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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论文的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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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论文的外文文献

《谈音乐》,《苦竹》第1期,1944年11月,收入《流言》。 五年前编订《张爱玲集·流言》(2006年10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查考张爱玲第一部散文集《流言》(1944年12月上海五洲书报社发行)所收二十九篇作品的出处,只有《谈画》和《雨伞下》一长一短两篇不明最初发表于什么刊物。“张学”已如此发达,这个遗憾却一直延续至今。 疑问终于在日前得到了部分解答。南京大学肖进博士查明,原来精彩的《谈画》初刊1944年7月《淮海月刊》7月革新版。据《淮海月刊》版权页所示,该刊由“淮海编译社”编辑,在沦陷区徐州和南京发行。 这期《淮海月刊》7月革新版其实是文学专号,也即“革新”成文学杂志。除了张爱玲的《谈画》,还刊登了胡兰成的散文《记南京》和《言之丑也》、路易士的《诗三章》(《十二三》、《夜曲》和《梦回的视觉与听觉》)、沈启无的《纪行诗——断片》、林微(误印作徽)音的小说《酒后》、傅彦长的散文《谈牛羊狗猫》等等,他们都是在沦陷区活跃的作家。也因此,笔者怀疑这期革新版实为胡氏所编,因为只有胡氏能拿到张爱玲的大作,否则,张爱玲怎么会把《谈画》交给远离上海又在文坛毫无影响的《淮海月刊》发表? 胡氏《记南京》一篇,若不因人废言,平心而论,写得真不错。不过,这不是本文所拟讨论的。本文要论述并强调的是,《记南京》中引录了张爱玲的一则集外文!为了证明南京虽有“小街小巷”却没有上海的“弄堂房子”,两个城市情调完全不同,“上海的雨是人间的雨,南京的雨可是原始的”,《记南京》中突然插入了如下一段话: 张爱玲把《毛毛雨》译成英文,加以说明道: “我喜欢《毛毛雨》,因为它的简单的力量近于民歌,却又不是民歌——现代都市里的人来唱民歌是不自然,不对的。这里的一种特殊的空气是弄堂里的爱:下着雨,灰色水门汀的弄堂房子,小玻璃窗,微微发出气味的什物;女孩从小襟里撕下印花绸布条来扎头发,代替缎带,走到弄堂口的小吃食店去买根冰棒来吮着……加在这阴郁龌龊的一切之上,有一种传统的,扭捏的东方美。多看两眼,你会觉得它像一块玉一般地完整的。” 这段话原本是不分段的,为醒目计,笔者把引号里的张爱玲的原话单列一段了。其中,有两处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张爱玲在1944年间把歌曲《毛毛雨》译成了英文,她为什么英译《毛毛雨》?译文后来发表了吗?发表在哪里?一系列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考。 二是张爱玲翻译《毛毛雨》时,为这首歌曲写下了一则说明,《记南京》文中所引当为这则说明的全文。文字、意境都是张爱玲式的,凡熟悉张爱玲作品风格的,都不会否认这则说明的主人就是张爱玲吧?这则说明完全应该视作张爱玲的集外文,暂且题之为《说〈毛毛雨〉》。 《毛毛雨》是什么歌曲,长期以来不是被斥为1930年代“靡靡之音”的代表作吗?先把《毛毛雨》歌词照录如下: 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微风细雨柳青青,哎哟哟,柳青青。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哎哟哟,你的心。 毛毛雨,不要尽为难;微微风,不要尽麻烦;雨打风吹行路难,哎哟哟,行路难。年轻的郎,太阳刚出山;年轻的姐,荷花刚展瓣;莫等花残日落山,哎哟哟,日落山。 毛毛雨,打湿了尘埃;微微风,吹冷了情怀;雨息风停你要来,哎哟哟,你要来。心难耐等等也不来,意难捱再等也不来;又不忍埋怨我的爱,哎哟哟,我的爱。 毛毛雨,打得我泪满腮;微微风,吹得我不敢把头抬;狂风暴雨怎么安排,哎哟哟,怎么安排,莫不是生了病和灾?猛抬头,走进我的好人来,哎哟哟,好人来。 这分明是一首情歌,热烈缠绵、情真意切的情歌,结尾柳暗花明,回肠荡气。歌词之质朴流畅,琅琅上口,确实带有浓郁的民歌色彩。 《毛毛雨》出自大名鼎鼎的现代音乐家黎锦晖(1891-1967)之手,一般认为创作于1927年。