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与历史文献阅读的关系

文史是指文学、史学的著作或知识，也可指文化历史、指诗话、文评之类的书。出自《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集录总集类”有“文史类”一目。凡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者，如《文心雕龙》、《诗品》等，均列入该类。 [1] 中文名文史外文名history拼    音wén shǐ解    释文书记事典    源《汉书·司马迁传》词    性名词

文学来自生活，来自与过去未来的连接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作者：周振鹤文章来源：世纪中国浏览：128 次 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历史学也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份。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事。《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份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份，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份，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春秋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的史学体裁，没有文学成份，虽然如《封禅书》里也有华丽的文字，但那是例外。本纪有类编年，专记大事，文学成份也少一些，但如《项羽本纪》亦有生动的故事。列传是传记体裁，是施展文学才华的大好园地。不夸大地说，《史记》的大部分列传，可以称为是传记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是传记性质的文学作品。后世的正史也一样都有文学成份，无遑多举。为什么标榜写实求真的历史会有文学成份呢，我们等下再说。称赞《史记》的多是为其文学才气与史学见识所震慑，而主要不是由于其百分之百的实事求是。史要信，也要好看。但到底信不信一般人其实并不容易知道。 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 文学中有历史，这一点现在似乎不成为问题，因为就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日记信札家谱账本碑铭地图辞典也无不是地道的史料，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史料范围还会不断地扩大。所以从“三言二拍”里头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毋庸多说。从文学作品里去钩稽历史资料，或如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是大家熟悉，不必细言。 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没有这么宽泛，对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也没有那么清楚，因此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甚至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传说，对于神话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先史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即使进入历史时代也还有新的传说被制造出来，因此顾颉刚先生说这是层累的历史，这且不说。但以传说或神话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文献。 《山海经》一般都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利用。但很有趣，《山海经》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在文学与史学之间游移不定。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形法家。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说明六朝时对此书看法有所改变。此后历代官私目录都是这种看法，也就是将《山海经》看成史书了。但是历史是讲真实的，虽然《山海经》里头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该归于史部，但更有神话故事，显然与信史有悖，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的例子说明，文学与史学的界限有时是很模糊的，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将其看成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份在，仍可以以之证史或补史。将神话中的历史成份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先王亥为最杰出的例子。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我在十几年前也写了《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一文，指出《山海经·海内东经》存在一个附篇，这个附篇不是海内东经的一部分而是秦代的水经。也就是说《山海经》有先秦已经存在的神话，也有秦以后掺入的历史成份的内容。古代目录学上对《山海经》归类游移不定，主要是始终将其视为一部不可分割的作品。 上面是说界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发掘史料，大家都很清楚。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最近有人要坐实《红楼梦》为历史，其实民初的索隐派已为其先锋。但我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所以不小心也有可能将文学变成历史。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认为历史。如张诚、徐日瘅在签《尼布楚条约》时与俄国谈判做翻译，《康熙王朝》的编剧与导演以为是他们懂俄语，其实他们是用拉丁语作翻译中介的。 