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

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时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衡阳市人；字而农，号姜斋；中年称“一瓠道人”、“更名壶”；晚年仍用旧名。因隐居衡阳县曲兰乡（今船山乡）石船山，故自号船山老人、船山病叟，后人称船山先生。顺治11年8月，因清兵搜捕，王夫之被迫离家，流亡于零陵、郴州（郴州兴宁山）、耒阳、常宁一带，曾变姓名为瑶人，寄居荒山破庙中，后移居常宁常宁市洋泉镇西庄源，并开始授徒著书（在此寓居3年）。这段时间，先后写出哲学著作《周易外传》《老子衍》（初稿）及重要政治著作《黄书》。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循天下之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主张选贤使能，“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在哲学思想上，辟朱（熹）程（程颐，程颢）“理在气先”、“道在器先”和陆王“心学良知”之说，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的理论，而归于躬行实践，强调知行统一。凡此，对近代思想均有重大影响，如魏源、唐鉴、陶澍、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涛、彭玉麟、谭嗣同（“五百年来，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邹容、杨度、陈天华、宋教仁、章太炎（当清之季，卓然兴起顽儒，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秦三元（1831─1901）湖南常宁洋泉严冲人。清末将领，少因家贫没读书，投军任伙夫。因偶救清末四大中兴名臣之一将胡林翼而得胡赏识器重，累迁至岳州参将，湖北抚标中营参将,授花翎副将衔,享二品顶戴，封振威将军。胡知其纯朴忠义,免予打仗， 特于岳阳设参将府署，置有鼓乐，显赫一时。秦甚至己缺文化，抽闲聘名师教授。便通晓诗文，从文盲而成儒将矣！有两个故事为证：一次、众官设宴饯行一官员，有倡赋诗送别，有意难秦。秦氏从容口占：诸位吟诗来送别我攀杨柳将枝折 隔江一片蓼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奉虎满（？-1395）洋泉人。明初农民起义领袖，明代初期瑶民与朝廷还相安无事。随着经济的发展，朝廷对瑶民的盘剥和禁令逐渐加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瑶民的反抗斗争亦随之增强。明洪武三年（1370年），奉虎满联合三洞蛮（指今常宁桃园洞、神仙洞、黄洞的瑶族先民）瑶民举旗起义，杀官军，占村寨，朝廷派兵，讨伐不克。朝廷再调瑶官邓良平奉虎满，邓良洪武甲子举人，邓乃一介儒生，自思武都斗难胜，心生诱杀之计，买通和奉虎满的至交好友，诱奉出溪洞，用酒灌醉后，擒拿斩首。邓良因功留镇溪洞，世袭抚瑶宫，为黄洞邓姓始祖。传奉虎满曾在洋泉泉峰观下寨子岭扎寨议事。后人将其神化，传其在山上操练茅兵数万，修得神箭三支，神赐宝马一匹。后被其母错断，茅兵全毙，三支神箭射向金銮殿，又因定时不确，未能中的。邓嗣禹（1905年7月25日～1988年4月5日）字持宇，常宁洋泉黄洞人，国际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图书文献目录学家，中国科举制度与朝贡制度理论研究的奠基者与创始人。1932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哈佛大学，与林语堂 、陈寅恪等同为哈佛燕京学社成员，师从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先生，于1942年获博士学位，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并被哈佛等名校聘为客座教授，是尼克松1972年首次访华时的代表团成员之一。除发表在国内外学术论坛的百十篇专论，主要著述有《中国考试制度史》、《通俗汉语（附文法注释）》、《太平天国起义的新见解》、《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军运动》、《清朝政治制度》、《太平天国起义史编纂》、《现代通俗汉语》、《太平天国起义和西方政权》、《文化革命后中国的教育》等。有些论著已成为欧美各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必备的参考书。与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被剑桥、马萨诸塞、哈佛等大学用作教材。邓受谷（1900～1927年6月21日）常宁市洋泉黄洞人，出生于黄洞一户农民家庭。1915年毕业于常宁县合江学校后，先后考入长沙达材法政学校、北京燕京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多次参加北京学生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活动，并于1926年在北洋军阀政府制造的镇压学生爱国示威游行活动“三一八”惨案中身受重伤。同年4月，受命回常宁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任国民党常宁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任国民党常宁县党校校长。此期间，积极与共产党人合作，开展工农运动和培训工农运动骨干，先后被推选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县总工会执行委员。1927年6月21日，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反动军警杀害于常宁县黄洞古塔边。邹文辉，男，汉族，常宁市洋泉杉树人，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1965年2月生。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历任常宁县财政局长，衡阳市财政局长，衡阳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衡阳县委书记、衡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湖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现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秦振衡，男，1965年3月出生，常宁市洋泉兴源人，衡阳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1984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南师范大学成教学院政治专业本科学历。