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韩愈、宋朝的苏轼，想必大家都是知晓的，历史上也都对他们做过评价，那么大家知道吗?韩愈和苏轼被同时称为什么呢?先对两人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韩愈雕像
韩愈：出生于唐朝，是唐朝的文学大家同时也在哲学上有很大的造诣，他在散文上也很有大的成就，不过他一生和苏轼一样，一生坎坷，被贬官都成家常便饭了，韩愈的性格也很开朗，他被苏轼推上“唐宋八大家之首”。
苏轼：出生于宋朝，和韩愈相差的比较远，但是在文化领域不分种族和年代，苏轼和韩愈同样都是八大家之一，但是苏轼和韩愈在诗词、性格和所面对的坎坷人生是很相像的，他们都看清了、想通了，走出了一条豪迈的人生道路。
他们两人都是唐宋八大家，其余六位分别是曾巩，苏洵，苏辙，王安石，柳宗元，欧阳修，其中柳宗元和韩愈是唐代的，其余是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并称三苏。
那么苏轼和韩愈并称为什么呢?这主要是从两人所作出的诗词上来定义的，韩愈的诗词多偏向于豪迈、奔放，虽然韩愈本人他是偏古的，但是却不影响他个人作品的发挥，而苏轼的作品和韩愈一样，大有一种气吞山河之势，也行两人在性格和所面对的人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两人所作出的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韩愈和苏轼的文章气势磅礴，如海如潮。所以人们并称他们为“韩潮苏海”。
苏轼称王维什么
王维，号摩诘居士，生于唐朝，是著名的诗人、画家、政治家。与苏轼相同的是，王维年轻时期，抱负远大，希望做出一番事业，为朝廷效力，为百姓分忧，但都因为政局变化，云波诡谲，怀才不遇。
王维画像
王维自小聪颖过人，才华出众，在诗歌方面，没到他弱冠之年，已经有可以查阅到的文史资料了，勤奋好学，年纪轻轻便入朝为官。王维的前半生几乎可以说是风平浪静的，直到安史之乱后。安史之乱发生后，王维被贬，日渐消沉，便终日在山水与佛之间寻找精神寄托，一方面来抒发自己的闲情逸致，一方面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感，也许就是王维脱离官场，迷恋自然的清新淡远，为后代留下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尤其是王维的山水田园之作，与孟浩然并称为“王孟”文学成就可见一斑。苏轼曾经称赞他的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苏轼一向清高，很少夸人，但王维画画上的成就，让苏轼也为之折服，他称赞王维的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画，画面十分丰富，层次分明，由远及近，动静结合，神韵淡雅，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意境。也许就是因为王维长期沉溺于自然美好的事物，对大自然感同身受，培养了自身敏锐的观察能力，因此笔下的山水更加富有意境，耐人寻味，其神韵更是别的画家鲜少能比拟的。
苏轼旷达词
苏轼，世人称之为“苏东坡”北宋人士，著名的豪放派诗人、政治家、文学家，苏轼因为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歌被称为“宋代的典范”，他的词被誉为“为词立法”。
苏轼雕塑
苏轼的文学造诣虽然高，但是他留下来的词作其实并不多，据统计，才三百余首，但是苏轼的词又被称为“旷达词”开创了词的新的篇章。
政治变幻莫测，云播诡谲，很多读书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都想报效朝廷，但是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陶渊明的诗多有对贫苦、疾病的感叹，豪放派李白的诗有郁郁不得志的愁苦，杜甫的诗也常包含抱负无地施展，仕途失意的寡欢，但苏轼的诗却显示出了不一样的胸怀，对人生愁苦的谅解。
苏轼旷达词的形成与苏轼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苏轼一生，不趋炎附势、不结党营私，虽然多次遭受贬谪，但他仍不像现实低头，不随波逐流。苏轼通晓儒家、道家，形成了他豁达的胸襟、乐观开朗的个性，即使面对最窘迫的“乌台诗案”，让他对政治失去的信心，但也没有打击他自然的生活态度，即使被贬，到达被贬之地，仍为民办事，建立医院、学堂等等，被当地人成为“苏贤能”。
苏轼的旷达词不论是感怀悼念还是壮志未酬，亦或者内心孤寂，他都采用超然旷达的处理态度，透露对人生希望的执着和追求。
苏轼与辛弃疾的异同
辛弃疾，我国南宋时期的豪放派诗人，生于金国，他的词中有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因为国家常年征战，战斗的精神也随处可见。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辛弃疾画像