历史中的文学意义何在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语言或文字没有文采，是不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令人永久记忆。廿四史的前四史，编年史里头的《左传》与《资治通鉴》都是这样的著作。其它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才去攻读的了。 我在开头说到狭义的历史学只是历史编纂学，更极端则是将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但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那样的学问应该与科学研究一样，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但事实上，因为中国人历来重视经世致用，虽然也有束书不观，空谈性命的时代，也有提倡无用之用的思想，但到底中国人的传统是每做一件事都要问问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事是不大有人去做的。即使如历史编纂学这样主要是作过往事实的客观记录的，也很重视其用途的。对统治阶级而言，历史就是垂鉴资治的作用，要长治久安，要皇图永固，就要学习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所以史学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而对于如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而言，他的志向同样要使自己所写的史书成为有用之物，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对一般人而言，历史有惩恶劝善的作用，要发挥这个作用，也要有文学色彩才行。这个色彩既包括文笔好，还包括必要的虚构成份，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事件变成历史故事，才有广大的受众。 最早提到史与文的关系的，似乎也还是孔子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后面这半句明明是在说只有文采胜过事实，才能成为史，否则没有文采只有事件，即质胜文，就只是鄙野之人的谈资而已。对于文与质的解释大抵有两种，一是指文字的华美与质直，另一是指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方面，都说明史是具有文学性质的，或文字比较华美，或形式超过内容。质是质朴自然，保持事实原貌，文则是进行人为的加工。质的解释可以是实事、事件，而文胜质则是故事了。甚至可以说文与史是相同的，区别不大的。但太过文学化了，史就会失去真实性。 与历史里头必须有文学相类似的是，文学也需要历史。因为历史有深厚的资源，有时平凡的日常生活提炼不出什么文学作品，就要向历史去寻找。四大古典小说有两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就以历史为题材，《西游记》虽为神怪小说，仍以一个历史事实为根据而展开。明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的创作也向历史找原材料。三言里，以《警世通言》为例，当代的篇章只占1/3，而历史题材或假托为历史故事的却占2/3。二拍亦如此。如果一段历史没有英雄豪杰，没有奇闻逸事，那就没有写头也没有看头。因此强调文学与历史没有区别的多是文学家。而历史学家普遍不认同文学家的意见，不但对戏说很厌恶，而且也以历史小说为无谓。 但是对于史与文的关系，有人是不主张过分的“文”的，如刘知几认为“史”应当以“叙事”为主，“夫国史之美备以叙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就是不要过分描写。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与其空泛地评述一个人物，不如直接写他的言语和行为。宋代郑樵也有这种观点。他在《通志序》中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唐代以后诸史，均无“论”、“赞”，大约是受《史通》主张的影响。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建构出历史故事，并赋予其以社会意义。 文学与历史到底是一是二呢？当前将历史与文学看成一道的多从文学的阵营中来，而很少从历史的营垒中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强调文学与历史是相通的。甚至说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应该是：真而不实，虚而不伪。认为历史的真实不仅取决于历史史实的真实，更取决于作家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西方旧历史主义文学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 英国小说家E·福斯特在谈到小说叙事时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打比方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原本单独存在的事件，被放入一个相互联系，具有前因后果性的框架之中，就变成了故事。在新历史主义眼中，作为一种话语或文本的历史，恰恰具有这种叙述性。而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正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 强调历史与文学的互文性，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历史的传统，读得懂《史记》的话，就一定会惊呼，原来新历史主义并非什么后现代，而是前古代了。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呢？标准恐怕还得是“文胜质则史”，也就是说，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学的描述与必不可少的虚构而成为历史。但描述与虚构只是为了使叙述完满，有一定的度，不能过于夸饰，否则就又回到开头讲到的那句话：后退一步是文学了。 （演讲时间：2005年11月23日） 讲演者小传 周振鹤 1941年生，福建厦门人。1958－1963年就读厦门大学与福州大学矿冶系，后在湖南任助理工程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等。《历史地理》主编。有《西汉政区地理》、《方言与中国文化》（合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历史地图集》等十余部专著与编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历史学也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份。