现任衡阳市财政局局长。历任常宁县财政局干部、衡阳市财政局办公室副科级干部，1996年2月任衡阳市财政局办公室副主任，1997年3月任衡阳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2000月12月任衡阳市财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09年9月任衡阳市财政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2013年6月任衡阳市物价局局长、党组书记；2015年5月任衡阳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曹道民，1963年2月生，常宁市洋泉镇人，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数学家，博士生导师。1979年9月至1986年7月先后就读于湘潭大学数学系基础数学专业和计算数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86年9月在中科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6月毕业后留院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2年10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到中科院应用数学所工作；2003年调任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所长。兼任《应用数学学报》副主编、《数学物理学报》、《JonrnalofPartialDifferentialEquations》、《系统科学与数学》执行编委。1999年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一等奖，2004～2006年连续三年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奖。共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其中50多篇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其余均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其论文得到世界著名数学家的赞扬和引用，其科研项目多次获得中科院和省部委的奖励。吴鸿骞 （1888-1929）湖南常宁洋泉东桥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同盟会员。民国9年（1920）便被选为湖南省参议，历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省政府委员、省高等检察厅长、代理湖南省首席检察官。民国16年（1927）出任湖南省特别法庭审判委员，审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多次训令全省司法检察部门保护农民运动，同时也制止乱捕滥杀，他在特别法庭时批准杀了军长叶开鑫的父亲湖南省著名士绅叶德辉。农运失败被捕，后乘机逃出赴武汉转上海租界后，被仇人暗杀，连头也被取去，不知去向。尸身运回用木头做了个假头，以成全尸，成了一个无头政治家之谜。李继圣（生卒不详）字希天，号振南，自谓抱雄儿，湖南洋泉人。雍正二年（1724）举人，曾游历大半个中国，历任江西万年、广丰知县，辞官后著述和讲学过完下半生，晚年应聘掌教石鼓书院。著作有《春秋今古合解》、《奇男女衍义》、《尚论篇》、《寻古斋诗文集》，所著《窑金论》被选入《皇朝经世文选·社政》中，为清代著名学者邓显鹤所编《沅湘耆旧集》入选诗文最多的一位。湘学泰斗王闿运在《寻古斋集》所作序言中评价他：“振南文雅澹有品……独先知姜斋（王夫之）而称道之。唐玉凤， 1957年11月出生，教授，湖南常宁洋泉人，中共党员，企业管理硕士生导师。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主持全院党务工作。主要学术兼职有：湖南省行政管理学会理事、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理事、湖南省职业教育管理学会理事。，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生导师。1982年1月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原湖南农学院）农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从事党务工作和教学工作至今。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自唐武德四年（621年）创立，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共存续1300多年。在此期间，科举考试成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考试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在巩固统治、安定社会、维护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封建社会成熟时期出现的选拔方法，科举考试与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步骤是一致和适应的，是上层建筑的一种体现形式，因此对其历史作用不能抹杀。 首先，科举制度使统治基础下移，真正做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虽然有部分是依靠财富获取的，但更多的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而形成的。因此，大量出身低微贫寒的士子，可以通过科举使本人以及家庭的社会地位晋升。