但据1927年7月16日《申报》刊《聆曲记》(壁人作)报道,“是夜,有李璎女士唱新曲,共唱三出,即《毛毛雨》、《寒衣曲》、《可怜的秋香》。歌声悠扬,婉转动听。”应可断定,最迟在1927年7月初,黎锦晖就已完成了《毛毛雨》。次年1月,百代、大中华唱片公司录制了黎锦晖之女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此曲从此风靡一时。 黎锦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他致力于统一国语、编写新国语课本、编辑中国第一份儿童杂志《小朋友》和推广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等业绩,都可圈可点。黎锦晖更大的贡献是对中国现代音乐的推动,大致有四个方面:一、创办中国第一所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后又创办明月歌舞剧社;二、创作《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等多部儿童歌舞剧,大力提倡儿童音乐教育;三、为中国早期电影谱写大量词曲均甚优美的插曲;四、以《毛毛雨》、《妹妹!我爱你!》和《桃花江》等为代表,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流行歌曲创作第一人,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所指出的:“黎锦晖在现代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是位巨匠级人物”,他“创造出既合乎现代又纯属中国的新音乐语汇”。 然而,黎锦晖对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贡献长期以来被大大低估了,不但当时受到左翼音乐界的猛烈批评,后来音乐史家的评价也不高,《毛毛雨》更被斥为“黄色歌曲”的代名词。当然,也有看重《毛毛雨》的,如“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这段歌句,就被教育家陶行知选入他所编写的《老少通千字课》中。 应该指出,鲁迅对《毛毛雨》也有所保留,但并没有全盘否定。他1934年11月1日致青年诗人窦隐夫函谈到中国新诗“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时,笔锋一转,说“许多人也唱《毛毛雨》,但这是因为黎锦晖唱了的缘故,大家在唱黎锦晖所唱,并非唱新诗本身”。可见鲁迅一方面承认《毛毛雨》歌词的通俗性和可唱性,另一方面又指出《毛毛雨》的流行并非新诗的胜利,而只是黎锦晖个人的成功。一年以后,鲁迅在有名的《阿金》中,又把《毛毛雨》的歌声比喻为“绞死猫似的”,可见厌恶之程度,但这是针对一些表演者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演唱的批评,与上述评论并不矛盾。 对各种各样的批评,黎锦晖有过回应。他并不承认《毛毛雨》等是“黄色歌曲”,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尝试以大众化的情歌代替当时都市茶楼酒肆中的“粉色小曲”,才从事流行爱情歌曲的创作。他在1965年8月所作的《我和明月社》中回忆说: (1927年)我开始把大众音乐中的一部分民歌、曲艺和戏曲中过分猥亵的辞藻除去,用外国爱情歌曲的词意和古代爱情诗词写出了比较含蓄的爱情歌曲,如用旧的音乐形式写成的《毛毛雨》,新的音乐形式写成的《妹妹我爱你》、《落花流水》、《人面桃花》这类适合小市民口味的东西。当时还没有“黄色歌曲”的称谓,归入流行歌曲之内。虽然这些东西当时没有出版,但“歌专”的学生已经唱得很熟了。 黎锦晖的自我辩护是值得注意的。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毛毛雨》已得到了重新评估,《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称1927年“黎锦晖创作迎合市民口味的家庭歌曲《毛毛雨》、《妹妹我爱你》,并开始流行”,这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虽然张爱玲说过“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和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但她还是写下了《谈音乐》这篇颇为有趣的文章。