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事。《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份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份，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份，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春秋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的史学体裁，没有文学成份，虽然如《封禅书》里也有华丽的文字，但那是例外。本纪有类编年，专记大事，文学成份也少一些，但如《项羽本纪》亦有生动的故事。列传是传记体裁，是施展文学才华的大好园地。不夸大地说，《史记》的大部分列传，可以称为是传记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是传记性质的文学作品。后世的正史也一样都有文学成份，无遑多举。为什么标榜写实求真的历史会有文学成份呢，我们等下再说。称赞《史记》的多是为其文学才气与史学见识所震慑，而主要不是由于其百分之百的实事求是。史要信，也要好看。但到底信不信一般人其实并不容易知道。 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 文学中有历史，这一点现在似乎不成为问题，因为就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日记信札家谱账本碑铭地图辞典也无不是地道的史料，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史料范围还会不断地扩大。所以从“三言二拍”里头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毋庸多说。从文学作品里去钩稽历史资料，或如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是大家熟悉，不必细言。 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没有这么宽泛，对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也没有那么清楚，因此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甚至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传说，对于神话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先史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即使进入历史时代也还有新的传说被制造出来，因此顾颉刚先生说这是层累的历史，这且不说。但以传说或神话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文献。 《山海经》一般都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利用。但很有趣，《山海经》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在文学与史学之间游移不定。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形法家。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说明六朝时对此书看法有所改变。此后历代官私目录都是这种看法，也就是将《山海经》看成史书了。但是历史是讲真实的，虽然《山海经》里头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该归于史部，但更有神话故事，显然与信史有悖，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的例子说明，文学与史学的界限有时是很模糊的，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将其看成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份在，仍可以以之证史或补史。将神话中的历史成份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先王亥为最杰出的例子。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我在十几年前也写了《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一文，指出《山海经·海内东经》存在一个附篇，这个附篇不是海内东经的一部分而是秦代的水经。也就是说《山海经》有先秦已经存在的神话，也有秦以后掺入的历史成份的内容。古代目录学上对《山海经》归类游移不定，主要是始终将其视为一部不可分割的作品。 上面是说界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发掘史料，大家都很清楚。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最近有人要坐实《红楼梦》为历史，其实民初的索隐派已为其先锋。但我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所以不小心也有可能将文学变成历史。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认为历史。如张诚、徐日瘅在签《尼布楚条约》时与俄国谈判做翻译，《康熙王朝》的编剧与导演以为是他们懂俄语，其实他们是用拉丁语作翻译中介的。 历史中的文学意义何在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语言或文字没有文采，是不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令人永久记忆。廿四史的前四史，编年史里头的《左传》与《资治通鉴》都是这样的著作。其它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才去攻读的了。 我在开头说到狭义的历史学只是历史编纂学，更极端则是将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但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那样的学问应该与科学研究一样，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但事实上，因为中国人历来重视经世致用，虽然也有束书不观，空谈性命的时代，也有提倡无用之用的思想，但到底中国人的传统是每做一件事都要问问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事是不大有人去做的。