科举提供了一条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选拔人才的途径，也为社会下层分子提供了一条上进的途径，使社会不断进行阶级的对流，对巩固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稳定政治和社会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次，科举选士制度的确立、健全与完善，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官队伍的建立和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形成。 再次，科举考试制度，严格奉行“三公”原则，即“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和“公正录取”。这是中国人才选拔方式长期演变的结果，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科举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保证了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早期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来华后都对科举制度大加褒赏，向西方予以介绍，并希望为西方所采用。18世纪前后的西方有识之士极力推崇中国的科举考试和文官政治，并在此后相继仿效中国的办法，推行了文官考试制度。 一、科举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 （一）科举制最早在西方的传播 西方人中，到底谁最早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根据美国学者邓嗣禹在1943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说法，关于中国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加斯帕德·达·克鲁兹的著述。他曾于1548年航抵东印度，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前往中国；是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1569年他回到葡萄牙，1569至1570年间，他用葡萄牙文写作的游记手稿在威尼斯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R·威尔斯将其译为英文，以“来自中国行省的报告”为题，收入里查德·艾登的《东印度群岛及其他国家旅行记》一书。克鲁兹在文中说中国官员们“必须有那项功名或头衔……他们效忠皇上，不避危难。他们奉行‘学而优则仕’。”文中还简要地提到了硕士、博士的情况。而另一种说法是，尚在克鲁兹之前，就至少有两位葡萄牙人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取士。而这两位葡萄牙人，竟然曾经是中国监狱的囚犯，一个叫维埃拉（Vierira），另一个是盖略特·伯来拉，他们都是葡萄牙人。维埃拉是一支由费尔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率领的葡萄牙舰队的成员，1517年到广州，在粤停留三年后赴京，因葡萄牙人不懂得为皇帝举哀期间（明武宗朱厚照在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去世）暂停海外交易的中国规矩，1521年9月被送到广州拘捕，1524年（明嘉靖三年）从广州监牢中维埃拉（Vierira）发出信函回国。他在信中就中国的外交、社会关系、吏制等发表了不少看法，其中说到：中国的法官都是来自文人学士，“获得一种学位的每位文人学士，起初做做小官，以后再升任到高级职务上”。盖略特·伯来拉1549年（明嘉靖二十八年）被中国海防军俘获，他虽不是当年葡俘中惟一写出自身经历的人，但他有关科举制的叙述可以说是最详尽的一个，这在其著作《南明行记》中有所体现。据他所说，察院要审讯囚犯和授予学衔。察院年年巡视，被选拔来充任要职的人则每三年会聚一次，在为他们准备的大堂里受到考试。向他们提出许多问题，如回答合格，够得到学衔，那察院不久就授予他们；但那些要当“老爷”的，在皇帝批准之前，不得使用帽子和腰带。考试完毕，测验通过后，要为那些得到学衔的人举行隆重仪式，经常要共同盛宴庆祝。更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位葡萄牙囚犯知道了中国考生是在严密监视的条件下进行考试时，也戏称中国应试者为“囚犯”，将他们等待金榜题名的人生得意之际，则称为“等待判决”。而且，他还发现同牢的中国“难友”中，竟有因考试落榜而蹲监狱者。 对科举制度记载更为详细的、对西方影响更大的是圣奥斯丁会修士儒安·贡查列斯·德·门多萨编写整理的著作。门多萨的著作首次于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在罗马出版，目前在中国的中译本名为《中华大帝国史》。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文中除了介绍了科举的竞争性，还介绍了如何授予学位，以及是如何庆贺的，对中国的科举极具赞美之意，他写道：“在当今世界上为人所知的国家中，这个庞大的王国是治理最佳的一个。”但应该说门多萨对中国事物具有一种近乎于不切实际的信心与心有灵犀的理解力。他在零乱的资料中敏锐地发现中国教育与统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和中国文明对知识特有的尊重。在那里只有饱学博闻的人通过国家考试才能成为官吏参与管理政府事务，任何一个人在学识上的努力都可以使他进入社会上层，这就意味着一种平等与竞争的健康的社会机制。这一发现对16世纪末西方封建等级社会是一大震惊，同时也预示着以后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对中国科举与文官制度的利用。 （二）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随着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会主）一批批前往中国，他们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同时又向自己的国家介绍中国的哲学和许多奇闻轶事，其中也包括科举制度。在这些耶稣会会士中，最有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在明朝末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自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至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在中国生活了28年，并被任命为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在《书信集》中，有不少关于科考的记载。