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亿的战争赔款不包括被掠夺的无数珍宝
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时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衡阳市人；字而农，号姜斋；中年称“一瓠道人”、“更名壶”；晚年仍用旧名。因隐居衡阳县曲兰乡（今船山乡）石船山，故自号船山老人、船山病叟，后人称船山先生。顺治11年8月，因清兵搜捕，王夫之被迫离家，流亡于零陵、郴州（郴州兴宁山）、耒阳、常宁一带，曾变姓名为瑶人，寄居荒山破庙中，后移居常宁常宁市洋泉镇西庄源，并开始授徒著书（在此寓居3年）。这段时间，先后写出哲学著作《周易外传》《老子衍》（初稿）及重要政治著作《黄书》。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循天下之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主张选贤使能，“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在哲学思想上，辟朱（熹）程（程颐，程颢）“理在气先”、“道在器先”和陆王“心学良知”之说，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的理论，而归于躬行实践，强调知行统一。凡此，对近代思想均有重大影响，如魏源、唐鉴、陶澍、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涛、彭玉麟、谭嗣同（“五百年来，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邹容、杨度、陈天华、宋教仁、章太炎（当清之季，卓然兴起顽儒，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秦三元（1831─1901）湖南常宁洋泉严冲人。清末将领，少因家贫没读书，投军任伙夫。因偶救清末四大中兴名臣之一将胡林翼而得胡赏识器重，累迁至岳州参将，湖北抚标中营参将,授花翎副将衔,享二品顶戴，封振威将军。胡知其纯朴忠义,免予打仗， 特于岳阳设参将府署，置有鼓乐，显赫一时。秦甚至己缺文化，抽闲聘名师教授。便通晓诗文，从文盲而成儒将矣！有两个故事为证：一次、众官设宴饯行一官员，有倡赋诗送别，有意难秦。秦氏从容口占：诸位吟诗来送别我攀杨柳将枝折 隔江一片蓼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奉虎满（？-1395）洋泉人。明初农民起义领袖，明代初期瑶民与朝廷还相安无事。随着经济的发展，朝廷对瑶民的盘剥和禁令逐渐加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瑶民的反抗斗争亦随之增强。明洪武三年（1370年），奉虎满联合三洞蛮（指今常宁桃园洞、神仙洞、黄洞的瑶族先民）瑶民举旗起义，杀官军，占村寨，朝廷派兵，讨伐不克。朝廷再调瑶官邓良平奉虎满，邓良洪武甲子举人，邓乃一介儒生，自思武都斗难胜，心生诱杀之计，买通和奉虎满的至交好友，诱奉出溪洞，用酒灌醉后，擒拿斩首。邓良因功留镇溪洞，世袭抚瑶宫，为黄洞邓姓始祖。传奉虎满曾在洋泉泉峰观下寨子岭扎寨议事。后人将其神化，传其在山上操练茅兵数万，修得神箭三支，神赐宝马一匹。后被其母错断，茅兵全毙，三支神箭射向金銮殿，又因定时不确，未能中的。邓嗣禹（1905年7月25日～1988年4月5日）字持宇，常宁洋泉黄洞人，国际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图书文献目录学家，中国科举制度与朝贡制度理论研究的奠基者与创始人。1932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哈佛大学，与林语堂 、陈寅恪等同为哈佛燕京学社成员，师从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先生，于1942年获博士学位，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并被哈佛等名校聘为客座教授，是尼克松1972年首次访华时的代表团成员之一。除发表在国内外学术论坛的百十篇专论，主要著述有《中国考试制度史》、《通俗汉语（附文法注释）》、《太平天国起义的新见解》、《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军运动》、《清朝政治制度》、《太平天国起义史编纂》、《现代通俗汉语》、《太平天国起义和西方政权》、《文化革命后中国的教育》等。有些论著已成为欧美各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必备的参考书。与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被剑桥、马萨诸塞、哈佛等大学用作教材。邓受谷（1900～1927年6月21日）常宁市洋泉黄洞人，出生于黄洞一户农民家庭。1915年毕业于常宁县合江学校后，先后考入长沙达材法政学校、北京燕京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多次参加北京学生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活动，并于1926年在北洋军阀政府制造的镇压学生爱国示威游行活动“三一八”惨案中身受重伤。同年4月，受命回常宁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任国民党常宁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任国民党常宁县党校校长。此期间，积极与共产党人合作，开展工农运动和培训工农运动骨干，先后被推选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县总工会执行委员。1927年6月21日，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反动军警杀害于常宁县黄洞古塔边。邹文辉，男，汉族，常宁市洋泉杉树人，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1965年2月生。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历任常宁县财政局长，衡阳市财政局长，衡阳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衡阳县委书记、衡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湖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现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秦振衡，男，1965年3月出生，常宁市洋泉兴源人，衡阳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1984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南师范大学成教学院政治专业本科学历。现任衡阳市财政局局长。历任常宁县财政局干部、衡阳市财政局办公室副科级干部，1996年2月任衡阳市财政局办公室副主任，1997年3月任衡阳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2000月12月任衡阳市财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09年9月任衡阳市财政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2013年6月任衡阳市物价局局长、党组书记；2015年5月任衡阳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曹道民，1963年2月生，常宁市洋泉镇人，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数学家，博士生导师。1979年9月至1986年7月先后就读于湘潭大学数学系基础数学专业和计算数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86年9月在中科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6月毕业后留院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2年10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到中科院应用数学所工作；2003年调任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所长。兼任《应用数学学报》副主编、《数学物理学报》、《JonrnalofPartialDifferentialEquations》、《系统科学与数学》执行编委。1999年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一等奖，2004～2006年连续三年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奖。共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其中50多篇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其余均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其论文得到世界著名数学家的赞扬和引用，其科研项目多次获得中科院和省部委的奖励。吴鸿骞 （1888-1929）湖南常宁洋泉东桥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同盟会员。民国9年（1920）便被选为湖南省参议，历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省政府委员、省高等检察厅长、代理湖南省首席检察官。民国16年（1927）出任湖南省特别法庭审判委员，审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多次训令全省司法检察部门保护农民运动，同时也制止乱捕滥杀，他在特别法庭时批准杀了军长叶开鑫的父亲湖南省著名士绅叶德辉。农运失败被捕，后乘机逃出赴武汉转上海租界后，被仇人暗杀，连头也被取去，不知去向。尸身运回用木头做了个假头，以成全尸，成了一个无头政治家之谜。李继圣（生卒不详）字希天，号振南，自谓抱雄儿，湖南洋泉人。雍正二年（1724）举人，曾游历大半个中国，历任江西万年、广丰知县，辞官后著述和讲学过完下半生，晚年应聘掌教石鼓书院。著作有《春秋今古合解》、《奇男女衍义》、《尚论篇》、《寻古斋诗文集》，所著《窑金论》被选入《皇朝经世文选·社政》中，为清代著名学者邓显鹤所编《沅湘耆旧集》入选诗文最多的一位。湘学泰斗王闿运在《寻古斋集》所作序言中评价他：“振南文雅澹有品……独先知姜斋（王夫之）而称道之。唐玉凤， 1957年11月出生，教授，湖南常宁洋泉人，中共党员，企业管理硕士生导师。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主持全院党务工作。主要学术兼职有：湖南省行政管理学会理事、湖南省管理科学学会理事、湖南省职业教育管理学会理事。，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生导师。1982年1月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原湖南农学院）农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从事党务工作和教学工作至今。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自唐武德四年（621年）创立，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共存续1300多年。在此期间，科举考试成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考试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在巩固统治、安定社会、维护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封建社会成熟时期出现的选拔方法，科举考试与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步骤是一致和适应的，是上层建筑的一种体现形式，因此对其历史作用不能抹杀。 