即使如历史编纂学这样主要是作过往事实的客观记录的，也很重视其用途的。对统治阶级而言，历史就是垂鉴资治的作用，要长治久安，要皇图永固，就要学习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所以史学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而对于如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而言，他的志向同样要使自己所写的史书成为有用之物，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对一般人而言，历史有惩恶劝善的作用，要发挥这个作用，也要有文学色彩才行。这个色彩既包括文笔好，还包括必要的虚构成份，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事件变成历史故事，才有广大的受众。 最早提到史与文的关系的，似乎也还是孔子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后面这半句明明是在说只有文采胜过事实，才能成为史，否则没有文采只有事件，即质胜文，就只是鄙野之人的谈资而已。对于文与质的解释大抵有两种，一是指文字的华美与质直，另一是指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方面，都说明史是具有文学性质的，或文字比较华美，或形式超过内容。质是质朴自然，保持事实原貌，文则是进行人为的加工。质的解释可以是实事、事件，而文胜质则是故事了。甚至可以说文与史是相同的，区别不大的。但太过文学化了，史就会失去真实性。 与历史里头必须有文学相类似的是，文学也需要历史。因为历史有深厚的资源，有时平凡的日常生活提炼不出什么文学作品，就要向历史去寻找。四大古典小说有两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就以历史为题材，《西游记》虽为神怪小说，仍以一个历史事实为根据而展开。明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的创作也向历史找原材料。三言里，以《警世通言》为例，当代的篇章只占1/3，而历史题材或假托为历史故事的却占2/3。二拍亦如此。如果一段历史没有英雄豪杰，没有奇闻逸事，那就没有写头也没有看头。因此强调文学与历史没有区别的多是文学家。而历史学家普遍不认同文学家的意见，不但对戏说很厌恶，而且也以历史小说为无谓。 但是对于史与文的关系，有人是不主张过分的“文”的，如刘知几认为“史”应当以“叙事”为主，“夫国史之美备以叙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就是不要过分描写。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与其空泛地评述一个人物，不如直接写他的言语和行为。宋代郑樵也有这种观点。他在《通志序》中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唐代以后诸史，均无“论”、“赞”，大约是受《史通》主张的影响。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建构出历史故事，并赋予其以社会意义。 文学与历史到底是一是二呢？当前将历史与文学看成一道的多从文学的阵营中来，而很少从历史的营垒中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强调文学与历史是相通的。甚至说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应该是：真而不实，虚而不伪。认为历史的真实不仅取决于历史史实的真实，更取决于作家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西方旧历史主义文学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 英国小说家E·福斯特在谈到小说叙事时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打比方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原本单独存在的事件，被放入一个相互联系，具有前因后果性的框架之中，就变成了故事。在新历史主义眼中，作为一种话语或文本的历史，恰恰具有这种叙述性。而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正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 强调历史与文学的互文性，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历史的传统，读得懂《史记》的话，就一定会惊呼，原来新历史主义并非什么后现代，而是前古代了。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呢？标准恐怕还得是“文胜质则史”，也就是说，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学的描述与必不可少的虚构而成为历史。但描述与虚构只是为了使叙述完满，有一定的度，不能过于夸饰，否则就又回到开头讲到的那句话：后退一步是文学了。 （演讲时间：2005年11月23日） 讲演者小传 周振鹤 1941年生，福建厦门人。1958－1963年就读厦门大学与福州大学矿冶系，后在湖南任助理工程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等。《历史地理》主编。有《西汉政区地理》、《方言与中国文化》（合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历史地图集》等十余部专著与编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回答者：其翼若垂天之云 - 举人 四级 4-26 17:24历史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生产力发展,一是智慧发展,智慧发展就是文化的发展 回答者：共我赏花 - 秀才 二级 4-26 17:26历史推动文学的发展 文学记述历史的发展 回答者：谁明浪子心DIDI - 助理 二级 4-26 17:40文学来自生活，来自与过去未来的连接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作者：周振鹤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浏览：128 次 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历史学也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份。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事。