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妇女好面妆，奇特华贵，变幻无穷，唐代前后都未出现过如此盛况。
唐代妇女的化妆顺序大致如次：一敷铅粉;二抹敷脂;三涂鹅黄;四画黛眉;五点口脂;六描面靥;七贴花钿。
花钿是唐代面部装饰的一大特点。这种在脸部额间贴上花钿进行装饰和点缀的方法，在唐时十分盛行，尤其是唐的后期更为时尚，并且有多种效果，这在王建的诗中记得十分详细:“腻如云母轻如粉，艳胜香黄薄胜蝉。点绿斜蒿新叶嫩，添红石竹晚花鲜。鸳鸯比翼人初贴，蛱蝶重飞样未传。沉复萧郎有情思，可怜春日镜台前。”从诗句中我们能体会到当时花钿视觉效果如何，从而知道花钿的质地是薄而轻的，色是腻而艳的，样式有鸟、虫、花叶等。这在当时的壁画、绢画上都有反映。
靥钿又称“贴花子”。靥钿是在脸颊上点画出如星如月的形状，然后用胭脂、丹青涂抹上去。从新疆吐峪沟出土的绘画残片上，发现妇女面部有红花子的装饰痕迹，又从《捣练图》中看到妇女额头上有红瓣花片的装饰，《木兰诗》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花黄”即指将金箔剪刻出花形，装饰在面部贴在额头上的叫花钿，贴在两颊的是靥钿。
唐女画眉千奇百态。唐代妇女用青黑色颜料将眉毛画浓，叫做“黛眉”。“黛眉”是汉代以“黛”画眉风气的延续。《太平御览》中记载 :“染青石谓之点黛。”白居易的《上阳发白人歌》中“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钓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十分明确地记述了“黛石”的质地、颜色和功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当时妇女修眉，除剃掉原来的淡眉外，还要刮净额毛，用“黛”画出各种眉毛式样。唐玄宗曾命令画工设计数十种眉形，以示提倡。如鸳鸯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眉、函烟眉、拂云眉、倒晕眉、挂叶眉、黑烟眉、半额眉等。最常见的是蝴蝶眉。张籍《倡女词》中记“轻鬓丛梳阔扫眉”。白居易的《上阳发白人歌》中描述“青黛点眉眉细长”以及“莫画长眉画短眉”等都是记载了画眉的长、短、宽、窄和浓淡。李商隐诗“八岁偷照镜，长眉以能画”。这说明唐女画眉之风已及未成年的女孩，可见流行之盛。
隋唐时画眉，各个时期有变化。隋炀帝的殿脚女吴绛仙就是善于画长眉，而且用青黛画眉，唐初尚宽与浓，至开元、天宝年间，则尚细淡的画法，又尚细细八字式低颦。后又时尚过蝴蝶眉、八字眉等。到晚唐时化妆趋于怪诞，一时有以悲以怪为美，以病态为美之风尚，八字眉、画黑唇、臃肿发式的悲啼妆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例子。总之，唐初、中期的发式与化妆多趋于多样、自然、健康活泼，而晚期则有变态、压抑、愁闷、病态的倾向。
斜红是妇女面颊上的一种妆饰。从唐代墓葬里出土的女俑，脸部常绘有两道红色的月牙形妆饰，这种妆饰色泽浓艳，形象古怪，有的还被故意描绘成残破状，远远看去，宛如白净的脸上平添了两道伤疤。这种妆饰被称为斜红。
据张沁《妆楼记》载，三国时，魏文帝曹丕的宫中新添了一名宫女，叫薛夜来，文帝对她十分宠爱。一天夜里，文帝灯下读书，四周有以水晶制成的屏风。薛夜来走近文帝，不觉一头撞上屏风，顿时鲜血直流，伤处如朝霞将散，愈后仍留下两道疤痕，但文帝对她宠爱如昔。其他宫女有见于此，也模仿起薛夜来的样子，用胭脂在脸部画上这种血痕，名叫“晓霞妆”。时间一长便演成一种妆式――斜红。
除斜红之外，唐代还流行一种面部妆饰叫“面靥”。“面靥”与“斜红”不同，它是施于面颊酒窝处的一种妆饰，也称“妆靥”。更古老的名称叫“的”。刘熙《释名・释首饰》中“以丹注面曰‘的’”，即指此。根据传说，妇女在脸上注“的”，原来并不是为了妆饰，而是宫廷生活的一种特殊标记。当一位宫女月事来临，不能接受帝王的“御幸”，而又难以启齿时，只要在脸上点上两个小点即可表意。以后这种做法被传到民间，逐渐变成一种妆饰。
“面靥”通常以胭脂点染，也有用金箔、翠羽等物粘贴而成。在盛唐以前，妇女“面靥”一般多作成黄豆大小的圆点 ;盛唐以后，有的形如钱币，被称为“钱点” ;有的如杏核，被称为“杏靥”。也有饰以各种花卉的，俗谓“花靥”。晚唐五代以后，妇女“面靥”妆饰之风愈益繁缛，除了施以圆点、花卉之外，还增加了鸟兽图形，有的甚至还将这种花纹贴得满脸皆是。
在古代妇女的面部妆饰中，还有“点唇”的习俗。所谓的“点唇”，就是以“唇脂”一类的化妆品涂抹在嘴唇上。我国最早出现的点唇材料，叫“唇脂”，它的主要原料是“丹”。“丹”是一种红色矿物，也叫“朱砂”，用它调和动物脂膏制成的“唇脂”，具有鲜明强烈的色彩光泽。随着社会风气的变迁和审美观念的演变，唐代妇女的“点唇”形式也出现多样的造型。如石榴桥、大红春、小红春、半边娇、万金红、露珠儿、内家圆、天宫巧、淡红心等。也有以形状大小或妆容姿色取名，如嫩吴香、圣檀儿、洛儿殷等，这里的“唇脂”就是后来的胭脂锭。
粉脂是胭脂和素粉的合称，这是当时妇女们离不开的化妆品。由于唐装多有袒露肌肤，因此要求除面部敷粉以外，胸、臂等 *** 部分也要求敷粉。现在可以看到的形象资料是出土的陶俑和壁画仕女图，上面有半圆形和圆形的红粉化妆痕迹。在当时，宫中的女人也有少数只以素粉扑面的化妆方法，并形成了宫中一种不正常现象，人们称它为“泪妆”，认为它属于奇装异服一类。
“额黄”是以黄粉涂抹额头。
“鸦黄”是以黄粉涂抹双眉中间，又称“眉黄”。
“靥颊涂黄”是在面颊涂抹大面积的黄色，当时取名“拂妆”。
在封建社会，广大妇女一直是深受礼教的约束，笑不露齿，站不倚门，行不露面，被奉为妇女必须恪守的信条。唐代妇女摆脱这种羁绊，大胆尝试，从而带来唐时服饰崭新多彩的面貌，这又是一次人之本性――表现个体存在――与封建礼教的抗争。它也只有在唐代这个以开放安民为策、兼用礼教的时期才能一突而起。它是在开化的社会意识、繁荣的经济条件、人体的自我表现三者兼备的基础上开出的鲜花。女穿男装、女穿胡服，这当中体现了大唐的青春、自由、欢乐的风貌。唐代女子的服饰精神归功于盛唐的统一、协调、广阔、开放、活跃、昌盛、发达、文明。
唐代长安地区不同时期的女子妆容分析
三、中晚唐――兼收胡风，大胆夸张
中晚唐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经过安史之乱的唐朝，国力开始衰落，加上政局黑暗，藩镇动荡，即使有不少励精图治的皇帝，却也难以挽救大唐的没落。这一时期的女子妆容主要以红妆为主，吸收异邦元素，风格标新立异，体现了长安女子大胆追求时尚的个性。
元和时世妆就是这一时期标新立异妆容的突出代表。《新唐书・五行志》记载说：“元和末，妇人为圆 鬟 椎髻，不设 鬓 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10]。”元和时世妆一出现就遭到了当时无数文人墨客的抨击，其中最具代表的文章就是白居易的《时世妆》了。“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 媸 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 鬟 垂 鬓 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幸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椎髻面赭非华风。”白居易在诗中对此妆容进行了深刻的反讽，认为这种怪异的妆容不是华夏儿女应有的。和白居易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他的好朋友元 稹 。元 稹 在寄给白居易的书信中说：“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 鬓 ，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异”，同样觉得现今妇人的装扮令人难以接受。