首先，科举制度使统治基础下移，真正做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虽然有部分是依靠财富获取的，但更多的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而形成的。因此，大量出身低微贫寒的士子，可以通过科举使本人以及家庭的社会地位晋升。科举提供了一条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选拔人才的途径，也为社会下层分子提供了一条上进的途径，使社会不断进行阶级的对流，对巩固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稳定政治和社会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次，科举选士制度的确立、健全与完善，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官队伍的建立和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形成。 再次，科举考试制度，严格奉行“三公”原则，即“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和“公正录取”。这是中国人才选拔方式长期演变的结果，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科举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保证了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早期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来华后都对科举制度大加褒赏，向西方予以介绍，并希望为西方所采用。18世纪前后的西方有识之士极力推崇中国的科举考试和文官政治，并在此后相继仿效中国的办法，推行了文官考试制度。 一、科举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 （一）科举制最早在西方的传播 西方人中，到底谁最早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根据美国学者邓嗣禹在1943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说法，关于中国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加斯帕德·达·克鲁兹的著述。他曾于1548年航抵东印度，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前往中国；是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1569年他回到葡萄牙，1569至1570年间，他用葡萄牙文写作的游记手稿在威尼斯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R·威尔斯将其译为英文，以“来自中国行省的报告”为题，收入里查德·艾登的《东印度群岛及其他国家旅行记》一书。克鲁兹在文中说中国官员们“必须有那项功名或头衔……他们效忠皇上，不避危难。他们奉行‘学而优则仕’。”文中还简要地提到了硕士、博士的情况。而另一种说法是，尚在克鲁兹之前，就至少有两位葡萄牙人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取士。而这两位葡萄牙人，竟然曾经是中国监狱的囚犯，一个叫维埃拉（Vierira），另一个是盖略特·伯来拉，他们都是葡萄牙人。维埃拉是一支由费尔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率领的葡萄牙舰队的成员，1517年到广州，在粤停留三年后赴京，因葡萄牙人不懂得为皇帝举哀期间（明武宗朱厚照在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去世）暂停海外交易的中国规矩，1521年9月被送到广州拘捕，1524年（明嘉靖三年）从广州监牢中维埃拉（Vierira）发出信函回国。他在信中就中国的外交、社会关系、吏制等发表了不少看法，其中说到：中国的法官都是来自文人学士，“获得一种学位的每位文人学士，起初做做小官，以后再升任到高级职务上”。盖略特·伯来拉1549年（明嘉靖二十八年）被中国海防军俘获，他虽不是当年葡俘中惟一写出自身经历的人，但他有关科举制的叙述可以说是最详尽的一个，这在其著作《南明行记》中有所体现。据他所说，察院要审讯囚犯和授予学衔。察院年年巡视，被选拔来充任要职的人则每三年会聚一次，在为他们准备的大堂里受到考试。向他们提出许多问题，如回答合格，够得到学衔，那察院不久就授予他们；但那些要当“老爷”的，在皇帝批准之前，不得使用帽子和腰带。考试完毕，测验通过后，要为那些得到学衔的人举行隆重仪式，经常要共同盛宴庆祝。更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位葡萄牙囚犯知道了中国考生是在严密监视的条件下进行考试时，也戏称中国应试者为“囚犯”，将他们等待金榜题名的人生得意之际，则称为“等待判决”。而且，他还发现同牢的中国“难友”中，竟有因考试落榜而蹲监狱者。 对科举制度记载更为详细的、对西方影响更大的是圣奥斯丁会修士儒安·贡查列斯·德·门多萨编写整理的著作。门多萨的著作首次于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在罗马出版，目前在中国的中译本名为《中华大帝国史》。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文中除了介绍了科举的竞争性，还介绍了如何授予学位，以及是如何庆贺的，对中国的科举极具赞美之意，他写道：“在当今世界上为人所知的国家中，这个庞大的王国是治理最佳的一个。”但应该说门多萨对中国事物具有一种近乎于不切实际的信心与心有灵犀的理解力。他在零乱的资料中敏锐地发现中国教育与统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和中国文明对知识特有的尊重。在那里只有饱学博闻的人通过国家考试才能成为官吏参与管理政府事务，任何一个人在学识上的努力都可以使他进入社会上层，这就意味着一种平等与竞争的健康的社会机制。这一发现对16世纪末西方封建等级社会是一大震惊，同时也预示着以后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对中国科举与文官制度的利用。 （二）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随着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会主）一批批前往中国，他们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同时又向自己的国家介绍中国的哲学和许多奇闻轶事，其中也包括科举制度。在这些耶稣会会士中，最有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在明朝末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自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至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在中国生活了28年，并被任命为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在《书信集》中，有不少关于科考的记载。例如在1597年9月9日的一封长信中，利玛窦应一位神父的要求，介绍了当月在南昌举行的乡试情况。他说：现在我就开始介绍中国科举，也希望您把这种制度介绍给您目前服务的公侯，要他们知道这在中国与意大利各邦所推行的有多大的区别！在管理、政治与秩序等方面，中国的确超过其他民族。利玛窦作为在中国度过了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晚年时（他于1610年5月去世）以十分赞赏的态度高度评价了中国科举选士制度形成的文官政治，他认为：“标志着与西方的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知识分子）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他们来掌理”（《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卷第6章）。利玛窦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文官政治优于当时的西方；二是间接地评价了科举取士制度。 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甚至将府试的日期都能写得清清楚楚，他对中国的考场（贡院）的描写更是极为详尽，将小单间大小、构造都描绘得如此细致，甚至注意到了小单间有防止考试舞弊的功能：“在每个大城市都有一座专门为这一考试而修建的宽阔无比的宫殿，四周围以高墙。考场内有许多套间隔绝外务，专供上面提到的考官讨论呈交上来的手稿。在这座宫殿的中心有四千多个小单间，每间只够放下一个人用的一张桌和一把椅。小单间构造得使相邻的人不能谈话甚至见面。当本地考官和朝廷考官到达这个城市时，立即被带到这座宫殿里各就各位，而不得与任何人谈话。甚至在评阅考卷时他们也不准彼此交谈。这段特殊时期日夜都有地方官的和军队的警卫不断在巡逻，以防宫殿内工作的人和外边的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进行任何接触。”“在第三天，要从指导行政的计划时将会出现的各种可能性中抽出三道难题或策论进行考试。答卷仍要写成一式三份，各份都说明作者对解决他选择来讨论的争论所要提供的判断。当各个候选人选定他要进行讨论的论题并记牢以后，他就进入负责官员指定给他的房间，默默地进行写作；每个人都必须把他的手稿再抄入一本特别带来的纸本上，在文章的最后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还要写明他祖上三代的姓名。然后这个纸本也要加封，只有负责人才能启封。每个人这样的手抄本可以随他用多少，并把它们亲手呈交负责人。这些抄本由专门指定的书记或抄手再重新抄过。为了防止任何徇私，抄本上都用红笔写上一个特别的字，然后再送交呈考官，而作者的笔迹则全部消除。这些不留笔迹的手稿才是送交考官评定的试卷。本人手迹本则编号与送呈考官的试卷上的符号相对应。遵循这种方法是要防止识别手稿并从书写的字体中隐瞒作者本人及其笔迹。”在文中利玛窦准确地介绍了中国科举考试为防止徇私舞弊而采取的弥封、红号和誊录制度。利玛窦对于中进士后的士子将会得到如何地位也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描写，他惊叹中国简直是一个“文凭社会”。 在新教徒中，另外一个较早到中国的是马利逊。他于1807年受伦敦会派遣，1809年受任为东印度公司翻译。1817年（清嘉庆十三年），他作为翻译随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1824年他返回英国，带去大批汉文书籍。他的代表作是汉英字典，在这部字典中他根据中文的原始材料，精辟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的科举制。他的记述迄今仍是有关科举制最重要的英文史料之一。 而奥伐罗·塞默多，汉名曾德昭，他是继利玛窦之后通晓中国语言文学的欧洲人。他将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历史等通过《大中国志》（葡文名为《中国及其附近地区宣教史》）介绍到欧洲，引起一场中学西渐的浪潮。正如英译本序言所说：“他的辛勤撰述，已被译成多种他国文字，且为若干作家引用，在欧洲诸国深受欢迎。”曾德昭在其《大中国志》中给中国教育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图画。他注意到了在德行、善举、孝顺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育的早期作用，曾德昭很推崇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在道德方面的开发，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品行不良的人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对考生进行考试的小房间作了详尽的介绍：它有4．