此文末尾特别说到“中国的流行歌曲”。张爱玲认为,1940年代以前的流行歌曲,“因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无线电扩音机里的《桃花江》(这首歌正是黎锦晖的作品——笔者注)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听价价叽价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她对当时流行歌曲唱法的批评,倒与鲁迅的观点有点不谋而合。张爱玲承认这种情形“现在好多了”,但还是提醒“中国的流行歌到底还是没有底子,仿佛是决定了新时代应当有新的歌,硬给凑了出来的”。 不过,《毛毛雨》显然不在此例。因为张爱玲把《毛毛雨》译成了英文,因为她明确表示“我喜欢《毛毛雨》”。在这则《说〈毛毛雨〉》中,张爱玲没有讨论《毛毛雨》如何演唱的问题。她说得很清楚,之所以喜欢《毛毛雨》,是在于它的清新自然,在于“它的简单的力量近于民歌,却又不是民歌”。也就是说《毛毛雨》是黎锦晖这样的音乐家从“民歌”中吸收、提炼、改编,然后创作而成的,属于适合现代都市市民口味的确确实实的“新的歌”,并不是硬凑出来的。张爱玲又借题发挥,巧妙地把《毛毛雨》与上海才有的弄堂文化相勾连,三言两笔,就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上海弄堂雨景,渲染了“弄堂里的爱”,并且上升到“传统的,扭捏的东方美”的高度。没有在上海大小弄堂里生活过的人,恐怕是难以领会这种海上情调和独特意境的。 张爱玲对来自民间的各种各类艺术作品一直十分推崇,无论配色鲜艳的土布,还是气息健旺的年画,等等,概莫能外。张爱玲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民间艺术”这个词,对民间艺术独有会心,她对歌曲《毛毛雨》的肯定,理应从这个角度去进一步认识和探讨。 从确认《谈画》最初出处到发掘《说〈毛毛雨〉》,对张爱玲研究文献学而言,《淮海月刊》的出现不可谓意义不大。但短短仅一百五十余字的《雨伞下》依然来历不明,期待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重读张爱玲》 上海书店出版社由陈子善教授所编,夏志清、李欧梵、刘绍铭、陈建华等多位名家著述的《重读张爱玲》,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第4部张爱玲研讨会论文集。本书收录有张爱玲研究者最新的研究成果25篇,研究领域侧重张爱玲晚年的创作与研究,包括她晚年创作的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晚年从事的《海上花列传》英译,对长篇小说《十八春》的修订,在电影剧本创作上的风格与得失等等,力图展示近年“张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趋势。 《平视张爱玲》全面总结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特色,梳理其美学和文学理念,还张爱玲一个更真实更具亲和力的形象。书中还收录了作者对张氏作品和人物形象的探讨文章,文采斐然,可堪一读。《张爱玲私语录》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将其父母宋淇、宋邝文美与传奇作家张爱玲四十年间的三百多封通信内容加以整理,编成《张爱玲私语录》一书,即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记载了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真挚坚固、相知相扶的情谊,也为张学贡献了新的研究资料。一般读者只知道张爱玲和炎樱等关系亲密,却多半忽略了宋淇夫妇才是她下半生最信任的好友,《张爱玲私语录》即是体现他们半世纪交往的友情之书。本书内容丰富,包括大量图片、张爱玲遗嘱手稿等珍贵资料,不仅呈现了张爱玲在海外的生活境况,也对其晚期创作心路历程有具体的描述,是目前了解张爱玲海外生活最重要的作品,也是解开诸多张学研究谜团的重要线索。透过这些内容,我们将看到一个更立体、更生活化、更真实的张爱玲。 如果想了解张爱玲的爱情生活 《今生今世》和《小团圆》可以对照看英文文献 用知网搜就可以了 不过得是会员或者用高校图书馆连接希望对你有帮助!