苏轼的词，被誉为“为词立法”突破了以往词的传统作法，扩大的词的意境，而辛弃疾继承了苏轼在词上的改革，并将他继续发展，将词功能发挥到最大。而且苏轼与辛弃疾都属于豪放派的诗人，且都是性情中人，在词的创作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苏轼的词与传统的词作有很大的差异，词多表现的自由旷达。他在题材、风格上都做了重大的突破，将语言演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在词的创作中，加入了对祖国的壮丽河山、日常生活、人生哲理的描写，宣泄自己的情感。而且苏轼受到儒家和道家的熏陶。
辛弃疾的词多显豪健悲愤，辛弃疾满腹爱国的热性，却壮志难酬，让他产生了矛盾，内心痛苦不堪。他的词已经不限于苏轼时期的对祖国的壮丽河山、日常生活、人生哲理的描写，内容扩大了很多，题材也宽阔了很多，凡是能写入文学的东西，辛弃疾都将其写入其中，书写他难酬的壮志之志。
辛弃疾在言语技巧方面也有突破，他的词形式松散，句意连贯，在注重节奏和语气的基础上，句子写的比较长，不拘泥于套路。有人评价他们，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
首先，你的这个认知是错误的。韩愈并不是八大家之首！绝大多数文献说唐宋八大家，是按照历史顺序来排列的，即朝代顺序与年龄顺序。韩愈属于唐朝，又比同属于唐朝的柳宗元大，所以平时说八大家就排在第一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八大家都是唐宋复兴儒学抑制佛教的参与者，儒学复兴运动也是韩愈最先提出来的（但是韩愈王安石苏轼提倡同时提升孟子抑制荀子，而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等却希望按照实际思想学术水平来对待荀子孟子，最后程颐朱熹支持韩愈一派最后取得胜利，但是不问真理只论权威的韩愈程颐朱熹的扬孟抑荀却遗害泰华八百年）。如比成就，散文杂论文，韩愈同苏轼、王安石、柳宗元、欧阳修并列，苏轼还略高于韩愈；若比艺术散文，苏轼第一，然后依次是柳宗元、欧阳修。韩愈的艺术散文在八大家中处于末尾。如比诗歌，苏轼第一，以下依次是欧阳修、王安石，再次才是韩愈、柳宗元、苏辙、曾巩、苏洵。如果论学术成就，王安石第一，其次是欧阳修，然后依次是柳宗元、苏轼、韩愈、苏辙、苏洵、曾巩。所以，无论比什么，韩愈都不是八大家之首。只有比年龄，比父母生下他们的时间，韩愈才是第一。
原因有三个，一是因为古代的排名大多数是按照朝代顺序来排的。遵循先者为尊，后来居末的规则。而我们知道韩愈是唐代的人苏轼是宋代的人，所以说即使两个人的才能不相上下，且苏轼是全能型的人才，但韩愈还是居于榜首的位置，其实唐宋8大家都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排列的。
其次是韩愈最先举起唐代古文运动的大旗，虽然说唐宋八大家都是古文运动里面的核心人物，但是韩愈是倡导者，他首先朝着不知所云，完全是无病呻吟的那些文章发起了攻击，大力的倡导古文之风，想用轻松活泼的散文来取代已经没有价值的骈文。如果我们曾经仔细的阅读过古文，那么最好看的就是秦朝的散文，还有汉代早期里面的散文，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贾谊的《过秦论》每一篇都是难得一见的美文。所以说韩愈有复兴古文的功劳理应居于首位。
其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韩愈靠着他一个人的力量复兴了马上要没落的儒学，使社会上面不重视老师的坏风气开始转换，把老师从一个位居最下端的位置提升到了应有的高度，而这个大功劳更是让韩愈当之无愧的坐上了八大家之首。
在当时战争让人民苦不堪言，而西汉的武帝经常打压黄老的学说，再加上后来佛教的兴起，儒家的地位就越来越低下，虽然说隋唐两代儒学仍然是被当作正统的学问来教学的，可是受重视的程度跟汉代并不能相比。后来老师的地位也越来越低下，后来发展到了人人都以去向老师请教问题为耻的地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好像就要关门大吉了，这个时候就是靠着韩愈出来重新吹响了儒家学号的号角。
韩愈的诗歌作品风格迥异，与众不同，更突显其特点，并且韩愈是唐朝的诗人，苏轼是宋朝的，唐朝更占先一些。
唐宋八大家的排名最早是由明代的茅坤排列的。茅坤在著作中曾写道：即韩柳易打头，三苏次在后。虽然八大家之首是韩愈，而八个人当中，论成就名气肯定是苏轼更高出其他七人，那么为何八大家之首不是苏轼或者其他人呢，这个问题还要以下几个方面说起。
首先就是按照朝代的顺序来排定，韩愈所处的朝代要比苏轼早，茅坤确定八大家次序通常认为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定的，这个原因体现的很明显。韩愈是中唐时期文学家，而苏轼是北宋年间的文人。从年代上来论，苏轼比韩愈晚了将近三百年，这样说来将韩愈放在苏轼前面也就算是情理之中了。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由唐朝文学政治运动的继承性所决定的，在安史之乱之后，韩愈柳宗元等文学人士发起了文学运动，苏轼对此文学运动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苏轼也就不可能排在前面了。还有就要从两人的作品上进行对比，韩愈的文章重点在宣传传统道德和儒家文化，开创了唐代古文学发展的新局面。而苏轼有些文章语句过于锋芒，显得不合理义，所以就整体而言，韩愈的诗词更益于大多数人阅读理解。