5英尺长、3．5英尺宽、一人高，以及上面是如何的脏不可言。每个小房间里有一张桌子用作写字和吃饭，还有一把椅子。曾德昭强调小房间的“小”，突出了考生们进出通道的狭窄，也谈到了中国的三级考试，即学士（秀才）、硕士（举人）、博士（进士），还介绍了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 17、18世纪，随着一批批来华传教士的宣传和媒介作用，中国已在西方国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的科举制已为西方文化输进新鲜的血液，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已被当时的欧洲各国广为赞誉。笔者认为中国的科举制首先对法、德两国发生了深刻的作用，而且可能最早受到中国科举制影响的是德国。 二、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一）对法国和德国的影响 中国与欧洲尤其是与法国之间，从17世纪末开始，出现了长达一百多年极不寻常的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化交流史。 从伏尔泰的诗歌和其他作品中，我们知道他是中国文明最真诚而热切的崇拜者，是所有的“爱慕中国”者中最狂热的一位学者。伏尔泰认为，中国自平民选择优秀人才为政府服务的方法很值得欧洲各国模仿。对中国文明始终加以赞扬的伏尔泰，对中国的科举制度也赞不绝口，不过伏尔泰美化中国科举制，其目的是利用中国来攻击法国封建王朝的专横。 一般而言，孟德斯鸠对中国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却用中国的科举取士谴责法国的以财富买官。孟德斯鸠读过不少欧洲汉学著作和中国典籍的译作。他从他的中国朋友黄嘉略处获知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材料，并将他们之间的谈话做成笔记，内容涉及中国宗教、政治和法律、历史、文字、民俗等。他在与黄嘉略的谈话中认为中国历代帝王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中国没有世袭的官吏和贵族，皇帝通过科举等途径选拔官吏。凡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出身如何，都有经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机会。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这有助于以儒家思想治国。除科举外，地方官吏还可以向朝廷荐举品德高尚的人充任官员。这种制度有利于提高官吏的素质。而法国实行卖官鬻爵制，宫廷以此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其结果是官员极端无能，唯以敛财为目的，百姓深受其害，而且代代相传，遗患无穷。 魁奈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在其著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专有一节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人一旦获得进士的荣耀称号，即无必要再为贫困而担忧，对他来说，这个称号本身就是一种保障。除了他能从亲戚和朋友那里收到不计其数的馈赠礼品以外，他肯定会被任命在最重要的政府机构任职……。” 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教育受中国竞争性文化考试原则影响很大，而从竞争性考试中选拔文职官员的制度通过学者们（尤其是伏尔泰）的宣传，在法国已是众所周知。 除了法国以外，德国也是较早提到中国的科举制并加以采用的西方国家，而且可能是最早吸收中国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平等竞争、公开考试的国家。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欧洲重视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之一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年）是一个有远见的学者，他在《中国新志》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中西文化应相辅相成的见解。曾多次建议西方君主向中国的科举制学习。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年）的著作中也有类似反映。正是这些学者的大声疾呼，于是在德国大地上还是小邦林立、战火纷飞之时，威廉占据普鲁士王权后就实行了一种“开明专制”的统治，并着手对官吏制度进行改革。当时考试制度已在普鲁士运用，如挑选军队中的军法官，就必须采用考试的方法。1713年，威廉一世规定所有的法官、律师等都必须经过国家统一考试后任命。1737年，考试的范围又扩大了，规定凡与司法行政有关的官吏都必须事先通过考试才能任命。1743年，菲特烈大帝规定凡到政府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先进行实习，期满1年后经过考试，合格的才可正式录用。1770年，政府又颁布法令，对考试内容、范围及其它方面加以补充，规定凡要在政府部门担任高级官员的，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凭，而且还要经过政府部门的考试。从这些措施我们可以看出，18世纪时，德国的文官制度已初具规模了。而其官吏制度的核心就是考试制度的运用，无疑是借鉴了中国的传统科举制度，吸收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精髓--平等竞争、公开考试。此后，德国的文官制度虽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并未作多大变动，德国的魏玛宪法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虽然法国、德国早期就吸收中国科举制精髓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但是较不稳定和正规，对其他国家影响也较小。而英国在16世纪处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它于1855年以后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系统而卓有成效，因而后来被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所仿效。英国成为中国科举制度对欧美文官考试制度影响的典型国家和重要中介。难怪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中说：“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二）对英国的影响 G·L·斯当东爵士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中国的考试据说永远公开举行。监考人员以及到场的长官和地方官员不许存一点偏见私心。举子得参加笔试及口试两种，这一点同英国大学考试制度有些近似。录取的人不止于取得一个科名，而且是做官的必要途径。即使考试落第的人，只是由于他参加了考试，有助于社会文化，也可以取得从事若干职业的身份。这种考试制度对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是公开的和平等的，没有人被排斥在这种机会之外。但事实上富人子弟受教育的机会比穷人子弟多，自然录取的机会也比穷人子弟多。虽然如此，有些天才的穷人子弟还是可以通过这种制度脱颖而出。至少有这种可能性对穷人来说就是一个安慰。官的权势是由自己的功名得来的，这也增加官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除非考试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有学问和才干的人是有一定的保证的。除非有特殊原因使人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这种制度对维持社会秩序是有利的”。他赞扬了中国的科举制和中国政府。 英国人麦杜思在中国封建制度已进入晚期，科举选士这一政治制度也已严重腐朽、凝固僵化了的19世纪中叶，在他撰写于1847年间的《留华札记》中，仍极力主张西方国家仿行中国的“公职竞争的考试制度”，高度赞誉：“中国的国脉之所以历久不坠，纯粹地完全是由于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于能起用贤能有学问的人。”对于麦杜思对科举选官制度的这一评估是否具有科学性，当然还要作具体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实际上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国家管理人才也不都是最优秀的人才，读书人中的精英豪杰也未必如唐太宗所标榜的“尽入吾彀中”。诚然，即使在现代社会，也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哪种人才选拔制度能够确保这一点，毫无遗漏地把所有优秀人才“入彀”，为国家所用。要求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完全做到“野无遗贤”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审视，麦杜思的评估是有道理的。 应该说在英国有着一大批中国的崇拜者。其中密迪乐最为持久并几乎是狂热地鼓吹实行中国科举制，他坚持认为：“中华帝国之所以长治久安，其原因仅仅是也完全是因为它有个只提拔德才兼备者的好政府。”他强烈呼吁建立起向全体英国臣民开放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从而提高英国行政官员的水平，并促进大英帝国的团结。而英国人约翰逊更认为：“知识和显赫是一回事，升迁是品德和能力提高的结果。”科举制使任何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学识和才具取得官职，即使皇亲国戚也是这样。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英国学者强调的不是中国科举制的具体实施的细节，而是合乎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内核和竞争的精神，这就是考试制度，公开竞争。一般学术界、教育界人士都认为，英国18世纪开始实行的考试制度是直接模仿中国的。《大英百科全书》就曾指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于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 （三）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文官制度是在英国文官制度的基础上，经过多次改革逐步建立起来的。但仍有详尽的证据表明美国文官制度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重要影响。 美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后，联邦政府任用官员的制度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华盛顿总统到亚当斯总统，任用官员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品格；第二时期是从杰克逊总统到1883年，任用原则是“政党分赃”；第三时期是从1883年现代文官制度确立以后，任用原则是“竞争择优”。 1868年10月，在中国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的美国人马丁博士（中文名丁韪良），出席了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会议，并宣读了题为《关于中国的竞争考试》的论文，在文中他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像新近实行文官考试的英、法、德等国一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并向长期有效地实行科举制的中国学习，其中说到：“在中国这种制度最为成功，如果此次能从他们的经验中获益，那么这不是第一次获益也决不会是最后一次，和火药、造纸术一样，这也会是我们大的获益的经验。