如果你觉得元和时世妆已经让你突破想象那你就错了，流行于长庆元年的血晕妆才真正让你大开眼界。《唐语林・补遗》记载道：“长庆中，……妇人去眉，口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10]。”妇女在化妆时把自己的眉毛去掉，在眼睛上下画三四条或红或紫的线条，看上去就好像被什么抓伤了一样，给人一种鲜血斑斑的伤痕感。
但不管元和时世妆和长庆血晕妆有多么新奇怪异，这一时期的妆容还是以艳丽的红妆为主，“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元 稹 《恨妆成》)、“金缕浓薰百和香，脸红眉黛一时新”(罗虬《比红儿》)、“射生宫女宿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王建《宫词》)，可见在诗人眼中，红妆还是比较符合他们审美的。
对于妆容来说，斜红的修饰是不可少的。“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元 稹 《有所教》)、“一抹斜红傍脸斜，妆成不语独攀花”(罗虬《比红儿》)、“圆 鬟 垂 鬓 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白居易《时世妆》)，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感受到斜红对脸的修饰作用。
除此之外，花钿也是中晚唐妇女们所喜爱的妆饰。这在周昉的《 簪 花仕女图》、晚唐的《宫乐图》都可以看到相关实例。王建在《题花子赠渭州陈判官》：“腻如云母轻如粉，艳胜香黄薄胜蝉。点绿斜蒿新叶嫩，添红石竹晚花鲜。鸳鸯比翼人初帖，蛱蝶重飞样未传。况复萧郎有情思，可怜春日镜台前”中对花钿的形状、手感、重量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除了脸妆外，中晚唐妆容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眉形了。在此，首先一提的是在元和年间走红长安城的八字眉。对于八字眉，很多人都不陌生，不少诗人对此也有过描述，“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白居易《时世妆》)、“金丹拟驻千年貌，宝镜休匀八字眉”(韦应物《送宫人入道》)、“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李商隐《蝶》)。很多人认为八字眉是在元和年间出现的，但从韦应物的诗句中却可得知，八字眉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元和。不仅如此，八字眉在《宫乐图》中还有实例，左二吹笙的宫女所画的就是八字眉(见图1.8)。
(图1.8 晚唐《宫乐图》中画八字眉的宫女)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在《 簪 花仕女图》、《引路菩萨图》中广为人后人所知的桂叶眉(见图1.9)。这种眉形整体粗短，倒八字形，是中晚唐粗眉的另类代表。
(图1.9 《 簪 花仕女图》中画桂叶眉的贵妇)
结语
从初唐到中晚唐，从含蓄婉约到雍容华贵，唐代女子对于妆容的大胆创新不仅反映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长安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更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开放。唐代对于女性的宽容程度是前朝所未有的，女子不仅可以着男装、露面出行、参与男性的社会活动(如打马球)，还可以离婚再嫁、入仕为官等。
总的来说，正是由于唐代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开明，女性地位的提高，才为长安女子追求美提供了必不缺少的条件，并给唐妆史的发展添上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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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唐代文物的狮子还是比较像狮子的啊~~宋元以后才像狗的吧??难道你看到的就直接是狮子狗的纹样???哪件文物上的?烦劳楼主给个名字,要真的是狮子狗,那我又有论文可写了
中国玉器鉴赏图典周南泉主编 本书以历史朝代为主线，以玉器文物为载体，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清朝末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各个朝代的玉器艺术发展轨迹，提炼总结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玉器文化发展的特色及其特殊内涵，从其品种、用途、纹饰和制作工艺等各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并通过时代的纵向比较和地域的横向比较全面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玉文化发展中的异枝与同脉。国玉文化从远古走来，博大而深邃。从礼仪用玉到冥葬用器，从贵族独享到官民同用，玉器的功用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更迭；从简朴到繁缛，从神秘奇诡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玉器的纹图也随着功用的改变而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周南泉先生平易的文字，精辟的论述，将带领诸多玉器爱好者踏入并得以细赏这一神秘的殿堂。为了便于读者能够比对文字，深入了解和欣赏玉器，本书还随文附大量精美的玉器彩图，图文呼应默契，图释专业详尽，具有相当的直观性。
你搞错了吧中国雕塑狮子呈现狮子狗化的时代是在宋代开始的唐代以唐陵为例走狮威武雄健，哪里像狗了？至于，金银器纹样中我也没什么印象，只能说造型可能不够逼真吧。而壁画中、佛造型的狮子也不像狗啊。所以能问是哪一件吗？
尼玛，你这问题要坑死我啊!