韩愈和苏轼的诗歌作品，对于后世的传承都产生了很深远的意义，无论是谁的排名在前面，都不会影响在其文学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
孔子是中国的民办私人教育的鼻祖，也是一个被封建皇朝抬捧到天上去的人。虽然他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太过讲究人际等级关系；但是，其实他的思想是丰富驳杂的，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如果我们撇开“圣人”的角度去看他，甚至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 比如说，有一次，叶公问子路和子贡，你们的老师是怎么样的人呢？两人不知道如何回答，回来问孔子，孔子说，你们为什么不说：我们的老师呀，他的为人啊，发愤忘食地投身在学问和教育中，以此为乐以至于忘记了忧愁，不知老之将至 呢。这是命运不遇的孔子的夫子自道，他是一个积极而乐观的人，以至于在那样的境遇中最后竟然活到了73岁，在远古时代很难得了。我本人正是从这段对话里，发现著名的孔圣人、孔夫子，原来也不是一位只会板着面孔训人的主，而是具有有趣乃至可爱的一面的呢。 除此之外，他有趣的对答还有不少。所以，初中生学孔子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我必须要指出来，不可单从什么圣人、道德、孝啊这些假大空、高大全的角度来鼓吹这位“圣人”，我建议把他当作“俗人”看，然后多学学他的一些有趣的观点和话语。至于杜甫嘛，他的诗歌丰富多彩，内容切近生活和自然，既有述说自己的辛苦动荡而忧国忧民的，也有描画自然景物而惟肖惟妙的，也有说道理而别具一格发人深省的。总之从热爱诗文、热爱自然、热爱家国、同情人民这些个角度，来学习杜甫的诗都是可以的。而苏轼嘛，他除了工诗词书画，还有许多有趣的生活故事，另外他还有上任地方官之后直接主持了一些对当地的利民工程和行动。所以，学习苏轼应该从这些方面去进行。总之，孔丘、杜甫、苏轼，这三位古人，都是古中国极富盛名的文化大师，我认为，从继承传统、领略古韵的角度，初中时候就对他们三位都应该有所涉略。要说谁先谁后，我还真抉择不下，丢了哪一位都觉得可惜，我看这样吧：初中时代，应该对三人的学问、思想或为人、生活，都学一点、知道一点，这样，才不失认识古往、继承传统的要义！
苏轼兼有儒道的精神气质.孔子似乎没有太多的兼容性.延伸：自然观：自然观自然观就是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唯心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精神或上帝的产物。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处在永恒运动、变化、发展中的物质世界；自然界一切现象都是对立统一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自然界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对自然界认识的基础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
君子之欲有为于天下，莫重乎其始进也。始进以正，犹且以不正继之，况以不正进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以强其国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术有浅深，而其成功有巨细。虽其终身之所为，不可逆知，而其大节必见于其始进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进以强国而能霸者也，未有进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为尧舜之君，而吾民为尧舜之民也。以伊尹为以滋味说汤者，此战国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见桓公于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为霸者之佐，是故上无侈说，下无卑论。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见孝公也，三说而后合。甚矣，鞅之怀诈挟术以欺其君也。彼岂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顾其刑名惨刻之学，恐孝公之不能从，是故设为高论以炫之。君既不能是矣，则举其国惟吾之所欲为。不然，岂其负帝王之略，而每见辄变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终于秦也，是其进之不正也。圣人则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难。