他们的这些贡献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影响了现代社会彻底变革，其他的对经济文化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应该承认，如果我们采用了他们的测试候选人能力及为政府提供最佳人才的方法，那么我们心中的获益绝不会比刚才提到的那些发明对我们的影响少。” 另一位美国人施惠廉写了一本《最古老与最年轻的帝国--中国与美国》，在书中也极度赞美中国的科举制度，推荐美国政府采用。终于，任用制度的改革开始了，首先是从举行考试开始的。1853年，国会对一项拨款法案作了修正，要求“通过考试”来挑选政府工作人员，以使他们不致因无能而坏事。考试在这里一举而被提出了。然而，那时参加考试的往往只限于被提名的少数人，所以仍不能保证最合格的人入选。1870年内政部长D·科克斯发出行政命令，要求用公开竞争考试作为挑选政府工作人员的基础。1871年国会通过了一项至今有效的法案，授权总统制定有关美国文官的规程以提高行政效率。格兰特总统仿效英国建立了一个文官事务委员会，协助起草有关规程，并监督公开竞争考试的进行。这个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因为国会不予拨款而于1873年中止了活动。但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会终于在1883年通过了《调整和改革美国文官制度的法案》，即《彭德尔顿法》。从而确立了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功绩制原则，奠定了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的科举制在16世纪就为西方国家所悉，西方人把中国看成是西方文官制度的故乡，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项选官制度之所以盛行一千多年，原因就在于它留下合理的内核和竞争的精神，这就是考试制度和公开竞争。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变迁了，合乎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潮流即考试、竞争制度却长期被推行。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应该说西方文官政体是西方各国结合本国国情所创立的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官政体源于中国的科举制，而又在中国的科举制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选选机制对近代西方文官政体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科举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科举制具有恒久的价值。我们更需从科举制中吸收其合理的内核--“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精神，以期获得启迪和收益。
历次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赔款数额（1）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含《广州和约》规定的赎城费600万银元，英国商馆损失费62372银元；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的鸦片烟价600万银元、商欠3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2）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关平银1600万两，含中英《北京条约》中规定的英军军费银600万两、商亏银200万两；中法《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法军军费银700万两、商亏及抚恤费银100万两。（3）1874年琉球事件赔款①库平银50万两，含中日《北京专条》中规定的日本修道筑房费40万两、抚恤费10万两。（4）1876年马嘉理事件赔款②关平银20万两，含中英《烟台条约》中规定的军费、商欠、抚恤费。（5）1881年伊犁事件赔款900万银卢布，含中俄《改订条约》中规定的军费、商亏、抚恤费。（6）1895年甲午战争赔款库平银23150万两，含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的军费2亿两、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辽南条约》中规定的赎辽费3000万两。（7）1901年庚子赔款，含《辛丑各国和约》中规定的偿付诸国赔款关平银4．5亿两；地方赔款16886708两。（8）1906年拉---萨事件赔款，含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规定的250万银卢比。以上共计八大笔。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约为库平银956814007两，合关银941375451两，合1326323847银元。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查看全部4个回答拉网展架 专业制作公司北京拉网展架 专供，我们拥有优秀的制作拉网展架 写真...北京廷恩展览展示广告 纹身清洗 2019新方法，超有效 -...纹身清洗?2019上海皮肤科医院排名_...免费咨询：纹身一般价格多少上海江城皮肤病医院广告 相关问题中国两次鸦片战争赔钱折现在人民币多么元中国两次鸦片战争赔钱折现在人民币980亿元 1、两次鸦片战争赔款：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而且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有两个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次赔款。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约定：清政府须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600万元（银元），商欠300万元，水陆军费1200万元，共计2100万元。如果算上广州赎城费600万元，则总价可达2700万元。 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掳走清两广总督叶名琛，并成立以原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统治广州4年之久，直至《北京条约》签订方才撤出），中外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对英赔款400万两（白银），对法赔款200万两；第二阶段战争再兴，英法联军直接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外再订《北京条约》，规定：对英赔款军费600万两，商损200万两，对法赔款800万两。 2、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150至220元左右 清初的银两购买价值稍低于明朝，至清朝中晚期由于大量外国银两涌入中国，银两的货币价值下降到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即一两银子约相当于200元人民币左右。 3、两次鸦片战争赔款合计4900万两白银*200元/两=980亿元。7浏览838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清政府各赔偿白银多少两?各约占国库的百分之几?鸦片战争赔款一项是2100万银圆。 清政府还能负担，毕竟当时清朝年财政收入为5000万两白银。 甲午海战 赔款总共2。3亿两白银，其中2亿量是初期日本的要求，后期3000万两是“赎辽费”。 2。3亿两白银清朝根本无法支付，只能通过向外国借高利贷，借款的期限短的10年，长期的99年，签定各种不平等条约来还，包括日本在中国内地工厂的免税优惠，移交海关关税，由日本企业来承建满汉铁路，平汉铁路等等。 实际上中国即使到七七事变，都没有还清赔款，而列强并不是真的对中国还清赔款抱有希望，而是更看中通过赔款长期控制中国。1浏览172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分别是怎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600万银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银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银元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4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5银元。 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规定：中国给英国和法国赔偿军费各白银200万两，赔偿英商损失白银200万两。《北京条约》规定：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扩展资料： 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1840~1842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中英战争。1856~1860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实质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由于中国“闭关锁国”的思想，当时的满清正处于世界落后地位，为了打开中国对外的贸易大门，英国开始将大量鸦片输入中国。 十九世纪初期被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4000多箱，由于鸦片不断的输入，中国出现了鸦片烟毒泛滥的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人吸食鸦片，越来越多的人被鸦片所侵蚀。 这也使得当时中国白银大量向外流出，也使得吸食者在身体上以及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造成清政府部分地区工商业经济萧条。因此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止吸食鸦片。 1839年6月，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发起禁烟运动，顿时广州城沸腾了，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后，立即下令要求外商交出全部鸦片，在林则徐的严令要求下，鸦片商只好交出鸦片。这项禁烟运动总共缴获了三百多万斤鸦片。林则徐当即下令在虎门进行鸦片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在这场长达 6年的鸦片战争中，由于中国处于落后的状态，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此开始清政府向外割地，赔偿，迫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为英法联军之役或第二次中英战争，清政府战争伤亡人数约200000人，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战争之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条约，迫使中国丧失了东北以及西北地区总共150多万拼房公里的领土。 在这次战役中，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圆明园，摧毁了融合中外建筑特色的圆明园。