中国唐装文化“唐装”说法的由来，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外国人称“华人街”为“唐人街”，自然把中式服装叫做“唐装”了。“唐装”的称谓，其实源于海外。唐代盛期，声誉远及海外，以后海外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真腊传》言：“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在美国、东南亚乃至欧洲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自称唐人，正由于自古以来唐朝是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把住唐人街的唐人穿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称为“唐装”，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早就在海外成为惯称，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人的称号。在20世纪初，在当时“中西服装并行不悖”的社会大背景下，粤、港、澳一带同胞就是以“唐装”、“西装”来区别中西打扮的。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上，中国作为东道主请前来参会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的领导人穿“唐装”，并由之而掀起祥和喜庆的“唐装”新潮，这不仅是清代以降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而且是流行规律的必然，更是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地位与风度的体现。现在大陆所称的“唐装”，基本上是清末的中式着装，据APEC会议各国元首所穿“唐装”的主要设计者余莺女士说，“唐装”应当是中式服装的通称。当初他们设计好服装后,大家一起讨论给这套服装起名，最后决定把这种服装命名为“唐装”。这主要是因为国外都称华人居住的地方为“唐人街”,那“唐人”穿的衣服自然就应该叫“唐装”了。这种所谓的“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唐装”并不是唐代的服装。"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是唐代男子最主要的服饰。"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唐代是 "撰头"盛行的时代，"幞头"的样式也富于变化，尤其是在唐武德初年至开元年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幞头"的形制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变化。唐代的男子服装主要是圆领袍衫。传统的冠冕衣裳，只是在隆重的场合，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时偶尔用之，其他则以"幞头袍衫"为尚。袍服的用途非常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着，甚至将其用作朝服。袍服的款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早期的袍服的袖子多用大袖，但大袖对域外的民族来说，则不太适宜。因北地寒冷，不便采用大袖,而采取紧裹双臂的窄袖。随着南北风俗习惯的相互渗透，这种紧身、窄袖的袍服样式，也被汉族人民所接受，而且成为唐代袍服款式的代表。唐代妇女服装可归纳为三种类型:1、窄袖衫襦、长裙;2、胡服;3、女着男装。这三种不同特点的服装，构成了盛唐女装的主流。妇女衣胡服、着男装,更是盛唐的一大特点。现在的“唐装”是源自清代的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品。它既吸取了清代以降传统服装富有文化韵味的款式和面料，同时又吸取了西式服装立体剪裁的优势，使源自清代的马褂又重新登上了时尚舞台。现在穿着的“唐装”已经进行了很多改良。比如现在的中式服装很少用连袖，因为连袖就等于服装没有肩部，也不能用垫后，那样肩部就不够美观:传统中式服装是不收腰的，女士穿着缺乏曲线美，现在的中式服装都改成收腰的了:过去的裙子下摆非常窄，走路只能迈碎步，现在把裙摆做大了，便于活动;还有像旗袍，传统的开襟特别高，现代人尽管比过去开放得多，但穿起来还是有点别扭，所以开襟就低多了。如今，“唐装”的面料已不再局限于织锦缎面料，真皮“唐装”已面市并开始在白领阶层慢慢流行开来。真皮与“唐装”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唐装”原有的雍容华贵、富态休闲的韵味，同时皮质面料和制作工艺使“唐装”显得挺括。中式的“唐装”被赋予了一些西式特征，使“唐装”得以走出礼仪服装、节日服装的小空间,日常生活以及工作中都能穿，拓宽了“唐装”的穿着场合。一些事业有成，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港澳台人士、归国人士，以及外籍人士是这类“唐装”的主要消费者。在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的当前，“唐装”的兴盛似乎可以看做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征兆。然而撇开它背后宏大的象征意义，“唐装”本身其实是一个颇模糊的概念，关于这个名词的内涵，时装界有多种表述，如“华服”、“中装”等。很多人对“唐装”的提法大惑不解：以中华之大，唐代以降，岂无装可穿？而“唐装”在文化领域则更是饱受置疑：中国人的衣服，为何要由外国习俗来命名，本非唐朝的服装，却因外国人称之为唐装，而中国人自己便人云亦云的也称唐装，岂不滑稽？其实，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至离我们更近的明代袍服（两者其实是同一事物），并非不太可能重回流行。“长袍大袖”只是现代的人们对“古装” 的模糊认识（从夏商周时期一直到明末的传统中国人的穿着主体款式是“交领右衽，隐扣系带，褒襟广袖，峨冠博带”，其中，“褒襟广袖，峨冠博带”仅为礼服特征，而“交领右衽，隐扣系带”的特征则为礼服、常服所共有），也就是说，真正的唐装除了作为主体款式的礼服外，还有作为补充的“窄衣窄袖”的常服。这些服装自唐以来就有“汉服”或“汉装”的正式称谓（意为“汉民族的传统服装”或“汉族的民族服装”），经历将近四千年，一直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并深远影响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其中，日本的“和服”（汉服中的深衣款式），朝鲜（韩国）的“韩服”（汉服中的襦裙款式）便是汉服在这些国家的正常延续。真正的唐装的宽衣大袖的礼服更适合于祭祀、成人礼等庄重场合，而其“窄衣窄袖”的常服则更适合于劳动耕作及日常场合。随着自互联网发起，以都市青年白领阶层为骨干的“汉服复兴”运动的兴起，真正的唐装（汉服）在现代人们的视野中也并非“遥不可及”，源于外国人眼中的“唐人”而定义的“唐装”一词，正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置疑。特点：其实“唐装”，基本上是清末的中式着装，“唐装”说法的由来，也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外国人称“华人街”为“唐人街”，自然把中式服装叫做 “唐装”了。 “唐装”的称谓，其实源于海外。