散文集《流言》由五洲书报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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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范文张爱玲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她的母亲虽出身名门,却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的新式女子,但她仍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她的父亲则是一个封建遗少的形象,时代的变迁,家庭的没落,并未将他拉进现代社会的洪流,相反的,却让他自甘堕落:纳妾、抽鸦片,永远只活在腐朽的封建遗少的世界里。“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正是因为她看透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男权文化重压下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才铸就了她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可怜的、自私的、可悲的,她以冷峻、肃杀的笔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悲剧。对于她笔下的女性,她不仅仅是给予了悲悯和同情,更多的也有揭露和批判。《倾城之恋》、《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看似无任何关联,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但深层次剖析,我们发现,在这不同的故事里,相同的是都为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悲剧。《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出身旧式家庭的小姐,她受过西式教育,在受到丈夫的虐待后,甚至同败家子丈夫离了婚,也可以称得上是新式女子。但她离婚回到娘家后,并未感到丝毫家庭的温暖和安慰,兄嫂搜刮完她的财产,便迫不及待想赶她回婆家。讥讽、谩骂的话语刺激着流苏,娘家再无她的立足之地。“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倾城之恋》)但像她这样的女人想要独立生存,谈何容易。于是徐太太的一句:“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倾城之恋》)使得流苏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即找个男人嫁了,这是她唯一的生存之路。机缘巧合下,她结识了范柳原,这个男人是她的新希望,是她逃脱家庭的唯一出路,说到底她最看重的还是他的财富和地位,所以她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这个男人,使自己得到经济上的安全。她想要占据主动的地位,想要成为她的妻子,而不是像他对待欢场上的女子那样对待她。但是,她失败了,范柳原是她无法掌控的男人,她不懂他,她只意识到“他要她,却不愿意取她。”在两性对决中,她败下阵来,,但她却不能放手,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这一条出路。不知是幸与不幸,香港爆发了战争,意外的战争使得这对男女回归到最平凡的普通人,两人一刹那的谅解成全了白流苏的梦想,最终与范柳原结了婚。在这看似圆满的结局里,背后却是无尽的苍凉与绝望。流苏的圆满是以整座城市的毁灭作为代价而换来的。“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倾城之恋》)但“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时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②他们的结局仍旧庸俗,而流苏的婚姻生活,也是可以预见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男权社会下,彻底的悲剧女性形象,在男尊女卑制度的迫害下,曹七巧的灵魂极度扭曲,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展现了她的疯狂、丑恶和变态。曹七巧原是乡下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虽出身寒微,却也天真美丽,向往纯真的爱情,也有了喜欢的人。但父权社会里,她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卖给高门大户的的姜家二少爷做了偏房,从此,她便把心仪的肉店伙计锁在了心底。嫁给一个从小得了软骨病的残废少爷,就注定了她要压抑着情欲生活,在这畸形的夫妻关系中,她从未享受过人的权利和快乐。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情欲的满足,她便转向了她的小叔子——三少爷季泽。她渴望正常的情欲生活,然而她的爱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姜家老太太把她“扶正”后,她将所有的情欲都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她固执地认为,金钱就是她的一切。分家后,这种对金钱的依赖愈演愈烈。这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对金钱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沦为金钱的奴隶。然而她的爱与欲永久地被压抑着,造成了她灵魂的扭曲,她开始变得疯狂、恶毒。她为守住她的财产,不惜破坏儿女的婚姻和爱情。她逼死了两房儿媳,更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人性丑恶的表现者。”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金锁记》)白流苏和曹七巧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淳朴的乡下妹子;一个受西式教育,可称得上新式女性,一个是曾向往纯真爱情的美丽姑娘。两个形象看似不同,但她们骨子里都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都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始终受奴役、受压迫,经济上的无法独立直接导致了人格的无独立。这就是她们悲剧的根源。男权社会下,她们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一、亲情的沦丧白流苏的兄嫂搜刮完她的钱财,便迫不及待赶她出门。“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笑了一声道:‘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钱的话,提起钱来,这话可长了!我早跟我们老四说过——我说:老四,你去劝劝三爷,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奶奶的钱哪,没的沾上了晦气!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把星!’三爷到:‘四奶奶这话有理。我们那时候,如果没让她入股子,决不至于弄得一败涂地!’”(《倾城之恋》)可见,白流苏的钱花尽时,她的兄嫂已不待见她。他们之间,手足之情早已淡化,联系他们的只有金钱。曹七巧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公子,丝毫不考虑自己妹妹是否会幸福。亲手将妹子推入火坑后,还要借着关心、探望的名义去姜家搜敛钱财。“曹大年道:‘妹妹你听我一句话。别说你现在心里不舒坦,有个娘家人走动着,多少好些,就是你有了出头之日了,姜家是个大家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平辈小辈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哪一个是好惹的?替你打算,也得要个帮手。将来你用得着你哥哥你侄儿的时候多着呢。’七巧啐了一口道:‘我靠你帮忙,我也倒了霉了!我早把你看得透里透——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本来见了官的就魂都没有了,头一缩,死不迟。’”(《金锁记》)他们之间,已不再是单纯的兄妹关系,还有金钱、利益。二、 爱情的破灭范柳原对白流苏,或许是有一点出于真心喜欢的,但他知道白流苏并不真正爱他,她看重的是他的金钱和地位,而且她并不真正懂他。