《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份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份，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份，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春秋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的史学体裁，没有文学成份，虽然如《封禅书》里也有华丽的文字，但那是例外。本纪有类编年，专记大事，文学成份也少一些，但如《项羽本纪》亦有生动的故事。列传是传记体裁，是施展文学才华的大好园地。不夸大地说，《史记》的大部分列传，可以称为是传记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是传记性质的文学作品。后世的正史也一样都有文学成份，无遑多举。为什么标榜写实求真的历史会有文学成份呢，我们等下再说。称赞《史记》的多是为其文学才气与史学见识所震慑，而主要不是由于其百分之百的实事求是。史要信，也要好看。但到底信不信一般人其实并不容易知道。 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 文学中有历史，这一点现在似乎不成为问题，因为就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日记信札家谱账本碑铭地图辞典也无不是地道的史料，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史料范围还会不断地扩大。所以从“三言二拍”里头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毋庸多说。从文学作品里去钩稽历史资料，或如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是大家熟悉，不必细言。 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没有这么宽泛，对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也没有那么清楚，因此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甚至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传说，对于神话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先史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即使进入历史时代也还有新的传说被制造出来，因此顾颉刚先生说这是层累的历史，这且不说。但以传说或神话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

与历史里头必须有文学相类似的是，文学也需要历史。因为历史有深厚的资源，有时平凡的日常生活提炼不出什么文学作品，就要向历史去寻找。四大古典小说有两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就以历史为题材，《西游记》虽为神怪小说，仍以一个历史事实为根据而展开。明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的创作也向历史找原材料。三言里，以《警世通言》为例，当代的篇章只占1/3，而历史题材或假托为历史故事的却占2/3。二拍亦如此。如果一段历史没有英雄豪杰，没有奇闻逸事，那就没有写头也没有看头。因此强调文学与历史没有区别的多是文学家。而历史学家普遍不认同文学家的意见，不但对戏说很厌恶，而且也以历史小说为无谓。

祝你学业辉煌！第一部分我们祖国的历史是悠久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伟大的和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遗产。我们今天想了解和鉴赏古代文学，就必然要和这些遗产接触，打打交道。一般说来，文学遗产主要是古人写的作品，包括诗文集子，小说剧本，和一些记录作家的生平事迹的书。但有些文物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如山西洪赵县的道觉乡明应王庙内，正殿四壁绘有的彩色壁画即是。在那上面绘有元代演戏的情况，有演员忠都秀的扮相，还有吹笛打鼓的乐工。据今人研究说画的是元人杂剧《须贾大夫谇范叔》的第四折。而从横题帐额上“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还可以知道当时有一种流动性的剧团。学习古代文学，主要是学习作家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是古代的，不是当代的。当代作家的生活容易弄清楚，古代就不那么容易。没有记载，没有材料，这是经常碰到的。当代的作品也容易找到，古代就不同了，有的已经散失了，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们有些没有作品的作家，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有一篇《大招》，传说是景差作的，还靠不住。西汉有个严助，他的作品也没流传下来，所以他们都成了没有作品的作家。有些作家，作品虽然传下来了一些，但是散失很多。南宋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的作品传下来的就很少，和“大诗人”的名号很不相称。所以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同当代文学比较起来，就材料说困难是较多一些。自然，不仅材料困难，还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文学作品就其内容说是社会生活通过作家的认识反映出来，或者说是作者思想感情的流露。而用以反映生活和表达情感的工具是语言文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经常变化的。语言文字变化虽然慢一些，但古今不同还是十分显著的。韩愈说：“周诰汤盘，佶屈聱牙。”就是因为语言变了，很不好读。甲骨文许多人都不认识了，也是由于文字起了变化。不单字形字音有变化，字义也有变化。如同“烦”字，《说文》解释是“热头痛也”，是生病的现象，我们现在说“烦”，已经没有病的意思了。这种由于语言文字古今改变而带来的困难，就是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人作品，手稿是极少的，一般都是传抄的，宋代以后有刻印，但仍旧有人抄写。抄错了，刻错了，总是难免的。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中有一句“闻之，欣然规往。”苏轼抄本和后来的一些刻本都作“亲往”，只有一个宋刻本作“规往”。的确，亲往比规往好懂，但下面接着说：“未果，寻病终。”既然“亲往”就是去了，怎么又说“未果”，不是自相矛盾吗？看来“亲”是错字，应该作“规”。“规往”就是打算去。古人作品中这样的错字是不少的。