唐代盛期，声誉远及海外，以后海外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真腊传》言：“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在美国、东南亚乃至欧洲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自称唐人，正由于自古以来唐朝是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把住唐人街的唐人穿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称为“唐装”，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早就在海外成为惯称，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人的称号。在20世纪初，在当时“中西服装并行不悖”的社会大背景下，粤、港、澳一带同胞就是以“唐装”、“西装”来区别中西打扮的。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上，中国作为东道主请前来参会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的领导人穿“唐装”，并由之而掀起祥和喜庆的“唐装”新潮，这不仅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而且是流行规律的必然，更是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地位与风度的体现。唐装的源起时间离我们很近，因此比较容易重新融入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穿着唐装上衣，还可配以西裤、皮鞋，外面能罩风衣，里面衬高领衫……这种特质是唐装风云再起的文化层面以外的实用因素，但这个因素在流行中同样不可或缺。也就是因为这一点，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或离我们更近的明代袍服，才基本上不太可能重回流行。它们的回归可能通过另一种形式，就是元素。据APEC会议各国元首所穿唐装的主要设计者余莺女士说，唐装应当是中式服装的通称，当初他们设计好服装后,大家一起讨论给这套服装起名，最后决定把这种服装命名为'唐装。这主要是因为国外都称华人居住的地方为'唐人街',那'唐人'穿的衣服自然就应该叫'唐装'了。另外，国外的一些华人也有称中式服装为 '唐装'的说法，所以唐装的取名也颇有国际化的味道。在如今唐装遍地都是的情况下，到底哪种服装才能称得上是唐装呢?其实，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今天的唐装并不是唐代的服装。'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是唐代男子最主要的服饰。'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唐代是 '撰头'盛行的时代，'幞头'的样式也富于变化，尤其是在唐武德初年至开元年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幞头'的形制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变化。唐代的男子服装主要是圆领袍衫。传统的冠冕衣裳，只是在隆重的场合，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时偶尔用之，其他则以'幞头袍衫'为尚。袍服的用途非常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着，甚至将其用作朝服。袍服的款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早期的袍服的袖子多用大袖，但大袖对域外的民族来说，则不太适宜。因北地寒冷，不便采用大袖,而采取紧裹双臂的窄袖。随着南北风俗习惯的相互渗透，这种紧身、窄袖的袍服样式，也被汉族人民所接受，而且成为唐代袍服款式的代表。唐代女服变化万千，妇女服装可归纳为三种类型: 1、窄袖衫襦、长裙; 2、胡服; 3、女着男装。 这三种不同特点的服装，构成了盛唐女装的主流。妇女衣胡服、着男装,更是盛唐的一大特点。现在的唐装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品。它既吸取了传统服装富有文化韵味的款式和面料，同时又吸取了西式服装立体剪裁的优势，使古老的唐装重新登上了时尚舞台。现在穿着的唐装已经进行了很多改良。比如现在的中式服装很少用连袖，因为连袖就等于服装没有肩部，也不能用垫后，那样肩部就不够美观:传统中式服装是不收腰的，女士穿着缺乏曲线美，现在的中式服装都改成收腰的了:过去的裙子下摆非常窄，走路只能迈碎步，现在把裙摆做大了，便于活动;还有像旗袍，传统的开襟特别高，现代人尽管比过去开放得多，但穿起来还是有点别扭，所以开襟就低多了。如今，唐装的面料已不再局限于织锦缎面料，真皮唐装已面市并开始在白领阶层慢慢流行开来。真皮与唐装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唐装原有的雍容华贵、富态休闲的韵味，同时皮质面料和制作工艺使唐装显得挺括。中式的唐装被赋予了一些西式特征，使唐装得以走出礼仪服装、节日服装的小空间,日常生活以及工作中都能穿，拓宽了唐装的穿着场合。一些事业有成，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港澳台人士、归国人士，以及外籍人士是这类唐装的主要消费者如今，“唐装”已成为中外人士不得不提的关键词。正如面对“可口可乐”兵临城下，“娃哈哈”打出“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的大旗，激发起国人蓄积已久的民族情感，自从2001年APEC领导人身穿“唐装”亮相后，国人就掀起了“穿中国人自己的服装” 的万丈豪情。岂止中国人自己穿，它还成为大洋彼岸的西方人的时尚标签，据说上海长乐路的中装一条街上，经常能看到一些美国人东摸摸、西看看，心情急迫地到处问“有和布什总统穿的那件一样的吗？”北京的一些“唐装”经营者更是自豪地称：“‘唐装’不仅是中华民族服饰，它还要乘APEC的东风带动世界潮流了。” 在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的当前，“唐装”的兴盛似乎可以看做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征兆。然而撇开它背后宏大的象征意义，“唐装”本身其实是一个颇模糊的概念，关于这个名词的内涵�时装界有多种表述，如“华服”、“中装”等。很多人对“唐装”的提法大惑不解：以中华之大，唐代以降，岂无装可穿？其实“唐装”，基本上是清末的中式着装，“唐装”说法的由来，也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外国人称“华人街”为“唐人街”，自然把中式服装叫做“唐装” 了。这样算来，唐装的源起时间离我们很近，因此比较容易重新融入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穿着唐装上衣，还可配以西裤、皮鞋，外面能罩风衣，里面衬高领衫……这种特质是唐装风云再起的文化层面以外的实用因素，但这个因素在流行中同样不可或缺。也就是因为这一点，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或离我们更近的明代袍服，才基本上不太可能重回流行。在巴洛克时期，法国成为欧洲的中心。路易十四的太阳王朝时期，巴洛克艺术达到了巅峰。