圣人视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谓急矣。然未尝以难合之故而少贬焉者，知其始于少贬，而其渐必至陵迟而大坏也。故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之世，其诸侯卿大夫，视先王之礼乐，犹方圆冰炭之不相入也。进而先之以礼乐，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则圣人，以世言之，则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于有功者则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则继以先王之礼乐。其心则然，然其进不正，未有能继以正者也。故孔子不从。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进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为也。不敢进而进，是易其君；不可为而为，是轻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进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为是，君曰能之，则安受而不辞；君曰不能，天下其独无人乎！”至于人君亦然，将用是人也，则告之以己所欲为，要其能否而责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试观之者”，皆过也。后之君子，其进也无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将权以济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则曰：“吾君不足以尽我也。”始不正其身，终以谤其君。是人也，自以为君子，而孟子所谓贼其君者也。
这两人根本没有可比性，相差一千多年，所处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孔子是儒家创始人，苏轼学习的是已经非常成熟的孔孟之道，思想上有差距，这很正常，孔子的观点不如苏轼的观点见解高远，只是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孔子的伟大在于他当时的成就和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而非他就是不可超越的，和谁相比都是优秀而正确的。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归纳其表现的思想内容为以下几点：1. 揭露并抨击社会的黑暗政治和丑恶现象，如《原悔》揭露一般士大夫诋毁后进之士的原因。2. 阐发自己在教育等方面的观点，如《师说》。3. 表现怀才不遇，如《杂说四之千里马》。4. 对封建科举官僚制度的控诉，如《蓝田县丞厅壁记》。5. 讴歌英雄怀念亲友等。如《张中丞传后续》，《祭十二郎文》。从艺术成就上看，韩愈散文具有以下特点：1. 文章富有气势，雄奇奔放；2. 富于变化，时而曲折变化，时而流畅明快，3. 语言准确，鲜明生动。4. 词汇丰富，句式灵活，流传了许多成语，如“佶屈聱牙”、“不平则鸣”等。5. 想象丰富，善用譬喻
一、韩愈作品的艺术性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是继司马迁之后最伟大的散文家,他的散文, 熔铸百家,“含英咀华”, 出神入化, 时时闪耀着独特精神的光辉, 令人耳目一新。笔者将其散文分为议论、记叙、抒情三类, 试就其艺术特色作些分析。1.纵横捭阖, 气势充畅雄肆———鲜明的政论特色。韩愈散文中, 议论文占很大比重。其中有指陈时弊, 为民请命的《论天旱人饥状》, 有集中表达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的《原道》, 有对社会黑暗现状作辛辣嘲讽的杂文等, 这些作品气势充畅, 纵横捭阖, 波澜起伏, 时见奇峰突兀, 而在转接之处又不可测识。我认为韩愈的议论文之所以能够如此, 一是他善于将各种材料有机地进行组织, 形成内在的严密逻辑性; 二是“不平则鸣”, 议论中深含强烈的感情色彩; 三是说理注重于运用生动形象的事实, 使文章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如《师说》, 采取总分结合,正反对比、反复论证的手法, 笔势纵横, 间架细密, 具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杂说四》通篇围绕发现、爱惜和使用人才, 用可以感触的形象作譬, 跌宕起伏, 层层递进, 使全文一气贯注。根据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论述内容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 从而增强论证效果, 是韩愈议论文的又一特色。