我上大学时，有位老师讲《庄子》，他说《庄子》中有一句“而今乎妇女”，有本哲学史就这一句话，大谈庄子对于妇女的看法，如何如何。其实这句话里有错字，应是“而今安归”，“女”字属下句读，根本就没有“妇女”这两个字，抄错了，刻错了，坑害了人。看来，对待古人作品中的错字处理不好，妨碍对于作品思想内容的正确理解。有时错字还破坏了我们对作品的艺术美的享受。如《九歌·湘君》中有一句“美要眇兮宜脩”，闻一多先生在《楚辞校补》中说：“宜脩是宜笑之误，脩笑声近而讹。”宜笑即笑时稍微露出雪白的牙齿，和《山鬼》中“既含睇兮又宜笑”，意思差不多。描写的是一种人的姿态美，非常形象化。若依王逸注释说“脩”作“饰”解，宜脩就是宜饰，很抽象，那就索然寡味了。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待古人作品中的错字呢？明朝人刻书，碰到不懂的地方，就任意校改，很多人都不满意这种做法。我们当然不能采用这个法。不能随心所欲，想改就改。即使是错字，改时也要说明改动的原因。事实上古人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错字问题有时是很复杂的，不仅只是通顺不通顺，易懂不易懂，而且有一个美好问题。大家熟悉的王勃《滕王阁序》中有一句“舸舰迷津”，这个迷字，有的本子作连字，有的本子作弥字。作连字和弥字都好懂，只有作迷字不好懂。但从文学欣赏角度看，恰恰是这个不太好懂的字，反而叫人觉得美。究竟作者手稿上是个什么字，实在很难判断。中国字实际包括形声义三个方面，这里连字和迷字形体相近，弥和迷，声音相同，究竟原稿是什么字，如何错法，不易弄清楚。但也可能本来是一个连字。温飞卿《送陈嘏之保侯官兼简李常侍》诗说：“春服照尘连草色，夜船闻雨滴芦花。”连一作迷，可见连迷二字形体近似，容易弄错。错成迷字后，有些费解，因之有人以声读相同又改为弥。自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一种可能而已。我们阅读古代文学作品，除开可能遇到一些抄错刻错的字外，最主要还是字义的解释。古今字义发生了变化，文言脱离口语，就不好懂。宋朝有一个文人把”夜梦不祥，书门大吉。”写成“宵寐匪贞，札闼宏庥。”就是利用古今字义变化才那样写的。一翻开《诗经》就会看到“窈窕淑女”四个字。什么叫“窈窕淑女”呢？很不好理解，如果换成“苗条的稳重的少女”就十分明白了。古今字义的变化，还有典章制度，事物名称的改变，固然可以找工具书，查字典，但有时字典也不灵。举例说吧，《红楼梦》中乌进孝的那份交租单上“龙猪二十个”，什么叫“龙猪”，字典上是查不出来的，到现在红学家也大都搞不清楚，这真是读书不易。读书遇到难字，不认识；难词，不了解，这是常有的事。就是认识、解释起来也不那么简单。《诗经·伐檀》中有一句“不素餐兮”，没有难字吧！可是“素餐”如何解释？解放前有位大学教授把“素餐”讲作“吃素”“吃白饭”，结果给解聘了。因为“素餐”历来就解释为“白吃饭”，所谓“仕有功乃肯受禄”。龚自珍写诗也说：“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其实，“吃白饭”也好，“白吃饭”也好，都是错的。毛传说：“素，空也。”空可以解作空乏，《论语·先进》孔子讲到颜回说“其庶乎屡空”的那个“空”字就作“空乏”解，“不素餐兮”就是“不愁没有饭吃”。“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也就是说：“那些老爷呀，不愁没有饭吃！”言谈之下，自然是说伐木者都是愁衣愁食的。总之，读书，阅读古代文学作品，首先得把古人写的诗文翻译成和今天当代人写的一样，能够很容易看懂，这就得学一学校勘和训诂。校勘主要是解决衍文错字脱误等问题，我上大学时，曾经从许维遹先生学过。有一次刘文典先生对我说：“听许先生说，你跟他学校勘，这很好。校勘嘛，从前人只校经史，后来有人校子书，至于集部就不好，因为校勘充其量只能解决文字通不通，不能解决好不好。有一种人搞校勘，说什么择善而从，那是最要不得的。”当然，刘先生的意见可能有点偏，但什么叫“择善”？随便改字罢了。对于校勘学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至于训诂，清代有一个学者说：“宋儒不明训诂之学，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要求很高。我上大学时，听过罗常培先生讲训诂，没有学好，至今还是一个门外汉。闻一多先生当年教我们读书，读古人诗文，要读白文，不要一开始就看注释。这就是说，要用校勘训诂的知识直接去读白文，不要依靠注释，矮子观场，随人喜怒。当然，注释对于一个初学的人，还不失为一块敲门砖，不过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权威。上面讲的只是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第一步，克服语言文字的难关。但闯过这一关后，问题还多着呢，比如说，这个作品的作者是谁？他生平做了些什么事？他的作品是不是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当时人喜欢他的作品吗？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是真实的吗？他和我们生不同时，为什么他写的作品今天还能给我们一种美感的享受？诸如此类，只要你肯想，问题多起来，理解就会更深入。读书不能光靠眼睛看，而是要用头脑思索，学而不思是不能对文学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从其中吸收有益的养份，让精神生活丰富而高尚起来的。所以闯过语言文字关以后，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还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所阅读的作品进行分析批判和评价。由于我们阅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是产生在阶级社会中的。鲁迅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鲁迅这里只是简明扼要的讲讲文学创作和阶级的关系，事实上文学作品的阶级分析是很复杂的。有那么一股风，怀疑文学在阶级社会里有阶级性，他们以山水诗为例，极力否定文学的阶级特点。又提出人有共性，即人性。人吗，一是生存，二是生活。各个阶级虽有不同的生活，但求生存是共同的。所谓“食色性也”，爱与死是文学中永久和普遍的主题。这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把梁实秋等人的老调重弹而已。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吃饭睡觉，一举一动，一开口，每句话里都塞满了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是有阶级性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现象总要流露出肯定或否定，爱或憎，也就是说表现作者的倾向性，这倾向性就体现着作品的阶级性。阶级性总要通过作者对作品中所描写的人或事的某种态度，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流露出来。