其艺术特征可以形容为过分夸张的激情、过度渲染的富丽堂皇、高昂的气度和感人的情调、形式的对比性和特殊灵活性、强烈的装饰感和动势。巴洛克时期服装风格可分为两个时期—荷兰式服装和法国式服装 。荷兰式服装的特色为3L （蕾丝、皮革、长发）荷兰时期特征主要是领子。因为那是荷兰盛行的大的披在肩上带花边的方形领子。这种领子叫做拉巴领外衣特征是繁多装饰性强的排扣，同时裤子延长到膝盖，裤腿紧绷着大腿。下面是长袜。女人从这个时候开始不用裙撑，只有西班牙还延续老的传统。裙子常常要有三层套着穿，显起来，一层层的装饰花边。袖子也很有特点，一节节的箍得臃肿。上衣要么齐脖子的花边大领，要么完全坦露到胸口。到了1650年以后，法国风格开始兴起。也就是现在最常说的那种巴洛克风格。主要一点就是缎带的使用，大量的缎带，大量的花边。巴洛克服饰的特点：花边、缎带、长发和皮革的时代。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的男人像这个时候一般妩媚化。男装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袖子花边了，带马刺的靴子也成了时髦，还有羽毛大帽子和佩剑。这个时候时兴马甲，很短很小，有点像西装背心 ，突出的就是内衣。被大量丝带重重捆扎的内衣。一个男人一件内衣需要100多米长的缎带装饰。这个时候出现长外套，开始没有领子，后来出现大领。从上到下密密麻麻的排扣，装饰极为华丽。外套的口子只扣上边几个，下面全是摆设用。后来下摆还加了衬垫使衣服下摆向外翘起来。巴洛克后期开始时兴领饰，把一块细布打摺围在脖子上，用花边缎带扣住。这就是领带的前身。巴洛克女装的特点是大量褶皱和花边。无数的花饰。上衣流行紧身胸衣，外面套无袖的短外衣，在腰部是成“V”字形收紧的。法国时期开始把领口挖深加宽，几乎露出胸部以上全部空间。领口边缘用花边镶嵌，或是系一小段丝绸打上花结。 衬衫肥大，袖子有长有短，都镶着大量花边，有时候袖子打成很多段，每段都镶嵌花边，非常华丽。外出时穿外套，披着暗色的斗篷，或是男人样式的长大衣。女装的基本款式：上身紧身，夸张后臀部。女装在自然上稍有夸张，利用繁多而褶裥、凌乱的花边饰带和炫目的大小花饰去塑造雍容华贵。拉夫领型或敞领，紧身胸衣，多层而庞大的裙子，外层的裙前中开及腰高衩并将裙角拉到后臀，形成内外裙的对比。这种装束展现出女子特有的性别魅力。这个时期女人的帽子和男人差不多，而且也流行带假发。后期最为流行的是芳丹发型。头上用纱制成多重褶皱，高高耸起。头巾也是普遍要戴的。二十世纪世纪九十年代的简约主义在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时下古典主义风潮渗透到时尚舞台的每个角落，饰品设计更是着重于极富装饰性的巴洛克风格。巴洛克服装风格复古情怀的浪漫婚纱也呈现出一派奢华风格。仿巴洛克的提胸和束腰，层层叠叠的裙摆，在细节上将繁复且精细的做工体现得淋漓尽致，再融合现代流行剪裁与时尚元素，像蝴蝶结、褶皱等，创造出亦古亦今的别样风格。大朵的花形头饰是婚纱中最显眼的配件，它可以遮盖整个头顶，也可以绽放于任一侧，令人叹为观止。论文现在查的很严吧，楼主自己好好写吧。。。。
借鉴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历代服饰文化及其社会背景朝代 服饰文化 社会背景先秦时期 秦的服饰标准色都是黑色。但式样依然是大襟右衽交领这种。基本沿袭战国时期。女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同时，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 秦时期的国家宗教祀典与商周时期的情况既有同，也有异；既有不变，也有变，总的倾向是宗教典礼趋向简约化。人类政治文明的历程，既是政治觉悟和政治思维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政治典礼不断简化的过程，二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反向运动。两汉时期 汉代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汉代的直裾男女均可穿着。这种服饰早在西汉时就已出现，但不能作为正式的礼服。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并替代了深衣。 汉是中国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汉武帝时代的中国，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物产最丰富、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两汉王朝后期的社会矛盾均异常激烈，各地起义暴乱不断。这个时代背景对汉文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家具设计的重要转折点，其原因在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随着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价值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也在不断发展。唐代 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 唐代服饰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和平时期各民族之间服饰文化的广泛交流。这种装束反映了唐人在服装上的大胆尝试，体现了人类追求形体美的思想意识，是女性思想解放在服装上的表现。宋代 宋朝汉族男子服饰服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圆领式样，相比唐朝宋朝男服袖口变的宽大。宋朝汉族女服基本式样有两种：大襟右衽交领和对襟。 宋朝服饰特点的历史变化，从王朝初年的简朴到王朝末年的奢侈，一方面表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统治阶级的日渐腐朽。元代 基本沿袭了唐朝服饰。男子都戴幞头着襕袍，襕袍的颜色，一律用绿色，似与当时的制度有关。幞头的两脚，微微下垂，可能在中间纳有“丝弦”，故有一些弹性，是晚唐五代通用的样式.当时的妇女服饰以短襦及长裙为主，也有圆领袍衫。腰间一般都用绦带系束，余下部分下垂，形似两条飘带。披帛较唐代狭窄，但长度有明显增加，长度大约在三至四米之间。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元代不过百年时间，然而剽悍、质朴的草原文化（游牧文化）与成熟、丰富的中原文化（农耕文化）的碰撞，具有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内容。明代 男子服式依然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女装相比男装要富于变化些。明代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背子、比甲及裙子等。衣服的基本样式，大多仿自唐宋，一般都为右衽，恢复了汉族的习俗。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清代 清代男子服装主要有袍服、褂、袄、衫、裤等。其中一种为“马甲”或称“坎肩”，男女皆着。样式有大襟、对襟、琵琶襟等。还有一种马甲，四周镶边，在正胸钉一横排钮扣，共十三粒，俗称“一字襟”马甲，或称“十三太保”。 清王朝是以少数民族满族上层为主体而建立的封建统治机构，是封建君主专制王朝中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中国悠久历史上的重要篇章，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转折。