已”。但是要言情，并要完全摆脱三角与多角恋爱而又不脱离现代社会，这就比较难作了。小说的结构必须有一交错点，“言情而非多角”，又到哪里去找“交错点”呢。所以他思考、探索的结果，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以往的“公例”，只有“于此公例中，于可闪避处力闪避之，或稍稍一新阅者耳目”⑦。这样才使《美人恩》中言情，“初不写情敌角斗之事，而其结局，一方似结婚而非结婚，一方亦似离别而非离别”。与传统的言情小说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创作与理论的结合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改造言情小说，是在内容上将言情加武侠（如《啼笑因缘》），或言情与“社会”结合（如《春明外史》、《斯人记》等）。而在叙事形态上多是“一男数女”或“一女数男”的多角恋情，而且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悲情。仅以一篇《〈啼笑因缘〉自序》即可看出他写悲情，在悲剧艺术及悲剧的结局方面，既继承了传统又突破传统。传统文学写男女恋情，多以大团圆结局。“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大团圆”的模式，以“不团圆”形态出现，使悲剧艺术得到长足发展。但时日一长，逐渐形成了“不团圆主义”，这对悲剧发展又造成了不利。张恨水既认识到“大团圆”的通病，又不满于“五四”以后的“不团圆主义”的盛行。因此，他在反思传统与观照现实的双项思维活动中，去建构自己的悲剧艺术世界。张恨水说：“长篇小说之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出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其实团圆如不落窠臼，又耐人寻味，则团圆固亦无碍也。”⑧《啼笑因缘》既不是“团圆主义”，也不是“不团圆主义”，以留有“余想”的方式，显现出“一新阅者耳目”的特点。
贯通古今融会雅俗———略谈张恨水小说的艺术特色 程毅中 2005-08-22 今年是张恨水先生诞生110周年，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安徽文史研究馆联合举办了一次纪念作品研讨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对张恨水先生的小说所知极少，前两年因为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读了他的《小说考微》和《水浒人物论赞》两篇文章，才知道他对古典小说有非常细致独到的研究，对我们研究中国小说史也很有启发。在小说史上，如何贯通古今，融会雅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张恨水先生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在创作中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的地方很多，又有他独特的创新。这里只谈几点粗浅的理解。 首先，他的小说采用的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回章，回目由实用性的标题发展为装饰性的对仗，也是中国小说文体的特点之一。他叙事用了很流畅的白话，和传统的小说一脉相承，而回目则写的非常工整雅丽，超过了许多古代的章回小说。张恨水小说的回目注重情节的渲染，多用虚写，不是平实地标示人物姓名和情节要点，显的很富有诗意。古代早期的章回小说，回目由单句发展为对仗，一般人名地名标明要点，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放曹操”；《水浒传》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张恨水先生的小说则是用诗的语言来描写场景，如《春明外史》的“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归巷吊英灵不堪回首，寒林埋客魂何处招魂”；《啼笑因缘》的“豪语威风尘倾囊买醉，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金粉世家》的“月夜访情俦重来永巷，绮宴抬腻友双款幽斋”；“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生涯寄幻影梦老寿婆”。我们注意到，他习惯用九言句的对仗，而且多数用了上五下四的句式，就突破了旧体诗的三字尾的格局，与现代诗人提倡的九言诗相吻合。这是他章回小说的一种新革。 第二，他常在小说中穿插诗词，这是他的一个长处。张恨水先生的诗词写的很好，而他替书中人物拟作的诗又充分体现了人物的个性，各有不同。如《春明外史》中杨杏园与李冬青唱和之作，写的情意缠绵，文才斐然，而在《金粉世家》里为金燕西诗社所邀请的一队假文人所作的诗，却拙劣不通，就令人捧腹大笑了。中国古代小说一向有诗文结合的传统，如唐人传奇，前人归结为“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个传统也一直保留在清明的章回小说里，如《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葬花词》和海棠社的诗课，林黛玉史湘云的联句，都作为小说人物吟咏性情的作品，对刻画人物的性格大有作用，而不是简单的“有诗为证”的俗套。这些诗词增加了小说的文学性，得到了一部分文人学者的赞赏，对一般读者也起了文艺熏陶的作用。 第三，叙事委婉详尽，情节曲折生动，总的说是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技巧。张恨水先生在《啼笑因缘》的后序中讲到小说的三种手法，一是渲染，二是穿插，三是剪裁。他举了《水浒传》里“武松打虎”、“月夜走刘唐”和“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为例，说明了渲染和穿插的艺术特征。关于剪裁，他举了《史记》的《项羽本纪》为例。