例如在1597年9月9日的一封长信中，利玛窦应一位神父的要求，介绍了当月在南昌举行的乡试情况。他说：现在我就开始介绍中国科举，也希望您把这种制度介绍给您目前服务的公侯，要他们知道这在中国与意大利各邦所推行的有多大的区别！在管理、政治与秩序等方面，中国的确超过其他民族。利玛窦作为在中国度过了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晚年时（他于1610年5月去世）以十分赞赏的态度高度评价了中国科举选士制度形成的文官政治，他认为：“标志着与西方的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知识分子）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他们来掌理”（《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卷第6章）。利玛窦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文官政治优于当时的西方；二是间接地评价了科举取士制度。 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甚至将府试的日期都能写得清清楚楚，他对中国的考场（贡院）的描写更是极为详尽，将小单间大小、构造都描绘得如此细致，甚至注意到了小单间有防止考试舞弊的功能：“在每个大城市都有一座专门为这一考试而修建的宽阔无比的宫殿，四周围以高墙。考场内有许多套间隔绝外务，专供上面提到的考官讨论呈交上来的手稿。在这座宫殿的中心有四千多个小单间，每间只够放下一个人用的一张桌和一把椅。小单间构造得使相邻的人不能谈话甚至见面。当本地考官和朝廷考官到达这个城市时，立即被带到这座宫殿里各就各位，而不得与任何人谈话。甚至在评阅考卷时他们也不准彼此交谈。这段特殊时期日夜都有地方官的和军队的警卫不断在巡逻，以防宫殿内工作的人和外边的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进行任何接触。”“在第三天，要从指导行政的计划时将会出现的各种可能性中抽出三道难题或策论进行考试。答卷仍要写成一式三份，各份都说明作者对解决他选择来讨论的争论所要提供的判断。当各个候选人选定他要进行讨论的论题并记牢以后，他就进入负责官员指定给他的房间，默默地进行写作；每个人都必须把他的手稿再抄入一本特别带来的纸本上，在文章的最后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还要写明他祖上三代的姓名。然后这个纸本也要加封，只有负责人才能启封。每个人这样的手抄本可以随他用多少，并把它们亲手呈交负责人。这些抄本由专门指定的书记或抄手再重新抄过。为了防止任何徇私，抄本上都用红笔写上一个特别的字，然后再送交呈考官，而作者的笔迹则全部消除。这些不留笔迹的手稿才是送交考官评定的试卷。本人手迹本则编号与送呈考官的试卷上的符号相对应。遵循这种方法是要防止识别手稿并从书写的字体中隐瞒作者本人及其笔迹。”在文中利玛窦准确地介绍了中国科举考试为防止徇私舞弊而采取的弥封、红号和誊录制度。利玛窦对于中进士后的士子将会得到如何地位也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描写，他惊叹中国简直是一个“文凭社会”。 在新教徒中，另外一个较早到中国的是马利逊。他于1807年受伦敦会派遣，1809年受任为东印度公司翻译。1817年（清嘉庆十三年），他作为翻译随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1824年他返回英国，带去大批汉文书籍。他的代表作是汉英字典，在这部字典中他根据中文的原始材料，精辟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的科举制。他的记述迄今仍是有关科举制最重要的英文史料之一。 而奥伐罗·塞默多，汉名曾德昭，他是继利玛窦之后通晓中国语言文学的欧洲人。他将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历史等通过《大中国志》（葡文名为《中国及其附近地区宣教史》）介绍到欧洲，引起一场中学西渐的浪潮。正如英译本序言所说：“他的辛勤撰述，已被译成多种他国文字，且为若干作家引用，在欧洲诸国深受欢迎。”曾德昭在其《大中国志》中给中国教育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图画。他注意到了在德行、善举、孝顺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育的早期作用，曾德昭很推崇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在道德方面的开发，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品行不良的人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对考生进行考试的小房间作了详尽的介绍：它有4．5英尺长、3．5英尺宽、一人高，以及上面是如何的脏不可言。每个小房间里有一张桌子用作写字和吃饭，还有一把椅子。曾德昭强调小房间的“小”，突出了考生们进出通道的狭窄，也谈到了中国的三级考试，即学士（秀才）、硕士（举人）、博士（进士），还介绍了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 17、18世纪，随着一批批来华传教士的宣传和媒介作用，中国已在西方国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的科举制已为西方文化输进新鲜的血液，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已被当时的欧洲各国广为赞誉。笔者认为中国的科举制首先对法、德两国发生了深刻的作用，而且可能最早受到中国科举制影响的是德国。 二、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一）对法国和德国的影响 中国与欧洲尤其是与法国之间，从17世纪末开始，出现了长达一百多年极不寻常的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化交流史。 从伏尔泰的诗歌和其他作品中，我们知道他是中国文明最真诚而热切的崇拜者，是所有的“爱慕中国”者中最狂热的一位学者。伏尔泰认为，中国自平民选择优秀人才为政府服务的方法很值得欧洲各国模仿。对中国文明始终加以赞扬的伏尔泰，对中国的科举制度也赞不绝口，不过伏尔泰美化中国科举制，其目的是利用中国来攻击法国封建王朝的专横。 