所以“他要她,却不愿意娶她。”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白流苏最终的结局也只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不正常的夫妻生活,使曹七巧正常的人性本能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因此她爱上了健康、风流的小叔子——姜季泽。她与他纠缠十几年,她知道是不可能得到他的真心的。可当她听到姜季泽那类似示爱的告白时,她的心颤抖了。“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金锁记》)是的,她爱他,正是因为爱他,当知道他是为了钱而诓他时,她更加愤怒。可赶他走后,她又开始后悔。“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金锁记》)她的戳穿使她的“爱情”破灭了。三、 生存的困境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毫无社会地位,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或许仅仅想要过安稳的日子,却很难实现。为了生存,她们只能依靠男人。白流苏认为:“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倾城之恋》)而曹七巧,即使嫁了个残废的少爷,有不甘,有苦闷,却也仍然坚持呆在姜家,她要依靠他给她的名分、地位争夺家产。“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这足以说明,男人,是她们唯一的活路。她们离不开,更不愿离开。七巧很看重她的家当,但她却依然抓着她的儿子长白,因为他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不能放开他,更不容许别的女人抢走他。四、自私的本性白流苏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得到一个男人,她一手摧残了她与七妹间的姐妹之情,为了她的生存之路,她不顾姐妹情谊投身于范柳原。“宝络心里一定在骂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倾城之恋》)流苏把男人看得比姐妹重。而曹七巧为了自己贪婪的本性,更是可以不顾母子之情,拆散儿子、儿媳,破坏女儿的爱情,只为了守住她的财产和她的“男人”。分财产后,曹七巧化身为恶毒的巫女、阴暗的母亲。“在她获得了家长的权利之后,她的变态心理便不可遏制的与她的‘报复’结合起来,‘她需要别人为她的牺牲也付出点什么,不管这别人是否是她的亲骨肉,只要能够补偿她的变态心理’”长白之于她,不单是儿子,还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可当儿子结婚后,便不只属于她一个人,她需要和另一个女人来分享她的儿子,她不允许这样。她拼尽全力挑拨他们的夫妻生活,说尽儿媳的坏话,致使儿媳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对于女儿长安,她处心积虑地破坏她的爱情,还给她吃鸦片,生怕外人走她的家当。五、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她们的悲剧命运一半来自于外界——遭受着男权主义的欺辱和压迫,而另一半原因则在于她们自身,她们骨子里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这是受几千年来封建男权制度的影响。这种意识使她们自己陷入困境,无法走出来。她们自身就认为无论任何方面,都比男人低一等,所以想生存,只能依靠男人。曹七巧最终结局是众叛亲离,她知道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怨恨她;而白流苏与范柳原最终结了婚,但范柳原终不会变为圣人,不能放弃往日的生活与作风,谁又知道白流苏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曹七巧。“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颇多,在她们身上隐射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女性独有的个性以及她们的悲惨的命运。初读《半生缘》总觉得曼桢的不幸是曼潞和祝鸿才害的,质问曼璐怎么可以这样设计害自己的妹妹。其实,曼路也是很可怜的,为了家里的生计沦落为舞女,但却不被家人理解,结婚后又无法生育,才会想让自己的妹妹做自己丈夫的姨太太。应该说这是整个社会形态所迫,社会的腐朽黑暗,人的思想昏庸无能,当然曼桢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个性也是导致这样一个悲剧结尾的重要原因。曼潞和祝鸿才对她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开始,但把她推向深渊的却是她自己,并且由于她的认命她的妥协不仅害了她自己更害了深爱她的世均,也间接的害了翠之害了叔惠。她不只是让自己不幸福更加让三个家庭都不幸福了。如果她不委曲求全,直接去向世均坦白一切,如果他可以接受那固然是美满的结局。如果他觉得难已接受她的失贞,那至少以后可以坦然的生活,而不活是活在回忆或假象如果当年如果向爱人坦白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情形。活着不是为了后悔,曼桢最后对世均说的那一句:“世均,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这句话包含着多少悔恨,多少无奈。她自己也知道原本这幸福是属于她,但现在她失去了这个资格并且是永远的失去了,人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此啊。没有死去活来的告白,也没有山盟海誓的轰烈,一切就如同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当爱情静悄悄地到来,又被人生的起落所折磨,被岁月的洪荒所沉淀,被生活的重担所压迫,那份坚持与无奈,到最后竟然只是留下一句平淡得让人几乎心碎的道白。张爱玲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不一部悲剧小说,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缩影。很多人到老的时候还在后悔“早知当年如何如何”,岂知这个后悔也将成为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后悔。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却《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尾巴。《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剧。张爱玲用她的传奇故事不显山不露水地表现着人性,尤其是人性的鄙俗与狭隘,描写了家庭的黑暗,世人的虚伪,所谓爱情自私的本质,对女性奴性思想的提示也毫不留情。故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住母家,钱财,又为兄嫂不容,只得寻求再嫁,苦无姻缘,便抢异母妹妹的对象范柳原,范是个老尖精滑的留学生。一个不诚娶,一个但求嫁。两个人都不愚钝,很有些小聪明,可谓真正的凡人,凡心热炽。张爱玲站在白流苏的背后,让两个人的灵魂跃上纸面,斗来斗去。白流苏大家闺秀般的矜持,不时挑逗,范柳原穷形尽相,甚至挪用诗经里:“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携老”来做假。满篇你来我往的小技巧。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一个城市的陷落为代价而换取一段感情的最终结果看似壮观但其实又如何呢?也许张爱玲从来不认为爱情是可靠的,爱情在她心里只是平凡生活中的一些点缀本无什么大不了,两个人因为城市的陷落突然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和固有的洒脱,突然间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温暖,于是就有了倾城之恋。他们最终结合在一起了,可是张爱玲却不说是爱情发展到婚姻的自然结果,反而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其中充满了悲剧意味。那时女人的地位太低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悲剧性地依靠男人。所以,白流苏虽然自私,小家子气,但是也还情有可原。其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是另一种世事动乱吧,爱情也像《倾城之恋》里面的男女主角样,苟合着。