如《答李翊书》语气亲切、曲折层流而又酣畅流转;《进学解》借用自我嘲解的传统方法来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 在写作中时而运用生动的比喻, 时而运用对比排偶, 时而正话反说, 反话道正旨, 婉曲中更见恣肆畅达, 表现出很强的论证力量。2.形象鲜明, 文气充沛———高超的记叙手法。韩愈写过许多传记、行状、碑铭、墓志等记叙文, 这类文章当时各有程序,很容易写得千篇一律, 但韩愈却以其雄厚的才力写得各有特色。他善于捕捉那些最能反映人物精神面貌的特征加以着力描写, 以突出人物个性, 勾画出一个个呼之欲出的鲜明形象,如《张中丞传后叙》中的张巡、许远等形象无不栩栩如生, 感人至深, 状物记事很重视形象的鲜明和文气的充沛, 如《毛颖传》虚实错落, 奇意选出, 诙谐趣味, 深得《史记》之神髓。3.情真意切, 荡气回肠———独特的抒情笔调。韩愈的不少祭文、哀辞以及赠序, 如《祭十二郎文》、《祭柳子厚文》等皆为抒情散文中难得之佳作, 或采用长短错落的散化文句, 或运用复迭错综的词句, 情感自肺腑流出, 表达上一唱三叹, 淋漓尽致。韩愈的散文无论叙事、议论、抒情都具有独创性, 他不仅打破了各类文体的程序, 而且打破了各种体裁的界限, 熔叙事、议论、抒情于炉, 使文章从不同角度打动人。在语言上, 善于吸收前人作品中的语言精华, 将其融会贯通, 推陈出新, 大大丰富了我国的语言宝库。总之韩愈的作品, 充实了盛唐中唐文化, 为我们留下了瑰丽的文化遗产, 他的思想观点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进步, 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韩愈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家。感情充沛、风格豪迈、笔锋犀利、气盛言宜，形成特有的雄奇恣肆、浩大奔放的气势和充沛的逻辑力量，是韩愈散文的基本风格。而不同类型的散文又有不同的风格：（1）论说文气势磅礴、纵横开合，论证雄辩有力，善于通过对比、排比、比喻、反讽等手法增强文章的论辩力量；（2）杂文嘲讽现实，揭露矛盾，犀利精悍。或长或短，或庄或谐，嬉笑怒骂，怪怪奇奇，具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杂说》《进学解》等；（3）记叙文继承和发展了《史记》、《汉书》记事写人的传统，善于选择典型的真实事件和细节来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客观的叙述中寄寓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如《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4）抒情文主要见于祭文、书信。这些作品融抒情、叙事和议论于一体，感情强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祭十二郎文》。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他的“杂著”或“杂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文章简短明快，而多转折变化，十分饱满地表达了一腔的委屈.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韩愈是我国古代运用语言的巨匠之一，他的散文语言有简练、准确、鲜明、生动的特点。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因此他的散文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他随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语言的自然音节，屈折舒展，文从字顺；间亦杂以骈俪句法，硬语生辞，映带生姿。
其论说文观点鲜明，辞锋犀利，气势宏伟，说理透辟，逻辑性很强，感情强烈。其记叙文常常采用叙事为主，兼以议论和抒情的手法，既能够生动地刻画出人物形象，又能够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如《张中丞传后叙》就采用了这种手法。其抒情文感情真挚，抒写委婉，如《祭十二郎文》把悼亡的悲情和生活琐事的描写融会在一起，写得凄婉动人，催人泪下。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韩愈十分重视语言艺术，这与他“文以明道”重道而不轻文观念有关，他曾主张“词必己出”、“陈言务去”、“文从字顺”，语言的匠心独运才能达到明道的目的。他的散文语言精练生动，准确鲜明，流畅而多变，富于创造性和表现力。韩愈的文章语汇丰富，既善于吸取古代的词语，又善于运用当代的语言，熔铸成古朴而新奇的语言。他的许多精警新奇的语句至今流传，如“佶屈聱牙”、“蝇营狗苟”、“动辄得咎”、“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弱肉强食”、“痛定思痛”等等。他的文章句法以自由多变的单行散句为主，也常常有意运用一些骈文的句法。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你眼中的韩愈是什么样子的。