一般而言，孟德斯鸠对中国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却用中国的科举取士谴责法国的以财富买官。孟德斯鸠读过不少欧洲汉学著作和中国典籍的译作。他从他的中国朋友黄嘉略处获知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材料，并将他们之间的谈话做成笔记，内容涉及中国宗教、政治和法律、历史、文字、民俗等。他在与黄嘉略的谈话中认为中国历代帝王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中国没有世袭的官吏和贵族，皇帝通过科举等途径选拔官吏。凡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出身如何，都有经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机会。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这有助于以儒家思想治国。除科举外，地方官吏还可以向朝廷荐举品德高尚的人充任官员。这种制度有利于提高官吏的素质。而法国实行卖官鬻爵制，宫廷以此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其结果是官员极端无能，唯以敛财为目的，百姓深受其害，而且代代相传，遗患无穷。 魁奈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在其著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专有一节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人一旦获得进士的荣耀称号，即无必要再为贫困而担忧，对他来说，这个称号本身就是一种保障。除了他能从亲戚和朋友那里收到不计其数的馈赠礼品以外，他肯定会被任命在最重要的政府机构任职……。” 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教育受中国竞争性文化考试原则影响很大，而从竞争性考试中选拔文职官员的制度通过学者们（尤其是伏尔泰）的宣传，在法国已是众所周知。 除了法国以外，德国也是较早提到中国的科举制并加以采用的西方国家，而且可能是最早吸收中国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平等竞争、公开考试的国家。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欧洲重视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之一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年）是一个有远见的学者，他在《中国新志》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中西文化应相辅相成的见解。曾多次建议西方君主向中国的科举制学习。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年）的著作中也有类似反映。正是这些学者的大声疾呼，于是在德国大地上还是小邦林立、战火纷飞之时，威廉占据普鲁士王权后就实行了一种“开明专制”的统治，并着手对官吏制度进行改革。当时考试制度已在普鲁士运用，如挑选军队中的军法官，就必须采用考试的方法。1713年，威廉一世规定所有的法官、律师等都必须经过国家统一考试后任命。1737年，考试的范围又扩大了，规定凡与司法行政有关的官吏都必须事先通过考试才能任命。1743年，菲特烈大帝规定凡到政府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先进行实习，期满1年后经过考试，合格的才可正式录用。1770年，政府又颁布法令，对考试内容、范围及其它方面加以补充，规定凡要在政府部门担任高级官员的，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凭，而且还要经过政府部门的考试。从这些措施我们可以看出，18世纪时，德国的文官制度已初具规模了。而其官吏制度的核心就是考试制度的运用，无疑是借鉴了中国的传统科举制度，吸收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精髓--平等竞争、公开考试。此后，德国的文官制度虽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并未作多大变动，德国的魏玛宪法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虽然法国、德国早期就吸收中国科举制精髓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但是较不稳定和正规，对其他国家影响也较小。而英国在16世纪处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它于1855年以后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系统而卓有成效，因而后来被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所仿效。英国成为中国科举制度对欧美文官考试制度影响的典型国家和重要中介。难怪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中说：“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二）对英国的影响 G·L·斯当东爵士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中国的考试据说永远公开举行。监考人员以及到场的长官和地方官员不许存一点偏见私心。举子得参加笔试及口试两种，这一点同英国大学考试制度有些近似。录取的人不止于取得一个科名，而且是做官的必要途径。即使考试落第的人，只是由于他参加了考试，有助于社会文化，也可以取得从事若干职业的身份。这种考试制度对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是公开的和平等的，没有人被排斥在这种机会之外。但事实上富人子弟受教育的机会比穷人子弟多，自然录取的机会也比穷人子弟多。虽然如此，有些天才的穷人子弟还是可以通过这种制度脱颖而出。至少有这种可能性对穷人来说就是一个安慰。官的权势是由自己的功名得来的，这也增加官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除非考试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有学问和才干的人是有一定的保证的。