足见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刻的修养，因此他的小说引人入胜，风行一时，而且至今还脍炙人口，不是没有原因的。 正如茅盾先生所说的：“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首推张恨水先生”。我们注意的是“延续了新生命”这六个字，章回体只是文体上的一个特征，延续与否并不十分重要，而张恨水先生的作品则赋予了新生命，这就和过去章回小说有所不同了。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写出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真实内容，并表达了自己的爱憎。另一方面，他的小说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他参照了新体小说的表现方法，在旧文体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变自己的笔法。这是一种尊重传统的革新，也就是茅盾先生所说的“善为扬弃”。到后来写《八十一梦》就放弃了章回体的形式了。因此张恨水先生的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张恨水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而独特的作家。其一生创作中、长篇小说一百一十多部，近三千万言，特别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八十一梦》等，至今拥有广泛读者，其小说的发行量，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更是大得惊人。 我在童年时代就读过《啼笑因缘》，并对沈凤喜和樊家树的故事不胜依依。我也完全体会得到上一辈人谈起张恨水来的兴奋心情。那时我看过旧版的电影《金粉世家》，看后虽不理解仍感怅怅。然而，在我少年时代一心革命以后，一想起张恨水的作品来，就本能地认定他那一套是“腐朽没落”的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个是1957年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一个是1960年后困难时期强调“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候，两次大量印行过张恨水的小说，至少算是解解闷吧。这也有趣，似乎他的小说的发行是政策调整相对宽松的一项标志。 以至于，1980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去，听到同行、友人聂华苓的女儿王晓薇在写论述张恨水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与同行的艾青老师都立即反应：写他作甚！王博士也明确表示了对我辈看法的不敢苟同。这是我第一次思考张恨水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 可能由于张恨水所坚持的“混饭”和“消遣”的小说创作理念，以及所采用的章回体小说形式，与20世纪主流作家形成明显的疏离，被排斥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之外，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甚至“黄色作家”。更重要的是忘我投入于救亡、革命、斗争的高潮中的人们会觉得张先生实是言不及义。因而，长期以来，张恨水几乎完全处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其实，张恨水章回小说创作的成就，显示了传统文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革和发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五四新文学传统是一种参照、丰富、补充，而不仅仅是对立。明了这一点，已经是很靠后的事了。 现在又有幸读到温秦朝桥博士的《现代性视野中的张恨水小说》，觉得可读。本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现代性”为价值坐标，将张恨水通俗小说创作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两种现代性相反相成的流程上，打破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新”与“旧”、“革命”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定性研究，突破那些失去了阐释能力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进行新的研究、定位与评价，颇有见地。本书还从“主题”与“文体”两个方面论述了张恨水通俗小说的现代性内涵，努力发掘张恨水现代章回小说的“过渡性”。张恨水并非仅仅是新文学家所认为的“旧”作家，而是一个已经有所不同的作家，他的现代章回小说，既承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优长，又重塑了章回小说的现代魅力。 本书还从现代性规范调整的角度，对张恨水“抗战小说”进行了研究，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多种现代性规范的命题，论证了现代通俗文学是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也不同于古典传统文学的另一种现代性范式，具有新意。 天道有常，文理有定。我有机会在中国海洋大学与温奉桥博士结识，有感于他的勤奋、谦虚与好学，写这么点隔靴搔痒的文字，祝贺本书的出版，也为张恨水渐渐得到公道的评价而不无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