正文：
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负载着千秋沧桑，世态炎凉。几千年的旅程，是一条崎岖漫长的路。途中那些被淹没的凡庸俗子，包括太多的文人志士，随着时代钟声的消，匿，宛如一阵清烟，烟消云散，抹不下一笔痕迹，可是，唐宋八大家作为这一旅途中的娇宠儿，却在历史的长卷上博得了一席之地，并将自己的名字铸入了光辉的史册中。
而韩愈作为其中的一朵绚烂的奇葩，更是遐迩闻名。他的诗，他的文，他的胸襟，他的抱负，都不失是我们深入探讨且经久不衰的话题。
最先接触韩愈是从一首《左迁蓝关示侄孙湘》开始，读罢此诗的人，都能从中看穿这是诗人遭贬后的愤满之作。而伴随来的一系列问题又恰巧为我们更深层次了解韩愈的人格搭起了桥梁。韩愈银何事触怒了皇上？
韩愈怎会有如此大的胆量去顶撞皇上？韩愈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物？…我想，通过了解这些内容，不光对我们理解这首绝唱，即对我们了解韩愈的人格品行也具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根据有关资料查阅，韩愈之所以遭贬的缘故在于：
唐宪宗李纯为求长生不老之道，曾几度迎佛骨入宫供奉。韩愈当时为刑部侍郎，写了著名的《论佛骨表》，反对宪宗迎佛骨，从而触怒了先皇，欲处以死刑，经裴度等人说情，才幸免一死。死罪可恕，活罪难逃，韩愈就此被贬潮州。
已步入人生暮年的他，如何经受得起漫漫远程的折磨，可是甚至圣旨已下，在挣扎也是无济于事。太多的酸楚，太多的无奈，压抑在韩愈的心髓深处，得不到的宣泄丝毫释放宣泄。
就在韩愈抵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给爷爷做伴。韩愈就在这一瞬间，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早春 韩愈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张十八员外：即张籍，时任水部员外郎。员外，编制以外的官员。这是韩愈在长庆三年(823)赠水部员外郎张籍的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帝都长安的大街，濛濛的小雨，雨丝是那样轻细，那样柔和，那样滋润，好像酥油一般。不，它还有酥油不具备的化育万物的非凡特质。在霏微细雨的滋养下，你去看那草色，远远望去，碧色朦胧，极清极新极淡，而待你走近了。反而觉得失却了那绿色，但见细嫩纤小的草芽刚刚钻出土面．
风裹挟着雨抓挠着窗户，雨滴哀伤地落下，似离人的泪，又像这玻璃叹息着熔化掉了。我推开窗户，感到这玻璃确是完好的，倒也放了心。极目远眺，只有灰蒙蒙的天，淅沥的雨，和远方那灰蒙蒙的建筑物的模糊的轮廓。一如我现在晦暗，孤独的心情。我撑起雨伞，行在小道中。雨声便在雨伞上跳起舞来。然而这声音，却似哀乐。是为离开美妙的天空么？是为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而奏上一曲悲壮的歌么？是为冬之逝去么？我不得而知。我转悠着伞，看那滴落的雨滴寂寥而疲惫的背影，它们是天空的弃婴，也是如我一般可怜的人儿。我丢掉伞，望着残忍的灰暗的天空。瞬时，雨点，不，是雨线，如晚箭般射了过来，它们骤然停在我的身体上，就像箭猛地射中了目标一样，穿过衣服，穿透肌肤，渗进血液，汇入心里，销熔我那颗心。道旁的树还是枯干着的，让人想起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干枯的手。它想去拥抱雨，雨被粗鲁的风吹开了。草儿还是微黄咚咚地喝着珍贵的雨水。我听得见它们愉悦的声音，“唰唰唰”它们一齐笑道。我却一丝也笑不出来。雨在风的怂恿下密密、匆匆地斜织着，织成了帘，织成了网，将我网罗起来，蹂躏着我这些冬的余孽。雨水早将我的全身淋湿了。衣服黏黏紧紧地粘在身上，使我难受极了。融入心中的雨水把我的心浸透得冰冷。雨水流进嘴里，酸的？苦的？“不，这不是春天！”我在心里歇斯底里地喊道。然而没有回应，只有雨的“哗哗”声与风的“呼呼”声，这是恶魔狂妄的笑。春天应该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春天应该雨如牛毛、绿意盎然的。风却更放肆地呼啸而去。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可恶的风”，但这咒骂旋即就被风吹散了，被雨浇淡了。我孑然瑟缩在这寒风冷雨中。莫名的孤独，无奈，失望……刹那间涌上心头，充斥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我只好落寞地回到屋里。窗忘了关上，我走上前。不经意间眼角掠过一丝绿意。呵！是一株柳树，它换上了新装，莫非真是春风裁剪出来的？它正在沐浴呢！我探头一望，却惊奇地发现草儿也已经青葱可见！原来，春天真的已经到来。这雨，正是春雨；这风，亦正是春风！春雨又涌进我的嘴里，嗯，是甜的！是充满生机，洋溢着希望的！我似乎尝到了草香，花的芬芳，泥土的清香……而雨点在玻璃上敲打出来的“滴答滴答”的声音，我觉得是世界上最为美妙的音乐！
关于苏轼的1000字的小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