除非有特殊原因使人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这种制度对维持社会秩序是有利的”。他赞扬了中国的科举制和中国政府。 英国人麦杜思在中国封建制度已进入晚期，科举选士这一政治制度也已严重腐朽、凝固僵化了的19世纪中叶，在他撰写于1847年间的《留华札记》中，仍极力主张西方国家仿行中国的“公职竞争的考试制度”，高度赞誉：“中国的国脉之所以历久不坠，纯粹地完全是由于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于能起用贤能有学问的人。”对于麦杜思对科举选官制度的这一评估是否具有科学性，当然还要作具体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实际上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国家管理人才也不都是最优秀的人才，读书人中的精英豪杰也未必如唐太宗所标榜的“尽入吾彀中”。诚然，即使在现代社会，也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哪种人才选拔制度能够确保这一点，毫无遗漏地把所有优秀人才“入彀”，为国家所用。要求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完全做到“野无遗贤”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审视，麦杜思的评估是有道理的。 应该说在英国有着一大批中国的崇拜者。其中密迪乐最为持久并几乎是狂热地鼓吹实行中国科举制，他坚持认为：“中华帝国之所以长治久安，其原因仅仅是也完全是因为它有个只提拔德才兼备者的好政府。”他强烈呼吁建立起向全体英国臣民开放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从而提高英国行政官员的水平，并促进大英帝国的团结。而英国人约翰逊更认为：“知识和显赫是一回事，升迁是品德和能力提高的结果。”科举制使任何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学识和才具取得官职，即使皇亲国戚也是这样。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英国学者强调的不是中国科举制的具体实施的细节，而是合乎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内核和竞争的精神，这就是考试制度，公开竞争。一般学术界、教育界人士都认为，英国18世纪开始实行的考试制度是直接模仿中国的。《大英百科全书》就曾指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于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 （三）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文官制度是在英国文官制度的基础上，经过多次改革逐步建立起来的。但仍有详尽的证据表明美国文官制度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重要影响。 美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后，联邦政府任用官员的制度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华盛顿总统到亚当斯总统，任用官员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品格；第二时期是从杰克逊总统到1883年，任用原则是“政党分赃”；第三时期是从1883年现代文官制度确立以后，任用原则是“竞争择优”。 1868年10月，在中国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的美国人马丁博士（中文名丁韪良），出席了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会议，并宣读了题为《关于中国的竞争考试》的论文，在文中他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像新近实行文官考试的英、法、德等国一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并向长期有效地实行科举制的中国学习，其中说到：“在中国这种制度最为成功，如果此次能从他们的经验中获益，那么这不是第一次获益也决不会是最后一次，和火药、造纸术一样，这也会是我们大的获益的经验。他们的这些贡献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影响了现代社会彻底变革，其他的对经济文化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应该承认，如果我们采用了他们的测试候选人能力及为政府提供最佳人才的方法，那么我们心中的获益绝不会比刚才提到的那些发明对我们的影响少。” 另一位美国人施惠廉写了一本《最古老与最年轻的帝国--中国与美国》，在书中也极度赞美中国的科举制度，推荐美国政府采用。终于，任用制度的改革开始了，首先是从举行考试开始的。1853年，国会对一项拨款法案作了修正，要求“通过考试”来挑选政府工作人员，以使他们不致因无能而坏事。考试在这里一举而被提出了。然而，那时参加考试的往往只限于被提名的少数人，所以仍不能保证最合格的人入选。1870年内政部长D·科克斯发出行政命令，要求用公开竞争考试作为挑选政府工作人员的基础。1871年国会通过了一项至今有效的法案，授权总统制定有关美国文官的规程以提高行政效率。格兰特总统仿效英国建立了一个文官事务委员会，协助起草有关规程，并监督公开竞争考试的进行。这个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因为国会不予拨款而于1873年中止了活动。但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会终于在1883年通过了《调整和改革美国文官制度的法案》，即《彭德尔顿法》。从而确立了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功绩制原则，奠定了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的科举制在16世纪就为西方国家所悉，西方人把中国看成是西方文官制度的故乡，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项选官制度之所以盛行一千多年，原因就在于它留下合理的内核和竞争的精神，这就是考试制度和公开竞争。