这段历史为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宝贵的遗产。至清代，传统经济达到顶峰，各生产部门技术水平空前提高，商业贸易颇为繁荣。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读《宋词》 思念疯长的杨柳岸边，暮色蔼蔼的烟波中，晓风残月浅斟的醉意里，柳永乘一叶扁舟自烟水迷离中驶来，浅诉着万种风情。执手相凝的泪眼，满心渴望的相逢，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为传颂千古的爱情盟誓。 盛满苦楚的黄滕酒，泪眼浸湿的鲛绡，一阕《钗头凤》暴露了全部的心思。“瞒、瞒、瞒”，却再也瞒不住，泪眼涟涟的眸子，错综交织的心绪，早已化作沈园墙上的墨迹，凝固成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听那龙吟般的剑鸣声，不能横戈跃马，只能深夜里醉意中挑灯看剑。任那剑气再利，亦无法疆场饮血，可怜一位原拥万军的将军，只能鬓如白霜之际在梦里“沙场点秋兵”。 那欲乘风归去的明月间，纵是琼楼玉宇灿然，怎比得上月下跳舞，清影随人的人间生活，只是舞动长袖的潇洒比不过被离愁别绪束缚的落寞。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缓缓合上书卷，脑海依然被宋词里的风景充满。这自词人们指尖流出的光影流往了天幕，化作了烁烁的星，不知疲倦地照耀着大地万载千年。 ——山东省沾化县二中 于佳婧 小编点评1：四段文字串联四段经典，最后点睛，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强。 小编点评2：品味唐诗宋词，探寻作者内心，可以陶冶情操啊！ 累死人了！不过很高兴帮助了你！我是“儿文”粉丝！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汉代 ―― “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 据考证我国在汉代（公元前206年）以前就已种开始植葡萄并有葡萄酒的生产了。 司马迁著名的《史记》中首次记载了葡萄酒。公元前138年，外交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大宛是古西域的一个国家，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例史料充分说明我国在西汉时期，已从邻国学习并掌握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技术。西域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葡萄酒的主要产地。《吐鲁番出土文书》(现代根据出土文书汇编而成的)中有不少史料记载了公元4-8世纪期间吐鲁番地区葡萄园种植，经营，租让及葡萄酒买卖的情况。从这此史料可以看出在那一历史时期葡萄酒生产的规模是较大的。 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将西域的葡萄及酿造葡萄酒的技术引进中原，促进了中原地区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的发展。葡萄酒成为当时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享用的珍品。相传在汉朝，陕西扶风一个姓孟名佗字伯良的富人，拿一斛葡萄酒贿赂宦官张让，当即被任命为凉州刺史。后来苏轼对这件事感慨地说：“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可见葡萄酒诱人的魅力。 唐朝 ―― “李白斗酒诗百篇” 唐朝是我国葡萄酒酿造史上很辉煌的时期，葡萄酒的酿造已经从宫廷走向民间，葡萄酒在内地有较大的影响力，从高昌学来的葡萄栽培法及葡萄酒酿法在唐代可能延续了较长的历史时期，以致在唐代的许多诗句中，葡萄酒的芳名屡屡出现。如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刘禹锡(772-842年)也曾作诗赞美葡萄酒，诗云：“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这说明当时山西早已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李白诗曰：“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这首诗既说明了葡萄酒已普及到民间，又说明了葡萄酒的珍贵，它像金叵罗一样，可以作为少女出嫁的陪嫁。当时的胡人在长安还开设酒店，销售西域的葡萄酒。 元代 —— 葡萄酒业的规模化 元代，已经有大量的葡萄酒产品在市场销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山西太原府，那里有许多好葡萄园，酿造很多的葡萄酒，贩运到各地去销售。”所以山西那里，早就有这样一首诗：“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看来，当地老百姓，把种葡萄、酿造葡萄酒，看成是一件很自豪的事。 元朝统治者对葡萄酒非常喜爱，规定祭祀太庙必须用葡萄酒。并在山西的太原，江苏的南京开辟葡萄园。至元28年在宫中建造葡萄酒室。 明朝 —— 《本草纲目》中葡萄酒的药用价值 明朝时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多处提到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及葡萄酒的药用价值。李时珍写到：“葡萄酒……驻颜色，耐寒。”就是说葡萄酒能增进健康，驻容养颜。 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30中曾记载了我国栽培的葡萄品种有： 水晶葡萄，晕色带白，如着粉形大而长，味甘；紫葡萄，黑色，有大小两种，酸甜两味；绿葡萄，出蜀中，熟时色绿，至若西番之绿葡萄，名兔睛，味胜甜蜜，无核则异品也；琐琐葡萄，出西番，实小如胡
s的人们最早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从五千年前的一幅墓壁画中可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葡萄的栽培，葡萄酒的酿造及葡萄酒的贸易方面的生动情景。我国的葡萄酒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一直未有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近年有作者认为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已有了葡萄酒。据有关资料，1980年在河南省发掘的一个商代后期的古墓中，发现了一个密闭的铜卣。经北京大学化学系分析，铜卣中的酒为葡萄酒（"保藏三千年的葡萄酒"，《酿酒》，1987。5）。至于当时酿酒所采用的葡萄是人工栽培的还是野生的尚不清楚。另有考古资料表明，在商代中期的一个酿酒作坊遗址中，有一陶瓮中尚残留有桃、李、枣等果物的果实和种仁（唐云明等，"试论河北酿酒资料的考古发现与我国酿酒的起源"，《水的外形，火的性格--中国酒文化研究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1）。尽管没有充足的文字证据，但从以上考古资料，我们确可相信在商周时期，除了谷物原料酿造的酒之外，其它水果酿造的酒也占有一席之地。一、古代葡萄酒史料一般说来，在古代中国,葡萄酒并不是主要的酒类品种,但在一些地区，如在现在的新疆所在地，葡萄酒则基本上是主要的酒类品种。