所以，我们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必须注意作家赞扬什么，谴责什么。我们切勿去赶“人性论”的时髦，以超阶级的观点去看待文学遗产，那样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它们的价值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阅读古代文学作品，还要把文学现象作为客观存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和其它事物的互相联系之中。这样，就得注意文学和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不弄清楚八世纪中国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宗教艺术，就很难认识杜甫诗歌描画现实的深刻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空话，而是生活真实。要读《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不了解当时艺坛状况，大概只能停留在似懂非懂的阶段。同样，不熟悉中唐历史社会，对韩愈的《原道》《师说》的理解就不能透彻。鲁迅在写给徐懋庸的一封信上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文学作品不仅是客观的反映社会生活，如果作品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引起人们对现实不满，从而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使之合理，改造社会生活。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过去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读《三国志演义》，从其中学习到许多斗争的策略，用以战胜敌人。《水浒传》被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禁止阅读，他们认为这本小说“诲盗”，怕人读后，起来造他们的反。《西厢记》也被他们认为“诲淫”的书，怕人读后争取“有情人都成眷属”，破坏了他们提倡的礼教。我们中国人读书，向来主张学以致用。学习和阅读古代文学作品，也应从其中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文学作品是精神食粮，学习古代文学也同样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精神高尚而纯粹的人。当然，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糟粕，需要批判的。对于古代作家，我们经常说有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由于古代作家大都出身地主阶级，即使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是进步的，也只是要求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社会的生存。他同情农民的贫困，而不赞成农民造反。元朝末年就有一批文人写诗同情民生疾苦，而一提起农民造反就破口大骂。《水浒传》的作者或者编者，一面同情人民反抗贪官恶霸的压迫，一面又赞扬封建政权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还颂扬一批“改邪归正”的人为封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这就突出的表明了这些作者身上的阶级局限性，虽然古今时代不同，“情”有可原，但是对其中在今天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的地方，还是要批判。批判不等于对一个作家或作品的全盘否定，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第二部分一、过好古文阅读关要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必须首先过好古文阅读关，即能够读懂文言文。如果我们对文言文读不懂，或者理解不确切，那么，我们所做的对作品的分析评论，好像建筑在沙滩房屋，是很容易倒塌的。要读懂文言文，主要依靠多读多看。多读作品，选择一部分好作品反复熟读。通过多读多看，才能逐步掌握文言文的丰富词汇和文法规律。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结合看一些介绍古汉语规律的书籍，帮助我们提高阅读能力。现在有不少喜欢古代文学的青年同志，常常是从爱好唐诗、宋词开始的。唐诗、宋词中的许多优秀篇章，的确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精华，应该诵读和研究。但是，为了培养古文阅读能力，必须多读些散文；因为，散文的文法结构比诗词更正规，不像诗词那样多倒装、省略等现象，从打基础讲，多读些散文效果更好。阅读散文，可以先读一些比较浅近的作品，像《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再进一步，就可以看《古文观止》、《史记》、《汉书》、《春秋左传》等书，古文阅读能力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要培养好古文阅读能力，如同学习外语一样，一定要下苦功，要花几年的时间多读多看，现在七八十岁的老先生，他们年轻时古书读得多，所以根底好；现在的青年同志们，由于条件不同，一般古书念得较少，甚至很少，因此根底浅薄。如果你今后准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那就得下定决心，安排时间，集中精力，多读一些作品和有关文献资料，过好古文阅读关。二、注意几个关系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需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点和面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大范围的面，它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又有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对这个大范围的面，我们可以找一两部中国文学史和历代作品选读翻阅，对各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是应当具有的古典文学常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举例说，初唐诗、盛唐诗等等是局部缩小的面。