论文题目张爱玲

这位兄台是写论文吧,最好是找找张爱玲的一二部小说看看,论角色还是选取23个为好.

我毕业的时候用的是张爱玲《金锁记》中金锁的人物形象分析 你可以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形象分析这方面的都比较好写,资料也比较多。就像三楼说的,你的题目很大,作为一般本科生来说很难驾驭,像我的话,本来就是要写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比你的题目还小,可是老师还是说比较难把握,书也看不完哎,所以就单挑了一本金锁记。而且本科生的论文重的是方法,研究生中把握,我的学姐告诉我一般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不会用这种非常多人研究的作家哎,很难出新,貌似这样。 如果从纵向展开,你的书看完了么?如果对书本没有一定的了解,你如果去归纳出特点,当然,很多特点一些专家肯定都说过了,但是自己的见解个人认为比较重要,论文马上也要开始写了,各个时期的书这么多。。。

张爱玲论文题目

你要讲的似乎是五四遗事,所以要围绕主题,第二部分第二节可以去掉,与主题无关,只与第一节有关而已,故事梗概应移到第二部分第一节,两次婚姻对张爱玲的影响?第二次似乎不是青年,总之顺序上和小标题问题挺多的,我给你打我认为不错的顺序吧!五四遗事》中的女性形象——依附于出走的两难困局一写作时间背景,故事梗概,总体简评二张爱玲的生平在此篇文章的影子(出身背景,个人情感与爱情观)三四相同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浅析沉香屑第一炉香论文

《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张爱玲选题目的研究”方面论文还不多见。题目是作品灵魂的体现,张爱玲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本中作者只在开头和结尾提到用铜香炉烧沉香屑,作品中间部分再没提这几个字。为了弄清作者意图,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样几个问题。

(一)关于“沉香屑”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写道:

沉香为众香之首,又被喻为天香。[1]50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中贾宝玉偷偷去祭奠沉井而死的金钏:

……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茗烟道:“这里可有卖香的?”茗烟道:“香倒有,不知是哪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便回手从衣襟下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速,心内欢喜……[2]

两星沉速:沉香、速香,是和檀香、芸香等齐名的香,贾宝玉身上常带的是沉香和速香。从以上所引中我们得知:沉香屑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薰香,它排在檀香、芸香和降香之前,不是普通的香。香往往是在比喻女子。沉香屑在小说中隐喻薇龙等青春妙龄的女子。