有关资料可参考"葡萄和葡萄酒传入我国的考证"（见张玉忠论文，《水的外形，火的性格--中国酒文化研究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在一些历史时期，如元朝，葡萄酒也曾大力普及过。历代文献中对葡萄酒的记载仍是较为丰富的。司马迁著名的《史记》中首次记载了葡萄酒。公元前138年，外交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大宛是古西域的一个国家，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例史料充分说明我国在西汉时期，已从邻国学习并掌握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技术。西域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葡萄酒的主要产地。《吐鲁番出土文书》（现代根据出土文书汇编而成的）中有不少史料记载了公元4-8世纪期间吐鲁番地区葡萄园种植，经营，租让及葡萄酒买卖的情况。从这此史料可以看出在那一历史时期葡萄酒生产的规模是较大的。东汉时，葡萄酒仍非常珍贵，据《太平御览》卷972引《续汉书》云：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斗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剌史。足以证明当时葡萄酒的稀罕。葡萄酒的酿造过程比黄酒酿造要简化，但是由于葡萄原料的生产有季节性，终究不如谷物原料那么方便，因此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并未大面积推广。在历史上，内地的葡萄酒，一直是继继续续维持下来的。唐朝和元朝从外地将葡萄酿酒方法引入内地。而以元朝时的规模最大。其生产主要是集中在新疆一带，在元朝，在山西太原一带也有过大规模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历史。而汉民族对葡萄酒的生产技术基本上是不得要领的。汉代虽然曾引入了葡萄及葡萄酒生产技术，但却未使之传播开来。汉代之后，中原地区大概就不再种植葡萄。一些边远地区时常以贡酒的方式向后来的历代皇室进贡葡萄酒。唐代时，中原地区对葡萄酒已是一无所知了。唐太宗从西域引入葡萄，《南部新书》丙卷记载："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宋代类书《册府元龟》卷970记载高昌故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约二十多公里，当时其归属一直不定。唐朝时，葡萄酒在内地有较大的影响力，从高昌学来的葡萄栽培法及葡萄酒酿法在唐代可能延续了较长的历史时期，以致在唐代的许多诗句中，葡萄酒的芳名屡屡出现。如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刘禹锡（772-842年）也曾作诗赞美葡萄酒，诗云："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这说明当时山西早已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白居易，李白等都有吟葡萄酒的诗。当时的胡人在长安还开设酒店，销售西域的葡萄酒。元朝统治者对葡萄酒非常喜爱，规定祭祀太庙必须用葡萄酒。并在山西的太原，江苏的南京开辟葡萄园。至元28年在宫中建造葡萄酒室。由于蒸馏技术的发展，元朝开始生产葡萄烧酒（白兰地brandy），《饮膳正要》对此有记载。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西域的葡萄烧酒。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30中曾记载了我国栽培的葡萄品种有：水晶葡萄,晕色带白,如着粉形大而长,味甘。紫葡萄,黑色,有大小两种,酸甜两味。绿葡萄,出蜀中,熟时色绿,至若西番之绿葡萄,名兔睛,味胜甜蜜,无核则异品也。琐琐葡萄,出西番,实小如胡椒……云南者,大如枣,味尤长。二、中国古代葡萄酒的酿法中国古代的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主要有自然发酵法和加曲法。后一种,有画蛇添足之嫌,说明了中国酒曲法酿酒的影响根深蒂固。1 自然发酵法：葡萄酒无需酒曲也能自然发酵成酒的。从西域学来的葡萄酿酒法应是自然发酵法。唐代苏敬的《新修本草》云："凡作酒醴须曲，而蒲桃，蜜等酒独不用曲"。葡萄皮表面本来就生长有酵母菌，可将葡萄发酵成酒。元代诗人曾写过一首诗,记载了当时的自然发酵法：翠虬天桥飞不去，颔下明珠脱寒露。垒垒千斛昼夜春，列瓮满浸秋泉红。数霄酝月清光转，浓腴芳髓蒸霞暖。酒成快泻宫壶香，春风吹冻玻璃光。甘逾瑞露浓欺乳，曲生风味难通谱。纵教典却裘，不将一斗博凉州。2、加曲发酵法：由于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用曲酿酒，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酿酒时必须加入酒曲，再加上技术传播上的障碍，有些地区还不懂葡萄自然发酵酿酒的原理。于是在一些记载葡萄酒酿造技术的史料中，可看到一些画蛇添足，令人捧腹的做法。如北宋的著名酿酒专著《北山酒经》中所收录的葡萄酒法，却深深带上了黄酒酿造法的烙印。其法是："酸米入甑蒸，气上，用杏仁五两（去皮尖）。蒲萄二斤半（浴过，干，去皮，子），与杏仁同于砂盆内一处，用熟浆三斗，逐旋研尽为度，以生绢滤过，其三半熟浆泼，饭软，盖良久，出饭摊于案上，依常法候温，入曲搜拌。"该法中葡萄经过洗净，去皮及子，正好把酵母菌都去掉了。而且葡萄只是作为一种配料。因此不能称为真正的葡萄酒。葡萄并米同酿的作法甚至在元代的一些地区仍在采用。如元代诗人元好问在《蒲桃酒赋》的序言中写到："刘邓州光甫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酿酒法，少日尝与故人许仲祥，摘其实并米饮之，酿虽成，而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三、近代中国的葡萄酒清末1892年，华侨张弼士在烟台建立了葡萄园和葡萄酒公司——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从西方引入了优良的葡萄品种，并引入了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从此我国的葡萄酒生产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又从保加利亚,匈牙利,原苏联引入了酿酒葡萄品种。我国自己也开展了葡萄品种的选育工作。目前,我国在新疆,甘肃的干旱地区,在渤海沿岸平原,黄河故道,黄土高原干旱地区及淮河流域,东北长白山地区建立了葡萄园和葡萄酒生产基地。新建的葡萄酒厂在这些地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考古资料证明，古埃及以及Mesopotamians的人们最早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从五千年前的一幅墓壁画中可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葡萄的栽培，葡萄酒的酿造及葡萄酒的贸易方面的生动情景。我国的葡萄酒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一直未有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近年有作者认为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已有了葡萄酒。据有关资料，1980年在河南省发掘的一个商代后期的古墓中，发现了一个密闭的铜卣。