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闭关锁国并且自给自足的国家，而战争后，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与外界通商，大大影响了中国的主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第一次鸦片战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第二次鸦片战争1浏览3801 2019-04-25为何鸦片战争后，中国流失的是大量白银而不是黄金？1、白银在清朝是主要流通货币。这是中国元明时期近300年对外贸易发展获得的。清初，白银大量从国外流入中国，大部分是外国银元。中国攒了几百年的从外国赚来的白银，因此这时白银成为中国主要的流通货币。当然，客观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的黄金储备基础； 2、在汉代，是铜钱和黄金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史记》中没有白银的说法，陈平用的黄金贿赂敌方，西汉官员的俸禄用的是粮食，而不是流通货币。所以，许多不同朝代的影视作品中都以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是不正确的。9浏览1413在鸦片战争中中国条约一共赔了多少钱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而且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有两个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次赔款。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约定：清政府须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600万元（银元），商欠300万元，水陆军费1200万元，共计2100万元。如果算上广州赎城费600万元，则总价可达2700万元。 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掳走清两广总督叶名琛，并成立以原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统治广州4年之久，直至《北京条约》签订方才撤出），中外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对英赔款400万两（白银），对法赔款200万两；第二阶段战争再兴，英法联军直接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外再订《北京条约》，规定：对英赔款军费600万两，商损200万两，对法赔款800
1.科学巨匠 • 华罗庚——自学成才识今古，论著充栋誉中外
华罗庚，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华罗庚少年时期命运多坎。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中贫困，他只好缀学回家。但不甘平凡的华罗庚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人生，他开始了顽强艰苦的自学之路。18岁那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数学论文。1920年8月，他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用6年半时间读完高中至大学的全部课程，同时学习英、法、德语言，并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5篇。虽然只有初中毕业文凭，但华罗庚一生研究成果卓著，写有10多部著作，200多篇论文，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2.科学巨匠 • 钱学森——五年归国漫求索，火箭航天导弹成
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在美学习工作20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决定回国效力，但遭到美国国防部和海军阻挠。美国海军次长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为此，他受到美国政府迫害，经历了长达5年的监禁生活；5年后，才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回国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发展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并参与制定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为中国火箭、航天和导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科学巨匠 • 杨槱——造船初心强国梦，海洋情怀永传承
杨槱，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家，中国船舶计算机辅助设计创始人、船舶技术经济论证开拓者、船舶帆船史奠基人。
少年看船、青年学船、中年造船、教船、老年写船，杨槱先生一辈子从未离开过船。以至于有人说，这位中国船舶界的“活化石”不只是在造船，更是在造梦——让中国成为第一造船强国。为传承情怀，杨槱先后捐赠了毕生积蓄的100多万元人民币，设立“杨槱院士奖学金”，激励晚辈学习奋发，并培养了一大批造船界的骨干精英。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徐芑南（“蛟龙”号总设计师）、朱英富（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总设计师）、曾恒一（中国第一艘海洋石油钻探船设计师）等都是他的学生。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船舶海洋事业发展的同行者与见证人。
4.科学巨匠 • 霍金——瘫坐轮椅研黑洞，身残志坚探宇宙
斯蒂芬·威廉·霍金，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
命运对于霍金来说残酷到了极点。21岁，霍金因身患绝症（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而完全瘫痪，从此被禁锢在轮椅上。43岁，他又因肺炎手术被剥夺了说话的能力。数十年残酷的病痛折磨，霍金从未轻言放弃。在全身瘫痪不能言语的情况下，他写下了著名的《时间简史》，并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是当之无愧的“宇宙之王”。
5. 科学巨匠 • 柯俊——冶金“宗师”，科技报国
国际著名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 他是钢铁科学与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开拓者，我国金属物理专业的奠基人，可谓是冶金界的“一代宗师”。甚至立下遗愿，将遗体捐献给母校武汉大学，用于医学研究，为科教事业作最后贡献。
36岁的时候，他就因为首次发现了钢铁中贝茵体的切变机制，被国外同行称为“贝茵体先生”。美国、德国和印度等国的科研机构先后向他发出邀请，他都婉言谢绝。他说：“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那里一吨钢的作用，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
6. 科学巨匠 • 南仁东——拼二十余载，铸大国重器
南仁东，国际天文界的一流科学家，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天眼”，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的国家。
早在1984年，他就成为全世界最顶尖的天文科学家之一。他放弃一切选择回国。他说：“在我眼中，知识没有国界，但国家，要有知识。”
在当时的中国探测宇宙没那么容易，他胼手砥足二十余载，带领团队翻山越岭，克服艰难险阻，甚至化身推销员去跟合作单位拉赞助。在FAST项目动工之后，南老亲自参与到项目的每一个环节，因为来之不易，他尽善尽美。“中国天眼”FAST 望远镜，这个让世界瞩目的国之重器就是这样，一砖一瓦的修建完工。
7. 科学巨匠 • 朱显谟——黄河流碧水，先生终梦圆
朱显谟从中央大学农业土壤肥料专业毕业后，就投入到改良土壤的使命中。他认为治黄问题实质上是黄土高原的土地合理利用问题。为此，他积40余年科研成果和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治理方略并被采纳。
他在88岁时表示：倘若一切顺利，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也许还能看到'黄河流碧水’呢！然而走过了一个世纪的的朱显谟，因病于2017年10月逝世，享年102岁。
为了心中“黄河清”的梦想，朱显谟先生默默奉献，为黄土高原治理与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爱党爱国，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和大西北的青山绿水不懈奋斗了一生。
8. 科学巨匠 • 高伯龙——科学梦不泯，化作至强光
高伯龙是国防科技大学原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世纪，他率领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究团队从零起步。没有实验室，没有试验设备，没有经费，他带领大家克服困难。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艰苦鏖战，1994年11月8日，中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在“陀螺人”们手中诞生，填补了我国激光领域的空白。
进入耄耋之年的高院士已是步履蹒跚，哮喘病、高血压已拖垮了他的身体。然而，他依然像红烛一样拖着带病的躯体坚持工作，用自己率直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化作一束至纯至强之光，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
9. 科学巨匠 • 李四光——无愧党和人民，堪称后世师表
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 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10. 科学巨匠 • 邓稼先——默默无闻数十载，中国核武动乾坤
邓稼先 （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开创祖国的未来，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红旗，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国难当前，方显英雄本色！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他面对重重困难，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站在选择面前，他毫不犹豫，愿以身许国，因为他心中怀有梅风傲骨，是龙的传人，这是不可动摇的内心、血液。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却又在众人面前不动声色，默默无闻。
11.科学巨匠•钟扬——跋涉藏区十六年，双肩承载满誓言
钟扬，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1/5。
超越海拔6000米，抵达植物生长的最高极限，跋涉16年，把论文写满高原，倒下的时候，双肩包里藏着你的初心，誓言和未了的心愿，你热爱的藏波罗花，不求雕梁画栋，只绽放在高山砾石之间。2017年9月25日不幸遭遇车祸逝世。2018年3月29日中央宣传部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9月25日，钟扬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