至于李白、杜甫、王维等，那就是一个个点了。要深入理解点，理解某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必须放在他所处时代的文学环境中去考察，还要放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考察；因此，不能孤立地研究一个个的点，必须把点和面结合起来。二是左右前后的关系。所谓左右关系，就是指一个作家同时代的与之比较密切的人物，他们在创作上常常互相启发，互相影响，应当把他们联系起来研究。例如白居易，他与元稹、张籍、刘禹锡等诗人友谊很深，具有某些共同的创作倾向，就应当联系起来研究创作上关系密切的作家，经常形成一个流派，我们要把研究单个作家和他所属的那个流派放在一起来考察。所谓前后关系，是指某个作家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对文学的影响。比较说来，了解与前代文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我们评价作家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比过去时代的文学家多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对过去的文学家不了解，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作出判断。我在研究李白诗歌以前，曾经有一个时期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仔细阅读了《昭明文选》和《乐府诗集》，因此对李白诗歌如何继承了汉魏六朝文人诗作和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并有所发展，就理解得比较清楚。三是博览和精读的关系。阅读古代作品和有关文献资料，必须区别博览和精读，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要的书籍要多下功夫仔细读、反复读，一般的可以采取浏览的方法略观大概。研究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重点书上。我研究乐府诗时，仔细读了《乐府诗集》，因而对乐府诗的分类、体制、源流等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仿佛抓到了纲，许多问题就容易识别和掌握了。《乐府诗集》许多小序、题解，内容翔实，引证丰富，我反复读了多遍，并根据它们提供的线索再去查阅有关资料，对乐府诗的理解就逐步得以深入。博览也很重要。许多同研究的点有关的面上知识必须了解。浏览的面要广些，但可以读得快一些、粗一些，中国遇有同研究对象关系密切的问题就要仔细推敲。三、扩大文化知识领域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阅读的面应该广一些。首先要多读些历史书。中国历来文史二者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文学作品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其内容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社会现象；要能比较深入地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熟悉历史。像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那些伟大诗人的许多作品，与当时国家大事紧密相关，阅读时尤非熟悉历史不可。我在大学学习时，初读《昭明文选》，感到很难懂；毕业工作以后，系统地读了《汉书》、《后汉书》、《晋书》、《南史》，对汉魏六朝的历史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回过头来再读《昭明文选》，在理解方面就有了很大的进展。应当系统地读几部史书，对一个时期的历史现象有比较完整的认识；这样，阅读文学作品时，对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在脑中就浮现出具体的印象。多读历史，特别像《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不但可以丰富历史知识，而且对培养古文阅读能力也有很大帮助。《史记》、《汉书》等不但文章写得好，语言比较规范化，有助于我们掌握古汉语规律，而且包含了大量为后世经常使用的典故，熟悉这些典故，对扫除古文阅读障碍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四、找好向导，掌握武器我国古代集部书数量非常丰富，在这浩瀚的典籍面前，我们必须读一点目录书，好比找到一位向导，便于找到需要阅读的资料。在目录书方面，《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是根本，必须精读。今人编写的读书指导一类读物，像《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群经概论》(周予同)、《经子解题》(吕思勉)、《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张舜徽)等，都是较好的入书，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学习原著。此外，可以找一两本今人编写的工具书使用法一类书看看，作为向导。我们分析评价古代作家作品，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要认真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关于历史唯物论和文艺理论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的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著作，对我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文化提出了重要的原则和范例，应当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提出的对待古代文化和文艺的原则和态度，也非常重要，应当好好领会。总的说来，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做到：要找得到材料，能读得懂材料，能分析批判材料。懂得目录学，熟悉古代文献的门类和渊源，是为了能够顺利地找到材料。多读些古文，多读些古代历史和其它有关文献，主要是为了懂得这些材料，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中来理解。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思想武器，是为了能够对古代文学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