(二)香炉的意义

香炉是专门烧香用的器具。《辞海》记载:

烧香之器,也作陈设之用。……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祀之器为之。……古时亦用以薰衣。[3]

香炉是祭祀用的,也可以用于陈设或给衣服熏香。

小说开头关于“香炉”的描述: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家传的”指年代久远,“霉绿斑斓”的铜锈可以作证。作为古董而传家的“铜香炉”穿越了时间、空间,承载着主流话语权的思想和文化,在这里“铜香炉”是一个象征物。叙述者用“请您寻出”这个词汇,“寻”字表明这种古董在“您”家里可能不止一个,说明这是富有“家传”的人家,要找出这个香炉来需要去某个储藏间去“寻”。这个“寻”字,表现了家藏品的丰富,表现了两个人(叙述者和假想的听众)的关系比较密切以及他们对点香说故事这个仪式的认可。香炉可以理解为“香”的归宿、“香”燃烧过程中所处的环境。

(三)烧香及其作用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篇首写道:

香之十德:感格鬼神……[1]50

香可感格鬼神。张爱玲选择最好的“天香”,选择用“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来烧这香,她在举行一个仪式:叙述者和她假想的听众带着虔敬,用家传的“铜香炉”烧一炉名贵的“沉香屑” ,通过这个仪式来传达一种心灵上的企望,祭祀那个时代里陨灭的灵魂。点香这个仪式应该有一套特别的程序。张爱玲在小说中没有写。但是马明博先生写出来了:

……世刚先生捧起一只古拙的瓷香炉,……他用香锸拨动炉中细软的香灰,向香炉四周轻拨,中间形成一块凹地;他打开香盒,用香勺取沉香屑,一勺一勺,放在中间凹处,撒入少许香灰,拌匀;又取半勺香屑,以火点燃,轻轻地放进炉内香地中央;他取来香锸,将炉壁四周的香灰,轻轻地围拢向燃烧的香屑,继而将他填埋起来,……[1]50

燃沉香屑时不能有烟气,淡雅的幽香在空气中缓缓传递、扩散,仿佛心灵与环境相融合的过程。张爱玲为了体现仪式的重要性,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中这样写道:

这一段香港的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要烧完了。[4]2

可见,这炉香是叙述者替故事主人公薇龙烧的,表达了对主人公青春陨灭的惋惜,是对战乱时期年轻生命“凋零”的超度,是张式情怀对乱世的'悲悯。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在薇龙的故事里代表吞噬、融化了“天香”的香港世界。燃香过程是香在香炉中的消耗,喻指主人公的青春在香港梁太太家中“死”掉。

作为古董的冰冷的铜香炉仿佛吞噬人们灵魂的旧式环境。跳不出这个环境的年轻人仿佛燃烧在这炉中的香。香味袅袅中人的青春如燃着的香一样飘散,伴随作为古董的香炉变得铜锈斑斑。薇龙为了留在繁华的香港,选择了不爱自己的男人,心里“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也只有无边的恐怖……”[4]28

在小说中,描写环境对人灵魂的吞灭的意向很多,描写人的灵魂受物欲吸引而失去理智的地方也很多。这个环境就是所谓的“香炉”。这个香炉里有历史的时间的延续:“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1]7也有当下时间的显现:“梁宅前面,这条山道,是有名的恋人街。一到了夏天,往往直到天亮都不断人。”[4]21还有地域间的穿梭,从上海到香港。

造成“沉香屑”被困“炉”中的客观原因有五:

(一)封建传统的理学教导——古董式家庭教育

薇龙生在败落的上海旧式大家庭,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薇龙从小受到的来自父亲的正面教导是:不能败坏门风。这是中国传统理学对女人的“贞节”教育。如果不“听话”就是,结果就是给气受。所以,发生乔琪事件后薇龙不敢再回到父亲身边做个“新的人”了。薇龙开始思考:受传统理念支配的“正义”的父亲无法维系避乱时家庭的支出,而父亲极力反对的反面教材姑妈,却在乱世中“滋润”地支配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这个残酷的现实迫使一个辨别能力不成熟的十几岁的女中学生对“姑妈式”生活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对父亲教育的反思。从而为薇龙选择自己的“出路”创造了心理基础。