12.科学巨匠•茅以升——跨长江，天堑变通途；扬国威，中华显力量
茅以升，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上世纪30年代，他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我国桥梁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晚年，他编写了《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在工程教育中，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教育改革，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长期担任学会领导工作，是我国工程学术团体的创建人之一。1989年11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13. 科学巨匠•王选——实干兴邦，科技助国
王选，(1937年2月5日-2006年2月13日)，江苏无锡人，出生于上海，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当代中国印刷业革命的先行者，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被誉为"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
王选院士最突出的是他的创新精神，在世界上他首先用激光照排技术实现了印刷革命，使中国在这一领域领先于国际水平。王选院士既是优秀的科学家，又是杰出的企业家;他既有精湛深厚的学术造诣，又有坚毅不拔的实干精神。他通过创办方正，实现了中文激光照排技术的产业化，为自主创新发展中国的科技和产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4.科学巨匠•黄旭华——本是中流砥柱，甘愿默默付出
黄旭华，男，87岁，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被选中参研核潜艇，他把家安到实验基地。没有参照无计算机，他带领团队从研究模型起步，靠算盘演算出成千上万数据，还为获一手资料亲自深潜。因工作保密，30多年只见了母亲一面!
在他带领下，我国研制出自己的核潜艇。正如感动中国颁奖词所说：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15.科学巨匠•钱伟长——只要祖国需要，甘愿弃文从理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他为中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钱伟长一生传奇，年轻求学时弃文从理，只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晚年，他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16.科学巨匠•李政道——身在海外，心系国家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出生于中国上海。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
李政道和杨振宁是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真是用心良苦，竭尽全力。
17.科学巨匠•叶培建——为国担责，义不容辞
叶培建,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月生，江苏泰兴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在各号嫦娥方案的选择和确定、关键技术攻关、大型试验策划与验证、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8.科学巨匠•吴文俊——创“中国方法”，寻数学之“道”
吴文俊,男,汉族，中共党员，1919年5月生,2017年5月去世，上海市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作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影响深远。
他用算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了分析,同时提出用计算机自动证明几何定理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吴方法”。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科学巨匠•孙家栋——航天报国，初心不改
孙家栋,男，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4月生，辽宁复县人,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科技委主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七、八、九、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
20.科学巨匠•顾方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顾方舟，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6月生，2019年1月去世，浙江宁波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研究员。他是我国脊髓灰质炎赛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
他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人无脊髓灰质炎时代。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二、邓稼先的光辉一生（徐焰）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选自2001年6月25日《北京青年报》）三、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友谊（徐胜蓝、孟东明）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全国上下为这位中华精英过早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不知邓老今何在？忠魂长眠长江畔。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写道：踏遍戈壁共草原，三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国务院总理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这样悼念邓稼先。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打来了唁电。杨振宁先生和邓稼先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让我们读一读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撰写的《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的一段吧！“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稼先没有虚度此生！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历史没有忘记他们！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2集的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在第8集里，有这样的画面和解说：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壮丽场面展现在荧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国人民、套红的《人民日报》号外……，邓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躯也出现在荧光屏上。……“1971年，当杨振宁得知，中国两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成的，他离开宴席走进了洗手间，那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选自《杨振宁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邓稼先）当大漠的苍茫点缀了蘑菇云的硝烟,当五星红旗升起在联合国的上空.是他,长空铸剑,吼出雄师的愤怒；是他,以身许国,写下山河的颂歌.殷红热血,精忠报国,他是共和国忠诚的奠基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中华民族不倒的脊梁（邓稼先）他,一个忠厚朴实的人,却毅然决然地参与了我国核研究工作；他,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戈壁的风沙吹散了他的姓与名；他,一个满腔热血的人,为祖国隐姓埋名几十年.当岁月的车轮碾过那片戈壁时,他的脸上也留下了车辙；当戈壁风沙在天空狂舞时,那个不知道是谁的灰色身影与风沙融合在一起.他是党最忠心的儿子,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邓稼先）国难当前,方显英雄本色!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他面对重重困难,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站在选择面前,他毫不犹豫,愿以身许国,因为他心中怀有梅风傲骨,是龙的传人,这是不可动摇的内心、血液.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却又在众人面前不动声色,默默无闻.他,是忠义之大者!——谭静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邓稼先为了祖国,他默默无闻,隐姓埋名31年,壮大的蘑菇云见证了他的伟大,他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就算在临死前,他也面不改色,始终想着祖国,他是真正的中国男儿.大哉邓稼先（邓稼先）他是黑暗里的一支火把,将中国引向繁荣；他让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如一把利剑,吼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他把生命放在危险之间,把国家领向安全地带（邓稼先）他,一个在几十年前鲜为人知的名字.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对中国,对儿时的誓言,对科学事业,都是无愧的.那是亿万中国人牢记的日子：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成功,也正是他为中国留下了永垂共和国史册的光辉篇章!踏遍戈壁共草原,群力奋战自当先.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 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一、爱国精神，邓稼先小时后生活在北京，那是在抗战时期，面对日本人的罪恶行为年幼的他认为自己一定要报效祖国。他从西南联大毕业考上了美国普渡大学，又从美国毕业后回国，回国后隐姓埋名28年投身原子弹制造。到了 1986年7月29日全身大出血逝世。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描述邓稼先的一生再合适不过了。二、对工作的认真，邓稼先对工作的认真让人万分敬佩。在研究原子弹制造时需要大量的计算，而当时的计算装备只有算盘和每秒计算十次的计算器，要么只用纸和笔。很难想象当时是怎样计算的，但即使是这样，邓稼先对工人们算出的结果还要亲自验算一遍。说他认真，真是当之无愧。三、不迷信权威，当时苏联人走前味邓稼先留下了一串数字，但是邓稼先和他的团队反复验证，证明苏联专家的结果是错误的。