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变迁了，合乎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潮流即考试、竞争制度却长期被推行。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应该说西方文官政体是西方各国结合本国国情所创立的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官政体源于中国的科举制，而又在中国的科举制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选选机制对近代西方文官政体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科举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科举制具有恒久的价值。我们更需从科举制中吸收其合理的内核--“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精神，以期获得启迪和收益。

历次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赔款数额（1）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含《广州和约》规定的赎城费600万银元，英国商馆损失费62372银元；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的鸦片烟价600万银元、商欠3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2）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关平银1600万两，含中英《北京条约》中规定的英军军费银600万两、商亏银200万两；中法《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法军军费银700万两、商亏及抚恤费银100万两。（3）1874年琉球事件赔款①库平银50万两，含中日《北京专条》中规定的日本修道筑房费40万两、抚恤费10万两。（4）1876年马嘉理事件赔款②关平银20万两，含中英《烟台条约》中规定的军费、商欠、抚恤费。（5）1881年伊犁事件赔款900万银卢布，含中俄《改订条约》中规定的军费、商亏、抚恤费。（6）1895年甲午战争赔款库平银23150万两，含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的军费2亿两、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辽南条约》中规定的赎辽费3000万两。（7）1901年庚子赔款，含《辛丑各国和约》中规定的偿付诸国赔款关平银4．5亿两；地方赔款16886708两。（8）1906年拉---萨事件赔款，含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规定的250万银卢比。以上共计八大笔。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约为库平银956814007两，合关银941375451两，合1326323847银元。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查看全部4个回答拉网展架 专业制作公司北京拉网展架 专供，我们拥有优秀的制作拉网展架 写真...北京廷恩展览展示广告 纹身清洗 2019新方法，超有效 -...纹身清洗?2019上海皮肤科医院排名_...免费咨询：纹身一般价格多少上海江城皮肤病医院广告 相关问题中国两次鸦片战争赔钱折现在人民币多么元中国两次鸦片战争赔钱折现在人民币980亿元 1、两次鸦片战争赔款：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而且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有两个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次赔款。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约定：清政府须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600万元（银元），商欠300万元，水陆军费1200万元，共计2100万元。如果算上广州赎城费600万元，则总价可达2700万元。 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掳走清两广总督叶名琛，并成立以原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统治广州4年之久，直至《北京条约》签订方才撤出），中外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对英赔款400万两（白银），对法赔款200万两；第二阶段战争再兴，英法联军直接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外再订《北京条约》，规定：对英赔款军费600万两，商损200万两，对法赔款800万两。 2、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150至220元左右 清初的银两购买价值稍低于明朝，至清朝中晚期由于大量外国银两涌入中国，银两的货币价值下降到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即一两银子约相当于200元人民币左右。 3、两次鸦片战争赔款合计4900万两白银*200元/两=980亿元。7浏览838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清政府各赔偿白银多少两?各约占国库的百分之几?鸦片战争赔款一项是2100万银圆。 清政府还能负担，毕竟当时清朝年财政收入为5000万两白银。 甲午海战 赔款总共2。3亿两白银，其中2亿量是初期日本的要求，后期3000万两是“赎辽费”。 2。3亿两白银清朝根本无法支付，只能通过向外国借高利贷，借款的期限短的10年，长期的99年，签定各种不平等条约来还，包括日本在中国内地工厂的免税优惠，移交海关关税，由日本企业来承建满汉铁路，平汉铁路等等。 实际上中国即使到七七事变，都没有还清赔款，而列强并不是真的对中国还清赔款抱有希望，而是更看中通过赔款长期控制中国。