经北京大学化学系分析，铜卣中的酒为葡萄酒（"保藏三千年的葡萄酒"，《酿酒》，1987。5）。至于当时酿酒所采用的葡萄是人工栽培的还是野生的尚不清楚。另有考古资料表明，在商代中期的一个酿酒作坊遗址中，有一陶瓮中尚残留有桃、李、枣等果物的果实和种仁（唐云明等，"试论河北酿酒资料的考古发现与我国酿酒的起源"，《水的外形，火的性格--中国酒文化研究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1）。尽管没有充足的文字证据，但从以上考古资料，我们确可相信在商周时期，除了谷物原料酿造的酒之外，其它水果酿造的酒也占有一席之地。一、古代葡萄酒史料一般说来，在古代中国,葡萄酒并不是主要的酒类品种,但在一些地区，如在现在的新疆所在地，葡萄酒则基本上是主要的酒类品种。有关资料可参考"葡萄和葡萄酒传入我国的考证"（见张玉忠论文，《水的外形，火的性格--中国酒文化研究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在一些历史时期，如元朝，葡萄酒也曾大力普及过。历代文献中对葡萄酒的记载仍是较为丰富的。司马迁著名的《史记》中首次记载了葡萄酒。公元前138年，外交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大宛是古西域的一个国家，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例史料充分说明我国在西汉时期，已从邻国学习并掌握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技术。西域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葡萄酒的主要产地。《吐鲁番出土文书》（现代根据出土文书汇编而成的）中有不少史料记载了公元4-8世纪期间吐鲁番地区葡萄园种植，经营，租让及葡萄酒买卖的情况。从这此史料可以看出在那一历史时期葡萄酒生产的规模是较大的。东汉时，葡萄酒仍非常珍贵，据《太平御览》卷972引《续汉书》云：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斗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剌史。足以证明当时葡萄酒的稀罕。葡萄酒的酿造过程比黄酒酿造要简化，但是由于葡萄原料的生产有季节性，终究不如谷物原料那么方便，因此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并未大面积推广。在历史上，内地的葡萄酒，一直是继继续续维持下来的。唐朝和元朝从外地将葡萄酿酒方法引入内地。而以元朝时的规模最大。其生产主要是集中在新疆一带，在元朝，在山西太原一带也有过大规模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历史。而汉民族对葡萄酒的生产技术基本上是不得要领的。汉代虽然曾引入了葡萄及葡萄酒生产技术，但却未使之传播开来。汉代之后，中原地区大概就不再种植葡萄。一些边远地区时常以贡酒的方式向后来的历代皇室进贡葡萄酒。唐代时，中原地区对葡萄酒已是一无所知了。唐太宗从西域引入葡萄，《南部新书》丙卷记载："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宋代类书《册府元龟》卷970记载高昌故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约二十多公里，当时其归属一直不定。唐朝时，葡萄酒在内地有较大的影响力，从高昌学来的葡萄栽培法及葡萄酒酿法在唐代可能延续了较长的历史时期，以致在唐代的许多诗句中，葡萄酒的芳名屡屡出现。如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刘禹锡（772-842年）也曾作诗赞美葡萄酒，诗云："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这说明当时山西早已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白居易，李白等都有吟葡萄酒的诗。当时的胡人在长安还开设酒店，销售西域的葡萄酒。元朝统治者对葡萄酒非常喜爱，规定祭祀太庙必须用葡萄酒。并在山西的太原，江苏的南京开辟葡萄园。至元28年在宫中建造葡萄酒室。由于蒸馏技术的发展，元朝开始生产葡萄烧酒（白兰地brandy），《饮膳正要》对此有记载。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西域的葡萄烧酒。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30中曾记载了我国栽培的葡萄品种有：水晶葡萄,晕色带白,如着粉形大而长,味甘。紫葡萄,黑色,有大小两种,酸甜两味。绿葡萄,出蜀中,熟时色绿,至若西番之绿葡萄,名兔睛,味胜甜蜜,无核则异品也。琐琐葡萄,出西番,实小如胡椒……云南者,大如枣,味尤长。二、中国古代葡萄酒的酿法中国古代的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主要有自然发酵法和加曲法。后一种,有画蛇添足之嫌,说明了中国酒曲法酿酒的影响根深蒂固。1 自然发酵法：葡萄酒无需酒曲也能自然发酵成酒的。从西域学来的葡萄酿酒法应是自然发酵法。唐代苏敬的《新修本草》云："凡作酒醴须曲，而蒲桃，蜜等酒独不用曲"。葡萄皮表面本来就生长有酵母菌，可将葡萄发酵成酒。元代诗人曾写过一首诗,记载了当时的自然发酵法：翠虬天桥飞不去，颔下明珠脱寒露。垒垒千斛昼夜春，列瓮满浸秋泉红。数霄酝月清光转，浓腴芳髓蒸霞暖。酒成快泻宫壶香，春风吹冻玻璃光。甘逾瑞露浓欺乳，曲生风味难通谱。纵教典却裘，不将一斗博凉州。2、加曲发酵法：由于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用曲酿酒，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酿酒时必须加入酒曲，再加上技术传播上的障碍，有些地区还不懂葡萄自然发酵酿酒的原理。于是在一些记载葡萄酒酿造技术的史料中，可看到一些画蛇添足，令人捧腹的做法。如北宋的著名酿酒专著《北山酒经》中所收录的葡萄酒法，却深深带上了黄酒酿造法的烙印。其法是："酸米入甑蒸，气上，用杏仁五两（去皮尖）。蒲萄二斤半（浴过，干，去皮，子），与杏仁同于砂盆内一处，用熟浆三斗，逐旋研尽为度，以生绢滤过，其三半熟浆泼，饭软，盖良久，出饭摊于案上，依常法候温，入曲搜拌。"该法中葡萄经过洗净，去皮及子，正好把酵母菌都去掉了。而且葡萄只是作为一种配料。因此不能称为真正的葡萄酒。葡萄并米同酿的作法甚至在元代的一些地区仍在采用。如元代诗人元好问在《蒲桃酒赋》的序言中写到："刘邓州光甫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酿酒法，少日尝与故人许仲祥，摘其实并米饮之，酿虽成，而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三、近代中国的葡萄酒清末1892年，华侨张弼士在烟台建立了葡萄园和葡萄酒公司——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从西方引入了优良的葡萄品种，并引入了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从此我国的葡萄酒生产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又从保加利亚,匈牙利,原苏联引入了酿酒葡萄品种。我国自己也开展了葡萄品种的选育工作。目前,我国在新疆,甘肃的干旱地区,在渤海沿岸平原,黄河故道,黄土高原干旱地区及淮河流域,东北长白山地区建立了葡萄园和葡萄酒生产基地。新建的葡萄酒厂在这些地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