成藏动力学自提出以来，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和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在盆地形成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和盆地（充填）动力学、成烃动力学、排烃动力学、流体输导系统、油气成藏机理与充注历史分析等各个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1.盆地形成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和盆地（充填）动力学
板块构造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使盆地研究找到了新的切入点，人们通过板块构造理论重新认识沉积盆地的成因与演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D′kinson（1993）率先强调了盆地研究的集中点应该由盆地类型研究转向盆地形成演化的动力过程研究。李思田等（1995）基于盆地与板块构造格架的关系提出了众多盆地分类方案。盆地动力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盆地的成因，通过定量分析反映盆地动力过程的参数，以阐明各种盆地动力学控制因素的联合、复合作用及演化中的过程序列，了解盆地演化与发生在深部，包括地壳和岩石圈以下物质的状态和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板块相互作用过程中所造成的成盆区应力场。
盆地（充填）动力学的研究依靠层序地层学、事件地层学、构造—地层分析、精确定年技术（高分辨率古生物学和同位素技术）互相结合，构成等时地层格架，盆地中沉积体系三维配置加上时间关系研究的四维系统理论和研究的方法。这些不同学科、不同分支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密切结合，使盆地（充填）动力学过程的研究产生了飞跃。高分辨率事件地层学的研究精度比传统生物地层学方法提高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对有效预测盆地烃源岩和输导体系的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2.成烃动力学
按照Tissot（1978）干酪根降解生烃理论，油气的成因主要是地下的沉积有机质在热力作用下的化学反应过程。根据温度与时间的相互补偿原则，成烃热模拟和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计算对大多数典型烃源岩干酪根的成烃研究有了很大发展。沈忠民（1999）、卢双舫（2000）等提出了多种动力学模型，如总包又可细分为总包一级动力学模型、分段一级动力学模型和总包多级动力学模型、最大反应速率模型、平行一级反应模型、无数平行一级反应模型、以沥青为中间产物的平行连续反应模型和活化能随转化率变化模型等。目前，有机质成烃动力学的研究不仅能从动力学的角度加深对有机质成烃过程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为油气生成量的计算提供了一种重要方法。
3.排烃动力学
近十几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在烃源岩排烃机理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在排烃相态方面，石油和天然气有所不同。郝石生（1994）等通过气水高温、高压实验和分子扩散实验分析，认为水溶相和分子扩散对天然气排烃具有重要贡献。李明诚（2000）认为油气藏中聚集的主要是油相和气相，石油以油相、气溶相，天然气以气相、油溶相运移最为有效。在排烃相态方面，目前人们对泥岩烃源岩的压实排烃动力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Leythauser等（1994, 1995）、张博全等（1995）、刘德汉（1996）等认为化学压实作用为碳酸盐岩烃类排驱到输导层或直接进入储层提供动力。由于烃源岩物性差、孔隙流体容易形成异常高压，微裂缝排烃往往是烃源岩主要的排烃方式。王新洲、周迪贤（1994）对济阳坳陷研究发现，烃源岩孔隙度＞10%才可引起自然水力压裂，否则一定要有油气增压的加入才有可能。Berg等（1999）通过对密闭系统的烃源岩孔隙体积、油气生成和压力之间关系的模拟研究认为，深度在2900m，有机碳含量低于0.7%的烃源岩，即使有机质的产烃率达到100%也难以形成微裂缝排烃。相比之下，对于高渗透性岩石，由于流体的流动降低了剩余流体体积，而不会使其在生烃过程中的剩余压力很大；低渗透性烃源岩中有机质含量高、产烃率大时，孔隙压力可能增大到足以造成破裂，从而产生裂缝并提高渗透率，剩余的油气就可以从这些裂缝中逸出。目前，烃源岩排烃的定量研究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如石广仁等（1996）在动力学方面通过建立地质模型和数学模型来定量评价烃源岩的排烃史，陈义才等（2002）根据烃源岩在生烃、排烃过程中烃类产物的质量守恒原理，将压实、扩散、水溶和微裂缝排烃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建立了多种排烃机理的微分数学方程，采用有限差分法模拟求解压实—扩散排烃模型。
4.地层流体压力预测
地层流体压力研究的核心是异常地层压力的形成、分布及其与油气藏形成与分布之间的关系，它是成藏动力学系统研究和划分的依据之一。现今流体压力研究主要进展表现在利用测井及地震资料预测异常地层压力。Bowers（1994）提出了一种不需要建立正常趋势线而用有效应力与声波速度之间的原始加载及卸载曲线方程直接计算有效应力、进而由有效应力定律确定地层压力的方法。古流体压力与油气的运聚具有更密切的联系。相对于静水压力，沉积盆地可出现超压或异常低压，其中超压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超压是沉积盆地演化过程中的动态现象。尽管超压的发育与多种因素（包括不均衡压实、生烃作用、水热增压、粘土矿物脱水、构造应力等）有关，Hunt（1998）对非强挤压背景地区，提出了产生大规模超压的两种机制，即压实不均衡和生烃作用。
5.油气运聚的动力学机制及类型划分
油气成藏的动力学机制是复杂的，类型划分方案也是多样的。
康永尚、郭默杰（1998）提出流体运移的6种动力源：深部动力、沉积过程中产生的自源动力、热力、地应力、水动力、浮力。不同的动力源产生的动力有不同的作用方向：深部动力、热力与地应力的作用方向是由深部到浅部；沉积过程中产生的自源动力、沉积压实流体水动力的作用方向由高势区到低势区，由深部到浅部，由盆地中心向盆地边缘；浮力的方向是由深部到浅部；地表淋滤水动力方向是由浅层到深层，从盆地边缘向盆地中心，与压实流体的运动方向相反。在流体动力学中，热力、地应力、水动力和浮力的水动力学机制研究进展迅速。
田世澄（1997）等根据流体动力学系统的开放程度分4种类型：①强开放的重力驱动型，由造山运动导致的地形高差引起的重力驱动流占主导地位；②弱开放的压实驱动型系统，压实驱动是流体动力学系统的主要动力源；③相对封闭的流体封存箱型，热力和地应力对封闭系统的增压和破裂起关键作用；④滞流型，没有一种动力对油气运移发生重要作用，仅见于深盆低压气藏（深盆气）。
田世澄、张树林（1996,1999）、李莜瑾（1999）根据动力学特征或封闭条件将成藏动力学系统划分为开放型、封闭型、半封闭型3种类型；根据压力特征，又可分为超压成藏动力学系统、常压成藏动力学系统和低—负压成藏动力学系统；根据油源特征，还可划分为自源成藏动力学系统、他源成藏动力学系统和混源成藏动力学系统。而张树林等划分为单源、双源和三源3种成藏动力学系统。实际应用中常要考虑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并且常在前面冠以生油凹陷的名称，以示地区和范围，故划分的成藏动力学系统常采用复合命名法。
6.流体输导系统
在含油气盆地中，砂岩和某些碳酸盐岩、不整合面、断裂等构成流体输导系统。在不同尺度上有效地预测各种输导体的流体行为和输导能力是成藏动力学研究的基础。输导系统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砂体分布及输导能力预测和断裂流体行为的深入研究两个方面。由于沉积学、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地震盐隆预测和地层模拟技术的发展和综合应用，砂岩型输导层分布的预测能力已明显提高。Giles（1997）系统论述了不同地质条件下流体的流动、物质搬运和能量传递及其成岩效应，为砂岩输导能力的有效预测奠定了基础。此外，断层的结构、输导能力和流体行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断层带的流体输导能力和流体沿断层的垂向运移取决于断裂带的结构、断层的力学性质及活动强度等。Hooper（1991）、Roberts（1996）等认为流体沿断裂带的运移可能是幕式的，而且在超压盆地中，流体沿断裂带的幕式运移可能引起局部温度、压力异常。O′Brien（1999）等提出断裂在活动期具有较强的流体输导能力，晚期构造运动引起的断裂活化亦可明显增强断裂的流体输导能力，诱发大规模的流体运移，并控制油气的分布。
7.油气运移路径和运移主通道
油气在储层中二次运移路径十分复杂，但总是沿着毛细管阻力小的有利路径进行运移。Schowalter（1979）认为，烃类在运载层中运移，仅通过运载层上部几英尺的厚度。在均质条件下，运移通道位于运载层顶部，残余油也集中在运载层的顶部，而不是分布在整个运载层中。从盆地规模看，油气沿运载层垂直于地层走向朝上倾方向运移时，也主要集中在有限的运移通道上。England等（1987,1993）认为油气二次运移主要集中在少数“高速公路”上，只占运载层的空间比例约10%左右。近年来，Catalan（1992）、Carruthers（1995）、Thomas（1995）、Hindle（1997）、曾溅辉（2000）等对油气的二次运移过程进行了大量的模拟实验和数值模拟研究证明：①油气二次运移只通过局限的通道进行，油气运移空间可能只占据整个输导层的1%～10%；②输导层油气的运移路径受控于输导层顶面或封闭层底面的三维几何形态；③在生烃凹陷及其附近，油气运移路径形成密集的网络，而远离生烃凹陷，运移路径逐渐汇集。郝芳等（2000）根据油气二次运移的主要动力（浮力和水动力），利用射线追踪（ray trace）技术，可以从生烃凹陷出发对油气运移路径和主通道进行三维预测。
8.油气充注历史
油藏注入史研究是油藏地球化学研究的内容之一，其基本原理是根据流体非均质判断油气运移的通道方向、推断油气充注的时间。因此，油藏注入史研究对认识油气成藏过程也有重要作用。就单一油藏而言，同一油源不同时期产生的石油以及不同源岩同一时期产生的石油在组分上均具有内在的差异性。当石油向储层注入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有明显的非均质性。England等（1987）通过Fortiers油田的地球化学研究，首次将人们早已认识到的油藏流体非均质性现象与成藏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油藏充注与原油混合模式。近年来，Hoffmann（1988）、Bodnar（1990）以及我国学者王铁冠（1997）、潘长春（1998）、宋长玉（2002）等在油藏注入史研究主要采用流体包裹体分析技术，并在很多地区或油田得到广泛应用。
9.成藏动力学系统的定量模拟
成藏动力学系统的定量模拟的目的是恢复油气成藏的演化历史，追踪油气运聚的动态过程。随着油气成藏密切相关的各种化学动力学和流体动力学过程和模型研究的不断深入，盆地演化和油气生成、运移和聚集过程的模拟技术不断改进。二、三维盆地模拟系统可作为成藏动力学系统定量模拟研究的基础。目前盆地模拟技术对稳态流体的模拟较为成熟，对幕式流体的模拟尚待改进。尽管目前的模拟技术作为预测油气分布的有效工具尚待完善，但计算机模拟为石油地质学家认识和再现地质历史中油气成藏的化学动力学和流体动力学过程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地层水中存在不同的化学成分。笔者把所有经过过滤肉眼不能辨认而溶解在水中的液态烃类和气态烃类组分，统称为水溶烃，包括溶解烃和水溶气。溶解烃的研究工作开展不多，见有零星报道（侯读杰等，2001；李贤庆等，2002）。这里仅对水溶气的研究作一概述。
1.水溶气的地球化学特征