(二)南英中学的殖民地西化教导——奴媚式学校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目标是把被教育者培养成封建伦理和封建制度所要求的“人才”。而殖民地的教育是为殖民文化服务的,对于宗主国,殖民地不过是他们攫取财富的源泉,这里的人在生活方式上要崇拜模仿他们的宗主国,在思想文化上要谄媚讨好他们的宗主国。只有对原有思想文化体系进行精神摧毁,才能打击固有传统对宗主国思想的抵制,才能实现有效的殖民统治。所以,薇龙的学校南英中学本不是培养什么精英人才,尤其是女学生,而是为了取悦游客。就连学校开设英文或法文课,也是为殖民地的长远打算,为了与宗主国交流,是殖民地奴性的标志。除了生活方式教育,还有宗教教育,比如薇龙参加唱诗班的活动。梁太太举行家庭游园会,邀请薇龙唱诗班的伙伴,同时邀请了天主教的修女。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导向。所以香港的学校教育和上海的传统教育在育人标准上是有分歧的。上海教育是封建士大夫基础上的“新学”,而香港教育则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这样矛盾的两个体系混乱了薇龙的是非评判标准,是薇龙行为堕落行为的前期心理铺垫。 (三)梁太太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理念影响——交际花技能培训学校

姑妈用自己多年青春换来的物质驾驭了贫困中的薇龙。她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步骤首先对薇龙进行精神征服:欲擒故纵,先骂薇龙的父亲,使薇龙在自卑中失去判断力;再利用奢华的生活方式诱惑薇龙,进行交际技能培训(钢琴、网球、家庭聚会),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活动引诱薇龙。在量网球服尺寸的同时也就量走了薇龙的身材数据,为薇龙准备了满橱的衣服,使贫困中的薇龙沉浸在衣橱中。理学虚弱的理论在强大的物欲面前退缩了:薇龙一边用父亲的理论抗拒姑妈的诱惑,一边在姑妈的麻醉下享受物质的快乐。

当薇龙和乔琪的“婚事”被姑妈设计撺掇成之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这就是被桎梏在“香炉”中“香”的命运!这是姑妈这只“蜘蛛”在盯眼看过薇龙之后,就设计好的一张网:那毒寡妇黑蜘蛛,不仅吞噬来寻觅她的“雄蜘蛛”,也不放过任何一只在蛛网旁飞过的蚊蚋。薇龙成为姑妈的猎物,成为那个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奴性殖民地文化糟粕于一身的香港这个“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的一炉沉香屑。姑妈的家庭环境是薇龙堕落的陷阱,是那个历史久远的古董铜香炉的象征,薇龙无奈地、清醒地在炉中燃烧了自己青春的生命。

(四)浪子乔琪的干扰与迫害——扭曲的“情爱”观念

乔琪是众所周知的浪子,他周围所有女人都知道不能嫁给他,但都喜欢被他关注,与他游戏。他的魅力就在于长得“洋气”“帅气”,他不爱薇龙,只是戏耍她。薇龙知道他是唯一能抗拒姑妈诱惑的男人而爱上他。乔琪的爱情观、婚姻观是薇龙堕落的直接原因。

(五)香港大环境的浸染——合围的铜香炉

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殖民地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交际场风气,尔虞我诈、利益至上、拜金主义的商业社会,这一切是一个十几岁的是非观念未定型的女孩子陷落其中不能自拔的社会原因。

可见,张爱玲是在用一种悲悯的情怀怀念一个青春的灵魂,那个美好的灵魂就像是一炉沉香屑,名贵、高雅,却被围困在那个古董一般的环境里,任凭缓慢的微火燃烧,却不给足够的氧气,慢慢地被消耗掉。这就是本文对《沉香屑·第一炉香》题目意义的阐释。

[参考文献]

[1] 马明博.沉香屑·第一炉香[J].中国工人,2011(07).

[2]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66.

[3]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444.

[4]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5]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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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张爱玲论文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又一度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在文坛中赫赫有名的她,却因为和胡兰成的失败婚姻,最后只得远走他乡!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两,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除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掌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两;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猝死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出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张爱玲孤独的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墙望回去,越光辉的成就也越凄凉。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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