1浏览172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分别是怎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600万银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银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银元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4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5银元。 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规定：中国给英国和法国赔偿军费各白银200万两，赔偿英商损失白银200万两。《北京条约》规定：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扩展资料： 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1840~1842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中英战争。1856~1860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实质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由于中国“闭关锁国”的思想，当时的满清正处于世界落后地位，为了打开中国对外的贸易大门，英国开始将大量鸦片输入中国。 十九世纪初期被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4000多箱，由于鸦片不断的输入，中国出现了鸦片烟毒泛滥的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人吸食鸦片，越来越多的人被鸦片所侵蚀。 这也使得当时中国白银大量向外流出，也使得吸食者在身体上以及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造成清政府部分地区工商业经济萧条。因此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止吸食鸦片。 1839年6月，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发起禁烟运动，顿时广州城沸腾了，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后，立即下令要求外商交出全部鸦片，在林则徐的严令要求下，鸦片商只好交出鸦片。这项禁烟运动总共缴获了三百多万斤鸦片。林则徐当即下令在虎门进行鸦片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在这场长达 6年的鸦片战争中，由于中国处于落后的状态，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此开始清政府向外割地，赔偿，迫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为英法联军之役或第二次中英战争，清政府战争伤亡人数约200000人，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战争之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条约，迫使中国丧失了东北以及西北地区总共150多万拼房公里的领土。 在这次战役中，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圆明园，摧毁了融合中外建筑特色的圆明园。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闭关锁国并且自给自足的国家，而战争后，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与外界通商，大大影响了中国的主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第一次鸦片战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第二次鸦片战争1浏览3801 2019-04-25为何鸦片战争后，中国流失的是大量白银而不是黄金？1、白银在清朝是主要流通货币。这是中国元明时期近300年对外贸易发展获得的。清初，白银大量从国外流入中国，大部分是外国银元。中国攒了几百年的从外国赚来的白银，因此这时白银成为中国主要的流通货币。当然，客观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的黄金储备基础； 2、在汉代，是铜钱和黄金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史记》中没有白银的说法，陈平用的黄金贿赂敌方，西汉官员的俸禄用的是粮食，而不是流通货币。所以，许多不同朝代的影视作品中都以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是不正确的。9浏览1413在鸦片战争中中国条约一共赔了多少钱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而且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有两个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次赔款。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约定：清政府须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600万元（银元），商欠300万元，水陆军费1200万元，共计2100万元。如果算上广州赎城费600万元，则总价可达2700万元。 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掳走清两广总督叶名琛，并成立以原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统治广州4年之久，直至《北京条约》签订方才撤出），中外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对英赔款400万两（白银），对法赔款200万两；第二阶段战争再兴，英法联军直接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外再订《北京条约》，规定：对英赔款军费600万两，商损200万两，对法赔款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