水溶气在自然界分布极为广泛，只要沉积盆地中有过产气过程，同时有地层水存在，即可形成水溶气。溶解在油气田水中的烃类气体，主要是甲烷，但也含有一定数量的重烃，部分氮、氢、氦、二氧化碳及硫化氢等。刘崇禧（1988）指出，我国鄂尔多斯、江汉、苏北及华北等含油气盆地的油田水中，重烃含量高，重烃系数一般都超过0.2，最高可达0.45。
据伊利琴科（1984）的研究，俄罗斯高加索地区不同性质的烃类矿藏，水溶气中重烃的含量是不同的。气藏分布区水溶气中，乙烷含量小于1%，没有丙烷和丁烷；凝析气藏分布区，乙烷＞1%，丙烷＜1%，丁烷＜0.35%；油田水中，乙烷＞3%，丙烷＞1%，丁烷也大于1%。上述水溶气在化学组成方面的差别，与油藏、凝析气藏和气藏的气体组成及烃类在地层水中的溶解度有关。
刘崇禧等（1983）研究了我国潜江凹陷和松辽盆地油田水中水溶气的某些变化规律后认为：①潜江凹陷垂直地层剖面上，油田水中溶解烃类气体的含量，在主要生油层段（潜二段、潜三段）处最高，尤其是重烃含量急剧增加，说明是有机质演变的产物；②松辽盆地主要层系从嫩江组到泉头组，即随油层时代变老，水中甲烷含量增加，其平均值为萨尔图油层30.86%，葡萄花油层38.1%，扶余油层70.07%。这种情况可能是受有机质演化程度的影响。
CH4/N2和烃类气体/N2可作为预测含油气性的指标。据辛格尔（1966）提供的资料，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油藏的烃类气体/N2＜14，气藏则大于14；而罗曼纽克（1971）则认为前喀尔巴阡坳陷地区产油气层地下水中烃类气体/N2达4～50，而“空”构造地下水中该比值经常小于4。烃类和氮气的含量分布也是变化的，通常越接近油气层，油层水中烃类气体的含量增加，氮气减少。
天然气在水中的溶解度取决于温度、压力及水的性质和天然气的成分。郝石生等（1993）进行了室内实验研究，较系统地探讨了地层压力、温度、矿化度、水型和天然气组分与天然气在水中溶解度的关系。
2.水溶气藏的分布
根据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水溶气藏分析，其主要特点如下。
水溶气藏广泛分布于中、新生代海相和陆相沉积盆地中，而多数则分布于古近系、新近系和第四系海相及海陆过渡相地层中。如俄罗斯克里木半岛的古近系、新近系、白垩系和侏罗系海相地层，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古近系、新近系、第四系海相地层，匈牙利多瑙河平原始新统和三叠系的海相裂隙性灰岩。
从其分布的大地构造单元看，多出现在年青的快速沉积的活动性的大陆边缘沉积盆地或稳定陆台中的坳陷盆地。前者如日本、美国、菲律宾的水溶气田，后者如俄罗斯、匈牙利的水溶气田。水溶气田的储集层岩性以细碎屑岩为主，多储存于上下由压实泥岩封闭的孔隙性较高的细砂岩层中。许多水溶气藏的分布与高压或异常高压带有密切关系，从高压带往往能得到高产水流和水溶气。
水溶气藏的圈闭条件和气源条件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背斜、单斜、向斜、断块等，可以是自生自储、新生古储、古生新储。气源多是有机成因的，包括生物气、伴生气和裂解气。日本的低压水溶气多产自古近系、新近系和第四系，成分以甲烷为主，几乎不含乙烷以上重烃。尼泊尔的水溶气也以甲烷为主，但含有CO2和N2。俄罗斯克里木半岛异常高压带的水溶气组分具有随深度增加甲烷含量相对减少，乙烷以上重烃含量增加的分布规律。
俄罗斯A.C.帕仕金科等研究了油气藏附近地下水中所含气体量的分布规律后，提出了含油气盆地中水溶气的分布模式，即气体晕圈原理。他们认为：在近烃源的水中气体饱和度先是增加，而后随距离变远而减小，而且甲烷带离烃源较近，N2、CO2带离烃源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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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为您写中国姓氏起源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中国姓氏起源、流变和姓氏学概述〔摘要〕中国姓氏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即母系氏族社会，先有姓。至父系氏族社会始有氏。此后至春秋时代，氏尊而姓微。战国时代姓与氏通用而不分贵贱。秦汉及以后，姓氏合二为一或并言。具体的姓氏来源成千上万。迄今姓氏有两万余个，按逻辑归纳有17类，其分布以中国为主，遍及世界193个国家。历代因门阀与赋税的需要，皆重姓氏学。姓氏学研究发轫于春秋（以《世本》为代表），兴起于两汉，继起于东晋南北朝（以南朝梁和北朝北魏为代表），兴盛于唐宋，复兴于明，鼎盛于清，全盛于当代（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始）。《中国姓氏起源考与历史名人》一书具有四个特点和两大价值。值做到一读。〔关键词〕姓氏起源流变姓氏学姓氏辨类四个特点两大价值接到衡阳胡秀华先生送来的《中国姓氏起源考与历史名人》书稿将近一年了，我迟迟未敢下笔作序。这部书洋洋260余万言，是胡先生十几年心血的结晶，我如随意涂鸦，将有损本书的光彩。因此，当时我便建议他去请何光岳先生作序，他说是何光岳先生特别推荐来请我的。本书不但部头大，书中参考与征引书目多达150余种，需要稽核查证；本书对500个姓氏进行了概说与探源，并于每个姓氏后都编有名人传记，他所运用的资料覆盖了二十六史和历代的方志及私家着述，吾非博闻强志之人，许多地方都逼使我重温旧典。功课做完之后，尽管才疏学浅，我还做到写几句话以就教于读者诸君。一、姓氏起源、流变与姓氏学关于我国姓氏起源，古今许多姓氏研究的专书都有探讨。但其中存在一些问题，或纵不能达远古，或中不能明朝代，或源不能识类别，或横不能见联系，总之是不成系统，不够完善。胡秀华先生的这本书，于单个姓氏探源考订用心良苦，限于他本书的体例，也未便从总体上付诸系统的论述。我遂借弁言之机，对姓氏起源与流变，乃至姓氏学的情况，做一总体的鸟瞰。或略补姓氏研究之缺，亦祈于读者有所裨益。世界万事万物各有其本源与发展，但在地球上，如果没有人类对它们的关注，便都不会有文献历史。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说，没有人就没有历史。文献历史，是通过文献记述的人及其与人相关联的事物的本源与发展。人是人类区别于低级动物的总称，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其个性特征，但如果每一个具体的人没有一个专属于他的符号，便无法进入集体的劳动与生活，也无法进入文献历史，因此，姓名便应运而生。人类是先有姓而后有氏然后而有名字的。人的姓氏是随着从古猿到猿人，到智人（古人），到新人（现代人）的进化的需要而产生的。亚洲南部与非洲北部相邻地区的古猿，在适应自然界的变化的生存发展中，大约在七八百万年前有部分幸运者便变成了猿人。他们是“正在形成中的人”，是能够“拿棍棒的猿群”。这一时期，恩格斯称其为人类的童年，即“蒙昧低级阶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描述他们“过着群团的生活，实行杂乱的，没有任何家族，在这里只有母权能够起某种作用。”（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云南省禄丰新生代上新世地层中发现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距今约八百万年。说明中国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在早更新世三百万年至中更新世二十至三十万年前，猿人为了生存，在劳动中改变了自身本质，已进化为直立人，即“完全形成的人”。这时的猿人能用火，制造劳动工具，血缘同辈通婚，它是人类蒙昧中级阶段。猿人从能够拿棍棒进化到直立行走、形成血缘家族，经历了漫长的七百七十多万年，考古学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在《贺新郎》词中曾这样描述这一时期：“人猿相揖别，有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距今约二三十万年以前或稍后的更新世中期后一段时间，直立人已进化到智人（古人）阶段。血缘家族公社已发展到母系氏族公社阶段。陕西大荔人头骨化石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在距今约五万年前，早期智人已发展到晚期智人阶段。这一时期母系氏族公社有了较大发展，由于地域和劳动形式的不同，人类不同肤色和种族也已形成。这一时期，广西柳江人、山西峙峪人、周口店山顶洞人、四川资阳人、内蒙古萨拉乌苏人（河套人）、广西来宾麒麟山人、山东新泰人、辽宁建平人、云南丽江人、台湾左旗人等，都有化石出土。从早期智人到距今一万年前的二三十万年间，智人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劳动工具做到到改进，而且有了半地穴式的简陋房屋。考古学将这二三十万年称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夏以前，姓与氏是两回事，它们并没有同时产生，而是先有姓后有氏。姓与氏的贵贱，也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母系氏族早中期，有姓无氏，姓是女人的尊荣，以“老祖母”为中芯，形成大小不同的氏族公社，男人是既没有姓也没有氏的。《国语·周语》云：“姓者生也，以此为祖”。“姓”字的象形字，是“女”在上而“生”在下，是女人撑开双腿，刚生出一个小孩的状态。“姓”字本身，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至母系氏族中后期，男人始有氏，但姓贵而氏贱。是所谓“男子称氏，妇人称姓。”（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至父系氏族时期，男女的地位反过来了，表现在姓氏上，则氏为贵，姓为轻。当时的庶民奴隶是既无氏也无姓的，他们只有名字。即“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而无氏”。（同上）那一段漫长时期的通婚状况是“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同上）历史发展到大禹时代，建立了中国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它完成了由部落大联盟共主（酋长）的选举制度到君主世袭制度的蜕变，王权与男权一次达到顶峰时期。所有的官爵、土地、人民都是君王的，所有的达官贵人的姓氏也全由君王赐予。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隐公八年》），就是这个意思。“胙土命氏”对姓氏发展的贡献，是开启了中国以官为氏、以国为氏、以地为氏、君王和主人赐氏的先河。夏、商、周三代历经约14个世纪（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辞海》所附三代的世系表），48位王者，但一直沿袭着“胙土命氏”（或曰“胙土分封”）的制度。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带来了姓氏的稳定和发展。它的发展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父系“氏”的不断强盛和母系“姓”的逐渐衰微。到了周代，姓氏已开始混淆，而以男子的氏为贵。如《仪礼·士昏礼》云：“祝告称妇女之姓，曰：‘某氏来妇。’”前说称道妇女之专用“姓”，而祝告时却称的是妇女之父亲男性专用的“氏”。这为以后的姓、氏合一奠定了基础。春秋时的“赵太后”等，则是直接以她曾经依附的男性的氏为称谓了。二、君王所赐氏的氏族做到到迅速发展。除了王族之氏和王族尊崇的古来姓族外，其他的一切官名、地名、国氏、族氏，皆为君王所赐。三、以国为氏、以地为氏的支裔氏族日益增长。如夏之后封于杞，杞又分出娄、楼、鲍等支裔。如商封子族于宋，宋又分出戴、微、衍、边、向、起、合、宣、牛、皇甫、司徒、萧、穆、完、乐、正等等支族。周分封亲族诸侯80余国，各诸侯的支裔繁衍达2000余氏，人口几占中国之半。中国姓氏起源论文范文结：关于中国姓氏起源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中国姓氏起源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1、中国近代史论文3000字2、中国校外教育杂志社3、中国社会科学期刊4、中国现代医学杂志5、中国畜牧杂志6、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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